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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4 一将成名：哈拉哈河，1939
1939年5月，由于苏日军队在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发生了一连串的流血冲突，朱可夫被派往远东，领导一个督查小组调查与日军作战的第57特别军军长N.V.费克连科（N.V.Feklenko）“工作不能让人满意”的原因。国防人民委员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在5月24日的命令中对朱可夫的任务做了详细的交代：“调查第57军军长及其参谋人员在作战训练方面的工作，以及该军军长为了使部队做好行动准备，采取了哪些措施支持自己的部下；核实第57军人员的数量及构成、该军武器给养的状况及保障情况。如发现作战训练方面存在不足，立即与该军军长一道采取果断措施予以纠正。”[1]
朱可夫之所以被委以重任，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骑兵监察部工作过，以及他在作战训练方面的鼎鼎大名。在被调往远东的前一年，他作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具体负责的就是骑兵部队和坦克旅的训练；而总参谋部的看法则是，在与日本人即将进行的作战中，装甲力量及快速移动会在哈拉哈河地区平坦的开阔地带发挥重要作用。
5月24日，朱可夫给自己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写信说：
爱妻：
今天我和人民委员在一起。我想，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我要执行一项长期的任务。人民委员说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首先我要请求你不要抹泪，要坚忍、坦然地面对这次痛苦的离别。想想看，亲爱的，非常困难的工作就摆在我面前，而我，作为一名党员和红军指挥员，必须以身作则，迎难而上。你是了解我的，我不喜欢对工作马马虎虎，但我又放心不下你和我们的孩子。我请你为我创造这种安宁。拜托你，尽你最大的力量……至于我，你可以百分之百地放心。
你的眼泪让我很伤心。但我理解，这对你来说也很难。
深情地吻你，吻我亲爱的女儿们。
你的若尔日（Zhorzh）[2]
苏日对抗
哈拉哈河地区冲突的根源在于俄日之间在中国的长期竞争。[3]出于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后期就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使得日本从中国皇帝的手中夺走了对朝鲜的控制权。中国还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不过，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这两个国家同样担心日本在中国的渗透，因为它们在那里也拥有广泛的利益——俄国向日本人施压，要他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控制权。随后，俄国人进入辽东半岛，并从中国人那里租借了亚瑟港（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从而使他们拥有了终年不冻的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了打通与亚瑟港的陆上交通，他们开始修筑后来所谓的“中东铁路”[4]。这条线路贯穿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并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及“跨西伯利亚大铁路”连在一起。他们还开始蚕食日本在朝鲜的经济利益。这一切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他们试图通过谈判与俄国人达成交易，用俄国在满洲的霸权来换取其对日本人在朝鲜的控制权的承认。谈判失败后，日本人于1904年2月偷袭了驻扎在亚瑟港的俄国舰队。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连连败北，包括丢掉了亚瑟港。双方伤亡数万人。俄国的军事失败是促成1905年革命的原因之一。当时爆发了一连串的罢工、抗议和暴力骚乱，目的是逼迫沙皇尼古拉二世改革其独裁政权。1905年9月，内外交困的沙皇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耻辱的《朴茨茅斯条约》。根据条约，俄国人被迫撤出满洲，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并将俄国自1875年起占领的萨哈林岛南半部分的控制权归还给日本人。此外，日本人还获得了中东铁路南段的控制权。
俄日之间接下来的冲突发生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1918年夏天，7万日军以美、英、法军队为后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并与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的反对势力联合起来。此次武装干涉的背景是，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和约，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与西方国家联合组成远征军，表面上是为了保障它们给前俄国盟友所提供的战争物资的安全，实质上是为了更广泛地干预俄国内战，推翻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权。在布尔什维克赢得内战之后，1920年4月，西方国家的军队撤出了西伯利亚，但想在西伯利亚建立永久基地的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又在那里赖了两年，只是由于苏联人的坚决反对，他们才最终撤走。
但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势力依然根深蒂固——前者于1910年被日本人吞并，后者则有关东军保护着日本人控制的中东铁路南段及其周围地区。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借口部分铁路线路遭到蓄意破坏——据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异见分子所为——入侵并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2月，日本人在满洲成立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
苏联人对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觊觎西伯利亚。1932年12月，日本人拒绝签订苏联人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这让苏联人的担心变得越发强烈。莫斯科采取的对策是，不断加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力。
对莫斯科而言，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伪满洲国境内的中东铁路北段。它们是由苏联人控制的，但此时却在日本人的地盘上。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在1935年3月把铁路卖给了日本人。但在当时，苏联和伪满洲国之间的边境领土争端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由此引发的一连串边境冲突把苏联和日本的军队都卷了进去。1936年11月，日本与纳粹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进一步加剧了苏日之间的紧张状况。该协定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国际”——它是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为挑动世界革命而成立的——实际上矛头对准的却是苏联。它还含有一个秘密协议：如日本和德国当中的任何一方卷入与苏联的战争，另一方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该协定使斯大林更加相信，日本的特务和破坏分子已经渗透进西伯利亚，于是，他便大肆逮捕居住在该地区的土生土长的朝鲜人和日本人。
1937年7月，日本入侵中国华北，并很快占领了北平和上海。在中日战争期间——它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冲突的开始——苏联成了中国的主要军火供应国。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为中国提供了904架飞机、82辆坦克、602辆拖拉机、1516辆汽车、1140挺重机枪、9720挺轻机枪、50000支步枪、1.8亿发子弹、31600枚炸弹和200万发炮弹。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有数百名，其中包括许多飞行员。[5]
苏日关系中特别棘手的是蒙古与伪满的边界问题。1924年作为苏联的附庸国而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曾是中国的外蒙古。在日本人占领满洲之后，蒙古与伪满政府之间的边界争端开始增多。由于争端逐渐升级，莫斯科在1936年3月签订了苏蒙互助条约，意在表明其维护蒙古和反对日本蚕食的坚定立场。
在1939年的哈拉哈河战役之前，最严重的事件是1938年苏联远东军与日本关东军在朝鲜、满洲及与苏联接壤的哈桑湖（Lake Khasan）地区发生的师级强度的冲突。经过一番激战，日本人后退了，没有挑起进一步的对抗，而是接受了苏联划分的边界。如果态度强硬，日本人就会退让，这一点苏联领导层并不是没有注意到。
总的来看，尽管是苏联人取得了胜利，但红军在哈桑湖战役[6]中的表现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经过调查之后，远东集团军在1938年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独立的集团军群。苏联人还决定成立第57特别军，专门部署在蒙古。
哈拉哈河冲突与伪满和蒙古的边界的划分有关：边界是像日本人说的沿哈拉哈河，还是像蒙古人说的在这条河以东的地方？争端牵涉到的是一片数平方英里的荒无人烟的地区的归属问题，所以，这一争端对于苏日双方来说，其实都不太重要。但由于苏日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积怨已久，争端的意义就被放大了：要紧的是苏日之间在远东的权力关系和两国之间万一发生更全面的军事冲突谁有可能占得上风的问题。
远赴蒙古
在5月24日接到伏罗希洛夫的命令后不久，朱可夫就抵达了位于塔木察格—布拉克（Tamtsak-Bulak）的第57军司令部。5月30日，他和他的督查小组向伏罗希洛夫呈交了报告，认为5月28日和29日在哈拉哈河以东地区与日军的战斗“格外混乱”，结果苏军有71人阵亡、80人负伤、33人失踪。朱可夫在报告中说，作战之所以组织混乱，是由于战术不当、战役管理计划不周密和未能料敌在先。[7]6月3日，朱可夫在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中写道，在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当中，称职的只有参谋长库谢夫（Kushchev）。至于费克连科，“无论是作为布尔什维克还是作为个人，都很好，绝对忠于党的事业，而且他也很尽力。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做事缺乏条理，目标不够明确。要对费克连科做出更全面的评估，只能等到对他有进一步的了解之后”。[8]当时在蒙古的还有空军副司令Y.V.斯穆什克维奇（Y.V.Smushkevich），他被派到哈拉哈河是为了支援对日空战。从在白俄罗斯军区那时候起，他对朱可夫就非常了解。6月8日，斯穆什克维奇向伏罗希洛夫报告称：“我最后的结论是，军指挥部和费克连科本人都不称职……毫无疑问，军指挥部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工作，或者说准备得很糟糕……朱可夫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在我看来，最好是让他暂时代理军长。”伏罗希洛夫当天给斯穆什克维奇答复说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并告诉他会撤换费克连科。[9]1939年6月12日，朱可夫被任命为第57军军长。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魄力和决心投入到自己的新的指挥工作之中。他一上来就采取措施，打算主要依靠特工渗透、空中侦察和对在押人员的审讯，建立起一套情报系统。没有这样的情报系统，朱可夫在6月16日给伏罗希洛夫的电报中说，“我们对敌人就没有全面而清晰的了解”。朱可夫的另一个举措是改进训练，尤其是整顿57军的纪律，为与日军即将开始的战斗做好准备。7月，战火重燃。当时的日军试图赶走哈拉哈河东岸阵地上的苏军并在河西岸建立起自己的桥头堡。红军在激战中遭受了重大伤亡。从5月16日至7月25日，57军的伤亡超过了5000人，且大多数伤亡发生在7月的战斗中。所以，毫不奇怪，朱可夫在纪律方面变得越发地强硬。按照命令，指挥员和政委本人要为自己部队的战斗表现负责。要是他们未能执行命令，就会受到军法审判和严厉处罚。7月13日，朱可夫下达命令，枪毙两名怯战的士兵。在分发给57军全体指战员的这项命令的最后说：“保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劳苦大众，使他们免遭卑鄙的入侵者的蹂躏，这项崇高的荣誉已经落到我们这些有着一亿七千万人口的民族的子孙身上……我要你们拿出自己的勇气、男子汉的气概、胆量、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让卑鄙的懦夫和叛徒去死吧！”[10]
七月战斗的中途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它对朱可夫个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副国防人民委员G.I.库利克（G.I.Kulik）来到哈拉哈河督战。7月13日，他命令朱可夫把河东的苏军大部撤到河的西岸。在执行纪律方面一向毫不含糊的朱可夫立即行动起来，但当莫斯科的总参谋部看到他的战况报告并发觉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命令他停止后撤。在7月14日与总参谋长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Boris Shaposhnikov）的通话中，朱可夫解释说，他是在按照库利克的命令行动，但既然要他停止后撤，那他就会停止后撤。伏罗希洛夫当天也发电报给朱可夫，严令不准后撤。在此期间，库利克向莫斯科求援，要求支持他的决定，但伏罗希洛夫未予理睬，而是命令他不要插手57军的事务。[11]
此事透露出莫斯科做出的一项重要的组织决定。至当时为止，第57军在形式上一直隶属于G.M.什捷尔恩（G.M. Shtern）指挥的方面军群。1939年7月5日成立的这个方面军群统辖所有部署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苏联军队。7月19日，57军被编入第1集团军群，并可以单独采取军事行动，不受什捷尔恩方面军群的节制。之所以做出这一特别安排，目的是要保证：除了莫斯科总参谋部的直接指令之外，朱可夫的行动不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干预。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看来是想在即将打响的战役中，避免再次发生像库利克那样的事情。指挥结构在7月31日定了下来，这一天，朱可夫正式从师级指挥员提升为军级指挥员——这相当于西方军队中的将军。
制订战役计划
什捷尔恩的方面军群继续参与了哈拉哈河战役的计划与准备工作。7月27日，什捷尔恩给朱可夫下达指示，要他在7月31日之前拿出歼灭日军并将其逐出蒙古领土的计划。虽然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并没有把制订1939年8月的进攻计划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但他确实让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是这一计划制订工作中的核心。这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前线指挥官，莫斯科也给了他行动的自主权。但是，8月10日将计划草案交给莫斯科的是什捷尔恩，而且是什捷尔恩的参谋长M.A.波格丹诺夫（M.A.Bogdanov）制订了对战役进行周密部署的计划。[12]朱可夫也许是该战役计划的执行者，但不是它唯一的设计者。
在红军为八月攻势所做的准备中，最重要的是增加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兵力。截至进攻前夕，第1集团军群下辖第57师和第82步兵师及第36摩托化步兵师、第6和第8蒙古骑兵师、第7和第8机械化旅和第5机枪旅、第6和第11坦克旅。朱可夫麾下总共有35个步兵营和20个骑兵连。在向日军进攻时，他能够调集57000人、500多门大炮、近900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500架飞机。与他对阵的日军有25个营又17个连，共计75000人，大炮和飞机的数量与苏军相当，但坦克和装甲车的数量要比朱可夫的少很多。[13]
要集中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并做好供应和备战工作，后勤保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一地区荒无人烟，路况很差，最近的铁路卸货点也远在400英里之外。据朱可夫说，在卸货点和军营间往返一趟需要五天时间，所以苏联人不得不动用大约5000辆卡车，把18000吨炮兵弹药、6500吨航空兵弹药、15000吨燃料和各种润滑油、7500吨固体燃料、4000吨食品和4000吨其他物资运进来。[14]
为了不让日本人察觉到自己的进攻意图和准备工作，苏联人非常注意做好他们称之为“欺骗”（maskirovka）的保密工作。物资和军队的调动都是隐蔽的，用于进攻的突击部队一直到最后时刻才展开。无线电通信还发出假情报，好像红军正在掘壕固守，而不是准备进攻。一本名为《苏军战士防御须知》的小册子被分发给部队，而且还故意把消息泄露给日本人。训练是秘密进行的，与计划草案有关的文件也只发给最高级的指挥人员。行动指令和作战命令只用一名打字员打印。[15]为了迷惑日本人，朱可夫还不断对敌军阵地发动局部进攻。“伪装”方面的这些花招收到了效果。关东军没有料到苏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当朱可夫开始进攻的时候，完全是出其不意，这是此次行动很快便取得惊人战果的主要原因。
8月17日，朱可夫向第1集团军群下达了关于哈拉哈河攻势的总命令。[16]进攻将于8月20日开始；命令说，其目标是要包围并摧毁位于哈拉哈河以东蒙古境内的日军。朱可夫为此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三个集群。作为朱可夫右翼的南部集群将发起主要打击，渡过哈拉哈河向诺门罕（Nomonhan）前进，目标是包围海拉斯台音河（Khailastyn-Gol，哈拉哈河的支流）以北的日军。在那里，它将与朱可夫的中央及北部集群会合，歼灭被围日军。北部集群的任务是进攻弗伊高地（Fui Heights）的日军北翼，支援中央集群和南部集群对海拉斯台音河以北的敌军发起的强攻。朱可夫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大部分集中在北部集群和南部集群。主要由步兵组成的中央集群，将对海拉斯台音河北、南两岸的敌军阵地发起正面突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还将与南部集群的部分兵力会合，实施另一项包围行动。朱可夫的司令部设在中部的哈马尔达巴（Hamar Daba），一支强大的机动预备队就部署在他的身后，准备用来扩大北部和南部集群的战果（见地图1）。
哈拉哈河大捷
8月20日星期天凌晨，进攻开始了。据朱可夫说，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日军的许多高级军官没有料到苏军会发起进攻，星期天时他们还在休假。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说：
早晨6点15分，我方炮兵对敌人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猛烈开火。我方有些炮群则向我航空兵的轰炸目标发射烟幕弹。在哈拉哈河地区，正在进入战斗位置的飞机轰鸣声越来越响，震耳欲聋。150多架轰炸机和大约100架战斗机出现在空中……8点45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开始向敌方目标开火……同时，我方飞机也袭击了战线后面的目标……9点整，当我航空兵猛烈扫射敌军并轰炸其炮兵阵地时，空中升起了红色信号弹，宣布进攻开始。攻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冲锋。[17]
行动基本上是照计划进行的。苏军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迅速占领了日军的步兵和炮兵阵地。苏联空军出动几百架次，倾泻了86吨炸弹。苏联炮兵猛轰日军阵地，造成敌军的大量伤亡。8月24日，战事一度陷入胶着。当时，日军发动了反击，企图突破苏军在海拉斯台音河北岸布置的包围圈。但是，朱可夫投入了他的部分预备队，包括第6坦克旅，顶住了日军的反扑。经过三天的激战，日军反击的势头逐渐减弱。8月27日，朱可夫向第1集团军群发布命令，宣布哈拉哈河地区蒙古境内的日军已被围歼。[18]不过，战斗尚未结束，小股被分割包围并负隅顽抗的日军要在8月28～31日才能被肃清。
地图1 哈拉哈河战役，1939年8月20～31日
苏联政府早在8月30日就开始庆祝哈拉哈河大捷了。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红星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宣布，授予朱可夫、什捷尔恩等31位此次战役的参与者“苏联英雄”称号（这是苏联的最高荣誉）。不过，在获奖和受表彰人员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是什捷尔恩而不是朱可夫：
杰出的指挥员、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才华横溢的学生、哈桑湖战役的领导者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什捷尔恩，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军事使命。作为我党最著名的军事人才之一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他是勇敢的布尔什维克和军队指挥员的楷模。苏联英雄、军级指挥员G.K.朱可夫的名字完全有理由得到人们的爱戴和钦佩。作为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一个有着不屈的意志和无穷的勇气的人，他把自己的部队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完成了政府所赋予的军事使命。[19]
有人根据这项嘉奖令推测，什捷尔恩与哈拉哈河大捷的关系也许要比后人相信的要大。其实，这当中的原因可能很简单，那就是在他们两人当中，什捷尔恩的级别更高（也更有名），而且起草政府公报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总参谋部允许朱可夫便宜行事。
实际上，在八月攻势的准备过程中，什捷尔恩的确是起到了核心作用，但主要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还是朱可夫。战役期间他可以自行决策，如果考虑到这场攻势的进展和实现其作战目标的速度，这一点并不奇怪。朱可夫后来声称，在进攻开始后的第三天，什捷尔恩来找他，建议暂停两到三天，以便在继续包围日军之前调整部署并补充物资。朱可夫说他当时对什捷尔恩说得很直接：如果他是在提建议，那是一回事，但如果是在下命令，那自己就会越过什捷尔恩向莫斯科求助。不用说，什捷尔恩做出了让步，于是，朱可夫便继续发动进攻。[20]这种事也许真的有过，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说明，朱可夫与什捷尔恩的关系总体上比较紧张，而这种紧张又是由总参谋部在指挥上的不同寻常的安排所导致的。朱可夫是什捷尔恩的下级，而如果上级被排除在重大的指挥决策之外，那后者难免会产生不满。在1940年12月的统帅部会议上讨论哈拉哈河之战对于当代战争的教训时，两人的紧张关系将再次表现出来。[21]
由于战役在8月28日已临近尾声，朱可夫开始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这封信是他在9月1日完成的：
我的爱妻！
给你献上问候和我所有深情的吻。我收到了你的许多来信和电报，但请原谅，因为战事繁忙，我无法回复。从8月20日开始，我一直在连续作战。现在，歼灭日本武士的任务就要完成了。歼灭（敌）军损失了100多门大炮和大批各种类型的机器装备……
我要告诉你，战斗自始至终都很激烈。作为指挥员，我当然得工作，不能睡觉。那不算什么，只要有个好的结果。你记得我曾经从莫斯科给你写信说，必须以优异的表现来完成党的任务。我不知道这次冲突会如何发展。但愿它很快结束，那样，我们就可以团聚了。今天我让通信员把这封信送给你。我想这会结束的。
今天我看到报道，说我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显然，你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政府、党和伏罗希洛夫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我要加倍努力，尽到我对祖国的责任。
深情地吻你。
直到我们很快重逢。
若尔日[22]
由于不清楚自己的妻子收到信没有，9月中旬朱可夫又给她写了信：
我还活着，活得很好。想必你从塔斯社的报道中听说了中蒙边界上的这场战役。现在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那么急着离开斯摩棱斯克了。你从塔斯社的报道中想必还了解到，无论是在陆上还是空中，日本武士都已被歼灭……行动期间我感觉很好。总之，就像在内战中一样。[23]
呆板、中规中矩、几乎不流露真实感情，朱可夫与其第一任妻子的通信都是这样的。考虑到朱可夫写信时的背景和状况，这一点并不奇怪。对像朱可夫这样的级别很高的苏联公民来说，人们对他们的期待是政治忠诚，而不是个人感情，而且他们可能也想到，自己的私信会受到安全机构的检查。但是，他们的通信并不缺乏个人的内容，并可以在规定的框架内表露自己的偏好。就朱可夫而言，很显然，他喜欢上战场，这一点将会成为他与家人战时通信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24]" class="reference-link">朱可夫的坎尼之战[24]
对于朱可夫在哈拉哈河取得的胜利，人们几乎是交口称赞，说它是战术上的神来之笔，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典范，证明了现代的机械化部队的力量与速度。在阿尔文·库克斯（Alvin D.Coox）对该战役所做的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关于苏军的夏季攻势这一章，标题是“坎尼之战重现：朱可夫的杰作，1939年8月”。[25]另一位美国军事史学家威廉·斯帕尔的看法也一样：“在汉尼拔歼灭特雷恩蒂乌斯·瓦罗的罗马军队差不多2000年之后，朱可夫在蒙古草原的74千米宽、20千米纵深的战场上打了一场坎尼战役，一场成功的合围。”[26]这实在是过誉了，因为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胜利被认为是史上最辉煌的战绩之一，是全世界将军们此后都渴望仿效的利用钳形运动实施包围的典范，尽管布匿战争最终的赢家是罗马而不是迦太基。
哈拉哈河之战也被认为是朱可夫作为作战指挥官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例如，按照美国传记作家奥托·普林斯顿·钱尼（Otto Preston Chaney）的说法，
这场战役显示出朱可夫的指挥风格：亲自勘察、抢得先机、大胆进攻、创新、地面和空中力量的巧妙配合，而且如果形势需要，能够接受大量伤亡……事实证明，他能够在强大的压力下保持镇静，同时具备把握全局的能力……事实表明，他作为指挥官，在要求部下执行自己的命令方面说一不二，但在他确信会达到自己的目标时，也能够采取灵活的策略缓和自己的严厉态度。这种能力反映在他的集中优势兵力、他的大胆而成功的合围计划、他的积极而灵活地减少被包围敌军的数量上，以及他对诸兵种协同和对各种现代武器特别是各种进攻手段的正确结合上，结果使苏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27]
这都是些实话，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朱可夫远非哈拉哈河大捷唯一的制造者。哈拉哈河大捷是他以及他的参谋人员、什捷尔恩的方面军群以及莫斯科的总参谋部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在指挥上所展示出来的特点令人称道，但那些特点无疑是所有优秀将领都孜孜以求的。此外，如果面对的是处于劣势的敌人，总是更容易有好的表现，尤其是在你打赢的时候。朱可夫真正的考验还未到来：在1941年夏天被德国人打得大败时保持镇静，而那个对手可要远远强于装备落后的老式的关东军。
哈拉哈河之战对于朱可夫的性格和心理的影响更为重要。他表现优异并因取得红军自内战以来的首次大胜而受到赞誉。在苏联人的眼中，这场胜利让他们一雪前耻，报了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一箭之仇。朱可夫的自信心有了极大提升。从那以后，在他那些同辈的将领当中，有和他差不多的，但没有超过他的。
从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对自己初次见到朱可夫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哈拉哈河之战已经使朱可夫好像变了一个人。西蒙诺夫是在战役结束后不久来到哈拉哈河的。他与一群苏联记者一起到朱可夫的地下掩体去采访他。朱可夫坐在角落里，在一张小桌子的后面。“他一定是刚洗过澡，”西蒙诺夫回忆说，“双颊红红的，冒着汗，没穿衬衣，黄色的外衣掖在他的法兰绒长裤里。个头不高，宽阔的胸膛把他的外衣绷得紧紧的，这让他显得非常敦实。”在一位情报官拿着报告进来的时候，朱可夫愤怒地瞪着这位军官说：“6个师？胡说八道。我们在那儿查明的只有2个师。其余的都是胡说。”他转向记者们说：“他们就是这样子做事的。”当那位军官问他是否可以离开时，朱可夫告诉他：“走吧。告诉他们不要在那儿瞎编了。如果有空白的地方，就诚实些，让它们空着好了，不要为了安慰我，就用不存在的日军师来代替它们。”那位军官走后，朱可夫又说了一遍：“他们就是这样子做事的。这些情报官。”[28]很难想象朱可夫早先会在一群记者面前表现得如此坦率而自信。
西蒙诺夫在十年后写了一部关于哈拉哈河之战的小说《战友们》，主人公是苏军的一位无名的“指挥员”。西蒙诺夫一直说这是个虚构的人物，但人们都看得出来，他所描写的那位严厉、精力十足而又雷厉风行的指挥员就是朱可夫。[29]
朱可夫逐渐增强的自信心在1939年11月给沙波什尼科夫的有关哈拉哈河之战的长篇报告中也有所反映。报告开头对费克连科的“犯罪”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没能为与日本人的作战做好充分准备；在报告中，费克连科后来被描写成“人民的敌人”。报告用大量的篇幅说明了坦克在打败关东军的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朱可夫也指出了坦克的一些不足。他认为，要是缺少情报，战场的通信状况又不好，就难以给坦克的行动指引方向。有几次，坦克就是因为缺少步兵的支援而让日军给跑掉了。情报工作的不足导致未能调集预备队扎紧对日军的包围圈。朱可夫对空军也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他指出，各部队没有为集群作战做好准备，不同类型的飞机的行动没有配合，对敌人的空中战术也缺乏研究。尽管如此，朱可夫的总体结论还是非常肯定的：“在8月20日至31日的哈拉哈河战役中，工农红军的部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部队实施了当代最为复杂的军事行动并成功赢得了胜利。这场胜利，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指挥员都应该好好地加以研究。”[30]
哈拉哈河之败对日本人产生的政治影响是，认为日本应该采取“南进战略”的人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种战略认为，最好是建议日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而不是与苏联人在西伯利亚苦战。1939年8月23日苏德协定的签订，以及苏德同盟在欧洲的迅速形成，在粉碎了德日联手对苏开战的梦想的同时，也使日本政策中的这一倾向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朱可夫当时并不了解这一点，但日本之所以最后走上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的道路，实际上也和他有关。当苏德协定破裂，德国人在1941年夏天果真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时候，日本人又开始考虑“北进战略”，即彻底征服中国并进攻苏联，但那个时候，日本已在远东陷入与美国人的权力争斗而无法脱身，而且它的“南进战略”也已走得太远。
战役结束后，朱可夫就赶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Ulan Bator）与家人团聚，他的第1集团军群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他一直都在那儿。之所以会出乎意料地在蒙古逗留这么长的时间，原因之一就是苏日停战谈判拖拖拉拉地谈了几个月。在1939年9月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什捷尔恩和朱可夫接着就与日本人谈判边界问题的细节，双方直到1940年6月才达成一致。
从朱可夫的角度来看，他在乌兰巴托的逗留有利有弊。一方面，欧洲已沦为战场。为了反对希特勒对波兰的入侵，英法在9月3日对德宣战。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苏联人一直在与英法谈判，商讨建立针对德国的三国同盟。但斯大林认为，英法之所以要拉他入伙，是为了替它们当炮灰。他在外交上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置身于战争之外。该条约还包含一项秘密协议，把波兰及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划分为苏联与德国的势力范围。红军按照条约于9月17日加入了德国人对波兰的进攻，夺回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那些地方都是在1919～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输给波兰人的。对于苏联的入侵，波兰人几乎没有抵抗，但此次入侵却是红军自内战以来的最大的军事行动。接着，由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屈服于斯大林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苏联的影响力扩张到了波罗的海地区。
另一方面，待在蒙古意味着1939～1940年冬季红军在芬兰进行的战役与朱可夫没有关系。红军在那次冲突中损失惨重，伤亡了20万人，其中阵亡近5万人。1940年3月，所谓的“冬季战争”最后以苏芬和平条约的签订而告终。促使双方媾和的原因是，英法有可能对这场冲突进行干涉，那样一来就会把德国人拖进苏芬冲突并很可能使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卷入战火。
“冬季战争”的教训苏联人还没怎么消化，希特勒就发动了闪电战，于1940年5月入侵西欧。在不到六周的时间内，法国就投降了，只剩下英国在孤军奋战。但朱可夫此时已回到西线，并准备在为即将到来的苏德战争而进行的备战工作中，成为关键性的人物。
[1] 伏罗希洛夫命令的大部分内容可见于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5），p.98。命令的原文连同克拉斯诺夫援引的其他许多文件，都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有关哈拉哈河战役的展览中展出过（2010年4月，莫斯科）。
[2] 这封信的复印件见于E.Zhukova，“Interesy Ottsa，”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p.52-53。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在6月2日见到了伏罗希洛夫，于6月5日抵达蒙古。他还暗示，他被派到哈拉哈河，目的是接管指挥权而不只是检查工作。但是，文件记录显示的情况正好相反。参见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77-178。
[3] 参见E.O.Clubb，“Armed Conflict in the Chinese Borderlands，1917-1950，” in R.L.Garthoff ed.，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1966）；J.Colvin，Nomonhan（London：Quartet，1999）；G.Lenson，The Damned Inheritance：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nchurian Crisis，1924-1935（Tallahassee，Fla.：Diplomatic Press，1974）。
[4] Chinese Eastern Railway，指1898～1903年沙俄为强化其在远东的利益，依据1896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在中国东北修筑的以哈尔滨为枢纽的“T”字形铁路线，其东西向的干线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分别与俄境内的赤塔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相连，从而贯通了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日俄战争战败后，沙俄将中东铁路南向支线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日本。“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当时的苏联政府单方面将中东铁路其余部分的路权卖给了日本人。中东铁路的名称在历史上几经变化。建筑之初曾称“东清铁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中国长春铁路”，在这之间又曾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为“中东铁路”“中东路”。——译者注
[5] J.Haslam，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1941（London：Macmillan Press，1992），pp.93-94.
[6] 即“张鼓峰事件”。——译者注
[7]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100-101.
[8]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101-102.
[9] 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95.
[10]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112-114.在克拉斯诺夫的书的这部分内容中，收录了朱可夫这段时期下达的一些命令的原文。（我所见到的）原件可见于RGVA，F.32113，Op.1，Dd.3，5。
[11] 朱可夫与沙波什尼科夫以及伏罗希洛夫与库利克之间的通话，还有伏罗希洛夫给库利克的不要干涉的命令，这些内容都转引自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118-120。
[12] 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p.114-116.
[13] 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Moscow：Svyatigor，2006），p.83；J.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1918-1941，3rd ed.（London：Frank Cass，2001），p.533.
[1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85-186.
[1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86-188.
[16] 该命令的原文可见于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pp.233-234。
[17]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92.
[18]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137.
[19] 转引自B.V.Sokolov，Georgy Zhukov（Moscow：Ast，2003），p.143。
[20]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Moscow：APN，1989），pp.319-320.
[21] 关于什捷尔恩与朱可夫之间的不和，更多的证据材料可见于彼得·格里戈连科（Petro G.Grigorenko）中将的回忆录。格里戈连科，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的异见人士，被当局在精神病院关押了七年，理由是如果他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他一定是疯了。在被迫移居美国十年之后，格里戈连科于1987年去世。1939年6月，格里戈连科是刚从红军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并被派往远东的学员之一。他在驻扎在那里的什捷尔恩方面军群中服役。格里戈连科对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朱可夫的描写有很多贬抑之词，说在6月的战斗中，朱可夫为了应对日军的连续进攻，就在不同的作战区域来回调动部队，结果前线到处都是临时的小分队，一片混乱。格里戈连科认为，朱可夫之所以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是因为他没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过，接受的军事教育不够。他还报告说，只是在什捷尔恩介入之后，问题才得以解决。必须得说，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不实的。朱可夫没在总参军事学院接受过教育，但他参加过其他许多培训班，而且是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不会犯这种重大错误。事实上，格里戈连科的回忆录对朱可夫有很深的偏见。与对朱可夫的态度相反，什捷尔恩反倒显得差不多是个圣徒般的人物，并被认为是哈拉哈河大捷的功臣。格里戈连科对待什捷尔恩和朱可夫的不同态度，部分原因可能与这两人随后的命运有关。朱可夫变成了苏联最著名的军人，而什捷尔恩在1941年10月遭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清洗并被处死。参见P.G.Grigorenko，Memoirs（New York：Norton，1982），pp.105-129。
[22] 这封信的复印件见于E.Zhukova，“Interesy Ottsa，” pp.53-54。
[23] 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p.126-127.
[24] 坎尼（Cannae）是古代意大利东南部阿普里亚地区的一个村庄，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在这里以少胜多，取得了对罗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译者注
[25] A.D.Coox，Nomonhan：Japan Against Russia，193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72.坎尼战役发生在公元前216年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
[26] W.J.Spahr，Stalin’s Lieutenants：A Study of Command Under Stress（Novato，Calif.：Presidio，1997），p.213.
[27] 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68，72，74.
[28] Simonov，K.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Moscow：APN，1989，pp.309-310.另一位在场的记者是D.I.奥尔滕贝格（D.I.Ortenberg）。他在卫国战争期间是《红星报》的编辑。在他有关哈拉哈河战役和朱可夫的回忆中，表达了与西蒙诺夫类似的印象。参见他的“Nezabyvaemoe，” in S.S.Smirnov et al.，eds.，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Moscow：Politizdat，1988）。
[29] K.Simonov，Tovarishchi po Oruzhiu（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1961）.小说初版于1952年。
[30] “O Kampanii 1939g v Raione r.Khalkhin-Gol，” RGVA，F.32113，Op.1，D.2.在报告上署名的还有政治委员M.S.尼基谢夫（M.S.Nikishe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