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81年3月30日，就在有人试图夺取教皇性命的六个星期之前，里根险些在另一场有预谋的枪击事件中遇害。苏联与这次袭击毫无瓜葛：这不过是一个疯狂的年轻人约翰·欣克利（John W.Hinckley）为了吸引他的偶像女电影明星朱迪·福斯特（Judie Foster）的注意而采取的行动。这场致命性的行动背后所隐藏的荒谬的动机表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因为如果里根的副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在这时接替他出任总统，那么里根的总统任期就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美国也不可能对冷战现状做出任何挑战。布什与和他同一时期的大多数对外政策专家一样，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永恒的特点。而里根则如同瓦文萨、撒切尔、邓小平和约翰·保罗二世，绝不落窠臼。⁶³

他与他们有着共同之处，相信可以用语言的力量、思想的潜在影响力和戏剧性事件来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认为冷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太多地方有太多的人屈从于相信它将永远延续下去。他试图通过利用苏联的弱点、展示西方的实力，以打破这种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僵局。他偏爱的武器是公开演说。

第一个事例发生在1981年5月17日，在与死亡擦肩而过仅仅一个半月之后，里根来到了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五天前，教皇遇刺负伤，所以这本来可以成为一次沉痛反思人类生活的不稳定性的机会。但相反，本着约翰·保罗二世的“莫畏惧”的精神，康复良好的总统向他的听众保证：“由于自由的进程和文明的传播，未来几年将是这个国家最辉煌的岁月。”他接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对于那些漫不经心的听众而言，最打动人心的是他表示：

西方不再遏制共产主义，它将超越共产主义。它不想……谴责它，它不再去理会它，而是视它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怪诞的篇章，并且它最后的几页行将被书写完毕。

多年来，对于已经听惯了高层不断宣称需要学会与苏联这个竞争性超级大国共存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基调。现在，里根强调的是苏联实力的昙花一现，是西方必将看到它的灭亡。⁶⁴

1982年6月8日，这位总统在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场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主题。这一次是在威斯特敏斯特（Westminster）对英国议会的演讲，首相撒切尔也出席了。里根从谈论波兰开始，他称这个国家曾经“为［欧洲］文明作出巨大的贡献”，并且将继续作出贡献，“坚定地不向压迫妥协”。他接着效仿丘吉尔在1946年发表的“铁幕”演说，提醒他的听众：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Stettin）到黑海边的瓦尔纳（Varna），极权主义培植的政权曾经拥有30多年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是都没有、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冒险实行自由选举。用刺刀培植的政权无法生根。

里根承认道：卡尔·马克思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正在见证一场伟大的革命性危机……经济秩序的需求与政治秩序的需求发生了直接冲突”。但是，这场危机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发生在苏联——一个“通过否定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以抗拒历史潮流”，同时又“难以养活自己的人民”的国家。莫斯科的核力量难以使它回避这样的事实：“任何无法以和平方式使其领导人具有合法性的体制，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接着，里根有针对性地转述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话，总结道：“自由和民主的长征……将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湮没于历史的尘埃。”⁶⁵

没有比这更好地经过精心策划的演讲能够给苏联领导人的焦躁之情火上浇油了。戒严令尽管给波兰的改革扣上了一个盖子，但这么做只能激起那里和东欧其他地方人们的愤恨之情。阿富汗已经变为一个血腥的僵局。原油价格大幅跌落，苏联经济变得蹒跚难行。而苏联执政者们自身的状况是它境遇的最好写照：勃列日涅夫病入膏肓，终于在1982年11月寿终正寝，而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也已经肾疾缠身，在一年半之后因病去世。尽管里根比勃列日涅夫年轻五岁、比安德罗波夫年长三岁，但他精力充沛，与后两者相比差距悬殊。

接下来，里根开始运用宗教。“世界上存在罪孽和邪恶，”他在1983年3月，用教皇一贯使用的言语提醒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而享有《圣经》和主耶稣的我们，将以全力来抵制它们。”只要共产党“宣扬国家至上、宣称它对个人拥有无限权威，并且预言它最终将统治地球上的所有人，它们就是现代世界的邪恶核心”。因此：

我竭力主张你们大胆反对那些将美国置于军事和道德的下等地位的人……我竭力主张你们警惕自满的引诱——轻率地宣称自己超越了它和认为双方都有同样错误的诱惑，忽视历史事实和邪恶帝国的侵略性动力。

里根在后来承认，他选择这些语句“是有预谋的……我认为它发挥了作用”。⁶⁶“邪恶帝国”的演说完成了一场话语上的反击，旨在揭露里根所谓的缓和政策的核心错误：他认为在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苏联已经获得了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同等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道德合法性。

但是，这场猛攻并不仅仅局限于言语。里根加快了卡特任期已开始的美国军事开支增加的步伐：到1985年，五角大楼的支出预算比1980年增长了一倍。⁶⁷他无意恢复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而是提出开展战略武器削减谈判（START，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美国国内的批评家和俄国人嘲笑这是一种完全扼杀军控过程的行为。当里根提出如果苏联拆除它部署的所有SS-20导弹，则美国便不会部署潘兴Ⅱ型和巡航导弹时，这些人做出了同样的反应。当莫斯科轻蔑地拒绝了这一“零选择”的方案后，尽管美国出现了大范围的冻结核武器运动、西欧出现了激烈的反对核武器的抗议运动，但美国仍毅然决然地部署了新式北约导弹。

里根最为重要的行动发生在1983年3月23日，他拒绝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观念，这一表态让克里姆林宫、大部分美国军控专家以及他的许多顾问都十分吃惊。他从来不认为这个战略有什么意义：它就像两个西部老枪手“站在小酒馆里用枪指着对方的脑袋并一直僵持下去一样”。当得知美国对来袭导弹根本没有任何防御措施并且在威慑战略的奇怪逻辑中这算是一件好事时，他深感震惊。⁶⁸因此他在一次全国性的电视演讲中问道：“如果……我们能够在战略性弹道导弹到达我们或我们盟友的领土之前就进行拦截并将其摧毁，怎么样？”这是一个类似“皇帝的新装”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华盛顿中没有任何一个身居要职的人敢于提出。

原因在于，稳定在美苏关系中超越其他而备受珍视。若要建造针对进攻性武器的防御设施，那么人们就会质疑说，这么做会破坏威慑战略赖以维系的微妙的平衡。如果人们从静止不变的角度去理解，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人们认为核平衡定义了冷战并且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下去的话。但里根是以一种革命性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苏联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号召力，它正在失去曾经拥有的经济实力，并且它作为超级大国的生存问题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里根看来，这些因素就使得稳定成为一种过时的甚至不道德的优先事项。如果苏联正在瓦解，那么如何证明把东欧人民抵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人质是合理的？或者，继续让美国人充当同样令人厌恶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观念的人质是可行的？为什么不加速苏联解体的进程呢？

这就是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的意图所在。它是一种对所谓脆弱性可以保障安全的说法的挑战。它对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表示怀疑，而后者是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核心部分。它利用了苏联在计算机技术方面的落后，苏联人清楚在这个领域中他们无法与美国匹敌。并且它以能够降低核战争的风险的说法来粉饰这个项目，从而削弱了和平运动的声势：里根坚称，星球大战计划的最终目的不是冻结核武器，而是要宣布它们是“无效的和过时的”。⁶⁹

最后一个话题反映了里根的另一个特点，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所忽略的：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一名成为美国总统的废核主义者。他对此毫不隐瞒，但是作为一名右翼共和党的反共且具有军事性的行政长官，同时也是一名反核武器的积极人士，这种可能性挑战了人们头脑中老套的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里根在“邪恶帝国”演说中反复重申的许诺：“保持美国的强大和自由，同时我们通过谈判真正地、可证实地削减世界核武库，并在未来某一天，在上帝的帮助下，将它们全部销毁。”⁷⁰

里根坚定地执著于“星球大战计划”，它不是一项要在未来谈判中被放弃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但这并不排除可以用它来虚张声势：尽管美国已多年甚至是几十年没有染指发展导弹防御能力的计划，但是里根的演说使犹如惊弓之鸟的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国的确会这么做。多勃雷宁回忆道，他们相信“美国的科技潜力已经再次占据上风，并且视里根的表态为一种真实的威胁”。⁷¹为了在进攻型的导弹上赶上美国，他们的国家已经筋疲力尽；而现在突然之间，他们又要面临一轮新的竞赛，并且这场竞赛所需要的技术却是他们根本无望掌握的。而美国人却似乎镇定自若。

克里姆林宫的反应几近恐慌。仍然担任克格勃首领的安德罗波夫推断，华盛顿的新政府可能正在对苏联设计一场突然袭击。“里根高深莫测，”他警告说，“你们应当做好他出任何招数的准备。”⁷²接下来，他下达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情报警告，命令安插在全世界的特工搜罗有关这种迹象的证据。⁷³当1983年9月1日一架韩国飞机突然意外闯入苏联库页岛上方领空时，气氛变得骤然紧张，莫斯科军方做出了最坏的推测并下令将其击落，结果造成包括63名美国人在内的269名平民死亡。安德罗波夫不愿承认这是指挥失误，坚称这一事件是“由美国特勤部门精心组织策划的挑衅”。⁷⁴

不久之后，更可怕的事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多年以来，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一直在秋季开展例行性的军事演习，但是在1983年11月开展的代号为“能干的弓箭手83”（Able Archer 83）的演习中，有比以往更高层级的领导人参加。苏联情报机构紧密关注着此次演习的运作，他们的报告使安德罗波夫及其高级助手们简单地断定一场针对苏联的核进攻已迫在眉睫。这或许是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危险的时刻，而华盛顿却对此毫不知情，直到一个安插在苏联克格勃驻伦敦总部的间谍向英国情报部门发出了警告，后者才最终将信息传递给了美国人。⁷⁵

这当然引起了里根的关注。很久以来，这位总统就对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忧心忡忡，并早已着手悄悄地与苏联官员开展一系列接触以缓解紧张关系，尽管这些接触大多是单方面的。这场“能干的弓箭手”危机使他确信，他给俄国人施加的压力已经足够大，是时候作另一场演讲了。机会出现在1984年1月16日，奥威尔笔下关键的一年之始，但是老大哥（Big Brother）还看不到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料，在演讲稿中他可以草拟的部分，里根建议道，要将美苏关系交给让人能放心的吉姆（Jim）、萨利（Sally）、伊万（Ivan）和安雅（Anya）。后来，一位白宫职员吃惊地看着这份手写草稿的附录大声惊呼：“谁写的这烂东西？”⁷⁶

这位老演员再次把握了良机。安德罗波夫在第二个月去世，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接任，这个僵尸般衰弱无力的老人，难以对情报做出评估或发出警告。既然没能阻止北约部署导弹，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很快极不情愿地同意与美国重新恢复军控谈判。与此同时，既是鹰派又是鸽派的里根正在竞选争取连任，他在11月打败了民主党对手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当74岁的契尔年科在1985年3月去世时，里根对“最后几页”和历史“尘埃”的预言似乎全部得到了验证。这位当时已经74岁的总统准备好了另一行演说词：“如果俄国人接连不断地死在我面前，我该怎么和他们取得任何进展呢？”⁷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