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及余波

巴尔干同盟的瓦解和新冲突的爆发近在眼前。鉴于有不小机会洗劫他们的土耳其邻居和实现民族主义使命，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这些老对手凑在一起。在马其顿，使命导致冲突。战争——甚至还有戏剧性的胜利——进一步激发了政府、军队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族热情。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没有就分割战利品事先达成协议。结果是，他们的军队为萨洛尼卡（Salonika）展开争夺，最后希腊以微弱优势获胜。保加利亚参与了大部分战斗，不管怎样，他们都以巴尔干地区的霸主自居，不会甘心失去萨洛尼卡。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已经提前瓜分了马其顿，除了一小块交给俄国裁决的领土。但在1912年12月，塞尔维亚大臣开始宣称他们应该分得更多的马其顿领土。他们声称，塞尔维亚被奥地利剥夺了长期渴望的亚德里亚海港，而同时保加利亚在色雷斯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战利品。他们所说的不无道理，而且受到很多俄国斯拉夫主义者支持，尤其是当他们攻击萨佐诺夫在维也纳懦弱妥协时。但是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相信，塞尔维亚总理尼古拉·帕西奇从未下决心在马其顿问题上寻求共识，还想着寻求修正协定，哪怕塞尔维亚已经成功获得部分亚德里亚海岸。[77]

如果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方对这个结果不甘心，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必然也是如此。尽管穆斯林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土耳其，恶化了动荡的政局，但土耳其仍可能接受失去马其顿。另一方面，阿德里安堡是个彻头彻尾的伊斯兰城市，也曾是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第一个首都。任何土耳其政府都不可能在失去它的情况下侥幸存活。土耳其政府迫于强权，将该城在1912～1913年冬季割让给保加利亚，唯一的后果就是爆发军事政变，有激进民族主义倾向的土耳其青年党重新掌权。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哈伊尔·吉尔斯在土耳其政变后的报告中说：“在新政府眼里，我们是土耳其最邪恶的敌人，他们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没人否认，一旦巴尔干同盟瓦解，土耳其就会抓住机会，重新占领阿德里安堡。[78]

罗马尼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持中立，尽管土耳其试图把它拖进冲突，作为对抗保加利亚的盟友。关键是布加勒斯特惧怕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霸权。在其他巴尔干国家狼吞虎咽地享受战利品时，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决心不再置身事外。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罗马尼亚政府已经明确说明：如果保加利亚获得大片领土，那么罗马尼亚就希望得到补偿。它的目标是位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中间地带的锡利斯特拉（Silistria）市和地区。罗马尼亚曾是奥地利和德国的长期盟友，可能因此担心俄国将站在其附庸保加利亚那边，而且如果罗马尼亚试图违背俄国人的意愿，可能会遭到报复。但实际上，圣彼得堡接受了罗马尼亚的正当要求，并试图从中调停，使两国达成妥协。1913年4月，萨佐诺夫在圣彼得堡主持召开大使会议，锡利斯特拉被划给了罗马尼亚，因为同盟国对此比俄国更坚定。在强权的重压下，当地民众的意愿和种族身份认同根本不值一提。[79]

最初，俄国的策略是坚决阻止罗马尼亚介入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对抗保加利亚。拒绝罗马尼亚的请求，可能也会加深与它的德国和奥地利保护者进一步对抗的危险。但最重要的是，圣彼得堡认为这可能会让罗马尼亚离开同盟国，并确保它在未来任何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鉴于俄国与罗马尼亚有漫长的边境线，这么一来，大批驻军就可以转而直面奥地利和德国，因此的确是个不小的收获。法国认为圣彼得堡盲目乐观地追求着罗马尼亚人，但1912年8月到布加勒斯特担任使团长的尼古拉·舍别科不那么认为。

在到任仅仅一个月后的一封私人信件里，舍别科评论道，广为流传的假设是罗马尼亚人厌恶俄国，并坚定地站在对手阵营，这个假设对他来说是错的。他注意到，虽然罗马尼亚国王查理——他出身霍亨索伦家族——仍亲德，但民众的看法开始明显向俄国一方倾斜。即将到来的战争可能会导致布加勒斯特忠于条约义务并站在同盟国那边战斗，除非俄国戏剧性地提出，倘若战争胜利，他们会把奥匈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省（Transylvania）给罗马尼亚，这是维也纳绝对不会给予的好处。但即便不这样做，舍别科也相信，凭借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公众舆论几乎不可避免的影响，罗马尼亚迟早会脱离奥德的掌控。虽然罗马尼亚人仍对1878年失去比萨拉比亚一事怨恨俄国，但特兰西瓦尼亚“更大，人口更多，更富有，而且更文明”。最重要的是，匈牙利政府试图使省内讲罗马尼亚语的人“匈牙利化”，在罗马尼亚招致了极大仇恨。[80]

随着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在1913年5～6月隐约扩大，俄国试图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调停。塞保同盟是巴尔干同盟的核心。因为它们是巴尔干半岛的两个主要斯拉夫国家，它们的同盟也密切关乎俄国民众的情感。不出所料，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尼古拉·哈特维希激烈地宣称，塞尔维亚是个比保加利亚可靠得多的附庸，因此支持它符合俄国利益。他是有理由的：即便是在2月，俄国驻索非亚武官也认为，倘若欧洲战争爆发，保加利亚几乎不可能站在俄国一方作战。[81]然而，萨佐诺夫拒绝放弃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同盟。1912年塞保条约给了俄国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而萨佐诺夫在1913年6月准备接受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差事。在一番争论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总理同意前往圣彼得堡并接受俄国调停。哈特维希称帕西奇将诚恳地接受俄国的评判，但如果圣彼得堡试图剥夺塞尔维亚军队在马其顿已经占领的区域，那么任何试图接受这个决定的政府都会被塞尔维亚军队和人民推翻：“内部灾难不可避免。”他的警告是对的，因为有明确证据显示，圣彼得堡企图维持1912年塞-保条约的原始领土划分，只做了极小改动。[82]

保加利亚军队领导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愚蠢自大，在许多方面都拯救了哈特维希和萨佐诺夫。保加利亚人拒绝向任何周边国家妥协。反之，他们在1913年6月29日攻击了马其顿境内的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初期非常短暂的胜利后，保加利亚的进攻被击溃。两周后，土耳其军队——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的运气——入侵了色雷斯，7月25日他们重新从保加利亚人手中夺回了阿德里安堡。同时，罗马尼亚军队从东部入侵了保加利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地朝索非亚推进。

在1912～1914年这段时间，对俄国利益和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就是奥地利伺机入侵塞尔维亚并进军巴尔干。研究奥地利对外政策的主流历史学家写道，当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在1913年6月底爆发时，从奥地利国内经济和财政看，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他补充道，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都反对这样的行动。也许是这样，但在7月4日——战争爆发四天后，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警告他的德国和意大利盟友，塞尔维亚的大捷将会激起全体塞尔维亚人的荣誉感，并将是对奥地利核心利益的巨大威胁。贝希托尔德因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消极态度而在维也纳备受指责。这次，他写道，如果保加利亚惨败，而且它的盟友难以避免欧洲战争的威胁时，奥地利将不会坐视不管。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回应了柏林惯常的温和建议，称维也纳在阿尔巴尼亚和拒绝给塞尔维亚一个亚德里亚海港问题上做得很好，再者，巴尔干同盟的解体非常符合奥地利的利益。宰相补充道，奥地利对塞尔维亚更大威胁的恐惧感被夸大了，而且目前唯一明智的政策就是冷静审慎。[83]

意大利的回复更富戏剧性。一直温和的意大利外交大臣使用按旧时代标准而言非常强烈的外交语言，声称：“在基于守势的声明下想要激起欧洲战争，就需要有对君主政体的直接威胁，而非来自附庸的假定威胁。”圣·朱利亚诺（di San Giuliano）侯爵补充道，奥地利的存亡面临的威胁并不重大，更不急迫，至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塞尔维亚威胁，可以用战争之外的方式解决。奥地利驻罗马大使汇报了圣·朱利亚诺的论断：“我们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将被彻彻底底视为威胁，而且我们将承担这一行动给欧洲和历史带来的后果。”如果贝希托尔德是真心想入侵塞尔维亚以支持保加利亚，那么德国盟友的忠告会阻止他。意大利的回应解释了，为什么维也纳在1914年7月计划进攻塞尔维亚时对罗马守口如瓶。[84]

由于奥地利无法介入、敌军从四面八方开进，不久保加利亚人被迫求和，最终于1913年8月10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和约。保加利亚被迫向它所有的敌人做出领土让步。直到1912年，保加利亚被公认为是巴尔干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在《布加勒斯特和约》后，塞尔维亚同它不相上下。由于战争，塞尔维亚的领土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人口也增长了三分之一。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劝说塞尔维亚克制，并尽最大努力限制希腊在保加利亚之事上获利。然而，真正激怒他的是土耳其重获阿德里安堡。

外交大臣试图动员各强国以驱逐土耳其，还威胁说俄军会在小亚细亚采取单边行动，这可能会引发欧洲战争。他的恼怒部分缘于政治考量：俄国只有替保加利亚人拿回阿德里安堡，才有机会和他们维持盟友关系、保障巴尔干同盟存续。此外，圣彼得堡认为，自1908年革命后，土耳其政府一直对俄国利益心怀敌意。但萨佐诺夫对土耳其人的态度有更深层的原因。土耳其大使在圣彼得堡时，告诉外交大臣，土耳其与巴尔干其他国家的行为完全相同。萨佐诺夫回应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冲突关乎两个基督教国家的人民，但俄国不会——绝对永远不会——接受土耳其重新征服基督教领土。”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图尔恩伯爵写信说，他在土耳其的同僚“倍受萨佐诺夫先生态度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在萨佐诺夫眼里，土耳其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三流地位以一种侮辱性的清晰方式展现出来。阿德里安堡显然是土耳其城市，在萨佐诺夫宣扬基督教道德优越性的同时，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军队正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公民施加同样的暴行。[85]

萨佐诺夫视《布加勒斯特和约》为斯拉夫和俄国大业的灾难，并尽力把它往有利于保加利亚的方向修正。伊兹沃利斯基看待问题更加清晰。他比萨佐诺夫更聪明，完全不受后者斯拉夫主义认同的影响。身处巴黎，他也远离俄国公众舆论的攻击，那些人残酷地指责外交大臣，因为他没有实现斯拉夫主义者的梦想——在俄国保护下的巴尔干同盟。1913年8月中旬，伊兹沃利斯基写信给萨佐诺夫，称以他在巴尔干地区的所有经验看，马其顿问题绝对不会和平解决。保加利亚的野心是巨大的，索非亚一如既往地为了实现目标而缓慢向维也纳靠近。至于俄国的调停，“这个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将会把我们连同所有巴尔干国家拖入泥淖”。俄国应该非常乐意见到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霸权主义幽灵——它觊觎君士坦丁堡——被永久摧毁。伊兹沃利斯基也没看出否认阿德里安堡属于土耳其有什么好处。相反，圣彼得堡应接受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土耳其人从该城赶出去的事实。在他看来，通过给他们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拒绝的优雅让步，俄国可以劝说土耳其在俄国对海峡的关切上表现出善意。[86]

随着《布加勒斯特和约》签署，和平在疲惫的巴尔干地区，更在欧洲疲倦的外交官群体中诞生了。巧言善辩的萨佐诺夫甚至开始琢磨奥俄协约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强国外交有理由感到满意。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消亡在没有发动欧洲战争的情况下已经发生了。在危机的关键时刻，伦敦甚至巴黎都限制过俄国的举动。德国的领导人同样限制过奥地利。然而，没人幻想战后对巴尔干问题的处理会一帆风顺。希腊和土耳其就爱琴海岛屿的归属问题仍在激烈地争吵。任何保加利亚政府都不会接受《布加勒斯特和约》，索非亚试图颠覆政权的消息不断传入圣彼得堡。但对俄国来说，最危险的总是奥塞关系，因为这会直接导致欧洲战争。塞尔维亚人是巴尔干战争的最大赢家，但迫切需要从战斗损失中恢复，并吸纳已经征服的领土和人口。因此，人们期待贝尔格莱德一段时间内至少保持安静。然而，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又爆发了新的争论。

1913年9月，维也纳严正抗议塞尔维亚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人接下来声明说，他们只是保卫边境不受阿尔巴尼亚人劫掠。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撤军，塞尔维亚人退回了国境线后。至少这是人们惯常听到的故事，但档案馆的文献资料显示了新的、更戏剧性的转折。1913年9月末，哈特维希正在休假，而他的副手瓦西里·斯特兰德曼负责率领在贝尔格莱德的俄国使团。塞尔维亚总理尼古拉·帕西奇也离开了，外交部由他的首席对外政策顾问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ković）打理。斯特兰德曼极端厌恶斯帕拉伊科维奇，尤其是因为他批评萨佐诺夫没有骨气，并夸口说哈特维希给他看了所有与圣彼得堡的通信。在回忆录中，这个俄国外交官回忆说，他发现与斯帕拉伊科维奇谈话感觉非常不舒服，每次他离开塞尔维亚外交部，都很享受回到新鲜空气当中。[87]

即便如此，瓦西里·斯特兰德曼对1913年9月26与这位塞尔维亚外交官的会晤没有完全准备好。斯帕拉伊科维奇告诉他，贝尔格莱德意图通过支持曾在奥斯曼帝国军队服役的一名前阿尔巴尼亚将军发动政变，暗中破坏春季在伦敦达成的有关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安排。考虑到这番安排是几个月外交斡旋的结果，刚好成功阻止了欧洲战争，斯特兰德曼受到了适当的警醒，并且他着重提醒斯帕拉伊科维奇，俄国还没准备好开战。斯帕拉伊科维奇厚颜无耻地回嘴道，塞尔维亚人“不会满足于伦敦指定的边境，这是奥地利为阻挠塞尔维亚和平发展而设的”。斯特兰德曼补充称，“在他所深陷的情绪中”，斯帕拉伊科维奇“无法对我隐瞒上述计划的特定细节”。结果就是斯帕拉伊科维奇的计划徒劳无果。由于斯特兰德曼的通风报信，圣彼得堡得以告知塞尔维亚人即刻中止行动。帕西奇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他向大国们保证，塞尔维亚不打算改变1913年《伦敦条约》中有关阿尔巴尼亚边境的安排。[88]

不过，斯特兰德曼的提醒还是有用的。这并不奇怪，塞尔维亚激进民族主义者不会关心他们眼中的国家大义会将整个欧洲拖入战争，更不用说将俄国作为“塞尔维亚保护者”这一身份的存续置于险境。正如俄国外交大臣评论的那样，斯帕拉伊科维奇至少会注意到正让自己的国家面临怎样的危险。他在与俄国代办的谈话中每时每刻都在强调这点，塞尔维亚高级参谋军官对俄国武官说，他们的国家绝对需要三到四年的和平时间。他们坚持，塞尔维亚军队需要从巴尔干战争给武备和训练有素的军官造成的巨大损失中恢复。最重要的是，考虑到塞尔维亚领土和人口的巨大增长，军事组织要从根本上改变。需要设立大量新的部队单位，还需要更多的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官，大量新兵将给军事管理带来沉重负担，尤其是在接下来的两年。塞尔维亚军需部将领说，在五年时间里，倘若战争爆发，塞尔维亚和黑山需要有50万训练有素的军人被派上战场。他补充说，关键问题是维也纳会不会给塞尔维亚这个时间。答案显然是：如果斯帕拉伊科维奇自行其是，塞尔维亚就不太可能获得缓冲之机。[89]

斯帕拉伊科维奇谈话的另一方面更让人警觉。在向斯特兰德曼吐露秘密后，为防止泄露，斯帕拉伊科维奇请求他不要把贝尔格莱德的计划告诉圣彼得堡。[90]斯特兰德曼当然无视了他的请求，但事实是，在贝尔格莱德，窃窃私语中甚至都可能包含关于俄国外交策略的惊人消息。塞尔维亚人已经惯于与哈特维希这位俄国代表打交道，他与塞尔维亚人分享秘密，但并不总是告诉圣彼得堡在塞尔维亚所发生之事的实情。俄国充当塞尔维亚的保护者，应对始终存在的奥地利入侵威胁的庇护人，无疑是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帕勒夫·佩吉特（Palph Paget）爵士在1914年年初的报告中认为，在塞尔维亚政治圈子里，俄国是至高无上的，“在我三年的任期中，塞尔维亚从来没有忤逆过俄国大使”。他认同奥地利的看法，即“塞尔维亚，实际上是俄国的一个省”，而俄国因此要对它的行为负责。实际上，佩吉特夸大了俄国的力量和塞尔维亚的奉承，然而不少人同意他的看法，俄国的境地因此更加危险。[91]

为了降低目前处境下的内在风险，圣彼得堡必须知道在贝尔格莱德发生了什么，才能够进行有力控制。事实上，它甚至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代表。反过来，哈特维希寄所有希望于帕西奇能控制塞尔维亚政局，并使塞尔维亚对外政策符合俄国利益，在过程中考虑到俄国的需求，至少延缓战争风险。斯帕拉伊科维奇是帕西奇在外交方面的亲密盟友。斯帕拉伊科维奇与斯特兰德曼的谈话暗示着，哈特维希很可能夸大了帕西奇的温和态度或对其他政治参与者的掌控程度。如果塞尔维亚总理连他的朋友兼盟友斯帕拉伊科维奇都不能控制，他也就几乎不可能限制塞尔维亚政治及军事世界里其他参与者的活动。这个世界是敌对派系的蛇窖，有些还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相关联，后者致力于使用包括恐怖在内的一切手段，破坏奥地利在波斯尼亚的统治。[92]

关键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是个秘密社团，官方名字是“团结或死亡”（Unification or Death），被普遍认为是黑手党。它的领导人是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上校，塞尔维亚参谋部军官，也被称为“阿匹斯”（Apis），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古埃及的一位神明。“阿匹斯”和黑手党要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到谋害，从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负部分责任，因此，塞尔维亚政府失去对他们的控制一事关系重大。俄国人了解很多关于这一组织的事。在1911～1912年冬，俄国驻贝尔格莱德武官维克托·阿尔塔莫诺夫（Viktor Artamonov）上校向圣彼得堡呈交了一份关于黑手党起源和行动的详细报告，还包括与这一组织有关的《皮埃蒙特报》（Piedmont）。就像报纸名字显示的那样，黑手党的目标就是效仿皮埃蒙特，并将所有塞尔维亚人团结在一个由贝尔格莱德统治的王国内。1912～1913年战争后，巴尔干地区所有塞尔维亚人都被贝尔格莱德统治，余下的任务就是团结目前受哈布斯堡统治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大部分生活在波黑，然而不仅仅在那里。阿尔塔莫诺夫认同黑手党的爱国主义理念，但不赞同组织本身。他同样相信，它的领袖常常受纯粹的私欲和个人野心驱使。他写道，黑手党背后的那些人应当成立一个政党，而不是作为一个部分在军队之内、威胁塞尔维亚军纪和政治稳定性的秘密组织。阿尔塔莫诺夫在1912年1月的报告中说，黑手党通过中间人想和他接触，“但我当即断然拒绝了与秘密组织成员会谈的邀请，不给他们把骚乱罪名加在俄国身上的机会”。[93]

然而，阿尔塔莫诺夫写道，打听黑手党的消息并不难，因为在贝尔格莱德，很多人都想与俄国代表交谈，以获取同情。阿尔塔莫诺夫对黑手党行动的叙述实在太冗长复杂，不能在这里具体复述。他自1903年的军事阴谋写起。那一年，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Alexander Obrenović）国王被杀，卡拉乔杰维奇家族（Karageorgevics）的彼得国王重回塞尔维亚国王宝座。打那之后，军中分成了“阴谋派”和“反阴谋派”，而且这种拉帮结伙也影响了文官政治生活。军队和政党派系开始纠葛在一起，但某种程度上很难追踪，因为党派会分裂、变化，原因可能是时间推移，也可能是对特殊问题、腐败丑闻、贝尔格莱德政治和军事世界里每天上演的为获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的回应。例如在军中，“阴谋派”因升迁和贪腐问题出现分裂，年轻、聪慧又有野心的亚历山大皇储涉足军事、政治领域，这些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有时，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和黑手党是帕西奇改革党的盟友，而他们平日里是敌人。1912年1月，阿尔塔莫诺夫将最近的情势解读为：文官政府不是无力反对黑手党和其他极端民族主义，而是实际上相信能利用“阿匹斯”的支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协议：黑手党不插手国内政治，而全神贯注于“爱国主义活动”。[94]

阿尔塔莫诺夫的长篇报告中，有两个重点值得注意。他写道，黑手党似乎与黑山和保加利亚有联系，但没有提及其在哈布斯堡领地的活动。他也描述了由塞尔维亚政府发起的对黑手党的官方调查如何出现了“奇怪的转折”，被同情这一组织的人接管了，其中包括战争大臣。他们“尽一切可能终止调查，没有把责任推给组织成员，反而惩罚了那些要为传播虚假谣言负责的人，以及那些提供了‘黑手党’招募新成员（这是在军官团中进行的）证据的军官”。阿尔塔莫诺夫补充说，那位揭露了现役军官加入黑手党的报纸编辑被驱逐出了塞尔维亚。此时的官方立场是，塞尔维亚的敌人正试图通过散播虚假传言来抹黑塞尔维亚军队。[95]

阿尔塔莫诺夫、哈特维希和亚历山大·吉尔斯均在1914年上半年向圣彼得堡报告了黑手党的情况，但他们的关注点是黑手党对总理帕西奇和塞尔维亚政治秩序的威胁，而不是在奥匈帝国领土上的可能行动。1914年1月，英国驻贝尔格莱德代办向伦敦报告，黑手党的影响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塞尔维亚政府感到除了与之保持联系外别无选择，虽然它尽力挣脱。他补充道，现任战争大臣是这一组织的“活跃成员”。俄国武官无疑在塞尔维亚精英分子中有相较于英国同行更好的消息来源。阿尔塔莫诺夫作为武官的部分任务就是接触塞尔维亚军事精英，而1914年他们的上司正是“阿匹斯”上校本人。这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对阿尔塔莫诺夫与黑手党狼狈为奸的指责。在这一组织涉嫌谋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后，这些指责开始变得严厉，而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96]

在贝尔格莱德，最了解阿尔塔莫诺夫的人可能非瓦西里·斯特兰德曼莫属，他们之间有着密切而互信的关系。在斯特兰德曼初次抵达贝尔格莱德时，阿尔塔莫诺夫就曾警告他，黑手党拥有多大的权力和势力。在回忆录中，斯特兰德曼写道，所有指责武官了解暗杀大公阴谋的都是纯粹的谎言。在俄国档案中没有任何俄国涉嫌在奥地利土地上搞阴谋活动的证据，但有人相信这些证据是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后来用这些诋毁沙皇政权。流传下来的那几份阿尔塔莫诺夫写于1913～1914年的报告都强调，塞尔维亚迫切需要几年来休养生息：因此俄国武官罗斯军事公使能同意有勇无谋地挑衅维也纳就很令人费解，更不用说试图暗杀王位继承人这么风险滔天的事情了。我们都看到了，阿尔塔莫诺夫在早期报告中，对黑手党领袖的措辞很不客气。这一点可能也值得注意：在他关于1913～1914年与塞尔维亚军官会谈的报告中，“阿匹斯”的名字从未出现。当时阴谋正在进行，而阿尔塔莫诺夫身处西欧，享受他在贝尔格莱德筋疲力尽的三年任期后的第一个假期。直到战争前夕他才回来。实际上“阿匹斯”没有必要将阴谋告知阿尔塔莫诺夫，而且也有许多理由不这么做。圣彼得堡的军政领导人可能会对“阿匹斯”所冒的险无比愤怒。要是他们怀疑俄国军事情报资金被直接用到与俄国利益相悖的恐怖活动上，就会更加愤怒。[97]

阿尔塔莫诺夫有关黑手党的主要报告在1912年1月被呈递给了战争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而后像对武官来说惯常的那样，也呈递给了尼古拉二世。虽然一般来说，战争大臣经驻外武官将大量报告转交给外交大臣，但这次是否这样并不清楚。圣彼得堡很难全面而均衡地观察这几年塞尔维亚的发展，换句话说，即像奥斯滕-萨肯在波斯尼亚危机期间呈现给政府的那种信息一样。哈特维希的个性和他对萨佐诺夫的不忠诚，使他与副手瓦西里·斯特兰德曼的关系变得紧张。与武官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很小。在帕西奇政府和军队的激烈争执中，哈特维希支持一方，而阿尔塔莫诺夫支持另一方。管理附庸对大国来说总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俄国在1913～1914年对塞尔维亚的“管理”，简直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典型反面案例。

即便萨佐诺夫已经对塞尔维亚当前事态有了全面了解，事情也不太可能有什么根本性改变。1914年年初，国内局势的紧张程度和对战争的异常恐惧，使圣彼得堡不敢远离在巴尔干地区的唯一可靠盟友。1913年12月，萨佐诺夫写信给哈特维希，敦促他以俄国的名义告诉帕西奇，不要让他的辞职威胁变成事实，因为他是贝尔格莱德唯一一个能让那些急脾气守规矩的人。倘若萨佐诺夫对黑手党有更全面的了解，毫无疑问，他会更加坚持。虽然帕西奇的长远目标与那些泛塞尔维亚煽动者并无二致，但他更平衡，而且更谨慎地考量现实需要。圣彼得堡相信他是压制塞尔维亚激进民族主义者最合适的人，这是正确的；但在1914年6月最终证实，他还没那么出色。这并不表示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在1914年与巴尔干其他地区，甚至君士坦丁堡差异巨大。在各地，黑暗组织都存在于政府的阴影之下，很多时候军队和政府里都有恐怖分子。这些个人经常在武装团伙——在马其顿地区针对对立种族发动恐怖战争和种族清洗——中开始“事业”。在这些组织中，最声名狼藉的要数土耳其的“特别组织”（Teskilat-i Mahsusa），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中扮演关键角色。“特别组织”的成员被称为科米塔（Komitaci），巴尔干斯拉夫国家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它们在马其顿的非正规组织成员，这并不是巧合。以“特别组织”的行动标准，黑手党在暗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中扮演的角色简直不值一提。但俄国为塞尔维亚政治承担了一些责任，而且当它的塞尔维亚附庸失去对自己代理人的控制时，俄国冒的风险会更大，承担的责任也更大。[98]

奥俄关系在1913年10月至1914年6月十分平稳。俄国最大的危机是在1913年与1914年之交的冬季到来的，对手是德国。起因是一支新的德国军事使团，由奥托·利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将军带队抵达土耳其。这一使团与先前使团的不同点在于，一是有众多军官参与其中，二是德意志将军首次被授予指挥一支土耳其大部队之权，因此，奥斯曼军团才驻扎于首都内外。土耳其和德国探讨过，如果想要根除土耳其军队在巴尔干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明显错误，必须扩大使团军官的权力。他们有一个共识：目前，俄国军事使团在黑山也做着类似的事情。[99]但俄国人正错愕于一名德国将军如今可以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消息，这在任何时候都会引起圣彼得堡深深的恐慌。彼时俄国人还相信土耳其政权会一朝倾覆，甚至可以轻易攫取奥斯曼帝国的遗产，那种错愕因此加倍了。

奥地利武官和英国武官都认为俄国是杞人忧天。他们相信，鉴于奥斯曼帝国的实际，德国人的权力不会有所增加。他们称，在奥斯曼帝国，一切都不依靠正式职阶或权力，而是看与核心政治领袖关系有多近，这在军中就意味着与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的亲密程度。奥地利武官写道，实际上，土耳其军官们对利曼新地位的嫉妒与愤恨，会削弱他的真正权力并让他步履维艰。尼古拉二世在德国宫廷的代表，塔季谢夫将军在给沙皇的信中做了相同的建议，他补充说，利曼是个“特别不讨喜又野心勃勃的人”，而这对他的前途没有任何帮助。[100]

这是个很好的看法，而且部分被证明是对的。但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约翰·冯·帕拉维奇尼（Johann von Pallavicini）侯爵撰写的报告中包含了同样明智的长期判断，叠加在一起，就是俄国人最可怕的噩梦。在他看来，关于土耳其帝国即将分崩离析，已经讨论得太多了。这片土地上核心的土耳其种族不会消失，而且会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根基。这个国家的命运终究会落到军队手中，军队却正渐渐由德国控制。德国倒是乐意“给这个明显虚弱但尚能有作为的土耳其带来一种保护”。但是德国可能无法单独实现这一目标，于是奥地利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帮助它们，和像英属埃及那样使土耳其变为受保护国。帕拉维奇尼在报告结尾处点出：“这个被削弱但在军事上大得多的土耳其，将成为同盟国的南方成员，它将是巴尔干诸国的巨大威胁，所以我们不必再为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扩张野心而担忧了。”[101]

在这里没必要再重复海峡对俄国的重要性。但现在有了三个新原因，让它们的命运在1914年深深牵动着俄国人的神经。首先，长期推行支持衰弱但独立、屈服于俄国压力的奥斯曼政权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希望渺茫。奥斯曼政权似乎不是崩溃（很多俄国观察家将其视为最可能的结局）就是重获新生，很可能是在德国庇护下。无论哪个结局都是俄国非常不愿接受的。萨佐诺夫在1914年的政策，归根结底是希望这一系列严重危险能够拖到那个时间点：俄国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恢复，足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土耳其和其他大国相抗。但在这件事上，时间是否站在俄国一方并不清楚。倘若圣彼得堡继续推行最高纲领主义者的政策——试图占据海峡，而不是采取温和策略——在国际保证下使该地区中立，这便格外可能成真。

第二个以及更直接的原因是，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 Hamid Ⅱ）手中衰落的土耳其海军从低迷中开始恢复。从1910年起，圣彼得堡就已经意识到土耳其人打算从国外订购无畏舰。最先的两艘是英国制造，在1914年夏天送抵君士坦丁堡。每一艘的火力都比过时的俄国黑海舰队的所有战舰加在一起还要强。俄国要直到1916年才重新拥有黑海上的海军优势，那时他们自己在黑海建造的三艘无畏舰可以服役了。但哪怕这一点也受到威胁：1914年1月，海军参谋部报告说，土耳其仍计划购买至少一艘无畏舰。从国家破产角度的常规考量也未能阻止他们，驻君士坦丁堡海军武官的报告中提到，1913年12月，所有土耳其军官的薪资都被充公，用来支付购舰费用：“这一专制措施在其他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在这里的民众中既未引起错愕，也未招致不满，人们以一种独特的东方冷漠态度面对此事。”此时，海峡管理体制的所有劣势都在俄国身上体现出来。它自己不可能让购自国外或驻扎在波罗的海的战舰穿过海峡。因此，俄国不得不在自己位于黑海的造船厂建造战舰，速度缓慢得多，成本也昂贵得多，每吨的成本高出60%，而且造船时间几乎是英国的两倍。1914年1月，土耳其打算订购另一艘无畏舰，它几乎完工了，是英国正在为一个南美国家建造的，面对这一令人警觉的消息，俄国人在他们的黑海造船项目上投入了更多。建立新的（第四支）俄国黑海无畏舰队的预算，将是外交部、大使馆以及领事部门一年总开支的几乎四倍。[102]

俄国对海峡问题如此敏感，终极原因是他们意识到在最近的土耳其战争中，关闭海峡给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担心在未来的战争或危机中，海峡会再出现更大规模的关闭。英国驻圣彼得堡使团次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很好解释了这一问题。休·奥贝恩写道，俄国经济近几年急速发展，也出现了大量财政盈余和贸易平衡。但有显著迹象表明，后二者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持续太久。至于预算，近期巨大的军事开支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国家也需要下血本发展农业经济，提高俄国农村的教育、文化水平。几乎找不到可行的新税源，而且一些现存的税源，尤其是伏特加垄断权，正受到猛烈的政治抨击。因此未来需要增加国外借贷，这反过来要依赖“于她有利的长久而持续的贸易均势”。此时，进口业一片繁荣，这被奥贝恩描述成一个“健康的体征”，即俄国工业的飞速成长。无论健康与否，这些都会让贸易平衡承受更大压力。奥贝恩写道，“主要出口项当然是谷物，在1911年占了总数的近50%”，在1912～1913年却远低于前三年的水准。这不是由于庄稼歉收，而是在意大利与巴尔干战争期间海峡关闭造成的。圣彼得堡会异常在意此事并不奇怪，为了防止当年局面重现。[103]

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对利曼·冯·桑德斯使团的愤怒，因最近造访柏林时没人告知他这一事实而加深，他觉得受了愚弄。首相科科夫佐夫试图安抚他，称贝特曼·霍尔韦格可能不知道这一行动（它本质是军事的），或者至少他不明白其中的隐喻。总之，在1913年与1914年之交的冬季危机期间，科科夫佐夫与萨佐诺夫的分歧比在巴尔干战争期间更大，而外交大臣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风险更大的路。但让萨佐诺夫失望的是，他的选择余地有限。即便政治上可行，未来几年在博普鲁斯海峡的军事行动也会受到战舰以及运输船不足的限制，后者甚至更加严重，因为俄国在黑海上的所有贸易商品中，95%都是外国商船运输的。同时，军队正沉浸于准备对德国开战，非常不愿意把兵力用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俄国的盟友也没有大用。法国和英国担心，萨佐诺夫通过占领小亚细亚领土向君士坦丁堡施压的想法会造成奥斯曼帝国的分裂和欧洲战争。不言自明的是，巴黎不可能通过经济制裁来促成萨佐诺夫的其他选择。最糟的是英国，它不愿意有大动作的原因，部分是自己的海军上将亚瑟·利普斯对土耳其海军的权力，与如今利曼在陆军中享有的大同小异。但无论如何，英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兴趣都小于对美索不达米亚和海湾地区，他们最近已与德国就后者达成满意的安排。一个可能的构想——英德合作，支持奥斯曼帝国——依稀出现在地平线上。最终，德国通过将利曼升职，使他不再负责指挥土耳其军队而平息了危机。虽然保住了荣誉，现实却少有改变，还伤害了圣彼得堡和柏林的感情。[104]

回看1912～1913年的俄德关系，人们不可能不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受到影响，放大即将爆发冲突的迹象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人们一读俄国方面的文件就不可能错过这些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因为巴尔干战争就迫使德国将目光东移，并远离与英国的海军竞争，无论如何，从财政角度看他们都输了。巴尔干同盟的胜利，经常被德国人解读成斯拉夫民族和日耳曼精神之间的斗争。由于斯拉夫“兄弟”间矛盾激化导致的内讧很快就暴露出来，这简直是无稽之谈。然而，这种解读反映出同时代人倾向于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刻板印象来诠释历史。俄国驻柏林使团注意到，1913年4月贝特曼·霍尔韦格的预算演说，是“首次在议会中的政治演说中，政府代表明确地谈及斯拉夫民族对德国的敌意，并把它看作对欧洲和平的严重威胁”。这不能太责怪贝特曼·霍尔韦格，因为斯拉夫与日耳曼之间的斗争多年来已经是斯拉夫主义者和泛德意志主义者斗争的核心主题，一些奥地利小城中的政客也是如此。这一看法正传遍德国。这种感受——巴尔干战争增强了斯拉夫民族在欧洲的力量——加深了德国人的不安。就像预想的那样，当夸大地缘政治和种族幻想时，威廉二世会一马当先。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记录了他在1913年10月与皇帝的谈话，其间威廉二世紧握军刀宣称：“斯拉夫人天生就不是贵族，只是下人，必须让他们认清这一点。”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远远超出外交力量的基本力量正在发挥作用。威廉补充道，而这让东方斯拉夫与西方欧洲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105]

奥斯滕-萨肯死后，俄国最擅长解读威廉二世思想倾向的要数伊利亚·塔季谢夫，他是尼古拉二世在德皇朝堂的私人军事代表。在利曼·冯·桑德斯事件后，他指出了威廉的紧张情绪和反俄国的糟糕幽默，但没有过于夸大，因为他之前已经见过这种情绪了。然而，德皇对和平的渴望总会成为俄、德两国衡量战争爆发可能性大小时的一个参考因素，所以他对俄国印象的任何变化都很关键。塔季谢夫向尼古拉二世报告过很多与德国军界、政界要员的会晤。他重申，哪怕是对于那些恐惧战争、对俄国友善的德国人来说，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倾向大大增长以及《新时代报》的报道和态度都给他们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1913年，德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将军告诉塔季谢夫，没有一个德国人想与俄国开战，但在长远的未来，无休止的国际紧张局势对经济的重击是“完全难以忍受的”：与之相比，战争可能都更易接受。柏林也不能对奥地利的事态发展漠不关心，因为“我们需要奥地利存于当下，那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俄国武官巴扎罗夫（Bazarov）上校，记录了由一位德国财政高官提出的类似观点，他冷淡地回应了“奥地利的垮台将使所有日耳曼民族团结于霍亨索伦家族之下”的说法：“即便一个统一的、疆域从一片海域延伸到另一片海域的德国，也必须满足于在欧洲四国中二把手的位置，但我们也绝不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差不多是从柏林给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塔季谢夫总结了近两年来德国态度的改变：“对与斯拉夫民族之间进行种族斗争——报告里说这是难以避免的——的恐惧，已经超过了对与英国在全球进行经济竞争的担忧。”[106]

报纸是麻烦的一部分。这对本书的读者来说并不奇怪。在引言中，我已经提及，就国际紧张局势而言，民间团体总是起到负面作用。后续的章节将阐明，长期以来，新闻界如何成为俄国外交努力——抚平德国人对俄国的恐惧与敌意——的肉中刺。俄国在1911～1914年，尤其是巴尔干战争期间力量的恢复，导致大部分德国新闻界对俄国看法的改变，他们从沾沾自喜的自鸣得意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警惕与恐惧。1914年3月，《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发动了一场俄德新闻界之间简短但骇人的斗争。军备竞赛日趋激烈，导致紧张局势恶化。1913年，《德意志军事法案》破天荒地提出向资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征税0.5%。

俄国的1914年大计甚至更加庞大，因为它集中于军队和欧洲，尤其让德国紧张。1914年年初，俄国宫廷大总管保罗·本肯多夫（Paul Benckendorff）伯爵写信给在伦敦的兄弟说：“这里没人想要战争或冒险，但最近几个月，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越传越开，遍布各社会阶层。（战争大幕）将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开启。我自己几乎已经相信了，因为除非有人打算使用这些武器，否则近期的武器措施确定是过分的，更因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用战争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法国大使德尔卡塞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发出警告，而且他可能是对的。”本肯多夫不是民族主义者或仇恨德国的人。当他的担忧在1914年8月成为现实时，他写道，忧虑了四十年的大灾难最终还是来了，他个人宁愿死也不愿目睹“欧洲文明的崩溃”。[107]

[1]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0，list. 115，Sazonov to Izvolsky and Benckendorff，Oct. 27，1912 （OS）。萨佐诺夫称他已经把这些条款告诉了普塔莱斯。关于普塔莱斯对这次对话的评论，见：Pourtalès to Bethmann Hollweg，Nov. 13，1913 （NS），no. 12374，in GP，vol. 33，pp. 333-336。关于图尔恩的评论，见：Thurn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n. 4，1913 （NS），no. 5109，in OUA，vol. 5，pp. 333-336。

[2] 关于大臣会议的最终决定和科科夫佐夫的评论，见：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90/292，listy 6ff.，“Osobyi Zhurnal Soveta Ministrov ot 24 fevr.1910g.”。科科夫佐夫称俄国占比已经达到35%，推行新计划后可能会达到43%；德国和法国所占份额分别为19.9%和25.1%。需要注意的是，科科夫佐夫处于党派和部门斗争中。国际预算统计也并非十分准确。D. Stevenson，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Europe，1904-1914（Oxford，1996），p.146. Afflerbach，Der Dreibund，pp. 688-689.

[3] Nelidov to Izvolsky，March 19/April 1，1909，no. 62，inGraf Benckendorffs diplo-matischer Schriftwechsel，ed. B. von Siebert，3 vols. （Berlin，1928），vol. 1，pp. 81-83.

[4] Zinovev’s letter is in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048，listy 45-48，Zinovev to Trubetskoy，Nov. 25，1912 （OS）.

[5] 奥斯滕-萨肯完全陷入负面报道中，部分是因为本肯多夫和伊兹沃尔斯基的信件早已被刊登，而且他们的路线获得了胜利。而且，在1908年后他越发老迈，见驻柏林使团次长尼古拉·舍别科致席林的信：GARF，Fond 813，Opis 1，Delo 445，for example，listy 38 （Nov. 30/Dec. 13，1911），41 （Jan. 6/17，1912），and 44ff. （Jan. 10/23，1912）。但应注意，奥斯滕-萨肯与其部下关于德国政治和政策的很多层面的报告体现了智慧：Osten-Sacken to Izvolsky，March 23/April 5，1907 （history），and Dec. 14/27，1907 （Persia），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1，pp. 84-86，103-105. AVPRI，Fond 133，Opis 1，Delo 17，listy 139-140，Osten-Sacken to Izvolsky，May 4/17，1907 （U.S.-German trade）；listy 180-181，Osten-Sacken to Izvolsky （trade in Asia）；Delo 19i，list. 39，Osten-Sacken to Izvolsky，May 28/June 10，1908 （German-Chinese relations），and listy 59-65，Osten-Sacken to Sazonov，Sept. 17/30，1910，这是一封重要信件，旨在向新任外交大臣教授德国的现实。

[6] Osten-Sacken to Izvolsky，Oct. 28/Nov. 10，1911，no. 854，in MOEI，vol. 18ii，pp. 350-351.

[7] 关于贸易条约与贸易关系，见此书的讨论：D. Geyer，Russian Imperialism：The Interac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1860-1914（Leamington Spa，1987），pp. 150-168。此书认为俄国的主张至少是过分夸张。但另见战争期间德国领导人的意见，如：G.-H. Soutou，L’or et le sang，pp. 39-42，636-640。此书第41页引用了一位德国高层人员对1904年条约的评价：“整体而言对我们非常有利。”关于斯韦比弗，可见尼古拉·舍别科的评论：N. Shebeko，Souvenirs（Paris，1936），p. 129。

[8] 关于斯韦比弗必须在俄国度过夏天，见：AVPRI，Fond 340，Opis 812，Delo 111，list. 9，Sverbeev to Sazonov，March 6，1912. A. Nekludoff，Diplomatic Reminiscences（London，1920），pp. 280-282。

[9] Taube，La politique russe d’avant-guerre，pp. 248-251；Abrikosov，Revelations of a Russian Diplomat，p. 100；Nolde，“S. D. Sazonov” and “Kniaz G. N. Trubetskoi，” in Blizkoe，pp. 226ff.，221ff.

[10] Sazonov，Vospominaniia，pp. 348-349.

[11] G. N. Trubetskoy，Russkaia diplomatiia，1914-1917，g.g. i Voina na Balkanakh（Montreal，1983），p. 170.

[12] Urusov to Izvolsky，Sept. 13/26，1908，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1，pp. 178-180；Benckendorff to Izvolsky，April 9/23，1909，and July 20/Aug. 2，1910，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2，pp. 221-226，287-289.

[13] AVPRI，Fond 340，Opis 812，Delo 29，Hartwig to Sazonov，Oct. 26，1912。毫无疑问，希望是思想之父。

[14] Mikhailovskii，Zapiski，vol. 1，pp. 43-51. Trubetskoy，Russkaia diplomatiia，p. 168. 关于席林的作用，见：GARF，Fond 813，Opis 1，Delo 295，list. 5，Kudashev to Schilling，April 11/24，1912。

[15]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80/281，list. 30，“Outline for an Agreement with Germany，” read to Nicholas Ⅱ，May 4，1909 （OS）.

[16] 关于谈判，见：“Aufzeichnung，” Oct. 30，1910，no. 10151，and Bethmann Hollweg to Pourtalès，Nov. 8，1910，no. 10155，in GP，vol. 27ii，pp. 832-834，pp. 840-842。接下来是漫长的谈判，包括如何达成并公开共识，以及关于波斯的条约条款。关于这些问题的文件篇幅很长，见：vol. 27ii of GP。最终协议和最终谈判出自：Pourtalès to Bethmann Hollweg，July 16，1911，no. 10218，pp. 950ff。关键的俄方文件是：“K istorii Potsdamskogo soglasheniia 1911g，” KA，58 （1933），pp. 46-57。关于对俄国政策的讨论，见：A. S. Avetian，Russko-Germanskie diplomaticheskie otno-sheniia nakanune pervoi mirovoi voiny，1910-1914（Moscow，1985）。

[17] Times，July 22，1911，p. 7；Sazonov，Vospominaniia，pp. 45-46.

[18] Izvolsky to Stolypin，July 21/Aug. 3，1911，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2，pp. 299-304.

[19] 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7255，listy 11ff.，Nostitz to QMG，Jan. 4，1912. 关于相应的衰退，比如，见：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29，list. 24，Izvolsky to Sazonov，Feb. 14/27，1913。关于普恩加莱的领导权的持续性以及民族主义浪潮，见这一部分的很多信件，尤其见：listy 73-75，Izvolsky to Sazonov，Nov. 21/Dec. 4，1913。

[20] Benckendorff to Sazonov，Feb. 12/25，1913，no. 896，in Siebert，Graf Benckendorffs diplomatischer Schriftwechsel，vol. 3，pp. 114-119. 关于法国国力的巅峰和对俄国的影响，可参考驻巴黎武官伊格纳夫于1914年3月7日和4月9日对亚努科维奇的汇报：MOEI，3rd ser.，vol. 2，pp. 266-268。关于法国引发战争的责任，一方面见：J. F. G. Keiger，Raymond Poincaré（Cambridge，U.K.，1997），另一方面见：S. Schmidt，Frankreichs Aussenpolitik in der Julikrise 1914 （Munich，2009）。

[21] Izvolsky to Sazonov，Sept. 27/Oct. 10，1912，no. 969，in MOEI，vol. 20ii，pp. 414-415；另见Izvolsky to Sazonov，Aug. 30/Sept. 12，1912，no. 672，pp. 198-200.

[22] 关于特鲁别茨科伊的意见，见：Trubetskoy，Russkaia diplomatiia，p. 48。

[23]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30，listy 26ff.，Sverbeev to Izvolsky，Feb. 3/16，1910；listy 121ff.，Urusov to Izvolsky，May 29/June 11，1910；listy 188ff.，Urusov to Sazonov，Oct. 11/24，1910；listy 350ff.，Urusov to Foreign Minister，Sept. 16/29，1910.关于陆军部，可见（儒略历）1909年10月5日、1910年5月31日、1910年8月9日、1911年11月4日苏霍姆利诺夫致大臣会议主席的信：RGIA，Fond 1276，Opis 5，Delo 608，listy 1-2；Opis 6，Delo 464，listy 1-2ii；Opis 6，Delo 516，listy 1-3ii；Opis 7，Delo 471，listy 1-4ii。

[24] G. Kronenbitter，“Krieg im Frieden”：Die Führung der k.u.k. Armee und die Gross-machtpolitik Österreich-Ungarns，1906-1914（Munich，2003），pp. 62-64，85-87，110-117，131-139，328-333，351，357-367. Schoen to Bülow，Sept. 5，1908，no. 8927，in GP，vol. 26i，pp. 26-29；Aehrenthal to Bülow，Feb. 20，1909，no. 1022，in OUA，vol. 1，pp. 852-857. 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755，“Sekretnyi doklad voennogo agenta v Vene polkovnika Marchenko，” listy 25-26.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99/302，listy 2-4，Sazonov to Neklidov，May 10，1912 （OS）.

[25] AVPRI，Fond 340，Opis 787，Delo 7，list 12，entry in Martens’s diary for March 3，1907 （OS）；AVPRI，Fond 340，Opis 812，listy 7-10，Trubetskoy to Sazonov，Jan. 18，1910 （OS）. Izvolsky to Neratov，Sept. 29/Oct. 12，1911，in Anon.，Materialy po istorii Franko-Russkikh otnoshenii za 1910-1914 g.g.（Moscow，1922），pp. 121-123. 由于伊兹沃利斯基和恰雷科夫都在亚历山大中学就读并且是朋友，所以伊兹沃利斯基对恰雷科夫的“冲动”的看法很重要。

[26] 比如，见（儒略历）1911年9月22日和29日吉尔斯的备忘录：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9，listy 3-5 and 6-9。有关恰雷科夫的行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涅拉托夫给他的支持比传统认知的要多：O. A. Chernov，“K voprosu o ‘demarshe Charykova，’” in Voina i ob-shchestvo：K 90 letiu nachala Pervoi Mirovoi Voiny（Samara，2004），pp. 37-46。

[27]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87/289，listy 3ff.，private letter from Muravev to Izvolsky。穆拉韦夫是伊兹沃利斯基的表亲。

[28]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87/289。包含了与当时俄意关系和拉科尼吉背景有关的所有通信，十分有趣。尤其是伊兹沃利斯基于1909年10月23日致尼古拉二世的详细备忘录，其内容包括谈判进程、条款和达成共识的意义：listy 55-60。

[29] Afflerbach，Der Dreibund，pp. 687ff. R. Bosworth，Italy and the Approach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1983），pp. 97-106.

[30] Romberg to Bethmann Hollweg，June 3，1909，no. 9728，in GP，vol. 27i，pp. 159-161.

[31]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99/302，listy 2-4，n.d.，萨佐诺夫致驻索非亚公使内克柳多夫的信复述了1912年5月他与达内夫的对话。

[32] GARF，Fond 813，Opis 1，Delo 427，Trubetskoy to Schilling，May 11/24，1912，listy 11-14.

[33] Nekliudov to Neratov，Sept. 19/Oct. 2，1911，no. 512；Nekliudov to Neratov，Sept.29/Oct. 12，1911，no. 598；Hartwig to Neratov，Sept. 25/Oct. 8，1911，nos. 562 and 563，in MOEI，vol. 18ii，pp. 63-64，139-141，110-114.

[34] 见科科夫佐夫回忆录中关于他的首相生涯早期的描述：Iz moego proshlogo，vol. 2，chaps. 3 and 4。但另见亚历山大·吉尔斯写给科科夫佐夫的重要信件，其中提及科科夫佐夫在对外政策上的角色和他与萨佐诺夫的关系：AVPRI，Fond 340，Opis 597，Delo 17，listy 65-66，Nov. 29，1911 （OS）。注意以下这本书的精彩讨论：MacDonald，United Government and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chap. 8。

[35] MOEI，vol. 19ii，no. 625，pp. 262-268：包括1912年3月13日（儒略历2月29日）内克柳多夫与斐迪南大公的对话记录，以及一份包含条约与其秘密附件的附信。Trubetskoy，Russkaia diplomatiia，pp. 49，170.

[36] William Ⅱ to Bethmann Hollweg，Oct.4，1912，no.12225，in GP，vol.33，pp. 164-166.

[37] Giers to Neratov，Oct. 27/Nov. 9，1912，no. 845，in MOEI，vol. 18ii，pp. 343-345；Giers to Sazonov，March 3/16，1912，no. 646，in MOEI，vol. 19ii，p. 288. CUBA，Sviatopolk-Mirsky Collection，B. N. de Strandman，Balkan Reminiscences（n.p.），pp. 188-189，191-196.

[38] Record of the Common Ministerial Council，July 8-9，1912，no. 3612，in OUA，vol.4，pp. 254-257. 关于萨佐诺夫的同等陈述，比如，可见：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0，listy 47-50，Sazonov to Izvolsky，Oct. 10，1912 （OS）。

[39] Izvolsky to Sazonov，Oct. 10/23，1912，in Anon.，Materialy，pp. 289-291.

[40] E. J. Erickson，Defeat in Detail：The Ottoman Army in the Balkans，1912-1913（Westport，Conn.，2008），esp. chaps. 3-5.

[41]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0，list. 94，Sazonov to Izvolsky，Oct. 22，1912 （OS）.

[42]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99/302，listy 2-4，Sazonov to Nekludov，May 10，1912 （OS）；Fond 151，Opis 482，Delo 3048，“Instructions to Minister in Sofia，” Oct. 1912 （OS），list. 18；Fond 133，Opis 467，Delo 721/780，listy 63-65，Sazonov to Savinsky，March 20，1913 （OS）.

[43]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048，list. 17，Grigorovich to Sazonov，Oct. 26，1912 （OS）；Fond 133，Opis 467，Delo 721/780，listy 58-59，Sazonov to Nicholas Ⅱ，March 15，1913 （OS）.

[44] 备忘录见：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00，listy 242-249。不巧的是，在我去查阅时，因为档案馆将闭馆，整个Fond 151（他们称为政治文献）被收了起来。Ronald Bobroff教授帮助了我，给了我备忘录的复印件，我十分感激。复印件是匿名的，但作者身份得到了特鲁别茨科伊回忆录和其孙女的研究的佐证。见：S. Schmitz，“Grigori N. Trubetskoy，” pp. 155-160；and Trubetskoy，Russkaia diplomatiia，p. 69。

[45]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00，listy 242-249.

[46] Schmitz，“Grigorii N. Trubetskoy，” pp. 158-159.

[47] RGAVMF，Fond 418，Opis 2，Delo 257，listy 10-17，Lieven to Grigorovich，Nov. 25，1912 （OS）.

[48]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21，list. 52，Hartwig to Sazonov，Oct. 27/Nov. 9，1912.

[49]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21，Hartwig to Sazonov，list 52，Oct. 27/Nov. 9，1912；list 125，Nov. 6/19，1912；listy 346 and 358，Dec. 24 and 31，1912 （OS）. Berchtold to Szögény，Oct. 30，1912，no. 4205，in OUA，vol. 4，pp. 727-729.

[50]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21，Izvolsky to Sazonov，Oct. 25/Nov. 7，1912，list. 46；Sazonov to Krupensky，Oct. 26，1912 （OS），list. 51；Sazonov to Hartwig，Oct. 27，1912 （OS），list. 57；Sazonov to Hartwig，Oct. 29，1912 （OS），list 70；Sazonov to Hartwig，Nov. 7，1912 （OS），list. 135；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1，Memorandum of Sazonov to Nicholas Ⅱ，listy 101-ii.

[51] 关于尼古拉对萨佐诺夫的备忘录的少量批注，见：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1，list. 10i. Sazonov to Hartwig，Nov. 27，1912 （OS），listy 85-86。

[52] 关于尼古拉的活动以及他与尼古拉大公的会面，见：RGIA，Fond 516，Opis 1，Delo 35，listy 419，423，428 （Kamer-furerskii zhurnal）。关于阿列克谢的病，见：S. Firsov，Nikolai Ⅱ：Plennik samoderzhaviia，2 vols. （St. Petersburg，2009），vol. 1，pp. 400-405。关于威廉，见他对塔季谢夫将军所做的关于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胜利的热情评价：GARF，Fond 601，no. 40，listy 104-105，Tatishchev to Nicholas Ⅱ，Oct. 12/25，1912。

[53] RGVIA，Fond 2000，Opis 1，Ed. Khr. 3406，listy 94-95，Ignatev to Zhilinsky，Nov. 3，1912；listy 118-130，“Report on French Manoeuvres…Presented to HIM by the Grand Duke Nicholas，” Oct. 28，1912 （OS）.

[54]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思想家是Joseph Schumpeter，可参考他的著作：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New York，1955）。但要注意，他正确地反驳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本质好战论。讨论中产阶级时，专业又机敏的小动作往往在暗地里进行，这回也不例外。至于男子气概，见：C. Clark，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2012），pp. 359-361。关于贵族和执业中产阶级应为20世纪历史的主要恐怖活动负责的更广泛主题，参见我在此书中的结论：Lieven，Aristocracy in Europe，pp. 243-253。

[55] 唯一与哈特维希有关的传记十分慷慨，见：“Rossiiskii poslannik v Serbii N. G. Gartvig，” Istoricheskii Zhurnal （1991），pp. 182-191。瓦西里·斯特兰德曼的回忆录是关于此人及其在贝尔格莱德行为的最好记述：Balkan Reminiscences。列出所有抱怨哈特维希的人是不可能的：尼古拉·尼尔斯、瓦西里·内克柳多夫和其他大多数俄国外交官都一度谴责过他的行为。

[56] Ugron to Berchtold，Oct. 11，1912，no. 4035，in OUA，vol. 4，pp. 602-3. Strandman，Balkan Reminiscences，esp. pp. 50-53，57-58，76-77，81，148-152，191，197，239-243.

[57] 很多文件显示，德国和意大利在这件事上并不是很热衷于支持奥地利，以下这份文件是其中之一：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2，listy 66ff.，Dec. 19，1912 （OS）。

[58] Mensdorff to Berchtold，Feb. 24，1913，no. 5927，and Thurn to Berchtold，Feb. 14/27，1913，no. 5967，in OUA，vol. 5，pp. 813-814，838-841.

[59] Bethmann Hollweg to Berchtold，Feb. 10，1913，no. 12818，in GP，vol. 34，pp. 346-348.

[60] Pravitel’stvennyi Vestnik，no. 120，June 5/18，1913，p. 1.例如在1913年2月初，尼古拉不仅允许举办斯拉夫宴会，还致信表示支持：NA FO 371，1743，no. 6225，Buchanan to Grey，Feb. 6，1913，p. 527，note by Nicolson。

[61] Otchet o deiatel’nosti S-Peterburgskogo Slavianskogo Blagotvoritel’nogo Obshche-stva za 1912 god（St. Petersburg，1913），pp. 3-4. G. I. Shevtsova，Rossiia i Serbiia：Iz istorii rossiisko-serbskikh otnosheni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Moscow，2010），pp. 21-41.

[62] 关于自由保守派的声明，见：A. N. Brianchaninov et al.，Interesy na Balkanakh i pravitel’stvennoe soobshchenie（St. Petersburg，1913）。这是由一个富裕贵族兼民族党派领袖的兄弟所写的富有侵略性、特别愚蠢的小册子。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217，“Zapiska Balashova ‘O politike Rossii v poslednie veka i predstoiashchikh ei zadachakh’”. M. V. Rodzianko，Le règne de Raspoutine（Paris，1927），pp. 88-89. Thurn to Berchtold，March 30/April 12 and April 27/May 10，1913，nos. 6596，6597，6986，in OUA，vol. 6，pp. 133-135，407-409.

[63] 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2856 （“Relations with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包括详细的报告、地图和图标，比如，见1913年1月总参谋长日林斯基致萨佐诺夫的报告，它附带很多详细的地图和花名册：listy 19ff.。另见1913年2月11日关于军事备战的报告，其中关于部队的细节精确到营的级别：listy 50-63。AVPRI，Fond 151，Delo 3717 （for 1912） and 3718 （for 1913） 包括了内政部秘密警察部门、宪兵和省总督以及从财政部到边境守卫的报告。关于军事间谍活动，见：Alekseev，Voennaia razvedka Rossii，vol. 2，以及巴尔干人给我的两份十分详尽的战前和巴尔干战争期间俄军情报部门手稿，其作者是瓦西里·卡希林博士。首先见：Bruce Menning，‘Nasledie agenta no 25，’Rodina，8，2014，pp. 32-35。

[64] MDSH，carton 7N 1478，Nov. 15/28，1912，Laguiche report；Nov. 23/Dec. 6，1912，Wehrlin report；Nov. 30/Dec. 13，1912，Laguiche report.

[65]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0，listy 44ff.，Sazonov to Kokovtsov，Oct. 10，1912 （OS）；Delo 3717，list. 47，Ianushkevich （CGS） Memorandum，Oct. 26，1912 （OS）；list. 175，Izvolsky to Sazonov，Nov. 28/Dec. 11，1912；list. 244，N. N. Giers to Sazonov，Dec. 11/24，1912；list. 252，Sazonov to N. N. Giers，Dec. 13/25，1912.关于俄国情报和奥地利强化军力的措施，见Bruce Menning的“Russ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July 1914.”这篇将要发表的文章非常有用，作者友善地把它发给了我：The Historian，77，2，2015。

[66]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17，listy 22-23，Kokovtsov to Sazonov，Oct. 16，1912 （OS），and listy 24ff.，Kokovtsov to Sukhomlinov，Oct. 16，1912 （OS），包含了苏霍姆利诺夫认为春季前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的看法。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130，listy 44ff.，Sazonov to Kokovtsov，Oct. 10，1912 （OS）.

[67] 关于11月23日的会议，见：Kokovtsov，Iz moego proshlogo，vol. 3，pp. 122-127。

[68] 关于动员，见第三章注释106～109。我阅读Bruce 将要发表的作品时也获益良多，包括“Russ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The Russian Threat Estimate，1906-1914” in Dominik Geppert （ed.）The Wars Before the Great War（Cambridge，2015）。引用他那已出版并且将要上市的作品，不足以表达我对多年老友向我解释动员细节的感激的十分之一。

[69] Ianushkevich to Sazonov，Dec. 22，1912 （OS），in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17，list 302.

[70]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218，Special Journal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Nov. 29 and Dec. 1912 （OS）；引文出自：list. 2. Kokovtsov，Out of My Past，pp. 345-346。关于奥地利的微弱优势估计出自与Bruce Menning教授的谈话以及注释65提到的他将要发表的文章。关于克拉希尼可，见：O. R. Airapetov，Uchastie Rossiiskoi imperii v Pervoi mirovoi voine（1914-1917），2 vols. （Moscow，2014），vol. 1，pp. 113-115。

[71]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218，listy 7i-8ii.

[72]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218，listy 4-14.

[73] 对图尔恩太亲俄、虚弱得不能捍卫奥地利利益的抱怨，见：Berchtold to Thurn，Dec.16，1912，no.4936，in OUA，vol.5，pp.140-141. Szapá-ry to Thurn，Nov. 29，1912，no. 4711，in OUA，vol. 4，pp. 1075-76。对图尔恩和吉尔斯有大量类似评价。特鲁别茨科伊致库达舍夫的信未保存下来，但回信表明了他的问题和意见。

[74] AVPRI，Fond 340，Opis 902，Kudashev to Trubetskoy，Dec. 24，1912/Jan. 6，1913，listy 2ff.

[75] 关于霍恩洛厄的造访和观点，见：nos. 5675，5676，5697，5698，5699，and 5721，in OUA，vol. 5；这些是2月4日、6日及8日图尔恩的电报，它们给出了霍恩洛厄谈话的细节：pp. 634-636，651-654。霍恩洛厄与亚历山大·奥约斯伯爵的谈话见：no. 5751，Feb. 10，1913，pp. 697-698，这些谈话总结了他的印象。关于俄国方面，举个例子，见萨佐诺夫描述的他与霍恩洛厄的对话：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20，listy 2-4。

[76] 关于参谋长的抗议，见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2856，listy 85ff.，Ianushkevich to Sukhomlinov，March 4，1913 （OS）。

[77] Trubetskoy，Russkaia diplomatiia，p. 151.

[78] AVPRI，Fond 340，Opis 584，Delo 26，M. N. Giers to Sazonov，Jan. 14，1913，list. 8.

[79] 所有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争议的文件，包括大使会议的记录，均见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36。

[80]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17，Shebeko to Sazonov，Nov. 24，1912 （NS），listy 146ff.，and Nov. 25/Dec. 8，1912，listy 155-156. GARF，Fond 813，Opis 1，Delo 445，Shebeko to Schilling，Sept. 15，1912 （list. 7），Oct. 11，1912 （listy 79-80），Jan. 7，1913 （listy 91ff.）.

[81]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13，list. 56，Hartwig to Sazonov，Feb. 27/March 12，1913.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721/780，list. 34，Sazonov to Nicholas Ⅱ，Feb. 13，1913 （OS），它报告了驻索非亚武官的看法。

[82]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13，list. 222，Hartwig to Sazonov，June 2/15，1913.萨佐诺夫与达内夫保证将在4月上旬支持保加利亚铁路。Sazonov to Savinsky，March 20，1913 （OS），AVPRI，Fond 133，Opis 467，Delo 721/780，listy 63-65. Trubetskoy，Russkaia diplomatiia，pp. 43-44.

[83] Bridge，From Sadowa to Saraevo，pp. 355-57. Szögény to Berchtold，July 6，1913，no. 7646，in OUA，vol. 6，pp. 825-826.

[84] Merey to Berchtold，July 12，1913，nos. 7747 and 7748，in OUA，vol. 6，pp. 881-883.

[85] Thurn to Berchtold，July 21，1913，no. 7904，in OUA，vol. 6，p. 980.

[86] Izvolsky to Sazonov，Aug. 1/14，1913，in Marchand，Un livre noir，vol. 2，pp. 128-130.

[87] Strandman，Balkan Reminiscences，pp. 262-263.

[88]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13，Strandman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Sept. 13/26，1913，list. 374；Strandman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Sept. 18/Oct.1，1913，list. 380. Strandman，Balkan Reminiscences，pp. 263-270.

[89] RGVIA，Fond 2000，Opis 1ii，Delo 3152：Artamonov to QMG，Oct. 8，1913，listy 8-9；Nov. 19，1913，listy 10-11；Jan. 25，1914，listy 27-28；May 25，1914，listy 63-73.

[90]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13，list. 374，Strandman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Sept. 13/26，1913.

[91] NA PRO 371，1748，Annual Report （Serbia 1913），Paget to Grey，no. 28340，pp. 55ff. 关于塞尔维亚的独立，见Cornwall先生这篇证据充分、令人信服的文章：“Serbia，” in Decisions for War，1914，ed. K. Wilson （London，1995），pp. 55-96。

[92] 关于混乱状态，尤其见：V. 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London，1967），pp. 366-400。

[93] 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7371，Artamonov to QMG，Jan. 17，1912，listy 36i-40ii；引文出自：list. 36ii。这是阿尔塔莫诺夫关于黑手党最全面的汇报，这份报告的重要附录内容包括媒体摘要和在议会中对黑手党的质询。

[94] 这也是注释14提及的报告，但另见更早期的报告：QMG of Nov. 9，1911，and Jan. 10，1912，listy 28-30 and 32。

[95] 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7371，listy 38i-39ii.

[96] 关于“阿匹斯”，见：D. MacKenzie，Apis，the Congenial Conspirator：The Life of Colonel Dragutin T. Dimitrijevic （Boulder，Colo.，1989）。NA FO 371，2098，2703，Crackanthorpe to Grey，Jan. 17 and 21，1914，pp. 259，263. MOEI，3rd ser.，vol. 3，no. 281，Hartwig to Sazonov，June 3/16，1914，pp. 329-330；vol. 4，no. 105，June 23/July 6，1914，pp. 147-149；vol. 5，apps.，no. 9，June 4/17，1914，pp. 453ff.

[97] Strandman，Balkan Reminiscences，pp. 55-56，308-309. Kashirin MS，“Servia，” pp. 147-238.

[98] 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7317，Sukhomlinov to Nicholas Ⅱ，Feb. 25，1912，listy 48-50.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22，list. 85，Sazonov to Hartwig，Dec. 16，1913 （OS）.关于“科米塔”这个词，见：Vincent Duclert，“La destruction des Armeniens，” in Encyclopédie de la Grande Guerre，ed. S. Audoin-Rouzeau and J.-J. Becker （Paris，2011），p. 367。关于塞尔维亚语的同义词，见：Dedijer，Road to Sarajevo，p. 196。

[99] Memorandum of Potapov for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June 16/29，1913，no. 412，in Potapov，Russkii voennyi agent v Chernogorii，vol. 1，pp. 641ff.

[100] Report by Colonel Pomiankowski，no. 9069，in OUA，vol. 7，pp. 634-37. NA FO 371，1847，54955，Mallet to Grey，Dec. 5，1913. 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746，nos. 48 and 50，Tatishchev to Nicholas Ⅱ，Oct. 24/Nov. 6，1913，and Jan. 3/16，1914，listy 122ff. and 126ff.

[101] Pallavicini to Berchtold，Dec. 29，1913，no. 9133，in OUA，vol. 7，pp. 685-688.

[102] RGAVMF，Fond 418，Opis 2，Delo 195，Report by Captain Neniukov，Jan. 20，1914 （OS），list 6.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048，listy 289ff.，Naval General Staff，“Memorandum for the Duma，” March 17，1914 （OS）.

[103] NA FO 371，2094，33826，O’Beirne Memorandum o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July 24，1914，pp. 69ff.

[104] 俄国方面的关键文件是科科夫佐夫的报告（385～417页）。Nov. 19，1913 （OS），and Sazonov （pp. 360-376），Oct. 24，1913 （OS），Nov. 23，1913 （OS），Jan. 7，1914 （OS），to Nicholas Ⅱ，in Marchand，Un livre noir，vol. 1，and the records of the Special Conferences of Dec. 31，1913 （OS），and Feb. 8，1914 （OS），nos. 3 and 4，in Vestnik N.K.I.D.，1 （1919），pp. 26-42.

[105]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38，listy 6-7，Sverbeev to Sazonov，March 25/April 7，1913. Daily Record，Oct. 28，1913，no. 8934，in OUA，vol. 7，pp. 512-515.

[106] 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746，Tatishchev to Nicholas Ⅱ：no. 42，Jan. 18/31，1913，listy 108ff.；no. 44，Feb. 14/27，1913，listy 113ff.；no. 52，Feb. 14/27，1914，listy 131ff. 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7255，Bazarov to QMG，Feb. 12，1913.

[107] 关于德国媒体和俄国，见：Paddock，Creating the Russian Peril.Steven-son，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pp. 285-328。CUBA，Benckendorff Papers，box 19，Paul to Alexander Benckendorff，Feb. 5/18，1914，July 28/Aug. 10，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