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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缓和政策未能阻止核军备竞赛，未能结束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角逐，甚至未能阻止苏联像12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再次使用军事力量挽救“社会主义”。美国的反应在1980年1月变得明了：卡特总统在一个月内从参议院撤回了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下令对出口到苏联的谷物和科技实施禁运，要求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宣布美国将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并且谴责对阿富汗的入侵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一位在三年前就职并且希望能够结束冷战的总统，而今却做出这些举措，这种转变令人震惊。甚至连葛罗米柯都不得不承认“国际局势……已经转向恶化”。³⁷

但在当时仍不清楚的是，这对全球均势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专家或许会同意这样一种判断，即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这种均势有益于莫斯科。在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中，美国承认与苏联的战略对等，而苏联却通过“勃列日涅夫主义”宣称有权抵制任何地方出现的对马列主义的挑战。尽管基辛格成功地把俄国人排挤出了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但是1973年战争引发阿拉伯国家实行原油禁运，结果导致原油价格上升，西方经济在随后十年中一直处于滞胀状态。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主要的原油输出国，苏联大获其利。这使得在20世纪70年代，它能够始终将军费开支维持着一定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可能甚至还有所增加。而在同一时期，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美国的军费预算被削减了一半。³⁸

美国人似乎深陷于同自己开展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最初是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随后是对于“水门事件”，后来是对于卡特总统未能保护诸如伊朗王或是1979年夏被尊崇马克思主义的桑地诺解放阵线（Sandinistas）夺取政权的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Anastasio Somoza）等重要盟友的批评。最低潮出现在这一年的11月，伊朗人入侵了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掳走数十名外交官和军警做人质。这次的羞辱仅仅发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几个星期之后，使得华盛顿看上去处处被动防御，而莫斯科却连连获胜。基辛格在当年出版的回忆录第一卷中，捕捉到了当时蔓延着的悲观情绪。他承认：“随着苏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相对地位注定要衰落。我们的军事和外交地位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20世纪40年代末遏制政策刚刚开始时更有利了。”³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作为历史学家的精明辜负了他。很长时间以来，很清楚的是，苏联及其华约盟友走在一条日暮之途，缓和政策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这一点现在变得更加清楚了。这种迹象最早在1970年3月就已经有所显露，本着东方政策的精神，东德领导人邀请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埃尔福特（Erfurt），但却极不明智地在一家宾馆中把他安排在一个窗子面向广场的房间。令他们十分尴尬的是，数百名东德人在这个广场上聚集，在勃兰特的窗户下欢呼他的到来。“埃尔福特会议的筹备工作，”党的官员们承认，“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阶级斗争中关键的组成部分。”⁴⁰

在接下来的12月，表达不满的更严重的信号在波兰发生了。在格但斯克（Gdansk）和格丁尼亚（Gdynia），不满于食品价格的抗议者招致军队向他们开火，数十名参加罢工的工人被射杀。意味深长的是，莫斯科并没有对这场危机运用“勃列日涅夫主义”；相反，苏联领导人下令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并且批准从西欧和美国进口食品和技术。这就使得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并非依赖于使用武力，而是依赖于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信贷的意愿，这表明马列主义政权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脆弱性。⁴¹

因石油价格上升而获得的意外之财也并非没有负面影响。苏联选择向东欧国家提价，这导致它们的石油开销在一年内翻倍增加。尽管这种增长并不如在西方那么急剧，但这笔意料之外的开支削弱了莫斯科希望达到的提高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⁴²同时，滚滚而来的石油利润也弱化了苏联计划者们提高经济效益的驱动力。对于苏联而言，它已无力继续承受巨大的国防开支，这笔开支到20世纪70年代末将会是美国的3倍，而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仅仅是它的对手美国的1/6。⁴³“我们像成瘾般把我们自身武装起来，”阿尔巴托夫回忆道，“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需要。”⁴⁴而石油给这种嗜好火上浇油。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在非洲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部署SS-20导弹，以及入侵阿富汗等行动，不太像是一种旨在扭转全球均势格局的协调一致的战略，更像是毫无任何战略可言。这是因为，什么样的逻辑才会假定意外之财将源源不断呢？什么样的政权才会有意激怒它在经济上赖以依靠的对象？什么样的领导集团承诺要保护人权——如1975年在赫尔辛基——但当它自己的公民要求获得这样的权利时却大为吃惊？处于勃列日涅夫气息奄奄的统治下的苏联，已经难以执行任何有效战略所要求的那些最基本的任务：有效使用可获得的手段，实现经过选择的目标。这就给其他地方能够做到这些的领导人留下了广阔可为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