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为大国的俄罗斯

对俄罗斯国家而言，18世纪是一个胜利时代。在彼得大帝在位（1689～1725年）之前，欧洲精英视俄国人为野蛮人、陌生人和无足轻重之辈。像奥斯曼人一样，他们被当作欧洲的局外人：和奥斯曼人不一样的是，俄罗斯人甚至都无法赢得源自恐惧的勉强尊重。然而，到彼得逝世时，欧洲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俄国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中痛击瑞典，取代它成为欧洲东北部最为强大的国家。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当中，俄国给欧洲人的头脑里留下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它的军队占领了东普鲁士，多次在交战中击败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甚至短暂占领过柏林。是叶丽萨维塔（Elizabeth/Елизавета）女皇在1762年的逝世和她的继任者彼得三世戏剧性地改变了俄国政策，才使得普鲁士免于毁灭。[1]

其后便是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Екатерина II）在位时期（1762～1796年），在此期间俄国的领土、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大部分波兰联邦领土被并入俄国，此外纳入版图的还有现在被作为乌克兰南部和东部，但当时人称“新俄罗斯”的地方。在彼得治下成为波罗的海头号大国之后，俄国现在也开始主宰黑海，并让它的舰队驶入地中海。拓殖者们开始填充由叶卡捷琳娜征服的肥沃乌克兰草地。随着新俄罗斯经济迅猛发展，俄国未来的国力看似几乎无可限量。叶卡捷琳娜与她最著名的情人格里戈里·波将金计划恢复拜占庭帝国，让她的孙子康斯坦丁（Constantine/Константин）大公坐上皇位。这一计划野心勃勃又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同样具备这种特征的不仅是叶卡捷琳娜本人的生活，还有俄国在18世纪激动人心的崛起。[2]

这些胜利的影响之一就是令俄国精英们习惯于胜利，为他们培养了骄傲、自信与自大。或好或坏，这都对俄国在1812～1814年如何作战有所影响。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胜利强化了罗曼诺夫（Romanov/Романов）王朝和政府专制体制的合法性。俄国是瑞典和波兰宪政原则的强烈支持者，因为它了解瑞典和波兰君主国的弱点，认识到这会逐步削弱它的邻邦兼对手。在1768～1792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软弱的苏丹不能控制宫廷派系和行省总督。俄罗斯沙皇和奥斯曼苏丹都面临着过时的军事力量阻碍创建现代化欧式军队的挑战。这些团——俄国的射击军（strel’tsy/стрельцы）和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因为部署在首都，又和抵制一系列必要改革的政治、宗教保守团体有关联而愈加危险。彼得大帝在17世纪90年代毁灭了射击军。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有一位奥斯曼苏丹拥有足够摧毁耶尼切里的权力和坚定信念。到那时为止，沙皇的国度早已在国力上超越了奥斯曼帝国。[3]

国家权力的基础是罗曼诺夫王朝与土地贵族间的政治同盟。俄国在这方面与其他四个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类似，它们也都是依靠王室与土地精英间的类似同盟关系。在每个案例当中，同盟关系都有其特殊之处。以英国为例，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贵族则是包括了金融和商贸精英在内的联盟中的高级合伙人。[4]

尽管四个欧陆大国在理论上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但没有人会怀疑俄国皇帝的权力较之他的法国、奥地利乃至普鲁士同行更为绝对。他未经人民许可便能制订法律、征收赋税，俄国也没有法律保护哪怕最为高贵的贵族臣民免于他的专制冲动。与此相反的是，其他大国则有继承自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贵族议会和司法机构乃至有时包括君主本人及其亲属在内的社会精英道德风貌，来约束君主权力，在法国和奥地利尤其如此。其他因素也增强了俄国专制君主的权力。例如，在欧洲新教地区，此前庞大的天主教会地产已经在宗教改革中被没收，大部分最终落入贵族手中。在18世纪，欧洲天主教地区的大部分此类土地依然由教会掌握。然而，到18世纪60年代为止，俄国君主制政府已经查扣了东正教会的庞大财富，并将大部分此类财富纳入自己名下。这也是为何到18世纪90年代的所有农奴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并不属于私人地主，而是属于皇室的重要原因之一。[5]

专制君主的庞大专断权力是俄国政治与政府的日常现实。专制君主管理政府机构和贵族精英二者的方针与技巧是至关重要的。但俄国君主既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又是在某些方面受到严重制约的。即便是俄国的欧洲部分在面积上也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其他大国，而它的人口直到18世纪50年代才超过法国，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年代按照欧洲标准依然是人口稀疏。陆上交通线相当原始，在春季和秋季会崩溃成无法通行的泥淖。国家的官僚机构不但规模较小，而且腐败无能。在1763年，俄国的国家官员人数仅仅略多于普鲁士，尽管后者的国土面积只有俄国欧洲部分的百分之一。普鲁士君主可以从诸多德意志大学里招募接受了法律和行政管理培训的官员，其中一些大学自中世纪起一直存续。当亚历山大在1801年登上俄国皇位时，俄国只有一座大学，而它是1755年在莫斯科创立的。在1775年的行省政府改革后，国家在乡村的行政管理有所加强，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新官员们都来自地方的乡绅地主，而且时常是由乡绅地主们推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军队中服役若干年后才回乡结婚并继承小庄园的。因此，地方行政机构的扩张强化了君主政体和地主阶级间的互相依靠。

从一方面看，倘若不依靠地主，罗曼诺夫王朝便会一事无成，一位君主曾称地主为国家的无意识征税人和乡村的征兵代理人。倘若没有贵族在官僚机构中效力，特别是倘若没有贵族在军队中作为军官服役，那么国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但贵族们也十分需要国家。军官或官员职业是重要的收入补充来源。国家也为地主提供免遭农民反抗或暴动威胁的保障。在叶梅利扬·普加乔夫（Emelian Pugachev/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ёв）的领导下，哥萨克和农民于1773年在乌拉尔（Urals/Урал）地区发动了范围广大的起义，并一路沿伏尔加河（Volga/Волга）下游蔓延。成千上万的正规部队展开了好几个月的作战才将这一反叛平息下去，这场反叛让数以百计的贵族失去了性命，给精英阶层的意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一小部分（尽管其绝对数目依然很大）小贵族而言，军队乃至官僚机构都提供了跃升为贵族精英从而获得财富的渠道。18世纪的频繁战争为年轻的贵族们提供了许多证明自己的机会。

除了罗曼诺夫家族之外，18世纪俄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这一时代主宰着宫廷、政府和军队，构成了帝国贵族精英的一小群家族。这些家族中有的历史比罗曼诺夫家族还要悠久，其他人的祖先起源则要晚近得多，但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为止，这些人已经形成了单一的贵族精英阶层，他们之间以财富和婚姻网络抱团。他们的财富、社会地位和政府职位带来了庞大的能量。这些人的庇护人—受庇人网络遍布在俄国政府和武装力量当中。罗曼诺夫家族自身也来自这一贵族环境。是皇室地位后来让他们远远高于普通贵族，而君主们则决心保护自己的自主权，永远不让自己被任何贵族小圈子绑架。虽然如此，就像任何其他欧洲君主那样，他们视大贵族为天然盟友和伙伴，是运转良好社会的天然秩序与等级的屏障。

贵族们使用了许多诡诈手法以保持他们的权力。在18世纪，贵族们把自己的儿子早在童年时期就送入近卫军团。等到贵族家庭的小年轻长到二十多岁时，便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深”服役年数和近卫军的特权地位一跃进入普通部队各团上校之列。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帕维尔一世（Paul I/Павел I）在1796～1801年统治俄国，他终止了这一诡诈手段，但在1812～1814年担当俄军高位的许多贵族已经得益于此。更为重要的则是贵族们利用宫廷职位。尽管这些职位大体是荣誉性的，但它们让年轻贵族宫廷侍从（Kammerjunker/Камер-юнкер）和宫廷侍从官（Kammerherr/Камергер）能够转入政府中的所谓同一品级高位。

在18世纪欧洲的大背景下，这并不是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年轻的英国贵族们用金钱开路，在军中各个等级间快速攀升[6]，依靠他们父辈的口袋选区进入下议院，有时还会年纪轻轻便继承上议院席位。和英国贵族不一样，俄国贵族无法凭借对下议院的主宰控制政府。不过，若是一位俄国君主施政拙劣或过度惹恼了彼得堡精英，他也有可能被推翻和被谋杀。帕维尔一世曾经评论说，俄国国内除了能够与皇帝交谈的人之外，根本就没有显贵（Grands Seigneurs），而且就连那些人的显贵地位也只能在皇帝屈尊与其谈话时维持。他的话对了一半：与他们在伦敦或维也纳的同类相比，俄国显贵更附庸于皇权，自主程度更低。但他也错了一半，在1801年由于这一误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帕维尔的专断行为激怒的俄国贵族们，在彼得堡督军彼得·冯·德·帕伦的率领下将其谋杀。

俄国贵族和乡绅构成了帝国的统治精英与军官团核心。但罗曼诺夫家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他们使自己与帝国的非俄罗斯贵族结为同盟，将他们纳入朝廷和军队。最为成功的非俄罗斯贵族是波罗的海行省的德意志地主阶级。根据一份保守估计，1812年所有俄军将领中有7%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波罗的海人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得益于路德宗教会和18世纪北欧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教育程度要远优于普通的俄国外省贵族。[7]

在那个时代，帝国由多种多样的外来精英统治实在极为平常。在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统治精英阶层是由改宗的基督徒奴隶组成的。清帝国和莫卧儿（Mughal）帝国分别是由来自中国和次大陆边界以外的精英统治的。根据上述标准，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已经是非常俄罗斯化了。即便根据欧洲标准，俄罗斯国家的状况也并非独一无二。奥地利帝国的许多重要军人和国务活动家来自哈布斯堡的领土之外。普鲁士在1812～1814年三位最伟大的英雄——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都并非生为普鲁士臣民，也都不是在普军中开始军事生涯。

当然，俄军中的外来者人数可能确实要多于奥军和普军。欧洲移民在彼得堡的地位也要比在柏林或维也纳更为突出。在18世纪里，有许多欧洲军人和官员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前景转而为俄国效力。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逃离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统治的流亡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最重要的是，欧洲移民填补了由于俄国职业教育或职业中产阶级发展缓慢造成的空缺。职业医生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即便到了1812年，俄军当中的医生人数也只有800出头，其中许多人是德裔。军事工程师也面临短缺。18世纪时的俄国工程兵是炮兵的小兄弟，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尽管他们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获得了独立，但受过训练的工兵军官数量依然太少，而他们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范围又极其广阔，因而俄国依然在寻找能够被吸引到俄军来的外国专家。在1812年战争前夕，最为资深的两位俄国军事工程师分别是荷兰人彼得·凡·叙赫特伦（Peter van Suchtelen）和德意志人卡尔·奥珀曼（Karl Oppermann）。[8]

更为重要的外国人巢穴则是为军队提供总参谋部军官的军需总监部门。在博罗季诺会战当中，“俄国”参谋里有几乎1/5的人连沙皇的臣民都不是，只有不到一半人拥有斯拉夫姓氏。总参谋部一定程度上源自制图局，那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对工作人员的数学能力要求相当高。这一点确保了它里面充斥着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随着军队在拿破仑时代规模膨胀，变得更为复杂，参谋机关的作用变得相当关键。让许多俄国人感到越发憎恶的是，他们的参谋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有非俄罗斯族的姓名。除此之外，拿破仑在1812年的入侵引发了俄国的排外主义浪潮，这一浪潮有时会针对俄军中的“外国人”，这一用语并未对真正的外国人和并非俄罗斯族的沙皇臣民做出多少区分。然而，倘若没有非俄罗斯人参谋，帝国是永远无法在1812～1814年取得胜利的。此外，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完全忠于俄罗斯国家，他们的家庭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融入俄罗斯社会。这些外国工程师和参谋也协助培养了日后取代他们地位的新一代年轻俄罗斯人军官。[9]

就像其他大国一样，对沙皇俄国而言，拿破仑时代的巨大挑战在于为战争动员资源。有四个关键要素可以被描述为俄罗斯实力的源泉。[10]它们是人员、马匹、军事工业和财政。除非了解到上述四个要素中每个要素的基本优势与局限，不然就无法理解俄国怎样进行这些战争，也无法领会到它为何取得胜利。

对任何国家而言，人力都是最明确的资源。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7年逝世时，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大约是4000万。与之相比，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拥有2900万臣民，同时期的哈布斯堡属地则有大约2200万居民。就算到了1806年，普鲁士人口也只有1070万。联合王国的人口介于普鲁士和更为庞大的欧陆大国之间。包括爱尔兰人在内，1815年的联合王国人口大约是1500万人，不过印度的人力也正在成为英国全球力量中的一个因素。因此，俄国的人口数量根据欧洲标准是很庞大的，但它并不比旧制度的对手们大太多，还要远小于拿破仑控制的人力资源。法兰西帝国，或者说由巴黎直接统治的全部领土，在1812年拥有4370万人口。但拿破仑还是拥有650万人口的意大利王国国王、拥有1400万居民的莱茵同盟（Rheinbund）保护人。他还可以掌握其他一些领土：从俄国角度而言，最显著的就是华沙大公国，它的380万人口为1812～1814年的战争努力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简单地列出上述数字，就多少反映出了俄国在那些年里面临的挑战状况。[11]

从国家层面而言，动员俄国人口的优点在于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价格低廉。威灵顿军中列兵的生活与王公相去甚远，但即便俄军以银戈比计饷，英军列兵的年收入也是他们俄军同行的11倍之多。实际上，1812年的俄军列兵更有可能拿到贬值的纸卢布，其实际价值仅有票面价值的1/4。由于时常弄不清楚摘引材料中的俄国卢布究竟是纸卢布还是银卢布，对价格和收入的比较总是问题丛生的，而且俄国的生活成本无论如何都和其他国家相去甚远，其差异之大尤以英国为甚。更为现实主义的比较则是这样的事实，即便在和平时期，英军士兵除了面包之外，还可以拿到米、肉、豌豆和奶酪。而俄军列兵拿到的只有面粉和谷粒，尽管他们在战时还可以得到肉和伏特加的补充。士兵们把拿到的谷粒煮成麦片粥，这就是他们的日常主食。[12]

俄军的团有时拿到的也不是制服和军靴，而是衣料和皮革，以此自行制作衣服和鞋子。火药、铅和纸也被分发到各个团里，让他们自己制成弹药。国家能够动用的免费劳力也不仅是士兵。一小部分征募人员并没有被送进军队，而是被派到了矿山。更为重要的是，当彼得大帝第一次建立作为俄国军事工业基础的钢铁工场时，他将若干个村庄永久性地整体分配给工场劳作。他在建立一些为军队提供衣料的纺织工场时也是如此。分配给工场的劳动力总是要更为廉价，因为工人的家属依然保有农地，政府期望他们以此自给自足。[13]

只要整个欧洲的军队都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俄国的军事体系就能在竞争中发挥出色。按照年度征召新兵的系统让俄军成为欧洲最庞大也最廉价的军队，与此同时却没有给人民施加不可承受的负担。然而在1793～1815年，法国和普鲁士相继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俄国军事体系的长期生命力打上了问号。革命中的法国开始普遍征召整个“年龄阶层”的年轻人，希望一旦战争结束便让他们作为崭新共和国的公民重回平民生活。1798年时，所谓的《茹尔当法令》[14]确立了6年兵役制，从而将这一制度固定下来。在一段有限时间内征召整个年龄阶层的国家可以投入比俄国更多的军队，它日后也将拥有由依然相对年轻的退役士兵们组成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如果俄国试图效法这一制度，它的军队就不再是国家内部的独立集团，整个沙皇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也将发生改变。公民军队是与基于农奴制的社会极不相容的。军队在镇压内部叛乱时会比之前更不可靠。贵族地主会面临这样的前景：成群回到乡村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农奴（要是现存法律依然有效的话），而且接受过军事训练。[15]

事实上，拿破仑的挑战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以致无法让这一威胁完全成为现实。临时的应急措施就足以克服危机。在1807年以及1812～1814年，虽然政府领导人中有人担忧民兵在军事上无用，反而可能转变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但政府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只需在作战期间服役的民兵。当组织民兵的主张于1806～1807年冬季首次被提交讨论时，亚历山大资历最深的顾问之一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洛普欣（I. V. Lopukhin/И. В. Лопухин）公爵便如此警告，“在当下的俄国，削弱（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关系纽带是比外国入侵更加危险的事情”。皇帝愿意冒这种风险，他的判断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大量增加正规军和召集民兵对俄国人力进行动员，就足以击败拿破仑，并不需要对俄国政治秩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16]

作为军事资源，马的重要性仅次于人，而俄国在马匹资源方面拥有超出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自然馈赠。俄国南部和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分布着无数的马群。这些马匹体格健壮、行动敏捷、适应性极强。此外它们也相当便宜。一位研究俄国马匹产业的历史学家称这些草原马是“巨大且取之不尽的储备资源”。最接近纯粹草原马的俄军骑兵马匹出现在它的哥萨克、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非正规骑兵团里。顿河（Don/Дон）哥萨克马其貌不扬、体格矮小、行动快速、易于操纵。它可以在恶劣天气中的崎岖地形里，只携带最低限度的饲料连续数日长距离行进，这种方式对正规骑兵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本土上的哥萨克马总是被放养出去吃草的。在冬季，哥萨克马会用前蹄挖出浅沟，寻找藏在冰雪下的草根和草叶。哥萨克在从军时自行携带马匹，不过1812～1814年政府会为在作战中丢失的马匹提供补偿。哥萨克是极为出色的侦察兵，即便身处黑夜中也能够在任何地形上找到道路，哥萨克还让俄军轻骑兵免于从事让其他军队里的同行们疲惫不堪的勤务，但是俄军骠骑兵团、枪骑兵团和猎骑兵团自身也拥有强壮、坚韧、廉价又快速的马匹，它们也混有相当程度的草原马血统。[17]

从传统上看，中型马（供应龙骑兵）和重型马（供应胸甲骑兵）是大得多的问题。事实上，在七年战争前夕，俄国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胸甲骑兵团，甚至连龙骑兵团状况也非常糟糕。然而截至1812年，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首先是因为俄国的马场产业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急剧扩张。截至1800年，俄国共有250个私有马场，它们几乎都是在过去40年中创立的。这些马场提供了一些龙骑兵战马和大部分胸甲骑兵战马。在1812～1814年与俄军一同作战的英国军官们赞同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爵士的观点：俄军重骑兵“无疑十分出色”。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爵士写道，俄军重骑兵的“战马是无与伦比的体格、力量、活力、坚韧的结合；既有英国挽马的块头，又有绝不粗劣的血统，而且性格极为和顺，自然而然地使其便于管理，还得到了最佳的梳刷装饰”。[18]

要是说俄军胸甲骑兵的战马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它太过昂贵了——至少在亚历山大一世眼中是这样。就连重骑兵战马的官方价格都高达骠骑兵战马的两倍半，近卫胸甲骑兵——换言之就是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的马匹花费自然更是远多于此。胸甲骑兵战马的饲育与养护开支也要比轻骑兵战马昂贵，而且作为体型较大的马匹，它们通常在耐力和韧性上也有所欠缺。因为它们来自马场，所以补充这类马匹也要困难得多。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俄军胸甲骑兵在1813～1814年时常被留作预备队，参战次数颇为有限。有一回某个奥地利将军动用俄军胸甲骑兵从事前哨勤务，让他们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亚历山大因此大发雷霆。[19]

俄国军工业通常可以仰赖国内的原材料资源，不过也存在一些关键性的例外。俄国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硝石和铅，1807～1812年，当大陆封锁体系令俄国海外贸易难有作为时，铅就成了军工方面一个昂贵而危险的弱点。军队制服所需的羊毛也是个问题，因为俄国只能生产军队所需总量的4/5。随着军队规模在1807年后膨胀起来，俄国也没有足够的毛纺工场满足军事需求。然而真正至关重要的原材料是铁、铜和木材，而俄国拥有充足的此类资源。亚历山大在位之初，俄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铁国，在铜产量方面也仅次于英国。彼得大帝曾在欧洲与西伯利亚边界上的乌拉尔地区建立了俄国的第一批大型钢铁工场，以此开发当地丰富的铁矿和木材资源。尽管俄国的金属冶炼技术已经开始远远落后于英国，它却依然能够满足1807～1814年的军事需求。俄国的主要武器生产中心位于彼得堡和坐落在莫斯科以南194公里的图拉（Tula/Тула）城，乌拉尔地区和那里相距甚远，但效率相当高的水路运输却将这三个地区连接了起来。虽然如此，任何在乌拉尔地区生产的武器或弹药都不可能在一年之内运抵部署在俄国西部边境的军队。[20]

武器生产可以分成两大类：火炮和手持武器。绝大部分俄国铁炮都是在位于彼得堡东北面的奥洛涅茨（Olonets/Олонец）省彼得罗扎沃茨克（Petrozavodsk/Петрозаводск）小镇的亚历山大火炮工兵工场生产的。它们主要被指定用于防守要塞和攻城。大部分野战火炮来自圣彼得堡兵工场：它在1803～1818年生产了1255门新炮。这两座工场都采用了最新的生产技术。彼得堡兵工场在1811年引进了一台蒸汽动力发生器，以此驱动所有的车床和钻探器械。还有一小部分火炮在位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交界处附近拥有庞大仓库和工场的布良斯克（Briansk/Брянск）进行生产和维修。当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Aleksei Arakcheev/Алексей Аракчеев）针对炮兵的改革于1805年完成后，俄国的火炮与炮车也跻身世界最佳之列。改革削减了火炮的种类数目，对装备进行了标准化和轻量化，也仔细思索了如何让武器和装备与它们计划完成的战术任务相适应。唯一可能的缺点是俄国榴弹炮，它所能抬高的仰角不及法国型号，因此在与法国榴弹炮对决时不一定总能打到目标。另外，得益于炮车的轻巧和马匹的质量，1812～1814年俄军骑炮兵表现得最为机动灵活。[21]

至于手持枪械，状况就远没有那么乐观了。步枪在三个地方生产：邻近乌拉尔的维亚特卡（Viatka/Вятка）省伊热夫斯克（Izhevsk/Ижевск）工场在1812～1814年生产了大约10%的各类枪械；距离彼得堡35公里的谢斯特罗列茨克（Sestroretsk/Сестрорецк）工场生产的比前者还少，不过谢斯特罗列茨克在修理现有兵器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因此，图拉城是1812～1814年最为重要的步枪来源。[22]

图拉国营兵工场是彼得大帝于1712年建立的，但生产任务则由兵工场和私人作坊分担。1812年时，尽管国营工场生产了大部分新枪，6位私人承包商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步枪，然而，这些承包商并没有自己的工场。他们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相对较小的工坊满足国家订单需求，但是大部分工作被分包给了许多在家工作的手工业者和工匠。战争部抱怨此举浪费了时间、运力和燃料。然而国营工场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把小作坊凑在一起，其生产过程时常纯粹依赖手工。劳动力被分成五个行当，每个行当负责一部分生产任务（枪管、木枪托、击发装置、白刃兵器、其他所有步枪部件）。制造枪膛是生产过程中最复杂的部分，也造成了最大的延迟，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熟练劳动力。

工场和私人工坊里的最大问题都是技术过时和加工机械不足。蒸汽动力机器直到拿破仑战争末期才被引进，而且此举无论如何都被证明是个失败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需要在图拉地区价格极其昂贵的木柴充当燃料。水力是传统的动力来源，图拉兵工场于1813年引进了有效得多的机器，大大减少了对水的消耗，让水力机器传动生产能够持续整周运转。然而即便这种机器被引进之后，缺水依然意味着在春季时会有若干周没有动力。同年还引进了用于给步枪钻膛的机械传动钻头：此前这一工作需要500人以手工方式完成，是对生产的严重制约。一位曾经参观过英国类似工场的俄国观察家注意到，英国工场在每个生产步骤中都采用了适当的加工机械。而在图拉状况却与此相反，许多专门工具是弄不到的，榔头和钻头尤其如此，弄到优良的铁制加工机械更是几乎不可能。俄国工匠有时候只能使用刨子和凿子。[23]

考虑到它所面临的问题，俄国军工业在拿破仑时代上演了奇迹。尽管俄国武装力量在那些年急剧扩张，1812～1814年的武器损失也相当大，但绝大部分俄国士兵依然拿到了枪支，而且大部分枪支都是在图拉生产的。这些步枪的花费只有它们的英国同类的1/4。另外，倘若没有1812～1813年从英国进口的101000支步枪，俄国也不可能武装在1813年增援野战军的后备部队单位。此外，俄国加工机械的问题，以及对生产速度和数量的庞大压力也让其中一些步枪不可避免地不合标准。例如，一份英国资料就对1808年的图拉步枪质量进行了严厉批评。另外，法国针对步枪击发装置进行的一次测试却得出结论，俄国型号的步枪多少要比他们自己的步枪更可靠，尽管还是远远比不上英国和奥地利步枪。基本的一点是，那个年代的所有欧洲步枪都是完全不可靠且不完美的兵器。俄国步枪无疑要比英国步枪差，或许也时常会劣于其他主要军队的步枪。尽管俄国军工业在1812～1814年实现了宏大的生产规模，但它依然无法提供足够的新式步枪，确保一个营里的所有士兵都拥有同一型号、同一口径的枪支。不过这是所有欧陆军队要共同面临的问题，俄国只不过再次成为一个极端案例而已。[24]

也许枪支的质量对俄军战术确实有所影响。可能只有持乐观态度的俄国将领会认为，装备了此类武器的士兵能够效法威灵顿的步兵列成两列横队，以射击打退推进中的敌军纵队。[25]俄军之所以拥有欧洲军队中最大的火炮—步兵比例，并以庞大火炮数量支援步兵以密集队形作战，步枪的缺陷可能也是一个额外因素。然而，尽管俄国步枪的缺陷可能影响到军队的作战方式，它们却必然没有削弱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拿破仑时代距离克里米亚战争依然十分遥远，那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改变武器装备，英国和法国的线膛化步枪相对于俄国滑膛枪的优势让俄国步兵几乎无法生存。

俄国力量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素是财政，换言之就是岁入。在18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大国的代价十分昂贵，每当发生战争，开支就要进一步升级。军事开支不仅会导致国家发生财政危机，还会在国内引发政治危机。最著名的案例便是，法国的波旁（Bourbon）政权由于介入美国独立战争花费巨大，导致国家破产，最终引发了1789年的政权崩溃。经济危机也削弱了其他大国。例如，在七年战争当中，经济危机迫使哈布斯堡帝国逐步削减军队规模。

财政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影响延续到了拿破仑时代。1805～1806年，缺乏维持军队动员并使其对拿破仑持续构成威胁所需的资金破坏了普鲁士的政策。与之类似的是，奥地利在1809年也因为国家无法负担现有军事开支水准，面临着要么立即与拿破仑作战，要么就削减军队规模的抉择。奥地利人选择了战斗，接着被击败，随后背上了令其在此后若干年里军事潜能大为削弱的战争赔偿。更为沉重的破坏性战争赔偿则在1807年被施加到了普鲁士头上。俄国在1789年的债务水平要高于奥地利和普鲁士。1798～1814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大大增加了债务。和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不一样，俄国在1807年被拿破仑击败后不用支付赔款。然而，要是它在1812年战败，状况就将大有不同。

即便没有战争赔款的负担，俄国依然在1807～1814年遭遇了财政危机。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场战争（1768～1774年）起，年度支出就经常性地超过了岁入。国家起初以向荷兰银行家贷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赤字。但这一方式到18世纪末就不可能再持续了：利息支出已经成了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不管怎样荷兰都已经被法国占领，它的金融市场也对其他大国封闭了。即便在1800年之前，财政亏空就要靠印发纸卢布来弥补。到1796年时，纸卢布的实际价值只相当于同等票面价值银卢布的2/3。1805年后的持续战争导致开支骤增。应付开支的唯一方法就是印发越来越多的纸卢布。到1812年时，纸卢布的实际价值大约只相当于“真实”（亦即银卢布）币值的1/4。通货膨胀导致国家开支激增，其中武器、装备和军队给养的开支也占了相当重要的部分。让岁入迅速增长到足以抵销开支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财政部则时刻生活在对通货膨胀失控和纸币信用全面崩溃的恐惧之中。即便没有这一点，对贬值中纸币的依赖也给俄军在国外的行动能力带来了严重风险。有些食物和装备需要在战区购买，在盟国领土上作战时尤其如此，但是没有外国人愿意以货物和服务交换纸卢布。[26]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6年去世时，俄国的岁入为7300万卢布，或者说1170万英镑；如果将征收费用考虑在内的话，它将降低到893万英镑，倘若考虑到纸卢布贬值因素的话，实际收入还会进一步降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岁入也处于同一级别：以1800年为例，普鲁士的总收入是865万英镑；奥地利在1788年的总收入是875万英镑。即便在法国财政处于深度危机的1789年，法国王室岁入依然高达47500万法郎，或者说1900万英镑，这要比上述国家高得多。英国再次处于另一个级别：1797～1799年开征的新税将它的岁入从2300万英镑提高到3500万英镑。[27]

纵然如此，俄国仍然保持着可畏大国的地位，这是因为在欧洲范围内对岁入进行粗略比较的错漏之处很多。此外，正如我们在这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俄国境内的所有重要军事资源价格都要远低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即便在和平时期，国家都很少为某些服务与货物付款。它甚至还让大部分军队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里驻扎到各个村庄，成功地把供养军队的部分费用丢给了农民。1812年时的大规模征用乃至更大规模的志愿捐献将这一原则发挥到了极致。俄国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以有限的代价取得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几乎都是在敌国领土上作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由别国负担战争开支。这在1813～1814年再次发生了。[28]

1812～1814年，俄罗斯帝国几乎将自己权力肌腱的每一部分都尽力使用到接近断裂的程度，惊险地击败了拿破仑。即便如此，如果俄国仅仅是依靠自身也还是永远无法摧毁拿破仑帝国的。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欧洲大同盟。创建、维持并在某种程度上领导这个大同盟是亚历山大一世最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面前的道路上横亘着许多障碍。如果想理解为何会有这些障碍、这些困难又是怎样被克服的，就需要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运作方式有所了解。[29]

在18世纪下半叶，欧洲拥有五个大国。这五个大国当中，英法两国是根深蒂固的死敌，普奥两国也是如此。俄国则是其中唯一没有仇敌的，这一点对它极其有利。总的来说，俄国在英法冲突中站在英国一边。这首先是因为，法国在传统上是瑞典、波兰、奥斯曼帝国的庇护者，而这些国家是俄国的近邻兼对头。英国也是俄国货物的最大出口市场。虽然如此，英俄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有时也会陷入紧张状态。和其他欧洲人一样，俄国人也因英国在战时对中立国贸易进行的严厉打击而深感不满，在英国海权处于最低点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俄国领导波罗的海国家结为同盟，捍卫中立国权利。1787～1791年，法国的内部危机似乎削弱了它的实力，从而让英国外交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恰恰是这个时候，俄罗斯军队正在粉碎奥斯曼军队，向巴尔干纵深挺进。维多利亚时代英俄争夺亚洲主导权的“大博弈”阴影首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任首相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扮演了对抗俄国的土耳其拯救者的角色，还试图迫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放弃她的一部分征服果实，尽管这最终并未获得成功。此后不久，法国的扩张就把这些考虑推到了一边，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事情也只是欧洲外交的边角料而已。彼得堡的人们却没有忘记皮特的努力。[30]

对俄国而言更有用的是奥地利与普鲁士间的对抗。哈布斯堡王室和霍亨佐伦王室从七年战争中学到的教训是：它们的安全依赖于俄国的善意，未来的扩张就更不用说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精明地拍卖俄国的支持。在18世纪70年代，她已经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俄国通过打击奥斯曼帝国、向南扩张可以得到最大的收益。就这样的方针而言，奥地利要比普鲁士更有用。女皇因此礼貌地允许维也纳赢得她的拍卖。奥地利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788年，他们发现自己被迫卷入了一场针对奥斯曼人的战争，那场战争符合俄国的利益，却于奥地利无益。

早在拿破仑时代，许多在1914年让奥地利向俄罗斯开战的问题就导致两个帝国之间关系紧张。这首先是奥地利对越发增长的俄罗斯势力的忧虑。例如，到18世纪90年代为止，俄国海军不仅主宰了黑海，一支强大的分舰队还在亚得里亚海上，也就是奥地利的后院里活动。在1768～1812年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三场战争中，俄国军队占领了今天的罗马尼亚。俄国很有可能吞并这块领土，而这对奥地利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巴尔干的基督徒人口中，俄国的强大势力和在他们的奥斯曼领主身上取得的多次胜利令许多人转而拥护俄国。此外，这些基督徒是与俄国人一样的东正教徒。1804～1812年塞尔维亚人发起了对奥斯曼统治者的反抗，希望俄国人向他们提供援助。俄国外交官们此时的举动令研究1914年之前俄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们倍感熟悉，他们既希望塞尔维亚人成为忠实的代理人，又担心塞尔维亚的野心会把俄国拖进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灾难性冲突之中。从奥地利角度而言更糟糕的是，在哈布斯堡治下的东正教臣民中，倾向俄国的人口数量也日益增加，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在18世纪下半叶移民到了南俄和乌克兰的草原上。[31]

较之其他任何欧洲大国，俄国起初不怎么关注法国大革命和法国随后的扩张。叶卡捷琳娜不喜欢革命，把少数几个俄国异议分子投入牢狱。她粉碎了波兰的“雅各宾主义”，用这个好借口摧毁了波兰国家地位的最后残余。然而，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害怕在俄国发生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俄国没有“第三等级”，就算勉强认为这一等级存在，那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多数来自外国，接受政府的雇用。除了少数个例之外，俄国商人和工匠多数依然十分传统，他们在心态上是东正教徒，就效忠对象而言是君主主义者。启蒙的民意依然为贵族所垄断，它视君主政体为俄国最开明的力量，期望它将整个帝国现代化并欧洲化。在产生了普加乔夫的土地上，对每个受过教育或拥有一定财产的俄国人来说，任何群众革命的想法都是诅咒。[32]

至于法国的领土扩张，俄国起初也可以秉持相对放松的看法。法国位于欧洲的另一端，它需要扩张相当一段距离才能威胁到俄国利益。与此相反，法国军队只要稍作推进，就能够迅速进入莱茵兰和比利时，从而触及哈布斯堡帝国和英国的根本利益。当英国、法国、奥地利（甚至可能加上普鲁士）在欧洲另一端卷入战争时，俄国就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国家安全，可以满怀信心地追求它的国家利益——波兰便是其中的重要部分。[33]

到18世纪90年代末时，俄国就不能再感到如此放松了。法国事实上吞并了莱茵兰、瑞士、尼德兰以及意大利的一部分，这令俄国对法国的势力越发感到担忧。当法国将注意力转移到东地中海乃至奥斯曼治下的埃及时，帕维尔一世就多少有理由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了。不过他加入同盟的方式却表明，他视俄国为战争辅助力量，一线作战国家则是奥地利和英国。此外，俄军参战不到一年，帕维尔就同他的盟国失和了。到他统治的最后一年里，帕维尔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俄国退出了同盟，禁止了与英国的一切贸易，领头建立了保护中立国家海洋权利的新同盟，甚至派出一支哥萨克部队准备对印度发起不切实际的远征。当帕维尔于1801年3月被暗杀时，就其主要意图而言，俄国已经与法国结为同盟，协助其对抗英国。

新任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立刻恢复了与英国的良好关系，然而他最初优先考虑的主要是避开国际纠葛，让自己全心投入内部改革当中。俄法间的关系要到1804年才开始再次滑向战争。两国会再次开战的主要原因是，让俄国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地缘政治关切再次出现，而且轮廓比上次更加清晰。那时的法国要比1798年时的法国强大得多。在法国的压力之下，神圣罗马帝国已告解体，德意志的格局也在未曾考虑俄国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了重新安排。拿破仑在1804年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国王，他通过此举不仅坚持了对意大利半岛的主宰权，还为法国向东地中海、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扩张建立了强大的基地。在这些基本关注之外，在亚历山大岳父的领土上，拿破仑绑架流亡的法国王室远支成员昂吉安（Enghien）公爵，后来又将其处决的做法，也为开战增加了道德义愤因素。许多法国保王党流亡者生活在彼得堡，俄国贵族们视谋杀昂吉安为拿破仑真正继承了雅各宾恐怖的证明。亚历山大本人的正统主义者成色要比那些彼得堡显贵低得多，但是拿破仑对昂吉安的所作所为，绝非法国领导人蔑视国际条约与规则的仅有案例。[34]

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俄国于1805年加入战争。这一回俄国人要比1798年时全力以赴得多。虽然如此，亚历山大依然视奥地利、英国和普鲁士为前线参战国，而俄国则会为它们提供无私援助——尽管此战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俄国的关键利益。普鲁士不愿意尽自己职责这一烦恼导致亚历山大计划强迫柏林加入同盟。尽管亚历山大对俄国利益保持密切关注，但是他心中也涌动着巩固欧洲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宏大原则。作为启蒙运动之子，他喜欢讲述此类言辞，并用这类眼光审视自己。但他有时会表现出近乎威尔逊式[35]的倾向，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国际秩序原则，这种做法与其说植根于亚历山大毋宁说是美国式的想法——像俄国那样拥有庞大势力与地缘政治安全的国家，是可以超出普通国家视野、居高临下地为共同利益制订准则的。[36]

1805～1807年的战争对俄国而言是一场灾难。一部分奥地利军队并未等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俄军抵达，便在1805年战局之初攻入巴伐利亚（Bavaria），继而被法军切断退路，被迫投降。库图佐夫将他的军队从潜在的陷阱中解救出来，以杰出的指挥技艺率领俄军向东退入摩拉维亚（Moravia）。俄国士兵保持了一贯具备的冷静纪律，在多次艰苦的后卫作战中挡住了法军。最著名的战斗是1805年11月16日的申格拉本（Schongraben）之战，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令其不朽。此战中俄军由性情激烈又富有魅力的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指挥。到12月初为止，这场战局已经开始显得对联军有利了。拿破仑的交通线拉得相当长，而普鲁士似乎也即将加入奥地利与俄罗斯一方。但亚历山大一世否决了库图佐夫的建议，让联军发起进攻，最终导致了12月2日灾难性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会战。其结果是奥地利对法媾和，而俄国人则要越过边界退回国内。[37]

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俄国人与法国人处于一种奇怪的中间休息状态，双方既没有议和，实际上也没有作战。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806年10月拿破仑和普鲁士开战。此前的10年中，普鲁士人尽力在法国和法国的敌人间保持中立与平衡，以此保护自身安全、扩张本国领土。然而到了1805年秋季，法国独霸德意志的暗含意味就令普鲁士倾向于联军一方。但是柏林含糊其辞了太久，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便让普鲁士人任凭他宰割。随后的几个月里，普鲁士人体会到了成为拿破仑附庸的羞辱性代价。普鲁士最终于1806年秋季投入战争，希望恢复它作为骄傲、独立大国的地位。然而普鲁士军队并未试图坚守易北河（Elbe）一线等待俄国援军，而是向前推进，最终在1806年10月14日的耶拿-奥尔施塔特（Jena-Auerstadt）会战中惨遭毁灭。[38]

在战争的剩余8个月里，俄国人发现，因为只有一小部分普军幸存下来，所以他们几乎是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独力与拿破仑作战。在那几个月里，俄军表现得相当不错，给法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尤其是在1807年2月双方打成平手的艾劳（Eylau）会战当中。俄军的指挥官是莱温·冯·本尼希森（Levin von Bennigsen）将军，一位有才智的战略家，也是一位颇有技巧的战术家，他在还是个年轻军官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汉诺威（Hanover），转而加入俄军。然而，力量对比总是对俄军极其不利。拿破仑现在已经控制了西欧、德意志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只能动用俄国和小小东普鲁士行省资源的同盟注定要被击败。不管怎样，俄国人既没有打算好，也没有准备好依靠自身和拿破仑展开一场生死决斗。帝国的资源远没有全面动员起来。

成千上万的俄军士兵在1806～1807年冬季由于缺乏食物而病倒或逃亡。俄军军需官则以迟缓和腐败臭名昭著。本尼希森在战术上的表现远好于后勤。他对当地的普鲁士承包商太过信任，未能在他的后方组织运输、交通和补给基地。然而需要为他说句公道话，俄军是在毫无预警的状况下被迫卷入一场冬季战役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换言之紧邻军队后方的地区——要比帝国的大俄罗斯核心地带或是南俄与乌克兰的富庶农业行省贫穷得多，人口也稀疏得多，更不用说与德意志、波希米亚（Bohemia）或法兰西相比了。歉收在那里时常发生，这让为人马弄到粮草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原始的交通条件，从大俄罗斯本土将食物和草料运到这一地区路途困难、代价高昂。此外还有货币问题。在大俄罗斯本土，纸卢布几乎是普遍被接受的。而在帝国西部边境，纸卢布要么被完全拒收，要么在相对于银卢布打上一番明显折扣后才被接受。这就让在这一地区维持军队的代价昂贵得令人咋舌。[39]

政治与地理因素是拿破仑在1805～1807年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三个东方大国并没有团结起来对抗他：普鲁士在1805年、奥地利在1806年先后保持中立。事实上，就连其中两个东方大国的主力军都从未在战场上联合起来抵抗拿破仑。当俄国部队抵达战区时，他们的盟军已经被打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奥地利和普鲁士采用了愚蠢的战略，但地理因素已经让联军处于下风。1805年时，法国在财政与后勤上都能将若干个军集结到布洛涅（Boulogne）地区，以此为基地，他们可以部署全军对抗奥地利。同样从财政和后勤原因出发，俄军不可能在邻近奥地利或普鲁士边境的地方连续集结若干个星期，更不用说集结几个月了。即便俄军有可能如此集结，战争结果或许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从英吉利海峡到巴伐利亚与奥地利国界的距离要远远小于从俄国边境到那里的距离。此外，法军可以沿着许多优良道路通过富饶的乡村，一路以征用满足自身需求。试图以这一速度在俄奥边境行进的军队则会面临饥饿乃至解体。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在1805年以不错的效率管理库图佐夫所部的运动，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到得太晚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马克（Mack）。[40]

1806年时联军的地缘政治处境又要恶劣得多，因为拿破仑此时已经在德意志西部和南部拥有了一连串基地和盟友。与俄军相比，他的部队离柏林和普鲁士核心地带近得多。也许普军能够在易北河上阻挡拿破仑，为俄军抵达争取足够长的时间，但这绝没有什么把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后继者们不大可能（如果不是绝不可能的话）去避免决定性会战，放弃几乎整个普鲁士，退到奥得河（Oder）上等待俄国援救。1805～1807年的基本教训是，不仅三个东方君主国要团结起来，而且俄军也必须在军事行动开始时即部署到中欧。这一幕最终在1813年发生了，那时的背景却没有人能够预计到。

较之俄军的任何弱点，政治和地理因素是1805～1807年更重要的灾难源头。哪怕是在1805年，俄军依然有诸多方面令人生畏。这首先是因为普通士兵近乎传奇般的英勇、坚韧与忠诚。民族上的团结也有助于军队的实力。大部分士兵都是俄罗斯人，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少数民族。乌克兰人在骑兵中分布尤为广泛，由于普通乌克兰人要比来自俄罗斯北部和中部的农民更熟悉马匹，这对骑兵很有好处。然而在这个时代，阶级与宗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真正要紧之处在于，这些人是信仰东正教的农民。无论如何，从民族—语言学层面而言，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要比一个法国团里从布列塔尼（Brittany）、洛林（Lorraine）和阿基坦（Aquitaine）征集来的士兵们更加接近。[41]

兵役条件在实现团结一致中更显重要。军事史学家们强调，战争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国家或意识形态的宏观效忠，而是将士兵和战友及其所属单位联系到一起的忠诚。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当中，这一忠诚达到了最高程度。1812年之前的10年里，新兵的平均年龄只有不到22岁，[42]而士兵们则要服役25年。考虑到就算在和平时期死亡率也很高，对许多士兵而言这就是终身刑罚。很少有新兵识字，因此他们无法通过信件和家中联系。团里的人员记录显示，大部分军士从未休过探亲假。即便在退役之后，大部分幸存士兵也没有返回自家村庄。父母早已过世，而兄弟姐妹们很可能并不欢迎多出一张吃饭的嘴。征兵有时候被当成除去社区中无依无靠年轻人的手段，其执行过程经常并不公道，在私人庄园中更是如此。地主和村社都不一定会欢迎这样一个老人归来，他可能已经不适合干农活，也许还对当年把他作为新兵送走的人们怀有怨恨。事实上贵族地主是可以禁止退役士兵返回村庄的。[43]

另外，一旦新兵适应了军事生活，团就有可能成为他的新家。和新兵一起开伙的战友们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家庭。如果其中一个人过世了，他的财产就会分给战友们。每个连都有自己的伙食互助社（artel’/артель），每个士兵的一部分薪饷、一半外来收入和大部分优异表现奖金都会转入其中。团互助社的资金往往能够累积到数千乃至上万卢布之多，在近卫军当中尤其如此。这笔钱被用来给士兵购买“奢侈品”，作为面包和麦片粥正餐之外的补充，并通过大批量购买食物、水壶、运输工具及其他物品来节约资金。在理想情况下，一名士兵会在一个团里服役终身，实际情况下也有许多人确实如此。就算士兵转到新的团里，通常也是全连一起调动，因而能够保持相互之间的不少忠诚和团结。[44]

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是亚历山大皇帝的表弟，他在1807～1814年先是指挥一个俄军旅，接着统领一个师，最后统率一个军。他相当钦佩下属士兵，不仅由于自身的勇猛指挥表现有良好声誉，还因为不顾皇室身份和士兵们“打成一片”而声名远扬。他的回忆录可能是俄军将领撰写的拿破仑时代战争回忆录中最有用的。欧根回忆说：

年轻的新兵通常是有耐心的，也非常渴望学习。与其他国家被强制征召入伍的人们相比，俄国新兵更情愿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很快团就会成为他的新家，你只有目睹过士兵对团的依恋，才能理解它会激励士兵为这一家庭做出怎样的行为。难怪怀着这种情感的俄军士兵会战斗得如此出色。[45]

亚历山大一世理解团内团结一致的力量，试图尽可能确保军官在升到高级军阶之前始终留在同一团里，从而使这种力量保持下来。对亚历山大而言，这有时是场失败的战斗，因为军官们可能有转移到其他团的强烈个人动机。亲戚们喜欢在一起服役。若是团里有个军阶更高的兄弟或叔伯，就可以提供相当重要的帮助。而军队的利益有时也会要求军官转入其他团填补空缺，在战时尤其如此。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军队的大规模扩张也对军官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仅仅在1801年和1807年之间就新建了十七个团：需要为它们找到经验丰富的军官。在这种状况下，从准尉到上尉之间的全部军官中有超过一半人仅仅服役于一个团，少校中有许多人也是如此，这就相当令人惊讶了。尤其是掷弹兵团，在布良斯克、库尔斯克（Kursk/Курск）步兵团，普斯科夫（Pskov/Псков）龙骑兵团之类资格比较老的团里，军事生涯全在同一团中度过的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比例极高。正如人们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俄军中地位最高的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是个极端状况，团里几乎所有军官都在该团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此外还有一个事实是，绝大部分俄国军官都是单身汉，他们对所在团的奉献力量变得相当明显。[46]

虽然如此，承载了最多团内忠诚与传统的人群还是军士。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新建的团里，建团之初高级军士会被从外界调来，随后就在团中度过余下的职业生涯。老资格的团会有强大的军士核心团体，其中的军士们曾在这个团里服役至少20年。在像布良斯克步兵团和纳尔瓦（Narva/Нарва）龙骑兵团这样的少数极端案例中，每一位军士长、中士和下士都在团里度过了整个军事生涯。在俄军当中，军士长（步兵中的fel’dfebeli/фельдфебель，骑兵中的vakhmistry/вахмистры）和10倍于此的中士与下士（unterofitsery/унтерофитсеры）之间有清晰的界限。绝大部分中士与下士都是农民。他们作为在和平时期表现得可靠、清醒、技能娴熟，且在战场上发挥勇猛的老兵获得了军士资格。像应征士兵的整体状况那样，大多数中士和下士都不识字。

与此相反，绝大部分军士长则具备读写能力，尽管有些表现出勇气和领导才能的文盲中士会被提拔为军士长——在战时这种状况尤其普遍。许多军士长都是教士的儿子，不过这些教士主要是执事以及其他协助参与东正教活动的低级神职人员。大部分神职人员的儿子能够读写，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教会中找到工作。这些人便作为军士加入军队，填补了关键的空缺。然而军士长的最大来源是士兵的儿子们，他们被看作军事阶层的世袭成员。国家为这些男孩设立了特别的义务教育学校：1800年时，有将近17000名男孩就读于此类学校。仅仅在1805年一年，士兵的儿子中就有1893人加入军队。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相当基础，纪律也是严酷的，但它们的确为军队训练了许多鼓手和其他乐手，还培养出了一些团属神职人员。然而最重要的是，它们培养出了能够读写、自幼便浸润在军事纪律与价值观中的军士。费奥多尔·卡尔涅耶夫（Fedor Karneev/Фёдор Карнеев）在1807年时担任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团军士长，作为俄军地位最高的团里级别最高的军士，他是职业军人的典范：在团里服役长达24年的军人之子，清白无瑕的服役记录，因作战英勇而赢得一枚军事十字勋章。[47]

尽管俄军的基础要素极为强大，但1805年时俄军在战术和训练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这让俄军除了轻骑兵之外全面劣于法军。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法军在1792～1805年几乎毫不间断地与其他大国的军队作战。而俄军除了相对较少的若干个团参加过1799～1800年的意大利与瑞士战役之外，缺乏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战时经验。在几乎没有与大国进行实战的状况下，阅兵场上的价值观便主宰了训练，有时竟达到了迂腐乃至痴迷的程度。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俄军的射击水平劣于法军，士兵的散兵战技能也同样较弱。俄军使用密集刺刀冲击驱赶散兵，这一做法代价高昂且效果不佳。1805～1806年，俄军炮兵连在面对敌军散兵火力时，时常得不到较好的保护。[48]

军队最糟糕的问题与团以上规模作战行动中的协同有关。1805年时，没有任何比团更大的固定单位。在奥斯特利茨，直到最后时刻才凑到一起的俄军和奥军纵队在机动中远不如固定的法国师有效。俄军在1806年创建了自己的师，但战地协同依然是它的弱点。俄军骑兵若是想效仿缪拉（Murat）在艾劳的集群冲锋，就会弄得焦头烂额。塞纳蒙（Senarmont）的炮群在弗里德兰（Friedland）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集结与机动性，这也必然是俄军炮兵比不上的。

然而俄军最重要的弱点在于统帅部，这就意味着高级将领，特别是总司令们是极大弱点。在这一层面上，俄军注定要劣于法军。没有人能够与既是君主又是军事天才的人相匹敌。尽管俄军的军事表现受到了将领间对立的妨碍，但拿破仑不在时法国元帅间的配合也好不到哪儿去。亚历山大在奥斯特利茨战前从库图佐夫手中夺取了实际指挥权，其结果是一场灾难。亚历山大此后便一蹶不振，在1806～1807年始终远离战场。这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又制造了另一个问题。当君主不在现场时，最高指挥官需要是一个拥有足够声望，在资历上也无疑高于其他所有将领，从而能够获得下属服从的人物。然而到1806年年底为止，叶卡捷琳娜时代战争中的所有伟大领袖均已逝世，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是剩余人物中的最佳人选，但他自奥斯特利茨起便失宠了。考虑到米哈伊尔·卡缅斯基（Mikhail Kamensky/Михаил Каменский）元帅拥有资深地位、丰富经验和相对较好的军事记录，亚历山大任命他指挥军队。不过当卡缅斯基抵达军队时，他令人困惑的甚至表现出衰老特征的行为很快吓坏了下属们。在与法军展开最初激战的前夜，一位年轻将领约翰·冯·利芬（Johann von Lieven）伯爵发问道：“难道是这个疯子统率我们与拿破仑作战吗？”[49]

卡缅斯基很快就抛弃了军队，自己直奔后方。亚历山大令他回到自家庄园养老，此后不久，卡缅斯基就在那里被自己的农奴们谋杀了。当卡缅斯基不在时，他麾下两位军长中地位较低的莱温·冯·本尼希森或多或少地控制了军队，在给君主的报告中，他夸大了俄军在戈维明（Gołymin）和普乌图斯克（Pułtusk）后卫战中的胜利，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本尼希森的彼得堡盟友们在亚历山大耳畔讲述他的指挥技艺和成就。皇帝则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忽略本尼希森在谋杀其父皇一事中的作用，任命他为军队总司令，给他塞满了勋章和经济奖励。平心而论，本尼希森必然是卡缅斯基的现有替代者当中最富才能的一位，也是能够迅速控制局面的人物。他让军队从战役之初发觉自身所处的危险境地中解脱出来，表现得令人信服。但这并没有让他的军队不至沦为高级将领间的阴谋之巢。另一位军长弗里德里希·冯·布克斯赫夫登（Friedrich von Buxhoeweden）憎恶本尼希森，拒绝与他合作，还向他提出决斗挑战。亚历山大本人则派出奥托·冯·克诺林（Otto von Knorring）将军前去监视他的总司令。

1807年春季战局之初，本尼希森和他手下资历最高的师长——中将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男爵（他又是一位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尤为激烈的争吵。两人间的斗争值得稍作注意，这不仅是因为它体现了军队上层间主要且持久的问题症状，而且因为这两人会在1812～1814年再次扮演重要角色。

和许多俄军高级将领一样，奥斯滕-萨肯坚韧、妒忌、固执、雄心勃勃、骄傲自大。他在社交中表现得迷人且机智，在对待下属官兵时却截然不同。他感觉自己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满怀辛酸，直到于1813～1814年赢得光荣和普遍尊重后才得以摆脱此类情绪，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个性。他的父亲威廉于1740年成为安娜（Anna/Анна）女皇的军政要员明尼希[50]元帅的副官。要是安娜女皇或是她的侄子伊万六世（Ivan VI/Иван VI）能够继续统治下去，威廉可望得到光荣的职业生涯。他的儿子法比安出生不久便会被编入近卫军，到25岁左右便成为上校和皇帝副官。事与愿违，伊万六世被推翻，明尼希惨遭流放，威廉·冯·德·奥斯滕-萨肯也被贬入一个卫戍团，在那里度过了此后的漫长军事生涯，没有得到任何晋升。他的儿子法比安有困苦的童年，在常规步兵中凭着勇气和辛勤工作一步步赢得晋升，艰辛地沿着军事阶梯努力向上。这一进程始于法比安凭借在1769年对土耳其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获得准尉军衔——军官阶级中的最低一阶。[51]

奥斯滕-萨肯憎恶本尼希森。他在1806～1807年的日记就是一连串针对上级指挥官抱怨的记录，萨肯认为此人对军队的卫生和给养管理不当，在艾劳未能抓住胜机，而且在关于如何作战方面从未征询过他的副手，也就是奥斯滕-萨肯的意见——这在萨肯看来可能是最重要的错误。1807年战局之初，本尼希森计划让俄军各师从不同方向协同进军，突袭并包围奈伊元帅势单力孤的军（第六军）。奥斯滕-萨肯行动迟缓，奈伊得以逃脱。本尼希森指责萨肯蓄意破坏计划，企图使他名誉受损，继而让自己接管军队。奥斯滕-萨肯则声称下达的命令自相矛盾。最初的调查毫无头绪：可以预见的是，本尼希森与萨肯各有一个支持自己的“朋友”网络。调查进程拖延了几个月，直到1808年才有军事法庭认定萨肯犯了错。[52]

战争在那时早已结束。拿破仑于1807年6月14日在弗里德兰会战中击败了俄军，将其赶回了（俄罗斯）帝国边界之内。弗里德兰是一场惨重的失败：俄军起初估计他们的损失高达20000人。虽然如此，它并非奥斯特利茨那样的溃败，更不是耶拿-奥尔施塔特那种规模的溃败。绝大部分俄军以相对较好的秩序安然退过了涅曼河（Neman）。当涅曼河隔在他们和拿破仑之间时，俄军各团迅速恢复了他们惯有的纪律、秩序和无畏。由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Dmitrii Lobanov-Rostovsky/Дмитрий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公爵和安德烈·戈尔恰科夫（Andrei Gorchakov/Андрей Горчаков）公爵指挥的两个师从国内前来增援，恰好赶到。俄国已经征集了200000民兵，这些人也很快会被用于补充军队。新的正规团正在组建，新兵们正在征募，这些都见证了俄国人力资源远未枯竭。拿破仑此时尚未越过俄国边界，他要走很长一段路才会威胁到位于莫斯科和彼得堡地区的俄国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要是俄国有必要在弗里德兰会战之后继续作战，她毫无疑问可以这么做。

虽然如此，俄国人依然有寻求和平的绝佳理由。财政已经破产，军队的军火库和仓库空空如也，训练、武装新兵，并为其配备军官和装备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此前的6个月中，上万名士兵和许多将领已经因伤病而死亡。亚历山大对本尼希森再没有任何信心，但是又找不到足以代替他的其他将领。要是战争持续下去，俄国就要真正地孤军奋战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英国人不仅在大陆上没有任何军队，也不愿意给予俄国补助金，甚至连贷款都不想给。与此同时，伦敦似乎依然能展开军事远征，试图征服好望角和西属美洲的一部分地区。拿破仑至此已经控制了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能够为对俄战争动员庞大的资源。入侵俄国心脏地带无疑得让他花上几个月，但这并非亚历山大的顾问们关心的主要问题。真正让他们极为担忧的是，拿破仑此时正在俄国瓜分波兰后获得的行省——这些省份多数位于今天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边界上，而瓜分也仅仅是上一辈人时的事情。波兰地主和官员依然控制着这一地区，若是拿破仑入侵帝国西部边境，就完全有理由担心波兰人会起来支持他。[53]得知弗里德兰的消息后，亚历山大就同意了本尼希森的休战请求，派中将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采夫公爵去和法国人展开休战谈判。皇帝在给洛巴诺夫的训令中告诉他，“自己不要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但是倘若法国人首先表达出停战意愿，他就应当回复说亚历山大皇帝也渴望和平”。[54]

对这个半外交使命而言，洛巴诺夫在某些方面是个奇怪的选择。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外表和举止也不像外交家。与此相反，他是个相当粗鲁、急躁的人，还有些笨拙，根本不是用奉承和礼貌抚平误解的人选。洛巴诺夫中等个头，略有些东方式的斜眼，两次在1788～1792年的俄土战争中受了重伤（一次还是伤在头上）的事实也无助于他的举止。然而他是位英勇的士兵，这个事实可能让他赢得了与其谈判的法国将领们的尊敬。洛巴诺夫也有其他的优势，他刚刚和自己的师一道从俄国赶来，完全独立于本尼希森以及他麾下派系丛生的军队中其他将领之外。洛巴诺夫也是忠诚可靠之人。同有些高级军官和官员不一样，亚历山大可以仰仗他执行信中的命令。[55]

洛巴诺夫迅速发现，拿破仑不仅希望得到和平，还希望与俄国结为同盟。在俄国方面，和平条约与同盟条约的具体谈判事宜是由洛巴诺夫和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执行的。1807年6月时，库拉金是亚历山大总部里资历最高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在帕维尔一世统治时期，他曾一度执掌俄国外交政策，此时则正准备奔赴新的职位——驻维也纳大使。库拉金痴迷于级别、地位和外表的细节，他可能是迂腐的。库拉金本人却要比批评者们眼里的他聪明得多、机灵得多，也更加老于世故。在俄国统治精英中，有一部分人将英法对全球霸权的争夺视为自1793年以来破坏欧洲的战争的关键起因，库拉金也属于这些人之列。他认为，只要有可能，俄国就必须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利用英法竞争获取本国利益。尽管在奥斯特利茨战后，他已经将拿破仑的法国看作对俄国安全的威胁，但他还是相信此时保护俄国的最好方法就是与拿破仑签署协定，将欧洲划分为法国与俄国的利益范围。[56]

洛巴诺夫和库拉金是表兄弟，两人都来自古老的贵族世家。尽管库拉金家族相当富裕，到1800年时德米特里所在的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家族分支却相对贫穷。这首先是因为库拉金家族在整个18世纪都占据着政府中的顶级职位，而那个时代的政治权力通常会带来丰厚的经济报酬。该家族的联姻也使其位居俄国贵族阶层的核心。库拉金家族每代也仅仅出现一个或至多两个男丁，因此家族财富也没有消散。与此相反，洛巴诺夫公爵在军事或政治上扮演关键角色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的祖父虽然富裕，却似乎通过三场婚姻成了29个孩子的父亲。当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需要一个虚构的家族来将宫廷世界和彼得堡上流社会具体化时，他称呼这些人为库拉金家族（Kuragins/Курагины），不过与托尔斯泰对玩世不恭的贵族廷臣瓦西里·库拉金公爵以及他那一窝被宠坏了的讨厌孩子的嘲弄相比，真实生活中的库拉金家族要有趣得多，也更为多面。正如托尔斯泰的小说角色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Boris Drubetskoy/Борис Друбецкой）公爵那样，德米特里·洛巴诺夫是在他富有的表兄弟家里长大并接受教育的，这个表兄弟便是库拉金。[57]

尽管库拉金、洛巴诺夫与塔列朗（Talleyrand）、贝尔蒂埃（Berthier）元帅讨论谈判细节，俄国真正意义上的主要谈判者却是亚历山大一世，他花了几个小时与拿破仑进行一对一谈话。两位君主于1807年6月25日第一次会面，这次著名会面是在涅曼河中央的一条仪式性木筏上进行的。这条河是两支军队的分界线，俄军位于东岸，法军则位于西岸。

在陪伴亚历山大会见拿破仑的6个人——他们全都是将领——当中，级别最高的是他的弟弟兼皇储康斯坦丁大公。皇帝幸运地更像他高大帅气的母亲，而不像他矮小、丑陋又塌鼻子的父亲。康斯坦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不仅外貌像父亲，在个性上也与之类似。这两人都沉迷于军事训练和制服的准确细节。更重要的是，他俩都十分易于激动又反复无常，以令人迷惑的方式不断在各类情绪和主张间摇摆。最关键的是，这两人都容易受到突发暴怒的影响，要是谁足够不幸地成了他们宣泄怒火的目标，就会遭到狂风暴雨般的威胁和侮辱。他俩实际上都能够表现出极大的慷慨和亲切，但骄傲的贵族们对在公开场合蒙羞极为敏感，帕维尔的侮辱正如他反复无常的政策，也正如他对贵族职业生涯的打击，都是不可容忍的。

在1807～1814年，康斯坦丁不仅是皇位继承人，也是罗曼诺夫家族中除了亚历山大之外唯一的成年男子。在那时的俄国，推翻君主制或是用其他人选取代罗曼诺夫家族在位都是不可想象的。对200年前的所谓混乱时期，亦即统治俄国的王朝绝嗣，从而导致内战、外来入侵和国家解体等无法无天状况的记忆，让人们忌讳产生此类想法。但是不管俄国贵族们可能有多么厌烦亚历山大，也几乎没有人会梦想让康斯坦丁继位。平心而论，大公无论如何都是尊敬他兄长的，也极不可能支持任何阴谋活动。虽然这一状况巩固了皇帝在国内的地位，不过康斯坦丁距离皇位仅有咫尺之遥的事实却让外国政治家们担忧。康斯坦丁的父亲帕维尔以及祖父彼得三世都以突然急剧改变外交方针而臭名昭著。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外交方针具有不可预测的固有特性，就算没有康斯坦丁那种已经潜藏在幕后的个性，也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人害怕俄国不可依赖了。[58]

亚历山大的随从中，最年轻的将领是少将克里斯托夫·冯·利芬（Christoph von Lieven）伯爵。他为人冷静、圆滑、谦虚又努力工作，获得了一个听上去似乎只属中游的职位——皇帝私人军事秘书处处长。这实际上是个权力极大的职位。帕维尔一世将普鲁士的军事行政管理体系引入俄国，在这一体系中，君主是军队的总司令，通过他手下的副官长们管理军队，而副官长名义上不过是个荣耀的秘书罢了。真正的战争大臣待在柏林，很少与国王会面，他负责的是确保军队有合适的靴子。即便是在普鲁士，国王的副官长们也不可避免地攫取了庞大的权力。在对军事细节的了解上，俄国的帕维尔和亚历山大都无法与弗里德里希（大王）相比拟，这就必然增加了他们属下副官长们的重要性。有位历史学家曾正确地称呼利芬为“皇帝军事方面的第一副手”。[59]

虽然利芬家族的中世纪起源与其说是德意志人，倒不如说是利沃尼亚人，但利芬本人却最好被定义成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成员。然而，正如许多其他波罗的海德意志将领和高官一样，利芬的身份虽然混杂，忠诚却是明确的。身为德意志人首先意味着他是个虔诚的路德宗信徒，并具备这种宗教所强调的一切尽职、努力工作和服从的品质。利芬在他父亲担任基辅督军时出生在那里，在彼得堡受教育，整个成年生活都投入到了帝国宫廷和外交事业中。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他最青睐的两种语言是法语和俄语，前者是国际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后者是军队的语言。他的政治忠诚完全献给了俄国，不过哪怕是和大部分波罗的海人相比，利芬对亚历山大一世和罗曼诺夫家族的个人忠诚意味都要强烈得多。[60]

克里斯托夫·利芬是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军官，而亚历山大自少年起就是该团团长，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纽带有利。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和它的姐妹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是彼得大帝于1683年一道创建的，它为亚历山大提供了许多最亲近的助手，其中包括利芬的前任副手彼得·米哈伊洛夫斯基·沃尔孔斯基公爵。在政府本身由许多关系网和“家族”组成的体制中，谢苗诺夫斯科耶团是皇帝的私人追随者群体之一。在帕维尔一世被推翻的那天晚上，也正是这个团负责宫殿附近的警卫工作。

然而，利芬的母亲是亚历山大之母玛丽亚（Marie/Мария）皇太后最亲密朋友的事实，才是决定利芬的生活与忠诚的最重要因素。夏洛塔·利芬（Charlotta Lieven）是玛丽亚的女官长，也是皇室儿童的女教师，她教出来的孩子们在成年后都始终对她保持忠实。她照管过的孩子们中有后来成为荷兰王后的安娜女大公，她写道：“难道训斥皇室家庭不是她的独有特权吗？因为这既不会得到法令批准，也不是世袭权力。”与皇室家庭如此牢固的关系简直贵重得像黄金一般。头衔、庄园和庇护雨点般地落在夏洛塔和她的孩子们头上。克里斯托夫的哥哥是一位将军，后来成为教育大臣。他的弟弟约翰则在1807年发挥出色，于艾劳会战中负伤。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以玛丽亚皇太后的忠实密友安娜·舍雷尔（Anna Scherer）的晚会开篇。在现实生活中，最接近安娜·舍雷尔的人就是夏洛塔·利芬。[61]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6月25日第一次会面时交谈了几乎两个小时。这两人都是奉承和迷惑的专家，都旨在赢得对方的同情与好意。他们之间交流的许多想法无疑不会付诸笔端，更不用说写入条约了。在早期的一些文献中，俄方和法方有时都会记载亚历山大被拿破仑弄得不知所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法俄条约的条款。然而，人们在解读亚历山大对拿破仑字面上的仰慕时需要非常小心，尤其应当小心提防的是他对法国外交官说的话。在和法国皇帝进行一系列会晤后，亚历山大对俄国和拿破仑的利益、短处与长处有冷静的现实主义理解，他向库拉金和洛巴诺夫下达的秘密训令便植根于此。[62]

在蒂尔西特签署的条约中，亚历山大最终得到了他渴望的大部分东西。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暂时休战的和平，却不用付出失败方通常会蒙受的割地赔款代价。[63]除此之外，他最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保全普鲁士，这既是出于对普王夫妇的忠诚感，也是因为俄国希望在法国未来向东扩张时，普鲁士可以成为俄国的盟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亚历山大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法军现在已经占领了整个普鲁士，俄军也没有任何可能将其夺回。拿破仑倾向于瓜分普鲁士，将它的东部领土（多数是波兰土地）留给亚历山大，并让他的德意志仆从国们分割王国的其余部分。

因此，普鲁士的幸存是俄国外交的胜利，尽管这是个意义不明的胜利。普鲁士损失了它的一半领土和人口。它的波兰省份成了一个崭新的小国，也就是所谓的华沙大公国。它的统治者将是萨克森（Saxon）国王，此人的祖先曾在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波兰国王。新生的大公国将会完全服从于拿破仑，对俄国而言也可能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它既是未来越过帝国西部边界展开入侵的基地，也是所有梦想着恢复旧日波兰王国全部版图的波兰人的希望之源。刚刚遭遇割地的普鲁士又被迫削减军队、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就让它在拿破仑的势力面前变得太过虚弱，无法作为俄国的防御缓冲存在，这一点在1811～1812年表现得十分明确。虽然如此，亚历山大对保留普鲁士的坚持将在1813年被证明是极为重要的，那时普鲁士将在推翻拿破仑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俄国为普鲁士的存续付出的主要代价是同意加入拿破仑的对英战争。这首先意味着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将英国商船和货物逐出俄国港口。根据《蒂尔西特和约》的条款，俄国人也一定要把大陆封锁体系强加到瑞典人身上，在必要情况下还可以为此开战。1807年6月时亚历山大对英国未能支持俄国的战争努力倍感恼怒，可他必定并不希望与伦敦发生冲突，理解这将给经济和国家财政造成怎样的伤害。然而，他认为俄国此刻在英法之间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如果想确保得到可以接受的和平，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俄国的经济利益从属于拿破仑的主要关注点，亦即封锁对英贸易。在皇帝看来，要是英国贸易被逐出欧陆，而拿破仑的条件又不过分，那么伦敦是可能接受和平的，他以这种希望安慰自己。一场相互妥协的和平将让英国在欧洲之外的扩张和法国在欧陆上的推进都暂停下来，也就无疑会完美地服从于俄国利益。事实上，《蒂尔西特和约》并没有对俄国做出必须与英国交战的约束，而对瑞战争取胜也许能够让俄国吞并芬兰，从而令彼得堡在瑞典此后发起的任何进攻面前都更为安全，亚历山大可以从中感到更加现实主义的宽慰。[64]

亚历山大可能对拿破仑做出了不必要让步的领域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奥斯曼帝国在法国的怂恿下自1806年起即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希望利用俄国在奥斯特利茨的失败收复它此前30年里损失的一些省份。在《蒂尔西特和约》中，法国许诺自己将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调停，而且土耳其人要是被证明是顽固不化的话，它就得前来支持新的盟友。亚历山大希望拿破仑会接受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主导地位，以此来平衡法国对西欧和中欧的主宰。事实上，不管拿破仑关于俄法在东方的合作和即将消亡的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多少浮夸谈话，他的根本方针都是阻止俄国扩张。不管《蒂尔西特和约》怎么说，拿破仑都无疑会悄悄执行这一方针。给他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只是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实现目标而已。[65]

出于方便谈判的考虑，亚历山大和他的顾问们前往位于涅曼河西岸的蒂尔西特，拿破仑将他的总部设在了那里。两位君主一起共度了许多时光，沉浸在范围远远超过和平谈判的交谈之中，还对拿破仑的部队进行了检阅。半个蒂尔西特被交给了俄国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第一营前来保护他们的皇帝。然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在法军身上。尤其是对亚历山大这样一位在军事方面感兴趣的君主而言，观察征服了欧洲的士兵们、聆听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解释他的成功秘诀是不容错过的机会。无论如何，这都符合（俄国）皇帝扮演恭敬弟子的角色，从而达到恭维拿破仑的目的。不过法国君主本该好好观察一下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士兵，因为他的最终倒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俄军中久经沙场的各个团。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是俄军的典型代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俄军各团应当达到的完美要求的化身。它的军官和经验丰富的军士们自然都十分忠诚于他们所属的声名远扬的团。像所有俄国团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在诸多方面都是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士兵们兼职裁缝、鞋匠、建筑工。除此之外，每个俄国团的队列中还有全职的军械士、铁匠、细木工、木工、修车工、蹄铁匠和其他工匠。军医是相当晚近时才出现的补充：不同寻常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有四位军医。教士与其他低级神职人员则是传统得多的存在，而且在每个团中都可以找到。周日和主要节日时会举办全套东正教弥撒。教士们会向部队士兵发表演讲，宣传士兵有责任为东正教信仰和社群的保护者——沙皇忠诚服务。恰当对待敌军战俘和平民是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一些教士会在战斗中真正出现在火线上，不过他们通常是和医生在一起，安慰受伤者，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为死者准备合适的葬礼。[66]

与军队整体相比，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军官是最不具代表性的。尽管绝大部分俄国军官都是贵族，但其中6%是劳工、农民或士兵（这种状况更为常见）的儿子。无论如何，大部分俄国贵族都只能依靠少量收入过活，大部分军官也是如此。1812年时大约1/4的军官拥有庄园，或者是庄园财产的继承人，而且这些庄园一般都不大。常规团里很少有军官家中拥有超过100个“魂灵”（即男性农奴）。在亚历山大治下的俄国，几乎找不到任何有质量的免费教育。炮兵军官通常在军官武备学校（Cadet Corps/Кадетский корпус，亦即旨在将男童培训为军官的军校）接受教育，大部分人都对数学和外语有基础性的了解。然而绝大部分步兵军官甚至常规骑兵军官都是以俄文读写的，他们可能对算术一知半解，但不会有其他的受教育成果。[67]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的军官就非常不同了。尽管个人档案低估了军官们的财富，但是就连这些档案都显示，团里2/3的军官来自拥有100个或更多“魂灵”的家庭。超过1/4的军官家庭拥有1000个以上的“魂灵”，第一营营长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则是24000个“魂灵”的继承人。财富带来了教育和文化。压倒多数的军官会说两种以上语言，几乎一半人能说三种以上。近卫军军官的回忆录和日记谈论着文学、历史和哲学。他们所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人成为全面的绅士和有趣的健谈者，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职业军官。他们是法国文学和罗马历史哺育出的俄国与欧洲贵族精英阶层的成员。[68]

亚历山大和他手下近卫军军官们之间的关系具备奇怪的双重性。皇帝一方面对他的近卫军感到极其自豪，在身处有文化的贵族军官当中时倍觉亲近。但是另一方面贵族化的近卫团里的军官们却以稀奇的方式在俄国绝对君主制的核心中形成了某种共和国。一名军官回忆说，“在军事上存在严格的服从，但是除此之外，所有军官都是平等的”。如果这一点有所夸张的话，那么年龄与军阶相去甚远的军官们之间不拘礼节的程度令人惊讶，却是千真万确的。非常多的军官家庭都有亲戚联系，或者是世交，这一事实也有助于不拘礼节。对君主而言，近卫军军官们的共和国可能会成为烦恼之源。当主管近卫军部队的“外来人”试图收紧纪律、对待军官态度粗鲁时，他们就很容易面对相当于罢工的事件。皇帝心中的角落里也一定潜藏着近卫军在18世纪发起多次兵变的记忆，其中最后一次兵变就发生在蒂尔西特会谈之前6年。事实上，近卫军军官们最后一次尝试大规模兵变是在亚历山大死后不久的1825年，其目的在于以君主立宪制乃至共和国代替绝对君主制。[69]

《蒂尔西特和约》签署后的7月9日，两位皇帝在法国与俄国近卫军的阅兵式上接受敬礼。阅兵结束后，拿破仑以能够恰如其分地总结君主们在过去两周里所玩弄的把戏的戏剧性姿态，请求亚历山大允许他将荣誉军团勋位奖给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最英勇的士兵。该团团长米哈伊尔·科兹洛夫斯基（Mikhail Kozlovsky/Михаил Козловский）完全被拿破仑的平民主义惊呆了，他径直招来了站在第一营最右边的掷弹兵阿列克谢·拉扎列夫（Aleksei Lazarev/Алексей Лазарев）。作为一名士兵的孩子，拉扎列夫突然发现自己被拿破仑拥抱，成了荣誉军团的军官，得到了1200法郎的年金，这让他大惑不解。

但无论是普遍的亚历山大治下的俄国，还是特别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都不能适应这种戏剧性的法国式“社会流动性”范例。两年后拉扎列夫因对一名军士长无礼而被逐出该团。1819年时，他在以准尉身份返回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残废营（即老兵营）后，又因袭击两名平民而被拘留。也许这只是因为拉扎列夫的性格难以相处。但是跃入军官团的士兵之子们通常都会面临偏见，在适应新身份时会遭遇一段艰难时光。即便在常规团里，也有许多这样的军官在战后遭到开除或严厉批评，他们的个人档案中记录了酗酒、无能以及其他缺点。如果说从士兵行列中晋升上来的军官们在常规团里都面临着困难，那么作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半退休准尉，拉扎列夫就完全有可能发现生活简直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他在自己的案件解决之前便自杀了。[70]

在条约得到批准、阅兵也结束之后，亚历山大离开蒂尔西特返回彼得堡。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最近这些事件的内心想法。他对自己和法国的新关系有多少希望或信心，这非常难说。亚历山大的确相信，不管俄法关系此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至少为自己的帝国争取了时间，将它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关于亚历山大的想法，也许最确切的指南是他在普鲁士国王和王后面前对拿破仑所做的评论：“他会折断自己的脖子。不管我怎样表演、外在行为如何，我都是你们的朋友，希望能够以我的行动向你们证明这一点。”[71]

无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历史学家都发现，亚历山大并不容易让人理解。他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在迷人和奉承的掩蔽下进行表演，他一直保持着深藏不露、令人难以理解、无法信任、难以捉摸的形象。对当时和后世的许多观察者而言，他表现的像是一大堆矛盾的结合体。他一方面是启蒙与开明原则的捍卫者，然而另一方面又对改良他所继承的威权主义政府形式或者这一政府形式所依靠的主人与农奴世界无所作为。在谈论自由主义改革时，他听上去像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迷恋般地关注训练和士兵在阅兵场上外表的准确细节时，他做得又像父亲帕维尔一世。在外交事务中，他提出了高尚的国际和平与秩序计划，与此同时又在奉行现实政治的方针。这一切都导致某些批评家认为，他只不过是迷惘与虚伪的。[72]

皇帝的确混合了继承自他祖母和父亲的不同兴趣与热情。像叶卡捷琳娜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以大动作吸引欧洲旁观者，试图将自己描绘成真正的欧洲文明人和开明君主。亚历山大的瑞士家庭教师带来了欧洲启蒙主义思想，而他后来又被迫在俄国背景下处事，这就让皇帝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俄国与他并不相称。倾向于信任外国军事顾问而非自己的将领便是这个事实导致的副作用之一。亚历山大的某种天性让他希望引诱遇到的每一个人，赢得他们的感情。虽然这一点在他对待女性时表现得最为强烈，但他同样以诱惑、情感和魅力对待男人。亚历山大敏感而极易激动。他逃避对抗，不愿意伤害他人感情，以间接方式行事。亚历山大个性中的这些元素对他管理政府和军队的方式有很大影响。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有时会通过外交大臣和驻外大使并不知情的秘密个人渠道接收消息并处理事务。在军队方面，他使用与下属的私人关系纽带监视他手下的指挥官。这种甚至带有某种道德怯懦成分的格外敏感令他无法精减将领已然过剩的指挥架构。他也非常倾向于避免为艰难的决定肩负明确责任，躲在将领背后自行其是，使自己远离可能发生的失败。

亚历山大的个性对决定俄国怎样面对拿破仑1807～1814年的挑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如此，除非人们能够理解俄国君主的处事背景与所受的约束，不然他的举动乃至想法都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被推翻并被谋杀的不仅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还有他的祖父彼得三世。彼得之前的一位男性君主伊万六世也是如此。亚历山大自幼就被宫廷政治的派系和阴谋围绕着。作为皇帝，他是荣誉、财富与地位的至高源头。与他交谈的大部分人都希望利用他获取自己的利益，或者实践自己的方针。他们以庇护人—受庇人的网络活动，试图对他隐瞒真相，削弱他的独立性。这些网络遍布宫廷、政府和依然在本质上自成一体的军队。经营着这些网络的人们傲慢、野心勃勃又喜好妒忌，管理他们时常会令人精疲力竭。但皇帝要是想让自己生存下去，并且让军队和官僚机构高效运转，就得管住这些人。面对着彼得堡的社会环境，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变得猜疑、推诿且口是心非，这也是可以谅解的。长年累月下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悲观厌世的绝望几乎注定会滋长。正如他的一位知己曾评论的那样，“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一位天使也会养成猜疑的性情”。[73]

这些年里彼得堡最精明的外国观察家是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他是大陆领土已被拿破仑吞并的撒丁国王的使节。迈斯特评论说：“亚历山大的个性与他统治体系的天然性质让高官们仅仅在自己有限的圈子内活动。他对同时使用两位死敌并且不让其中任何一个吞掉另一个的做法并不排斥，而且从中获得乐趣。”通过这些手段，发生阴谋的概率得以降低。此外，皇帝还有更大的可能了解到，他的大臣们一贯恭顺与服从的表象下真正发生着什么。亚历山大一直准备着铁拳，有时也会动用它，但是总体而言他更倾向于采用隐秘手段。秘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几乎已经是目的本身。不过得为亚历山大说句公道话，君主使用操纵、诱惑与贿赂行事不仅更加安全，也是更加有效的。君主有时会寻找身处彼得堡人际网以外只能完全依靠皇帝本人的顾问，这也完全是自然的。外国人是此类建议的明显源头。[74]

当亚历山大越过彼得堡人际网络向外观察时，他看到庞大的俄国由不健全程度令人悲哀的官僚政府统治着。在他90%以上臣民生活的乡村，公共秩序、税收和征兵完全需要依靠地主的配合。亚历山大并不喜欢农奴制，但他无法摧毁他整个行政体系所依靠的根基，至少在需要动员全国资源抵抗拿破仑时不能这么做。无论如何，考虑到当时俄国政府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削弱地主权力难道不是更可能导致混乱而非进步吗？他让自愿释放农奴变得更容易，而且最重要的是，与此前君主们将成千上万国有农民“赠给”私人农奴主的政策分道扬镳，从而切实开始着手逐步消除农奴制。[75]

人们有诸多理由相信，亚历山大总体上是倾向于代议制机构的，俄国的现实却对宪政改革起了强大的抑制作用。考虑到国家政府机构的虚弱和彼得堡庇护人—受庇人网络的强大力量，难道皇帝真的希望给予他们一个议会，让他们通过议会对法律、税收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而加强这些人际网络吗？俄国的任何代议制机构都会被农奴主们所掌控：其他任何团体都无法在财富、教育和地位上与之相提并论。这样的代议制机构难道不会让俄国的现代化与废除农奴制变得更加艰难吗？增强官僚机构而使之能够为保守的社会带来启蒙革新难道不是更有效吗？皇帝亲近外国顾问，这就更不值得批评了。亚历山大既渴望获得更为和平互助的国际秩序，同时又在追求本国利益，他并不比20世纪那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领导人们更伪善。[76]

尽管在事后回顾时，人们可以提出这些对亚历山大有利的论点，但在当时他被普遍视为虽然好心却女子气的柔弱人物。这一看法在1812年时影响极大。当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伯爵在法军深入俄国、最终占领莫斯科的时候写下“我无法指望亚历山大皇帝具有一点点坚定”时，他代表了大部分外国使节和许多俄国精英阶层成员的看法。除非人们将这样的估量考虑在内，不然拿破仑自己的战略就没什么意义。但是亚历山大的勇气并没有在1812年离他而去。它也足以克服俄国1813年入侵中欧时遭遇的艰巨挑战与困难，建立起国际同盟，领导同盟一路前往巴黎。[77]

早在1810年9月，随着法俄关系开始滑向战争，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就试图向他的政府发出预警，亚历山大实际上要比看起来坚韧得多。

人们认为他是软弱的，可他们错了。他无疑可以容忍许多烦恼，隐藏他的不快，但这是因为他面前有终极的目标，这一目标是欧洲的和平，那也是他希望不经过暴力危机便争取到的。但他的忍耐个性也是有极限的，他不会逾越它们：这些极限就像钢铁一样坚固，不会被他放弃。他的个性里充满了善意、真挚和忠实，他的情感与原则也是高尚的，但是在这一切之下，存在后天得到的、皇室式的虚伪，以及任何事物都无法将其挫败的顽强坚持。[78]

[1] 关于18世纪俄国外交关系的综览，见D.Lieve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Cambridge，2006一书中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和休·拉格斯代尔（Hugh Ragsdale）撰写的章节vol.2，pp.489-529。

[2] 关于叶卡捷琳娜和她的统治，权威书籍是Isabel de Madariaga，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London，1981.关于“希腊计划”，见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的卓越作品Simon Sebag Montefiore，Prince of Princes：The Life of Potemkin，London，2000，pp.219-21，241-3。

[3] 关于18世纪奥斯曼的发展，近来最为全面的综览是Suraiya Faroqhi（ed.），Turkey，vol.3：The Later Ottoman Empire 1603-1839，Cambridge，2003.关于奥斯曼军队，见Virginia 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Harlow，2007。我在D.Lieven，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London，2001，ch.4，pp.128 ff.对俄罗斯和奥斯曼进行了对比。

[4] 关于欧洲的旧制度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关于欧洲国家形态的长期观察，见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92，Oxford，1990。同样令人深思的是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1974，和Brian Downing，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Princeton，1992。

[5] 近来关于俄国农民阶层的最好研究是David Moon，The Russian Peasantry，1600-1930，London，1999.关于同时期欧洲的精英阶层对土地的占有，见D.Lieven，Aristocracy in Europe 1815-1914，Basingstoke，1992，chs.1 and 2，pp.1-73。

[6] 即英国陆军中的购买军职制度。——译者注

[7] 准确数据是7.3%，这是从Entsiklopediia中包括的近500名将军中算出的数字。关于波罗的海省份的教育和启蒙运动，见G.von Pistohlkors，Deutsche Geschichte in Osten Europas：Baltische Länder，Berlin，1994，pp.266-94。

[8] 最好的资料是俄国军事工程官方历史：I.G.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7，St Petersburg，1902（Фабрициус И.Г.Главное инженер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7.СПб.，1902）。关于医生见：A.A.Baranov，‘Meditsinskoe obespechenie armii v 1812 godu’，in 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vol.1，Moscow，2002，pp.105-24（Баранов А.А.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армии в 1812 г.//Эпоха 1812 года：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Источники.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Т.1.М.，2002.С.105-124）。

[9] D.G.Tselerungo，Ofitsery russkoi armii，uchastniki Borodinskogo srazheniia，Moscow，2002，p.81（Целорунго Д.Г.Офицеры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участники Бородин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М.，2002.С.81）.关于总参谋部起源的最好资料是N.Glinoetskii，‘Russkii general’nyi shtab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Voennyi sbornik，17/10，1874，pp.187-250（Глиноецкий Н.П.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T.1.СПб.，1883）。也见：P.A.Geisman，Vozniknovenie i razvitie v Rossii general’nago shtaba，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2/1，尤其见pp.169 ff：‘Svita Ego Imperatorskago Velichestva po kvartirmeisterskoi chasti’（Гейсман П.А.Свита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 квартирмейстерской части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4.Кн.2.Отд.1.СПб.，1902）。

[10] 这是借用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文中描述18世纪英国的术语。

[11] 俄国的统计是不准确的，因为政府只计算有义务服兵役的臣民数量。这并不包括妇女、贵族、教士、商人和俄罗斯人之外的一切少数民族。关于欧洲人口的基本统计资料，见R.Bonney（ed.），Economic Systems and Finance，Oxford，1995，pp.315-19 and 360-76。关于1812年的欧洲人口详细分类，见由约瑟夫·帕尔杜斯（Josef Paldus）少校在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1：O.Criste，Österreichs Beitritt zur Koalition，Vienna，1913.一书的附录当中汇总的统计结果。所有这些统计资料都必须仔细审视，例如帕尔杜斯的俄国人口数据就太低了，尽管他很可能使用了俄罗斯族而非皇帝的所有臣民的估计人数。邦尼（Bonney）引用了彼得·乔治·缪尔·迪克森关于哈布斯堡的数据（P.G.M.Dickson，Finance and Government under Maria Theresa 1740-1780，2 vols.，Oxford，1987，vol.1，p.36），但是迪克森的数据并没有包括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哈布斯堡臣民。

[12] 关于俄军的薪饷和配给，见F.P.Shelekhov，Glavnoe intendantskoe upravlenie：istoricheskii ocherk，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5，St Petersburg，1903，pp.87，92（Шелехов Ф.П.Главное интендант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СПб.，1903.Т.5.С.87，92）。关于威灵顿的部队，见Matthew Morgan，Wellington’s Victories，London，2004，pp.33，74。

[13] E.K.Wirtschafter，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Princeton，1990，ch.4，pp.74-95.

[14] Loi Jourdan，原文误作Loi Jourdain。——译者注

[15] 关于俄国的征兵制度，见Janet Hartley，Russia，1762-1825：Military Power，London，2008，ch.2，pp.25-47。关于法国的征兵制度，见Isser Woloch，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l Order，1789-1820s，London，1994，ch.13，pp.380-426，和David Hopkin，Soldier and Peasant in French Popular Culture，Wood-bridge，2003，pp.125-214。关于全民武装，见MacGregor Knox，‘Mass Politics and Nationalism as Military Revolution：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After’，in MacGregor Knox and Williamson Murray（eds.），The Dynamics of Military Revolution.1300-2050，Cambridge，2001，ch.4，pp.57-73。

[16] ‘Zapiski I.V.Lopukhina’，Russkii arkhiv，3，1914，pp.318-56，at p.345（Записки И.В.Лопухина//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1914，Кн.3.С.345）.关于民兵和围绕动员民兵展开的争论，见V.V.Shchepetil’nikov，Komplektovanie voisk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1/2，St Petersburg，1904，pp.18-40，69-72（Щепетильников В.В.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войск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СПб.，1904，Т.4.Ч.1.Отд.2.С.18-40，69-72）。

[17] I.Merder，Istoricheskii ocherk russkogo konevodstva i konnozavodstva，St Petersburg，1868：引用部分位于第84-85页V.V.Ermolov and M.M.Ryndin，Upravlenie general-inspektora kavalerii o remontirovanii kavalerii.Istoricheskii ocherk，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3/3.1，St Petersburg，1906（Мердер 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го коневодства и коннозаводства.СПб.，1868.С.84-85；Ермолов В.В.，Рындин М.М.Управление генерал-инспектора кавалерии о ремонтировании кавалер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СПб.，1906.Т.12.Кн.3.Вып.1.Это ключевая работа.）.这是一本重要著作。

[18] Marquess of Londonderry，Narrative of the War in Germany and France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30，p.31.Sir Robert Wilson，Campaigns in Poland.1806 and 1807，London，1810，p.14.

[19] 关于马匹的购买和保养：除了梅尔德（Merder/Мердер）的著作，还可参见Shelekhov，Glavnoe intendantskoe upravlenie：例如马匹购买价格位于第104页。关于俄国骑兵的一部有用的当代历史著作是A.Begunova，Sabli ostry，koni bystry，Moscow，1992（Бегунова А.И.Сабли остры，кони быстры.М.，1992）。关于和奥地利人发生的事件，见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book 7，pp.183-4。

[20] 有两篇极为有用的俄罗斯副博士（大约相当于当今的英国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军事经济，见S.V.Gavrilo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ia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g 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和V.N.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 podgotovka Rossii k bor’be s Napoleonom v 1812-1814 godakh，Gorky，1967（Сперанский В.Н.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и к борьбе с Наполеоном в 1812-1814 годах.Горький，1967）。关于原材料的基本统计见Gavrilov，pp.39-42。斯佩兰斯基的论文是实用信息的宝库：他表现出来的唯一弱点是忽视了相当重要的彼得堡兵工场野战火炮产量。维克托·别佐托斯内好意证实了这一兵工场的确生产了绝大部分俄国野战火炮。

[21] 关于彼得罗扎沃茨克和其他工场产量的基本统计，见L.Beskrovnyi，The Russian Army and Flee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Gulf Breeze，1996，pp.196-7。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pp.38-58，关于炮兵在1812～1814年的装备，火炮和战术，见A. and Iu.Zhmodikov，Tactics of the Russian Army，2 vols.，West Chester，Ohio，2003，vol.2，chs.10-15。也见：Anthony and Paul Dawson and Stephen Summerfield，Napoleonic Artillery，Marlborough，2007，pp.48-55。

[22] 关于这3个兵工场，最好的介绍材料是EntsiklopediiaV.Bezotosnyi et al.（eds.），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Entsiklopediia，Moscow，2004，pp.296，654 and 724-5.上的文章。

[23] 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ch.2，especially pp.82 ff.，362 ff.关于图拉兵工场最细致的一手材料是由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斯温因撰写的极有意思的文章P.P.Svinin，‘Tul’skii oruzheinyi zavod’，Syn Otechestva，19，1816，pp.243 ff（Свиньин П.П.Тульский оружейный завод//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1816.№ 19.С.243 и далее）.尽管V.N.Ashurkov，Izbrannoe：Istoriia Tul’skogo kraia，Tula，2003（Ашуркова В.Н.Избранное：История Тульского края.Тула，2003）的许多评价是天真的苏联时代说法，但它也包含了有趣的细节。

[24] 关于法国人的测试，见K.Alder，Engineering the Revolution：Arms and Enlightenment in France，1763-1815，Princeton，1997，p.339。关于英国人的批评，见Philip Haythornthwaite，Weapons and Equipment of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96，p.22。关于在1812～1813年分发给军队的枪支来源，见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pp.458-9。

[25] 即便是威灵顿的部队通常情况下也不会期望仅仅依靠步枪射击击退敌军。他们在齐射之后会用刺刀发起迅速反击。

[26] 关于俄国财政和税收的两本近来著作：Peter Waldron，‘State Finances’，in Lieven（ed.），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2，pp.468-88和Richard Hellie，‘Russia’，in R.Bonney（ed.），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15-1815，Oxford，1999，pp.481-506。

[27] 所有这些统计数据都应当以一定的怀疑态度审视。俄国的数据尤其应当受到怀疑，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其引用数字是对应银卢布还是纸卢布。大部分统计数据摘自Bonney，R.（ed.），Economic Systems and Finance，Oxford，1995，pp.360-76。法国数据来自Michel Bruguière，‘Finances publiques’，in J.Tulard（ed.），Dictionnaire Napoléon，Paris，1987，pp.733-5。英国数据来自J.M.Sherwig，Guineas and Gunpowder：British Foreign Aid in the Wars with France 1793-1815，Cambridge，Mass.，1969，p.96。

[28] W.M.Pintner，Russian Economic Policy under Nicholas I，Ithaca，NY，1967，ch.5。在该书第186页有一个有用的表格，它显示了每年发行的纸币量和纸币与银币的相对比价。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由于国家给士兵的薪饷很不足，由农民来负责供养士兵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定制：L.Klugin，‘Russkaia soldatskaia artel’，Russkaia Starina，20，1861，pp.90，96-7（Клугин Л.Русская солдатская артель//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61.№ 20.С.90，96-97）。

[29] 后文的大部分讨论都是从基本文献中搜集的，添加了我个人的看法：尤见Paul W.Schroed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Oxford，1994；H.M.Scott，The Emergence of the Eastern Powers，1756-1775，Cambridge，2001；H.M.Scott，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Harlow，2006；A.N.Sakharov et al.（eds.），Istoriia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Pervaia polovina XIX veka，Moscow，1995（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ека，М.，1995）。

[30] Isabel de Madariaga，Britain，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London，1962.Ole Feldbaek，The Battle of Copenhagen 1801，Barnsley，2002的第一章对这些海洋权益争端的幕后真实状况有出色的描写。Jeremy Black，‘Naval Power，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1775-1791’，in Michael Duffy（ed.），Parameters of British Naval Power 1650-1850，Exeter，1998，pp.93-120对皮特的误算进行了总结。

[31] 除了通常所见的外交文本之外，还要特别注意H.Heppner，‘Der Österreichisch-Russische Gegensatz in Sudosteuropa im Zeitalter Napoleons’，in A.Drabek et al.（eds.），Russland und Österreich zur Zeit der Napoleonischen Kriege，Vienna，1989，pp.85 ff。

[32] Elise Wirtschafter，‘The Groups Between：raznochintsy，Intelligentsia，Professionals’，in Lieven，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2，pp.245-63 是对俄国中产阶级发展的良好介绍。关于拿破仑时代的国家和社会，Nicholas Riasanovsky，A Parting of Ways：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ed Public in Russia 1801-1855，Oxford，1976依然是有价值的。

[33] Jerzy Lukowski，The Partitions of Poland，Harlow，1999是对这一问题的可靠介绍。

[34] J.Hartley，Alexander I，London，1994，pp.58-72.A.A.Orlov，Soiuz Peterburga i Londona，Moscow，2005，ch.1，pp.7 ff（Орлов A.A.Сою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и Лондона.М.，2005.С.7 и далее）.

[35] 指一战后期提出“十四点原则”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译者注

[36] 关于这一点的关键文本是亚历山大于1804年9月11/23日给他派往英国政府的特使尼古拉·诺沃谢利采夫（Nikolai Novosil’tsev/Николай Новосильцев）的训令：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1st series，2，pp.138-46 and 151-3（Внет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Т.2.М.，1961.С.138-146，151-153）。也见Patricia Grimsted，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I，Berkeley，1969，pp.32-65。

[37] 关于1805年战局，首先应当参阅两本近来的著作：R.Goetz，1805 Austerlitz：Napole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hird Coalition，London，2005；Frederick W.Kagan，Napoleon and Europe 1801-1805：The End of the Old Order，Cambridge，Mass.，2006。

[38] 关于普鲁士政策的一篇有趣辩护，可参见Brendan Simms，The Impact of Napoleon：Prussian High Politics，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Executive 1797-1806，Cambridge，1997。1806年的俄国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公爵，对普鲁士的困境毫不同情，见W.H.Zawadski，A Man of Honour：Adam Czartoryski as a Statesman of Russia and Poland 1795-1831，Oxford，1993，pp.61-136。

[39] 关于这一点的最好资料是Shelekhov，Glavnoe intendantskoe upravlenie，chs.VI-XIV；F.Zatler，Zapiski o prodovol’stvii voisk v voennoe vremia，St Petersburg，1860也是一份很好的资料，在第23页、第78～79页提供了相对人口密度的统计资料：甚至在人口快速增长了几十年之后的1860年，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人口密度依然只有西里西亚、萨克森、波希米亚和法国东北部的1/4。Gavrilov，Organizatsiia，p.59.关于薪水，见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0，23542，17 March 1809（OS），pp.885-6（ПСЗ.Т.XXX.17 марта 1809 г.（ст.ст.）.С.885-886.В 1809 г）。在1809年，所有基层官员的薪水增长了33%，以抵销纸卢布贬值的后果。

[40] 关于这一点，在Drabek et al.（eds.），Russland und Österreichby Rainer Egger：‘Die Operationen der Russischen Armee in Mahren und Österreich ob und unter der Enns im Jahre 1805’，pp.55-70 上有一篇出色又详尽的论文。

[41] 首先参阅E.Weber，Peasants into Frenchmen，Stanford，Calif.，1976，尤其见第6章第67页以下。

[42] 这一统计是我在对1500名个人详细资料记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的个人档案（formuliarnye spiski/формулярные списки）里的军士所做调查基础上得出的。我从以下各个部队的记录中选取了所有记录材料清晰可辨的军士：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Ed.Khr.1）；小俄罗斯掷弹兵团（Ed.Khr.1190）、赫尔松掷弹兵团（Ed.Khr.1263）；穆罗姆（Ed.Khr.517）、切尔尼戈夫（Ed.Khr.1039）、雷瓦尔（Ed.Khr.754）、库尔斯克（Ed.Khr.425）步兵团；第39（Ed.Khr.1802）、45（Ed.Khr.1855）猎兵团；皇帝陛下近卫胸甲骑兵团（Ed.Khr.2114）；米陶（Ed.Khr.2446）、鲍里索格列布斯克（Ed.Khr.2337）、纳尔瓦（Ed.Khr.2457）、亚姆堡（Ed.Khr.2631）、普斯科夫（Ed.Khr.212）龙骑兵团；第2（Ed.Khr.3798）、5（Ed.Khr.3809）、10（Ed.Khr.3842）炮兵旅。

[43] 关于这一点在A.N.Andronikov and V.P.Fedorov，Prokhozhdenie sluzhby，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3，St Petersburg，1909，pp.1-59（Андроников А.Н.，Федоров В.П.Прохождение службы//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4.Ч.3.Кн.1.Отд.3.СПб.，1909.С.1-59）和Shchepetil’nikov，Komplektovanie，pp.41-55中有许多信息。

[44] 关于互助社（artel/артель），见William Fuller在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1600-1914，New York，1992，pp.172-3上的评论；也见L.Klugin，‘Russkaia soldatskaia artel’，pp.79-130；Andronikov and Fedorov，Prokhozhdenie sluzhby，pp.112-14。关于新团的组建，见A.A.Kersnovskii，Istoriia russkoi armii，4 vols.，Moscow，1992，vol.1，p.206（Керсновский А.А.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М.，1992.Т.1.С.206）。

[45]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49；S.F.Glinka，Pis’ma russkogo ofitsera，Moscow，1987，p.347（Глинка Ф.Н.Письма русского офицера.М.，1987.С.347）.

[46] 以1806年在亚历山大的私人军事内阁成员间传阅的一份文件为例，它强调“把军官从一个团转到另一个团是完全与皇帝意愿相悖的”：Andronikov and Fedorov，Prokhozhdenie sluzhby，p.112。齐普里安·冯·克罗伊茨（Cyprian von Kreutz）男爵在1812年成了西伯利亚枪骑兵团名誉团长。他的两个妹夫在次年转入了这个团，不到30个月内，其中一个被晋升了两次军衔，另一个则被晋升了三次：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2670，fos.34-45：‘Spisok o sluzhbe i dostoinstv Sibirskago ulanskago polka generaliteta’ and ‘Spisok o sluzhbe i dostoinstv Sibirskago ulanskago polka rotmistrov i shtab-rotmistrov’（РГВИА.Ф.489.Оп.1.Д.2670.Л.34-45：«Список о слулжбе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е Сибирского уланского полка ротмистров и штаб-ротмистров»）。也可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Ed.Khr.1），小俄罗斯、赫尔松掷弹兵团（Ed.Khr.1190 and 1263），库尔斯克、布良斯克（第39猎兵团）步兵团（Ed.Khr.425 and 1802）以及普斯科夫龙骑兵团（Ed.Khr.212）等部队的人员档案。

[47] 关于卡尔涅耶夫，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Ed.Khr.1，fo.506：‘Formuliarnyi spisok leib gvardii Preobrazhenskago polka，generalam，shtab i ober ofitseram i drugim chinam’（РГВИА.Ф.489.Д.1.Л.506：«Формулярный список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полка，генералам，штаб-и обер-офицерам и другим чинам»），日期为1808年1月1日（旧历）。关于布良斯克团、纳尔瓦团和掷弹兵团，见在前文注释39中列出的军士人员档案部分。关于士兵的儿子和军士的关系，见Komplektova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pp.173-208（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4.Кн.2.Ч.3.СПб.，1909.С.173-208）。关于俄军军士，见D.G.Tselerungo，‘Boevoi opyt unter-ofitserov russkoi armii-uchastnikov Borodinskago srazheniia’，in 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Istochniki，pamiatniki，problemy.Materialy XII vserossisskoi nauchnoi konferentsii.Borodino，6-8 sentiabria 2004 g.，Moscow，2005，pp.21-6（Целорунго Д.Г.Боевой опыт унтер-офицеров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участников Бородинского сражения//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Источники，памятники，проблемы.Материалы X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Бородино，6-8 сентября 2004 г.М.，2005.С.21-26）。

[48] 关于俄军在1805～1807年的表现，最好的评价是在Alexander and Iurii Zhmodikov，Tactics of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Napoleonic Wars的第一卷里。

[49]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1，p.136.

[50] Münnich，旧译米尼赫。——译者注

[51] 这一信息来自奥斯滕-萨肯日记于1900年在Russkii arkhiv上刊布时，介绍日记作者的传略：Russkii arkhiv，1，1900，pp.6-25（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1900.Кн.1.С.6-25）。

[52] ‘Iz zapisok fel’dmarshala Sakena’，Russkii arkhiv，1，1900，pp.161-80（Из записок фельдмаршала Сакена//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1900.Кн.1.С.161-180）.关于这一争论，朗热隆的回忆录是一份有用的资料，因为他对本尼希森和萨肯都感到钦佩。落款日期为1816年12月10日的朗热隆致本尼希森的信件收录在Mémoires du Général Bennigsen，3 vols.，Paris，n.d，vol.1，pp.xxvii-xxix.在他本人回忆录中的评论见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15-18。

[53] 关于亚历山大和他的顾问们的想法的最好资料是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给玛丽亚皇太后的许多信件，收录在Russkii arkhiv，1，1868。也见A.Gielgud（ed.），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2 vols.，London，1888，vol.2，pp.174-83.V.Sirotkin，Napoleon i Aleksandr I，Moscow，2003（Сироткин В.Г.Наполеон и Александр I.М.，2003）是对俄国统治阶层精英内部对外交政策看法的良好介绍。

[54] S.Tatishcheff，Alexandre I et Napoléon，Paris，1894，亚历山大致洛巴诺夫，1807年6月4/16日，p.121。

[55] D.N.Shilov，Gosudarstvennye deiateli Rossiiskoi imperii，St Petersburg，2001，pp.377-9（Шилов Д.Н.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яте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Пб.，2001.С.377-379）.Grand Duke Nikolai Mikhailovich，Russkie portrety，St Petersburg，n.d.，vol.4，part 1，no.62（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Русские портреты.СПб.，б.г.Т.4.Ч.1.№ 62）.

[56] 关于亚历山大·库拉金的职业生涯，见S.N.Shipov and Iu.A.Kuz’min，Chleny gosudarstvennogo soveta Rossiiskoi imperii，St Petersburg，2007，pp.412-6（Шипов С.Н.，Кузьмин Ю.А.Чле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Пб.，2007.С.412-16）。洛巴诺夫关于最初几次谈判的报告收录在Russkaia Starina，98，1899，pp.594-5，洛巴诺夫致亚历山大，1807年6月7/19日。也见Russkii arkhiv，1，1868，库拉金致玛丽亚皇太后，1807年6月10/22日，pp.183-7。

[57] 托尔斯泰似乎在他的初稿里以更富同情的言辞描绘库拉金家族：K.B.Feuer，Tolstoy and the Genesis of War and Peace，Ithaca，NY，1976，p.71。关于洛巴诺夫和库拉金的祖先，见N.Ikonnikov，La Noblesse de Russie，2nd edn.，vols.A1-Z2，Paris，1958-66：vols.H1，pp.211-16 and I1，pp.426-31。

[58] 关于康斯坦丁，见E.Karnovich，Tsesarevich Konstantin Pavlovich，St Petersburg，1899（Карнович Е.Цесаревич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СПб.，1899）。关于帕维尔，见R.McGrew，Paul I of Russia，Oxford，1992和H.Ragsdale（ed.），Paul I：A Reassessment of his Life and Reign，Pittsburgh，1979。

[59] V.I.Genishta and A.T.Borisovich，Istoriia 30-go dragunskago Ingermanlandskago polka 1704-1904，St Petersburg，1904，pp.119-21（Геништа В.И.，Борисович А.Т.История 30-го драгунского Ингерманландского полка，1704-1904.СПб.，1904.С.119-121），描述了利芬在准备1805年战局时的角色。

[60] 利芬的个人档案位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7062，fo.356：和许多军官一样，他没有提及父母的财产。参阅他给玛丽亚皇后教女、未婚妻多罗特娅的信中的自我评价：J.Charmley，The Princess and the Politicians，London，2005，p.7。

[61] S.W.Jackman（ed.），Romanov Relations，London，1969，安娜女大公致康斯坦丁大公，1828年4月2日，p.149。

[62] 可参阅Tatishcheff，S.，Alexandre Ier et Napoléon，Paris，1894，pp.140，183 和A.Vandal，Napoléon et Alexandre Premier，3 vols.，Paris，1891，vol.1，pp.61-7。秘密命令被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1st series，3，note 414，pp.754-60。

[63] 亚历山大的确放弃了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和卡塔罗（Cattaro），一旦俄国与奥斯曼、英国开战，这两个地方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它得到了更有用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作为回报。

[64] 和平和同盟条约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1st series，vol.3，nos.257 and 258，pp.631 ff。

[65] 关于亚历山大的偏好与看法的评论，是从他给库拉金和洛巴诺夫的命令中得出的：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1st series，vol.3，note 414，pp.754-60。

[66] 团属工匠名单见I.Ul’ianov，Reguliarnaia pekhota 1801-1855，vol.2，Moscow，1996，p.212（Ульянов И.Э.Регулярная пехота，1801-1855.М.，1996.Т.2.С.212）.关于军队中的教会，见L.V.Mel’nikova，Armiia i pravoslavnaia tserkov’ Rossiiskoi imperii v epokhu Napoleonovskikh voin，Moscow，2007，pp.45-56，116-37（Мельникова Л.В.Армия и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эпоху Наполеоновских войн.М.，2007.С.45-56，116-37）。

[67] 关于军官状况分析的重要著作是Tselerungo，D.G.，Ofitsery russkoi armii，uchastniki Borodinskogo srazheniia，Moscow，2002。

[68]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信息来自：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1，fos.455-560：‘Formuliarnyi spisok leib gvardii Preobrazhenskago polka，generalam，shtab i ober ofitseram i drugim chinam’（РГВИА.Ф.489.Оп.1.Д.1.Л.455-560：«Формулярный список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полка，генералам，штаб-и обер-офицерам и другим чинам»），标记日期为1808年1月1日。在普通部队的人员档案中，人们只会偶尔发现没有提及个人拥有农奴数量的军官，例如：纳尔瓦龙骑兵团中的多尔日科夫（Dolzhikov/Должиков）三兄弟把家务农奴作为勤务兵使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2457，‘Spisok o sluzhbe… Narvskago dragunskago polka’，fos.95 ff（РГВИА.Ф.489.Оп.1.Д.2457.«Список о службе…Нарвского драгунского полка».Л.95 и далее）。勤务兵名单见6 ff.，三兄弟个人记录见27 ff。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军官中的要人里发现这类疏忽要容易得多，更不用说在Fond 489，Opis 1，Delo 7602 中的将领个人档案里了。

[69] 引用部分来自Zapiski Sergeia Grigorovicha Volkonskago（dekabrista），St Petersburg，1902，p.70［Записки Серге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а Волконского（декабриста）.СПб.，1902.С.70］。关于有教养的年轻近卫军官的心态的深刻理解，也见L.G.Beskrovnyi（ed.），Dnevnik Aleksandra Chicherina，1812-1813，Moscow，1966（Дневник Александра Чичерина，1812-1813.М.，1966）。在1812年前夕的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和1814年1月的近卫炮兵中发生了两起此类罢训事件：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285-6（Потоцкий П.П.История гвардейской артиллерии.СПб.，1896.С.285-286）；Bortnevskii，V.G.（ed.），Dnevnik Pavla Pushchina，Leningrad，1987，pp.49-50（Дневник Павла Пущина.Д.，1987.С.49-50）。

[70] 关于拉扎罗夫，见http：www.svoboda.org/programs.退伍士兵因为战后的不良行为招致责难的事例，例如：第45猎兵团的别良金（Beliankin/Белянкин）中尉和基尔萨诺夫（Kirsanov/Кирсанов）中尉（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855，fos.19-20）或者亚姆堡枪骑兵团的三名军官［Lt.Krestovskii，Istoriia 14-go Ulanskago Iamburgskago E.I.V.velikoi kniagini Marii Aleksandrovny polka，St Petersburg，1873，appendices（Крестовский В.В.История 14-го Уланского Ямбургского Е.И.В.великой княгини Марии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ы полка.СПб.，1873.Приложения）］的案例。当然还有许多退伍士兵事业有成。

[71] ‘Imperator Aleksandr I：Ego kharakteristika po sochineniiu N.K.Shil’dera’，Russkaia Starina，99/3，1899，pp.98-114，at p.99（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по сочинению Н.К.Шильдера//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99.Т.99.№ 7.С.99）.

[72] 近来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Эрмитаже）举办的出色展览的目录册中包含的文章，提供了关于他个性的许多深刻认识：Aleksandr I：‘Sfinks ne razgadannyi do groba’，St Petersburg，2005（Александр I：Сфинкс，не разгаданный до гроба.СПб.，2005）。

[73] 引用在N.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帕罗（Parrot）教授给亚历山大的一封信，p.489［Шильдер Н.К.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рвый，его жизнь и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Т.3.СПб.，1897.С.489（письмо профессора Паррота Александру）］。

[74] D.V.Solov’eva（ed.），Graf Zhozef de Mestr：Peterburgskie pis’ma，St Petersburg，1995，no.72，德·迈斯特致德·罗西，1808年1月20日/2月1日，p.99（Де Местр Ж.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исьма.СПб.，1995.№ 72.Де Местр к Росси，20 ЯНВ./1 февр.1808 г.С.99）。

[75] 现在依然缺乏关于亚历山大治下的行省社会和行政管理的相关著作。关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和1861年解放农奴到1917年这一时间段的相关研究状况则要好得多。关于地方行政管理的良好概述，见Janet Hartley，‘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in Lieven（ed.），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vol.2，pp.446-67。

[76] 最好地表现了亚历山大所处困境的书是S.V.Mironenko，Samoderzhavie i reformy：Politicheskaia bor’ba v Rossii v nachale XIX v.，Moscow，1989（Мироненко С.В.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реформы：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IX в.М.，1989）。

[77] 梅特涅致哈登贝格，1812年10月5日，收录在W.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Berlin，1878，vol.1，no.3，pp.378-80。

[78] Relations diplomatiques，5，no.520，科兰古致尚帕尼，1810年9月19日，pp.1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