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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章 七月危机
尼古拉二世和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就萨拉热窝事件向维也纳发去的吊唁是真挚的。《新时代报》上甚至刊登了A.A.斯托雷平的文章，此人的兄弟正是三年前死于暗杀的斯托雷平首相。他谴责对大公的谋杀是野蛮的，而且令在奥地利的斯拉夫大业蒙羞。[1]俄国官方对暗杀和奥匈帝国随后要求的回应，必然受到自身历史和政府、军事情报机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遍布整片区域的民族主义地下活动的影响。[2]最近几十年里，不少俄国权贵和官员——包括一位沙皇和一位大公——死于恐怖分子之手。一些暗杀者逃到了国外，生活在别国的俄国革命党领袖们受到当地法律的保护。1914年，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都在奥地利。
最相关的要数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又称PPS）的行动，他们的领袖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共和国的总统。在位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基地，PPS策划了对俄属波兰官员的暗杀，并准备一旦奥俄开战，就在俄国战线后方进行破坏和暴动。PPS在克拉科夫有“恐怖分子”训练学校。毕苏斯基和PPS与奥地利军事情报机构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给后者提供来自俄属波兰的有用军事信息，作为回报，他们获得大量武器援助。奥地利加利西亚当地警察及其长官米哈乌·斯坦尼斯拉夫·弗拉托（Michał Stanisław Flatau），均充分知晓PPS的行动，却对维也纳中央文官政府知情不报。加利西亚享受半自治状态，所有当地波兰官员都不过是形式上忠于哈布斯堡当局，不愿意去揭露或阻止毕苏斯基的工作。出于这一原因，俄国向奥地利外交部周期性抗议PPS的活动，但毫无成效。实际上，圣彼得堡要比维也纳文官政府更清楚加利西亚发生了什么。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上校是俄国在奥地利总参谋部的主要间谍，他曾接触了大量涉及奥地利军方与PPS之间联系的文件。此外，毕苏斯基与奥地利总参谋部的关键接洽人是奥赫拉纳（Okhrana，沙俄时期负责国家安全的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工。确实，外国政府特工们不曾给予反俄恐怖分子用以刺杀王位继承人的武器，就像在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中那样。但在1914年7月，圣彼得堡没有人知道这已经发生：亚历山大·吉尔斯是唯一一个提出这桩罪行似乎有塞尔维亚官员参与的俄国官员，但他不是基于任何消息，仅仅是因为——如他所写——塞尔维亚军官阵营中有许多什么都敢干的“自大的罗马禁卫军”。[3]
尼古拉·舍别科自1913年抵达维也纳出任大使，就抱怨过有些俄国领事馆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波斯尼亚领事馆是极端例子，领事半死不活，而他的助手住在黑山。大使派遣使馆二秘米哈伊尔·加加林（Mikhail Gagarin）公爵前往萨拉热窝，探究刺杀斐迪南大公事件的内幕，在1914年7月16日将报告上呈圣彼得堡。加加林的报告准确地指出刺客就是奥地利臣民，而且奥地利当局在大公安保上显示出彻头彻尾的无能。报告对这种说法——一桩可怕谋杀阴谋，根源在国外——很感兴趣。他写道，错误的是，掷向斐迪南大公的炸弹是手工制作的。但他也声称，波斯尼亚地区的整体政治局势是稳定的，该地在奥地利治下越发繁荣，而且众多塞尔维亚要人，更不用说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都忠于维也纳。真正有威胁性的不满，仅限于塞尔维亚新知识分子中。[4]
7月15日，舍别科报告说，根据他收到的风声，调查没有揭示任何可以为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冲突的正当性辩护的内容，概括来说，“这很可能是奥地利伙同保加利亚，利用首次出现的合适机会，想出其不意地一次性解决威胁王权的塞尔维亚问题”。事实上，调查已经发现塞尔维亚军官与边境警察卷入其中的明确证据。如果继续追查，早晚会揭露迪米特里耶维奇（“阿匹斯”）上校的身份——塞尔维亚军事情报头子。但指责俄国政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不公平的。暗杀事件之后几周，奥地利放出“假消息”，意在消除国外政府的疑虑。当他们最后放出调查结果，以卷宗形式发给各大国时，已经是向贝尔格莱德下达48小时最后通牒后。即使在此时，维也纳也不愿意与外国政府讨论证据或接受任何中立的司法审查。鉴于不久之前奥地利公然用虚假证据诬告塞尔维亚，我们不应该责备圣彼得堡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奥地利声称塞尔维亚同暗杀有关的表态。[5]
实际上，维也纳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却没能充分利用使自身获益。奥地利在相信塞尔维亚高级军官卷入暗杀，以及纯粹对塞尔维亚的调查不可能发现他们牵扯其中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如果适当加以利用，通过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就能严重破坏塞尔维亚的事业，并进一步扩大圣彼得堡与伦敦之间的裂隙。但维也纳意在摧毁作为独立“权力要素”的塞尔维亚，而不是进行公正调查。维亚纳主要决策人已经相信，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这一结果。
不可否认，暗杀斐迪南大公和他妻子一事在奥地利统治阶层里引起了愤怒。就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而言，他一家与遭到谋杀的夫妇走得非常近，掺杂了个人感情。其他决策人认为这件事冒犯了皇帝的威严。但真正的关键是，维也纳要员长久以来都相信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是对王权的威胁，而只有战争方能解决。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认知因巴尔干战争而大大强化。1913年10月，奥匈联合内阁会议（Austro-Hungarian Common Ministerial Council）同意，为了恢复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地位、消除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帝国之内危害哈布斯堡当局的危险，作为独立国家的塞尔维亚必须被摧毁。像贝希托尔德在当时解释的那样，关键难点是获得德国对此政策的支持。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蒂尔克（Karl von Stürgkh）伯爵补充道，胜利的关键就是“我们明确地被塞尔维亚伤害，这样就可以引发一场惩处塞尔维亚人的战争”。没有这样的借口和柏林的支持，完全不可能发起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6月，奥地利外交部在介绍巴尔干地区未来短期政策方针的关键“战略文件”里，只提及了纯粹的外交手段，而没有说到军事行动。但斐迪南大公暗杀事件恰好提供了1913年10月联合内阁会议所期盼的时机。一旦暗杀发生，维也纳大多数关键决策者将决心与塞尔维亚开战。他们故意发出了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无法全盘接受正中他们下怀，然后奥地利将立即宣战，6月29日炮轰贝尔格莱德，以确保别的大国没有时间介入，阻止冲突。[6]
但最关键的决策还是要柏林做出。1913年7月，奥地利提议，但德国则否决了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行动的提议。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忠于这个政策，1914年6月刺杀事件后，他起先主张约束奥地利，而这招致了德皇的严厉批评。因此，海因里希·冯·奇尔施基（Heinrich von Tschirschky）成了入侵的积极鼓吹者，敦促奥地利不要浪费任何时间采取行动。决定性的时刻是7月5～6日，贝希托尔德在外交部的首席助手阿列克·霍约斯（Alek Hoyos）伯爵造访柏林，并得到德国无条件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任何行动的消息。至于威廉二世，他的朋友兼盟友遭到暗杀，很大程度改变了他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一事上的立场。但在上一个秋天，德皇还在咆哮，一场条顿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自那时起，利曼·冯·桑德斯这一插曲和俄国的大型新军备计划进一步刺激了他对俄国的敌对情绪。但和往常一样，一旦战争真的迫近，威廉二世就开始退缩了，但已经太迟了：他释放出了已不再受自己掌控的力量。[7]
无须解释德国军队领导人对奥地利行动的支持，他们的立场一直未变：根据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观点，即便在1913年就打响不可避免的欧洲战争，这也是符合德国利益的。改变态度的是文官领导层，其中关键的是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对他来说，这也是最为重要的难题。毫无疑问，这位大臣在种族斗争问题上，在利曼·德·桑德斯危机和俄国增加军备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1914年7月，他同样被压倒性的悲观和对俄国军备增长的恐惧情绪弄得萎靡不振。看起来不仅仅是威廉，甚至贝特曼·霍尔韦格也相信，如果奥匈帝国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一事开战，俄国可能不会参战。德皇立场的摇摆和情绪的波动简直声名狼藉，但宰相是如何成功在这件事上说服他的，仍不得而知。可能这只反映了以下事实：不管是在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还是后来1912～1913年的巴尔干冲突中，俄国外交部总是大夸海口，而当真正受到开战威胁时又疲软下来。不管怎样，宰相希望俄国无所作为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在1913年，贝特曼·霍尔韦格写道：“稍微客观地分析一下就能得出结论，（考虑到与巴尔干诸国的传统关系）俄国几乎不可能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时保持不作为，这样会给其威望带来致命损害。”从军事角度看，相较于前一年，俄国在1914年的备战明显更加充分，所以很难想象，它有什么理由会较前一年更为沉默。[8]
德国在7月5～6日同意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是将欧洲拖入战争的唯一决定性瞬间。维也纳得到保证：如果俄国介入，那么德国也会加入战争，支持奥地利摧毁塞尔维亚独立的计划。然而过了将近三周，奥匈帝国才采取行动。圣彼得堡收到的第一份暗示柏林可能不会限制维也纳的消息来自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通过一封亚历山大·本肯多夫7月9日的来信。同他在1914年的整体路线一致，外交大臣的看法是，任何可能消除柏林疑虑、避免激起它的恐惧和紧张的办法都应该试一遍。[9]
真正的警报在7月16日才在圣彼得堡出现，当时它收到了两份关于大量奥匈帝国军队正向贝尔格莱德挺进的警告。一份来自尼古拉·舍别科，当天他与已退休的奥地利大使海因里希·吕措（Heinrich Lützow）共进午餐。吕措上午都与贝希托尔德和霍约斯在一起，并向俄国大使强烈暗示他们的目的。吕措本人对奥匈帝国主战派十分警惕，在他看来，他们的狂妄自大与1866年对普鲁士发动战争前一样蠢。这位老练的奥地利外交官相信，虽然胜仗可以将帝国再延续两代，但失败就会导致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10]
当晚，在圣彼得堡的一场晚宴上，意大利大使告诉莫里斯·席林这位大臣办公厅主任（head of Chancellery），如果俄国想要阻止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激进而决绝的行动，就需要表明强硬态度，并且即刻让维也纳知晓其“明确”立场。直到“七月危机”尾声，罗马对圣彼得堡的建议仍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确信俄国人最后会让步，也因此必须利用这次机会让他们明白俄国会用行动说话。萨佐诺夫命令舍别科警告贝希托尔德，不得对塞尔维亚的尊严和独立采取任何攻击。俄国外交大臣补充道，他从与法国领导人（当时在圣彼得堡）的谈话中得知，法国“不会放任塞尔维亚被羞辱”。萨佐诺夫本人面对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时，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警告他：“俄国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塞尔维亚的独立遭到侵犯。”会谈结束后，萨佐诺夫说大使“温顺得就像一只羔羊”。[11]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下达的最后通牒和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卷宗，直到7月24日上午才由奥地利大使弗里德里希·绍帕里（Friedrich Szapáry）伯爵呈递给萨佐诺夫。但到此时，俄国外交部已经截获并破译了维也纳下达给绍帕里的命令，当然包括最后通牒文本，所以萨佐诺夫知道要发生什么。外交大臣知道奥地利的措辞会很严厉，但即便有了心理准备，最后通牒的条款和语气还是让他与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样吃了一惊。奥地利人用直截了当、带羞辱性质的条款表达了他们的要求，主要分成两类。首先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特别强调需要在奥地利军官参与下，对塞尔维亚参与阴谋一事进行司法调查。塞尔维亚政府很难允许，而且倘若进行深入调查，其结果对贝尔格莱德来说会是灾难性的。但最后通牒的另一半内容糟糕得多，它要求塞尔维亚取缔所有宣传反奥地利的课本、报刊和私人社团。对“反奥地利宣传”的界定是，任何支持塞尔维亚民族所有分支大团结的言论。此外，奥地利军官将参与镇压最后通牒所指的“破坏行动”。所有参与反奥宣传的军事、文职官员都会被免职，维也纳提供了一份名单，列出了有待商榷之人。[12]
因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塞尔维亚人都坚信，所有塞尔维亚人最终都会团结于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下，这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需要奥地利庇护。可能人们也会将之与冷战期间芬兰的地位——其独立既受到严格中立的对外政策限制，又不得公开批评苏联——进行对比。两场苏芬战争以及苏维埃在东欧的冷酷统治迫使芬兰人接受了这一地位。芬兰的民族认同也与众多生活在苏维埃治下的芬兰人无关。[13]
7月24日早上，俄国外交大臣给沙皇打电话，就最后通牒的条款进行报告。俄国财政大臣彼得·巴克正按惯例向尼古拉二世——每年这个时候，他通常待在彼得霍夫的夏宫，这里距离圣彼得堡有三十分钟车程——做周报。巴克的回忆录描述了尼古拉二世对萨佐诺夫这通电话的回应。尼古拉二世说，外交大臣告诉他，最后通牒用词冷酷，“塞尔维亚人不会遵从”，而且显然这是柏林和维也纳策划的，意在引发欧洲战争、利用同盟国眼下的军事优势。一场席卷欧洲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沙皇不太相信他的外交大臣对事件的解释。他评论道，萨佐诺夫有夸张和冲动的倾向。尼古拉二世不相信他的柏林表兄会蓄意在巴尔干问题上引发对整个世界都堪称灾难的欧洲战争。威廉二世对和平的渴望看起来总是那么真挚，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更会付诸行动。而且，近年来对德国的妥协都能得偿所愿，即便是在一些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尼古拉二世又补充说，1905～1906年柏林也没有利用俄国的不设防状况，那时只要他们入侵就一定会成功。巴克写道，他相信沙皇的直觉。对他来说，柏林几乎不可能在“它成功到如此地步”的时候，毁掉德国的所有经济成就和世界范围内的利益，而且此时它完全不需要用战争来支撑其经济目标的实现。[14]
彼得·巴克
但当彼得·巴克从沙皇夏宫返回圣彼得堡后，他与莫里斯·席林进行了交谈，后者告诉他萨佐诺夫认为“战争无法避免”。替外交大臣说句公道话，保罗·本肯多夫和阿纳托利·内克柳多夫读到奥地利最后通牒时也的确是这个反应。内克柳多夫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这位驻斯德哥尔摩外交官经验丰富，他既不信任萨佐诺夫，也不信任俄国军队，他相信战争可能会导致惨败和革命。不过，内克柳多夫写道，俄国绝不会在五年内第三次向奥地利和德国的最后通牒妥协，也不会放弃在巴尔干的影响力，这可是通过前几代人的那么多努力和血汗获得的。如果俄国现在再次向同盟国的威胁屈服，“我们的公众舆论既不会理解，也不会原谅帝国政府”。面对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本书讨论过的所有支撑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面都在疾呼，俄国要持强硬立场：对安全、力量均势、保持附庸和盟友的忠诚的考量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民族认同和国内政策同样重要，更不用说决策者自己的荣誉感和害怕被贴上懦夫标签的心理。但是，就像本书引言中所承诺的那样，让我们抛开整体看法，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讲述一些人在这恐怖的几天中的所想和所做。[15]
7月24日上午晚些时候，萨佐诺夫和英法大使一起参加了法国驻彼得堡大使馆的早午餐会。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爵士向伦敦报告了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的言论，特别指出在这一问题上，即便英国坐视不理，法国和俄国也会选择战斗。在被要求就英国立场表态时，布坎南只能说：“我们在塞尔维亚没有直接利益，而且英格兰公众舆论是不会批准战争的。”对圣彼得堡来说，当天的关键时刻是下午三点的大臣会议。彼得·巴克的回忆录再次成了主要参考材料。[16]
谢尔盖·萨佐诺夫最先发言。他强调，德国“有预谋地”增强其力量，以便不仅仅在近东甚至在“所有国际问题上”施加影响。1905年以来，军事力量的薄弱使俄国被迫“总是向德国的无理要求妥协”，而且“在和谈中言辞、态度与大国地位并不相符”。很不幸，妥协和懦弱仅仅刺激了德国的胃口。如果俄国再次妥协并放任塞尔维亚的独立性遭到破坏，那么它在巴尔干地区的威望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过去俄国在解放巴尔干人民问题上已牺牲太多，如果现在认输并“无法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将被看作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且从此在诸大国中处于次要地位”。如今进一步的妥协绝不能确保和平和俄国的安定，只会纵容之后的挑衅，俄国已经遭到削弱和羞辱，“但，也会介入战争”。同盟国知道，如果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就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因此它们盼望塞尔维亚拒绝。它们“决定通过吞并塞尔维亚，给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权威性以决定性打击”。在外交大臣看来，即使代价是战争，要保障俄国的安全，就要对抗这一企图，但他毫不掩饰这一点：“由于不清楚英国在此事上的态度，与德国开战无疑冒着巨大风险……若英国决定中立，俄国和法国的处境就会非常艰难，即便武备充分而且准备就绪。”[17]
农业大臣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随后发言。巴克写道，他的发言“对我们的决策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他从简述战争中国内可能出现的结果开始。俄国已经面对过1905年的灾难，当时革命运动“几乎招致国家毁灭”。军队对“皇权的忠诚”挽救了局面。自那时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代议机构让公众得以参与政府管理，国家财政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但是，我们的重整军备规划还没有完成，而且在现代技术效率方面，我们的陆军和舰队是否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匹敌还不好说。”事实上，俄国可能在工业和文化上从未与同盟国达到过同一水平。“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年里整体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而大众和议会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关系到俄国切身利益的这一关键时刻，帝国政府不情愿采取大胆行动。”克里沃舍因称，“在俄国，没人渴望战争”。俄日战争的灾难性结果显示出俄国涉足战争要面临巨大危险。但他强烈认可外交大臣的警告——“让步无法保证和平”。虽然战争对俄国来说是“巨大危险”，但克里沃舍因相信，推行一条较之前几年更为强硬的路线是最有可能避免战争的方法。[18]彼得·巴克回忆道：“克里沃舍因的讲话让大臣会议印象深刻。他深深触动了我们，更不用说大臣会议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战争大臣、海军大臣和财政大臣也被询问了看法。战争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和海军大臣伊万·格里戈罗维奇（Ivan Grigorovich）称，他们无法断言俄国的军事力量比德国和奥地利强，也无法否认重整军备计划根本没有完成。然而，自与日本的战争之后“巨大的改善”已经发生，并且军队状况使我们不需要放弃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强势立场。彼得·巴克补充道，财政大臣总是想要和平的，战争必然会给“国家财政和经济稳定性”带来打击。不过，“由于俄国的荣誉、尊严和主权危在旦夕，财政大臣应该站在大臣会议大多数人那边”。大臣会议主席伊万·戈列梅金对争论进行了总结，并宣布俄国将支持塞尔维亚，但应敦促贝尔格莱德“做出渴望调停并满足奥地利需求的姿态，以使他们不会危害塞尔维亚国家的独立”。坚定的立场看上去是最可能维持和平的，但如果有必要，俄国必须接受战争的后果。[19]
与大臣们在7月24日的会议中说了什么几乎一样有趣的是，他们选择对同僚隐瞒什么。会议当晚，战争大臣把大臣办公厅副主任尼古拉·德·巴西利叫到一旁，让他把俄国当前所处的真实军事地位告知萨佐诺夫：“即便有法国的支持，到1917年或者1918年我们就会发现，相对于德奥联合兵力，我们处于无法否认的劣势。因此，我们应该做的是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后来苏霍姆利诺夫将军在回忆录中表示，情况已经较1909年大为不同，因为俄国军队在不得不战斗时是可以作战的。苏霍姆利诺夫擅长在军事夸口的掩蔽下逃避决策的责任。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是个士兵并且必须服从命令，一旦军队被号召起来为国而战，就不应该卷入争吵。”若以军事上的羸弱作为避免战争的借口，“人们就有权指责我为胆小鬼”。海军大臣格里戈罗维奇上将私下说：“我们的海军在任何情况下都达不到德国海军的标准……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封锁从海上进入圣彼得堡路线的海军要塞）也无法阻止首都遭到炮轰。”[20]
至于文职臣僚，会议结束后，彼得·巴克向他的“保护人”克里沃舍因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所有源自军备优越性的有利条件都在德国一方，而我们无疑是在冒巨大风险。”可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内政大臣尼古拉·马克拉科夫的沉默，他负责保卫政权不被革命破坏。7月24日的会议上他没有被要求发言，而且如果他试图把自己对国内动乱的恐惧放入讨论，毫无疑问会被孤立。沙皇和所有重臣都持强硬态度，公开唱反调是毫无用处的。尽管如此，马克拉科夫和克里沃舍因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会议一周后、协议几近达成时尤为严重。7月29日，当谢尔盖·杜布罗尔斯基（Serge Dobrorolsky）将军前往马克拉科夫处，让其在动员令上签名时，他发现大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那里满是圣像，看上去就像一个礼拜堂而非政府机构。马克拉科夫对杜布罗尔斯基谈起革命分子有多么期待战争，他补充道：“在俄国，战争不可能为大众所欢迎，而革命理念对大众来说比战胜德国更受欢迎。但人无法逃避命运。”尼古拉·马克拉科夫自己的命运是作为沙皇政权高官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枪决，他勇敢地面对了死亡。他的兄弟兼政治宿敌、自由主义政客瓦西里最后把尼古拉的孩子领回了自己家。[21]
大臣会议后，萨佐诺夫会见了塞尔维亚公使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俄国敦促塞尔维亚政府尽可能温和但不要放弃独立自主，是塞尔维亚政府和首相帕西奇的一个极大安慰。就在整两周前，7月10日，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突然因心脏病发猝死，当时他正造访奥地利公使馆，强调对萨拉热窝事件的憎恶。结果，俄国在危机期间在贝尔格莱德的代表是年轻的代办瓦西里·斯特兰德曼，“小青年”发现自己正处于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旋涡中：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48小时内，他不得不与塞尔维亚摄政者和政府进行重要对话，同时让家人和机密文件在战争开始、奥地利人进城前离开贝尔格莱德。雪上加霜的是，公使馆没有译码员，于是斯特兰德曼不得不自己动手把重要的、冗长的、复杂的文件译成密码，用电报拍回圣彼得堡。他回忆说，自己在7月23日和24日夜里总共只睡了一个小时。斯特兰德曼还写道，电报经维也纳到圣彼得堡，大部分内容被拖延并故意篡改。
当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于7月23日下午送到塞尔维亚时，首相帕西奇不在贝尔格莱德。在首都的高级臣僚（senior minister）拉扎尔·帕库（Lazar Pacu）读过最后通牒后立即召见了斯特兰德曼。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哪个塞尔维亚政府会接受这些条款。”斯特兰德曼回忆道，当他读最后通牒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并且当即确定战争无法避免。当天夜里晚些时候，代替父亲摄政的亚历山大王储拜访了斯特兰德曼。年轻的王储十分焦虑俄国将如何回应奥地利的最后通牒，但他称无论如何塞尔维亚都会捍卫自己的独立。第二天早上八点，首相帕西奇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不久便造访了俄国公使馆。他的看法是塞尔维亚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最后通牒，但最重要的是想办法争取时间让大国介入。[22]
无论圣彼得堡怎样建议，塞尔维亚人看上去都不可能简单地全部接受最后通牒。这种情况下，维也纳几乎可以肯定，无论何种情况，他们都会拒绝塞尔维亚的回应并将局面引向战争。如果还想着塞尔维亚人会接受最后通牒，危机就此解决，简直是幼稚。相反，实际贯彻奥地利的要求是极其困难的，并有极大可能引起冲突。至于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关于如何执行最后通牒条款的争论将怎样影响大国关系，人们可以脑补出无数不同的剧情。例如，意大利对塞尔维亚的建议是，先全盘接受最后通牒以争取时间。维也纳的胜利将是短暂的，因为以意大利为首的大国断然不会接受破坏塞尔维亚独立和巴尔干半岛现状的行为。这恰恰是奥地利要避免的局面，它已经决定通过战争尽快摧毁塞尔维亚，然后给欧洲一个既成事实。[23]
7月25日上午十一点，尼古拉二世召开了大臣会议，以确定和补充前一天会议上的决议。文职臣僚只有萨佐诺夫、戈列梅金、克里沃舍因、巴克被邀请，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谁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价值。会议在红村（Krasnoe Selo）举行，此地在首都以南，乘火车很快就可到达，因为这里是俄国近卫军和圣彼得堡军区其他部队夏季演习和阅兵的地点。每年这个时候，沙皇都住在他在彼得霍夫的夏宫，但每天都移步红村视察军队。
7月25日的会议批准了前一天大臣会议的决议：俄国将捍卫塞尔维亚的独立；诸大国应该要求奥地利给它们时间审阅随最后通牒一同呈递的证据卷宗；如果塞尔维亚认为抵抗无望，那么就应把它的命运交给诸大国；如果最终情况需要，那么动员四个军区（基辅、敖德萨、莫斯科、喀山）应对奥地利的命令也会下达；同时，战争大臣要确保军队的供给、计划和装备已经为动员准备得当。考虑到最后一点，沙皇下令正式进入备战的日期是7月26日。在“七月危机”的最后几幕中，这样的军事准备无疑是破坏外交和解的关键因素，而且加快了欧洲进入战争的脚步。自7月26日进入备战状态起，俄国便开始了第一个下坡。[24]
在我们观察俄国的军事准备之前，有必要注意军方领导人在“七月危机”中扮演的整体性角色。大部分研究此危机的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放在外交上，并以战争爆发作为终了。军队通常被认为是和平的障碍。军事上速战速决的计划和希望也都破灭了，这进一步使历史学家忽略了他们。但是，想要了解战争的爆发，就需要知道军方领导人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举动。
一种方式就是，揭示随后的军事行动是如何证明他们在战争爆发前几天的许多担忧是合理的。俄军领导人进退两难：他们的动员与敌人相比缓慢不少，然而他们必须尽快介入，以阻止德国摧毁法国并赢得战争。1911年，当时的总参谋长雅科夫·日林斯基曾愚蠢地保证，俄国可以在15天的调动完成后进攻德国，加剧了紧张气氛。1914年8月，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降临到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Aleksandr Samsonov）将军指挥的第二集团军（SECOND ARMY）身上的灾难，很大程度是由于将军推进时甩下了五分之一的步兵，而且缺少骑兵侦察力量和后勤保障。有关西方主流历史学家对此战役的评论，可以举个例子：萨姆索诺夫第八军的毁灭，部分是由于骑兵的缺乏使他们“半盲”地作战。[25]
在这场哈布斯堡军队对抗塞尔维亚的战役中，从奥地利和俄国视角进行的叙述同1914年7月所发生之事关系甚至更加密切。针对奥地利在1908～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期间针对塞尔维亚部署的六个军，苏霍姆利诺夫对法国武官说过：“塞尔维亚是张王牌，保留到最后很重要。”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取得的显著战绩和随后人口、领土的增长，使这张“王牌”越发珍贵。这一点儿也不奇怪。1912年11月俄国总参谋部的一次重要会议强调，绝不允许奥地利击溃塞尔维亚并进而全面对抗俄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会议决定：首先，俄国必须即刻宣布动员，这样能多多少少与敌人的进度同步；其次，宣战必须考虑俄国武装力量的行动能否在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斗争没有结束时全面铺开。在1914年7月，军事上的优先考量对俄国政策有着巨大影响：相较于冒着失去塞尔维亚和法国盟友的危险，俄国宁愿用它目前的军备仓促前行。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更大了。[26]
7月24日，奥地利在南部边境部署的消息一传到圣彼得堡，俄军领导人就决定不能落于人后。他们的决心获得了丰厚的军事回报。奥地利的原定计划是将军队分为三路：一路与塞尔维亚人作战；另一路控制加利西亚边境，对抗俄国人；第三路则视情况决定优先与塞尔维亚人还是俄国人作战。沉迷于粉碎塞尔维亚的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尔岑多夫最初把第三梯队南派，直到最后一刻才召回他们，下令向威胁骤增的俄国边境开进。缺少了这个增援，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失败了。但由于最后一刻临时转向和铁路网不完善，第三梯队援军没有及时赶到加利西亚，因此没有赶上与俄国的早期战斗。其实，康拉德的不称职几乎在战争开始前就削弱了奥地利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哈布斯堡军队损失惨重和惨败。如果俄国总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最初在南部边境的计划没有被圣彼得堡搅乱，俄军可能会在1914年秋季趁着德军在别处时撕开同盟国的南部边境防线，摧毁东部边境上的奥地利军队，这很可能会左右最终战局。[27]
俄国的备战是效仿德国的。这是波斯尼亚危机的产物，与驻柏林武官米赫尔松（Mikhelson）上校的警告有关：“德国军队的动员准备如此出色，以至于我们都没法指望能及时了解动员进展。”阐述这一观点时，他举出的例子是近期摩洛哥危机，德国军区司令官的行动完全没有预兆。虽然战备期法案到1913年3月才最终确定，却不是就其本身产生分歧，而是科科夫佐夫和苏霍姆利诺夫之间就军费问题争论的另一段插曲。该法案在前言中阐述了核心目标：利用威胁和平的外交危机期间采取初步行动，确保日后的任何动员和兵力集结能够顺利进行。首先，这意味着确保人员、装备和补给在动员令下达时已经就位，而且是充分的。可以有限度地召回边境地区的在乡军人，最重要的是，在俄军可能部署或集结的边境附近设置军事屏障。[28]
在1914年“七月危机”的背景下，不应过于强调备战决策——尤其是召回在乡军人——的重要性。俄奥前线的事态形成，是由于俄国担心奥地利早早进攻，会威胁俄军的集结和调动。建立一道厚厚的屏障以阻挡奥地利人，这似乎至关重要。但这在俄德前线几乎不成问题。德国人并不计划在边境发动进攻。柏林担忧的是，在战争竞速中，俄国取得的任何优势都可能导致其早早入侵德国东部，扰乱德军进攻法国。召回与德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在乡军人，同这一担忧并不相干。例如，在面朝东普鲁士的维尔纳军区，法国总参谋长相信，大多数该区的在乡军人能在五天内与他们的部队会合，因为距离并不远。而俄军开进德国之前那段很长的拖延期，要归因于从大得多的内陆军区召集在乡军人所花的时间，以及随后从俄国中部调动军队到边境所花的时间，这点更加重要。这至少要花三周或更长时间，而且在军队抵达前，俄方无法开始行动。但在备战期，既没有允许召回内陆军区在乡军人，也没有从这些地区调遣军队前往边境。确实，总参谋长尼古拉·亚努科维奇（Nikolai Ianushkevich）告诉过他的下属，如有必要，他们能摆脱法案条文的严格限制，但无法采取行动召回内陆军区在乡军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广阔的内陆张贴红色动员海报，包括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没人指出过，这些动员在1914年“七月危机”备战期间确实得到了执行。实际上，直到7月29日下午四点，德国总参谋部报告说，维尔纳和圣彼得堡军区没有一个在乡军人被召回。这一叙述进一步削弱了以下观点：俄国在备战期间采取的措施严重造成柏林方面警觉，或导致了冲突。[29]
1914年的军方指挥官。尼古拉大公右侧是尼古拉·亚努科维奇，左侧是尤里·丹尼洛夫
至于准备向德国方向调动，备战期间最大的动作可能就是将俄国数量并不充足的火车头和车皮调度到可能需要运送部队前往边境的地点。但大多数情况下，移动全部车辆的同时还召集在乡军人，效果并不明显。1914年7月，优势都被军队正驻在夏营，而且需要在备战开始前返回营地这一事实而抵消。观察者们指出的7月25～29日进行的军队调动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在俄国各档案馆中没有证据显示，出现了任何不寻常的，从内陆向西部边境地区的军队调动。根据总参谋长1914年7月25日的命令，优先执行军队从夏营返回营地的调动。[30]
备战于7月26日早上开始。接下来的两天，萨佐诺夫的情绪起起伏伏，然而总体局势进一步变差。维也纳在抗议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回应的同时，于7月25日调动军队，并于7月28日宣战。次日，奥地利炮轰贝尔格莱德，发动了战争。奥地利决心在其他强国介入之前毁灭塞尔维亚，这一点清晰可见。没有局外人能理解，为什么维也纳准备猛攻塞尔维亚却把军队部署在加利西亚，这种做法是多么荒唐和无用。俄军领导人深受记忆中1912年与1913年之交的冬季奥地利在加利西亚大规模秘密调动一事的影响。俄国军事情报机构又高估了奥地利在1914年7月初调动的规模，在危机时刻总是如此，这引发了他们“长期以来”担心被奥地利从加利西亚进攻的恐惧。这种担忧并非错觉。康德拉德·冯·赫尔岑多夫因为无能造成严重误期，幸亏俄国近卫军和第三高加索军及时赶到，将奥地利军队逐出卢布林（Lublin）的铁路枢纽。俄国1913年时利用过的、在奥地利军中安插的两个重要特工都不在了。不管怎样，和1912～1913年时不同，危机发展得太快，俄国来不及从奥地利的特工那儿及时得到准确消息。圣彼得堡也不可能从柏林获得帮助，而且俄国所有希望德国介入以放缓奥地利陷入战争速度的尝试，都被回以“冲突必须在局部解决”。换句话说，俄国不得不让塞尔维亚自己承担后果。[31]
确信维也纳只是暂时占领塞尔维亚领土也不会带来任何安慰，就像席林男爵所言，奥地利在吞并波斯尼亚前就占领了它三十年。更进一步的担忧是，获胜的奥地利可以轻易决定用塞尔维亚的领土收买保加利亚，以此赢得索非亚站在同盟国一方。奥地利如何对待塞尔维亚，对罗马尼亚来说是个强力警告：领土收复主义者的煽动会带来风险，而且俄国的保护就是空谈。同时，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党青年领袖将会确信他们目前的观点，即德国及其盟友是欧洲最强的国家，而土耳其必须寻求它们的保护。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的外交官们也赞同此看法。面对这样的威胁，俄国政府动员四个军区来回应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就并不让人吃惊了。在这个武力外交的年代，俄国还有其他方法展示对德国和奥地利的严正立场么？然而这么做，俄国人就在从互相竞争的备战到实际开战的下坡路上走得更远了。[32]
危机在7月30～31日达到顶点，两个矛盾的趋势互相碰撞。一方面，对立双方的军事领导人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开始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7月29日夜至30日凌晨，柏林开始向维也纳最后施压：在占领贝尔格莱德后接受调停，并停止入侵塞尔维亚，以使塞尔维亚信守诺言。这里涉及很多考量因素。意大利明确拒绝支持它的德国和奥地利盟友。俄国的部分动员让德国明白这一事实：几乎不可能让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冲突局部化了。但这并未阻止德国，大部分领导人都对与法国和俄国作战跃跃欲试。但是在对德国民众的宣传中，战争是自卫性质的，而且至少大部分文职领导人都非常恐惧英国的介入。7月29日深夜，不能依靠英国中立地位的预感被一封来自驻伦敦大使利赫诺夫斯基（Lichnowsky）亲王的电报确认了。其中传达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警告：虽然英国对塞尔维亚甚至俄国的命运并不感兴趣，但如果德国与法国开战，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坐视不理。因为多数德国领导人在危机之前就说服自己，连俄国可能都不会介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所以这一点就不让人吃惊了——在他们看来，更难预料的英国的立场暗示着，它非常不愿意因巴尔干地区的争执而被拖入战争。柏林对英国威胁介入的回应，验证了萨佐诺夫的看法——他相信伦敦握着阻止德国入侵的最好一张牌。[33]
德国前外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是个会在其他外交官委婉表达时直截了当说话的人，这一习惯非常有用。1912年，在去世前不久他告诉驻柏林的奥地利大使：“在由奥匈帝国与俄国冲突引发的欧洲大战中，德国联合奥匈帝国碾碎法俄并非难事，但如果第三个敌人英国加入，获胜将很成问题。”然而，等到贝特曼·霍尔韦格得知英国可能介入时，一切都太晚了。制止此时的维也纳并非易事，这会极大损害德国政府的国内名声，以及宰相的个人地位，甚至关系到柏林唯一可靠盟友的存续。不管怎样，德国军方领导人从自己狭隘视角出发，总是不如外交人士和海军对英国介入欧战更为担忧。在贝特曼·霍尔韦格开始建议维也纳克制时，德国总参谋长毛奇却正敦促奥地利人进军，并要求进行针对俄国的军事动员。[34]
毛奇的做法有点儿道理。基辅、敖德萨、莫斯科和喀山军区的动员远比备战时采取的措施更有威胁性。几十万在乡军人此时将开始向俄国内陆的会合点聚拢，并从此地奔向奥地利边境的军队部署区。莫斯科军区的一些在乡军人可以被按时派到德国前线。俄国的动员必将导致奥地利在加利西亚进行反动员。这么做使欧洲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更大了，但它并非不可避免。与德国方面不同，奥地利和俄国的计划并不是要让自己的动员导致不可逆转、没有中止可能性的战争。但从柏林的角度来看，俄国的状况看上去混乱不堪：有关被动员的四个军区部队动向的报告如潮水般涌来，一些军队移向边境以作为调动屏障，一些军队仍忙着从夏营返回兵营。
实际上，事态对德国人来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令人担忧。只要圣彼得堡和华沙军区没有动员，俄国针对德国的备战就不会有太大进展。这两个军区面临着特殊的问题。动员圣彼得堡军区的近卫军，意味着从帝国纵深吸纳在乡军人。华沙军区的处境最为复杂，因为这种情况下，它需要组织三个前线：南边部署准备入侵加利西亚的俄国军队，西面入侵西里西亚，北面入侵东普鲁士。只针对奥地利进行部分动员，会给华沙军区的计划带来混乱。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出于这个原因，此时的俄国领导人还陷于“下令针对奥地利的动员是否会削弱随后对德国的备战”的争论中。如果将军们是对的，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总参谋部倒是乐意看到俄国开展部分动员，并等到最后一分钟，好让不得不为之的临时调动给俄军行动带来如康拉德·冯·赫尔岑多夫的迟钝之于奥地利般的混乱影响。[35]
当然，这般判断与7月29日之前柏林所能看到的唯一现实毫无关系，俄国的主要备战工作已经开始了。由于事态发展迅速而混乱，柏林的军事观察员淡化了以下事实——截至7月30日中午，面对德国的三个俄国军区仍未动员起来。这并非用心险恶，甚至并不让人吃惊。对这几天中政客和士兵行动的评判，需要考虑他们是在极端重压之下行事，而且缺乏准确消息，时常睡眠不足。但是把造成恐惧和混乱都怪到俄国人头上是毫无意义的。相反，这是奥德战略——即刻而且迅速地对塞尔维亚宣战——的必然结果，部分人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可以在没有俄国和法国介入的情况下达成，而且对试图外交介入以争取时间达成和解、及时避免灾难的打算置之不理，直到为时已晚。到7月30日柏林将机会之窗开启一条缝时，德国和奥地利已经把能使俄国领导人相信同盟国决心一战、冲突不可避免的事都做了。
在圣彼得堡，7月30～31日的主要剧情还是围绕俄国应继续针对奥地利进行部分动员还是动员全部军队展开。俄国领导层谁也不相信，如果他们动员全部军区，德国还会保持沉默。俄军可以全部调动并集结在帝国边境，长达数周。反之，“施里芬计划”——德国唯一的作战计划——将柏林局限在了这个圈子里：必须宣战，并且几乎一宣布动员就入侵比利时和卢森堡，这是给法国致命打击的第一步。由于谢尔盖·萨佐诺夫连俄国动员的实质都没完全理清，他更不能全面理解德国军事计划的“逻辑”。但即便他也意识到，动员全部俄军意味着战争爆发几乎板上钉钉。在7月29日外交部催促整体动员时，事实上他就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
早在7月26日，俄国驻柏林海军武官叶夫根尼·贝伦斯（Evgenii Behrens）上尉就看出来，德国人在这件事上走得太远，已经无法抽身。他在巴尔干战争和利曼·冯·桑德斯危机期间曾供职于柏林，汇报称，在德国人看来，当前开战的可能性比前两年里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俄国驻伦敦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在7月29日也持同样看法。危机刚爆发时，谢尔盖·萨佐诺夫就已经相信维也纳和柏林可能蓄意挑起战争，而这也关系到他对俄军领导人所提要求的态度。7月29日下午，萨佐诺夫和外交部主要顾问得出结论：战争无法避免。奥地利要开足马力进攻塞尔维亚，这一点确定无疑。柏林没有做任何事来阻止，而且从俄国角度看甚至就是在怂恿。同时，在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普塔莱斯伯爵刚刚将本国政府的要求递交给萨佐诺夫，称除非俄国停止备战，否则德国的动员和战争就会接踵而来。处在他们的位置，换了我也会相信战争避无可避。[36]
这一议题对萨佐诺夫和他的顾问来说无比紧急，因为俄军领导人现在正强调，任何针对奥地利的局部军事动员都会扰乱整体调动，且整体调动被认为不可避免，稍后一定会进行。7月24日的大臣会议起先同意局部动员，以向奥地利证明俄国决心在不直接威胁德国的情况下支持塞尔维亚时，俄军总参谋长尼古拉·亚努科维奇没能及时指出这点。作为新手，他既缺乏知识，又没有强烈的意志，因此无法对抗萨佐诺夫——他运用军事手段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属于外交层面的目标。总参谋部动员部门领头人谢尔盖·杜布罗尔斯基将军当即反对，但后来亚努科维奇已经决定支持萨佐诺夫的战略。[37]
在7月24日还只是理论假设的四个军区动员，在28日成为事实。也在那时，军需官尤里·丹尼洛夫（Yuri Danilov）从休假中返回，而且在部分动员将会造成致命后果的争论上，他比亚努科维奇更强硬，而且消息更灵通。时隔已久，他在当时是对是错难以判断，但没有理由怀疑，将军们全然真诚地确信，部分动员将会导致灾难。在俄国，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一样，军队的领导人垄断着所有关于军事问题的专业知识。另外，反对整体动员的是大臣会议主席伊万·戈列梅金，他7月29日早上才见过尼古拉二世。但即便是积极为反对整体动员游说的退休大使罗曼·罗森也相信，到了7月29日，和平的机会极其渺茫。[38]
德国对俄国宣战后，尼古拉二世出现在冬宫阳台上
7月29日下午，尼古拉二世批准了主要军事和文职顾问的恳求并决定整体动员，但在最后一分钟他改变了主意。当晚，他收到了柏林表亲威廉二世透露出微弱和平曙光的电报。“在极端动荡时期，”皇帝坚称，“应尽最大可能挽救和平。我不想为这广泛的杀戮负责。”7月30日上午十一点，萨佐诺夫、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和亚努科维奇凑在一起交换看法；亚努科维奇和战争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最后尝试劝说沙皇恢复整体动员，但徒劳无功。我们没有理由责难军事或文职领导人的好战：他们发自内心地担心，拖延，更不用说连续的部分动员，会在看来不可避免的战争中给俄国造成致命打击。大臣们甚至还让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给尼古拉二世写一份敦促整体动员的备忘录。1914年，沙皇有时被指责为“屈从”于他的将军，而这也导致俄国跌入战争泥潭。这是不公平的。尼古拉二世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将军们，还有外交部、国内政府事实上的领袖、杜马发言人和公众舆论。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沙皇居然能坚持己见这么久。[39]
最终在7月30日下午三点，萨佐诺夫到彼得霍夫与沙皇交谈一小时后，沙皇才不再坚持，他在妥协时表示“这将会让数十万俄国人送死”。尼古拉二世的一位家人回忆起危机将近尾声时沙皇的样子：“我被他的憔悴惊呆了：他的面貌都变了，在他疲惫时眼睛下面才会出现的眼袋看起来变得大了很多。”当战争临近时，亚历山德拉皇后和她的女儿们用大量时间在教堂祈求和平。在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1日）几个小时前，尼古拉二世也加入了她们。“在教堂，他非常诚心地乞求上帝能让祂的子民免受这临近而又无法避免的战争之苦。”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有奇迹发生。[40]
在德国的宣传舆论甚至有些历史学家的研究中，俄国率先开始整体军事动员，这是圣彼得堡要为战争爆发负责的证据。在当时，这对德国政府来说是一种在民众，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面前逃避责任的重要方法。这么做，能够利用国内左翼分子对沙皇政体的憎恶，唤起德意志文化中对俄罗斯野蛮游牧民族的古老且日益加深恐惧。后来，在德国抗议《凡尔赛条约》的战争罪责条款时，责难俄国成了有用的因素。
在我看来，这些责难有正确成分，但并不多。到7月30～31日，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迫使奥地利接受英国的调停建议。考虑到维也纳的情绪，只有宰相直接、持续而中肯地威胁奥地利，如果忽视德国的建议就放弃它，避免战争才可能实现。实际上，德国在这两天给奥地利的压力远不及此。贝特曼·霍尔韦格对奥地利人的影响被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奇尔施基破坏了，而且毛奇也劝说奥地利领导人忽略宰相的建议，一头扎进战争。即使贝特曼·霍尔韦格决心直接威胁奥地利，狡诈的威廉二世也不太可能在由此而生的喧闹中一直支持他。奥地利人会暴怒，在他们看来，德国人相当于背弃了无条件支持奥地利的承诺，他们1914年7月的整体战略就是基于这一承诺的。如果威廉支持贝特曼·霍尔韦格，那么这二位就会被柏林广大军事和文职领导人指责为胆小鬼，更不用说德国广大民众的看法了。俄国的整体动员，实质上使贝特曼·霍尔韦格摆脱了困境，并让他在向德国大众描述这一冲突时，将其呈现为抵抗咄咄逼人的沙皇的战争。俄国的动员不可避免地迅速招致了德国发布最后通牒，紧接着在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因为德国的军事计划默认法国和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一同作战，而且对法国会迅速取得胜利，所以向法国宣战和入侵比利时紧随其后。8月4日，英国加入了冲突，这让众多俄国人吃惊，也让萨佐诺夫很是松了一口气。[41]
如果只注重“七月危机”本身，那么战争爆发的责任就会没有争议地落在柏林和维也纳的肩上。德国的政策包含了巨大风险，还出现了基本的误判，但即便这些风险和误判在7月29日和31日被认清，它还是选择义无反顾地投入战争。到了7月29日，德国的外交开始备受备战的影响。即便如此，德国的责任也是最大的。只有在那里，动员才需要即刻宣战和跨越国境。联系当时的主导军事理论，人们就能明白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背后的逻辑，这使德国穿过比利时立即入侵法国。但是，这项计划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灾难。德国本可以在西线处于守势，然后静等法国军队在无用的进攻中消耗自己。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用入侵比利时了，进而大大降低英国卷入战争的概率。专注于东线能够轻易地挑起俄国革命，甚至比实际发生得要早，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大大增加德国获胜并最终取得欧洲霸权的机会。
但是，显然对某些德国领导人，尤其是贝特曼·霍尔韦格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首先是一场预防性战争，旨在先发制人，预防一场将来不可避免、对德国来说胜算远没有现在大的对俄战争。因此，简要了解德国对俄国的恐惧程度很有必要。
在回答这个特定问题前，我必须再提两个基本论点。第一个，1914年以前国际关系的性质让所有国家惧怕它们的邻国。大多数强国的外交都称得上是武力外交，在它们的阴影下是暗藏的武力威胁。1914年的同盟体系加大了这种威胁。对法国和俄国来说，它们联合的逻辑是显而易见又处于守势的：两个欧洲二流国家抱团，以防止欧洲潜在霸权倾轧。从柏林的视角看，事情必然不同。考虑到这一时期因国际关系而形成的恐惧和不确定性，让我最吃惊的是，欧洲居然没在1914年之前就爆发大战，尤其是考虑到欧洲精英们的思想，以及民间团体，特别是新闻界和民族主义说客的影响，这些经常是邪恶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爆发，我们需要回看第三章，来找到最好的解释。我讨论了1914年之前隐藏的外交原则，而且参考了埃米尔·布儒瓦的观点，对希望进入俄国外交部的候选人来说，他的书可谓国际关系史的经典之作。如布儒瓦所说，考虑到前一个世纪里欧洲越发繁荣，以及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让欧陆各民族互相依存，可知泛欧洲战争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又补充说，大国政客——他们是欧洲和平、安全的最后希望——因此不得不理解并承担这一责任。伊万·布洛赫也持此看法。在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就连毛奇将军和《新时代报》都表示，强国之间若爆发战争，将会毁灭至少一代欧洲文明。对这种灾难的恐惧是一种很好的威慑。很不幸，1914年的一切证明，它还不够有力。当今的核武器对政客们是更大的威慑。我们只有祈祷仅这一威慑足矣。[42]
第二个基本论点与德国对俄国的担忧相关。在1913～1914年，对俄国的恐惧和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之间必有一战的看法在德国广为流传。需要记得，在巴尔干战争将德国的视线东引前，德国国内的偏执狂们已经将注意力放在英国的孤立政策和一种可能性——英国因嫉妒德国经济和海军实力的增长而挑起战争——上。英语读者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对英国的怀疑毫无理由，对俄国的恐惧则事出有因。这种想法很危险。1914年3月，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伯爵写道，俄国掌权阶层中，没人想现在与德国交战，或者在可预见的未来开战、蓄意采取会引发战争的政策。简单的事实就是，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欧洲东部和中部的冲突要比英德之间的经济和海上竞争难处理多了。但德国的偏执很大程度上源自内部，而这点不能用德国地处中欧、暴露于东西两方的可能敌人面前来充分解释。事实上，德国是一个非常强大和成功的第一世界民族国家。精英们对未来的看法，在许多方面不像奥地利、俄国甚至英国的“同行”那么偏激，这些人被迫在现代治理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因此面临真正严峻的挑战。[43]
现在不是否认这一点的时刻：毫无疑问，存在引发德国恐惧的合理原因。如果俄国继续维持和平并以它当时的速度进行现代化，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必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可能除了英国，前提是它能够采用某种可行的政体，巩固自己的白人帝国。沙皇政权集军国主义、独裁政治和领土扩张的传统于一身。在1914年没有太多迹象显示，它正从根本上改变黑暗之处，而且据一些似乎有理的说法，未来罗曼诺夫政权这么做很难幸存，至少在中短期是这样。柏林对斯托雷平首相推行民族自由主义和自由帝国主义政策，并试图让政权在俄国公众眼中合法化的危险性深有体会：斯托雷平终究还是走了俾斯麦的路。对德国悲观主义者来说，该模式在俄国不大可能顺利运作，挣扎的政权很可能通过对外政策上的胜利来寻求合法性。关键是，1914年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毛奇都对俄国的意图持相当悲观的看法。
俄国的决策制定是不透明的，而且政府和民族主义公众舆论的关系总是让人难以看清。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将会提升，政权会更加迫切地想确保自己在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合法性。1905～1914年半觉醒的俄国观察家们也不能否认俄国对德国没有敌意。毫无疑问，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俄国对德国文化和经济优势的怨恨，更不用说经常与优势相伴的傲慢。但是，俄国的态度通常与自身的不安与愤懑关系更大，而不是德国人曾经对它做的那些事。无论未来反德情绪在俄国是高涨还是低落，德国本身都不能控制。在更短的时间内，未来几年的大规模军备计划意味着，在军事相关领域俄国在四年后必然比1914年更强大。它的塞尔维亚盟友也是如此，但在大部分德国人的看法中，奥地利不是。
然而，就像大多数这类预测一样，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与之势均力敌的趋势。俄国贸易的不平衡越发严重，让人怀疑当前的经济能否持续飞速发展。由迅速现代化引发的政治危机正在加深，毫无好转迹象。一场革命将国家和帝国的整个未来拖入未知也并非不可能。如果当前的形势没有任何改善，对国内革命的恐惧有很大可能会阻止俄国政府进行对外冒险，而非鼓励。杜马政治家们有时可能是好战的，而新闻界又夸大其词，但普塔莱斯伯爵的判断是对的：值得谨记，1906～1914年俄国没有一个大臣想把战争作为避免内部危机的手段，而且也没有准备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么做，因为对俄国来说，参加一场欧洲战争要冒的险太恐怖了。而且，虽然按照眼下推测，到1918年俄国将有更多的战舰和更强大、武备更好的陆上力量，但这需要远远超过四年的时间来移除组织、文化和政治上的弱点对军事战斗力的束缚，这些相比更加根深蒂固。
国际环境无论如何也没有恶化到德国悲观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如果俄国的相对力量提升，法国自然就会下降。德国仅有长期的人口和经济优势，除非柏林做傻事，否则曾将雷蒙·普恩加莱推上权力宝座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会长久维持力量。尤其是英俄关系日趋紧张，柏林在1912～1914年注意到了这一点，除非德国做出什么莽撞之事来促使伦敦和圣彼得堡重归于好，否则两国关系还会继续恶化。柏林大部分决策者接受了他们无法与英国进行海军竞赛的事实，而且在扩张殖民地问题上与英国合作要好过对立。英国和德国的经济正朝着维护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和增长。俄国国力的提升更有可能导致英国公众舆论对圣彼得堡的反感而非支持。即使在外交部门，那些因担心俄国会威胁英国在亚洲的利益而倾向于反感的人，接下来十年里也快要站不住脚了，占上风的是更加“均衡”策略的倡导者。难以想象，英国会支持俄国入侵土耳其的行动，更不用说入侵奥地利或德国了。柏林在1914年的决策非常冒险，收效却不大，除非德国的领导人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欧洲帝国，未来以此为基础同美国平起平坐。如果这是他们的目的，那么他们的战术简直糟透了。实际上，虽然德国国内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呼声把战争当作获取全球权力的方式，但无论是贝特曼·霍尔韦格，还是威廉二世，甚至军方领导人，都未曾有意识地推动这一策略。
[1] Novoe Vremia，no. 13743，June 17/30，1914，p.4.
[2] 包括关键且悲惨的亚美尼亚事件的以及俄土关系。关于这方面，见这本优秀著作：M. Reynolds，Shattering Empires：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1908-1918（Cambridge，U.K.，2011），chaps. 2 and 3。
[3] 关键文件是：Bachmann，Ein Herd der Feindschaft gegen Russland，esp. pp. 57-58，66-95。俄国外交部档案馆收集了俄国各种各样的抱怨，以及他们对PPS行动和与奥地利总参谋部关系的细致了解，比如，见：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17，listy 33ff.，Mini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Makarov to Kokovtsov，Oct. 18，1912 （OS）。关于吉尔斯，举个例子，见1914年7月他的备忘录，重版于：Girs，Pis’ma，p. 14，and Giers to Trubetskoy，June 23/July 6，1914，no. 105，in MOEI，3rd ser.，vol. 4，p. 149。
[4] 舍别科致萨佐诺夫的信里包括1914年7月3日（儒略历16日）加加林给舍别科的报告，见：nos. 247 and 248，in MOEI，3rd ser.，vol. 4，pp. 298-311. AVPRI，Fond 813，Opis 1，Delo 445。关于俄国领事的总体失败，特别是关于驻萨拉热窝领事馆的失败，见：Shebeko to Schilling，March 27/April 9 and June 25/July 9，1914，listy 116 and 119。
[5] Shebeko to Sazonov，July 2/15，1914，no. 236，in MOEI，3rd ser.，vol. 4，pp. 283-284.关于调查，见：Clark，Sleepwalkers，pp. 381-387.
[6] Protocol of the Common Ministerial Council，Oct. 3，1913，no. 8779，in OUA，vol. 7，pp. 397-403；Matschenko Memorandum，n.d.，no. 9918，in OUA，vol. 8，pp. 186-195.
[7] 资料出自此书整体内容及其关于霍约斯任务的叙述，见：Clark，Sleepwalkers，pp. 412-422，I. Geiss，ed.，July 1914。关于对关键文件的英文介绍，见：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New York，1967），pp. 54-88。关于另一份出色的关于战争的整理和评价，见：Mombauer，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8] Bethmann Hollweg to Berchtold，Feb. 10，1913，no. 12818，in GP，vol. 34，pp. 346-348. Jarausch，Enigmatic Chancellor.
[9] Benckendorff to Sazonov，June 26/July 9，1914，no. 146，in MOEI，3rd ser.，vol. 4，pp. 188-193. 1983年，一名初出茅庐的叫多米尼克·利芬的年轻历史学者说，萨佐诺夫吃惊于奥地利的最后通牒［见：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83），p. 140］，他至今仍在苦苦思索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说。
[10] Shebeko to Sazonov，July 3/16，1914，no. 247，in MOEI，3rd ser.，vol. 4，p. 298. 这不是吕措第一次对国外观察者表达担忧，见1913年12月24日（儒略历1914年1月6日）斯瓦特科夫斯基的报告：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745，list 5. Schebeko，Souvenirs，p. 213。
[11] Daily Record，July 3/16，1914，no. 245，in MOEI，3rd ser.，vol. 4，pp. 296-297；Daily Record，July 5/18，1914，no. 272，in MOEI，3rd ser.，vol. 4，p. 329；Sazonov to Shebeko，July 9/22，1914，no. 322，in MOEI，3rd ser.，vol. 4，p. 381.关于意大利对信誉的警告，比如，见：Krupensky to Sazonov，July 11/24，1914，no. 27，July 13/26，1914，no. 95，and July 17/30，1914，no. 297，in MOEI，3rd ser.，vol. 5，pp. 49，124，266-267。
[12] 最后通牒和相关的支持档案见：Berchtold to Giesl，July 20，1914，no. 10395，and Berchtold to Austrian missions，July 25，1914，no. 10654，in OUA，vol. 8，pp. 665-704。最后通牒的英文版见：Geiss，July 1914，no. 37，pp. 142-146。驻贝尔格莱德代办瓦西里·斯特兰德曼写道，他自己写的总结最后通牒条款的电报被奥地利人耽搁了，直到萨佐诺夫同绍帕里见面后它才到达圣彼得堡，见：CUBA，Sviatopolk-Mirsky Collection，Balkan Reminiscences，p. 367。
[13] 以下这本书是关于哈布斯堡军队如何激进（且顽固地）试图消灭塞尔维亚民族意识的迷人叙述：J. E. Gumz，The Resurrection and Collapse of Empire in Habsburg Serbia，1914-1918（Cambridge，U.K.，2009）。
[14] P. Bark，Memoirs，chap. 7，pp. 1-3，25-26，Bark Collection，CUBA.
[15] P. Bark，Memoirs，chap. 7，pp. 1-6. CUBA，Benckendorff Collection，box 19，Paul to Alexander Benckendorff，July 28/Aug. 10，1914. Nekliudoff，Diplomatic Reminiscences，pp. 298-99.
[16] Buchanan to Grey，July 24，1914，no. 101，in BD，vol. 11，pp. 80-82.
[17] Bark，Memoirs，chap. 7，pp. 7-13.
[18] Bark，Memoirs，chap. 7，pp. 13-16.
[19] Bark，Memoirs，chap. 7，pp. 17-21.
[20] Basily，Memoirs，p. 91. V. Sukhomlinov，Vospominaniia （Berlin，1924），pp. 284-286. S. Dobrorolsky，“La mobilisation de l’armée russe en 1914，” Revue d’Histoire de la Guerre Mondiale 1 （1923），pp. 53-69.
[21] Bark，Memoirs，chap. 7，p. 22. S. Dobrorolsky，Mobilizatsiia russkoi armii v 1914 godu（Moscow，1929），pp. 147-149.
[22] Strandman，Balkan Reminiscences，pp. 349-350，357-361.
[23] Krupensky to Sazonov，July 13/26，1914，no. 95，in MOEI，3rd ser.，vol. 5，p. 124. 路易吉·阿尔贝蒂尼相信哈特维希劝过帕西奇拒绝最后通牒。关于塞尔维亚的回应，见：L. Albertini，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3 vols. （London，1952），vol. 3，pp. 279，352-384。我不同意阿尔贝蒂尼的看法，我认为俄方的资料 （尤其是斯特兰德曼的叙述）支持Mark Cornwall的看法，即塞尔维亚会部分拒绝最后通牒，哪怕俄国不支持他们：Cornwall，“Serbia，” pp. 55-96。Thomas Otte也持此观点，他用充分证据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见：T. Otte，July Crisis：The World’s Descent into War，Summer 1914（Cambridge，U.K.，2014），chap. 5。
[24] 关于尼古拉的行动以及7月25日会议的补充，见当天的Kamer-furerskii日志：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1594，listy 71ff。关于7月24日的会议决议，见：no. 19，in MOEI，3rd ser.，vol. 5，pp. 38-40。关于战前备战阶段的介绍，见July 12/25，1914，no. 42，in MOEI，pp. 59-60。
[25] 关于第十三军以及俄国整体上牺牲安全换速度的行动，见：Menning，Bayonets Before Bullets，pp. 231，243-245。Zaionchkovsky，Podgotovka，pp. 279，311-314. A. Kersnovsky，Istoriia russkoi armii，3 vols. （Belgrade，1935），vol. 3，pp. 624-625.
[26] MDSH，carton 7N 1535，“Armée russe：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1910-1914，” no. 44，Matton report，June 13/26，1909，p. 3；Zaionchkovsky，Podgotovka，pp. 271ff.
[27] Menning，“War Planning and Initial Operations in the Russian Context.”第一份关于奥军在南部边境部署的报告出自7月24日驻布达佩斯总领事普里克隆斯基的报告：Priklonsky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uly 11/24，1914，no. 34，in MOEI，3rd ser.，p. 53。关于东部边境，见：Stone，Eastern Front，and M.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1994）。关于阿列克谢耶夫，见其家人编辑的回忆录与其他文件：V. Alekseeva-Borel，Sorok let v riadakh russkoi imperatorskoi armii：General M.V.Alekseev（Moscow，2000）。
[28]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4，listy 67-69，Mikhelson to Osten-Sacken，Nov. 14/27，1908. AVPRI，Fond 138，Opis 467，Ed. Khr. 303/306，listy 2ff.，包含儒略历1912年5月24日苏霍姆利诺夫致萨佐诺夫的附信，它解释了这项立法的历史和法令文本本身。在我看来，以下这本书过分夸大了备战阶段的重要性：McMeekin，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9] 关于颁布的法令文本，见：CGS to Foreign Ministry，July 12/25，1914，no. 80，in MOEI，3rd ser.，vol. 5，pp. 97ff。法国总参谋部关于俄国动员的报告非常有用，见：MDSH，carton 7N 1535，June 1912，report by Captain Wehrlin，“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rmée russe，” pp. 1-21，它涉及俄军的动员和集中。比如，另见：the 1913 “Notice statistique sur l’armée russe”；the section on mobilization is on pp. 47ff。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份总参谋部准备的分析文件，隶属于俄军部队的法军军官的报告也包括关于动员的有益信息。举个例子，关于维尔纳地区后备人员的数目估计出自佩舍内上尉的报告，1912年他在此地待了6个月。见：“Rapport du Capitaine Perchenet à la suite du stage accompli dans la circonscription de Vilna d’avril à octobre 1912，” section on mobilization，pp. 1-5。关于7月29日德军总参谋部的报告，见下书第293页：Anscar Jansen，Der weg in den ersten Weltkrieg（Marburg，2005）。感谢Bruce Menning向我提供这份资料。
[30] 亚努科维奇向指挥官们下达的命令刊载于总参谋部1914年7月12日（儒略历25日）的日志：no. 79，in MOEI，3rd ser.，vol. 5，pp. 95-96。关于缺失的军队调动，见：O Enteni Geivud （Anthony Heywood），“Iiul’ 1914-1990：Sekretnaia mobilizatsiia’ v. Rossii，” Rodina，8，2014，pp. 24-25。
[31] 关于对奥军军事行动的批评，见：G. Wawro，A Mad Catastrophe：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New York，2014）。关于俄国情报，见Bruce Menning的将要发表的文章：“Russ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July 1914，” The Historian，77，2，2015。作者友好地把文章草稿发给了我，并和我长谈。关于卢布林，见：Airapetov，Uchastie，vol. 1，p. 128。
[32] 席林的日记有英文版全文：How the War Began in 1914：Being the Diary of the Russian Foreign Office from the 3rd to the 20th （Old Style） of July 1914（London，1925），席林亲自写了序言。MOEI，3rd ser.，vol. 5，这一卷中不同日的摘要复述了此记录。这是关于俄国对这次危机的看法的有益资料，未被“篡改”，见：nos. 25，51，121，172，224，284，349，396，pp. 45-48，67，146，182，212-215，256-258，294，326-328。席林关于“暂时”占领波斯尼亚一事的评价，见：no. 121，July 14/27，1914，p. 146。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和索非亚代表的意见格外有趣，见：M. N. Giers to Sazonov，July 14/27，1914，no. 154，pp. 168-169，and Savinsky to Sazonov，July 16/29，1914，no. 251，pp. 233-234。
[33] 利赫诺夫斯基给雅各的电报以及此后贝特曼·霍尔韦格给奇尔施基的要求维也纳克制的电报，见：nos. 130 and 133 in Geiss，July 1914，pp. 288-290，291-292。
[34] 基德伦的话见：Szyogeny to Berchtold，Jan. 15，1913，no. 5392，in OUA，vol. 5，pp. 454-455。
[35] 关于俄军的动员，法方资料再次显得无价，举个例子，见：Wehrlin，“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rmée russe，” June 1912，pp. 1-21。
[36] Daily Record，July 16/29，1914，no. 224，in MOEI，3rd ser.，vol. 5，pp. 212-215；Beh-rens to CNGS，July 13/26，1914，no. 99，in MOEI，3rd ser.，vol. 5，pp. 128-130. Soroka，Britain，Russia，and the Road to the First World War，pp. 251-252.
[37] For Dobrorolsky’s view，see Dobrorolsky，“La mobilisation，” pp. 64-68；Dobrorolsky，Mobilizatsiia，pp. 5，93-95.
[38] 巴西利描述了7月30日与丹尼洛夫的讨论，见：Basily，Memoirs，p. 99。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vol. 2，pp. 163-170. 罗森写道，7月30日戈列梅金见到了尼古拉，但是kamerfurerskii zhurnal说是7月29日：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1594，listy 71ff。
[39] Daily Record，July 17/30，1914，no. 284，in MOEI，3rd ser.，vol. 5，pp. 256-258.
[40] Daily Record，July 17/30，1914，no. 284，in MOEI，3rd ser.，vol. 5；Sazonov，Vospominaniia，p. 248. 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1594，listy 71ff. （kamerfurerskii zhurnal）；P. Gilliard，Trinadtsat’ let pri tsarskom dvore（Paris，n.d.），p. 83.
[41] Daily Record，July 16/29，1914，no. 224，in MOEI，3rd ser.，vol. 5，pp. 212-215. Bethmann Hollweg to Pourtalès，July 29，1914，no. 127，in Geiss，July 1914，p. 285. Albertini，Origins，vol. 3，pp. 28-31. Thomas Otte有一本逐一记录围绕俄国动员的争议的最新著作，我赞同他的很多看法，见：Otte，July Crisis，chap. 7。但也要注意Dale C. Copeland 的论点，见：“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ree Great Puzzl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ed. J. S. Levy and J. A. Vasquez （Cambridge，U.K.，2014），pp. 167-198，esp. pp. 180-197。
[42] Novoe Vremia，no. 13638，March 1/14，1914，p. 4. 关于毛奇，见他和塔季谢夫将军的对话：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746，no. 44，Feb. 14/27，1913，listy 113ff.。另见此讨论：S. Förster，“Der deutsche Generalstab und die Illusion des kurzen Krieges，1871-1914：Metakritik eines Mythos，” Milita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54，no. 1 （1995），pp. 61-95。
[43] 关于普塔莱斯，见：no. 15844，March 11，1914，in GP，vol. 39，pp. 550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