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从莫斯科向前进发

就在库图佐夫准备和拿破仑展开博罗季诺会战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也正在制订将法军赶出俄国、歼灭大军团的反攻计划。库图佐夫起初向皇帝提交的关于博罗季诺会战的报告里有这样的表述，“尽管敌军拥有优势兵力，但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夺取哪怕一步的土地”。一收到这份报告，亚历山大就派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带着全部军团协同反攻的详细计划赶往元帅的总部。亚历山大致信库图佐夫，希望博罗季诺战场上元帅的指挥技艺和他麾下部队的勇气已经彻底阻止了法军在俄国境内的推进。他也鼓励库图佐夫和切尔内绍夫讨论反攻行动的一切细节，因为切尔内绍夫完全了解亚历山大的目标，亚历山大也充分信任他。皇帝小心地表述说，是接受这一计划还是自行制订其他计划都取决于总司令本人，但没有一个俄国将领可能公开违逆君主的愿望。[1]

亚历山大计划的核心是，北面（维特根施泰因和施泰因黑尔）和南面（奇恰戈夫）的俄军应当同时深入拿破仑在白俄罗斯的后方。他们必须击败并赶走护卫拿破仑交通线的敌军。就奇恰戈夫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施瓦岑贝格亲王手下的奥军和雷尼埃将军麾下的萨克森军将被赶回华沙大公国境内。亚历山大在给库图佐夫的信中说，“正如你会从这份计划中看出的那样，主要军事行动将由海军上将奇恰戈夫手下的军团执行”，该军团将得到由托尔马索夫指挥的第三军团和弗里德里希·厄特尔麾下规模较小的军的增援，后者当时正在看守位于莫济里（Mozyr/Мозырь）的补给基地。

无论如何，彼得·维特根施泰因的角色都是重要的。他将在施泰因黑尔伯爵的帮助下南进夺取波洛茨克，击败乌迪诺和圣西尔军并将其赶到西北方向的立陶宛，迫使他们远离拿破仑行经白俄罗斯的撤退路线。因此，奇恰戈夫和维特根施泰因的联合部队将控制拿破仑主力部队撤退时要经过的整个地区，而库图佐夫的部队将紧紧追赶拿破仑。敌军已然“精疲力竭”，被深深拖入俄国境内，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它现在将面临更惨重的损失和十分艰难的撤退。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完全得到执行，“哪怕敌军主力部队中最小的一部分……在逃出我们的国境前都必定会遭到失败和最终的彻底毁灭”。[2]

计划背后的关键人物是亚历山大本人，尽管他无疑和年轻的切尔内绍夫上校以及随从队伍中资历更深的其他军事高参（包括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讨论了这一计划。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新计划沿用了一部分战前关于军事行动的思考。拿破仑被拖得深入俄国境内，然后又被俄军主力部队挡住去路，随后将被远远攻入他侧翼和后方的俄军其他部队击败。就其梗概而言，亚历山大的计划是有道理的，也是将俄军部署到战区并充分利用拿破仑所犯错误的最好途径。

然而，皇帝的计划雄心勃勃。他期望原本相隔数百公里的部队协作行动，同时抵达白俄罗斯中部。这些部队间的通信将是十分困难的。除了在俄国的秋天和冬天阻碍一切运动的泥泞、冰雪和寒冷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敌人在维特根施泰因与奇恰戈夫之间的带状地区里有不少于5个完整的军和许多小型分遣队正在活动。就在亚历山大派切尔内绍夫去库图佐夫那里的时候，又有36000名法国援兵在维克托（Victor）元帅指挥下从西面进入白俄罗斯。他们于9月15日抵达明斯克，12天后抵达斯摩棱斯克。

亚历山大的计划设想他的军队会击败上述所有敌军并将他们赶出白俄罗斯，尽管他制订计划时俄军在数量上仍然处于严重劣势。在隆冬时节推进到白俄罗斯的俄军纵队必然会因为疾病和疲劳而损失惨重。亚历山大指示维特根施泰因和奇恰戈夫在拿破仑军队撤退时可能通过的隘路和自然障碍上设防据守，但他们有时间和人力来做到这一点吗？正如皇帝本人所承认的那样，敌军可以直接赶往明斯克或维尔纳，至少有三条大道可供逃跑。亚历山大的计划最终有大约2/3得以实现，考虑到执行环境，完成程度比人们所能预计到的还要多。然而，当拿破仑在11月下半月接近别列津纳河（Berezina/Березина）时，这个计划看上去一度几乎完全成功，那将会导致法军全军覆没，甚至拿破仑本人被生擒。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发生，因此关于秋季战局的俄方记载总是倾向于把重创法军的胜利感和未能克尽全功的后悔感混合起来。

在9月20日抵达位于莫斯科南方的库图佐夫总部之前，切尔内绍夫本人得从莫斯科东面绕一个大圈子。他在总部与库图佐夫和本尼希森进行了讨论，讨论表明他对亚历山大的想法有详尽的了解，还填补了皇帝书面计划的许多未尽之处。切尔内绍夫于9月22日向亚历山大报告，他在催促总司令接受皇帝想法这一方面已经表现出了必要的老练手腕，而且库图佐夫和本尼希森都热烈赞同这个计划。他补充说莫斯科的陷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敌军的艰难处境”，拿破仑将无法在莫斯科地区长久地支撑下去，“只要这里的人在我军进入他后方会合之前不再犯严重的错误”，就完全有可能将其摧毁。[3]

切尔内绍夫随后立刻赶往奇恰戈夫位于乌克兰西北部的总部，以便将亚历山大的计划告知海军上将。这位冲劲十足的年轻上校已经在巴黎赢得了许多桂冠，他将在1812年秋季和冬季为自己增添新的桂冠，并充分证明亚历山大有理由信任他。他于10月中旬指挥一支由7个正规轻骑兵中队、3个哥萨克团和1个卡尔梅克单位组成的大型游击袭击分队深入华沙大公国，摧毁仓库，扰乱征兵，迫使施瓦岑贝格把相当一部分奥军骑兵调回大公国去跟踪他。切尔内绍夫随后率领一个哥萨克团直入法军后方，和维特根施泰因成功会合，第一次带给后者关于奇恰戈夫行动和意图的清晰认识。切尔内绍夫在进军途中遇上了愉快的意外事件，他救出了费迪南德·温岑格罗德（Ferdinand Winzengerode）和他的副官，列夫·纳雷什金（Lev Naryshkin/Лев Нарышкин）上尉，他们此前在莫斯科被俘，当时正被押解回法国。由于温岑格罗德是亚历山大最喜欢的将领之一，而纳雷什金又是皇帝情妇的儿子，这对切尔内绍夫而言是个意外的大成功。维特根施泰因以热情的言辞赞扬切尔内绍夫的成就，亚历山大则将他时年26岁的副官擢升到少将军衔。[4]

就在切尔内绍夫先向库图佐夫，后向奇恰戈夫传递亚历山大的反攻计划的同时，一场凶残的“人民战争”在莫斯科地区蔓延开来，这勾起了人们对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的回忆。符腾堡的欧根写道，俄国农民一般都是十分友善、好客且耐心的，但他们已经被法军粮秣征集队和掠夺者的破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虎”。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回忆说，落入农民手中的敌军士兵受尽了“一切此前能够想象到的折磨”。要不是俄国许多资料同样确认了严刑拷打、割裂肢体和活埋的记载，它也许会被贬为外国人的偏见。从军事层面上来看，这场“人民战争”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导致法军更难征集饲料。这个时代任何一支庞大且静止不动的军队在喂养马匹时都会遇到困难。拿破仑的骑兵在博罗季诺已经损失惨重，但实际上是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几个星期摧毁了他的大部分骑兵团，彻底毁灭了他的炮兵挽马。那段时间里饲料供应不断减少，征集饲料的行动范围只得越来越远，护卫部队规模也越来越大。即便如此，他们依然经常空手而归，还在伏击中损失了人手，让马匹劳累却毫无回报。[5]

在这场经典的游击战争中，农民和军队的游击部队是互相帮助的。游击队指挥官经常分发武器给农民，并在发现敌军大股粮秣征集队时前来援助农民。农民则会提供情报、当地向导和让骑兵能够追踪并伏击敌军分队、免于被优势敌军所捕获的额外人力。游击队活动在莫斯科通往外界的所有道路上，到10月中旬为止，他们已经乐于和相当大的敌军分队作战。以丹尼斯·达维多夫（Denis Davydov/Денис Давыдов）的游击队为例，他们于10月20日在维亚济马附近袭击了一个至少有3个团护送的敌军运输纵队，俘获了大部分大车和500名敌军士兵。拿破仑在莫斯科度过的几个星期里，他与斯摩棱斯克和巴黎间的交通线虽然受到骚扰，但从未被切断。然而，如果他选择继续在这座城市过冬，事情就可能大有不同了。[6]

丹尼斯·达维多夫是第一批游击队员，他在博罗季诺会战前夜说服多疑的库图佐夫交给他一小队骑兵和哥萨克，用以袭扰敌军交通线。达维多夫在随后几个星期里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增援部队，也有助于使刚出现在俄军将领面前的游击战理念得到合法化。卡尔·冯·托尔尤其热衷于向库图佐夫推荐这种新的战争模式，而总司令也很快领会到了它的潜力。达维多夫俘获或摧毁敌军补给纵列，击溃出去搜集食物的敌军分队，解救了成百上千的俄军战俘，还搜集到相当有用的情报。他也惩罚叛国者和通敌者，不过他表示这种人数量极少。达维多夫的武器是速度、奇袭、大胆和优秀的当地信息资源。他的游击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袭击法军，随后就四散开来，接着又秘密集结起来准备后续进攻。

达维多夫不仅是最成功的游击队员之一，也是最著名、最富浪漫主义气息的游击队员。他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因而在他的朋友亚历山大·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的诗篇中名垂千古：“你呀，我的骠骑兵诗人，你歌唱欢宴的豪情，歌唱野营，歌唱形同游戏的残酷战争，你歌唱自己，以卷曲的髭须为荣。”达维多夫死后很久，作为托尔斯泰小说中杰尼索夫（Denisov/Денисов）的原型，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出名。杰尼索夫是迷人而慷慨的骠骑兵，他倾心于娜塔莎·罗斯托娃（Natasha Rostova/Наташа Ростова），娜塔莎的弟弟彼佳（Petia/Петя）则参加了他的游击队，并在1812年秋天丧生。[7]

最为声名狼藉的游击队指挥官是亚历山大·菲格纳（Alexander Figner/Александр Фигнер）上尉，他在博罗季诺会战时负责指挥一个炮兵连。莫斯科的陷落使得菲格纳迷失在沮丧之中，他决心一雪祖国蒙受的羞辱而自行向法国人复仇。菲格纳在炮兵连的副手把他描述成“相貌漂亮，中等身材：他是真正的北方之子，孔武有力，脸庞浑圆，面色苍白，发色浅棕。他大而明亮的眼睛充满活力，他的声音力量无穷。菲格纳很有口才，了解各方面常识，在他的所有事业中都不知疲倦，怀有火热的想象力。他蔑视危险，从未慌张，根本不知恐惧为何物”。菲格纳能够说一口熟练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其他许多外国语言，他也是个优秀的演员。他多次只身进入莫斯科及其周边的敌军营地搜集情报，把自己扮成拿破仑多国部队的一名军官，从而轻松过关。[8]

然而，和历史上的许多游击队指挥官一样，这位才华横溢、狡猾且无情的菲格纳也有黑暗的一面。在1812年9月和10月，甚至连达维多夫有时都不留俘虏性命，因为他们对规模很小且行动很快的游击队来说是个无法忍受的负担。[9]然而，亚历山大·菲格纳把这种事都弄得相当扭曲。一位军官同伴回忆说，“他最喜欢也最频繁的娱乐活动是先用令人欣慰的交谈赢得被俘军官的信任和愉悦，然后突然用手枪打死他们，注视着他们死亡之前的极度痛苦。他做这种事的时候远离大部队，当大部队听到这种黑暗传言时，他们要么不信，要么就在军事行动的压力中把它们忘记了”。在1812年秋季的可怕暴行和极端情感当中，高级指挥官们有时会对游击战争的污秽一面视而不见。然而，到了战争远离俄国土地的1813年，就很少有军官还对他们的敌人怀有深仇大恨了。当菲格纳试图逃离法军追兵却淹死在易北河里时，他的军官同伴中很少有人为此流泪。[10]

在莫斯科周围活动的许多股游击队和监视城市通向外界主干道的较大分遣队展开了合作。这些分遣队中也有一部分发起了游击战，然而，他们的主要角色则是保护莫斯科周边省份免遭敌军袭击分队劫掠，并向大部队提供拿破仑大举离开莫斯科的预警。在这些分遣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支由费迪南德·冯·温岑格罗德男爵少将指挥，他的任务是监视通向特维尔与彼得堡的大道。温岑格罗德的部队大部分是哥萨克和民兵，但也有一些库图佐夫撤出莫斯科时与主力部队隔绝，后来向北逃跑的正规骑兵加入。在这些前来援助的正规骑兵当中，最为出色的是近卫哥萨克团的优秀士兵。关于费迪南德·冯·温岑格罗德的最好描述可能是全职反波拿巴分子。他父亲曾是不伦瑞克公爵的副官，在所有德意志王室中，不伦瑞克宫廷最著名之处在于它对拿破仑的坚定憎恶。温岑格罗德本人在俄军和奥军间来回辗转了好几次，哪一边能够更好地与法军作战，他就加入哪一边。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1809年和奥地利人并肩作战，又在1812年初返回俄军。他是1812年里被对拿破仑的厌恶冲上俄国海岸的众多政治难民中的一员，如果周遭环境略有变化的话，他很可能会和许多同胞一起在威灵顿指挥之下，作为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一员前往西班牙作战。

暴躁的、总是叼着烟斗的、冲动的温岑格罗德也是忠诚的朋友和赞助人。他的优秀法国厨师和对惠斯特牌的嗜好让他备受参谋们的赞赏。同样让他受到赞赏的还有正直与公平。以发生在1812年秋季的一件事为例，当时警务大臣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名下一处庄园的管家试图利用他主人的职权免于被军队征用，温岑格罗德当即大怒，他立刻对巴拉绍夫的庄园施以双倍征用，毫不顾忌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的抱怨——他对自己在诺夫哥罗德的庄园也耍了类似花招。然而问题在于，温岑格罗德虽然是个正派人，却是糟糕的将军。当法军即将撤出莫斯科时，温岑格罗德拙劣地尝试与法军谈判，并被他们俘获。拿破仑起初打算把他作为叛国者枪决，不过后来被他手下那些震惊的将军们劝阻了。库图佐夫正确地把温岑格罗德被俘这件事称作几乎不可相信的粗心大意。尽管亚历山大由于切尔内绍夫救出温岑格罗德而欣喜若狂，但对俄国的战争而言，温岑格罗德如果能在1813～1814年静静地待在法国监狱里，会比他指挥俄军有益得多。[11]

温岑格罗德最有才干的下属是时年31岁的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上校。本肯多夫在1812～1814年进行了一场“漂亮的战争”，这也是他日后光辉职业生涯的基石。年轻的本肯多夫自出生起就具有许多优势，他母亲是皇太后玛丽亚的密友，在那位年少的符腾堡公主嫁给帕维尔大公之后，本肯多夫的母亲以女侍官身份陪伴她前往俄国。尤利亚娜·本肯多夫于1797年死在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怀里，遗言中嘱咐当时的玛丽亚皇后照顾她年幼的孩子们。亚历山大因此成为玛丽亚身边小圈子的核心成员。他妹妹多罗特娅（Dorothea）嫁给了克里斯托夫·利芬，克里斯托夫是玛丽亚皇太后的核心受庇人之一，也很亲近亚历山大一世，凭自己的本事就能成为一个为他人提供庇护的源头。

玛丽亚皇太后把亚历山大·冯·本肯多夫送进了一所优秀的学校，不过她的投入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是白费了。这位英俊、迷人、喜爱享乐的年轻人被证明既不是良好的学者，也不是有德行的官员。和切尔内绍夫、内塞尔罗德一样，他在《蒂尔西特和约》缔结后供职于俄国驻巴黎使团。然而，本肯多夫在巴黎的主要成就是和一位著名法国女演员堕入情网，而这位荡妇还是拿破仑的前情妇。在放弃失意的外交生涯之后，他把她偷带回了俄国。本肯多夫随后抛弃了这位演员，志愿从军与土耳其人作战，从而恢复了自己的名誉，此后玛丽亚也替他还清了债务。不过实际上是他在1812年表现出的勇气和战术技巧让他重新赢得了皇太后的青睐。[12]

作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之一，本肯多夫在战争之初前往巴格拉季翁总部执行了许多重要而危险的使命。1812年秋季，他在温岑格罗德麾下效力，负责保护一条关键道路及其附近地区免遭法军入侵，还要沿着从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大道袭扰敌军的主要交通线。本肯多夫在回忆录中称，他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从农民手中救出法军战俘，而这种任务并非总能成功。这些针对不幸战俘犯下的暴行让他想到，自己正生活在“一片似乎见证了上帝的抛弃与恶魔在地球上统治的荒凉之中”。然而他补充说，农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报复法军的行为，人民也表现出了对他们的宗教、祖国和皇帝的极大忠诚。就此而言，他在某一时刻从精神紧张的彼得堡收到的解除农民武装并严厉对待混乱局面的命令是荒谬的，正如他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的那样。本肯多夫告诉皇帝，他很难解除那些由他亲自分发武器的人的武装。他也不能允许称呼“牺牲他们的生命来捍卫教堂、独立、妻子和家园”的人们为叛徒，“叛徒这个词更适合用来描绘那些人，他们竟敢在对俄罗斯如此庄严的时刻讲述关于这个国家最纯洁、最热忱的保卫者的谣言”。[13]

拿破仑在9月15日进入莫斯科，在10月19日离开这座城市。敌对两军在这一阶段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对秋季战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拿破仑在莫斯科期间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步兵补充，这使他的总兵力恢复到10000人以上，填补了博罗季诺会战导致的大部分人员缺口。这些步兵单位中有一些质量很好，以其中的第一近卫师为例，该师并未参加博罗季诺会战。就定义而言，一路从中欧和西欧赶到莫斯科的步兵相对来说是更为坚韧的。拿破仑大军的核心是他的近卫军，正如库图佐夫所了解的那样，这些优秀部队中只有很少人自战局开始后参与过任何作战行动。

俄军步兵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劣于拿破仑的步兵。库图佐夫麾下各个步兵团在10月5日共有63000名官兵，其中15000人是莫斯科民兵，7500人是新兵。除此之外，还有11000名来自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新部队的士兵跟随库图佐夫大军，但他们尚未被分配到各团里。比起民兵，这些人的装备和训练要好不少，但其中没有一个人曾参加过战斗。俄军总司令有充分的理由去避免与拿破仑展开对阵会战，因为步兵总会在这种战斗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对步兵团执行复杂行动能力的怀疑也是尤为正确的。如果他不得不与拿破仑作战，在一个牢固的防御阵地后作战将是明智的。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而言，俄国在传统上就是以更高的火炮对步兵的比例作战的。考虑到他麾下的步兵缺乏经验，库图佐夫不大可能背离这一传统。他的军队因此带着拥有620门火炮的庞大车队参与秋季战局，俄军炮兵很快就在数量上远远压倒了拿破仑的炮兵，但也给俄军的速度、机动性和补给造成了难以避免的后果。[14]

至于骑兵，情形就完全相反了。拿破仑手下的骑兵太少，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的马匹要远少于骑兵。即使是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他军中的一些骑兵就不得不下马步行了。在这6个星期里，库图佐夫麾下的骑兵仅仅接收了150名新兵，从民兵那里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充。这一举措效果良好，因为有能力的骑兵战士是不能匆忙训练出来的。但库图佐夫手下的10000名正规骑兵得到了许多新战马，这些马匹常常是由邻近省份的贵族捐献的。[15]

最为重要的是，库图佐夫的军队得到了26个顿河哥萨克团，亦即大约15000名新锐非正规骑兵的增援。顿河哥萨克后备军的总动员极为成功，哥萨克阿塔曼（Ataman/Атаман，哥萨克的军事首领）马特维·普拉托夫因此被授予伯爵爵位。这些新哥萨克团有时候被描述为民兵，但这种说法是误导性的。1812年的普通俄国民兵此前并没有军事经验。然而，所有体格健壮的哥萨克都曾在军队中服役，他们在被召回军中时还要自备武器。因而，这26个新哥萨克团装备良好，也充满了老兵。在通常情况下，数量这么大的非正规骑兵也许太多了，但是在1812年秋季和冬季战局的特殊状况下，他们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早在1812年4月，崔克维奇上校的备忘录中就强调了俄军骑兵将给撤退中的敌军造成的损害。库图佐夫是精明而富有经验的战场老手，他了解骑兵将会把撤退中的敌军限制在一定道路上，迫使他们以高速行军，让敌军根本无法远离行军纵队收集粮秣。这对一支正在俄国冬天行军的军队意味着什么自然不费多少想象就能了解。库图佐夫因此让他的哥萨克、饥饿、天气和法军的缺乏纪律替他克尽全功。他不急于将步兵投入战斗是十分正确的。[16]

拿破仑显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在莫斯科逗留了6个星期，在此期间他的骑兵已然枯竭，而库图佐夫却得到了潮水一般的补充兵，冬季也正在逼近。如果他只让部队在莫斯科休整两周的话，他还能够在第一次降雪或库图佐夫麾下的顿河哥萨克团到来之前安全抵达斯摩棱斯克。与此相反，他坚持留在莫斯科，等待亚历山大对他的和平暗示做出答复。也许唯一可以为拿破仑的举动辩护的理由是，大部分欧洲国务活动家和许多俄国精英也对亚历山大的意志力持有与拿破仑相同的怀疑。然而，拿破仑的和平试探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增强了俄国人的信心，也给了俄国人鼓励拿破仑留在莫斯科等待亚历山大回复的机会。无论如何，基本的一点是，拿破仑未能摧毁俄军，也彻底错误估算了莫斯科陷落对亚历山大和俄国精英所造成的影响。他在犯下这种错误后又太过固执，以致无法接纳明智的建议，无法减少他的损失，更无法及时撤退。

库图佐夫此后与一位被俘的法军高级军需官皮比斯克（Puybusque）子爵有过一番涉及内情的谈话。皮比斯克写道，俄军司令询问他：“他（拿破仑）到底有多么瞎眼，竟无法发现全世界都能看到的陷阱？令元帅特别吃惊的是，他使出的所有让拿破仑留在莫斯科的花招都轻而易举地成功了。他尤其震惊于拿破仑不再拥有能够发动战争的手段后，竟会如此无耻地提出和平。”俄国人再高兴不过地鼓励拿破仑的使节洛里斯东将军，勾起他的希望：亚历山大将会对拿破仑的举动做出回应，甚至让他产生更加愚蠢的信念：哥萨克可能会不再忠于俄国。库图佐夫补充说，“当然，我们尽可能地拖延谈判。在政治方面，如果有人把优势让给你，你自然不会拒绝”。[17]

到10月中旬为止，就算是拿破仑也只得承认亚历山大愚弄了他，他必须着手撤退。然而，他从莫斯科撤退的步伐因为库图佐夫的部队对缪拉元帅分遣队的攻击而加快了，当时缪拉所部正在监视俄军位于塔鲁季诺的大营。库图佐夫本人不大可能下达此次攻击的命令，他乐意让拿破仑在莫斯科待得越久越好。此外，正如他告诉米洛拉多维奇的那样，“我们还不能够进行复杂运动和机动”。但总司令受到了来自亚历山大的压力，催促他发起攻势解放莫斯科。库图佐夫手下的将领们也急切渴望战斗，本尼希森则强调有必要在来自斯摩棱斯克的维克托所部援军抵达之前给予拿破仑重创。最重要的是，俄军侦察显示由缪拉元帅率领的军相当脆弱。缪拉在数量上劣势很大，很可能早在法军援军抵达之前就被歼灭。缪拉所部的东翼尤为脆弱，俄军可以从附近的森林里发起奇袭，轻松夺占法军营地。法军的前哨和巡逻队十分松懈，这让发动奇袭的主张变得更加诱人了。[18]

起初的计划是在10月17日早晨发起攻击。库图佐夫的命令需要经由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传达到部队，他此时是第一、第二军团合并后的军团参谋长。然而，叶尔莫洛夫在10月16日晚上前往一位将军的总部吃饭，当晚并没有被找到，因此攻击不得不推迟了。叶尔莫洛夫的回忆录对此事不置一词，如果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这绝非他误事的唯一场合。叶尔莫洛夫显示出可以理解的不合作态度，因为他相信此次攻击是本尼希森的计划，并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个人荣誉，不过这种猜测可能过于苛刻了。库图佐夫在整场战局中最愤怒的时刻就是叶尔莫洛夫在10月16日贻误大事。[19]

10月16日晚上出现的杂乱局面反映了俄军指挥架构的混乱。库图佐夫现在已经极不信任他的参谋长莱温·冯·本尼希森，但他又无法摆脱本尼希森。他转而把彼得·科诺夫尼岑带进了总司令部，科诺夫尼岑名义上是勤务总监，实际上却作为本尼希森的替代品存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库图佐夫和他的参谋长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此外，尽管科诺夫尼岑作为一线指挥官拥有许多优点，但他既没有接受过参谋勤务训练，也没有担当参谋长的资质。

到10月中旬为止，库图佐夫和本尼希森已经对夹在他们中间的巴克莱·德·托利进行了足够的羞辱，这最终导致他辞职。[20]在第一、第二军团合并后，废除军团总部在此刻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命令应当直接由库图佐夫下达给军长。然而，由于军队的总架构是由皇帝决定的，因此也只有他能够授权做出这样的变化。与此同时，叶尔莫洛夫对科诺夫尼岑被塞进指挥链和科诺夫尼岑的无能给他平添负担的事实深感愤怒。军队统帅部因此成了管辖权互相重叠的迷宫，此处的气氛也被高级将领间的个人对立毒化了。第七军军长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在那时写道，他尽可能与总部保持距离，因为那是个充斥着钩心斗角、嫉妒、利己主义和诽谤的毒蛇巢穴。[21]

在推迟一天之后，攻击最终于10月18日早晨展开。计划要求瓦西里·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麾下的骑兵从俄军战线右侧的森林中杀出，粉碎缪拉的左翼，攻入他的后方。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左侧是巴戈武特将军指挥的由两个步兵军组成的纵队，该纵队负责协助骑兵作战。在巴戈武特左侧向前挺进的是另一个步兵纵队，由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麾下的第四军组成。一旦这些纵队发起进攻，由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指挥的两个军将从俄军战线最西端（亦即最左端）上前增援。米洛拉多维奇身后是作为预备队的近卫军和胸甲骑兵。这一计划的主要问题在于，它让上述所有纵队都必须在夜间穿过森林，以便占据在凌晨发动攻击的阵地。此外，为了实现奇袭的目标，这些纵队必须不能弄出任何声响，还要在第一束曙光出现时就发起进攻。制订军队行动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卡尔·冯·托尔和这位军需总监手下的参谋人员身上。[22]

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纵队成功地穿过森林，进入该纵队在东面的出发点。由于他手下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哥萨克，他们的寻路能力是值得期待的。由巴戈武特和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率领的步兵纵队就没这么成功了。在黎明到来时，奥斯特曼的纵队毫无踪影，巴戈武特的部队也只有一部分已经就位。当卡尔·冯·托尔抵达战场时，他发现步兵纵队处于混乱之中，便任由自己的愤怒情绪肆意爆发，巴戈武特和最邻近的师长——符腾堡的欧根——成了他的发泄目标。卡尔·巴戈武特被倾泻到他本人和皇帝表弟头上的侮辱激怒了，他愤然离开了指挥岗位，前往他担任名誉团长的第4猎兵团，发誓要战死在猎兵前头。

尽管邻近的步兵纵队尚未就位，但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不能推延进攻，他担心一旦天色大亮，法军也最终醒来之后，俄军就会被发现。因此他出动哥萨克攻击敌军东翼，法军东翼当即瓦解，四散奔逃。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的左侧，情况对俄军就没有那么有利了，巴戈武特仅仅带着手头的两个猎兵团冲出森林，他本人当即被一发实心弹打死。尽管法军起初被打得陷入混乱之中，但缪拉随即把部队重新集结起来，法军也表现出了他们在战场上惯有的勇猛和战斗精神。符腾堡的欧根和托尔重新组织部队，发起了协同状况较好的新攻击，最终将敌军击退。本尼希森这时正在更后方的森林里，库图佐夫已经把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权交托给他。他也尽力让前进中的步兵旅维持秩序和协同，但他和欧根的努力却互相干扰。而俄军发生的混乱也确认了库图佐夫关于军队机动能力的怀疑，他甚至拒绝让米洛拉多维奇所部投入进攻，更不用说近卫军了，尽管法军事实上在人数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几乎一定会被击溃。[23]

也许在上述所有混乱中最异常的一点是，俄军实际上最终还是赢得了塔鲁季诺会战的胜利。缪拉被赶出战场，损失了3000人，还丢掉了许多火炮、军旗和其他战利品。对大部分俄军将领而言，这只能说是个小小的慰藉，对策划此次行动的本尼希森和托尔来说尤其如此。考虑到缪拉的疏忽和俄军的数量，此次奇袭本该歼灭大量缪拉所部法军。本尼希森将库图佐夫拒绝投入米洛拉多维奇所部看作精心策划的破坏活动，他认为这是元帅对任何可能偷走他荣誉的对手的嫉妒心导致的结果。尽管塔鲁季诺会战进一步毒化了总部的气氛，但它对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影响却截然相反。这是俄军主力部队在1812年首次主动攻击并击败敌军，这让他们欣喜不已。库图佐夫确保10月18日俘获的所有战利品都在他部下面前得到了展示。他组织了一场感恩赞庆祝胜利，并以热情的言辞向亚历山大报告此战。不管库图佐夫作为战术家有怎样的局限性，他的确是公共关系和部队士气方面的大师。[24]

听到缪拉战败的消息时，拿破仑正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视察部队。皇帝事实上总是对任何影响他本人声望和军队无敌声誉的事情异常敏感。而现在他不仅要从莫斯科撤退，还要在战败后这么去做。次日，亦即10月19日，他率领主力部队离开莫斯科城，留下一支数目可观的部队完成撤退工作并炸毁克里姆林宫。他在10月考虑过一系列离开莫斯科后的可能做法。最为保守的做法是沿着来路返回，经过大道前往斯摩棱斯克。这是返回他设在斯摩棱斯克、明斯克和维尔纳的补给基地的最快途径，他也会沿着俄国最好的道路前进，军队后方拖着的庞大而驳杂的辎重车队也是选择这条道路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但沿途地区已经遭到了破坏，他的军队将只能找到很少的食物和住处。[25]

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案是向库图佐夫的主要补给基地卡卢加运动，卡卢加位于莫斯科西南方向，距离莫斯科有1周行程。拿破仑甚至还考虑过转向大型武器制造中心图拉，这意味着至少还要向东南方向行军3天。夺取图拉会严重损害俄国的整体战争努力。夺取卡卢加则或许能够让拿破仑弄到一些补给，并对俄军此后的追击造成阻碍。它也很容易隐藏法军正在撤退的事实。拿破仑可以从卡卢加沿着相对较好的道路经由尤赫诺夫（Iukhnov/Юхнов）退往斯摩棱斯克和白俄罗斯。

距离11月和冬季只有两周了，拿破仑无法负担绕远路或延迟的后果。他能从莫斯科带走的食物数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最大的问题一如既往地是给马匹准备的数量庞大的草料。每多行军1天，饥饿、冬季和瓦解都会大大逼近。选择卡卢加—斯摩棱斯克道路行军肯定要比从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大道行军更容易找到粮秣和住所，但它的优势不应当被夸大。拿破仑的军队为了生存有必要远离大道搜寻粮秣，而拥有压倒优势的俄军轻骑兵将让这一点根本无法实现。法军后卫的纪律性也永远不可能与俄军后卫沉着的纪律性相提并论。此外，拿破仑军中的马匹在1812年10月下旬的状态意味着他的后卫将缺乏两大关键成分：足够的骑兵和快速移动的炮兵。当面临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俄军轻骑兵和骑炮兵时，法军没有可能维持一场稳定且有章法的撤退。他们只能凭借速度，而快速撤退很容易演变成溃退。

基本的一点是，拿破仑到10月中旬已经没有安全的选择了。除非他非常幸运，或者俄军犯下极为严重的错误，否则他的军队必然将在撤退中蒙受极大的损失。使此类损失最小化的关键点是纪律。如果士兵们抛弃所属单位，拒不服从军官命令，灾难就将是不可避免的。法军应当把莫斯科的每一点食物都集中起来，并根据指挥层级建立公平的分配系统。这不仅能确保每个人都拿到应该属自己的一份，也是确保控制和纪律的关键做法。多余的辎重、平民和虏获品应当被降到最低限度。基本的预备工作应当及时展开——例如给马匹上蹄铁以应对冬季的冰面。

列出法军应当做的事情也就或多或少地列出了法军实际上并没做的事情。莫斯科大火激发了军队的全部劫掠本能，然而，自从拿破仑1796～1797年在意大利进行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以来，他的部队就在所到之处悉数进行规模极大的劫掠。塞居尔评论说，离开莫斯科的军队“就像一群成功入寇后的鞑靼人”，但皇帝无法“剥夺士兵辛苦劳作后的这么多果实”。就在大车上塞满了虏获品的同时，法军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已经焚烧了一些食物补给。找到足够的食物很快就成了许多部队中人人都要关心的事，弗藏萨克评论说分配体系是不公且混乱的。几乎所有马匹都没能上冬季马掌，而这一失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科兰古对此事的评价更为苛刻，在他看来，该失误导致的马匹死亡数目超过了饿死的马匹数目。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评论“从未有过一次管理得更差的撤退”也许会被视为对敌人怀有偏见的看法，但它却被科兰古证实了：“胜利的习惯让我们在撤退中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总是向前进军的光荣习惯让我们在撤退时成了确确实实的学徒。从没有过比这组织得更糟糕的撤退”。[26]

拿破仑于10月19日离开莫斯科，沿着通往库图佐夫塔鲁季诺总部的旧卡卢加路前进。在进军到距离塔鲁季诺还有一半路程时，他转而西进，经由小道在福明斯科耶（Fominskoe/Фоминское）附近进入新卡卢加路。他的目标是抢在库图佐夫之前赶往卡卢加。皇帝的运动得到了缪拉所部前卫的掩护。在福明斯科耶附近出现的敌军很快就被俄军发现了，库图佐夫派遣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的第六军前去攻击敌军。俄国游击队在10月22日晚上及时给多赫图罗夫发出预警——位于福明斯科耶的不是一支孤立的敌军分遣队，而是包括近卫军和皇帝本人在内的拿破仑主力部队。得到这一消息后，库图佐夫不仅能够终止对具有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敌军的进攻——这可能演变为一场灾难，还能派遣多赫图罗夫向南疾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小镇堵住新卡卢加路，从而不给拿破仑抢占卡卢加的机会。库图佐夫本人则从塔鲁季诺越野前往小雅罗斯拉韦茨增援多赫图罗夫。[27]

拿破仑在新卡卢加路上的前卫是由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指挥的军，其成员则多为意大利人。10月23日晚，该军首批部队越过卢扎河（Luzha/Лужа）自北面攻入仅有1600居民的小雅罗斯拉韦茨镇。次日黎明时分，多赫图罗夫军的第一批步兵团从南面抵达小镇，并将敌军逐出大部分镇区。

整个白天一场攻击接着一场，战线就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街道上来回拉锯。大约32000名俄军与24000名意军作战。如果欧仁的部队没能在镇中心切尔诺奥斯特罗夫·尼古拉修道院（Chernoostrov Nicholas monastery/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Черноостр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结实的墙壁后方奋力抵抗的话，那么俄军是有可能把他们赶出小雅罗斯拉韦茨并赶过卢扎河的。俄军拥有居高临下向河谷发起攻击的优势，欧仁麾下的意大利人则以极大的勇气和自尊心展开奋战。而队列里充满了新兵和民兵的俄军步兵团也一样奋勇作战。第6猎兵团位于多赫图罗夫攻击的最前线，这是一支优秀部队，它令人精神振奋的名誉团长是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公爵指挥该团参加了1799年苏沃洛夫的意大利战役，还参加了1805年中的许多次后卫作战行动。然而，这个团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有60%的士兵是新兵或民兵。

到白天结束时为止，建筑物大部分为木质的小雅罗斯拉韦茨镇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数以百计的俄罗斯和意大利伤兵在镇内被烧死，他们无法让自己挣扎得远离火焰。小镇狭窄街道上的场景已经十分骇人，步兵和火炮在陡峭的河谷斜坡上来回战斗，把尸体踏成令人作呕的血肉小丘。就战术层面而言，此次会战算是个平局。拿破仑的部队占据了小镇，而俄军在日落时依然位于小镇南侧的坚固阵地上，堵住了通往卡卢加的道路。伤亡也大体相当，双方都损失了7000人左右。[28]

库图佐夫次日决定退往卡卢加，这让他麾下的大部分将领感到愤怒。库图佐夫后来声称，他这么做的原因是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手下的波兰军正通过他左侧的梅登（Medyn/Медынь）小镇，威胁到他和卡卢加之间的交通线。与此同时，拿破仑则犹豫了两天，其后自行决定沿着经过博罗夫斯克前往莫扎伊斯克的道路撤退，而后在莫扎伊斯克转入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大道。库图佐夫的撤退本可以让他从小雅罗斯拉韦茨西进，经过梅登抵达尤赫诺夫和斯摩棱斯克，而拿破仑却不顾这一事实做出了上述决定。也许他相信，比起把自己的军队和辎重交托给未知的乡村道路、任由大群哥萨克出没并让库图佐夫大军险恶地在附近徘徊，沿着大道行军会更快捷也更安全。不管他此举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向卡卢加进军的尝试已经被证明是一场灾难。法军吃掉了9日份的食物补给，距离冬季来临也更近了9天，但却一事无成，既没有远离莫斯科地区，也没有退往位于斯摩棱斯克的基地。[29]

随着法军从小雅罗斯拉韦茨撤退，秋季战局的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库图佐夫乐意用他手下的哥萨克磨损敌军，依赖大自然和法军本身缺乏纪律的作用。他极为正确地对法军在战场上的勇气和热情保有相当的尊重。尽管就连他最热忱的下属科诺夫尼岑和托尔都一再提出抗议，他依然不愿意把步兵投入对阵会战当中，至少是不愿意在敌军已经被显著削弱之前将其投入。

这一战略除了在军事上有良好理由之外，政治因素可能也对其有所影响。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对库图佐夫在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后的撤退埋怨不已，这刺激了库图佐夫，他反驳道：

我不在乎你的反对。我宁愿给我的敌人一座如你所称呼的“金桥”（pont d’or），而不会接受“绝望中的一击”（coup de collier）；此外，我还要再说一次，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那样，我并不肯定拿破仑皇帝及其军队的彻底覆灭会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处，他的继承者不会是俄国或其他任何欧陆大国，而是那个控制海洋的大国，它对世界的支配届时将是不可忍受的。.[30]

库图佐夫在个人关系上与尼古拉·鲁缅采夫并不亲近，但他们关于外交政策和俄国利益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作为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成长起来、与对奥斯曼帝国作战并向南扩张关系很深的俄罗斯贵族，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可以预计到的。像鲁缅采夫一样，库图佐夫并不喜欢英国，他曾对本尼希森说过这样的话：就算英国沉进海底也不会让他忧心。上述观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库图佐夫1812年秋季和冬季的战略？这非常难说。元帅是个精明而狡猾的政客，他很少向任何人表露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他必定不会轻易对任何俄国人承认他的战略是由政治动机驱动的，因为这已经进入了属于皇帝的领域，不是任何军事指挥官所该有的。最保险的结论可能是，库图佐夫的政治观点是他不肯冒险把军队用于俘获拿破仑或者歼灭拿破仑大军的额外原因。[31]

亚历山大一直对库图佐夫不愿与撤退中的敌军正面交战有所了解，威尔逊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皇帝此前鼓励过这个英国人给他写信，他利用这个外国人作为一个额外的、“不附属于他人”的消息来源，获取和他的将领相关的消息，与此同时，他也秘密抽检并破译威尔逊和英国政府间的通信，以便确保他的英国“代理人”不蒙蔽他。威尔逊是许多乞求皇帝返回俄军总部并接管指挥权的人中的一个。另一个这么做的军官是米肖·德·博勒图尔上校，他于10月27日将俄军在塔鲁季诺会战中击败缪拉的新闻带到了彼得堡。[32]

亚历山大对米肖做了如下回复：

所有人都有获得名望（chestoliubivye/честолюбивые）的雄心，我公开承认我不比其他人缺乏雄心。如果我只听从这一感觉，那么我就会登上你的马车赶往军队。考虑到我们将敌军诱入的不利处境、我们军队的良好精神状态、帝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已经准备好的大规模后备部队和我下达给摩尔达维亚军团（即奇恰戈夫军团）的命令——我十分自信我们不可能失去胜利，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需要做的不过是戴上桂冠罢了。我知道如果我和军队在一起，我将会收集到所有的荣誉，会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当我想到我在军事方面和敌人比起来是多么缺乏经验时，尽管我怀有全部的善意，我还是可能会犯下消耗我的孩子们宝贵的鲜血的错误。因此，尽管我怀有获得名望的雄心，我还是十分乐意为了军队的福祉而牺牲我的个人荣誉。[33]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亚历山大在一如既往地装腔作势。他做出远离总部、放手让库图佐夫负责指挥的决定也有其他重要因素。随着胜利的事实深深印在俄国人内心当中，元帅也得到了极大的声望，这是做出上述决定的一个因素。不过有充分理由相信亚历山大对自己的军事才能缺乏自信同样是重要因素，这个敏感而骄傲的人自从在奥斯特利茨蒙羞之后就一直被不自信的情绪缠绕着。尽管皇帝对本尼希森的能力更为信任，也赞同本尼希森对战略的看法，他还是允许库图佐夫把参谋长赶出总部，承认在当前环境下他除了信任总司令外别无选择，也承认他没有兴趣让军队高层指挥被个人间的憎恶削弱。[34]

库图佐夫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撤退让他的主力部队在前往莫扎伊斯克和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大道时被敌军落下了3天的行程。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在10月28日报告称，拿破仑撤退速度极快，俄军正规部队非要赶得精疲力竭才能跟上他。其他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补充说这种高速正在摧毁法军。两天后，指挥在敌军纵队周围活动的哥萨克的马特维·普拉托夫写道，“历史上还没有一支军队在撤退中像敌人那样飞快逃跑。它正在抛弃辎重、病员和伤员。在它身后留下可怕的场景：每走一步都能看到垂死者或死者”。普拉托夫补充说，哥萨克正在阻止敌军收集粮秣，而拿破仑的部队此时也十分缺乏食物和草料。在移动到敌军侧翼的俄军轻骑兵的进攻和骑炮兵的集火攻击面前，敌军后卫也无法抵抗多久。[35]

拿破仑的总部到10月29日已经回到了大道上的格扎茨克，距离斯摩棱斯克尚有230公里。在莫扎伊斯克重返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大道后，他手下的军队路过了博罗季诺战场和科洛茨科耶（Kolotskoe/Колоцкое）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了医院。成百上千的伤员被留在那里，他们本该在大军到来之前很久就被转移走的。拿破仑现在转而试图把他们装载到辎重车队的大车上，但是许多大车车夫在第一时间就把伤员扔到了道路旁的沟渠里。[36]

博罗季诺战场本身则是一片恐怖的景象。没有一具遗体已被掩埋，上万具尸体散布在战场上，或者在拉耶夫斯基炮垒和其他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堆成大尸堆。

他们躺在那里足足52天，成了恶劣而变化无常的天气的受害者。很少有尸体看着还像人。早在霜冻降临之前，蛆虫和腐烂就留下了它们的印记。其他的敌人也出现了，成堆的狼群从斯摩棱斯克省每个角落赶来，猛禽从附近的原野飞来。林中的野兽和空中的禽类时常争夺撕开尸体的权利，猛禽挑出眼睛吃掉，狼则清理干净骨头上附着的肉。[37]

在拿破仑的军队沿着大道向斯摩棱斯克推进时，距离他们最近的俄军部队仍然是马特维·普拉托夫麾下的哥萨克。下达给他们的命令是日夜骚扰敌军，让敌人几乎无法入睡，根本不给敌人收集粮秣的机会。到11月1日，由米罗拉多维奇指挥的库图佐夫所部前卫部队也正在接近法军。前卫部队由两个步兵军和3500名正规骑兵组成。库图佐夫的主力仍然在南面沿着和大道平行的乡村道路进军，这条行军道路明确表明他无意和拿破仑展开对阵会战。食物补给也是促使库图佐夫远离大道、沿着未被战争触及过的地区行军的动机之一。

库图佐夫的军队一开始追击拿破仑，补给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军队正在远离它的后勤基地，进入赤贫的战区。即使在斯摩棱斯克省都很有可能出现找不到食物的状况，更不用说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了，军队需要用自己的大车运输食物养活自己。需要850辆大车才能为一支有120000人和40000匹马的军队运输一天所需的食物和草料，因而长期支撑这样一支军队就需要成千上万辆大车。即便能够找到这么多大车，也不一定能够解决补给问题，因为补给车队的马匹和车夫也需要替自己觅食。对前现代的将领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恶性循环，军队的补给车队可能会以吃掉它试图输送的所有食物告终。车队在行进中花的时间越长，这种状况就越有可能发生。数以千计的大车在俄国的秋天沿着小路移动，这注定是极为缓慢的，在庞大的炮兵车队后方行进时尤其如此。上述实际状况对解释库图佐夫在1812年秋冬的困境大有帮助。[38]

在战局开始时，士兵们携带了3日份的配给，另有7日份的“饼干”储存在团属大车里，“饼干”换句话说就是晒干了的黑面包，它是俄军各团在行军中的主食。这是俄军条例所要求配备的补给量，而库图佐夫也坚持上述补给必须全部按照条例到位。在行军纵队后方，还有大批额外补给被军队的马车队装载着。10月17日，俄军后勤总监报称他有足够120000人食用20天的饼干——也就是说可以一直吃到11月6日——和为马匹准备的20000俄石[39]燕麦。[40]

早在秋季战局开始之前，库图佐夫就试图建立大型移动仓库支撑军队前进。9月27日，他将命令下达给十二位省长，要求他们组建移动仓库，并将它们立刻送到军队，强调以“最快速度”完成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仓库由408辆双马大车组成，为士兵准备的饼干和谷粒以及为马匹准备的燕麦都平均分装到每辆车上。地方贵族被要求提供大部分食物和大车，而“监察官”则负责组织并指挥仓库。省长们不可避免地要走召集各个地方首席贵族的流程。正如一位省长向俄军总部报告时所述，“没有首席贵族们的完全配合，任何有效成果都无法实现”。[41]

除了少数人之外，首席贵族们都尽了全力去组织仓库，贵族们也踊跃捐献所需的食物和运输工具，但敌人却是时间和距离。如果要让来自遥远的奔萨、辛比尔斯克和萨拉托夫的移动仓库在秋季战局中按时抵达的话，拿破仑就需要至少在莫斯科再待上一个月。然而事实上，秋季战局甚至在较近省份派出的移动仓库到达前就开始了。以梁赞的前半部分移动仓库为例，它们于10月29日出发，坦波夫的移动仓库第一梯队则于11月7日出发。即使是这些移动仓库也需要行经相当长的路途才能抵达军队。此外，它们很快还会发现自己正在跟随军队前进，位于大型炮兵车队的后方，还要行经已经被路过人马吃得精光的地区。补给车队很快就开始吃掉自己输送的食物，以免人马饿死。和补给车队一起滞留在后方的还有许多冬衣，而这些冬衣原本是库图佐夫下令邻近省份的省长为军队征用的。[42]

移动仓库理论上应当沿着和库图佐夫行军纵队前进路线交叉的道路前进，但库图佐夫实际上给合并后的第一、第二军团总军需官瓦西里·兰斯科伊下令，让他把所有补给从图拉经由斯摩棱斯克省南部送到军队的行军路线上来。如果巴克莱·德·托利和格奥尔格·坎克林有可能在此时策划补给行动的话，他们也许会比库图佐夫、科诺夫尼岑和兰斯科伊安排得更有效率，但这个任务的确是艰难的。直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为止，没有人能知道拿破仑将会沿着哪条道路撤退，库图佐夫又将沿着哪条道路追击。遭到错误指导的移动仓库就有可能落入敌军之手。一旦战局开始，军队就永远不可能停止运动。再加上相关的距离、前现代的通信以及指挥移动仓库的贵族监察官完全缺乏经验，这就使得军队和补给纵队间的协调行动变得十分困难。[43]

库图佐夫到11月5日已经承认，“军队在追击逃敌中的快速运动意味着为部队携带食物的运输工具已经被抛在后面，因此开始忍受食物短缺的痛苦”。他因此下达了详细的命令，规定部队从当地居民手中征用食物的地点和数量，并威胁任何不予合作者都将被送上战地军事法庭。然而，问题在于随着俄军于11月中旬接近斯摩棱斯克，它实际上进入了一块被战争严重破坏，又在此前被敌军占领的地区，那里有一部分人已经逃入森林，许多农田已经被摧毁，也没有友好的地方政府去协助征收补给。当俄军抵达斯摩棱斯克城周边地区时，库图佐夫的许多部队在战局进程中头一次挨饿了。[44]

这段时间内俄军正规部队和拿破仑撤退中的军队发生的唯一一场大战，是11月3日的维亚济马会战。拿破仑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的各个军前后延伸了50多公里，米洛拉多维奇因此试图切断达武元帅指挥的法军后卫与其他部队间的联系。这一尝试最终失败了，首要原因则是米洛拉多维奇被库图佐夫谨慎的命令紧紧限制住了，而元帅又拒绝出动主力部队上前增援米洛拉多维奇。欧仁·德·博阿尔内军、波尼亚托夫斯基军和奈伊军距离达武依然足够近，这让他们能够前来援助达武，上述各军兵力总和远远超过了米洛拉多维奇所部。达武军多数部队因此得以逃脱，但由于这一天最终以俄军突入维亚济马、将敌军赶出战场告终，俄军士兵视他们为当然的胜利者，这对俄军士气很有好处。

维亚济马会战表明拿破仑的许多部队依然还有足够的战斗能力，但它也反映出拿破仑的军队越加虚弱。在1812年战局中，库图佐夫和拿破仑所部步兵间的战斗第一次以法军损失远远超过俄军告终。由伊万·拉多日茨基中尉指挥的炮兵连是米洛拉多维奇所部的一部分，也在维亚济马参加了战斗。他写道，“我们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敌军几乎没有骑兵，炮兵和此前相比也是虚弱而无效的……我们沉浸在光荣的胜利之中，还看到了我们面对强敌的优势”。符腾堡的欧根写道，在维亚济马会战结束后的任何一个时刻，俄军以全军规模发动的一次坚决攻击就将歼灭拿破仑的军队。但库图佐夫还是更愿意把毁灭法军的工作留给冬天去完成，而冬天在这场会战发生后3天就到来了。[45]

拿破仑本人和他的一些仰慕者后来很愿意把拿破仑大军的毁灭归咎于异常寒冷的冬季。这大体来说是荒谬的。只是在大部分法军已然死亡后的12月，冬天才变得寒冷惊人。此前的10月则格外温暖，这也许使拿破仑沉浸在虚假的安全感当中。正如在俄国有时会发生的那样，冬天随后就突然降临了。到11月6日为止，拿破仑的士兵已经要在大雪中前进。然而，所有俄方资料都说1812年11月虽然寒冷，但考虑到是年末，也算不上特别。拿破仑在这个月遭到的主要“捉弄”事实上是11月下半月温暖天气的诅咒，这使得别列津纳河解冻，继而成为他撤退途中的主要障碍。然而，根本的一点在于，俄国的11月是寒冷的，对那些露宿野外、连帐篷都没有、极为缺乏衣物、几乎没有食物的精疲力竭的士兵来说尤其如此。[46]

伊万·拉多日茨基的炮兵连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追击敌军，从维亚济马一路追到多罗戈布日。他写道，有一大群法国战俘被活捉，然后交给哥萨克护卫带走，但战俘中的军官依然很少。大批死者和垂死者被乱扔在路上。对俄军而言，法国士兵时常吃着半生不熟马肉的景象是十分令人恶心的。拉多日茨基回忆了特别吓人的场景，一个法国士兵在被冻死的那一刻正奋力把一匹死马的肝脏扯出来。俄国士兵对他们的敌人并无爱意，但即便是他们也时常对敌军感到怜悯，在这些可怕场景中，怜悯时常成为主要的情感。然而俄军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更不用说他们的马了。拉多日茨基写道，他的炮兵连没有干草，又耗尽了燕麦补给，那些精疲力竭的牲口们只能依靠四处搜寻到的一星半点草料过活。他的士兵们至少还有毛皮外套和毡靴，这是战局开始前他们在塔鲁季诺大营分到的，但他们除了饼干和少量稀粥之外没什么可吃的。越来越多的病员和疲惫不堪的士兵掉了队，等到拉多日茨基的炮兵连离开大道与库图佐夫主力部队在11月11日会合时，很少有步兵连的人数还在80以上了。无论如何，俄军在胜利的鼓舞下士气依然十分昂扬。[47]

拿破仑本人在11月9日抵达斯摩棱斯克，并于5天后离开。对于沿着大道撤退的士兵而言，这座城市提供了对温暖、食物和安全的希望。情况原本确实可能是这样，斯摩棱斯克的仓库里储存着丰富的食物，而且维克托元帅30000名生力军直到最近还驻扎在那里。然而，彼得·维特根施泰因的推进迫使维克托赶去救援圣西尔和乌迪诺，只在城中留下了相当薄弱的守军，守军既无法保护食品仓库，也不能迫使从莫斯科赶来的大群绝望的士兵恢复秩序，甚至在“大军团”主力抵达斯摩棱斯克的前一天，城中的一位高级军需官就预见到了灾难。劫掠者们已经试图冲进仓库，而他手下几乎没有部队来阻止他们。他写道，随后进入城市的“团”看上去就像全无纪律的罪犯或者疯子。近卫军拿走的食物远远超过他们的应得份额，而后来入城的军只能弄到极少的食物。在混乱之中，原本能够维持一周的食物一天内就被吞噬殆尽。储存食物和烈酒的仓库遭到了冲击和劫掠，军需官的部下被人群挤垮，时常成群地逃跑。[48]

拿破仑的前卫于11月12日离开斯摩棱斯克，开始向西撤退。他麾下军队的直接目标是在奥尔沙（Orsha/Орша）渡过第聂伯河。

皇帝缺乏骑兵，因此不能进行侦察，这也意味着他不知道库图佐夫在哪里。事实上，不管拿破仑在斯摩棱斯克的停留是多么必要，它还是使得俄军主力能够赶上法军并从南面绕过这座城市。到11月12日为止，库图佐夫已经有能力让全军横跨在通往奥尔沙的道路上，迫使拿破仑展开战斗，向第聂伯河突围。大部分俄军将领都希望库图佐夫这么去做。这些人中包括了卡尔·冯·托尔，他后来说，要是库图佐夫如此行事，大部分敌军将被歼灭，尽管拿破仑本人和一小撮精选出来的护卫无疑能够脱逃。[49]

然而，库图佐夫仍然坚持他给拿破仑一座“金桥”的做法。他拒绝将部队主力投入战斗，在确信拿破仑及其近卫军已经远离之前更是绝不会投入战斗。他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让俄军骨干在与法军近卫军的生死搏斗中毁灭，法军近卫军无疑会为了拯救他们的皇帝和他们自己而拼死奋战。库图佐夫的谨慎态度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的部下。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回忆了指挥主力部队相当一部分骑兵的科尔夫男爵是怎样引用库图佐夫关于“金桥”的话，以此为理由拒绝让他手下的骑兵部队与法军展开过于近身的战斗。米洛拉多维奇就更直接了，他的下属符腾堡的欧根对奉命让敌军从面前通过的做法感到异常愤怒，就像在维亚济马战前曾奉命做的那样。米洛拉多维奇回应说，“元帅禁止我们卷入一场会战”，他补充说，“这个老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刺激敌军，使其进入绝望境地，那就会让我们白白流血。但如果我们让敌人撤退，并给予他们适当的护送，敌人就会在若干天内自行毁灭。你要知道，人不可能依靠空气生活，雪不能做成令人舒适的营地，没有马匹，敌人也无法移动他们的食物、军火和火炮。”[50]

库图佐夫的战略是理解在11月15日到18日间在克拉斯内发生的所谓“会战”的关键。这实际上并非会战，而是拿破仑麾下一个又一个军从俄军面前通过时发生的一连串杂乱无章的冲突，而战斗的地点正是3个月前涅韦罗夫斯基所部抵挡缪拉的地方。拿破仑让他下属各军以一天的间隔离开斯摩棱斯克，如果库图佐夫做出干扰撤退的切实努力的话，这本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与此相反，俄军总司令开心地看着法军近卫军和波兰军、威斯特伐利亚军的残部从斯摩棱斯克开往奥尔沙，在他面前同俄军发生轻微冲突。到15日晚，他们已经抵达了克拉斯内村。跟在后面的是博阿尔内军和达武军，不过当拿破仑发出动用一部分近卫军援救他们的威胁后，库图佐夫也就不再打算去堵塞他们的撤退道路了。欧仁和达武因此双双得以逃脱，虽然如此，但他们在米洛拉多维奇所部步兵和炮兵的火力打击下沿着大道和原野挣扎前进时，又遭到了他麾下骑兵的骚扰，因而在撤退过程中损失了大群官兵和几乎所有的残余辎重和火炮。尽管欧仁军和达武军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和参谋都幸存下来，但在克拉斯内战后它们已经不再作为战斗单位存在。

唯一尚未脱身的是米歇尔·奈伊的后卫，拿破仑被迫扔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奈伊在11月17日率领大约15000人离开斯摩棱斯克，其中近一半人还能列队准备战斗。米洛拉多维奇所部那时已经横亘在西面的道路上。奈伊在11月18日发动了多次试图突破俄军战线的绝望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奈伊军土崩瓦解，大部分士兵不是战死就是被俘。由于奈伊勇敢而鼓舞人心的领导才干，一支800人的骨干部队进入森林，越过第聂伯河，从而躲开俄军，并于11月20日与拿破仑在奥尔沙会合。[51]

拿破仑的军队越过库图佐夫，继而在奥尔沙跨过第聂伯河后，俄军主力部队在1812年战局中就不再扮演活跃的战斗角色了。就算库图佐夫想要追上拿破仑，他也无法在不毁灭自己军队的前提下赶上法军的撤退速度。老元帅对这一局面感到十分高兴，他视克拉斯内“会战”为一场重大胜利，“会战”也证明了他战略的正确性。超过20000名战俘和200门火炮落入俄军之手，还有10000名敌军战死，而己方士兵却付出了最小的生命代价。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普辛上尉回忆说，当库图佐夫视察该团并告诉他们会战结果时，“他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普辛补充说，在听到库图佐夫关于俘获火炮、军旗、战俘的相关数目后，“大家的喜悦是难以估量的，我们甚至有点喜极而泣。一阵巨大的欢呼响了起来，这让我们的老将军也感动了。”[52]

另外，许多俄军指挥官对战斗结果深感不满，其中就有符腾堡的欧根亲王。他回忆说，他在克拉斯内和奥尔沙之间的一个小村庄遇到了库图佐夫，这还是他们离开塔鲁季诺大营后的第一次会面。总司令知道欧根的不快，也试图为自己的战略辩护，于是说：“你没有意识到他们身处的环境，环境本身会比我们的部队做得更多。我们自己一定不能在抵达边境时变成瘦弱的流浪汉。”[53]

库图佐夫对部队的关切是很有根据的。尽管在战局的前半段，主力部队损失要少于米洛拉多维奇的前卫部队，但到11月中旬时，它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主力部队的辎重和炮兵在深深积雪中沿着乡村道路前进，士兵们也被迫去拉车，这使得他们越发疲惫。许多士兵并没有足够的冬衣，因为一些省份装载皮衣和毡靴的马车直到主力部队抵达维尔纳时才赶到。食物供应正面临着紧急事态，移动仓库远在后方，而在穿越斯摩棱斯克省时，征用也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白俄罗斯已经经历了6个月的战争和劫掠，在这方面很可能不会比斯摩棱斯克省更轻松。最糟糕的是医疗服务，它在军队持续运动和无数伤病员的压力下几乎崩溃。军中的卫勤官员和医生们被分散在军队的行军路线上，在一片荒野里拼命尝试建立临时医院并获得药物——那里已经没有民政当局能够帮助他们，大部分适合改成医院的建筑物也被摧毁了。[54]

然而，库图佐夫和欧根交谈时想到的很可能远不止是他麾下军队当前的物质需要。他不相信俄国的国家利益会仅仅局限于打败法兰西帝国。英国和奥地利至少也是和法国一样的“天然”对头。此外，即便俄军抓住了拿破仑本人——尽管此事的可能性很低，这也不会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无须有远见也能认识到，一旦法国的统治地位崩溃，其他欧洲国家将会为分赃陷入激烈竞争。预见何种政权将会取代拿破仑统治法国也并非易事。库图佐夫从法军战俘口中已经得知马莱（Malet）将军试图发动政变、以共和国取代波拿巴家族统治的消息。如果能够想起18世纪90年代的话，就会知道法兰西共和国既不热爱和平也不稳定。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保卫俄国的利益就要依靠它的军队，这一点非常清楚，而库图佐夫则要对这支军队的生存负责。[55]

到11月初，另一个因素对库图佐夫而言也变得越发重要了。他一直都知道，根据亚历山大的计划，海军上将奇恰戈夫的军团将赶往明斯克和别列津纳河堵住拿破仑的退路。然而，一个像库图佐夫这样的老兵也知道，这种纸面上看起来很美妙的宏大计划在实际战争中总会走样。这就是克劳塞维茨在他论述战争的伟大著作中所提到的“阻力”的含义，没有什么时候会比1812年的冬季有更大的“阻力”了。库图佐夫在整个10月和11月初都对奇恰戈夫的行动毫无清晰概念，只是被奇恰戈夫所部看似缓慢的动作弄得相当沮丧。然而，就在拿破仑离开斯摩棱斯克的那一天，总司令收到了奇恰戈夫12天前在普鲁扎内写的信。信中详细描述了奇恰戈夫最近的成功推进，表示海军上将预计将在11月19日前抵达明斯克。明斯克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它是拿破仑在白俄罗斯的主要食品仓库。另一点在于，它距离鲍里索夫（Borisov/Борисов）和别列津纳河上拿破仑军队试图通过的关键桥梁仅有75公里。[56]

库图佐夫做出回复，“我在10月20日（公历11月1日）非常满意地收到你的报告。从报告中我看出你希望在11月7日（公历11月19日）左右进入明斯克。你的前进将会对当今局势产生决定性影响”。库图佐夫在给维特根施泰因的信中说，到11月19日为止，奇恰戈夫应当带着45000人出现在距离别列津纳河仅有75公里的地方。他后来给奇恰戈夫的信中甚至说，“就算维特根施泰因将军被维克托和圣西尔拖住，没法前来帮助你击败敌军，你和厄特尔中将以及吕德斯（Lüders）少将所部会合后的实力也强大到足以摧毁逃跑的敌军，敌人已经几乎没有炮兵和骑兵，我还从他们后方对其施压”。按照记载，库图佐夫对被他派去指挥先锋部队的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的话就更直率了，“看，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老弟，不要太投入，照顾好我们的近卫团。我们已经做了自己的分内之事，现在该轮到奇恰戈夫了”。[57]

库图佐夫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在俄军统帅部中根深蒂固的自私、缺乏对集体忠诚的极好范例。总司令知道奇恰戈夫比他更受亚历山大尊敬，他愤恨海军上将被派去取代他作为多瑙河军团司令的事实。另外，对于原本已经年高、现在更显衰朽的库图佐夫及其军队而言，他们在精疲力竭之后也应当得到一些照顾。克劳塞维茨评论说：

我们必须考虑到行动的规模。在11月和12月，在俄国的冰雪之中，在一场辛劳的战役后，要么走几乎从不平坦的小道，要么走已被完全破坏的大道，面临着生存的极大困难……让我们想一下：在各方面都令人感到不快的冬季里，在物质和精神都相当疲乏的状况下，一支军队在前进中始终露营，受到物资匮乏的煎熬，因为疾病而人数骤减，它所经过的路上缀满了死者、垂死者和精疲力竭者的身体——（读者）将领会到完成每一次运动所要克服的困难，知道只有最强烈的推动力才能克服大群人的惰性。[58]

这些话并没能给帕维尔·奇恰戈夫带来多少慰藉，库图佐夫已经把皇帝对歼灭法军甚至俘获拿破仑本人的高度期望都推到了他的肩上。海军上将的战局开始时很顺利。尽管他需要留下相当一部分守军监视奥斯曼帝国，但跟随他北上的官兵里有许多经历过多次战役的老兵，总体来看也堪称优秀部队。他们于9月19日与托尔马索夫军团在斯特里河会合。

托尔马索夫下属各团的老兵要比奇恰戈夫少，但他们在1812年战局中积累了经验，而他们承受的人员伤亡则要远少于巴格拉季翁军团和巴克莱军团。奇恰戈夫军团和托尔马索夫军团在1812年9月都没有新兵，更不用说民兵了。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在9月29日抵达他们的总部，带来让奇恰戈夫接过两个军团指挥权、让托尔马索夫与库图佐夫会合的命令。他也带来了亚历山大的计划，该计划要求奇恰戈夫将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向西赶回华沙大公国，随后向明斯克和别列津纳河推进，堵住拿破仑的撤退通道。

在和托尔马索夫会合之后，奇恰戈夫起初有60000人可以用于这场战局，尽管要是亚历山大的计划得到充分执行，他还会在白俄罗斯得到厄特尔将军的15000人和吕德斯少将的3500人的增援，厄特尔所部当时还在莫济里，吕德斯所部则在最近的战争中前往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军队作战。当奇恰戈夫在9月底开始推进时，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向西退到华沙大公国境内。奇恰戈夫把他的总部设在布列斯特（Brest/Брест），随后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星期，为向明斯克和别列津纳河推进搜集补给。由于他要在被严重破坏的战区内行军500公里，这一举动是很有道理的，但他的延迟也导致了一些抱怨。不过这一延迟意味着奇恰戈夫只能恰好在拿破仑之前赶到别列津纳河。他没有时间去了解本该防守却并不熟悉的地区。这也意味着他不可能执行亚历山大的指示——在拿破仑军队可能通过的关键遏制点和小道上构筑要塞。

奇恰戈夫在10月的最后一周开始赶往白俄罗斯，留下了他军团里大约一半人——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麾下的27000人——阻挡施瓦岑贝格和雷尼耶。由于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合计有38000人，还有望得到一些援军，这就对萨肯要求很高了。然而，这位俄军将领事实上还是近乎完美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不过萨肯还是抱怨——他的抱怨是正确的——他麾下部队的成就被忽略了，原因在于他在面对数量大大占优的敌军时无望获得光辉胜利，而那时所有俄国人的目光无论如何都转向了拿破仑及其军队的命运。

当施瓦岑贝格根据拿破仑的指示前去追击奇恰戈夫时，萨肯便对雷尼埃所部萨克森军展开突袭，这迫使施瓦岑贝格折返回去救援萨克森军。萨肯随后成功地躲开了施瓦岑贝格捕获他的尝试，在战局的余下时间里拖住了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萨肯在一阵急促的运动和后卫作战中保全了他规模不大的部队，这支部队也为1813年战局提供了最优秀也最生气勃勃的几个团。最重要的是，萨肯把施瓦岑贝格和雷尼埃拖得远离明斯克和别列津纳河，这使得奇恰戈夫有可能向白俄罗斯中部推进，威胁到拿破仑及其军队的生存。[59]

奇恰戈夫行动得很迅速，他的前卫由另一位法国流亡者夏尔·德·朗贝尔（Charles de Lambert）伯爵指挥，此人于1793年加入俄军。朗贝尔所部约有8000人，大部分是骑兵，4个猎兵团则由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指挥，正如我们所见，公爵的日记中透露出他对正在毁坏俄国的外国人和暴发户的不信任。对俄军指挥官而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在于维克托元帅的军到底在哪里。天生的悲观主义者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深信俄军的推进无法成功，因为敌军在白俄罗斯的部队至少和奇恰戈夫的部队一样多。事实上，拿破仑已经命令维克托派出一个师去增援明斯克的守军，但等这个命令传到时，维克托已经全军北上阻击维特根施泰因了。随着维克托转而北上，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又远在西面，防守白俄罗斯南面入口的任务就交给了扬·东布罗夫斯基（Jan Dombrowski）将军和不超过6000名有战斗力的士兵。

东布罗夫斯基无法挡住朗贝尔，但他很有可能延缓朗贝尔的前进速度。与此相反，他和并肩作战的其他波兰将领们犯了许多关键的错误。派去防守涅曼河关键渡河点的部队竟让自己在河流南岸遭遇包围后集体被俘，让桥梁完好无损地落入朗贝尔手中。原本储存在明斯克可供大军团食用一个月的大量食物和草料仓储也同样被他夺去。离开明斯克后，朗贝尔赶往鲍里索夫和别列津纳河上的关键桥梁。俄军轻步兵在此战中取得了他们在1812年战局里可能最为杰出的成就，维亚泽姆斯基手下的四个猎兵团在最后24小时内推进了55公里抵达鲍里索夫，随即抢在鲍里索夫附近的5500名敌军能够集结起来保护渡河点之前，于11月21日凌晨突击保护桥梁的要塞。朗贝尔麾下的3200名猎兵中至少一半人非死即伤，其中包括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战后冬宫里建起了一座画廊，用于悬挂所有参与过1812～1814战争的俄军将领画像。维亚泽姆斯基是少数几个被遗漏的名字。对一个来自奇恰戈夫“被遗忘的军团”并无“保护人”的将领而言，他无疑曾考虑到彼得堡的朝臣们在他死后会玩和生前一样的花招。[60]

朗贝尔夺取鲍里索夫大桥是俄军在1812年冬季战局中最光辉的时刻。胜利希望大增，亚历山大在别列津纳河活捉拿破仑的梦想也似乎可能成为现实。奇恰戈夫给他的部队下达了如下文告，此举在将来会让他感到后悔：

拿破仑的军队正在逃窜。欧洲的全部痛苦之源正在它的队列之中。我们正横亘在这个人的撤退路线上。把他交给我们，将很容易取悦上帝，从而结束他对人类的惩罚。出于上述原因，我希望让每个人都知晓此人的特征：他个头不高，矮胖结实，脸色苍白，脖子粗短，大脑袋，黑头发。为了避免任何不确定因素，所有符合上述特征的战俘都应当在捕获后送到我这里。关于抓捕这位特殊俘虏的赏金，我一句话都不用说，我们君主人尽皆知的慷慨已经确保了它们。[61]

就在俄国人的期望达到最高点的时刻，奇恰戈夫也正开始面临失败的前景。库图佐夫估计海军上将能够把45000人带到别列津纳河，但这取决于指挥莫济里守军的厄特尔中将是否遵守奇恰戈夫的命令，让他手下的15000人赶往鲍里索夫。然而，厄特尔是一个细致且有条理的行政管理人员，他的职业生涯中有很长时间是作为莫斯科首席警务长官和后来的彼得堡首席警务长官度过的。训练构成莫济里守军一部分的新兵，并确保周边地区不受波兰暴动分子影响，的确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但放弃地方责任前去与拿破仑作战则令他想想都感到颤抖。厄特尔遍寻拖延时间的可能借口，列举了桥梁被破坏、离开后有发生地方叛乱的危险、有必要保护仓库等借口，甚至连牛瘟都包括在内。等到奇恰戈夫能够换人时，时间已经太晚，厄特尔的部队也无法赶到别列津纳河了。正像海军上将向亚历山大报告的那样，此举只给他留下了仅仅32000人，其中还有一半是骑兵，他们在防御渡河点和在别列津纳河西岸的丛林和沼泽中作战时几乎派不上用场。[62]

如果奇恰戈夫要挡住拿破仑的话，他自然需要援助，最可能的援助来源是彼得·维特根施泰因。在秋季战局之前，维特根施泰因的军已被增强到40000人之众，尽管其中有9000人是民兵。施泰因黑尔伯爵的10000名正规军也从里加南下加入维特根施泰因所部。维特根施泰因和施泰因黑尔在10月16日到18日携手击败了圣西尔元帅，重新夺取了波洛茨克镇和横跨在德维纳河上的桥梁。比起俄军指挥官的指挥技艺，胜利更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俄军的数量优势和士兵的勇气。施泰因黑尔和维特根施泰因从德维纳河两岸分别推进，彼此间联系很差。如果维特根施泰因拥有一支舟桥纵列的话，他就可以在圣西尔的右翼外侧渡过德维纳河，把他赶到西边去，换句话说就是远离拿破仑的撤退路线。这是亚历山大的计划中为秋季战局设定的目标。然而，俄军指挥官并没有这样的舟桥部队，他被迫采取更沉闷同时要付出更大代价的对策：直接强攻波洛茨克。

即便如此，俄军在波洛茨克的胜利还是带来了重要的结果。指挥圣西尔下属巴伐利亚军队的弗雷德（Wrede）将军直接向西退入立陶宛，从而让他的部队实质上不再参与这场战争，尽管维特根施泰因无法确定弗雷德会不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并威胁到他的右翼。维特根施泰因在他给亚历山大关于此战的报告中正确地声称，他已经将乌迪诺军和圣西尔军摧毁到相当的程度，除非维克托元帅因此被迫放弃斯摩棱斯克，指挥他手下的整个军全速赶来援助乌迪诺和圣西尔，否则这两个军就不能展开有力的抵抗。维特根施泰因完全有理由为这一成就而自豪。在他的努力之下，3个起初和他的军一样强大的法国军现在都已经被拖得远离白俄罗斯中部的关键战区。[63]

维特根施泰因从波洛茨克向南推进，10月31日在乌拉河（Ulla/Улла）畔的恰什尼基（Chashniki/Чашники）展开会战，击败了圣西尔元帅和维克托元帅。根据圣西尔的说法，俄军的胜利得益于他们的优秀炮兵和维克托元帅未能把他的大部分部队集中到战场上。和往常一样，拿破仑不在场时他的元帅们就会相互倾轧，乌迪诺的康复归来也无助于使这支面对维特根施泰因的小部队内部领导层的协调一致。愤怒的拿破仑此后给维克托下达了无条件攻击维特根施泰因的命令，要求维克托把他赶过德维纳河，赶得远离大军团的撤退路线。维克托随后于11月13日到14日间向乌拉河畔更偏东的斯莫利亚内（Smoliany/Смоляны）发起攻击，尽管法军进行了苦战，但还是无法将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赶出阵地。[64]

维特根施泰因在1812年11月的前3周里满足于守住乌拉河一线击退任何法军攻击。普斯科夫省长彼得·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大车，组成了6个移动仓库给维特根施泰因提供补给。得益于沙霍夫斯科伊的努力，俄军要比他们的敌人吃得好很多。由于维特根施泰因军在9月就从后方省份收到了30000件皮外套，他们也比敌人暖和得多。两军每多对峙一天，力量对比就对维特根施泰因越加有利。尽管维特根施泰因距离奥尔沙—鲍里索夫大道只有一天半的行程，他却没有做出任何横亘在拿破仑撤退路线上的尝试。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维特根施泰因在11月上半月对其他俄军所处的位置一无所知，对拿破仑大军的状况也毫不了解。如果维特根施泰因军面临拿破仑和维克托的夹击，而奇恰科夫和库图佐夫所部都不在能够前来救援的邻近地区，届时为它的安危担忧的将不仅有维特根施泰因，还有皇帝和库图佐夫。只有当维克托于11月22日撤退后，维特根施泰因才跟在他后方前进。他因此处于能够干扰法军越过别列津纳河行动的位置，不过和奇恰戈夫不一样，他并没有直接挡在法军路上。[65]

无论如何，维特根施泰因要比库图佐夫的主力军团近得多。在克拉斯内“会战”后，库图佐夫的主要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休息、供养他的部队上。出于上述原因，他从克拉斯内向西南方向行军，进入科佩西（Kopys/Копысь）小镇，科佩西是奥尔沙以南的下一个第聂伯河渡河点。他在那里休整了部队主力，成功地从南面邻近地区征收到了相当数量的食物。由于显然没有必要再一路拖着所有火炮，他也让许多炮兵连就地停放火炮。库图佐夫的确派出由米洛拉多维奇指挥的两个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的前卫部队继续前进，但除非奇恰戈夫能够在别列津纳河上堵住拿破仑整整4天或者更长时间，不然米洛拉多维奇所部就没有机会及时抵达并干扰渡河。米洛拉多维奇手下的士兵们在挣扎着越过第聂伯河攻入白俄罗斯的过程中很是吃了一番苦头。撰写第5猎兵团团史的历史学家写道，“从科佩西开始，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平民，村庄空无一人，甚至没有猫狗。谷仓和商店也是空的，没有谷物，没有谷粒，甚至没有一点草料”。[66]

在米洛拉多维奇前方的是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和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麾下由两个胸甲骑兵团、3个战列步兵团、一些哥萨克和两个近卫轻步兵团，换言之就是近卫猎兵团和芬兰近卫团组成的通常所说的“快速纵队”。快速纵队在11月19日启程前往奥尔沙，但是由于拿破仑烧毁了第聂伯河上的桥梁，行程耽搁了一天半。叶尔莫洛夫的哥萨克游过了第聂伯河，但他的重骑兵战马不得不被系在筏子上过河。让俄军胸甲骑兵来担任这一角色的唯一解释就是俄军正规轻骑兵已经精疲力竭。所有的辎重都被迫留在第聂伯河东岸。库图佐夫命令叶尔莫洛夫不要让他的士兵陷入疲乏，让他在托洛钦（Tolochin/Толочин）等待米洛拉多维奇抵达，而后才能向前推进追击拿破仑。但叶尔莫洛夫知道如果要把拿破仑拦在别列津纳河的话，速度将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因此忽视了上述两道命令。[67]

凭借英雄般的努力，叶尔莫洛夫于11月27日抵达鲍里索夫，同一天，拿破仑和他的近卫军在鲍里索夫以北18公里的斯图江卡（Studyanka/Студянка）跨过别列津纳河。俄军部队为这一速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哥萨克通常可以远离道路收集粮秣，多少找出点能吃的东西，炮兵在他们的弹药箱里携带了应急食物，但步兵的生活就十分艰辛了。在此前一个月里，近卫猎兵团一共只在屋顶下睡了一夜。在他们从第聂伯河赶到别列津纳河为期一周的行军中，他们只拿到了两次饼干。士兵们每次露营时都到处刨土豆，即便如此也很难找到食物，在匆忙和疲惫中，他们时常生吃食物。[68]

至于芬兰近卫团，他们的确在背包里还带了一些谷粒，但他们的水壶正好在团属辎重里，而生的谷粒是无法食用的。士兵们靠从树上割树皮做成临时烹调容器活了下来。把谷粒塞进树皮里，然后用潮湿的木头烤火，把混合物放到上方加热，接着近卫军士兵就狼吞虎咽整顿“大餐”，把树皮等等统统吃了下去。他们付出上述努力的酬报是终究晚了一天才抵达别列津纳河。两个近卫团在次日上午过河后被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奇恰戈夫军团后方，军团本身则在布里利（Brili/Брили）村附近的森林和拿破仑展开战斗。这两个团的士兵在齐膝深的雪中度过了此后两天，连一点食物都没有，大群士兵毫不奇怪地病倒了，然而部队的士气依然高昂。这些近卫军士兵是优秀的战士，他们正在前进、正在明明白白地赢得战争的事实鼓舞了他们的精神。叶尔莫洛夫本人也是一位擅长在战场上激励人心的领袖人物，他是让俄国士兵在紧急状况下用尽最后一点努力的当然之选。[69]

奇恰戈夫在11月22日首次抵达鲍里索夫附近，他把总部和所有辎重都搬过河运进位于别列津纳河东岸的鲍里索夫镇里。朗贝尔伯爵在夺取大桥时受伤，因此奇恰戈夫任命保罗·冯·德·帕伦接替朗贝尔的职务。帕伦次日奉命沿主干道向前推进，由于拿破仑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和乌迪诺、维克托会合，这样的前进动作是相当危险的。然而，奇恰戈夫和帕伦都不够谨慎。帕伦的部队被拿破仑的前卫击溃，逃进了鲍里索夫。奇恰戈夫和他的参谋人员飞快地逃过别列津纳河，把军团的大批辎重留在身后。奇恰戈夫的对头们后来以此次溃败为口实，对他展开了猛烈抨击，但这次战败实际上并不重要。尽管帕伦的大部分前卫部队都被截断了退路，但几乎所有人都成功地找到渡口再次跨过别列津纳河。维特根施泰因在4天后就重新夺回了鲍里索夫和奇恰戈夫的大部分辎重。最重要的是，俄军成功地焚毁了位于鲍里索夫的关键桥梁，因此别列津纳河依然是拿破仑面前的一个障碍。

退到别列津纳河西岸之后，奇恰戈夫面临着艰难的困境。他甚至不能与一河之隔的维特根施泰因协同行动，更不用说依然远在第聂伯河附近的库图佐夫了。防守别列津纳河一线的重任因此落到了海军上将一人肩上。奇恰戈夫手上至多只有32000人，其中仅有一半是步兵。如果他能够确认拿破仑正在赶往西北方向的维尔纳的话，他就需要防守鲍里索夫和在津宾（Zembin/Зембин）村对岸的韦谢洛沃（Veselovo/Веселово）渡口之间长达20公里的地段。问题在于，拿破仑也可能从鲍里索夫以南过河，径直向西赶往明斯克，甚至可能经过伊古缅（Igumen/Игумен）赶往远在南方的博布鲁伊斯克。上述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奇恰戈夫必须守备的河防战线，使其延伸到100公里或更长。拿破仑在鲍里索夫以南12公里的乌霍洛达（Ukholoda/Ухолода）动工修建一座桥梁，假装要从那里赶往明斯克。然而，他实际上却在鲍里索夫以北18公里的斯图江卡过河并奔赴维尔纳。[70]

正如在战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所有这些紧张的局势和互相冲突的情报之中，奇恰戈夫相信了最符合他本人假设和恐惧的相关证据。海军上将最担忧的是拿破仑赶往明斯克夺回他的巨大补给储备——而这正是奇恰戈夫自己的军团现在所仰仗的补给来源。拿破仑在明斯克可以和施瓦岑贝格会合，奇恰戈夫相信施瓦岑贝格正在向别列津纳河前进，正要攻入俄军后方。公允地说，奇恰戈夫以外的大部分俄军高级指挥官也相信拿破仑会前往明斯克或博布鲁伊斯克，也认为从俄军角度而言拿破仑此举将最为危险。以库图佐夫为例，他在11月22日致信奇恰戈夫，告诫他如果拿破仑不能渡过别列津纳河的话，就很有可能掉头南下。当时正身处维特根施泰因指挥部的克劳塞维茨回忆说，“所有人都怀有敌军将选择博布鲁伊斯克方向的想法”。[71]

也许最惊人的证据来自叶尔莫洛夫的回忆录。当他最终于11月29日抵达奇恰戈夫的司令部时，海军上将依然试图派出普拉托夫的哥萨克绕过拿破仑的侧翼，攻入他的后方，以便摧毁穿过津宾沼泽的桥梁和堤道，打开通往维尔纳的道路。叶尔莫洛夫回复说这是不明智的举动：“如果拿破仑发现不可能通过津宾的话，他就只能夺占通往明斯克的道路了，他会在那里发现充足的各类物资储备（上述储备目前正在供给我们军团和其他部队），能够让他的军队有所休整，从立陶宛征召补充兵，并在那里恢复秩序。”要是连曾在上个月目击拿破仑军队瓦解的、极有才智的叶尔莫洛夫都这么想的话，维特根施泰因和奇恰戈夫也如此考虑就并不令人奇怪了。[72]

被拿破仑蒙骗后，奇恰戈夫率领大部分部队于11月25日向南进发，前往沙巴舍维奇（Shabashevichi/Шабашевичи）控制通往明斯克的道路。他把朗热隆伯爵和一个虚弱的步兵师留在鲍里索夫，还下令恰普利茨（Chaplitz/Чаплиц）少将放弃位于斯图江卡对岸的阵地，带着他的部队与朗热隆会合。在恰普利茨收到上述命令时，他的侦察兵已经上报了明确迹象：拿破仑正准备在斯图江卡架设桥梁过河。然而，在奇恰戈夫和朗热隆的明确命令面前，恰普利茨还是向南进军了，这让河对岸的法军观察者欣喜不已。恰普利茨也未能破坏穿过津宾附近沼泽的桥梁和堤道。对任何试图阻止拿破仑向维尔纳方向突破的俄军部队而言，位于津宾的狭窄道路实际上是最好的防御阵地。如果桥梁和堤道都已被破坏的话，区区一个师就有可能在津宾挡住整支法军。就算恰普利茨在摧毁堤道和桥梁之后立即离开，重建它们也会让拿破仑的逃脱至少推延一天。[73]

11月26日上午，法军骑兵在斯图江卡游过别列津纳河，400名轻步兵则乘坐木筏渡河，两座河桥开始搭建了。在河对岸（西岸），拿破仑所面对的只是部署在布里利村附近的少许兵力：两个猎兵团、少数骑兵和一个骑炮连。骑炮连的指挥官是伊万·阿诺尔迪（Ivan Arnoldi/Иван Арнольди）上尉，他是俄军最优秀的年轻炮兵军官之一，在1806～1807年的战争中已经有过良好战斗履历，最终则以上将军衔退役。阿诺尔迪在回忆录中表示，哪怕在斯图江卡对岸的俄军实力比历史上强得多，他们照样无法阻止拿破仑过河。别列津纳河的东岸高于西岸，拿破仑可以把他麾下所有炮兵都部署在制高点上。与东岸相反，西岸则是一片低洼、异常软湿、丛林密布的土地：俄军无法把大批火炮部署在能够轰击到河流和桥梁的地方。[74]

另一方面，如果当时有上千俄军步兵在场的话，他们或许能够在桥头拖住拿破仑，使其远离鲍里索夫和津宾之间的道路，而且他们一定能够堵住津宾的狭道。11月26日在场的少量俄军部队没有可能做到上面任何一点。法军在乌迪诺元帅指挥下冲出桥头，沿着通向斯塔霍沃（Stakhovo/Стахово）村的道路南进。等到恰普利茨指挥他的所有部队返回时，他在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了。奇恰戈夫和他的军团主力部队要到11月27日晚上才能抵达战场，次日方可投入战斗。然而，到那时拿破仑全军就只有后卫部队尚未过河了。尽管在斯塔霍沃村附近从11月26日到28日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俄军却从未有过突破敌军战线、夺回通往津宾的道路控制权的可能。拿破仑在西岸的步兵要多于俄军，地形也对守方有利，他麾下的士兵们身处危险环境，这也需要他们以冒死一战的勇气战斗。[75]

与此同时，随着彼得·维特根施泰因军投入与维克托元帅所部后卫的战斗，别列津纳河东岸也发生了激战。维特根施泰因在这关键的几天里几乎没有表现出主动性，尽管他的部队远没有库图佐夫所部那么劳累。那个夏季里的无畏将军此刻已经让人认不出了。也许维特根施泰因对于接受奇恰戈夫指挥缺乏热情，也许他被拿破仑亲自在场的事实弄得格外谨慎。他跟着维克托沿着通往鲍里索夫的道路前进，声称直接通往拿破仑斯图江卡后方的乡村小道已经无法通行——这可能是正确的。于11月27日抵达鲍里索夫之后，维特根施泰因随即北上赶往斯图江卡，干扰拿破仑横越别列津纳河的进程。此举切割了帕尔图诺（Partouneaux）将军所部，迫使他的师投降，但它所凭借的运气成分要高过良好计划的成分。7000名士兵沦为战俘，尽管其中一半人现在已是掉队者而非作战中的士兵。维特根施泰因在11月28日全天和维克托军余部作战，后者在斯图江卡桥头附近充当法军后卫，但前者却只让14000人投入战斗。尽管俄军炮兵对试图过河的人群造成了可怕的损伤，但俄军还是不能突破人数处于劣势却英勇无畏的敌军后卫，他们在一整天的战斗中挡住了俄军，最终安全过桥。[76]

他们留下了一片凄惨景象。叶尔莫洛夫如此回忆战斗结束后别列津纳河东岸的场景：

在被部分摧毁的桥梁附近，火炮和运输车辆掉进了河里。大群大群的人，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和婴儿都落入冰封的河里。没有人能够逃过可怕的严寒。没有人能够目击到比这更可怕的场景。在那块地方，在那个时刻用死亡终结了自己痛苦的人是幸运者。那些还活着的人嫉妒着前者。他们要不幸得多，虽然在此刻保存下了自己的性命，后来却在可怕的折磨中死于残酷的寒冷……河流被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冰面覆盖：两岸之间的整条河里都能看到许多在冰面下清晰可见的死者。敌军抛弃了数量巨大的火炮和车辆。洗劫莫斯科所得到的财宝也没能成功带过河。[77]

横越别列津纳河对拿破仑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灾难。他损失了25000～40000人，也丢掉了几乎所有火炮和辎重。甚至连他的老近卫军现在也只剩下2000人。由维克托元帅和乌迪诺元帅指挥的，拿破仑麾下最后一个尚能作战的军，现在也几乎无力再战。如果拿破仑保住了在鲍里索夫的大桥，或者假如别列津纳河的冰面冻得很结实，上述损失中的绝大多数将是可以避免的。

无论如何，拿破仑有理由在11月29日感到满意。他数量处于劣势，被敌军围困，面临全面毁灭的危险，最终却还是得以逃出。这首先要归功于他剩余部队了不起的勇气和部队指挥官的坚定决心。即便在别列津纳河战场，拿破仑也的确拥有一定的优势。他的部队是集中的，位于俄军中间，受着同一个愿望的引导。自然因素和人为失误使得俄军各部间的协作相当困难。如果有人观察每个俄军指挥官的认知和行动的话，他基本上总能看出这些指挥官行动背后的逻辑，也会同情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然而从整体来看，俄军高级将领们的误判、缺乏决心和自私自利，最终让相当多本来无法脱身的拿破仑军队得以逃脱。

对许多俄国人，尤其是对亚历山大而言，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拿破仑本人最终逃过一劫。这一感受尽管相当正常，实际上却不对头。拿破仑总有能力离开别列津纳河东岸并越野赶往维尔纳。他在斯图江卡还有足够多的马匹状况良好的骑兵可以组成强大护卫部队。在前往维尔纳的路上，除非他运气极差，不然是不可能遇到一支数量足够大，也有足够决心向这样一支护卫部队挑战的哥萨克部队的。

拿破仑麾下成千上万的部队得以逃脱是可能性低得多也更让人恼火的事。这乍一看并非什么大事。逃过别列津纳河的法军中有一半以上在接下来3个星期令人恐惧的严寒中死亡或者被俘。只有不到20000人幸存下来，再次为拿破仑而战。但仅仅是近卫军、达武军、奈伊军和欧仁军就有2500名军官逃出了俄国边界。这些人中包括了大部分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许多参谋。如果这些人在别列津纳河被俘的话，拿破仑将很难及时重建能在1813年春季守卫德意志的新“大军团”。因而俄军在下一年的战局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本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如果拿破仑的军队在别列津纳河整体被俘的话，俄军就能够进入冬营休整，免去在1812年12月穿越立陶宛追击敌军过程中蒙受的惨重损失。[78]

在别列津纳河的戏剧性事件过后，1812年战局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令人扫兴的，尽管用这个词来描绘处于巨大痛苦中的17天堪称蹩脚。法军辩护者们关于1812年12月天气所说的话都可谓真实。即使以俄国12月的标准，它也称得上格外寒冷。这导致了大部分法军部队单位最终瓦解。拿破仑在12月5日径自离开军队赶往巴黎，留下缪拉主管军队。到那时为止，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或什么人能够在俄国边界以东把法军重新组织起来了，拿破仑的离开是正确的。维尔纳在12月11日落入俄军手中，3天后，马特维·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夺取了科夫诺（Kovno/Ковно），米歇尔·奈伊率领他不屈不挠的后卫退过涅曼河，1812年战局就此结束。

在这几个星期里，俄国军队同样也蒙受了令人悲伤的损失。库图佐夫于12月19日向亚历山大报告，军队的损失是如此巨大，以致他被迫不仅要在敌人面前隐藏部队，甚至还不能让自己的军官看到。战局开始之前，库图佐夫在塔鲁季诺指挥的97000人中，有48000人已经入院——换言之就是几乎一半人，只有42000名士兵还在队列之中。奇恰戈夫和维特根施泰因所部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也不算良好。海军上将的队伍里有17000人，此外还有7000人最终从厄特尔军赶来。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依然指挥着35000人，这反映出他的部队比其他部队吃得好、穿得好，行军路程也没有那么长。但大部分俄军士兵现在已经又饥饿又疲惫，他们的军装已经破旧不堪，只得穿上能找到的任何衣服抵御寒冷。一位年轻的参谋描述他自己穿着一件士兵的大衣，袖子则被露营的火堆狠狠烤焦了，脚上的靴底已经脱落，头上混搭着一顶士兵的军便帽和一块平民的羊毛头巾，身上的紧身短上衣连一个纽扣都没有，只能靠着一条法国剑带捆扎起来。[79]

随着俄军向冰冷的、贫瘠的、被毁坏的立陶宛前进，寒冷和饥饿给库图佐夫的部队带来猛烈打击。另一个敌人——斑疹伤寒也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一疾病在被俄军成群俘获的战俘当中猖獗蔓延并快速传播。“它的辨别特征是：疲惫，食欲不振，反胃，全身肌肉无力，皮肤干热，口渴难忍”。只要药物尚未用尽，团属医生们就使用奎宁、樟脑和催吐剂对付伤寒。然而，正如后勤总监格奥尔格·坎克林后来承认的那样，在俄军军需系统的全部工作中，卫生勤务工作是最为薄弱的。这某种程度上与对医院崭新而混乱的管理有关，但更大程度上则是因为缺乏受过训练的医生和医院管理人员。只要俄军还在大俄罗斯各个省份作战，它就能够把伤病员交给省长们照管，但当它进入此前被拿破仑占领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地区后，当地的民政机关已经荡然无存了。许多俄军医生和职员自己也生病倒下了，其他人则分散在军队前进的路线上，拼命地试图在一片荒野中建立医院。[80]

坎克林写道，他的下属职员们

自己也是半死不活，却还要被迫在极度寒冷中，在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每隔一天都在被毁灭的地区里新建医院。有经验职员的短缺现象极为严重。我们带走任何落到我们手里的人，如果能够找到符合工作要求的职员就倍感欣慰。我们给予从中拣选出来的人相应章程、一些资金，发给地方行政当局要求予以协助的公开命令和一小队工作人员。这是从事新建医院工作的人所能得到的所有帮助，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还会得到一些饼干和谷粒、少量牛肉和若干烈酒。

无论如何，坎克林还是指出，大部分入院官兵最后都康复并重归部队了，“这一方面显示了俄国士兵的坚韧，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81]

库图佐夫在12月13日向亚历山大报告，除非他的军队得到休整，不然它就有可能彻底消散，随后就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建军队。任何指挥官都会担心这种可能性，但一个俄罗斯将领比大部分人有更多的理由担心，他需要保护军队中的专业老兵核心，整支军队就是围绕他们组建起来的。拥有足够教育水平和意愿去成为军官的人并不多，工程兵、炮兵或参谋中技艺高度娴熟的老兵核心就更稀少了。首先，皇帝的军队并不是一支民族军队，它的实力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老兵对战友和所属团的高度忠诚。如果毁灭了这些人和这些忠诚的话，军队就会变得比民兵还要差，使这支军队难以战胜并能够快速恢复的内在力量也将会削弱。让库图佐夫感到宽慰的是，在1812年冬季，虽然几乎要出现这种状况，最终却并未发生。事实上这支军队的核心还是幸存下来了，此后还有许多老兵出院，俄国在1813年以这些老兵为核心组建了一支全新的优秀部队。不过俄军实际上要到1813年夏季才从1812年战局的可怕劳损中恢复过来，重新发挥出它的全部潜力。[82]

[1] Kutuzov，vol.4i，no.187，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8月27日（旧历），pp.154-5；no.241，亚历山大致库图佐夫，1812年8月31日（旧历），pp.194-5。

[2] 这些计划是在亚历山大8月31日（旧历）的信件和给奇恰戈夫、托尔马索夫、维特根施泰因和施泰因黑尔的草案中制订的，切尔内绍夫带着这些草案前往库图佐夫的总部。关于后者见prilozheniia 6，7，8 and 9 in Kutuzov，vol.4i，pp.463-70。

[3] Kutuzov，vol.4i，no.322，切尔内绍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9月10日（旧历），pp.265-8。

[4] 切尔内绍夫本人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被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6，fos.2ii-3ii：‘Zhurnal voennykh deistvii General Adiutanta Chernysheva’.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20，no.1，维特根施泰因致亚历山大，1812年11月6日（旧历），p.4。

[5]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p.169，173.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 1812-1814，London，1964，p.75.

[6] 最近出版了一本优秀的达维多夫回忆录英译本：In the Service of the Tsar against Napoleon：The Memoirs of Denis Davydov，trans Prince G.Trubetskoy，London，2006。

[7] T.J.Binyon，Pushkin：A Biography，London，2002，p.130.

[8] 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1，pp.205-6.关于菲格纳，见佚名作者的一篇名为‘Uverennost’ v zvezde svoego schastiia’的文章，Rodina，8，2002，pp.47-50（«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звезде своего счастья»//Родина.2008.№ 8.С.47-50）。

[9]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8，no.124，达维多夫致科诺夫尼岑，1812年9月21日（旧历），p.101。

[10] P.Grabbe，Iz pamiatnykh zapisok：Otechestvenniaia voina，Moscow，1873，pp.97-8；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vol.1，p.296.

[11] S.G.Volkonskii，Zapiski Sergeia Grigorovicha Volkonskogo（dekabrista），St Petersburg，1902，pp.170-1，189-94（Волконский С.Г.Записки Серге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а Волконского（декабриста）.СПб.，1902.С.170-171，189-194）；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2，pp.7，182. Kutuzov，vol.4ii，no.163，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20日（旧历），p.175.关于阿拉克切耶夫试图减少自己捐献份额的努力，见他在1812年夏天和秋天给诺夫哥罗德省苏马罗科夫（Sumarokov/Сумароков）省长的愤怒书信，以及他向巴拉绍夫寻求帮助：P.I.Shchukin（ed.），Bumagi otnosiashchiiasia do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4，Moscow，1899，pp.118-27。

[12] 首先参阅G.Bibikov，‘Aleksandr Khristoforovich Benkendorf（1781-1844）：Istoricheskii ocherk’，VestnikMGU，1，2007，pp.36-60（Бибиков Г.Н.Александр I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Бенкендорф（1781-1844）：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Вестник МГУ.2007）。还有一封约翰·利芬写给克里斯托夫·利芬的提供大量资料的书信，这封信落款日期是1811年1月5日（旧历）：British Library Add.MSS 47410，p.56。

[13] Zapiski Benkendorfa，1812 god：Otechestvennaia voina.1813 god.Osvobozhdenie Niderlandov，Moscow，2001，pp.70-1（Записки Бенкендорфа，1812 год：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1813 год.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Нидерландов.М.，2001.C.70-71）.

[14] 所有这些统计数据都取自Kutuzov，vol.4i，no.439，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9月22日（旧历），pp.353-61，and prilozheniia.

[15] 例如，库图佐夫在9月22日的作战公报中通知部队很快将有来源众多的换乘马匹，到达，并告知下属各团做好领取准备。马匹的一个来源是图拉省，库图佐夫曾要求它的省长购买500匹马，并把2000匹民兵乘马调给正规骑兵：Kutuzov，vol.4i，nos.287，296，320，pp.246-7，251，264：前两份文件是9月6日和7日（均为旧历）写给波格丹诺夫省长的信件，第三份文件是9月10日的作战公报。

[16] Babkin，‘Organizatsiia’，p 145.L.G.Beskrovnyi（ed.），Narodnoe opolchenie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oda：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2，nos.452，453，pp.473-7.第一份文件是顿河地区在7月23日（旧历）向普拉托夫递交的关于总动员的报告。第二份是普拉托夫在十月份就动员结果向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报告。也见V.M.Bezotosnyi，Donskoi generalitet i ataman Platov v 1812 godu，Moscow，1899，pp.92-6。

[17] Viscount de Puybusque，Lettres sur la Guerre de Russie en 1812，Paris，1816，pp.142-4.

[18] 关于库图佐夫的评论，见A.I.Mikhailovskii-Danilevskii，Opisanie otechestvennoi voiny v 1812 godu，repr.Moscow，2008，p.384（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A.И.Описан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в 1812 году.М.，2008）. Kutuzov，vol.4i，no.531，亚历山大致库图佐夫，1812年10月2日（旧历），pp.431-2。

[19] A.P.Ermolov，The Czar’s General，ed. and trans. A.Mikaberidze，Welwyn Garden City，2007，pp.178-80，在叶尔莫洛夫的回忆录英文译本中涵盖了塔鲁季诺会战和他关于指挥架构的看法。库图佐夫的副官，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在 Voennyi sbornik，53/12，1910，pp.21-35，at p.29：‘Zapiska o voine 1812 goda A.B.Golitsyna’中描述了库图佐夫的大怒。

[20] 巴克莱在1812年9月24日（旧历）给亚历山大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它被收录在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8，no.148，pp.118-22。

[21] N.A.Troitskii，Fel’dmarshal Kutuzov：Mify i fakty，Moscow，2002，在pp.232-3引用了拉耶夫斯基的话。

[22] 关于这场会战，近来最为充分的叙述出自维塔利·阿纳托利耶维奇·别索诺夫：V.A.Bessonov，‘Tarutinskoe srazhenie’，in 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2006，vol.5，pp.101-53（Бессонов В.А.Тарути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Эпоха 1812 года.Т.5.С.101-153）。

[23]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p.175-82给出了生动而公正的记述。

[24] 本尼希森的观点在他1812年10月10日（旧历）给妻子的信中表达得最为完好：no.177，pp.223-5 in N.Dubrovin（ed.），Otechestvennaia voina v pis’makh sovremennikov，Moscow，2006.伤亡数字来自Bessonov，‘Tarutinskoe’，pp.142-3，尽管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里扬诺夫（A.I.Ulianov/А.И.Ульянов）在Entsiklopediia，p.694引用了更高的伤亡数字。库图佐夫向亚历山大递交的关于塔鲁季诺会战的报告收录在Kutuzov，vol.4ii，no.16，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7日（旧历），pp.16-9。

[25] P.de Ségur，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Russia，1812，2 vols.，Stroud，2005，vol.2，pp.75-8，其中回忆了拿破仑关于多种可能状况的一些思考。拿破仑本人于1812年10月在莫斯科写下的一系列信件和备忘录则解释了这些状况，见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32 vols.，Paris，1858-70，vol.24，尤其是no.19237，notes，未注明日期，pp.235-8，也参阅他在10月5、6日给贝尔蒂埃的信和10月16日给马雷（Maret）的信：nos.19250，19258，19275，pp.246-7，252-4，265-6。

[26] Count P.de Ségur，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Russia，1812，vol.2，pp.82-3；A.de Caulaincourt，At Napoleon’s Side in Russia，New York，2003，pp.136-8；Duc de Fezensac，Souvenirs militaires，Paris，1863，p.258.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 1812-1814，London，1964，p.80.关于意大利战役期间令人震惊的洗劫程度，见Martin Boycott-Brown，The Road to Rivoli，London，2001，pp.287-8，306，335-6。

[27] 多赫图罗夫给库图佐夫的关键报告，写于10月22日晚上9点30分，它被收录在Kutuzov，vol.4ii，no.59，pp.75-6。

[28] 关于这场会战的最好描述出自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瓦西里耶夫：A.Vasil’ev，Srazhenie pri Maloiaroslavtse 12/24 oktiabria 1812 goda，Maloiaroslavets，2002（Васильев А.А.Сражение при Малоярославце 12/24 октября 1812 года.Малоярославец，2002）；关于第6猎兵团的信息，见第27页。Entsiklopediia中位于第437-9页和472页的关于会战和修道院的条目也非常有用。

[29] 库图佐夫的记载出自他在1812年10月16日（旧历）给亚历山大的报告，这份报告附在他的军团军事行动日志当中：Kutuzov，vol.4ii，no.119，pp.128-34。

[30] Sir Robert Wilson，The 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Bridgnorth，1996，p.234.

[31] 他关于英国的评论被引用在Troitskii，Fel’dmarshal Kutuzov，p.278。

[32] 威尔逊给皇帝和他的同胞的许多信件被刊布在Dubrovin（ed.），Otechestvennaia voina.它们是从警务档案中选取的。本尼希森落款日期为10月8日（旧历），请求亚历山大返回军队总部的信件被刊布在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9，pp.344-5。

[33] N.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p.124.

[34] 例如，亚历山大于1812年12月在维尔纳向威尔逊所作评论，或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对库图佐夫民望很高，又（在她看来）不应当得到如此声望的恼怒：Wilson’s Journal，p.95.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46，叶卡捷琳娜致亚历山大，1812年11月25日（旧历），pp.108-9。

[35] Kutuzov，vol 4ii，no.192，pp.195-201，军事行动日志。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9，e.g.叶尔莫洛夫致库图佐夫，1812年10月18日（旧历），p.73；普拉托夫致库图佐夫，1812年10月20日（旧历），p.78。

[36] P.B.Austen，1812：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London，2000，p.47.

[37] F.Glinka，Pis’ma russkogo ofitsera，Moscow，1987，p.371.

[38] 关于这里所引用的统计数字，见S.V.Gavrilo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ia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p.109。

[39] Чéтверть，1俄石=209.91升。——译者注

[40] Kutuzov，vol 4i，no.536 and annex，库图佐夫致兰斯科伊，1812年10月3日（旧历），pp.439-40.也可见Gavrilov，S.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pp.158-9。

[4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10/4，Sv.1，Delo 1：fos.1-2，1812年9月15日（旧历）库图佐夫给十二位省长的通告；fos.28-9，10月9日（旧历）兰斯科伊向库图佐夫递交的报告。

[4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10/4，Sv.1，Delo 1：fos.38-9：波图洛夫（Potulov/Потулов）少将致本尼希森，1812年10月11日（旧历）：注意这封信是在10月16日（旧历）收到的；fos.77-8，兰斯科伊致库图佐夫，11月11日（旧历）；fo.97，桑季（Santi/Санти）致库图佐夫，11月但并未注明日期；fos.113-14，兰斯科伊致库图佐夫，12月11日（旧历）；fos.126-7，兰斯科伊致库图佐夫，12月15日（旧历）；fos.137-8，兰斯科伊致库图佐夫，1813年1月23日（旧历）.关于冬衣，可见Kutuzov，vol.4i，no.387，库图佐夫致卡韦林，1812年9月13日（旧历），p.305。

[43] 可见库图佐夫在10月19、24日（均为旧历）给图拉省省长尼古拉·波格丹诺夫的信件：Kutuzov，vol.4ii，nos.159 and 196，pp.169-70 and 205-6。

[44] Kutuzov，vol.4ii，no.195，pp.203-4，1812年10月24日（旧历）当天的作战公报。Mikhailovskii-Danilevskii，Opisanie 1812，p.457（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И.Описани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812 г，С.457），指出斯摩棱斯克省在1812年有价值7400万卢布的财产被毁。Gavrilov，S.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p.159。

[45]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p.204-7. Entsiklopediia，p.170，认为俄军损失了1800人，敌军损失了7000人。Radozhitski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vol.1，pp.250-1。

[46] Kutuzov，vol.4ii，prilozhenie 21，p.719，有一张表格展示了1812年不同地方的每月气温，并附有这一气温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正常水平的统计数据。任何使用这张表格的人必须记住表格中的月份是根据俄历来划分的。关于1812年的冬季是怎样突然到来的，见R.M.Zotov，Sochineniia，Moscow，n.d.，p.611（Зотов Р.М.Сочинения.М.，б.г.С.611）。列出所有批驳法国人与天气相关借口的俄国资料会是令人乏味的，不过可以举出克罗伊茨将军的评论作为例子，V.Kharkevich（ed.），1812 god v dnevnikakh，zapiskakh i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4 vols.，Vilna，1900-1907，vol.1，pp.80-81.Baron Fai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Paris，1827，pp.151-2。

[47] Radozhitski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vol.1，pp.256-67.

[48] Puybusque，Lettres，pp.105-15：1812年11月7、10、12日。Fezensac，Duc de，Souvenirs militaires，Paris，1863，p.276.

[49] 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p.307.

[50]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p.241-50.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1，p.348.

[51] M.I.Bogdanovich，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3 vols.，St Petersburg，1859-60，vol.3，pp.101-46和Entsiklopediia，pp.379-80都提供了准确而公平的叙述。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p.268-70从俄军角度解释了奈伊的逃脱。

[52] Bortnevskii，V.G.（ed.），Bortnevskii，V.G.（ed.），Dnevnik Pavla Pushchina，Leningrad，1987，pp.71-2.

[53]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275.

[54] Gavrilov，S.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pp.154-71. 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 Kankrina：Generalnyi sokrashchennyi otchet po armiiam（krome Pol’skoi i Rezervnoi）za pokhody Frantsuzov，1812，1813，1814 godov，Warsaw，1815，p.79.关于部队精疲力竭地沿着大雪覆盖的乡间小路行军，见Zapiski o pokhodakh 1812 i 1813 godov ot Tarutinskago srazheniia do Kul’mskago boia，St Petersburg，1834，part 1，p.40（Записки о походах 1812 и 1813 годов от Тарутин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 до Кульмского боя.СПб.，1834.Ч.1.С.40）。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因为它的作者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入狱，在监狱中撰写此书。

[55] 关于这一点，库图佐夫与被俘的皮比斯克间的谈话提供了有趣的间接说明，尤其是记录在他1812年12月11日和18日（均为旧历）的信件中的谈话：Lettres，pp.141 ff.也要注意到本章提及的库图佐夫先前向威尔逊和本尼希森所作评论和将在第九章中讨论的他后来与亚历山大和希什科夫的交谈。

[56] 这封信位于Kutuzov，vol.4ii，no.295，pp.282上的一个脚注。

[57] 库图佐夫写给奇恰戈夫的两封信收录在Kutuzov，vol.4ii，no.295，1812年11月3日（旧历），pp.282-3和no.363，1812年11月10日（旧历），pp.344-5.他在11月8-9日给维特根施泰因的信件位于同一卷no.349，pp.334-5。他给叶尔莫洛夫的意见被时为副官兼近卫猎兵团——交给叶尔莫洛夫的近卫团之一——军官的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诺罗夫所引述。见Norov’s Zapiski，p.75.叶尔莫洛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了第一段，但没有引用第二段，他本人是最能确切知道库图佐夫说了什么的。诺罗夫可能是在给他的故事添枝加叶，但他归给库图佐夫的话的确总结了在包括叶尔莫洛夫在内的许多记载中都提到的相关态度：见A.P.Ermolov，Zapiski A.P.Ermolova 1798-1826，Moscow，1991，pp.243-6.

[58] Carl von 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2 in Russia，London，1992，pp.213-14.

[59] 这里的基本叙述来自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ch.XXXI，pp.442 ff. and vol.3，ch.XL，pp.205 ff.关于萨肯对他和他的部队在无望获得个人荣誉的情况下为大局做出牺牲的抱怨，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19：‘Iskhodiashchii zhurnal Generala Sakena’，fos.4i-ii，萨肯致库图佐夫，1813年2月21日。

[60]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3，pp.206-35.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p.211-25，涵盖了向别列津纳河的推进。

[61]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3，p.236。

[62] 见厄特尔在1812年11月3日（旧历）写给奇恰戈夫的信：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21，pp.115-17；奇恰戈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1月17日（旧历）：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6，1871，pp.56-8。

[63]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9，维特根施泰因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19日（旧历），p.265。

[64] Marshal Gouvion Saint-Cyr，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Paris，1831，vol.3，pp.201-3.

[65]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3，pp.198-204.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9，维特根施泰因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26日（旧历），p.268；维特根施泰因致亚历山大，1812年10月31日（旧历），pp.270-72.Gavrilov，S.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p.163。例如亚历山大1812年10月30日（旧历）给库图佐夫的信件，收录在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2，no.270，pp.140-41，以及库图佐夫11月3日（旧历）给维特根施泰因的，提到了同样风险的信件，收录在Kutuzov，vol.4ii，no.293，pp.280-1。

[66] V.Kriuchkov，95-i pekhotnyi Krasnoiarskii polk：1797-1897，St Petersburg，1897，p.172（Крючков В.95-й пехотный 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полк.История полка，1797-1897.СПб.，1897.С.173）.关于在莫吉廖夫省的征用，见Gavrilov，S.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e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p.161。

[67] Ermolov，A.P.，Zapiski A.P.Ermolova 1798-1826，Moscow，1991，pp.244-8.

[68] 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207-10.（Norov），Zapiski，pp.76-7；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896，pp.88-94.

[69] S.Gulevich，Istoriia leib gvardii Finliandskago polka 1806-1906，St Petersburg，1906，pp.256-61.（Norov），Zapiski，pp.76-7.

[70] 奇恰戈夫给亚历山大的信件形成了他对自己行为的第一次辩护：见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6，1871，pp.51-67：1812年11月17、18日（旧历）。在回忆材料中，最好的辩护也许来自伊万·阿诺尔迪将军撰写的一篇文章：‘Berezinskaia pereprava’，Voennyi sbornik，53/9，1910，pp.8-20.最近的主要辩护来自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瓦西里耶夫：I.N.Vasilev，Neskol’ko gromkikh udarov po khvostu tigra，Moscow，2001（Васильев И.Н.Несколько громких ударов по хвосту тигра.М.，2001）。

[71] Kutuzov，vol.4ii，no.363，库图佐夫致奇恰戈夫，1812年11月10日（旧历），pp.344-5.Clausewitz，Campaign，p.210。

[72] Ermolov，A.P.，Zapiski A.P.Ermolova 1798-1826，Moscow，1991，p.251.

[73]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3，pp.255-61.Mikhailovskii-Danilevskii，Opisanie 1812，p.519.

[74] Arnol’di，‘Berezinskaia pereprava’，pp.11-2.

[75] 来自俄国方面的最好描述是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3，pp.263-76和Vasil’ev，Neskol’ko gromkikh udarov，pp.190-200，248-68.

[76]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3，pp.270-2，277-84，297.Vasil’ev，Neskol’ko gromkikh udarov，pp.235-48，268-85.Clausewitz，Campaign，pp.204-8.

[77] Ermolov，A.P.，Zapiski A.P.Ermolova 1798-1826，Moscow，1991，pp.254-5.

[78]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3，p.288和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vol.4，p.319都指出了这一点。

[79] Kutuzov，vol.4ii，no.563，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2月17日（旧历），pp.551-4.N.Murav’ev，‘Zapiski Murav’eva’，Russkii arkhiv，3，1885，pp.389-90.这些数据中没有包括奥斯滕-萨肯的军。

[80] I.I.Shelengovskii，Istoriia 69-go Riazanskago polka，3 vols.，Lublin，1911，vol.2，p.192. 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pp.108-16.

[81] 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pp.114-16.

[82] Kutuzov，vol.4ii，no.516，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12月1日（旧历），pp.4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