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意见、政党与媒体

君主与其高级民政和军事顾问在对外政策决策中的地位多由法律和传统规定。不言自明，大使、外交大臣和军事长官在制定政策时发挥作用。公众意见、杜马和媒体扮演的角色历时更短、更不明晰，然而十分重要。

在战前的俄国，“公众意见”根本不代表俄国大多数人口的意见。沙皇的臣民大都是几乎不识字的农民，他们不看报纸，也肯定不会阅读讨论国际事务的“严肃”出版物。1907年6月，政府失去了此前对农民代表的保守主义的信任，并大大缩小了选举权范围，结果杜马中几乎无人代表大多数人口的意见。这绝不是说，俄国统治者与上层阶级不关心万一欧洲爆发战争农民与工人会如何行事。尽管欧洲国家都有类似担忧，但俄国有其独特的忧心理由。1905年，国内革命影响了对日战争，迫使政府签订屈辱和约。人们普遍认为，被召回军中的俄军后备役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得无动于衷。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与很多将军解释说，这是因为缺乏向大众灌输爱国主义的有效系统。[116]不光日本，德国和法国似乎都有类似系统，它能激励平民后备役人员在现代战场上直面挑战。这些后备役士兵战斗时不会再结成每三人后有一个下士的密集队形，相反，要想让他们顶着工业革命创造的毁灭性火力用松散队形前进1公里，那就得鼓励他们。[117]

在这方面，俄国似乎不能与对手匹敌，这令俄国领导人哀叹。1913年，法军总参谋部在关于俄军的报告中写道：“不幸的是，俄国青年的教师支持甚至怂恿他们反对军队和爱国主义，这种敌对态度几乎超出我们的想象。”战前那些年，俄军中的法军军官常常强调两军士兵在心态和动机上的巨大差异。他们指出，军事训练系统的核心是团的荣誉以及对俄军往日的胜利和光荣的“狂热”崇拜。1913～1914年冬季，一位法军上尉在俄军的团里待了六个月，他写道，俄军士兵“缺乏热情和爱国主义。他被灌输自己所在团的历史，但不知道祖国的历史。无人告知他当前形势，他既愿意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战斗，同样也愿意与法国人战斗……俄军士兵参战明显不是因为忠于祖国，而是因为纪律以及对上帝和沙皇的忠诚。”[118]

1874年普遍征兵制引进之前，团的爱国主义是形成旧日职业军队高昂士气和忍耐力的关键。那些日子里，士兵在一个团服役二十多年，团相当于他们的家和故乡。短期服役制的军队很难复制这种程度的对团的忠诚。俄军动员系统已然面临重大困难，除了少数精英部队——大多是禁卫军——它无望让后备役人员返回他们曾服役的团。这弱化了战争环境中团的爱国主义和凝聚力。一战伤亡惨重，康复的新老兵员又被调往需要他们的任何地方，这进一步损害了团的爱国主义。此时，对统治者缺乏信任的受过教育的爱国公民群体对军队的生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日俄战争末期至1914年之间的九年，政府大费周章地试图向俄国青年灌输爱国主义与军事价值观。1908年首相斯托雷平要求大臣规划自己的部门如何为俄国备战做贡献时，东正教教会首席行政官谢尔盖·卢斯安诺夫（Serge Lukianov）和教育大臣亚历山大·施瓦茨（Aleksandr Schwartz）提交了最长最悲观的回复之一。卢斯安诺夫和施瓦茨的备忘录基本上专注于应对同一项挑战：在俄国知识分子界不爱国的背景下，面对俄国社会主义者和非俄罗斯族民族主义者削弱民众对君权的忠诚的努力，设法培养一代爱国的俄国青年。卢斯安诺夫的规划主要涉及需要提升神职人员的薪水、地位和受教育水平，并为俄国4万所由教会管理的学校提供额外资金。对他来说，就帝国的生存而言，东正教、俄罗斯意识和爱国主义共同发挥关键作用不言而喻。施瓦茨强调，首先需要集中力量改善教育水平，发展核心即“大俄罗斯”人口有意识的爱国主义。与此同时，在非俄罗斯地区，必须用官方语言即俄语实施教育的原则不能退让。若是做不到，帝国将注定成为“邦联”，然后解体。卢斯安诺夫也要求拨付额外资金，以便拓展教会学校现有的雇用退伍士兵组织军训、教授体育的项目。退伍士兵可以将爱国主义传入学校，这也是向“健康身体促进健康头脑”的英国信念致敬。[119]

这对尼古拉二世来说是崇高事业。这些年来，他在建立独具特色的全军事化俄国童子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千上万的学童参加国家重大周年庆典：首要的是波尔塔瓦会战200周年纪念（1909年）、博罗季诺会战100周年纪念（1912年）和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纪念（1913年）。在博罗季诺会战纪念仪式上，尼古拉二世在克里姆林宫设盛宴款待各村村长，嘱咐他们要为他们的孩子培养类似1812年的爱国精神。宴会接近尾声时他如此总结：“回去告诉你们家乡的所有人，我希望并确信，如果俄国经历类似考验能取悦上帝，那么你们都将聚集在我身边保卫祖国，团结一心。”[120]沙皇本人无条件相信传统俄国基本上正直又爱国，他几乎坚信紧急情况下俄国人会团结在民族事业下。然而务实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中，米哈伊尔·缅希科夫等人担心，俄国农民正抛弃曾经的宗教信仰和忠君思想，但尚未树立德国式世俗民族主义——他指的是认同国家、愿牺牲自己保卫国家的民族主义。

最不乐观的往往是俄国警察高层。他们知道，尽管1905年革命受挫，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并未消亡，仍可吸引深深根植于集体主义传统的大众，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些方面和沙皇专制政府在工业政策上的分歧激起盛怒。1907～1914年，合法的公开政治局限于双边斗争：一边是政权与其保守派支持者，另一边是自由派反对者的各类细小派别。然而，总体上政权十分清楚，更为致命、更为根本的冲突正在表层下酝酿，警察高层认识尤为深刻。

整体上说，1907～1914年，政府正在战胜革命党。由于安保警察的存在，革命者几乎无法在乡村制造煽动事件，就算在城市也是困难重重。所有社会主义党派中都充斥着警方密探，他们屈服于逮捕浪潮，因此哪怕在城市工人阶级中，也极难进行宣传或组织抵抗。据估计，1914年布尔什维克党党员至多不超过1万人。可是警方的逮捕无法触及革命领导者，他们安全地居于国外。1906年，列宁已然阐明使布尔什维克党赢得革命和内战胜利的原则。谨守纪律的革命党将形成一个组织，没有它就无望取胜：这就是1902年列宁所著《怎么办》（Chto delat）的基本主题。老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长期统治，社会主义才能胜利。如今这一信条已被无产阶级与激进农民的同盟否定，这一同盟的目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下，在俄国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通过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就算在俄国境内，警方镇压也无法阻止布尔什维克党招募新党员，如今他们大多来自工人阶级而非知识分子界，并填补了逮捕留下的空缺。从1912年春天开始，俄国城市特别是圣彼得堡的罢工浪潮不断高涨，其中不少罢工与其说是纯经济要求所致，不如说是政治要求所致。政府政策的自由派批评者称，除非让自由工会、集体协商和罢工合法化，否则不可能打破革命社会主义对工人的控制。对此，安保警察同样认识到，自由工会将被革命社会主义党派控制，并为他们提供掩护与资金。与此同时另一个恶兆出现了：1912年夏，有人揭发波罗的海舰队水手组织大规模革命运动。[121]

“公众意见”既非大众的意见，也非革命者的意见，它只包括政党、报纸和其他代表俄国中上层阶级的机构的意见。如果说1906～1907年的议会选举是可靠指引，那么在那些年中，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大多在情感上倾向于自由与民主，他们往往支持立宪民主党。1905～1906年的无政府现实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拉大了自由派与革命派左翼的距离，但压根儿未能让大多数俄国中产阶级更偏爱沙皇政权。

战争即将爆发的那几年，政权更加卖力地限制它在1905～1906年授予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导致不信任加深。俄国中产阶级大都支持英法自由主义与民主，认为德国奉行普鲁士军国主义与独裁。于是，他们赞成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并认为这是欧洲和俄国迎来更光明的民主未来的第一步。对公众意见来说，总体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倾向比促成俄国政府先于1894年缔结法俄同盟，又于1907年达成英俄友好协议的地缘政治利益更重要。

公众意见、政党与媒体 - 图1

自由派政客。左一为彼得·斯特鲁韦（Petr Struve），左二是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

在欧洲很多地区，大规模爱国压力集团（patriotic pressure group）颇为活跃，俄国则没有类似的团体，关键原因在于沙皇政府与大部分受过教育的社会群体分离。德国的海军联盟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而俄国的两个同类海军社群只是皇室资助的小团体，仅受人数很少的精英阶层支持。军国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被视为等同于沙皇制度，故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其厌恶、惧怕。[122]

莫斯科的《俄罗斯世界》（Russkoe Slovo）是发行量最大的俄国自由派报纸之一。1917年，其销量已达每日100万份。1904年，《俄罗斯世界》与主要竞争对手《新时代报》的销量之比为3∶2。1917年，这一比例接近10∶1。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新时代报》报道国内政策时秉持的支持政府立场越发不受欢迎。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俄罗斯世界》的价格要比其便宜一半多，而且它来自莫斯科，发行当天即可在俄国中部很多地区上市；相反，来自圣彼得堡的《新时代报》，在大部分地区至少要晚一天上市。《俄罗斯世界》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企，而非党政喉舌。此报纸卖力地讨好读者，它刊载了大量政治报道，但最热衷于国内政治，这无疑是读者关心的主要内容。

尽管如此，《俄罗斯世界》也认真报道国际事务，并雇用了不少国外记者。它对德国的看法紧跟那个年代的主流欧洲观感与陈词滥调，其中很多内容摘自英国媒体。《俄罗斯世界》的卡通漫画有时仍描绘头戴睡帽、多愁善感的德国老学究米歇尔，但大部分时间，新德国的主要象征普鲁士头盔（尖顶帽）已然取代旧装束，特别是在一切国际政治事件中。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强调，柏林最高统治者是“恶毒的”军国主义分子与容克分子，他们被视为欧洲军备竞赛的重要根源。他们的形象常被描绘为长着上翘竖直胡须的傲慢且耀武扬威的德国皇帝。细思德国的现代性，常常会有低劣与“文化囚笼”感，更主要的则是担心斯托雷平与其继任者把俄国引向1871年的德国老路——也就是说，引向支持国内专制君主制的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些观感都包含在《俄罗斯世界》反映的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上，即全心全意支持同法英结盟，谴责任何鼓励俄国奉行沙文主义或武力炫耀的举动。[123]

立宪民主党自身在对外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分歧。该党右翼的一个小团体主张更激进、更亲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以及更具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内方针。这一战略的最著名支持者是彼得·斯特鲁韦，此人是当时最足智多谋、最深谋远虑的俄国公共知识分子与参政者。与大部分俄国上流社会成员一样，斯特鲁韦的祖先是德意志执业人士，移居地俄国为他们提供了在祖国无望获得的激动人心的职业前景。他的父亲是一个省的总督。19世纪90年代，斯特鲁韦本人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人物，也是年轻一代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家。然而，1900年，斯特鲁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信仰自由主义。1900～1905年，他在引发了1905年革命的自由派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并迫使政府承认议会与公民权利。1905～1906年，斯特鲁韦见证了无政府状态以及社会革命的威胁，这促使他转向俄国自由主义右派。他批评俄国知识分子煽动俄国民众的最糟糕本能。他开始拒绝大部分激进传统，严厉抨击它们的伪宗教教条主义以及对现代文明基础的漠不关心，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的基础是财产、法律与文化。[124]

彼得·斯特鲁韦仍然属于自由派。他认为个人自由、法治、代议制等自由主义核心要素不但有其自身的价值，还是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他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这不仅出于他本人对俄国的忠诚，也因为他相信，面对历史与永恒，唯有种族国家才能为个人提供集体感和目标。不同于大部分更右倾的民族主义者，斯特鲁韦既非种族主义者，也非反犹分子。他所谓的种族国家，根植于语言、历史和文化，而非血缘。融合外来人员是保持种族国家活力的关键，但只有根植于种族社群，国家才能成为强国。斯特鲁韦承认他的思想来源是尼采和达尔文，他强调，一个健康国家的天性是追求权力与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国共同参与的国际舞台的准则。对彼得·斯特鲁韦来说，现代历史的最基础课程是弱肉强食。

和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斯特鲁韦努力应对现代政治的主要窘境：思考如何将帝国的外在权力与似乎只有民族才能提供的国内稳定性相结合。英国自由帝国主义倡导者约翰·西利（John Seeley）爵士等人影响了斯特鲁韦的思想。然而，斯特鲁韦绞尽脑汁地为俄国构造了“民族-国家-帝国”这一概念，这反映了克服此窘境的困难。斯特鲁韦认为，就俄国的身份同一性与权力而言，乌克兰民族主义是其最大威胁。这不仅因为本书第二章列出的理由，也因为对于未来俄国将在世界上扮演何等角色，斯特鲁韦的看法着眼于黑海盆地附近的领导权。乌克兰与俄罗斯南部的工业经济迅速增长，是这一观点成立的基础。乌克兰分裂主义是主要障碍。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斯特鲁韦的思想看作19世纪“国家”党对俄国对外政策看法的现代版本。用比较通行的国际术语来说，不妨把斯特鲁韦称作俄国思想最深沉的“自由帝国主义者”。他在自由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头号盟友和最亲密友人是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如果说斯特鲁韦提供了自由帝国主义的哲学基础，特鲁别茨科伊则贡献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更深刻见识。[125]

在对外政策上，立宪民主党大部分成员仍然忠于领导人及杰出历史学家帕维尔·米留可夫教授倡导的太平洋路线。立宪民主党是俄国和平运动孕育的天然摇篮，1914年，他们在四个城市有分部。米留可夫本人出版了一本书，论述现代社会中战争的无用，其中很多观点来自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著作。1912～1913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委员会调查巴尔干战争的起因，米留可夫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涉及巴尔干地区时，立宪民主党既渴望和平，又支持民族自决，摇摆不定。该党在对外政策的基本路线上，既强烈支持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上与法英结盟，又表示厌恶战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讽刺的是，虽然立宪民主党完全反对政府对国内事务的态度，但在1914年，在所有重要政党中，他们最少批评国家的谨慎外交政策。1912年，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就任近东部部长，这改善了外交部与立宪民主党的关系。帕维尔·米留可夫是巴尔干事务的专家，特鲁别茨科伊把他引荐给了俄国一些重要外交官。维也纳二号人物尼古拉·库达舍夫（Nikolai Kudashev）公爵写道，若非特鲁别茨科伊介入，他绝不会同意接见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然而，见面之后，米留可夫对国际事务的理智与节制令他惊喜。[126]

在时人及历史学家笔下，在俄国，亲德情感常被视为等同于俄国右翼。这并不全对。正如我们在罗曼·罗森的例子中所见，批评俄国对外政策者绝不仅仅是顽固保守派。俄国右翼也不统一。与欧洲全境一致，在俄国，有一个“当权”的“旧派”右翼，还有一个更激进、更平民化的“新派”右翼变体。“旧派”右翼由保守党高级官员、贵族和教授领导，它最舒适的温床是俄国上院国务会议的舒适扶手椅。国务会议的领导人是前内政大臣彼得·杜尔诺沃（Petr Durnovo）。1905年革命期间，街头出现了“新派”右翼，他们往往带有法西斯主义原始色彩。“新派”右翼依靠对犹太人、自由派和革命党的憎恨凝聚为一体，但各位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激烈内斗严重削弱了其实力。很多俄国右翼分子都向往普鲁士德国模式：由强大、专制的君主来统治纪律严谨、爱国热情高涨的社会。俄国自由派支持英法阵营，他们那基于意识形态的热情令右翼更加怀疑国家的对外政策，也让他们更支持德国。然而，既仰慕德国的军事爱国主义，又视德国为俄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是很容易的事。俄国保守党对民族主义与斯拉夫主义深信不疑，他们更加坚信俄国的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荣耀。1914年，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公爵提出重建俄国、德国与奥地利的帝国同盟，这一主张在右翼里很少见。此时，对战争不可避免的担忧使得让人们为又一场1812年战争做准备的号召越来越常见。诚然，所有更理智的俄国保守党都十分害怕对德作战将对国内造成影响，但这些恐惧的最明智表达往往不是在媒体和议会上，而是在私下谈话和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127]

俄国“明面”政治的核心包括1907年选举法修改后杜马的主要党派，其中最大的党派是“十月党”人。这个名字恰恰反映出，该党支持1905年10月尼古拉二世的宣言中承诺的自由保守的宪政主义。正是因为这份宣言，1906年杜马设立。斯托雷平的政府开始侵犯“十月宣言”许诺的一些公民和政治权利，于是“十月党”人分裂，所谓的民族主义党成了杜马中势力最大的党。实际上，这两个党在属性和投身的事业上有很多共同点。两党的代表大多是地主，他们在俄国地方省份中获得大部分经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议会即郡县议会的支持，这些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为官绅阶层把持。两党都强调，私有财产是现代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他们反对没收任何大面积地产，并支持斯托雷平的一项措施：削弱农村公社，让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帝国国家的基石。两党的最大区别在于，民族主义党的主要基础是西部边境的俄国上层阶级，这些人视波兰人和犹太人为大敌。因此，当政策涉及非俄罗斯族的少数民族时，民族主义党人比“十月党”人更难让步，他们也很少支持主张俄国与波兰和解的斯拉夫主义呼吁。[128]

俄国的工业和金融人士在杜马中未被充分代表，原因之一在于圣彼得堡的银行业、制造业龙头老大已同政府建立密切联系，无须通过议会谋求额外影响力。唯一的真“资产阶级”是进步党，该党人数虽少，却十分吵闹，他们代表莫斯科上层商人中更自由化的一群。很多核心支持者出身于富裕的“旧礼仪派”——换言之，即异教徒——他们的家族有鄙视国家和官方东正教会的长期传统。这让他们惯有的莫斯科信念更为复杂——他们认为，比起圣彼得堡官员，自己更能代表俄国。在这些家族中，纺织业大亨里亚布申斯基家族在进步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显眼。帕维尔·里亚布申斯基（Pavel Riabushinsky）是彼得·斯特鲁韦和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的亲密盟友。他本人、一些莫斯科工业家同辈以及进步党大力支持自由帝国主义。里亚布申斯基赞助了名为《伟大的俄国》（Velikaia Rossiia）的两卷本文集，此书于1910～1911年出版，很快成了自由帝国主义的“圣经”。斯特鲁韦与特鲁别茨科伊为此书做出了重要贡献。[129]

在国内政策上，“中心”是分裂的，尽管这其中常有策略和个人原因。但在对外政策上，“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团结在由彼得·斯特鲁韦及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给出最佳定义的自由帝国主义计划周围，尽管这其中必然有很多个人细微差别及侧重点。“中心”既支持大力捍卫俄国的利益、荣耀和传统，又支持同法英结盟，对抗德国称霸欧洲的危险。它首先把俄国的角色定位为近东地区的主导大国及斯拉夫保护者。它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以最快速度恢复俄国军力。“中心”对德国日益冷淡，经济因素也是重要原因。以里亚布申斯基为首的莫斯科纺织业大亨担心德国会进入他们在波斯的出口市场。最重要的是，农业利益相关人在杜马中占主导地位，而他们不喜欢德国的农业关税，并咒骂德国的农业补贴，靠着这些补贴，德国谷物甚至能在某些出口市场同俄国谷物竞争。[130]

“中心”内部的分歧并非围绕基本目标，而是围绕人格、策略与修辞。彼得·斯特鲁韦具备一流哲学头脑，也在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中占据稳固地位：他认为根本性利益冲突使得俄国与德国分立，但他不排斥德国文化和思想，他自己在很多方面的思想即源于此。[131]斯特鲁韦的朋友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在社会上层阶级中的地位更稳固，出于所受训练及性情原因，他倾向于用更温和、更像外交辞令的语句表达看法。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俄国面临战争风险。1906～1912年，特鲁别茨科伊出版著作的目的之一便是教导民意了解国际现实。“十月党”政客领袖亚历山大·古奇科夫（Aleksandr Guchkov）的风格截然不同。古奇科夫出身于杰出的莫斯科“旧礼仪派”商人家庭，他很聪明，但也急切渴望名望与冒险。1899～1902年，古奇科夫作为志愿兵参加布尔人的军队，与英军作战，崭露头角。1911～1914年，俄国有人煽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诉诸战争，而古奇科夫是其中嗓门最大、言论最不负责任的人之一，而且他设法同样大声地一并谴责俄军没做好战斗准备。

但即便古奇科夫的狂热言辞也比不上谢尔盖·沙拉波夫（Serge Sharapov）的。20世纪最初十年，凭借著作与自己创办的报纸《光》（Svet），沙拉波夫成了亲斯拉夫主义的公众意见领袖之一。沙拉波夫远不及斯特鲁韦、特鲁别茨科伊或古奇科夫富有，他的背景也不如他们显赫。或许由于这些原因，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最为强烈。1875年，塞尔维亚人反抗奥斯曼帝国，年轻的沙拉波夫作为志愿兵参加塞尔维亚军队，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端。19世纪90年代，他为斯拉夫主义辩护，宣称未来属于俄国，因为它的社会很年轻，还被深厚的宗教和精神纽带凝聚在一起。俄国之外，欧洲筋疲力尽，盛行物质主义，被阶级分立折磨，已经不存在这种纽带。1904～1906年的战败与革命强烈震撼了沙拉托夫。现在，他的著作中充满对俄国衰落的痛苦，以及对俄国的弱点及面临诸多敌人时处于弱势地位的担忧。敌人中最危险的是德国人，他们从各个方面压迫俄国。1909年，沙拉波夫写道，“如果正确理解”俄国和德国的“利益，就会发现它们在一切方面始终存在冲突”。更有甚者，俄国人“总是支持对德国开战”，原因之一在于德国人鄙视俄国人，认为他们是“劣等种族”。人类“原谅并遗忘一切——除了种族歧视以及源自所谓的精神优越感的傲慢”，人们永远无法原谅这类态度。毫无疑问，德国人大都认为他们的传承文化比斯拉夫文化优越。但是，沙拉波夫把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安与怨愤归到全体人民身上，这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惯用手法。事实上，1914年之前，在一切战争中实际承担大部分战斗任务的俄国农民兵很少憎恨德国人，甚至对德国都没多少概念。[132]

1911年6月，谢尔盖·沙拉波夫去世。战争爆发前三年，弗拉基米尔·博布林斯基（Vladimir Bobrinsky）伯爵接替他，成了维也纳和柏林眼中最富挑衅性的俄国公众意见化身。博布林斯基家族是俄国最富有的贵族家族之一，他们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直系后代。博布林斯基不仅在莫斯科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还曾在巴黎和爱丁堡学习过。他的军旅经历是禁卫骠骑兵（Life Guard Hussars），这可能是俄军组建的最昂贵的部队，且一度由尼古拉大公指挥，尼古拉二世年轻时也曾在该部队服役。正如可以想到的那样，与沙拉波夫相比，博布林斯基在某些方面更欧洲化，缺乏本土色彩。无论如何，当涉及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时，两人都被同样的恐惧与观感驱动。最重要的是，1905年以后，他们都认为俄国虚弱、落后，面临巨大威胁。

1908年，弗拉基米尔·博布林斯基初次造访位于匈牙利王国境内喀尔巴阡山脉的小块飞地“卢森尼亚”。此后数年，捍卫这一区域内的俄罗斯特性成了博布林斯基的重要事业，这使得他与他建立的加利西亚-俄罗斯社会同哈布斯堡政府的冲突日益升级。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言，卢森尼亚人是一小群农民，政治、宗教及经济压力驱使他们被周围更大、更强力的文化（匈牙利、德意志、波兰与乌克兰文化）吸收。对博布林斯基和大部分俄罗斯自由帝国主义者来说，拯救卢森尼亚的俄罗斯特性是更广泛的重大斗争的一部分，即捍卫被俄国上流社会称为“小俄罗斯人”、被敌人称为“乌克兰人”的整个群体的俄罗斯特性的斗争。1914年之前数年，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认为，这不仅是同乌克兰民族主义与其美国庇护者的斗争，也是同柏林领导下欧洲境内的“日耳曼”势力进行更广泛竞争的一部分。博布林斯基如此总结他力图保护卢森尼亚的“小俄罗斯”身份之举的实质：“乌克兰运动……是‘东进’（Drang nach Osten）的前锋”。温和地说，此言是夸张。1914年，德国核心决策者几乎不会考虑到乌克兰。事实上，哪怕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泛德意志主义的英雄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都已经做好了将大部分奥属加利西亚地区交给俄国的充分准备，以图为德国换取波罗的海省份。[133]

博布林斯基的看法说明俄国公众越发多疑，并倾向于认为维也纳纯属柏林的附庸。此举是用流行的种族语言理解国际事务。它也源自俄国对奥地利孱弱的鄙视。俄国对德奥关系的看法在欧洲很普遍，并引起很多误解，其中一项重要误解涉及奥地利帝国政府对自身特殊安全的考虑。这些因素大大加深了俄国公众意见对德意志帝国日益增长的敌意，但它们并非敌意渐深的唯一原因。某些情况下，德国与引起敌意的争议事项全无关系。战前十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密切关注这一动向。1910年9月，代办（chargé d’affaires）休·奥贝恩（Hugh O’Beirne）评论称，尽管为了应对特殊事件，对德国的敌意减弱了，暗中涌动的敌意却已存续多年。他把这种情绪归结为：“欧洲东南部正在上演的斯拉夫民族与日耳曼主义的种族斗争；对德国的文化、能量和道德品质的优越性的嫉妒；德国对俄国的工业入侵；德国在近东和中东的很多地区挫败了俄国；德国显然已变成太过强大的邻国，似乎会不时滥用它的优势力量。”这则评价本身很公正，但在很多方面过于冷静、理智。奥贝恩未考虑到俄国在关键时刻公开讨论对外政策时过于狂热，缺乏现实性，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05年的败仗与革命造成了深深的不安全感。[134]

民族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公共意见主阵地在《新时代报》，该报在俄国政治和对外政策中占据独特地位。1913年，《新时代报》发行了10万～15万份，但其地位的取得与其说是源自发行量，不如说是因为它的读者包括俄国政坛内外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其中有尼古拉二世本人。同样重要的是，外国政府也视《新时代报》为半官方刊物，当《新时代报》批评外国政策时，他们便会激烈地抱怨。某位见识广博的英国观察者评价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新时代报》）的观点并非始终代表政府观点。它的观点更能代表官方意见和民意的审慎平衡”。[135]事实上，这番评价本身太过简单，因为俄国政府的意见很少是完全一致的，而《新时代报》在政府部门有偏爱对象、泄密者，甚至还有匿名赞助人。某种程度上，政府内部斗争通过媒体对外呈现。一般说来，外交部受报纸伤害最大。1905年以前审查制度尚未废除，即便如此，由于《新时代报》在大多数内政问题上支持政府，它便获得批评对外政策的宽泛权限。1905年以后此趋势继续存在，但无论如何，此时的《新青年》已有足够资源，当政府打算用仅存的虚弱手段控制媒体时，《新时代报》能忽视他们的任何行动。[136]

《新时代报》对政策的看法并非始终如一。它不是党媒，某种程度上，它旨在取悦读者，在保守和民族主义的框架内为读者提供不同观点。《新青年》的最重要目的是让公众意见“更爱国”。就对外政策而言，1907～1914年，社论导向始终是支持团结法英，从而应对被视为俄国利益的主要威胁的德国以及德国称霸欧洲的危险。它对斯拉夫事业的支持更坚定，这既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也是俄国历史和身份的要求。此外，《新时代报》最著名的专栏作者米哈伊尔·缅希科夫（Mikhail Menshikov）不是亲斯拉夫主义者，对德国还怀有相当大的好感。1908年，缅希科夫与沙拉波夫之间进行过一场著名论战。缅希科夫强调对德作战的危险，并强调德国与俄国的利益不存在严重冲突。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他重提此事。缅希科夫了解大国运用现代技术发动的未来欧洲战争的规模与恐怖。1914年年初俄国与德国的“媒体战争”中，他保持冷静，强调和平对双方人民的利益都很重要，而他们的能量正在寻找合适的宣泄口。相反，战争会将欧洲在上一个世纪取得的成就置于险境，它至少会像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一样漫长且具有破坏力。[137]

如此说来，缅希科夫与《新时代报》的言论看上去具备温和的理智。事实截然相反，缅希科夫经常激怒德国的奥地利盟友，因此他对德国的克制态度毫无意义。就连缅希科夫也忽视奥地利的正当安全顾虑，更不用说《新时代报》的整体立场。更有甚者，《新时代报》的总体社论导向对德国的敌意往往要比缅希科夫的文章大得多。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中，这一基调已然奠定——《新时代报》主张坚决捍卫俄国的荣耀与斯拉夫的利益，完全忽视国际现实和俄国面临的巨大战争危险。[138]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中，不现实、不负责任的类似腔调也常常很明显，当时俄国外交经常因怯懦与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被批评。1914年，《新时代报》迎接新年的主要文章集中反映了其基本路线。这篇文章总结了《新时代报》最喜欢引用的类似历史事件之一，即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后重整旗鼓，并号召俄国爱国者付出同样的努力，从1905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文章的结尾呼吁：“实施大国政策，这是我们祖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佳学校，毫无疑问，它至今仍是我们时代的最佳学校。必须相信俄国！必须振奋大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它仍然急切渴盼伟大，必须满足它的愿望……祖国的光荣是人民幸福的权利。”[139]

本章的证据清晰地表明，尽管沙皇与大臣制定俄国对外政策，但他们并不能也没有忽视公众意见，原因远远不只是陆军与海军的预算一定程度上由杜马决定。[140]19世纪80年代，如果说亚历山大三世认为爱国的俄国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支持十分关键，那么在20世纪头十年，由于公众意见的呼声与重要性已然大大增强，亚历山大的儿子也很难持有不同意见。对日战争的失败全面反映了在缺乏公众支持时开战的危险，也严重损害了政权合法性。新宪政秩序的基础任务（raison d’être）是重建政权、有产上层阶级与受过教育的俄国社会之间的桥梁。原则上，对外政策与国防是最明显的桥梁。诚然，尼古拉二世质疑杜马的智慧，更不用说所谓的杜马代表俄国人民的说法。沙皇更怀疑媒体在对外政策上的影响，他的理由也更充分。这并不是说，尼古拉制定对外政策时不会充分考虑受过教育的爱国公众的意见。代表保守与民族主义的《新时代报》的意见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沙皇是它的读者，他认为《新时代报》是“我国最严肃、最重要的”报纸。同样的，1912年，当尼古拉的堂亲尼古拉大公反映爱国军官与斯拉夫主义者的意见时，沙皇也予以关注。这导致1912～1913年《新时代报》大肆抨击俄国对外政策与斯拉夫主义。这些非议对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来说尤为危险。[141]

1906～1914年，俄国的两任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与谢尔盖·萨佐诺夫都是自由保守派，他们支持杜马，原则上也相信对外政策需要反映民族情感。身为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对媒体与公众意见的看法与前任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伯爵截然不同。某报纸提到，伴着“庄重的威严”，兰布斯多夫疏远公众。[142]与兰布斯多夫相反，伊兹沃利斯基上任前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公众意见的支持（raspolozhenie）……万分重要。”[143]新官上任后，他的三把火之一就是在外交部建立由亚历山大·吉尔斯领导的媒体局。随后，伊兹沃利斯基结交《新时代报》的业主兼编辑阿列克谢·苏沃林（Aleksei Suvorin），他甚至造访这位老者的办公室与其商谈。长期以来，苏沃林这位“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对外交部来说是最大祸害，如今外交大臣向他展示了超出寻常、史无前例的敬重，资深俄国外交官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144]

谢尔盖·萨佐诺夫不像伊兹沃利斯基那样虚荣，因此也不那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然而，就算他想忽视公众意见，他的连襟彼得·斯托雷平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萨佐诺夫不时遭到民族主义公众意见的激烈抨击，特别是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因为据说他对斯拉夫事业的支持力度很小。然而，若是认为萨佐诺夫代表的俄国同社会及公众意见严重脱节，就会犯错。像大部分外交大臣一样，萨佐诺夫十分厌恶《新时代报》，但他对杜马的态度要友好得多。1907～1914年，杜马的大多数成员与外交官一样来自上层地主阶级，这一点也起了作用。萨佐诺夫的兄弟是杜马代表，其他杰出外交官的近亲亦然。毫无疑问，同终生致力于管理地产并为地方政府效力的亲戚们相比，外交官们认为自己在外交事务上更专业。然而，他们和亲戚们秉持相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对俄国历史与尊严的看法。此外，伊兹沃利斯基与萨佐诺夫对温和的自由宪政主义抱有好感绝非反常现象，主导外交部的上层阶级中的绅士普遍如此。统治阶级中很多人怀有深深的自由保守主义的情感。此外，俄国外交官常在欧洲国家生活，这些国家已然接纳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认为它们在礼仪社会中几乎是不证自明。

本章已然指出，1912年8月，萨佐诺夫任命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外交部近东部主管。特鲁别茨科伊犹豫再三后才答应，其中一个原因是不久前他未能成功入选1912年的新一届（第四届）杜马。[145]1914年，鲍里斯·诺尔德（Boris Nolde）男爵接任特奥多尔·马滕斯（Theodor Martens）的旧职，即外交部首席顾问。诺尔德写道，对特鲁别茨科伊的任命是战前俄国社会一定程度上接管俄国对外政策的关键一步。诺尔德是聪明绝顶、消息灵通的观察者，他与萨佐诺夫、特鲁别茨科伊等外交部主要人物相当熟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需要把他的意见当作俄国对外政策与公众意见间妥协后的最终结论。诺尔德本身是立宪民主党人，他或许夸大了“社会”的影响力。萨佐诺夫之所以任命特鲁别茨科伊，不是因为他代表公众意见，而是因为他是老道的外交官，并且非常了解巴尔干与奥斯曼事务。对于特鲁别茨科伊的意见与提案，萨佐诺夫并非始终同意，也不会马上同意。尼古拉二世、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等人也在制定俄国对外政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其说是“公众意见”或“自由帝国主义”接管政府，我们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外交部主导力量与主流公众意见在对外政策基础上达成共识。[146]

在欧洲环境中，这丝毫不意外。恰恰相反，正如前几章所述，在这个年代，欧洲所有外交部越发受媒体、公众意见和迅速发展的市民社会影响。一如以往，大部分市民表现出对国际关系的断续兴趣与欠佳理解，导致一国对外政策特别容易遭到特殊利益集团与游说团攻击，更不用说民族主义政客。德国和俄国的宪法恰恰向最容易擂动民族主义战鼓的政治利益倾斜，因而两国的事态格外糟糕。然而，哪怕是在更民主的社会，类似的情况也容易出现。民族主义游说团把意大利卷入一战，尽管议会代表大都反对参战，更不用说意大利人民。近年来，研究英德关系的历史学家强调，两国媒体用戏剧化手法描写冲突，煽动彼此的恐惧与怨愤，造成恶劣影响。在英国和德国，党派、游说团和特殊利益集团利用骇人听闻的媒体战赢得选举、增加军事预算，甚至仅仅是唤醒公众，让公众认识到上层阶级某些成员视为危险的外在政治现实。[147]

所有这些仅是更广泛现实的关键一部分，这一现实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对欧洲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在这方面，媒体与市民社会在能够更深刻地动摇国际体系的力量背后发挥作用，如种族民族主义的兴起，它不仅威胁某些大国的稳定性，还关乎其生死存亡。研究通往1914年战争路径的理智历史学家不会忽视这些因素，也不会撰写局限于国家外交关系的传统历史。但重要的是，不能过分强调另一方向。国家和外交官制定对外政策。更有甚者，如果潜在结构因素很重要，那么个人、事件和纯粹的机会也很重要。本书后半部分即围绕此展开，并描述1914年之前十年间俄国和欧洲如何走向战争。

[1] 以下这本著作的第一卷为《基本法》：Svod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St. Petersburg，1906）。对宪法的最全面的英文研究（包括对比）多见于：M. Szeftel，The Russian Constitution of April 23，1906 （Brussels，1976）。关于这个时代的欧洲宪法，另见：A. L. Lowell，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London，1896）。

[2] 有关威廉二世德国的著作甚多。比如，可参见篇幅浩大的三卷本皇帝传记：J. Rohl （vol. 1：The Young Wilhelm；vol. 2：Wilhelm Ⅱ：The Kaiser’s Personal Monarchy；vol. 3：Wilhelm Ⅱ：Into the Abyss of War and Exile［Cambridge，U.K.，1998，2004，2014］）；亦可见：A. Mombauer and W. Deist，eds.，The Kaiser：New Research on Wilhelm Ⅱ’s Role in Imperial Germany（Cambridge，U.K.，2004）。关于意大利君主制，见这本对比著作：Bryce，Monarchie et identité，and D.Mack Smith，Italy and Its Monarchy（London，1989）。关于西班牙，见：Salvadó and Smith，Agony of Spanish Liberalism。关于日本，见：D. A. Titus，Palace and Politics in Prewar Japan（New York，1973），and W. A. Skya，Japan’s Holy War（Durham，N.C.，2009）。关于俄国右翼的最佳介绍，见：Chernaia sotnia：Istoricheskaia entsiklopediia（Moscow，2008）。

[3] 可参见下列著作，并在尾注中查看持类似观点的大量文献：Lieven，Nicholas Ⅱ；也可参见：A. Repni kov，Konservativnyekontsepsii pereustroistva Rossii（Moscow，2007），and Tikhomirov，Monarkhicheskaia gosudarstvennost。

[4] 我在这本著作中花了更多篇幅讨论尼古拉：Lieven，Nicholas Ⅱ。对尼古拉人格与观念的细致后续解读，见：S. Podbolotov，“Nikolai Ⅱ kak russkii natsionalist，” Ab Imperio，3 （2003），pp. 199-223。

[5] Podbolotov，“Nikolai Ⅱ，” p. 205；A. A. Mosolov，Pri dvore poslednego imperatora（Moscow，1992），p. 83.

[6] 关于变化了的君主国宣传形象，首先见：R. Wortman，Scenarios of Power：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2 vols. （Princeton，N.J.，2000），esp. vol. 2，chaps. 12-14。有些宣传甚至被翻译了，比如，见Elchaninov少将在Tsar Nicholas Ⅱ中为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纪念准备的英文版本。尼古拉身着列兵制服的照片见第38页。

[7] S. S. Oldenburg，Last Tsar：Nicholas Ⅱ—His Reign and His Russia，4 vols. （Gulf Breeze，Fla.，1975），vol. 2，p. 50.

[8] MDSH，carton 7N 1535，Attachés Militaires：Russie，1906-1911：Report of Colonel Matton，July 3/16，1909，no. 47，p. 5.

[9] 关于君主制的保守直觉，见：Repnikov，Konservativnye。

[10] 首先见：Lieven，Nicholas Ⅱ，chap. 5。大臣的很多回忆录和日记反映了这一冲突，其中具代表性的是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ksei Kuropatkin）的日记：Dnevnik generala A.N.Kuropatkina（Moscow，2010）。

[11] Svod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vol. 1，articles 13，14，96. 关于尼古拉的行为造成的混乱影响，见这本优秀著作：D. M. MacDonald，United Government。1903年秋天，哈特维希致兰布斯多夫的信让人深深意识到尼古拉二世的行为导致俄国外交陷入一片混乱：GARF，Fond 568，Opis 1，Ed. Khr. 406，listy 62ff.，Hartwig to Lambsdorff，Sept. 17，1903；listy 68ff.，Hartwig to Lambsdorff，Sept. 20，1903；listy 81ff.，Hartwig to Lambsdorff，Oct. 8，1903。见：G. N. Mikhailovskii，Zapiski：Iz istorii rossiiskogo vneshnepoliticheskogo vedomstva，1914-1920，2 vols. （Moscow，2004），vol. 1，pp. 35-36。

[12] 这一法令为：annex 6，pp. 131-134，in S. V. Makarov，Sovet Ministrov Rossiiskoi Imperii（St. Petersburg，2000）。除了Makarov，关于大臣会议，另见：B. V. Ananich et al.，eds.，Upravlencheskaia elita Rossiiskoi imperii（St. Petersburg，2008），pp. 603ff。俄国前驻柏林大使彼得·萨布罗夫（Petr Saburov）提出了举行外交会议等其他建议：GARF，Fond 568，Opis 1，Delo 56，listy 93ff。

[13] 关于高级官僚的价值观和文化演变，见：H. Whelan，Alexander Ⅲ and the State Council：Bureaucracy and Counter-reform in Late Imperial Russia（New Brunswick，N.J.，1982），esp. pt. 2，and Lieven，Russia’s Rulers。

[14] Paul Benckendorff to Alexander Benckendorff，May 28/June 11，1904，CUBA，Benckendorff Papers，box 19. 关于兰布斯多夫，见：Lieven，Russia’s Rulers，pp. 166-167。关于“夫人”，见：M. Krichevskii，ed.，Dnevnik A.S.Suvorina（Moscow-Leningrad，1923），p. 316。

[15] Aleksandr Izvolsky，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Iswolsky（London，n.d.），p. 127. 难以对比两位大臣的私人收入，因为与经常遇到的情况一样——他们的服务记录忽略这类信息。然而萨佐诺夫的兄弟是个富裕地主，某则资料也称大臣为“富人”。记录见：RGIA，Fond 1162，Opis 6，Ed. Khr. 215 （Izvolsky） and Ed. Khr. 485 （Sazonov）. Anon.，Russian Court Memoirs（London，1916），p. 209。

[16] 比如，可参见亚历山德拉皇后与陆军大臣的有趣对话：Aug. 1903：Kuropatkin，Dnevnik Kuropatkina，p. 167。

[17] V. N.Kokovtsov，Iz moego proshlogo，2 vols. （Paris，1933），vol. 2，p. 171.

[18] 关于巴尔干人，见：Last Tsar，vol. 1，p. 131，and Prince von Bülow，Memoirs，1897-1903（London，1931），pp. 87-88。关于博斯普鲁斯远征，见：O. R. Airapetov，“Na vostochnomnapravlenii：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 v pravlenie imperatora Nikolaia Ⅱ，” in Poslednaia voina imperatorskoi Rossii，ed. O. R. Airapetov （Moscow，2002），pp. 158ff.，and KA 2 （1922），pp. 156-162。

[19] 比如，可参见：N. F. Grant，ed.，The Kaiser’s Letters to the Tsar（London，n.d.）。P. 巴克（P. Bark）有关1914年6月24日他与尼古拉的关键会谈的记载：Memoirs，chap. 7，pp. 1-3，Bark Collection，CUBA。

[20] NA FO 371，1467，no. 8486，Sir George Buchanan to Sir Edward Grey，Feb. 24，1912，p. 504. 关于尼古拉的怨愤，举个例子，比如他对特奥多尔·马滕斯说的话：AVPRI，Fond 340，Opis 787，Delo 7，listy 148-51。

[21] 首先见1912年2月与1914年3月他同伯恩哈德的谈话：NA FO 371，2092，1467，no. 8486，Buchanan to Grey，Feb. 24，1912，p. 504，and 2092，1467，no. 15087，Buchanan to Grey，March 31，1914，pp. 215-216。

[22] K. F.Shatsillo，Ot Portsmutskogo mira k pervoi mirovoi voine：Generaly i politika（Moscow，2000），pp. 83-102. 1908年2月1日，大臣会议特别日志总结了他们对陆军与海军对立主张的十分有趣的看法，很多内容由大臣个人手写、修正的抄本见：RGIA，Fond 1276，Opis 4，Delo 530，listy 32ff。比如，国防会议关于这一主题的意见载于一份备忘录：listy 24-30。

[23] 关于圣彼得堡的防务是当务之急一事，可参见帕利岑致斯托雷平的信：RGIA，Fond 1276，Opis 4，Delo 530，listy 557-558，May 8，1908 （OS）。关于谢格洛夫，可参见他对日后一则旨在把波罗的海军舰中队移至地中海的计划的批评：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719/778，“Extract” from Shcheglov’s report to Mikhail Giers，Dec. 1913，listy 8-12。1914年4月1日，海军总参谋部成员阿尔特瓦特（Altvater）上尉以开战为前提所做的海军计划与此相关：RGAVMF，Fond 418，Opis 2ii，Delo 231。

[24] 关于尼古拉意识到俄国受辱，可参见基列耶夫（Kireev）的日记：RGB OR，Fond 126，K 15，list. 39i，May 19，1909。关于对俄国人生命的责任感，见：B. E. Nolde，Blizkoe i dalekoe （Paris，1930），p. 222；Vladimir Kokovtsov，Out of My Past：The Memoirs of Count Kokovtzov（Stanford，Calif.，1935），p. 349。

[25] 关于亚历山德拉的一般情况以及她同维多利亚女王关系的细节，参见：Lieven，NicholasⅡ，pp. 48-49。对拉斯普京的评价，见：J. Fuhrmann，Rasputin：A Life（New York，1990），p. 103。

[26] 尼古拉大公的参谋长冯·劳赫（von Rauch）将军的回忆录对其人格与影响力做了赞赏但公允的评价，见劳赫的多卷手写本回忆录：GARF，Fond 6249，Opis 1，Delo 1。有关大公在军中的地位，见勒迪格致大公的信：A. Roediger，Istoriia moei zhizni，2 vols. （Moscow，1999），vol. 2，pp. 171-174。关于尼古拉之妻对未来战争的过分愿望，见法国驻圣彼得堡武官的信：MDSH，carton 7N 1478，Laguiche to Ministry of War，Nov. 12/25，1912，and Laguiche to Vignal，Nov. 10/22，1912。

[27] 关于梅谢尔斯基，见：W. E. Mosse，“Imperial Favourite：V. P. Meshchersky and the Grazhdani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59，no. 4 （Oct. 1981）；Podbolo-tov，“Nikolai Ⅱ，” pp. 206-212。

[28] 这些笔记见：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987。

[29] 我读了1908年至1914年的所有《公民报》，发现这些观点很常见。比如，见：no. 8，Jan. 31，1908，pp. 1-2；nos. 37-38，May 25，1908，p. 10；nos. 12，14，and 28，March 6 and 27 and July 24，1911，pp. 16，13，13；no. 44，Nov. 10，1913，p. 3；no. 49，Dec. 15，1913，pp. 11-12。Baron M. Taube，La politique russe d’avant-guerre et la fin de l’empire des tsars，1904-1917（Paris，1928），pp. 296-300.

[30] 关于建立大臣会议的法令，见注释12。

[31] S. Iu.Vitte，Vospominaniia，3 vols. （Moscow，1960），vol. 2，pp. 121-23，457-481；vol. 3，pp. 226，235，246，457，536. P. Bark，“Vospominaniia，” Vozrozhdenie，no. 161 （1965），pp. 85-87.

[32] 关于俄国的贸易和工业，见：D. Dahlmann and C. Scheide，eds.，Das einzige Land in Europa，das eine grosse Zukunft vor sich hat：Deutsche Unternehmen und Unternehmer in Russischen Reich im 19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Gottingen，1998），特别是Joachim von Puttkamer写的关于商业游说的章节，“Vorbild Europa？，” pp. 101-126。另见此书中B. Bonwetsch撰写的章节“Handelspolitik und Industrialisierung”：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vorrevolutionaren Russland，ed. D. Geyer （Gottingen，1975），esp. pp. 288-293. J. L. West，The Moscow Progressists：Russian Industrialists in Liberal Politics，1905-1914（Princeton，N.J.，1975）。

[33] Baron R. R. 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2 vols. （London，1922），vol. 1，pp. 191，209，291，302-303. 1914年3月，威特两次匿名在《新时代报》上发表看法，见：no. 13643，March 6/19，p. 3，and no. 13648，March 11/24，p. 3。关于外交官的评论，可以参考：Nelidov to Izvolsky，Nov. 8/21，1906，and Nekliudov to Izvolsky，Nov. 6/19，1907，in Aleksandr Izvolsky，Au service de la Russie：Correspondence diplomatique，1906-1911，2 vols. （Paris，1937，1939），vol. 1，pp. 219-220，230-233。至于尼古拉说他再也不会对威特委以重任，见：RGB OR，Fond 126，K 14，list. 213。

[34]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66/7，listy 2-5，Palitsyn to Izvolsky，Jan. 17，1908 （OS），and list. 6，Palitsyn to Izvolsky，Jan. 25，1908 （OS）. Protocol of the Conference of Jan. 21 and 25，1908 （OS），listy 10-20.伊兹沃利斯基的问题，见：listy 18ii-19ii。

[35]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66/7，listy 19i-20i.

[36] Stolypin to Izvolsky，July 28，1911 （OS），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2，pp. 304-305.

[37] 有关科科夫佐夫的基本资料，集中在他自己的两卷本回忆录中：Iz moego proshlogo。作为补充的第三本Vospominaniia detstva i litseiskoi pory grafa V.N.Kokovtsova涉及他的童年和早年，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Bakhmeteff档案馆，但是现在它的出版信息是：V. N. Kokovtsov，Obryvki vospominanii iz moego detstva I litseiskoi pory（Moscow，2011）。关于圣彼得堡的高层官僚，见：Lieven，Russia’s Rulers。

[38] 弗利格对科科夫佐夫的简短回忆，见于N. N. 弗利格的私人文字：CUBA。

[39] RGIA，Fond 1276，Opis 4，Delo 530，listy 344-374，Kokovtsov to Stolypin. The memorandum，dated Jan. 9，1910 （OS），was titled “Obshchie soobrazheniia o vozmozhnosti i poriadke udovletvoreniia novykh trebovanii Voennago i Morskogo vedomstv po organizatsii gosudarstvennoi oborony.” 科科夫佐夫声称，更常出具的数字忽视了一个事实：对铁路和酒精垄断企业的政府管制让俄国获得大额净收入，所以投入到这些产业上的预算不应被视为国库的负担。对与国防负担和军事开支相关的政治有一则精彩讨论，见：P. Gatrell，Government，Industry，and Rearmament in Russia，1900-1914（Cambridge，U.K.，1994），chap. 3。

[40] Fliege，“Kokovtsov，” CUBA. NA FO 371，726，no. 30738，O’Beirne to Grey，Aug. 12，1909.

[41] 关于圣彼得堡的乡村，见：Lieven，Russia’s Rulers，pp. 135-148；关于引文，见：N. de Basily，Memoirs（Stanford，Calif.，1973），p. 124。

[42] MOEI，3rd ser.，vol. 1，no. 122，Benckendorff to Sazonov，Jan. 15/28，1914，pp. 137-140；ser. 2，vol. 19ii，no. 747，Izvolsky to Sazonov，March 28/April 10，1912，pp. 390-391.

[43] 至今仍无专著讨论这个年代的俄国外交部，不过A. N. Sakharov 编辑的三卷本外交部史中，第一卷主要讲革命前外交制度，第三卷花了不少篇幅写沙皇的外交大臣：Ocherki istorii ministerstva inostrannikh del Rossii（Moscow，2002）。然而，这个时代的俄国外交官留下了大量回忆录，其中最好的一本是：D. Abrikosov，Revelations of a Russian Diplomat（Seattle，1964），p. 93。关于舍别科（Shebeko）的看法，见：GARF，Fond 813，Opis 1，Delo 455，list. 55，Shebeko to Schilling，March 1/14，1912. For Izvolsky，see A. S. Suvorin，Dnevnik A. S. Suvorina （Moscow-Leningrad，1923），pp. 336-337，Aug. 19，1907。

[44] GARF，Fond 813，Opis 1，Delo 340，listy 44-45，Nekliudov to Schilling，Sept. 7/20，1915. 关于俄国贵族外交官的精神与任职的波罗的海男爵的不同行为，在此见有趣的评论：Abrikosov，Revelations，p. 213。

[45] 俄国、德国、英国上层阶级的对比，见：Lieven，Aristocracy in Europe。

[46] Izvolsky to Stolypin，July 21/Aug. 3，1911，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2，pp. 209-304. S. D. Sazonov，Vospominaniia（Moscow，1991），pp. 299-300. Novoe Vremia，no. 13777，July 21/Aug. 3，1914，p. 1.

[47] 关于中学，见：Lieven，Russia’s Rulers，pp. 108-116；CUBA，Kokovtsov，“Vospominannia detstva，” pp. 236-237；N. V. Charykov，Glimpses of High Politics（London，1931），p. 84。

[48] Basily，Memoirs，pp. 8-10，27，89-90，95. V. B. Lopukhin，Zapiski byvshego direktora departamenta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St. Petersburg，2008），pp. 203-204. Mikhailovskii，Zapiski，vol. 1，p. 75. 另一位学员尼古拉·恰雷科夫的回忆录流露了类似情感，见：Nikolai Charykov：Glimpses，pp. 100-101，137，270-271。

[49] 法国人是主要例外，见：P. Jackson，Beyond the Balance of Power：Fr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Era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U.K.，2013），pp. 54-58。有关欧洲外交官的教育，见：T. Otte，“Outdoor Relief for the Aristocracy？European Nobility and Diplomacy，1850-1914，” in The Diplomats’ World：A Cultural History of Diplomacy，1815-1914，ed. M. Mosslang and T. Riotte （Oxford，2008），pp. 44-45。

[50] 这些文字列于此处的第5条（服务业准入）：Svod rasporiazhenii Ministerstva inostrannykh del po departamentu Lichnogo Sostava i khoziaistvennykh del（St. Petersburg，1912），pp. 2-4。

[51] E. Bourgeois，Manuel historique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3 vols. （Paris，1898），vol. 2，pp. 16ff.；vol. 3，pp. 178-179，817ff. 关于布儒瓦本人，见：M. Prévost and R. d’Amat，eds.，Dictionnaire de biographie française（Paris，1954），vol. 6，pp. 1471-1473。

[52] F. Martens，Sovremennoe mezhdunarodnoe pravo tsivizovannykh narodov，2 vols. （St. Petersburg，1895），vol. 1，pp. 4-9，18-28，148-50，178-183，201-202，291，302-307；vol. 2，pp. 223-226，472-476，493-494.

[53] Rosen，Forty Years，vol. 2，pp. 156-158. 关于（儒略历）1914年1月29日罗森在国务会议上的发言，见：Evropeiskaia politika，pp. 33-36。关于吉尔斯的政治，见本章注69。关于博特金，见：CUBA，Botkin Collection，box 6（包含其回忆录）。

[54] 回忆录名为Obliki proshlogo，一份抄本现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引文出自第24页。

[55] ME，no. 31，Oct. 21，1906，p. 29；no. 40，Dec. 23，1906，pp. 9-25；no. 50，Dec. 18，1907，pp. 31，39；no. 43，Nov. 1，1908，pp. 4-5；no. 45，Nov. 15，1908，pp. 25，27；no. 50，Dec. 19，1908，p. 18；no. 49，Dec. 12，1909，p. 11. ME的日期皆为旧式。引文出自G. N. Trubetskoy，“Rossiia kak velikaia derzhava，” in Velikaia Rossiia，ed. V. P. Riabushinskii，2 vols. （Moscow，1910-1911），vol. 1，p. 104。

[56] ME，no. 49，Dec. 12，1909，pp. 7-18；引文出自：p. 17；ME，no. 25，June 26，1910，pp. 27-36；“Nekotorye itogi russkoi vneshnoi politiki，” in Riabushinskii，Velikaia Rossiia，vol. 2，pp. 325-332。另见特鲁别茨科伊致莫里斯·席林的私人信件：GARF，Fond 813，Opis 1，Delo 427，listy 11i-14i，May 11/24，1912.

[57] S. Schmitz，“Grigorii N. Trubetskoy：Politik und Volkerrecht” （PhD diss.，Vienna University，n.d.），p. 189。另见特鲁别茨科伊与萨佐诺夫、席林、涅拉托夫关于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通信：E. A. Adamov，Konstantinopol’i prolivy，2 vols. （Moscow，1925-26），vol. 1，nos. 5 and 6，pp. 199-204；vol. 2，nos. 312，313，316，317，318，pp. 343-355。

[58] ME，no. 12，March 21，1909，E. N. Trubetskoy，“K avstro-serbskomu konfliktu，” p. 4；no. 1，Jan. 6，1907，pp. 22-24；no. 1，Jan. 3，1909，p. 14；no. 9，Feb. 28，1909，pp. 1-2，4.

[59] ME，no. 9，Feb. 28，1909，pp. 1-6. “Rossiia v Evrope，” in Pamiati kniaz’ia Gr.N.Trubetskogo：Sbornik stat’ei（Paris，1930），p. 67.

[60] Velikaia Rossiia，vol. 1，pp. 96-99；vol. 2，pp. 335-38. ME，no. 18，May 9，1909，pp. 49-51；no. 25，June 27，1909，p. 59；no. 13，March 27，1910，p. 19.

[61] ME，no. 28，Sept. 30，1906，pp. 20-27；no. 29，Oct. 7，1906，pp. 29-36；nos. 26/27，July 14，1907，pp. 11-17. Velikaia Rossiia，vol. 1，pp. 68-71，89-90，94-99.

[62] Rosen，Forty Years，vol. 1，pp. 18-19，302-8. 关于洛巴诺夫，见：Lieven，Russia’s Rulers，p. 198.

[63] AAA SPB，Fond 777，Opis 2，Delo 402，listy 1-4，Roman Rosen to Viktor Rosen，June 1/13，1899.

[64] 关于维克托·罗森，首先见：V. Tolz，Russia’s Own Orient：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Soviet Periods（Oxford，2011），chaps.1-3.N.I.Veselovskii，Baron Viktor Romanovich Rozen：Nekrolog（St. Petersburg，1908）。

[65] Rosen，Forty Years，vol. 2，p. 108.

[66] 备忘录题名为“Evropeiskaia politika Rossii”，于1917年君主制被推翻后在圣彼得堡出版。1913年，其删减版在法国出版，激怒了当地人士。“Les contrecourants de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russe，” Le Correspondent，Sept. 10，1913，pp. 1018-1037。

[67] Evropeiskaia politika，pp. 11-14.

[68] Evropeiskaia politika，pp. 5-11，17-18.

[69] Evropeiskaia politika，pp. 18-27.

[70] 亚历山大·吉尔斯与科科夫佐夫的通信十分有趣，大多载于：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7。比如，（儒略历）1911年10月10日致科科夫佐夫的信：listy 51i-ii。信中，亚历山大提到堂弟让他私下向科科夫佐夫转告“某些担忧”。

[71] 见1906年4月吉尔斯论兰布斯多夫辞去外交大臣一事的文章：GARF，Fond 892，Opis 1，Delo 90，listy 1-5。

[72] 见1906年2～3月伊兹沃利斯基的日记：GARF，Fond 559，Opis 1，Delo 86，listy 20i-ii，27ii。

[73] 关于马滕斯对伊兹沃利斯基和吉尔斯关系的（一如既往地尖酸）评价，见其日记：Nov. 1907，AVPRI，Fond 340，Opis 787，Delo 7，listy 95i，96ii。关于吉尔斯与伊兹沃利斯基的通信，见：GARF，Fond 892，Opis 1，Delo 27。（儒略历）1907年5月，即吉尔斯上任一年后，他们的关系仍然非常好：list. 8，Giers to Izvolsky，May 23，1907。（儒略历）1908年12月，两人关系变冷淡了，吉尔斯也急于摆脱外交职位：list. 10，Giers to Izvolsky，Dec. 15，1908。

[74] 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7，list 71，Giers to Kokovtsov，Dec. 15，1911 （OS）.

[75] 这些年里，吉尔斯写的备忘录和文章几乎都提及这一观点，他的大部分文章见其私人文字，载于：AVPRI，Fond 340，Opis 597。

[76] 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7，listy 65i-66ii，Giers to Kokovtsov，Nov. 29，1911.

[77] 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7，listy 79i-81ii，draft letter to Sazonov.

[78] Memorandum byGiers，June 20，1911，AVPRI，Fond.

[79] 见其备忘录末尾：April 25，1913 （OS），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7，listy 103ff。

[80] Memorandum，Dec. 16，1909 （OS），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5269，listy 1-4. Letter to Kokovtsov，Sept. 18，1911 （OS），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7，listy 43ff.；draft letter to Kokovtsov，Nov. 8，1911 （OS），listy 54ff.；memorandum，Nov. 25，1911 （OS），listy 61ff.；letter to Kokovtsov，Feb. 22，1912，listy 85ff.；memorandum，Nov. 20，1913，reprinted in A. A. Girs，Pis’ma i zametki （Petrograd，1916），pp. 10ff.

[81] 比如，尼古拉二世的文件中保留的一份吉尔斯的电报，其中包括尼基塔对俄国民意的呼吁：GARF，Fond 601，Opis 1，Delo 785，listy 1-4. Potapov to Zhilinsky，June 3/16，1910，no. 298，in N. M. Potapov，Russkii voennyi agent v Chernogorii：Doneseniia，raporty，telegrammy，pis’ma，1902-1915 g.g.，ed. A. N. Sakharov and R. Raspopovich，2 vols. （Moscow，2003），vol. 1，pp. 504-506。1913年6月波塔波夫撰写的两篇备忘录，总结了他对黑山人在巴尔干战争中的地位以及俄国军事前景的看法：June 16/29，1913，nos. 412 和 414，pp. 641-649 和 652-663；引文出自：pp. 644-645 和 660-662。

[82] AVPRI，Fond 340，Opis 812，Delo 34，listy 6-9，Giers to Sazonov，Sept. 10/23，1914.

[83] 见备忘录：April 25，1913 （OS）。载于吉尔斯与科科夫佐夫的通信：AVPRI，Fond 340，Opis 597，listy 103-104，但亦有重印：Girs，Pis’ma，pp. 7-9。

[84] Girs，Pis’ma，pp. 14-16.

[85] 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20，listy 12-14，Memorandum by Giers，June 20，1911 （OS）. Girs，Pis’ma，pp. 7，12-20.

[86] 对欧亚主义的出色介绍，见：Dmitry Shlapentokh，ed.，Russia Between East and West：Scholarly Debates on Eurasianism（Leiden，2007）。

[87] 比如，（儒略历）1911年11月8日吉尔斯致科科夫佐夫的信件草稿：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7，listy 54ff.；关于（儒略历）1913年8月27日萨佐诺夫在尼古拉二世面前详细反驳吉尔斯的建议，见：listy 58ff.，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4。吉尔斯致萨佐诺夫的电报罗列了其观点，见：Aug. 12/25，1913，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048，list 217。

[88] 有关总体军事行政管理，见此书序言：vol. 1 of A. Millett and W. Murray，eds.，Military Effectiveness：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U.K.，2010），pp. xiii-xxi。关于臃肿的俄国官僚体制，可参见：O. R.Airapetov，“The Russian Army’s Fatal Flaw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World War Zero，ed. J. W. Steinberg et al. （Leiden，2005），vol. 1，pp. 157-179。关于大臣和君主，见1903年8月库罗帕特金与尼古拉二世的对话：Dnevnik Kuropatkina，pp. 137-143。

[89] 关于国防会议，见：M. Perrins，“The Council for State Defence，1905-1909：A Study in Russian Bureaucratic Politics，”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58，no. 3 （1980），pp. 370-399。至于国防会议为何不大可能影响对外政策，见伊兹沃利斯基在国防会议上的发言与将军的回答：RGVIA，Fond 830，Opis 1，Delo 170，“Zhurnal po voprosu o voennom polozhenii na Dal’nem Vostoke” （1907），no. 5。

[90] 首先见：N. Stone，The Eastern Front，1914-1917（London，1975），此书仍是经典著作。另见：Shatsillo，Ot Portsmutskogo mira，esp. chap. 2。

[91] 重点参考亚历山大·卢科姆斯基（Aleksandr Lukomsky）将军的回忆录：Ocherki iz moei zhizni（Moscow，2012），pp. 191-238。W. Fuller，The Foe Within：Fantasies of Treason and the End of Imperial Russia（Ithaca，N.Y.，2006），pp. 45-47，51-58，72-75，80-86. I. K. Grigorovich，Vospominaniia byvshego morskogo ministra （Moscow，2005），pp. 62-64. B. Menning，“War Planning and Initial Operations in the Russian Context，” in War Planning 1914，ed. R. Hamilton and H. Herwig （Cambridge，U.K.，2010），pp. 80-142；A. M. Zaionchkovskii，Podgotovka Rossii k imperialisticheskoi voine：Ocherki voennoi podgotovki i pervonachalni’kh planov（Moscow，1926），pp. 279，311-314. R. Marchand，ed.，Un livre noir：Diplomatie d’avant-guerre d’après les documents des archives russes，2 vols. （Paris，n.d.），vol. 2，p. 423.

[92] 名为“Doklad o meropriatiakh po oborone Gosudarstva，podlezhashchikh osuchchestvleniia v blizhaishee desiatiletie” 的报告由帕利岑和M. V. 阿列克谢耶夫于1908年5～10月撰写：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153。帕利岑致斯托雷平的信，日期为（儒略历）1908年5月8日，载于：RGIA，Fond 1276，Opis 4，Delo 530，listy 557i-558i。

[93] RGAVMF，Fond 418，Opis 2，Delo 238，listy 24-48，“Vsepoddaneishii Doklad，” Oct. 2，1906 （OS）. 关于海军，见：I. V. Kasatonov，ed.，Tri veka rossiiskogo flota，3 vols. （St. Petersburg，1996），vol. 2，pp. 6-65，and Afonin，“Navy in 1900，” pp. 575-592。

[94] Roediger，Istoriia，vol. 2，pp. 276-277.

[95] 关于这些年军事和海军力量的加强，见：Shatsillo，Ot Portsmutskogo mira，pp. 234-262，and Gatrell，Government。关于海军建造的费用和时间，见：M. A. Petrov，Podgotovka Rossii k mirovoi voine na more（Moscow，1926），pp. 143，168。关于外国对俄国军事能力的看法，见：R. Ropponen，Die Kraft Russlands：Wie beurteilte die politische und militärische Führung der europäischen Grossmächte in der Zeit von 1905 bis 1914 die Kraft Russlands？（Helsinki，1968），pp. 235ff。

[96] 例如Prince Nikolai Kudashev 在1912年12月24日/1913年1月6日写给 Grigorii Trubetskoy 的信中赞颂了伯恩哈迪将军并且希望有更多的俄国高级将领都有他的战斗精神。关于Kudashev不是好战者的记录：AVPRI，Fond 340，Opis 902，list.1。在后续注释中引用了的军事作家都采用了这些术语描述过战争；关于此观点的一个经典解释，参阅P.V.Petrov，ed.，Voennyi sobesednik （St.Petersburg，1910）。

[97] I. S.Blokh，Obshchie vyvody iz sochineniia “Budushchaia voina v tekhnicheskom，politicheskom I ekonomicheskom otnosheniiakh” （St. Petersburg，1898）. 另见：T. Haruo，“Approaching Total War：Ivan Bloch’s Disturbing Vision，”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World War Zero，ed. D. Wolff et al. （Leiden，2007），vol. 2，pp. 179-202。

[98] 其中有古列维奇上校于1898年在Voennyi Sbornik上发表的很多文章以及西曼斯基（Simansky）上校的著作：Otvet g.Bliokhu na ego trud，“Budushchaia voina v tekhnicheskom，ekonomicheskom i politicheskom otnosheniakh” （St. Petersburg，1898）。

[99] Major General N. P.Mikhnevich，Strategiia，2 vols. （St. Petersburg，1899/1901）；关于布洛赫是采取持久战还是速决战的讨论，见：pp. 13-16 and 39-42 of vol. 1。关于米赫涅维奇，见：J. W. Steinberg，All the Tsar’s Men：Russia’s General Staff and the Fate of the Empire，1898-1914（Baltimore，2010），pp. 158-166，217。

[100] 关于苏霍京和美国内战，见：G. Persson，Learning from Foreign Wars：Russian Military Thinking，1859-1873（Dorchester，2010），pp. 82-86。

[101] 比如，彼得罗夫编辑的军事选集提到了后一观点，见：Petrov，Voennyi sobesednik，pp. 15-18。B. Menning，Bayonets Before Bullets：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1861-1914（Bloomington，Ind.，1992），pp. 129-33，233.此文讨论了布洛赫和对未来战争的军事思考。

[102] A.Gulevich，“Voina i narodnoe khoziaistvo：Okonchanie，” Voennyi Sbornik，241，no. 6 （June 1898），p. 296. Simansky，Otvet，p. 33.此书原则上与古列维奇的著作持相同观点。关于施里芬和德国总参谋部，见：S. Förster，“Der deutsche Generalstab und die Illusion des kurzen Krieges，1871-1914：Metakritik eines Mythos，” Milita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54，no. 1 （1995），pp. 61-95。

[103] Sukhomlinov to Kokovtsov，April 16，1909 （OS），此书附有供大臣会议参考的关于俄国战争筹备的无标题备忘录：RGIA，Fond 1276，Opis 5，Delo 522，listy 1-6. A.M.Zaionchkovskii，Podgotovka Rossii k mirovoi voine（Moscow，1926），pp.87-88，185。

[104] Mikhnevich，Strategiia，pp. 39-42；Simansky，Otvet，pp. 37-38，59-62.

[105] RGIA，Fond 1276，Opis 4，Delo 530，它收录了1908～1910年关于筹备战争的大臣会议通信，大部分信件令人很感兴趣。这一Delo的核心是大臣会议主席编辑的大臣个人对斯托雷平要求的应答：listy 430-65；交通部的应答，见：listy 449ff.，农业部的应答，见：listy 456ff。

[106] 关于希波夫的观点，见：RGIA，Fond 1276，Opis 4，Delo 530，listy 453-456。M. P. Fedorov，Ekonomicheskie interesy zameshannye v bol’shoi evropeiskoi voine（St.Petersburg，1913），比如，可见pp.7，15，27-41。客观评价费奥多罗夫，他的确指出了俄国经济将受影响的关键方面。战争爆发后，P.P.米古林教授立刻在《新时代报》上发文：Novoe Vremia，no. 13777 （July 21/Aug. 3，1914），p.3。关于大臣会议，见其前代理秘书于1925年12月19日致V.I.古尔科（V.I. Gurko）的信，他在信中提到1914年7月大臣们预计了一场短期战争：CUBA，Iakhontov Papers，Gurko，p. 2。

[107] A. E.Snesarev，Voennaia geografiia Rossii（St. Petersburg，1909），这是对帝国防御基本问题的极佳介绍，尤其见 pp.11-22，43-52。

[108] Menning，“War Planning，” pp. 86-87. Zaionchkovskii，Podgotovka，pp. 59-62，122-39. MDSH，carton 7N 1535：Wehrlin，“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rmée russe，” pp. 20-21；Langlois，“Conférence sur l’armée russe，” pp. 33-34；“Notice statistique，” pp. 47-50. 关于铁路的数据，出自：Ekonomicheskaia istoriia Rossii：Entsiklopediia，vol. 1，pp. 777-782。

[109] Menning，“War Planning，” pp.119-125. M.Alekseev，Voennaia razvedka Rossii：Ot Riurika do Nikolaia Ⅱ，4 vols. （Moscow，1998），vol. 2，pp. 216ff.

[110] RGVIA，Fond 2000，Opis 1，Ed. Khr. 2529，“Doklad po GUGSh.s razborom zapiski Fr. General’nogo Shtaba planakh voiny Germanii i Avstro-Vengrii protiv Rossii i Frantsii，” 1911，listy 1-5；Ed. Khr. 2527，“Zakliuchenie byvshego russkogo voennogo agenta v Germanii Mikhelsona na zapisku Fr. Genshtaba o veroiatnykh planakh Germanii，” June 4，1911，listy 1-3；MOEI，2nd ser.，vol. 20ii，Ignatev to Zhilinsky，April 15/28，1912，pp. 108-10.

[111] 关于利芬自己的观点，见：A. A. Lieven，Dukh i ditsiplina nashego flota（St. Petersburg，1914），pp. 11-14，51-52，61，474-78. D. V. Nikitin，“Svetleishii，” Morskoi Zhurnal，33，no. 9 （1930），pp. 177-80。

[112] 针对马汉著作中有关海权的更广泛讨论，见：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0，no. 1 （Feb. 1988）。太过相信从另一个年代和英国独特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不仅仅会扭曲俄国政策。比如，关于马汉在日本的影响，见：S. Asada，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Annapolis，Md.，2006），and D. C. Evans and M. R. Peattie，Kaigun：Strategy，Tactics，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1887-1941（Annapolis，Md.，1997），esp. chaps. 4 and 5。

[113] 原文副本见：AVPRI，Fond 138，Opis 467，Ed. Khr. 303/306，listy 17ff.；引文出自：list 18i，以及19ii-21i提及的圣彼得堡的安保。备忘录载于：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4 （1996），pp. 42-50。

[114] Lieven，Dukh i ditsiplina，pp. 9，21-28，34-54，60，86-90.

[115] 关于士官人数，见：A. Morskoi，Voennaia moshch’ Rossii：Predskazaniia general-adiutanta A.N.Kuropatkina I ikh kritika grafom S.Iu.Vitte（Petrograd，1915），p. 86。专门就海军士官人数而言，比如可参见P. 布拉切克（P. Burachek）中将的一系列题名为“Zametki o flote”的文章，载于1911年的Morskoi Sbornik（vol. 364，no. 6，pp. 23-46；vol. 365，no. 7，pp. 19-50；vol. 367，no. 12，pp. 1-46），以及vol. 370，no. 6 （June 1912），pp. 19-52。

[116] 比如，可参见前远东军总司令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的评论：Zadachi Russkoi Armii，3 vols. （St. Petersburg，1910），vol. 3，pp. 230-231，290-315。

[117] 当斯托雷平要求各部门为俄国备战做贡献时，东正教教会首席行政官谢尔盖·卢斯安诺夫正是如此回应他：RGIA，Fond 1276，Opis 4，Delo 530，list 434ii。此书详细记载了英国人对士气、火力和动员民兵问题的争论：T. Travers，The Killing Ground：The British Army，the Western Front，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Warfare（London，1987），chaps. 2 and 3。当然了，民族主义和激励的普遍观点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对此主题的近期争论，见：J. A. Hall and S.Malesevic，eds.，Nationalism and War（Cambridge，U.K.，2013）。

[118] MDSH，carton 7N 1486：“Rapport du capitaine d’infanterie Jacquinot sur un stage de six mois accompli dans l’armée russe”；“Rapport du Capitaine Lelong détaché à la Brigade de Chasseurs de Suwalki sur les premiers impressions receuillies au cours de son stage”；carton 7N 1535，École Supérieure de Guerre，Langlois，“Conférence sur l’armée russe，1912-1913，” pp. 15，23-24；“Notice statistique，” pp. 14，25-27.

[119] RGIA，Fond 1276，Opis 4，Delo 530，listy 431i ff. （Lukianov） and listy 446ii ff. （Schwartz）.

[120] D. Wright，“Preparing Citizens：The Tsarist Regime and the Military Education of Youth，” in Airapetov，Poslednaia voina imperatorskoi Rossii，pp. 43-65. 尼古拉的话出自：Elchaninov，Tsar Nicholas Ⅱ，pp. 77-78。关于尼古拉二世时君主制的“表演”，见：Wortman，Scenarios of Power，vol. 2，esp. chaps. 12-14。现存有很多关于这些庆典的精彩新闻短片，在西方，获取它们的最方便途径是Frédéric Mitterrand执导的多部纪录片：Les aigles foudroyés：Un film de Frédéric Mitterrand，France 2 （1996）。

[121] 即便在英语著作中，对这些主题的二次改编的文学作品也非常多。关于警察以及警方和革命运动的暗斗，举个例子，可见：J. Daly，The Watchful State：Security Police and Opposition in Russia，1906-1917（DeKalb，Ill.，2004）。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见：R. B. McKean，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Workers and Revolutionaries，June 1907-February 1917（London，1990）。关于列宁，见下列三卷本著作：Robert Service，Lenin：A Political Life（London，1985-1994）。关于列宁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的地位，见：L.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Its Rise，Growth，and Dissolution，3 vols. （Oxford，1978）。

[122] 关于俄国海军社群，见：Shatsillo，Ot Portsmutskogo mira，pp. 84-86。关于爱国文化的弱势，举个例子，可见：P. Kenez，“A Profile of the Pre-revolutionary Officer Corps，”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1973），pp. 152-153。

[123] 关于《俄罗斯世界》，见：C. Schmidt，Russische Presse und Deutsches Reich，1905-1914（Cologne，1988），pp. 17-20。A. J. Cohen，“Bild und Spielbild：Deutschland in der Russischen Tageszeitung ‘Russkoe Slovo’ （1907-1917），” in Deutsche und Deutschland aus russischer Sicht：19/20 Jahrhundert：Von der Reformen Alexanders Ⅱ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ed. L. Kopelev （Munich，2006），pp. 258-279.

[124] 斯特鲁韦在1909年出版的一系列题为《里程碑》（Vekhi）的散文中借志同道合的前激进派之口阐述了这些爆炸性观点。1977年纽约出版了英译本，由Boris Shragin与Albert Todd编辑。

[125] 关于斯特鲁韦，首先参见杰出的两卷本传记：R. Pipes：Struve：Liberal on the Left（Cambridge，Mass.，1970） and Struve：Liberal on the Right，1905-1944（Cambridge，Mass.，1990）。Pipes也编辑了很有价值的多卷本斯特鲁韦选集：P. B. Struve：Collected Works in Fifteen Volumes（Ann Arbor，Mich.，1970）。关于作为自由帝国主义者的斯特鲁韦，见：A. Semenov，“Russian Libe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Imperial Diversity，” in Liberal Imperialism in Europe，pp. 67-90。关于斯特鲁韦的一篇关键文章题为“Velikaia Rossiia：Iz razmyshlenii o probleme russkogo moguchestva，” Russkaia Mysl’，2 （1908），pp. 143-157。

[126] AVPRI，Fond 340，Opis 902，Delo 1，listy 2i ff.，Kudashev to Trubetskoy，Dec. 24，1912/Jan. 6，1913，and listy 7ff.，Kudashev to Trubetskoy，Jan. 17/30，1913. 有关立宪民主党和对外政策的主体文本出自U. Liszkowski，Zwischen Liber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Stuttgart，1974）；对和平运动的看法，参见：pp. 240ff。

[127] 关于准备新的1812年战争，经典文本参见Prince Aleksandr Shcherbatov，Gosudarstvennaia oborona Rossii（Moscow，1912）。亚历山大·基里（Aleksandr Kiree）的日记反映了对德国意识形态的支持，以及视德国为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复合想法，比如，可参见：RGB OR，Fond 126，K 13，list. 1ii；K 15，listy 20i-21ii。关于欧洲的旧派与新派右翼，见：M. Blinkhorn，ed.，Conservatives and Fascists（London，1990）。此文仍然值得一读：H. Rogger，“Was There a Russian Fascism？The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36 （1964。关于近年来激进右翼的俄语文学，见Platonov 的作品，它不仅包含信息记录，也列出了有用的参考文献：O. A. Platonov，ed.，Chernaia sotnia：Istoricheskaia entsiklopediia，1900-1917（Moscow，2008）。

[128] 关于“十月主义”，见：B. C. Pinchuk，The Octobrists in the Third Duma，1907-1912（Seattle，1974）；关于民族主义党人，见：R. Edelman，Gentry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New Brunswick，N.J.，1980）。Kotsiubinskii的著作包含近年来对俄国民族主义的更广泛研究：D. A. Kotsiubinskii，Russkii natsionalizm v nachale XX stoletiia（Moscow，2001）。

[129] 对英语读者来说，Rieber的著作仍是此主题的最佳介绍读物：A. Rieber，Merchants and Entrepreneurs in Imperial Russia（Chapel Hill，N.C.，1982）。但也可参见：S. McCaffray，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sarist Russia（DeKalb，Ill.，1996），and J. Grant，Big Business in Russia：The Putilov Compan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1868-1917（Pittsburgh，1999）。对俄国读者来说，目前最详尽的介绍是这个两卷本著作：Ekonomicheskaia istoriia Rossii（Moscow，2008），ed.Y. Petrov。

[130] 关于贸易争端的简介，见Bonwetsch，“Handelspolitik，” pp. 288-293。

[131] Semyonov，“Russian Liberalism，” pp. 67-90.

[132] S Angliei ili s Germaniei？Obmen myslei S.F.Sharapova i M.O.Menshikovym：Neskol’ko glav “Moego dnevnika” （Moscow，1909），pp. 5-6，8-12，14-21，34-36，82-83. S. Sharapov，Frantsiia I Slavianstvo（St. Petersburg，1894），pp. 3-19. Sharapov，O vseslavianskom s’ezde，pp. 3-6，9-10，14，18. 关于沙拉波夫，见此著作中富含信息的长条目：（pp. 617-626） in O. A. Platonov，ed.，Slavianofily：Istoricheskaia entsiklopediia（Moscow，2009）。某位德军高级情报官后来写道，与法国人、英国人不同，普通俄国人（其中很多是他遇到的战俘）对德国没有敌意，参见：Colonel W. Nicolai，The German Secret Service（London，1924），比如，可见第123页。亚历山大·吉尔斯的报纸刊载了一篇有趣的备忘录，此文为一群高级军官所作。他们强调大俄罗斯的农村人口对于煽动对其他民族敌意的外在措施相当无动于衷，参见：GARF，Fond 892，Opis 1，Delo 62。这篇备忘录强调呈献给沙皇，但其论证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德国人。

[133] Bobrinsky，Prazhskii s’ezd，pp. 1-17，20-30，44-54，55-65，74-75，83，86-105.M. Nebelin，Ludendorff：Diktatur im Ersten Weltkrieg（Munich，2010），pp. 350-352.

[134] NA FO 371，979，no. 32998，O’Beirne to Grey，Sept. 8，1910，p. 48.

[135] H. W. Williams，Russia of the Russians（London，1914），p. 107.

[136] Schmidt，Russische Presse，pp. 12-17. D. R. Costello，“Novoe Vremia and the Conservative Dilemma，1911-1914，” Russian Review，37 （1978），pp. 30-50.

[137] Novoe Vremia，no. 13029，June 21/July 4，1912，p. 3；no. 13638，March 1/14，1914，p. 4. 在这场与沙拉波夫的论战中，缅希科夫的文章重印于：S Angliei ili s Germaniei？

[138] Novoe Vremia，no. 11784，Jan. 1/14，1909，pp. 2-3；no. 11859，March 18/31，1909，p. 4；no. 11857，March 16/29，1909，p. 2.

[139] Novoe Vremia，no. 13580，Jan. 1/14，1914，p. 2.

[140] 比如说，在亚历山大·勒迪格的两卷本回忆录第一页，他写道：“没有杜马，我就无法获得军队需要的钱。” Istoriia moei zhizni（Moscow，1999），vol. 2，p. 1. 格里戈罗维奇强调管理杜马的重要性，参见：Grigorovich，Vospominaniia，pp. 64，75，77。

[141] MDSH，carton 7N，1535，Matton to 2ème Bureau，May 16/29，1909. NA FO 371，1745，no. 27327，O’Beirne to Grey，June 12，1913，p. 348. Count V. von Lambsdorff，Die Militärbevollmächtigten Kaiser Wilhelms Ⅱ am Zarenhofe，1904-1914（Berlin，1937），p. 317.

[142] Slovo，no. 483，June 9，1906；the extract is in A. A. Giers’s papers in GARF，Fond 892，Opis 1，Delo 27，list 6.

[143] 关于这些说法，见伊兹沃利斯基的日记：GARF for Jan. to April 1906：Fond 559，Opis 1，Delo 86，listy 20i-ii，23i-ii，27ii。

[144] AVPRI，Fond 340，Opis 787，Delo 7 （Martens’s diary），list 141ii，Dec. 4，1908（OS）.苏沃林本人在日记里记载，1907年8月，伊兹沃利斯基曾拜访自己，希望支持他的对日政策，参见：diary entry for Aug. 19，1907 （OS），in Dnevnik Suvorina，pp. 375-376。

[145] 关于莫里斯·席林试图让特鲁别茨科伊重返外交部的尝试、特鲁别茨科伊的疑虑以及他希望成为国家议会代表的愿望，参见：GARF，Fond 813，Opis 1，Delo 295，list. 5，N. A. Kudashev to Schilling，April 11/24，1912。

[146] Nolde，Blizkoe，特别是其中关于特鲁别茨科伊的片段（pp. 226ff.），以及关于萨佐诺夫的片段 （pp. 221ff.）。关于诺尔德在外交部的角色，见：Mikhailovskii，Zapiski，pp. 37-39。

[147] 比如，关于意大利，见：R. Bosworth，Italy and the Approach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83）。关于英德关系，首先见：Geppert，Pressekriege，Öffentlichkeit，und Diplomatie；但另见：U. Daniel，“Einkreisung und Kaiserdämmerung：Ein Versuch der Kulturgeschichte der 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auf die Spur zu kommen，” in Was heisst Kultu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ed. B. Stollberg-Rilinger （Berlin，2005），pp. 279-328，and Rose，Zwischen Empire und Kontinent，esp. pp. 4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