一

1989年1月20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任美国总统，这一年的开始非常平静。作为里根的副总统，布什曾目睹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但是比起他的前任，他并不那么确信这些事件具有的革命性的本质：“当我们就职的时候，我们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了吗？不，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能力规划它。”⁴这位新的行政首脑打算先停一停以重新估计形势，于是下令花几个月来重新评估美苏关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这位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显得更为怀疑：

我很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动机并且对他的前途心存疑虑……他试图以温柔来杀死我们……我的担心是，戈尔巴乔夫要说服我们裁军，却不对苏联自身的军事架构采取任何根本性的举措，这样在大约十年之后，我们就会面临一种比以往更严峻的威胁。⁵

而在戈尔巴乔夫这一边，则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布什政府。“这些人在冷战岁月中被培育起来，并且仍然没有任何其他对外政策的选择，”在布什就职前不久他对政治局如是说，“我认为，他们仍然担心他们可能处于失败的一方。很难指望有大的进展。”⁶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都并无太多预料，这说明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太多的掌控。那些由约翰·保罗二世、邓小平、撒切尔、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自己在过去十年中精心造就的对现状的挑战，已经使现状变得缓和，甚至那些难以预料的来自鲜为人知的领导人甚至无名小卒的攻击都使它显得十分脆弱。科学家们称这种状况为“临界”状态：这个系统中某一部分发生的细微变化可以改变甚至摧毁整个系统。⁷他们还知道，预测这种崩溃在何时、何地、如何发生，或者其影响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不是科学家，但他明白了这一点。“事件的发生瞬息万变……不能落于其后……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只能如此，别无他途。”⁸

这种居领导地位的政党奋力争夺不甘于后的模式最早出现在匈牙利，自从赫鲁晓夫镇压了1956年卡达尔·亚诺什政权的起义后，匈牙利缓慢、稳步而谨慎地在苏联阵营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匈牙利已经拥有东欧最发达的经济，并且开始实行政治自由的试验。年轻的改革者们迫使卡达尔在1988年退休，1989年初年轻的匈牙利总理米克罗斯·内梅特（Miklós Németh）在莫斯科拜访了戈尔巴乔夫。“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内梅特提醒他的东道主，“并且他们的领导人首先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负责。”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反对。他承认，1956年发生的抗议最初是“由于人民的不满”。之后它们“升级为反革命运动和流血冲突。这一点是不能被忽视的”。⁹

匈牙利人当然没有忽视戈尔巴乔夫的话。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官方委员会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它认定，这次反抗是“一场针对使这个国家受辱的寡头政治权力体制的群众起义”。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这一调查结果，当这一点变得很清楚时，布达佩斯当局批准举行一场正式认可这一结论的仪式：重新安葬领导起义并最终被赫鲁晓夫下令处决的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20万匈牙利人参加了这场国葬，这是一个发生在1989年6月16日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同时，内梅特自行决定，采取了一个更重要的步骤。他拒绝批准为继续维护设置在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的带刺铁丝网提供资金，1956年事件发生后难民曾试图越过铁丝网逃亡。随后，他以这种铁栅栏已经过时并且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为理由，下令士兵把它们全部拆除。东德人大为惊恐，向莫斯科抗议，但是获得的回复令人吃惊：“我们对此无能为力。”¹⁰

自雅鲁泽尔斯基早前释放了瓦文萨并取消了戒严令以来，让人同样未能预料到的进展发生在波兰。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政府就同仍然处于被官方禁止状态的波兰独立自主工会跳起了一场微妙的舞蹈，它们二者各自寻求统治的合法性，但又相互依赖。到1989年春，波兰经济再一次陷入危机。雅鲁泽尔斯基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他再次承认了独立自主工会，并允许它选派代表参加为成立一个新的两院制的立法机关而进行的一场“非对抗性”（non-confrontational）选举。瓦文萨不情愿地对此表示了赞同，因为他预料选举过程中会出现舞弊的现象。但出乎每个人意料的是，独立自主工会的候选人囊括了他们参与角逐的下议院的所有席位，以及上议院中除一个席位之外的所有席位。

6月4号的选举结果是一场“巨大的、令人惊讶的胜利”，一位独立自主工会的组织者评论道，瓦文萨发现他自己再一次奋力拼争，而这次的目的却是帮助挽救雅鲁泽尔斯基的颜面。“我有太多的谷物已经成熟，”他开玩笑说，“而我却无法将它们全部储藏到我的粮仓。”莫斯科的反应与十年前波兰独立自主工会刚刚兴起时的反应不同。“这件事完全应该由波兰决定，”戈尔巴乔夫的一位首席助手评论说。于是在1989年8月24日这一天，战后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政权正式执政了。这位新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着实为发生的事情震惊，以至于竟然晕倒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¹¹

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允许在苏联举行选举，以成立一个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告诉雅鲁泽尔斯基，他“根本没有想过要阻止这些变革”。¹²代表大会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全苏联的电视观众欣赏着这副史无前例的画面——慷慨激昂的反对派努力说服政府。“每个人都厌倦了为勃列日涅夫唱赞美歌，而现在对这位领导人进行斥责却成为了一种必需之举，”戈尔巴乔夫回忆道，“作为有教养的人，我的政治局同事们并没有表现出不悦。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受到了他们糟糕的情绪。党独裁统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尽管每个人都对此心知肚明，可又能如何呢？”¹³

尽管匈牙利、波兰和苏联的情况确实如此，但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在那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带来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而这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开始的一个进程。因拥护公开化而被邓小平罢免的前总理胡耀邦在4月中旬突然去世后，学生抗议者发起一系列示威运动并占领了作为北京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戈尔巴乔夫的首次中国之行，正值这些示威运动发生之时。“我们的主人，”他观察到，“非常担忧这种局势，”并且这些异见者似乎带着充分的理由欢呼着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到来。“在苏联，他们有戈尔巴乔夫，”一个横幅写着，“在中国，我们有谁？”在他离开后不久，学生们为一座名为“民主女神”的石膏雕像揭幕，它以自由女神像为模板，矗立在紫禁城入口之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的对面和毛泽东纪念堂的前方。¹⁴

时至今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他们的欧洲同志失去权力的时候把持住了权力的问题，仍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许是使用武力的意愿；或许是对党被推翻后发生混乱的担忧；或许邓小平版本的“资本主义”真正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尽管他们政治表达的机会受到了严重的阻塞。不过很清楚的是，戈尔巴乔夫的事例已经动摇了邓小平的权威。而邓小平的事迹现在是否会动摇戈尔巴乔夫的权威还不得而知。

希望事情能如此发展的，是一位欧洲的共产党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东德长期以来实行强硬路线的统治者。在1989年5月的最近一次选举中，他的政府不可思议地获得了98.95%的赞成票。东德电视反复播放北京制作的一份纪录片，赞扬“人民军队和警察英勇地应对了示威学生背信弃义的残暴行为”。¹⁴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昂纳克已经掌控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该政权注意到它的大量公民不同寻常地在匈牙利度暑假。

当匈牙利当局拆除了与奥地利边境上设置的带刺铁丝网时，他们的本意是让自己的公民更容易通行。但这一消息传开后不久，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开着他们浓烟滚滚嗡嗡作响的“卫星”牌小汽车，穿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抵达匈牙利和奥地利边境，丢掉他们的汽车，步行穿越边界。其他一些人蜂拥进入西德设在布达佩斯的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到9月，在匈牙利已有13万东德人，而政府宣布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不会阻止他们向西方移民。昂纳克及其同伴们异常愤怒：“匈牙利正在背叛社会主义，”米尔克怒气冲冲地说。“我们必须警惕变得气馁沮丧，”另一位党内官员警告说，“由于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社会主义究竟该怎样挺过去？”¹⁵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之后不久，3000名来自东德的政治避难者爬上了矗立在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的围栏并向里拥挤，这幅景象被电视画面记录了下来。捷克政府对这一报道大为不快但又不愿意开放边境，强烈要求昂纳克应对这种局势。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下月将迎来建国四十周年的纪念，昂纳克自己也迫切希望终止这一尴尬局面。他最终同意，在布拉格的东德人可以前往西德，但只能乘坐封闭的火车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这样做就使得他可以声称是他驱逐了他们。但是，这些火车在沿途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还有东德人试图强行攀上去。当警察最后一次要求查看他们的身份证件时，一些乘客把证件扔到了警察们的脚下。“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人回忆道，“‘给你卡——你再也不能威胁我了。’非常地满足。”¹⁶

与此同时，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的客人们正在抵达东柏林，准备参加1989年10月7至8日举行的正式纪念仪式。令东道主感到恐慌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在这里比在北京更受欢迎。当游行队伍沿着菩提树大道前进时，行进者丢掉了经过批准的口号并开始高呼：“戈比^[1]，救救我们！戈比，留在这里！”坐在面如死灰的昂纳克身边，戈尔巴乔夫从观礼台上看到：

这些经过特别甄选的年轻人，强壮、帅气……［雅鲁泽尔斯基］，这位波兰领导人走到我这里说：“你懂德语吗？”我说：“我懂，就一点儿。”“你听到了吗？”我说：“听到了。”他说：“这就是尽头了。”这的确是尽头：这个政权注定要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试图警告东德人关于进行急剧变革的需要：“事不宜迟，否则就会受到生命的惩罚。”但是正如他后来回忆的：“埃里希·昂纳克同志显然认为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老大，如果不是在全世界的话。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事实上正在发生着什么。”试图让他明白这些，就好像“朝一面墙上扔豌豆”一样。¹⁷

在莱比锡，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高涨了几个星期，并在10月9日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又重新开始。既然苏联客人已经离开，采取邓小平式的解决手段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昂纳克当时可能已经下令那么做。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不速之客——广受尊敬的莱比锡格万特豪斯乐团（Gewandhaus Orchestra）的指挥家库特·马祖尔（Kurt Masur）从中斡旋，终止了这场冲突，安全部队也最终撤出。但这也意味着昂纳克的权威已经所剩无几，他被迫在10月18日辞职。昂纳克的继任者挨贡·克伦茨（Egon Krenz）几个星期之前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但是他在11月1日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即便动荡扩散至东柏林，他也不会对示威者动用武力。或许有人试图“冲破柏林墙，”克伦茨补充说道，“但是这种态势不太可能发生。”¹⁸

然而克伦茨没有料到的是，他的一个下属搞砸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从而攻破了这面墙。从莫斯科返回后，克伦茨与他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在11月9日决定通过放松而不是取消到西方旅行的限制性规定，以缓和东德逐渐紧张的局势。这份仓促起草的政令交给了一位没能参加此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将由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通报这一决定。沙博夫斯基匆匆瞄了一眼决定，便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通过任何边境检查站”自由离开。吃惊的记者们问道，新规定将于何时生效。在粗疏地翻了翻他的报告后，沙博夫斯基回答道：“根据我收到的信息，即刻生效。”这些规定对到西柏林旅行同样有效吗？沙博夫斯基皱了皱眉头，耸了耸肩膀，又翻了几页报告，之后回答说：“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别到西德和西柏林的所有边境口岸都永久通行。”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柏林墙怎么办？”沙博夫斯基在咕哝了一个不连贯的回答后，就结束了这场新闻发布会。¹⁹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消息就传播了出去，这面墙被冲开了。大批的人群开始在出境检查站集结，而卫兵们却没有收到任何指令。克伦茨在中央委员会上不知所措，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摸不着头脑，而就在这时他发现拥挤的人群如此之大，已无法控制。最终，守卫波恩霍尔姆大街（Bornholmer Strasse）检查站的士兵们自行决定打开大门，欣喜若狂的东柏林人蜂拥进入了西柏林。很快，两边的德国人开始坐在、站在柏林墙上，甚至在上面跳舞；许多人带来了铁锤和凿子开始推翻它。当这一切发生时，远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还正在睡觉，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有所耳闻。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向东德当局传话：“你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²⁰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切都变成了可能。11月10日，保加利亚自1954年以来的统治者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宣布辞职；不久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开始同反对派谈判，承诺将举行自由选举。11月17日，布拉格爆发了示威游行，并且示威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内迅速蔓延。就在几个星期之内，联合政府驱逐了共产党员；到年底，曾领导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被任命为国民大会主席，听从于新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领导。

12月17日，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i Ceausescu）为保住自己的政权铤而走险，下令军队开枪射击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示威者。结果97人被杀害，但这种做法只是激起了动乱，导致齐奥塞斯库于12月21在布加勒斯特召集了他认为的忠实支持者。可结果证明这些人并非如此，他们开始嘲弄他，并且官方电视直播还没来得及中断，他在未能安抚人群时流露出的不知所措的惊讶表情被拍个正着。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娜（Elena）乘坐直升机逃离了这座城市，但是很快被逮捕并送上审判庭，他们在圣诞节这一天被行刑队处决。²¹

21天之前，齐奥塞斯库曾在克里姆林宫同戈尔巴乔夫会面。他警告说，最近在东欧发生的事件，“被置于严重危险境地的不仅是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还有共产党在那里的生存”。“你看起来很担心这一点，”戈尔巴乔夫说，语气听起来更像一个治疗师而非克里姆林宫的老板，“告诉我，我们能做什么？”齐奥塞斯库茫然地建议道：“我们可以召开一次会议，并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那还不够，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改变是必须的；否则，最终就会落得个不得不“在行军靴下”解决问题的下场。但是东欧各国总理将在1月9日开会。随后，戈尔巴乔夫不明智地向他焦虑的客人保证说：“你会活到1月9号的。”²²

对于举办周年纪念而言，这是不错的一年；而对于预言，却并不那么幸运。1989年初，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亦如过去45年那般巩固。但是在5月间，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注意到：“社会主义在东欧正在消失……到处的景象正在变得与想象和计划中的大为不同。”到10月，苏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金纳蒂·格拉西莫夫（Gennadi Gerasimov）甚至以此开玩笑。“你知道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歌‘我的路’吗，”当被问到“勃列日涅夫主义”还剩下什么时，他回答说，“匈牙利和波兰在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我们现在有的是辛纳屈主义。”²³在这一年底，什么都没有剩下：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赢得的，斯大林所巩固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甚至契尔年科曾努力保存的，全都丢掉了。戈尔巴乔夫决心尽力而为。

“已经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绝不应该以一种消极的观点来看待，”他在1989年12月于马耳他同布什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上说，

45年来，我们一直设法避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源自于意识形态信念的冲突并没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交换的依赖也是一个失败……从战略角度而言，冷战的方法……已经败北。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普通人或许已经更好地明白了这一点。

这位苏联领导人告诉美国总统，苏联领导层“反思这一点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并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美国和苏联‘注定’要开展对话、协作与合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