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理查德·尼克松继承了这一局势，并在之后使它变得更糟糕。作为最精于地缘政治的现代领导人之一，他还恰巧是最不愿意遵守自身权威所受的约束的美国总统。在经历了约翰逊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仍然相信，他所定义的国家安全的所有需要，超过了总统需承担的作出解释的义务，甚至是法律义务。尼克松的做法远超过这种思想，即在国内和国外的做法有着不同的标准；相反，他把家园变成了冷战的一个战场。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比苏联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强有力的敌人，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

“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尼克松在辞去总统职务后说，“如果没有秘密，就不会有打开对华关系大门，没有和苏联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ALT）协定，也没有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协定。”⁴¹几乎没有理由可以质疑这一说法。如果在基辛格1971年赴北京之前，白宫与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会相关委员会以及所有利益会受到影响的盟友进行商议的话，只会使计划泡汤。如果没有通过“幕后渠道”同莫斯科开展军控谈判以提前试探立场，则很可能导致失败。尼克松认为能够打破越南和平谈判长期僵局的唯一出路——除了接受河内提出的立即撤退美国军队并且将南越政府赶下台的要求之外——就是加强对北越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同时减少来自国会、反战运动和前约翰逊政府成员要求接受河内和谈条件的压力。这也需要既公开又隐秘的运作。

尼克松做错的，并非他以秘密方式开展外交——外交总是需要这一点——而是未能区分那些一旦曝光他可以作出辩护和那些他永远无法为之辩护的行为。美国人原谅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撒的谎，因为在被曝光后，他们所隐瞒的行动被认为是情有可原的。同样，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实现越南停火的方式也是如此。这些事件的结果使得秘密甚至欺骗的方式都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秘密轰炸一个主权国家又算什么呢？或者试图推翻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或者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进行窃听？或者窃贼在总统授权下行窃？或者让白宫内部的一个阴谋组织隐瞒所发生的一切？尼克松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允许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他难以抑制地依赖于秘密手段，以至于在那些他永远难以作出合理性解释的情况下也屡试不爽。所以，不再可能作出合理性的否认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设置在总统办公室的秘密录音系统，尼克松甚至也对自己实施了监听——一场宪法危机就变得难以避免了。

这个过程开始于1969年春天，当时尼克松下令轰炸柬埔寨，以切断多年来北越人通过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小道向南越输入军队和补给的路线。这项决定在军事上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尼克松却不愿费丝毫力气作出公开的解释。相反，他下令篡改空军记录，以掩盖轰炸事实，同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坚称美国尊重柬埔寨的中立。显然，对柬埔寨人或者北越人，或者他们的中国和苏联盟友而言，轰炸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美国人被蒙在鼓里，而原因正如尼克松后来承认的，那是为了避免发生反战示威运动。“我的政府只有两个月大，我希望在最初能够尽可能少地刺激公众发起抗议。”⁴²

但约翰逊的“信任危机”正是这样发生的，并且尼克松也很快遇到了同样的危机。通过到处搜集有利资料，《纽约时报》很快报道了美国空军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以及尼克松政府开始逐步从越南撤军的计划。愤怒的尼克松迅速做出反应，他下令对基辛格的几个助理的电话进行监听，因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怀疑是他们泄露了消息。经基辛格的批准，即便其中一些助手后来离开了政府，但这些窃听装置仍未拆除；并且一些记者很快被包括在监听的范围之内，而他们根本不可能参与最初的泄密。⁴³那个存在于可以辩护和难以辩护的秘密之间的界限，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已经变得模糊，而现在则更加不清。

随后在1970年10月，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在智利执政。尼克松公开宣称尊重这一选举结果：“对于美国而言，去……干涉一场自由选举……将会在整个拉丁美洲产生负面影响，那将比已经在智利发生的事情还要糟糕。”⁴⁴但他的政府已经在那里进行干涉了，并且即便尼克松在1971年初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这种干涉活动仍将继续下去。循着约翰逊的先例，中央情报局在智利大选期间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帮助阿连德对手的秘密活动。当阿连德最终获胜后，尼克松下令中央情报局“阻止阿连德掌权或把他赶下台”。⁴⁵这导致中央情报局协助智利反对派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尽管这最终未能阻止阿连德就任总统，但的确使智利军方总司令雷内·施奈德（Rene Schneider）将军被绑架并且惨遭暗杀。在随后三年内中，中央情报局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努力推翻阿连德政权。

尼克松政府还算走运，这些行动的消息在当时并没有被泄露；相反，尼克松因他在智利问题上表现出的克制而受到赞誉。但是，看似发生的与事实上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真相一旦被曝光，为这种差距辩护的前景也愈加黯淡。基辛格的一位助理评论道，如果试图否认阿连德赢得的政权，就是“对我们自身原则的一种违背……如果这些原则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常而言，我们违背这些原则只是为了应对……危及我们生存的重大威胁。阿连德对美国而言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吗？很难这么说”。⁴⁶

在国内，紧接着发生了更加难以进行辩护之事。1971年6月，前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向《纽约时报》交出了随后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秘密材料，这些材料是关于约翰逊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下令发动和升级越南战争的秘密历史。这些历史中并没有任何有关损害国家安全或批评尼克松对战争指挥的记录，但是他却将这次泄密视为一个危险的先例和一种对个人的侮辱。由于对联邦调查局和法院处理该事件和此类事件的能力缺乏信心，总统要求在白宫内部成立一个小组以避免未来此类敏感材料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再次泄露。“我们面临着一个敌人，一个阴谋，”他坚称，“我们要使用任何手段。明白吗？”⁴⁷

尼克松的职员们很快组织起一帮由退休警探和前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的荒谬的人——他们很快就因担负堵塞泄密的任务而被称为“水管工”。在第二年中，他们开展了一系列必须保密的盗窃、监视和窃听活动，因为他们尽管拥有白宫的授权，但这仍然是非法的。“我不认为这类对话应该在司法部长的办公室进行，”当水管工们向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简要报告了他们的行动后，尼克松的一位助手紧张地如此评论。⁴⁸当1972年6月17日清晨，几个水管工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总部内——他们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被逮住后，米切尔自己也变得非常紧张，他被指控参与了这次行动。⁴⁹

直到1974年8月9日尼克松辞职当天，这场被搞砸的盗窃事件的一切后果才得以完全显现。就在这些“水管工”被捕当天的早晨，施加于总统权的道德、法律以及最根本的宪法原则重新得到了伸张。这一进程随着紧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进一步发展：这帮倒霉的窃贼受到审判和定罪，那些指挥他们活动并提供资金的政府官员被牵连，媒体上出现越来越多惊人的曝光，总统做出的一系列否认的可信性逐渐降低，一名特别公诉人被任命，参议院开始了一场高度公开的调查，尼克松总统办公室的录音系统被曝光，调取录音磁带的法律限制被解除，众议院批准了对总统的弹劾决议，最高法院最终判定总统必须交出那盘可以证明他参与掩盖事实真相的作为“确凿证据”的录音带。

就在这时，面对被定罪、被免职的前景，尼克松放弃了他的职务。他于是承认，事实上美国总统并不能自由使用任何他认为能够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手段。即便是在最敏感的领域，他也不能独自决定行为的准则。与尼克松的想法相反，总统未能凌驾于法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