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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章 战争、革命和帝国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进程，和他们最聪明的“反动”领袖彼得·杜尔诺沃在1914年2月的备忘录中预测的一样。俄军相较于德军处于劣势，而且打了多个败仗，最引人注意的要数1914年坦嫩贝格和1915年戈尔利采-塔尔努夫（Gorlice-Tarnów）之战。在众多领域，德国军备的优势都是明显的，尤其是在重炮、飞机和通信技术上。更重要的是，俄国人事任用上的问题根深蒂固。他们缺乏专业军官和士官，相较于他们的德国敌人，这是个重大缺陷。俄军当中，能够胜任的指挥官和参谋官总是比他们的德国敌人少。整体而言，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也逊色于德国，直到1918年鲁登道夫将军发起春季攻势，后者因此遭到削弱。俄军也偶尔击溃过德国军队。整体而言，他们比奥军更有优势，1914年和1916年，他们都大胜奥军。而且，俄军在对土战争期间也胜英军一筹。
1916年和1917年之交的冬季，俄军疲惫不堪，而且损失惨重，其中包括不少开小差和投降者。在一些部队中，斗志和纪律已经有涣散迹象。但此时，俄军远没到1917年一半的法军暴动那种程度。俄军将官和他们的参谋总结过经验教训，若没有革命，俄军在1917年能为协约国联军做出巨大贡献。由于军工产量在1917年后下降，俄军力量对1918年战事的贡献可能变小，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也是。另外，美国的参战意味着俄国实际上不需要做太多事，就可以作为胜利方结束战争，虽然“胜利”是否会带来西方民主阵营对山穷水尽的沙皇俄国的干涉仍未可知。[1]
就俄国而言，是后方而非前线最先出现混乱，并削弱了战争努力。在这方面，俄国和德国非常不同。1918年，战场上的失利对德国大后方的动乱产生了关键影响。俄国大后方崩溃的主要原因则是经济问题。同时，俄国的情况要结合环境去看。如果法国，更不用说意大利的大部分外界援助被阻断，大西洋贸易航线也被切断，那么其经济也很可能支撑不了战争继续。在某些方面，1916年的俄国经济表现得可圈可点，靠国内资源就能满足武器和军需的基本生产。俄国为了弥补丧失的外国进口，匆匆建立了新的战略产业。但是在某些军事领域，尤其是各种发动机的生产，俄国依然远远落后于德国。像杜尔诺沃预测的那样，铁路成了巨大问题，给军事行动、食品供给和工业物资运送带来了严重影响。无论铁路网还是车辆，对庞大的战争需求而言都远远不够。此外，工业大部分用于生产军事物资，结果火车头、车皮和铁路线的维修受到影响。通货膨胀打击了铁路工人的士气和纪律性，工人阶层同样受此影响。杜尔诺沃再次预测正确，俄国在战争财政方面将面临巨大困难。[2]
尼古拉二世（左）和尼古拉大公
最糟糕的是，没人预料到俄国的食物短缺。即便是在1917年，俄国的食物尚能自给自足，困难在于将食物分配给人口众多的北部工业区和西部边境上驻扎的大量军队。铁路网在和平时期发挥作用，将乌克兰南部和俄国南部草原地区过剩的粮食运往南方的黑海出口港，而非北方。有一点同样应受到重视：军队、一些文职大臣和当地政府机构（zemstvos）在怎样更好地给粮食定价和采购上发生了冲突。将所产粮食全部投入市场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扰，1500万劳动力被投入军队。与此同时，工业无法在供给军队的同时生产出质量、价格都合适的消费品——有了这些才能让农民乐意出售粮食。这也是欧洲各地普遍存在的大问题，而俄国首当其冲，且最为严重。1917年2月，点燃革命的火花就是首都粮食短缺。[3]
就摧毁俄国的战争努力而言，政治和政府更加关键。至于食物供应问题，部分就是因为1914年俄国政府在农村——粮食主要生产地和人民主要居住地——的存在感太低。不管怎么说，在一系列战争中，俄国所忍受的恶劣条件远远胜过颠覆君主制的1917年。在战争努力背后，第一次世界大战需要空前的社会动员，这就要倚靠能将触手伸进每个家庭的公民社会和同它紧密联系、能协同合作的国家。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国家需要高度的合法性，而且社会中的众多群体和阶层需要有相同的价值观、信任和交流。俄罗斯帝国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投入战争，而这些在1914～1917年被证明是致命弱点。
政府，尤其是尼古拉二世，应该承担部分责任。战争给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政府带来了高度紧张感。他们需要既能鼓舞人民，又能驾驭更加庞大、复杂的战时政府机器的领导人。随着速胜无望和伤亡增加，1916年与1917年之交的冬季这一需求成了首要的大事。1917年，戴维·劳埃德·乔治和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分别于英国和法国承担了这一角色。而在沙皇俄国永远不会产生——更不必说任用——这种政治领导人。在德国，威廉二世很大程度上被领导能力卓越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帅取代，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则越来越多地操控了实际战争举措。兴登堡-鲁登道夫组合受大多数德国精英、议员和民众支持，这些人实际上要求他们掌权。他们的领导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要不是他们失算，德国本有可能赢得战争。这是君主将权力交到公众舆论口中的英雄们手上，然而他们却毁了王朝和国家的一个实例。[4]
俄国国内最接近战争英雄和舆论楷模的，是1914年8月成为东部边境驻军总司令的尼古拉大公。他仪表堂堂，同时，罗曼诺夫家族中最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德意志主义者的声望，也给他的公众形象加分不少。从政府角度看，在1915年夏季大公暴露出三大问题。第一，他加入了杜马政客劝说尼古拉二世撤换不受欢迎的保守派大臣并向公众意见让步的阵营。第二，在大公的领导下，军队参谋部成了“小王国”，其无视大臣们的劝说，在所控制的后方广大区域自行施政，蚕食民间经济和社会。关于这一点，最极端的就是，在1915年春夏大撤退时，军队颁布政策，强迫大批居民离开家园移居内地。在政策推行中，还伴有诸多针对非俄罗斯人口，尤其是犹太人的暴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公不是个好将军，俄军在1915年奥德攻势下溃退时，他表现出容易惊慌和绝望。[5]
由于这些原因，尼古拉二世在1915年8月接替了他的堂亲，成为军队领袖。他的这一角色更多是形式上的，真正的指挥工作由他的新参谋长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负责。阿列克谢耶夫比尼古拉大公及其参谋长尼古拉·亚努科维奇出色得多，在军事上这个改变起了极好的作用，也减少了参谋部与当地政府的冲突。另外，由于君主在政府和军队指挥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因此战争每次遭遇困境或失败都会影响其合法性。如果尼古拉二世在即将奔赴前线时留下一个有能力和威望的首相并授予全权，那么这种风险就值得一冒。而实际上，俄国卷进战争时，是由一个老迈而多病的大臣会议主席领导着内部协作很差的政府，而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1917年。沙皇本人一直没有协调和带领政府的能力，哪怕是在他承担起指挥军队这项额外负担之前。而且他无法找到一个能够服从他的命令并推行他的既定路线的首相。聪明的官员都不再想为执行沙皇的命令而承担舆论责难了。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一直很大，即便是他1916年12月被暗杀后，也没有一点儿改变。但是这样的人物，就算仅仅出现于君主周围也是灾难性的，而且严重威胁政权的合法性。随着尼古拉二世去往前线，他妻子的影响力渐增：她用它来巩固丈夫的后方，对抗来自杜马的压力。在战时笼罩的歇斯底里的氛围中，滋生出了毫无根据的宫廷变节谣言——出身于德国的皇后是主要反派。更有疯狂而危险的谣言，指控维多利亚女王端庄的外孙女与拉斯普京有床笫关系。在1917年1月，君主制非但没有成为爱国主义的焦点，反而被普遍看作胜利路上的主要障碍。[6]
在内政上，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1915年夏。随着德奥联军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展开攻势，俄国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军事失败，杜马政客中的多数派组成了所谓的改革同盟，并要求尼古拉二世成立由他们代表、为俄国社会所接受的政府。以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为首的众多大臣敦促尼古拉二世让步，但沙皇拒绝了。在1915年春，他已经对杜马政客和公众舆论做出过重大让步，包括解职主要保守派大臣。他认为进一步让步等于示弱，而且实质上是在向议会制政府妥协。议会制政府在他看来必然会导致权威被削弱，并因此招致社会和国家革命。若他同意克里沃舍因的提议，战时不可避免出现的不利局面的责任就将由政府和议会分担，那么俄国就有可能步履蹒跚地撑到战争结束而不爆发革命。而拒绝妥协后，尼古拉二世发现他越来越被孤立，独自承担战争带来的所有后果，甚至大多数最得力的高级军事将领和文职官员都不听他的。当1917年2月首都街头出现革命时，俄国精英们已经对沙皇失去了信心并背弃了他。[7]
1914年夏季的大臣会议。尼古拉二世右侧是尼古拉大公，左侧是伊万·戈列梅金。谢尔盖·萨佐诺夫站在大公后方，他左侧是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从克里沃舍因开始更靠左的两名身着军服的将军是尼古拉·亚努科维奇和阿列克谢·波利瓦诺夫。波利瓦诺夫刚接替苏霍姆利斯基任陆军大臣
但是，不应该将崩溃之责全推给政府和君主。杜马政客和公共活动积极分子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主义政治家们充分意识到这个事实：克里米亚和对日战争的失败已经导致专制政权被削弱，并引导俄国向着他们认为必然出现的自由未来前进。他们希望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挫败能有同样的结果。到1914年，俄国各行各业已经普遍认为：政府已经无能为力，“社会”必须将公共利益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信条扭曲了对战争努力的认识——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俄国自由主义阶段和西方历史编纂中。现实总是不同的。战争部主导的战时军事经济，事实上远比它的批评者所说的要好。通过战争工业委员会，公众在工业动员上的贡献甚微，嗓门反而异常洪亮。虽然他们抬高了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古奇科夫的政治声望，却让不少钱进了私人腰包。
在1915年，所有参战国都陷入了军需危机，因为在战争开始前严重低估了冲突持续的时间和军需物资的消耗量。只有俄国最高统帅部和敌对政治家利用这个危机来攻击战争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些指控中不仅包括无能，甚至还包括叛国。结果就是，苏霍姆利诺夫将军死在监狱，而他的一众同僚以捏造的间谍罪被绞死，这只能被定义为司法谋杀。对尼古拉大公和最高统帅部来说，弹药短缺和背叛是掩盖他们战场失利的有用解释。对指挥了部分行动的自由-保守派“十月党”领导人亚历山大·古奇科夫来说，叛国罪是让政府名誉扫地的工具，而且能与苏霍姆利诺夫算总账。这给民众士气和对权威的信仰造成的影响并不难想象。[8]
与工业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对食品供给的管理。改革同盟在这里产生分歧，虽然大多数舆论倾向于排斥私人商贸并依靠公众控制。在革命前，这产生了糟糕的影响，而且一旦“社会”在1917年3月掌控大权，就会迅速导致食品供应系统的全面崩溃。由选出的当地政府机构（Zemgor）向伤员、难民和其他战争受害者提供帮助有用得多，但政府协会在经费使用上很浪费，部分是因为它们拒绝接受对其行为的任何形式的审查。它们也不把自己当作政府的辅助工具，而是视作与之平行的“社会”管理者。政府协会在革命前加入了反对当局的宣传大潮中，随后在1917年基本取而代之，实际上成为临时政府的执行机构，导致了不幸后果。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理就是政府协会的前领导格奥尔基·李沃夫（Georgii Lvov）亲王，研究革命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脱离现世的托尔斯泰式老梦想家”。[9]
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在1915年认为政府需要与杜马和舆论共担战争责任，这是正确的。他本人很可能是受杜马政客支持的“官僚主义-议会制”混合内阁的早期首领。克里沃舍因是个聪明人，精明的政客，能干的管理者。但是，与众多高官一样，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不具备特别的人格魅力和振奋人心的演说才能。就这一点而言，彼得·斯托雷平简直是沙皇政府精英中的罕有之人。对于一个渴望振奋人心的领导力的民族来说，这尤为重要。“公众代表”，换言之，即杜马政客和政府协会领袖，是否愿意长期与如克里沃舍因之类的官僚主义者长期分担艰难的战争努力之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俄国战争时期的实际状况意味着，问题必然会升温，而且很多受公众舆论偏爱的政策都会失败。在这个时期，将责任推给官僚的愿望变得强烈。像往常一样，局势因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危险：杜马政客连中间阶层都未完全代表，更何谈代表大众。1916年11月，宪政民主党领导人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在杜马谴责政府的无能甚至叛变。他的演说影响巨大，而且极度不负责任。他认为，要是无法对越发激愤的公众情绪做出反应，那么自由派领导人和他的党派就会失去全部信用。激进主义者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遭受了巨大压力，其中包括近200万名士兵的阵亡，以及如下事实——俄国城市因极快的战时工业增长和西部边境难民的涌入而陷入混乱。[10]
俄国在革命前夜的政策之所以愚蠢，只要分析亚历山大·普罗托波波夫（Aleksandr Protopopov）——沙皇俄国最后一任内政大臣——的角色就能很好理解了。普罗托波波夫是前任杜马副主席，他任大臣之职是由议会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向沙皇推荐的。普罗托波波夫与工业界的紧密联系增强了他的背景。授予他此职的部分目的是尼古拉二世希望他能够掌控和安抚杜马。相反，普罗托波波夫作为大臣第一次亮相，就遭到了他在议会的前同僚如潮水般的辱骂和谴责。谣言说这位大臣是疯子，更有甚者，有人说他可能因为得了性病才精神失常。尼古拉二世的言论是可以原谅的，他评论道，因为自从他任命普罗托波波夫为大臣算起，这种病发展得非常快。在某些方面，那些指责普罗托波波夫的人是对的。和他的绝大多数议会同僚一样，他没有能力掌控像内政部这样复杂而关键的机构，它要承担的责任是维持国内秩序，在危急时刻对抗革命。在安抚议会情绪的努力中，沙皇此时被迫承担杜马政客无能——升迁至远超其能力的职位——的全部责任。[11]
沙皇俄国的终结发生在1917年2月底3月初的几天。统治俄国近三百年的王朝一夕崩溃，几乎是悄然发生的，而非惊天动地，因为少有俄国人愿意保卫它。危机爆发于2月底的圣彼得堡街头，为了迎合战时的反德情绪，它在1914年改名彼得格勒（Petrograd）。部分由于食物短缺，工人阶级生活区的大量群众涌入城市中心。像以往一样，谣言比现实更糟，而且滋生着绝望。食物短缺的根本原因，我们已经在这一章解释过了。雪上加霜的是，即便按俄国冬季的标准来说，1917年2月都异常寒冷，给铁路网增加了困难。而且，罗马尼亚军队被德国击溃后，迫切需要将数十万军队部署到罗马尼亚边境。从首都驻地奉命前去清理市中心的军队哗变，彼得格勒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征召来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哪怕在1905～1906年时忠诚度也存疑，就像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那样。到1917年2月，旧军队已经不在了：大多数正规军官、士官和和平时期的士兵都在1914年投入了战争，并在随后二十个月的杀戮中丢掉了性命。1917年时，最心怀不满的军队不是在前线的，而是后方卫戍部队；大批征召来的士兵们备感厌烦、满腔愤恨，而军官和士官又实在太少，无法控制并阻止他们听信有关危机和叛国的有害谣言——它们席卷俄国，特别是彼得格勒。第一次哗变后不到三天，彼得格勒已经没有忠于君主的军队，首都落入革命分子之手。
杜马领导人现在面临选择：或者反对士兵和工人起义——有生命危险并必然会失信于彼得格勒大众；或者接受并试图控制革命力量。他们选择了后者，既是出于惧怕和政治野心，也是因为他们已完全丧失了对尼古拉二世的信心。唯一能拯救君主制的，只有前线最高统帅部采取果决而迅速的措施，粉碎彼得格勒的暴动。面对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接管首都的局面，将领们可能立刻就起而反对革命。他们能不能成功并不好说。然而，得知杜马领导人或多或少控制了事态，最高统帅部选择放弃尼古拉二世，并把革命当作既成事实。非常重要的是，大多数主要将领对尼古拉二世的领导和组织后方战胜德国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显然，胜利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而且他们惧怕内战，这必然会毁掉他们获胜的机会。遭到将领抛弃的尼古拉二世，除了退位别无选择。他在1917年3月15日宣布退位。
紧随君主制瓦解而来的，是军队纪律、战时经济和食品供应系统的崩溃。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俄国革命也会急速变得偏激。这是革命的天性。就俄国而言，一旦革命不受控制，长久积累的阶级矛盾就会点燃整个国家。君主制的瓦解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所有非农用土地的无偿征用。城市里雇主和劳工的尖锐冲突也不可避免，很多情况下工人试图夺取工厂。1917年，俄国城市社会目睹了这种爆炸性的混合物——千禧年希望、阶级怨恨、工人在经济崩溃和失业中拯救自身及家庭的绝望挣扎。对俄国革命最乐观的期望，是政权将由温和社会主义团体——所谓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掌控，他们最能代表广大俄国人民的观点和价值观，而且大多数反对任何一夕建立或用暴力建立社会主义的企图。至少短期内，通过对创建联邦政治体制持同情态度，他们可能消除非俄罗斯民族——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怨恨。
但即便按乐观的预期发展，由温和社会主义者在革命期间掌权，他们的问题也远远没有结束。白手起家建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制，对俄国来说是个艰巨任务。在左翼，布尔什维克永远是这一政权的敌人，而且它能够获得城市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解决了土地问题，民粹主义右翼更有可能煽动农民的愤恨，尤其在西部边境地区，那里的商人、放债人和企业家少有俄罗斯人，多为犹太人。随着大地产消失，农业社会因革命而逐渐瓦解，农业出口——沙皇俄国时期经济发展仰赖于此——很难再维持。供给军队的税收更难找。如果俄国遭遇规模接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国际经济危机，它毫无经验的民主制的稳固性也会遭到巨大考验。俄国军官们历来对政治淡漠，他们遵从国家统治者——这在旧时代就意味着君主。导致1918～1920年白色反革命（White Counterrevolution）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它的军事领袖政治上太天真。然而，经历过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动荡，几年后，就连俄国将军们也上过政治课了。倘若温和社会主义政体在革命中脱颖而出，那么之后最可能的结局就是被军事政变推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和中欧，这种结局太常见了。[12]
显然，所有这些至多是合理推测。另外，无法否认的是，战争让1917年革命几乎不可能有一个和平、“温和”的结果。革命降临在这样一个民族头上：已经因战争时期的苦难而留下精神创伤，就像士兵已经习惯了暴力一样。战争带来了与供给国民、维持工厂和铁路正常运转有关的众多额外问题。1917年3月，君主制倒台期间，少有俄国人渴望和平。公众舆论强调革命是爱国主义行为，意在强调俄国的战争成果。这些花言巧语却和事实相反。自由派（也就是宪政民主党）领导人帕维尔·米留可夫，在尼古拉二世退位后担任外交部长。他很快重申，俄国的战争目标同旧政权一致，核心在于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温和社会主义党派的谴责和首都街头的责难很快迫使他辞职。战前的这种担忧——俄国民众无力影响国家或对外政策——得到了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像有些人当时或之后宣称的那样，他们缺乏俄国身份认同和爱国之心。也不能否认，这些感情可能因1914～1917年俄国农村对战争的强烈兴趣而更加明显。但无论在俄国还是奥地利，用战争开阔农民的视野都不意味着加大对国家战争目标的支持。不管怎样，在1917年，由于大众的民族认同感，“俄罗斯人”能够轻易同“人民”画上等号，那些文化上异质的精英的俄罗斯性至多是可疑的。[13]
温和社会主义者的政策是：放弃战争中的所有侵略和贪婪行径，只保卫俄国，对抗帝国主义德国。直到1917年秋，这种观念被前线的部分士兵认同，他们已经准备好守住阵线，阻止德军前进，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愿意进攻。就个人立场而言，我与士兵们想法一致：很不情愿把自己的小命奉献给海峡。但战争是个邪恶的买卖，而且团与团之间并不像辩论团队那样运行。很难把革命的要求（对社会和经济做出即刻变革）与建立国内稳定秩序（想要战争顺利进行就必须如此）结合起来。废除警察机构、军队民主化和征收私有土地，都从各个方面破坏着战争努力。农村的革命加剧了军队食品供应短缺，并进一步导致了军队纪律涣散，原本是农民的士兵们开始为了寻求充公土地或仅仅就是找吃的而开小差。和平时期的军队是革命的强大屏障。而战时，大多数军队变成了革命的急先锋。[14]
1917年，自由派和保守派社会主义团体都加入了临时政府，并支持它继续作战的决定。他们的立场是合理的。单独与德国媾和——此时实际上是唯一可能的和平——将会冒把欧洲和俄国革命的命运交到德国皇帝之手的风险。不过，随着俄国大众的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社会主义温和派所处的位置给政府外唯一有组织的派别——布尔什维克留出了调动草根支持的空间。如果1917年布尔什维克公开主张与德国单独媾和，那么他们的事业就全完了。通过声称——甚至经常是相信——能够在不与德国单独媾和的情况下结束战争，他们避开了这一陷阱。
外国的介入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关键因素。1917年，列宁在德国的帮助下回到俄国。在和平时期，德国将带领欧洲介入，对抗革命。在战争时期，柏林尽一切可能鼓励俄国分裂。欧洲的有效介入还总是要倚靠德国。在战后的1918～1920年，西方民主国家和它们疲惫的军队进行了三心二意而无用的介入，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介入发生后，不论战时环境怎样，都能让布尔什维克至少有一年时间守住他们的关键资源，并稳固与俄国大城市和中部省份的联系。在俄国内战中，掌控国家地缘政治核心才是决定性的。[15]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面临的关键问题，较1812～1814年和1941～1945年更为突出。拿破仑战争发生在工业革命前。在1812～1814年，俄国经济完全满足前工业化时期的战争需求。君主的权威在当时几乎所有俄国人眼中是完全合乎法理的，国家很好地与政治意义上的国民——当时指的仅仅是贵族——融为一体。军队也显然是前现代的，专业的老兵对他们所属军团和祖国的绝对忠诚有助于军队变得强大。到1941年，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出了较1914年强得多的战时经济基础。尤其是在斯大林治下，即使是在和平时期，苏维埃的计划经济多多少少都处于战时状态。斯大林在1942年确立了众多俄国人在1914～1917年渴望的集权与协调制。政权得到社会的巨大支持，但也实施强力统治，让党内外所有可能的反对派都屈从了。这与1914年沙皇政体的反差不言自明。无论从经济、军队还是政府角度看，俄国都陷入了一个颠覆旧制度却没找到可行的替代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16]
但是，比较这三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发生之地还是有用的。1917年3月，战争开始31个月后，俄国革命爆发了。1812年6月，拿破仑入侵俄国21个月后，亚历山大一世带领俄军开进了巴黎。希特勒入侵31个月后，二战远未结束，而且可怕的伤亡和贫困阴云仍笼罩在苏联军队和人民头上，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的伟大胜利证实局势已经逆转，而且最终必然获得胜利。相反，在1917年3月，战争还远远望不到头。1916年夏季布罗希洛夫（Brusilov）的攻势摧毁了奥地利军队，抓了好几千名战俘，给最后取胜带来了极大希望，但也带来了极大的伤亡和最终的失望。
这也与1914～1917年没有一场战斗是发生在大俄罗斯（Great Russia）有关。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开进了莫斯科，城市遭焚。希特勒深入大俄罗斯，而且他的军队对俄国民众施以诸多暴行。因此在1812年和1941～1945年，要唤起俄国民众的抗敌爱国热情，远较1914～1917年容易。用“为了斯拉夫人的团结、海峡的所有权，或其他真实但抽象的声明——俄国安全要倚赖所谓的欧洲力量均势，你可能死在白俄罗斯的某个战壕里”这种观点来唤起远在俄国腹地村庄、被征召入伍的农民的热情，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审问过很多协约国战俘的德国情报高官后来写道，法国和英国士官认为自己知道为什么与德国作战，俄国士兵们则一头雾水。[17]
俄国乃至欧洲大部分后续历史都是围绕1916年与1917年之交的冬季所发生之事展开的。这些带有戏剧性而又迅速的事件展开，让人们想起把整个欧洲都拖入战争的1914年夏。到1916年秋，德国人——不仅仅是军队指挥官，也有多数议会领导人——确信，如果不尽快突出重围，那么他们将失去胜利。他们将英国看作敌对同盟的核心，并相信不可能在陆上打败它。所以他们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意图在经济上给英国以重击。德国海军和陆军领导者中，悲观者认为这要花六个月，乐观者认为只需要用一半的时间英国就屈服了。但是这些预测被证明是错的。无限制潜艇战在1917年4月把美国拖入了战争，而此时在俄国爆发的革命开始削弱俄国的战争努力，更引领了一条东线单独媾和之路。[18]
即使美国没有卷入战争，德国也无法在西线击溃英国和法国，虽然它在1918年春已经快实现这一点了。没有美国的帮助，协约国更不可能取得胜利。到1916年与1917年之交的冬季，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协约国的财政是否还能支撑战争的进程。美国的介入将伦敦和巴黎从这场噩梦中拯救了出来。要是不知道大规模美国增援近在眼前，协约国军队的士气和获胜信念该如何换过多灾多难的1917年呢？在这些灾难中，俄国革命、法军哗变和意大利在科巴里德（Caporetto）战斗中被德奥联军击溃，尤为突出。1918年春，在没有过多借助美国军事援助的情况下，法国和英国阻止了鲁登道夫的攻势，但是在1918年后半年战胜德军的反击中，美国的介入变得越发关键。如果美国不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西线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平局，并且双方会在无法击溃对方的疲惫对峙中最终妥协。
关键在于，对德国来说，要想彻底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西部的胜利并不是必需的。要是在控制中欧和东欧资源的较量中德国战胜俄国，那么西线大体上的平局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确保柏林对大部分欧洲的控制。基于这一点，欧洲地缘政治的框架将显露出来。在20世纪，只有德国和俄国有机会成为欧洲霸主。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无外乎俄国和德国对欧洲大陆中部和东部的争夺，从而大体上获得制霸欧洲的权力。1917年的俄国革命给了德国机会，1941年，机会再度出现。德国在1945年的惨败，使大部分中欧和东欧地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受俄国人掌控。如果美国没有在1945年之后全力进入欧洲来平衡苏联的权力，那么莫斯科的扩张会向西延伸得更远，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后便立即与德国进行和谈，最终于1918年3月3日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俄国失去了芬兰、波罗的海各省、波兰和格鲁吉亚。德军占领了克里米亚，鲁登道夫视此地为德国未来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莫斯科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独立。实际上，与俄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失去的大多数土地一样，“独立的”乌克兰只能作为德国的附庸存在。任何乌克兰政权都无法调用充足的资源和忠诚去对抗俄国。与奥属加利西亚——在那里，延续两代人的民事和政治权利使乌克兰民族主义有条件深深扎根于农村——不同，俄属乌克兰的大多数农民还缺乏民族身份认同感。本书前面章节提过，城市主要由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掌控，他们通常互相看不顺眼，甚至超过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蔑视。除非柏林“保护”在基辅的附庸政权，不然莫斯科就能重返乌克兰，不仅仅利用俄罗斯的力量，甚至还会支持共产党、犹太人和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这并不等于说，乌克兰作为附庸的地位在某种角度上是“不合法”的。给予一定时间，这个国家就能给大多数人口灌输“乌克兰是独立国家”的认同感。《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确立的国家乌克兰，无论如何都比“一战”后期英国很大程度上为了控制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而建立的附庸——伊拉克更为“真实”。[19]
实际上，如果德国能巩固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承诺的中东欧的控制，那么它就有可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体上，德国在1917～1918年在理论上有可能在欧洲建立帝国。但即便没有美国介入，柏林能否将这一可能付诸实际还是个问题。武力征服领土，只是构建帝国的第一步，往往也是最容易的一步。政治上的稳固才是更大的挑战。拿破仑发现了这点，1756～1783年英国在北美也是如此。面临战争压力后，英国要巩固在爱尔兰、埃及和印度的帝国存续，这异常困难。在印度和埃及，他们在付出诸多努力和若干妥协后最终成功；而在爱尔兰，他们失败了。1918年战争胜利后，英国扩张帝国的企图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为了保住伊拉克，他们不仅要镇压当地暴动，还要对当地精英做出很大让步。同时，英国试图进一步间接控制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高加索，这导致战线过度拉长和失败。同样，德国在东欧建立新帝国也面临巨大困难。政治敏锐几乎就不是1900～1918年这段时间德国领导人的标志。然而，随着俄国力量在此后几年的衰弱，德国向东扩张、建立新帝国的可能性在向他们招手。德国不仅拥有军事力量，也受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推动。如果运用得当，当地民族主义也可能成为德国人手上的有力武器。[20]
首先，德国必须保住乌克兰这一地区。在斯大林发展乌拉尔工业区前，没有乌克兰，俄国不会成为强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德国在欧洲的霸业就指日可待了。在1914年，柏林显然不是为建立独立的乌克兰而卷入战争的。就如人们认为的那样，维也纳在这方面带了头。1914年11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劝说同盟国应当“欢迎独立的国家乌克兰成立”。最后，基于诸多理由，奥地利成了最不情愿支持乌克兰独立的国家。关键是柏林和维也纳也在争取波兰人，他们认为乌克兰独立是个灾难，而对加利西亚多地，各国仍声称自己拥有所有权，这种竞争不可调和。即便在1917年3月沙皇政权垮台之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策仍是容忍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宣传，而不愿意致力于乌克兰独立。[21]
布尔什维克的掌权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漫长和谈改变了局势。乌克兰在基辅的自治政府打算同意留在由温和社会主义者掌权的俄罗斯联邦。布尔什维克治下则是另一回事。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基辅宣布独立并向德国求助，以应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入侵。对同盟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援助乌克兰政府是一条途径——既能为饥饿的维也纳和柏林市民谋得乌克兰粮食，还能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再采用拖延战术、同意和约条款。他们希望如此。但在这个短期目标下深深隐藏的，是利用乌克兰独立而不断膨胀的德意志地缘政治野心。
在乌克兰，柏林政府很快就遇到了诸多障碍。乌克兰农村因农民革命和渴望土地陷入混乱。与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德国人发现从农村弄到粮食特别困难。与布尔什维克不同，德国人支持地主精英，部分是出于政治同情，但主要还是因为这似乎是最好的获得粮食的方法。对基辅的乌克兰社会主义政府失望后，柏林支持了一场政变，将沙皇麾下的前将军帕维尔·斯科罗帕茨基（Pavlo Skoropadskyi）推上权力巅峰。在庞大而又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乌克兰，统治者的变化不可能迅速组建起有影响力的政府。在暴乱中，德国的首席民事行政官试图在乌克兰推行他战前的经验——这些是从研究英国在爱尔兰推行土改和帮助管理日本在朝鲜的铁路系统中获得的，将德国在乌克兰的事业放到了恰当的帝国主义背景下。但是，乌克兰1918年的政局即使对比爱尔兰也很复杂。与他们在俄国的白色反革命“同行”一样，乌克兰精英很少有镇压社会变革的想法。并非大多数精英成员支持乌克兰独立，甚至在斯科罗帕茨基内阁中都有不少人希望长期而言，重新同非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统一。到1918年夏天，柏林的关键人物都对未来乌克兰的长期独立失去希望，而且他们认为俄国的影响力太强，难以抗衡。[22]
无论怎样，将1918年乌克兰独立的所有机会一笔勾销是危险的。在一切都未知的年月，一切皆有可能。列宁与德国皇帝签订和约，是希望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久能打破这一和平局面。对柏林来说，赢得战争才是首要的。至于俄国，主要目的是反对白色政权，因为白色政权的胜利将让对德国心怀敌意，并且让亲协约国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掌权。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布尔什维克并签订经济协定才是上策。德国在1918年8月同意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建立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次月，就与乌克兰签订了更有野心的条约，打算对关键经济领域进行长期控制。斯科罗帕茨基造访德国，受到赞同乌克兰独立的轰动性演讲的迎接。不管怎样，对德国政策的所有评判都要考虑美国介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绝望。如果美国不介入，德国就能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去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在东部巩固成果。某些时候，柏林几乎不得不在支持乌克兰独立和与俄国恢复邦交之间做出选择。很难说该选哪条路。原则上，就德国出口贸易而言，俄国的市场始终比乌克兰大。此外，布尔什维克治下的俄国没有像1913年沙皇俄国时那么富裕的市场，更不用说出现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俄国了。长远来看，一个获胜的德意志帝国是无法容忍一个社会主义的俄国政权的。此外，乌克兰政府会用一种莫斯科政权绝对不可能有的安全方式来倚靠柏林。[23]
到头来，美国的介入和协约国军队在西线的胜利，意味着德国在乌克兰和俄国边境的统治没有时间扎根。诚如已经指出的，如果没有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偏向德国的平局告终。这一妥协的和平是否会比《凡尔赛和约》重塑的和平秩序维持得更长久，是个有趣的问题。《凡尔赛和约》带来的重大欧洲秩序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将不会出现。美国在战后退回“孤立主义”，破坏了和平所依赖的力量。随着英国也半撤出欧洲事宜，维持《凡尔赛和约》的义务就落在了并没有能力单独担此重任的法国身上。[24]
即便没有美国的不干涉政策和英国专注于欧洲以外的帝国事务，在东欧的凡尔赛秩序也会是欧陆和平的最大威胁。这部分是缘于哈布斯堡帝国的消失，让欧洲中东部地缘政治出现了巨大真空。法国费了很大力气想让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国家联合起来，成为有影响力的盟友，这个努力却失败了。即便联合，这些国家也无法成为强权。无论如何，它们从未联合过，反之却遭受内外民族主义冲突的折磨。在1918年哈布斯堡帝国崩塌前数十年，奥地利政治家就警告过，君主制的倒台将使德国和俄国为争夺对中东欧的控制，进而掌握整个欧洲大陆而发生面对面的冲突。这一预言在1933～1945年成了真。
凡尔赛秩序的一大弱点就是，它是针对德国和俄国而定的，二者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者，而且在和会中没有发挥任何创造性作用。因为德国和俄国仍是欧洲潜在的两大最强国家，这让战后秩序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基础上。当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对欧洲和平构成威胁时，最直接的回应就是重建1914年前曾夹击柏林的同盟（俄、法、英）。就算英国逃避欧洲大陆事宜，如果俄国参与和平协议的制定，而且与法国结盟稳固战后秩序，那么希特勒可能在他成为欧洲和平真正的威胁前就早早停住脚步。至于为什么这些事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发生，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布尔什维克革命。[25]
1918年后，俄国与德国一样，无疑由修正主义者掌权，甚至在领土问题上也一定程度是这样。在1939年与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希特勒可以用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落败而失去的领土——波罗的海各省、波兰东部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来贿赂斯大林。作为《凡尔赛和约》的结果，俄国同中欧的联系被波兰和罗马尼亚截断了。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均视俄国和共产主义为他们的主要敌人，而且极不情愿让苏维埃军队以任何理由通过他们的领土。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不需要他们时，绝对不可能指望他们自行离开。因此，苏联介入对抗希特勒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更重要的是，在英国和法国眼里，苏联从来都不是维持欧洲秩序的可靠保证人。准确地说，巴黎和伦敦相信与斯大林的任何同盟在莫斯科看来都只是权宜之计，直到德国的威胁消失和社会主义革命再次临近。西方盟友们都有轻视苏联力量的倾向，尤其在1937年大清洗削弱了军队和苏联外交力量之后。但他们相信的这一点是事实：战前那些年里，希特勒正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生命，苏联则已经清洗了数百万人。
斯大林确实是个强人，他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深受列宁影响，他把自由主义同法西斯画上等号，而且对伦敦和巴黎的每个举动冷嘲热讽。不管怎样，斯大林在1939年的外交政策和马克思主义一点儿都不沾边。当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构成威胁时，苏联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处于与1914年之前尼古拉二世相似的困境，虽然此时的选择要比二十年前更为清晰和严酷。它既可以与法国和英国联合限制德国，也可以通过与柏林达成一些协议把德国的野心西引。
在1939年，斯大林选择与希特勒做交易。某种程度上，他的理由是源自彼得·杜尔诺沃和米哈伊尔·缅希科夫的做法。一整代德国人都会被牢牢拴在与英法的战斗中，远离俄国边境。在这一时期，俄国能够开发自己的资源、稳固政治，并成为相对而言强大得多的国家。法国安全地躲在马其诺防线后，英国军队还没准备好发动大陆战争，俄国的领导人比1914年更有理由相信，如果加入英法同盟，他们要承受大部分战争压力。斯大林的预估犯了大错：希特勒六周就解决了法国，将英国驱逐出大陆，并且处于一种动用大部分欧洲资源对抗俄国的状态。但是，斯大林的失算是可以理解的。希特勒的胜利不仅让法国和英国人震惊，而且让大多数德国将军吃了一惊。1941年6月之后，苏联几乎是独力面对德国的猛攻，最终获胜，但也损失惨重。[26]
认为在与德国对抗还是跟它一伙的选择上，俄国政府于1914年之前和1939年都犯了错误，这个观点是有待商榷的。显然，1914年之前的威慑战略和斯大林主义的偏向战略都导致了意外的结局。1914年之前对抗德国的企图，导致战败、革命、内战和布尔什维克掌权。1939年与希特勒的交易，最终使俄国处于自181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脆弱境地。对俄国领导人来说，在1914年之前和1939年采取相反的战略都导致了灾难，这表明，选择非常艰难，而且代价巨大。对俄国人民来说，这场巨大悲剧中的一个关键就是，通过使俄国脱离一战胜利阵营，1917～1918年的革命和战败使得第二次冲突更可能发生。
[1] Stone的作品仍然是关于这一题材的权威英文著作，但另见Fuller的文章：W.Fuller，“The Eastern Front，” in The Great War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ed. J. Winter，G. Parker，and M. Habeck （New Haven，Conn.，2000），pp. 30-68。关于一战的俄语著作不断增加，其中关键著作是：Airapetov，Uchastie；虽然全书已写完，但只有前两卷出版了。另见同一作者的：Generaly，liberaly，i predprinimateli：Rabota na fronte i na revoluitsii（Moscow，2003）。关于1918年德军的崩溃，见：A. Watson，Enduring the Great War：Combat，Morale，and Collapse in the German and British Armies，1914-1918（Cambridge，U.K.，2008）。关于俄军的士气和纪律，见：P. Simmons，“Discipline in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hD diss.，Oxford University，2011）。关于对比，见以下这本书中的文章：Millett and Murray，Military Effectiveness。
[2] 关于经济，见：Gatrell，“Poor Russia，Poor Show，” pp. 235-275。此书中的很多其他文章是非常有用的对比，见：Broadberry and Harrison，Economics of World War I。关于P. Gatrell 的更广泛调查，见：Russia’s First World War：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Harlow，2005）。
[3] 关于食物补给，见：Gatrell，L. T. Lih，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1914-1920（Berkeley，Calif.，1990）。关于对比，见：B. Ziemann，“Agrarian Socie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ed. J. Winter，3 vols. （Cambridge，U.K.，2014），vol. 2，The State，pp. 382-407。
[4] 关于德国，见：W. Pyta，Hindenburg（Munich，2007），and Nebelin，Ludendorff。
[5] 关于这一点，首先见：P. Gatrell，A Whole Empire Walking：Refugees in Russia During World War I（Bloomington，Ind.，1999），and E. Lohr，Nationalizing the Russian Empire：The Campaign Against Enemy Aliens During World War I（Cambridge，Mass.，2003）。
[6] “沙皇本人就缺少爱国情感”，出自：H. F. Jahn，Patriotic Culture in Russia During World War I（Ithaca，N.Y.，1995），p. 147。关于对战争时期君主制的敏锐分析，见：B. Kolonitskii，“Tragicheskaia erotika”：Obrazy imperatorskoi sem’ i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St. Petersburg，2010）。
[7] 我试图在此书中解释尼古拉的立场，见：Lieven，Nicholas Ⅱ，chaps. 5 and 8。
[8] 此书有助于解释炸弹危机、反间谍活动，以及古奇戈夫对他们的利用：Airapetov，Uchastie，vol. 2，pp. 34-44，56-59，74-79。关于对付米亚斯耶多夫上校及其盟友的过程，见：Fuller，Foe Within。
[9] 关于战争期间国内政治的最佳著作是俄语作品：V. S. Diakin，Russkaia burzhuaziia v gody pervoi mirovoi voiny，1914-1917（Leningrad，1967），此书仍然是经典。但另见：F. A. Gaida，Liberal’naia oppozitsiia na putiakh k vlasti（Moscow，2003），and S. V. Kulikov，Biurokraticheskaia elita rossiiskoi impe-rii nakanune padeniia starogo rezhima，1914-1917（Riazan，2004）。关于利沃夫，见：C. Read，War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1914-1922（Houndmills，2013），p. 68。
[10] 以下这本英语著作基本上友好地看待自由主义，但也保持公允：Pearson，Russian Moderates and the Crisis of Tsarism。关于俄国战时的工业革命，见：Stone，Eastern Front，pp. 194-211，and Gatrell，Russia’s First World War。关于社会移位，见注释5。
[11] 见注释9：Gaida和Kulikov 都有力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关于西方对立宪民主党的看法，见以下这本书前几章：W. G. Rosenberg，Liberal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1917-1921（Princeton，N.J.，1974）。
[12] 此书是对将军们在政界的最全面审视：B. Taylor，Politics and the Russian Army：Civil-Military Relations，1689-2000（Cambridge，U.K.，2003）。
[13] 关于俄国农民和战争，尤其见：A. Retish，Russia’s Peasants i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Citizenship，Identity，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oviet State，1914-1922（Cambridge，U.K.，2008）。对比参阅 Ziemann，“Agrarian Society”。关于对俄国民众、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有益争论，见这本期刊中的很多文章，Slavic Review 59，no. 2 （2000），尤其见这篇：S. A. Smith，“Citizenship and the Russian Nation During World War I：A Comment，” pp. 316-329。
[14] 对俄国革命的出色审视，见：Read，War and Revolution.E.Acton，V.Cherniaev，and W.Rosenberg，eds.，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1914-1921（London，1997），这是关键参考书。
[15] 关于政府控制社会和经济的有效措施的瓦解，除了已经引用的作品，见：P. Holquist，Making War，Forging Revolution：Russia’s Continuum of Crisis，1914-1921（Cambridge，Mass.，2002）。关于内战和布尔什维克在中央的重要战略优势，见：E. Mawdsley，The Russian Civil War（Boston，1987）。
[16] 关于1812～1814年，见：Lieven，Russia Against Napoleon。关于二战，见：M. Harrison，Accounting for War（Cambridge，U.K.，1996），and R. Overy，Russia’s War（London，1997）。关于德国视角，见：R.-D. Müller and G. R. Ueberschär，Hitler’s War in the East，1941-1945：A Critical Assessment（Oxford，1997）。
[17] Colonel W. Nicolai，The German Secret Service（London，1924），pp. 121-125. 尼古拉补充道，俄国在1915年惨败后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反而他们的英格兰盟友信心满满，因为英格兰总是取得胜利。
[18] 关于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决策，见：K. E. Birnbaum，Peace Moves and U-Boat Warfare（Uppsala，1958）；A. S. Link，Wilson：The Struggle for Neutrality（Princeton，N.J.，1960）；and A. Offer，The First World War：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Oxford，1989），esp. pt. 4。
[19] P. Borovsky，Deutsche Ukrainepolitik，1918 （Lübeck，1970），and O. Fedyshyn，Germany’s Drive to the East and the Ukrainian Revolution，1917-1918（New Brunswick，N.J.，1971），这仍然是基础作品。关于治理，另见：S. Velychenko，State Building in Revolutionary Ukraine：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s and Bureaucrats，1917-1922（Toronto，2011）。关于思想，另见：M. Shkandrij，Russia and Ukraine：Literature and the Discourse of Empire from Napoleonic to Postcolonial Times（Montreal，2011），chaps. 5，6，and 7。至于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加利西亚，见：J.-P. Himka，Galician Villagers an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Move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Edmonton，1988）。与1918年俄国境内乌克兰农民感觉的对比，Serhii Plokhy的描述很具启发性，见：S. Plokhy，“The People’s History，” in Ukraine and Russia：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Toronto，2008），pp. 133-162。
[20] 关于战争期间德国在东欧的观感和政策，见：Liulevicius，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and Strazhas，Deutsche Ostpolitik im Ersten Weltkrieg。
[21] Berchtold is quoted in M. von Hagen，War in a European Borderland：Occupation and Occupation Regimes in Galicia and Ukraine，1914-1918（Seattle，2007），p. 55.
[22] 关于德国占领政策的细节，见：Borovsky，Deutsche Ukrainepolitik，and Fedyshyn，Germany’s Drive。参考的是Otto Wiedfeldt。
[23] 我认为，以下这本出色的著作写到1918年德国选择苏维埃俄国而非乌克兰时太武断了，见：George-Henri Soutou，L’or et le sang，chap. 17。此书对德国军方领导人的选择评价更公允：Nebelin，Ludendorff，chap. 12. 关于斯科罗帕茨基的政权以及他与柏林关系的出色描写，见：Von Hagen，War，chap. 5.
[24] 对《凡尔赛和约》的出色介绍，见：M. Boemeke，G. Feldman，and E. Glaser，eds.，The Treaty of Versailles：A Reassessment After 75 Years （Cambridge，U.K.，1998）。
[25] 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策和《凡尔赛和约》的长久影响，首先见Zara Steiner的两卷本著作：The Lights That Failed：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1919-1933（Oxford，2005），and The Triumph of the Dark：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1933-1939（Oxford，2011），esp. chap. 16。
[26] 关于对苏维埃政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策的调查和评论，见：M. L. Haas，“Soviet Gr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war Years，” in The Challenge of Grand Strategy：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roken Balance Between the World Wars，eds. J. Tali-aferro，N. Ripsman，and S. Lobell （Cambridge，U.K.，2012），pp. 279-307。这本合集中的很多其他章节也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政治很有帮助。关于更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英苏关系，见：K. Neilson，Britain，Soviet Russia，and the Collapse of the Versailles Order，1919-1939（Cambridge，U.K.，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