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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三国协约的出现（1904～1909）
从日俄战争到波斯尼亚危机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进攻阿瑟港，日俄战争爆发。俄军太平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势均力敌，双方都有可能取胜。眷顾日军的不只是运气，还有地理因素：日军占据内线（横跨俄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阿瑟港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更好的基地，在本土也有更优越的维修设备。整体而言，日军也得到了更好的领导，船只的设计往往更好。1905年年初，随着阿瑟港陷落，俄军太平洋舰队残余力量也被消灭。波罗的海舰队奋力进行环绕世界的航行来拯救太平洋舰队，而此时，单凭他们自己很难击败日军。尽管波罗的海舰队与日军舰队的纸面规模不相上下，但实际上，日军已给自己上了一堂战争课，且他们有数月时间来休息、训练、重新装配，因此济诺维·罗热斯特文斯基（Zinovii Rozhestvensky）将军的舰队处于劣势。波罗的海舰队连续航行几个月，沿途没有一处可以休息的基地，这损耗了罗热斯特文斯基的船只，也累坏了缺乏经验的船员。1905年5月，罗热斯特文斯基的舰队在韩国与日本南部之间的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被歼灭。
与此同时，一开始就寡不敌众的俄国陆军屡战屡败，这彻底打击了他们的士气。指挥官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ksei Kuropatkin，原陆军大臣）是睿智人士与合格管理者，但他缺乏信心，也不具备战场指挥官的气质。1905年2月至3月，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奉天[1]，他的军队在长达三周的大战中落败。从军事角度看，这场战争还远没有失败。大批高素质援军已在赶往前线的路上，但尼古拉二世担心国内革命，决定求和。自从在克里米亚战败后，俄国还未曾遭受如此屈辱。然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的至少是两个欧洲大国，而不是单单一个亚洲敌国。[2]
德国对这场冲突不负责任，但它鼓舞了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3]很多俄国人随后宣称，柏林利用俄国的困境，在1904年缔结的“俄德贸易条约”争取了更好的条件。事实上，地缘政治因素对德国政府来说更重要。只有俄国尽可能久地被战争束缚，尽可能远离欧洲，柏林才会高兴。战争爆发时，似乎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战争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双方战平，或者俄国取得有限胜利。这两种结果都不大可能驱使俄国长期关注亚洲事务。倘若出现看起来较小的可能性，即俄国战败，那么俄国至少会被严重削弱。然而，抛开这些长远考虑，日俄战争似乎让德国有机会立刻削弱法俄同盟，甚至可能摧毁它。
法国是俄国的盟友，英国是日本的盟友。1903～1904年，巴黎与伦敦达成所谓《友好协议》（entente cordiale）。至少就英国而言，达成友好的初衷是减少殖民地冲突和欧洲之外的任务。即便英法共识没有超出此范畴，没有发展成更接近于同盟的产物，柏林也注定不会欢迎巴黎和伦敦的和睦，因为这意味着柏林不可能再操纵英法对抗。德国外交大臣立刻认识到，这大大压缩了德国施展策略的空间及获取海外殖民地的机会。日俄战争期间，柏林给予俄国很多帮助，包括为环绕世界航行的罗热斯特文斯基将军的波罗的海舰队装煤。威廉二世对俄国表亲强调，德国帮助了俄国，相形之下，法国怯懦地逃避对俄国的盟友义务，还拍英国的马屁。不止尼古拉二世，几乎整个俄国上层阶级都认为是英国鼓励日本拿起武器。1904年10月21日，罗热斯特文斯基的舰队误以为北海的英国渔船是日军鱼雷艇，击杀多名船员，引发混乱。英国与俄国之间，一度面临爆发战争。紧接这场危机之后，1905年7月在芬兰湾，德国皇帝与俄国沙皇在比约克（Björkö）举行著名会晤，德皇力劝表亲与德国建立对抗英国的防御同盟，然后“劝说”法国参加这一大陆势力集团。巴黎将不得不在圣彼得堡和伦敦之间选择。《友好协议》或法俄同盟中必有一个被毁。[4]
俄国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伯爵与驻柏林大使尼古拉·冯·德·奥斯滕-萨肯（Nicholas von der Osten-Sacken）伯爵十分清楚德国的狡猾目的。1904年冬天，兰布斯多夫设法优雅地回避德国的建议。然而，1905年7月在比约克，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碰面时，身边没有任何外交政策顾问在场。来赴会的威廉二世口袋里装着俄德防御条约，他急迫地说服俄国表亲签署条约。原则上，与德国和法国结成大陆同盟符合俄国的利益，但法国绝对不会愿意加入这一阵营。即便圣彼得堡想对巴黎施加影响，1905年也是最糟糕的时机。法俄同盟缔结前的那些年，法国热切地对俄国展开追求，俄国是不情愿的新娘。同盟结成后的头十年，即1894～1904年，俄国一直更强大的伙伴。1904～1905年的战败与革命改变了同盟内部的力量天平。而《友好协定》至少让巴黎有望从伦敦获取可替代俄国的支持，这也促使天平改变倾斜方向。然而，为了先向尼古拉二世阐明法国不可能加入大陆阵营，然后尽可能不受损害地退出在比约克签署的盟约，兰布斯多夫、俄国首相谢尔盖·维特（Serge Witte）、俄国驻巴黎高级大使亚历山大·涅利多夫（Aleksandr Nelidov）花了好几周时间。
在这几周，兰布斯多夫致驻柏林大使奥斯滕与驻巴黎大使涅利多夫的信表明：他决心捍卫他视为俄国安全与独立重要保障的法俄同盟，与此同时，和德国继续保持尽可能友好的关系。他的政策主要根植于经典的权力制衡思想，但也源自对德国目标和战术的怀疑。他写道，德国显然希望在法俄之间播撒不信任的种子，它的手段不排除向媒体泄露圣彼得堡和柏林达成的任何协议。在比约克，威廉二世“粗鲁地试图”利用沙皇尼古拉对俄国安危的担忧，这体现了德皇惯有的“无所顾忌”。[5]德国试图破坏俄国与法国、英国的关系，从而孤立俄国，强迫它与德国结盟。从国力差距看，这只会是不公平的同盟。兰布斯多夫致信涅利多夫：“根据我的多年经验，我相信，若想同德国真正结好，我们必须与法国结盟。否则我们就会丧失独立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德国的奴役更繁重。”[6]
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伯爵
对安全与权力制衡的传统顾虑始终是俄国主张同巴黎结盟的关键因素，但是1905年秋天圣彼得堡急需国外贷款，这一点也相当关键。俄国为日俄战争花费了22.5亿卢布，这几乎相当于当时国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与此同时，俄国国内爆发革命，这影响了政府收入，也导致私人存款外逃。俄国政府面临破产与收支平衡危机，它足以迫使卢布偏离金本位制度，让俄国的国际信贷变得一文不值，并削弱政府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俄国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依靠外国投资）。更糟的是，1905年10月，尼古拉二世为了结束革命，向人民承诺建立议会。1906年4月，议会即将召开。俄国大臣都不会忘记1789年破产又倒霉的法国旧王朝（ancien régime）在三级会议上的遭遇。只有外国贷款能拯救沙皇政府，让它免于类似的灾难。19世纪90年代，俄国已经同法国金融市场建立起密切联系，对该市场也存在一定依赖性。哪怕抛开这些联系以及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政治同盟，法国的高储蓄率以及对国内工业的低投资水平，也让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俄国最可能的大额贷款来源。俄国人知道浮动利率贷款需要法国政府的支持，在1905年更是如此，因为俄国国内革命与破产的威胁令法国银行家和投资者深深感到不安。大使涅利多夫无须详细阐明如下论点：鉴于俄国急需法国的金融和政治支持，现在不适合向巴黎施压或者做出任何令人怀疑俄国对同盟忠诚度的举动。[7]
俄方的贷款事宜首席谈判人是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1905年和1906年之交的冬天，法国部长们向他承诺会全力支持贷款。若是俄国政府垮台或破产，面临风险的不仅仅是法国的安全，还有法国的投资。然而部长们坚称，除非消除正在酝酿的由摩洛哥危机引起的对战争的恐惧，否则不可能有机会在巴黎市场上成功投放数额巨大、风险很高的浮动利率贷款。此言很可能没错。此外，法德于1906年1月16日在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召开会议，试图解决两国就摩洛哥未来的争议，因此法国提出的贷款条件也能有效确保俄国全力支持法国在会议上的立场。于是乎，俄国在会议上的核心利益是尽快结束会议，让会议消除一切对战争的恐惧，然后凭借俄国对法国的支持在巴黎市场投放那笔至关重要的贷款。德国人固执己见，阿尔赫西拉斯会议迟迟不见进展，于是圣彼得堡越发感到失望与紧张。
争论的焦点是法国正逐渐接管摩洛哥。为此目的，摩洛哥的头号贸易伙伴大不列颠在达成《友好协议》的谈判中支持法国的行为。柏林力图表明，未经它与其他大国通过协议赞成，不得瓜分全球任何一片土地。具体而言，柏林声称，根据1880年的《马德里条约》，摩洛哥的未来牵涉所有签约国，德国也是签约国之一。不论是对普遍事项，还是对摩洛哥的具体事项，柏林都有其理由：英法已拥有广袤殖民地，但两国还是擅自通过纯双边条约增加自己的猎物，所以德国人有充分理由感到不满。德国声称这是关键所在，然而欧洲国家的政府都不相信这种说法。人们认为，德国的政策试图向法国证明，面对德国时，英国不愿也不能保护它，并借此打破《友好协议》。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战争与革命意味着俄军被移出了权力均衡的方程式。英国海军无法保卫巴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在会议上的表现是试图恐吓法国，强迫它考虑优越的德国国力的现实。出席会议者大都怨恨德国的策略。[8]
兰布斯多夫给俄方高级代表阿瑟·卡西尼（Arthur Cassini）伯爵下达的指示，确立了俄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的立场。[9]这些指示承认德国经济日益繁荣，因此安全的出口市场对德国来说很重要，柏林完全有权利在摩洛哥的市场和资源上获得准入便利及公平竞争。然而，兰布斯多夫认为，柏林动用1880年条约来反对法国行动的做法令人起疑，德国人的真实动机尚不明朗。
威廉二世在比约克告诉尼古拉，德国对摩洛哥没多少兴趣，无意极力主张在摩洛哥的权利，这必然增加俄国的疑心。[10]德国在会议上的策略越发令人失望，俄国又急于获得法国的贷款，于是俄国进一步明确地表示支持法国。法国媒体很快走漏了这一消息。此后不久，德国表示妥协，会议结束，战争阴云消散了。法国政府不出所料表示感谢，俄国成功取得浮动利率贷款，避免在破产状态下召开杜马会议。然而，日俄战争期间柏林曾支持俄国，如今俄国却全心全意地支持法国，德国政府特别是德皇对俄国的“忘恩负义”感到愤怒。德国人的怨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根据，它体现了针对外交失败的失望，但失败的原因是柏林自身判断失误、头脑糊涂。尽管如此，此后数年，此事仍是俄德关系的一条重要路线。
第一届杜马召开时，群众在议院外集会，骑马的警察与骑兵警惕地注视他们
1906年4月，驻柏林的一名俄国外交官写道，俄国大使奥斯滕-萨肯伯爵阅读稍显尖锐的卡西尼指令时比雪还纯洁，指令的内容后来被法国媒体披露了。[11]十八个月来，奥斯滕-萨肯一直警告：对德国的难解行为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它担心《友好协议》可能演变为两侧的大国（法国、英国和俄国）结成的三国同盟，这会“危及德国利益，对帝国的安全构成威胁”。[12]柏林对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失败的反应促使奥斯滕进一步警告道，“我们和德国的关系”处于“非常紧要的关头”，最重要的原因是“出现了德皇威廉对俄国的个人态度或将发生180度大转弯的预警”。对于日俄战争期间的俄德关系，皇帝本人的看法是自私的，他认为自己顶着德国国内的批评与英国的敌意特意帮助俄国，得到的回报却是俄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强烈支持法国，而且披露这件事的法国媒体还用了贬低德国尊严的措辞。萨肯写道，威廉一定程度上一直遵循霍亨索伦与罗曼诺夫家族的长期友谊传统以及君主间团结意识的指引。威廉的随员中，更别提德国社会中，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人告诉他，这些感情很危险，因为比沙皇俄国更强大的新俄国出现了，它早就抛弃了传统的王朝忠诚感。鉴于俄国目前十分虚弱，它很有必要避免沦为德国失望情绪的替罪羊，并避免那位对柏林的战争与和平做最终决定的人相信这类“背信弃义”的论调。[13]
1905～1906年，欧洲国际关系与俄国对外政策产生的背景是：俄国面临君主制快要被推翻的革命危机。从1905年10月尼古拉二世承诺签署宪法，到1906年7月第一届杜马会议成功召开，这几个月是最危险的时期。自由派大都对10月的宣言授予的有限权利感到不满，不相信政府会在任何情况下尊重他们。更严重的是城市里的罢工与暴动浪潮，以及革命社会主义已牢牢把控住俄国工人思想的显著证据。与此同时，农民在很多地方省大肆破坏，他们烧毁庄园宅邸，要求没收非农民所有的土地。在非俄罗斯地区，社会主义往往同激进民族主义相结合。最糟的是，政权不能继续指望大部分海军士兵和很多陆军士兵的忠诚，而后者是决定其存亡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905年和1906年之交的冬天，政府内部意见分歧与丧失自信本身也严重威胁政权的存亡。那几个月中，内政大臣彼得·杜尔诺沃动用可畏人格重塑政府权威。只要我们阅读那几个月中包括俄国外交官在内的俄国上层阶级的日记和书信，就会立刻察觉到他们相当不确定政权能否存续。他们中大部分人承认，主要由征召来的农民组成的军队的忠诚度不好把握。第一届杜马会议集中反映了农民的很多愿望，并呼吁征收私有土地。1906年6月，俄军团级单位的典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禁卫团（Preobrazhensky Guards）的第一营哗变，于是最乐观的将军亚历山大·基列耶夫（Aleksandr Kireev）也在日记中写道：“就是这样。”后来农民运动平息，1906年7月杜马解散后军队的忠诚度也不再受到怀疑，此后大部分观察者才相信政权能存活下来。[14]
国内危机不可避免地产生国际影响。1905～1906年的冬天，很多外国大使馆向外交部呼吁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与财产。最危险的是波罗的海省份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构成的威胁，而其中很多人与柏林渊源颇深。当年冬季，就连里加（Riga）的英国领事也要求皇家海军出面干涉，并由英国海军登陆部队保护当地英国侨民免受拉脱维亚革命影响。他说拉脱维亚革命十分容易诉诸暴力、武装到牙齿，且拥有广泛支持。[15]大使馆不敢率先召集军舰保护侨民，他们十分清楚这会伤害俄国的尊严。德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也持此观点。与大部分同时代人一样，比洛看待俄国事件时是以法国大革命为参照。他记得1791～1793年国外干预让法国政坛激进化，因此他不愿表现出德国会以同样方式插手俄国内政的任何迹象。[16]
然而，德国与欧洲可能被迫插手。威廉二世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柏林的首要代言人特奥多尔·席曼（Theodor Schiemann）教授承诺，如果俄国君主制倒台，德国不会放弃波罗的海居民。格里戈里与叶夫根尼·特鲁别茨科伊认为，一旦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掌权，外国很可能会干涉。[17]哪怕是1906年7月第一届杜马解散后，驻伦敦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仍然会做外国可能干涉俄国的噩梦。破产与无力支付外国债务或将导致此结果。社会革命亦然。1906年7月，他在伦敦写道：“这儿的人一直担心德国会干涉。他们对此闭口不谈，但我确定他们是这样想的。我相信恐惧的源头是巴黎，但他们传播了恐惧。（假如外国干涉，）无法预测结果，但我认为会出现以英法同盟为基础的新的国家阵营。这与战争还有多大区别？我不确定。无论如何，我认为考虑这些随时会爆发的问题并不算为时过早。”[18]
最终，君主制战胜了革命。事实证明，本肯多夫的担心站不住脚。尽管如此，1905～1906年君主制可能垮台，外国也可能干涉，仔细考虑这两件事的后果是有益的。国内与国际政策紧密相连。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国内革命的命运往往受制于外国的干涉。另外，大国爆发革命时，国际体系会受到巨大冲击——法国和俄国的例子已然阐明了这一点。倘若民族与社会革命控制了波罗的海省份，德国必将用某种方式干涉，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革命暂时摧毁作为大国的俄国，建立某种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府，抑或威胁欧洲国家在俄国的大量投资，德国之外的欧洲国家也不可能坐视不理。本肯多夫写道，假如1905～1906年发生革命与国外干涉，后果很难预测。此言不错。这些后果可能彻底改变俄国和欧洲20世纪的历史。
1906年5月上旬，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接替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出任外交大臣。新的大臣来自富裕的绅士家庭，但其祖上没有富人，也无人在宫廷或政坛发挥过突出作用。不过，伊兹沃利斯基的父亲是高级地方总督，20世纪初，他的两个堂亲也当过农业部长和法官。他的妻子生下来就是托尔（Toll）伯爵夫人，她为婚姻营造了温暖与友善的氛围，抵消了伊兹沃利斯基本人的拘谨与乏味。她有很多重要人脉，其中包括沙皇的母亲玛丽太后。太后是她父母的朋友，她也庇护伊兹沃利斯基的职业生涯。伊兹沃利斯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皇家亚历山大学院，从来没有人质疑他的智力。此外，他博览群书，求知若渴，喜欢宽泛地讨论历史问题。一方面，他又有以自我为中心、谄上欺下、过分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名声。同大部分俄国外交官一样，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的任期很短，而且这段任职经历是他在圣彼得堡的官僚政府的职业生涯的开端。另一方面，就外交职务而言，他拥有几乎独一无二的丰富经验：他不仅去过巴尔干、罗马和德国，还曾在日本与美国任职。伊兹沃利斯基的继任者谢尔盖·萨佐诺夫说，他“很有才华，虽然表面上冷淡，但本质上是个好人”，但对他来说，“政治生活和私人关系中发生的一切都带有个人偏见或对他本人怀有恶意，哪怕它们只能给他造成最微不足道的影响”。[19]
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
俄国档案馆至今尚存伊兹沃利斯基在就任外交大臣四个月前写的日记。伊兹沃利斯基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未来的工作准备不足，因为只有派驻大国的俄国大使才会随时获知整体对外政策，并收到关键急件的副本。在他看来，更合理的做法是让广受尊敬的时任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涅利多夫当几年外交大臣，在他的任期中，伊兹沃利斯基可以学习如何处理俄国外交大臣面临的问题。考虑到伊兹沃利斯基日后在德国为人憎恨的程度，我们需要说明，他担任外交大臣前写下的文字，不包含丝毫反对德国或反对英国的感情。此外，威廉二世喜欢并尊重他，希望他担任驻柏林大使。伊兹沃利斯基本想任命十分亲德的贵族克诺林（Knorring）男爵担任关键的外交部大臣办公厅主任，但他的候选对象以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推辞。从伊兹沃利斯基的日记来看，他最坚定地投身的事业领域是内政而非外交。按照沙皇任用大臣的标准，伊兹沃利斯基是自由派，他强烈支持吸收杜马政客甚至立宪民主党的杜马政客进入内阁政府。他认为政府应向俄国受过教育的社群妥协，并尊重后者的自治与意见。这些自由价值观对对外政策也有影响。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言，伊兹沃利斯基与媒体交好，认为获得公众意见支持对俄国对外事务来说很重要。他也理解民众对对外政策胜利的呼吁，这种胜利或可缓解1904～1906年的屈辱。[20]
1907年2月，伊兹沃利斯基在国防会议上发表演说，详细阐明自己就任外交大臣后对对外政策以及俄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看法。俄国在东亚的弱势地位以及日本军力的进一步增长，困扰着伊兹沃利斯基面前的一群将军。与此同时，国防会议的海军成员费奥多尔·杜巴索夫（Fedor Dubasov）将军提到19世纪90年代被经常提及的论点：从地缘政治、人口与经济的趋势看，俄国的未来在西伯利亚和太平洋。[21]
伊兹沃利斯基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说，要想成为真正的亚洲大国，俄国需要一支能通过战斗征服太平洋的舰队。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这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对外政策不可能脱离更深层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在这些方面，俄国的重心在欧洲。如果俄国领导人真的想把亚太地区置于俄国对外和军事政策优先考虑的位置，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把首都东迁至鄂木斯克（Omsk）或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在一段卓越的陈述中，伊兹沃利斯基也否认现在的或者历史上的日本政策特别具备侵略性、特别反对俄国。直到1900年之后很久，东京都愿意让步，从而完全满足俄国的真正利益。是俄国错误地拒绝接受东京的提议，于是日本或多或少被迫与英国结盟，发动战争。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外交大臣表示，他坚信东京的主要人物会再度愿意同俄国达成合理妥协。是否接受他们的提议，取决于俄国。
伊兹沃利斯基称，欧洲和近东的情势仍然是俄国利益和全球力量的主要焦点。“接下来的十至十五年，在欧洲，奥地利、土耳其问题等全球性重要问题将被提上议程，还有可能获得解决。俄国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强烈发声。”“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伊兹沃利斯基继续说，“在西方和近东，历史进程并非取决于我们的希望，哪怕就在这个春天，近东都可能发生我们无力阻止的大事件。与此同时，我们根本不可能既置身事外，又不至于沦落到波斯的境地。相反，在远东，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对事件进程的掌控力要大得多。倘若存在善意，我们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避免战争爆发。”[22]
伊兹沃利斯基曾任驻东京公使，在与日本人最初的艰难谈判过程中，这段经历帮助了他。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两国都对对方的野心感到紧张，怀疑便成了常态。正如俄国某位驻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的和平会议代表承认的，某些和约条款语焉不详，留下很多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23]关于渔业协议的达成尤其艰难，因为这类问题是技术性的，此外，关键性数额很庞大，安全问题也被牵扯进来。1906年秋天，双方愤怒地争论不休，东京指责俄国回避条约条款。伊兹沃利斯基在必要地方做出让步，并且把谈判提升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可被承认的层面上来，于是他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了，他之所以能成功，只因日本人的确和俄国人一样，希望这一地区保持稳定。东京需要时间来巩固它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等地的控制。更有甚者，战争严重破坏了日本财政。俄国与日本的盟友英国重归于好，这大大促成了协议。要是日本对俄国太过强硬，它在国际关系中就会被孤立。若是日俄冲突得以解决，俄国的关注点会被引回欧洲，这对法国也很有利。1907年7月，日俄签订协议，在此之前，日法签订条约，法国对日本政府开放资金市场。[24]
在1907年7月迈出第一步后，日俄关系逐渐强化。当美国插手，试图让中国东北地区的市场对所有外国企业开放时，俄国和日本联合起来抵制美国。东京和圣彼得堡都认为，倘若同美国“公平”竞争，两国的出口业务将无法存续。两大帝国都想在保护主义的高墙下建立强大的工业经济。就此原则达成一致后，日俄得以在1910年和1912年的秘密条约中将中国北部边境地区划为日本与俄国的利益范围。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帝国解体，俄国便在蒙古建立被保护国，且成功取得唯一有可能反对他们的国家，也就是日本对此的同意。与日本的和解无疑是俄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但它不能改变地缘政治的长期现实。日本已在亚洲大陆站稳脚跟，与俄国隔着一条绵长边境。新的日俄“友谊”是政治便利的内容，不具备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深层根基。这段“友谊”随时可能结束，而这将严重威胁俄国的长期安全。于是，1905～1914年，俄国斥巨资巩固亚洲领土。修筑铁路耗资最巨，但并不影响俄国将仅剩的太平洋基地符拉迪沃斯托克改造为一流要塞。据估计，俄国为此耗资达2.5亿卢布。[25]
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一再强调，与日本的和解以及由此而来的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其重要基础之一是与英国的协议。此言不虚，特别是在1905～1910年的背景下。然而，面对德国人以及对伊兹沃利斯基政策的俄国批判者时，此言亦可有效地证明英俄协议的正当性。为了达成与英国的协议，他与俄国驻伦敦大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结成牢固同盟。本肯多夫是战前十年中唯一一名始终在岗的俄国大使。他比伊兹沃利斯基和萨佐诺夫更资深，肯定对二人施加了影响。他的观点很能体现出战前十年奠定了俄国对外政策基础的思想。1906年4月，伊兹沃利斯基上任，他对俄国对外政策的看法相对开放。作为外交大臣的最初三年，他试图在伦敦与柏林之间搞平衡。相形之下，1906年春天，本肯多夫已然全力支持与英国结好，他认为此举不仅能解决殖民地争议，还能促成欧洲境内权力均衡，从而保持俄国相对于德国的独立地位。在很多方面，他对欧洲政治的见解与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相差不大。然而，本肯多夫认为，事到如今，哪怕是想维持法俄同盟，都需要与伦敦建立密切联系。[26]
亚历山大·本肯多夫戴着单片眼镜、大礼帽，身上的晨礼服一尘不染，看着像是旧王朝的典型外交官。他的俄语书面语很差，因此他所有的信都是用法语写的，这在1800年的俄国外交官中很常见，但一个世纪之后，还这样做的几乎只剩他一人。本肯多夫由其母克罗伊（Croy）公主在西欧抚养长大，所以在他身上，秉持世界主义信念的欧洲贵族特征远超作为俄国人的特征。他的政治观与社会观在自由的西欧大贵族（grand seigneur）中很典型。战前，奥地利驻伦敦大使门斯多夫（Mensdorff）伯爵、德国驻伦敦大使利赫诺夫斯基（Lichnowsky）亲王都是本肯多夫的表亲。他迷人的举止、生动的话语以及对乡村运动的热爱，不仅打开了结交英国贵族的门，还为他开辟了通往王宫的道路。爱德华七世喜欢俄国大使并与之交好。像很多欧洲贵族一样，本肯多夫仰慕英国上层阶级的价值观，也享受他们的生活方式。
本肯多夫的俄国批评者指责他“变成了”伦敦“当地人”。[27]此言有一定道理。大使将与英国的友好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并坚决捍卫它，有时他的倾向性太明显，以至于不愿在英国对圣彼得堡的看法上施压。他也变得太过信任英国的动机，以及英国对友好状态的长期承诺的分量。在伦敦时，本肯多夫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一定发生了急剧变化。1900年，他写道，主要问题是，此前一个世纪中英国是唯一重要的殖民国度，已习惯于认为自己有权获得全球所有“未被占领的土地”。它正花时间适应其他欧洲国家已加入殖民竞赛的惊人事实。[28]十一年后，德国成了他主要的担心。“在一切根基上，”他写道，“我见识了德国扩张的巨大力量，随之而来的有它的影响力，必定还有它的旗帜……这股扩张主义的力量不一定说明柏林内阁一定会刻意采取进攻性政策，但它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难免引发冲突。”[29]
本肯多夫的转变或许缘于他长期浸染于英国的生活，但是对任何受过将权力均衡等同于欧洲安全教育的俄国外交官来说，1905年俄国的战败和黯然退场必然会引起极大恐慌。本肯多夫认为，俄国的虚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它在西境的安全取决于它的法国和英国盟友，且首先取决于英国——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英国国力展开。本肯多夫等很多俄国外交官都认为，关键点是德国不怎么害怕法国或俄国，却的确害怕英国，因为英国拥有领先世界的海军力量，与英国开战一定会破坏德国在海外的广大利益与资产。[30]与大多数同僚一样，本肯多夫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源于现实政治，他却也认为，俄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忽视历史的要求，以及公众舆论在巴尔干和近东政策上的亲斯拉夫感情。[31]此外，尽管本肯多夫努力保持客观，但当见识到德国人那粗鲁、威吓、不圆滑的举动后，他十分恼火：“只要给他们一根手指，他们就想要整条手臂，并且伴着完全与此相关的圆滑。”[32]
1907年8月的英俄协议明确包含两处关键地区——阿富汗与波斯。二者之中，阿富汗对俄国的重要性要小得多。俄国在该国的真正利益纯粹是地方性的，核心是跨境交易以及避免袭击者、难民和疾病越过边境。此前数十年，阿富汗的关键性作用是构成对印度的威胁，吓唬英国。1906年，俄国在亚洲事务上最受尊敬的外交官伊万·济诺韦伊（Ivan Zinovev）声称，此种威胁纯是“幻想”，但它能服务于俄国的利益。构成了“大博弈”的英俄敌对关系持续数代，在此期间，英国可以对俄国发布海上贸易禁令，并对其领土发起水陆进攻，从而给俄国造成重大打击。对于英国在欧洲的利益，俄国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它可以刺激英国对印度帝国安全的那根敏感神经。印度帝国根基很不稳固，只具备有限的正当性，税收基础薄弱。因此，统治者非常害怕俄国铁路向中亚延伸，以及英国对邻近的阿富汗失去控制力。1906年，伦敦的主要要求是由它主持阿富汗的一切对外事务。俄国人或多或少愿意接受英国这个半保护国。问题在于，与帝国内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就算是半保护，埃米尔们也不愿接受，英国两度花费巨大代价施加控制，皆以失败告终。1907年的英俄协议禁止俄国与埃米尔建立直接联系，但实际上，若是俄阿边境出现问题，英国不能代表俄国对阿富汗施加任何影响，这免不了引起怨言，但还不至于严重到威胁英俄关系。
总之，波斯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它是俄国的重要出口市场，而且俄国与波斯的边界超过2000公里，将今人所谓的阿塞拜疆人几乎均分。1905～1914年，俄国人和波斯的阿塞拜疆人都陷入了混乱，因此边境安全对俄国来说至关重要。数年来，英国一直提议做一笔交易，将波斯划分为北部（俄国）和南部（英国）两个利益范围。在此基础上，两国于1907年达成协议。圣彼得堡认为，此前在波斯南部同英国的竞争超出了俄国资源的承受能力，而且几乎取胜无望。
1907年的协议缓和了英国与俄国在波斯的竞争，但远远没有终结它。原因之一是残余的嫉妒，以及双方在当地的官僚的行为。波斯中部的“中立”地区也存在争议，更基础的问题是如何控制保护国。波斯人讨厌“被保护”，他们试图让英俄鹬蚌相争，并讨好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最重要的是，波斯陷入了混乱：宪政运动正削弱沙（shah）[33]那残存的渺小权威，但又无力奠定新的秩序。俄军开进波斯北部境，保护俄国人的财产、安全与生命，于是英国公众舆论哀号：俄国开始悄悄吞并波斯了。俄国反驳道，是英国对宪政主义的支持导致波斯无法被管理。1907～1914年，英俄在波斯问题上关系时好时坏，这成为对两国友好关系的持久威胁。[34]
1907年8月前，在促成英俄和约的这段时间，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格外注意不去疏远德国，并强调谈判只涉及英俄双方在亚洲的特殊利益，绝不会危害德国利益。[35]他诚恳地指出，协议旨在减少俄国的义务与不稳定因素，如果缓和与伦敦的紧张局势，反而会加剧与柏林的紧张关系，那么协议只会收到十足的反效果。这种担心影响了他在大小事务上的决断。俄国驻柏林大使奥斯滕-萨肯伯爵向伊兹沃利斯基充分汇报了德国的敏感处境，因此1906年他甚至拒绝访问英国。1907年，各国在海牙举行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会上他明显支持德国对裁军的意见，触怒俄国代表团领队特奥多尔·马滕斯。伊兹沃利斯基对马滕斯承认，在会上，“德皇威廉放肆地进行国际敲诈……他利用我们的艰难处境，想在我们和英格兰之间挑拨离间”。伊兹沃利斯基补充道，无论如何，俄国必须保持耐心，因为目前它无力自卫，要是德国皇帝愿意，他可以“随时夺取波兰等我们的西部边境地区”。[36]1906年，伊兹沃利斯基不肯着手与英国认真商谈，直到他去柏林平息当年早些时候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留下的愤怒，并“完整精确地找出”被德国视为自身利益，因此必须被英俄双边协议排除在外的东西。伊兹沃利斯基与德国的会谈很成功，而且看起来十分友好，德国宰相也公开发表声明，称柏林完全不反对以伊兹沃利斯基的条件为基础确立的英俄协议。在那之后，这位俄国外交大臣才开始准备推进与英国的谈判。[37]
伊兹沃利斯基的努力取得了短期成功，但长远来看，它并不能让德国满意。原因之一是俄国媒体经常抨击德国，抵消了伊兹沃利斯基凭借圆滑取得的成功。不出所料，亲斯拉夫派领袖谢尔盖·沙拉波夫率先羞辱德国人，宣称“英俄协议对世界来说十分重要，是喜悦与冷静的源泉”，因为它“必将孤立德国，毁灭它的威望，阻止它的胜利前进”。[38]就连十分反对德国的波兰民族主义领袖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也非常震惊地发现，同样的厌恶之情在整个俄国蔓延并迅速站稳脚跟”。德莫夫斯基补充说，若是这种厌恶情绪“在俄国广泛扩散，沙皇政府将被迫重视它”。[39]英国大使馆指出，俄国媒体“总是怀疑德国的意图，这成了某种固有观念，就连严肃作家也不例外”。[40]尼古拉二世评价道：“地震、暴风雨等在帝国偏远省份发生的一切都会立刻被归咎于德国。……他……无法弥补这种事态，除非不时向媒体发布官方公报，但一般说来，此举收效甚微。”[41]如果说英国人、波兰人与沙皇一致认为俄国媒体对待德国的态度不公平，那么德国人自己就更是如此了。事实上，德国外交大臣经常抱怨俄国媒体，对此伊兹沃利斯基只能回答，在新的宪政秩序下，政府无法再控制媒体。[42]
德国社会与政府已然对自身被孤立的状态，以及英国人试图通过一系列协议来包围他们的恶毒战术深感紧张，伊兹沃利斯基的回答必然无法改善事态。奥斯滕·萨肯伯爵经常向圣彼得堡汇报这方面的情况。[43]俄国大使指出，德国媒体大都认为英俄协议的签订预示着俄国重新确立了在欧洲的权力，这必将与德国利益产生冲突。一些报纸认为协议可能存在秘密条款，比如说，可能确保英国支持对俄国军舰开放海峡。德国的担心有一定道理。[44]俄国人和英国人说，他们的正式协议只涉及波斯、阿富汗与西藏地区。他们说的也都是实话。另外，两国消除了旧日隔阂，此举引起的善意肯定会波及整个英俄关系。在非正式场合下，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向俄国承诺，英国传统上反对俄国军舰经过海峡，现在他们会改变这一方针。[45]奥斯滕-萨肯提醒伊兹沃利斯基，不论具体议题为何，柏林一直认为，“我们和英格兰的冲突奠定了德国全部政策的不变现实基础”。英俄的敌对给予柏林安全感与机会，因此德国肯定害怕并讨厌两国敌对状态的结束，哪怕德国官方礼貌地表示自己的善意，掩藏怨愤。[46]
回过头来看，对伊兹沃利斯基政策的最佳评价，或许出自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阿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爵士。1908年1月，他写道，俄国的基本目标似乎是与所有人保持友好，“这种路线需要不计一切时间来追求它的一些技巧和纯熟，关于它是否切实可行则是存疑的”。[47]尼科尔森或许会进一步补充说，对俄国这种目前虚弱无力的国家来说，这种钢丝上的舞蹈要更难。伊兹沃利斯基没那么悲观。1907年对他和俄国对外政策来说是不错的一年。与日本签订的协议结束了远东危机。与英国的协议巩固了日俄协议，也大大降低了英俄在亚洲爆发冲突的风险。考虑到波斯正在上演的混乱，这就更令人愉悦了。它也排除了英俄冲突可能削弱法俄同盟的重大风险。与此同时，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后曾降到低谷的俄德关系看上去已经恢复了。耐心和体贴的外交安抚了德国对英俄就波斯问题与阿富汗达成协议的担心。1907年8月，德国与俄国君主在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48]举行友好会晤，没有出现严重不和，俄德间紧张态势的很多源头问题看上去消除了，就连一向不安的奥斯滕-萨肯也欣慰地松了口气。[49]伊兹沃利斯基也认为，他与奥地利就巴尔干稳定问题的合作尝试也进展得不错。1907年9月下旬，他拜访维也纳，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授予他圣斯蒂芬骑士大十字勋章，表彰他对奥俄友好关系的忠诚。伊兹沃利斯基与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Aehrenthal）男爵谈了很久，然后他们联合发表了引人注目的声明，在维护巴尔干局势稳定这项事业上强调巩固奥俄的团结。[50]
伊兹沃利斯基当然很清楚巴尔干半岛面临的潜在威胁，但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相信和他刚上任时相比，俄国能更好地处理这些危机，或许他的自信过头了。奥斯滕-萨肯伯爵认为，通过平衡德国与英国阵营的关系，俄国或许可以利用自己对其中一方的支持做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伊兹沃利斯基可能认真思考了这个意见。[51]毫无疑问，他也压根儿没忘记爱德华·格雷爵士曾承诺会友好对待有利于俄国的海峡协议的修订。阿瑟·尼科尔森爵士记载，听到格雷说完这些话后，伊兹沃利斯基脸上洋溢着喜悦，“我很少见到伊兹沃利斯基先生如此自得又满足”。在海峡问题上的胜利可为伊兹沃利斯基增光，也可鼓舞俄国民心，巩固沙皇政权的众多支持者所渴求的政权合法性。公平地说，如果伊兹沃利斯基修订海峡协议的计划成功了，俄国在黑海地区的脆弱状态，以及战前数年由此引发的俄国领导人的疑惧也会大大缓解。[52]
正如伊兹沃利斯基所预言的，1908年，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开始分裂。年初，俄国总参谋部已然敏锐地察觉到外高加索地区的危机。他们认为土耳其人正试图吞并波斯边境的重要战略地带，并建立侵入俄国领土的进攻力量。1908年2月，总参谋长费奥多尔·帕利岑呼吁动员整个俄国的军队来应对威胁。这说明，对日战争的失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战略弱势地位使军队高度紧张，也体现了俄国领导人眼中高加索地区面临的具体威胁。帕利岑认为俄国在该地区的驻军兵力太少，而且它经常被移用于处理内部治安问题，影响军事训练，不止一个人持有类似观点。俄国军方领导人始终认为，与“东方人”打交道时，关键要使对方对保持良好帝国风格的俄国国力感到恐惧，但俄国被日本战胜的屈辱和革命的混乱急剧削弱了这种恐惧感。[53]
千年之中，高加索地区一直是敌对帝国间斗争的焦点。[54]几个世纪以来，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在这一地区同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什叶派的波斯帝国竞争。当地社群的混杂也让地缘政治情况更为复杂，大批“不忠诚”的少数民族远离前线，准备靠起义支持他们在国外的教友。如果说这些是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常年忧虑所在，那么1904～1906年的事件让形势严重恶化了。在俄国，1905年革命在高加索地区影响最广，暴力程度最高，镇压时间也最久。1908年，帝国警务部首长写了一份长篇备忘录，说在革命的那几年，一个准独立的社会主义亚美尼亚国家已在俄国领土上形成，它有自己的民兵、法庭和行政机关。俄国政府也暂时失去对很多穆斯林居住地区的控制。完全是因为地方社群彼此仇恨，政权才得以恢复统治，但它的权威性仍然十分微弱。倘若与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穆斯林聚居地必然起义。假如俄军出师不利，这些起义会迅速蔓延至整个地区。[55]
首相彼得·斯托雷平感到恐惧，1908年2月他阻止了将军们的计划，并警告伊兹沃利斯基不要在对外政策上进行任何冒险。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最资深大使伊万·济诺韦伊的建议帮助了斯托雷平。在俄国高级外交官中，济诺韦伊的出身很罕见，他是农民的孙子。他的父亲一开始的职业是教师，最后成为俄国一所著名大学的主任。在父亲令人惊叹的家教计划指导下，儿子们尚未进入青春期就通过了升入高中的考试，此后开启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即便如此，伊万·济诺韦伊也根本不可能通过在时尚的欧洲使馆任职登上外交职务的顶峰。可是他十分聪明、擅长言辞，又了解当地情况，因此20世纪初，他是俄国政府在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事务上最受尊敬的专家。[56]
1908年1月，济诺韦伊提醒将军们，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绝不能说这是错误情报第一次导致俄国太过恐惧土耳其在高加索的企图。现在和以前一样，看土耳其军事文件时需要注意：与其说它们体现了确切的现实，不如说它们是部下为了自身目的讲给苏丹的故事。济诺韦伊原则上不反对严厉地提醒土耳其人俄国仍然很强大。然而他自己的调查表明，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军力远没有将军们担心的那样多。处理奥斯曼-波斯边境的军事危机时也需要考虑到，就连奥斯曼帝国也没有真正控制该地区的库尔德部落，更别提波斯了。济诺韦伊写道，更切中要害的是，土耳其在高加索的军事筹备说明他们害怕巴尔干半岛爆发战争——若是战争爆发，俄国就可能入侵安纳托利亚（Anatolia）。大使强调，俄国应该关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马其顿，因为这里存在真正的危机。他补充道，罪犯并非土耳其人，而是塞尔维亚人、希腊人，首恶则是巴尔干政府，他们出于自己肮脏的党派政治目的鼓励马其顿的革命与内战，牺牲欧洲的稳定以及当地社群成员的生命。[57]
就巴尔干和马其顿而言，俄国首要处理的是奥俄关系。在我们一头扎入奥俄关于马其顿问题的谈判细节之前，有必要先花时间后退，观察影响两大帝国核心关系的更基础要素。1914年7月战争爆发，直接原因正是奥俄关系破裂。幸运的是，在俄国档案馆内，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两套文件可以让我们洞察当时俄国如何看待哈布斯堡君主国。第一套文件是1899～1900年时任外交大臣米哈伊尔·穆拉韦夫（Mikhail Muravev）与其副手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以及一些俄国大使的讨论。讨论的背景是：德国宰相贝恩哈德·冯·比洛提议与俄国缔结协议，以防奥匈帝国解体。参与讨论的一位大使是列夫·乌鲁索夫（Lev Urusov）公爵，1905年他来到维也纳主持俄国大使馆。第二套文件中包括给他的一份长篇指示。
1899年，德国的做法有点儿令俄国困惑。因为在他们看来，尽管内部危机折磨着奥地利帝国，但在短期内它不大可能解体。然而穆拉韦伊承认，帝国之所以凝为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本人及其威望，一旦他去世，帝国确有可能瓦解。列夫·乌鲁索夫公爵当时在巴黎，他报告称法国政坛中很多人赞成此观点。四名参与讨论的外交官一致同意，倘若奥地利解体，俄国无意吞并哈布斯堡的领土。任何吞并都不会带来利益，只会引起新的争议和花销，给痛苦的俄国纳税人增加额外负担。穆拉韦夫引用（并信任）比洛的说法——德国没有领土野心，他总结道：“看来强大的俄国和德国君主国都不希望看到邻国奥匈帝国解体，这理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欧洲这片地区维持现有政治秩序。”乌鲁索夫不及穆拉韦伊乐观，但他完全赞同外交大臣的某一观点，即哈布斯堡的解体是“最让人不愿看到的事”。大使认为，即便比洛本人反对吞并说德语的奥地利领土，但事实将证明，柏林会出现要求吞并的压倒性压力。霍亨索伦的国家现在领导着德意志民族主义以及德意志民族争取全球力量与地位的奋斗。假如哈布斯堡帝国真的解体，这一现实会迫使柏林越过南部边境出手干涉。[58]
列夫·乌鲁索夫接管维也纳大使馆时，给予他的指示明确了他该如何处理未来奥地利帝国解体等纯理论问题，但并未涉及俄国对对手帝国的潜在态度。指示的开篇指出，自1866年战败以来，曾经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越发变成“其强悍征服者的顺从盟友”，也就是说变成了德国的顺从盟友。国力是衡量国际关系的最高尺度，由于意识到奥地利国力衰退，俄国自然有些看不起它。俄国外交大臣指出，尽管奥地利在德国和意大利有影响，但它只可能对波兰和巴尔干半岛怀有大国雄心，最有可能的对象是巴尔干半岛，而“俄国在这片地区存在长期影响”。随着奥地利的野心完全转到该地区，奥俄政府间的传统友谊变得“更冷淡”了，但依然处在“正确”的轨道上。
指示称，哈布斯堡采取了给予人民更多自治权的路线。用今天的观点看，这或许是帝国最吸引人、最蕴含希望的方面，也是其他帝国或可效法的模式。俄国统治阶级中没人这么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政治因素。乌鲁索夫收到的指示指出，“君主制即将向联邦制转变”，奥地利之所以不能进入巴尔干半岛、发挥帝国的潜在力量，关键原因是它没有维持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指示补充说，由于中央政府被削弱，不同民族间的不和被释放出来，这又会严重削弱奥地利的军事和外交力量。这份文件承认，这种局面不会一直持续：联邦可以变得非常强大、非常帝国化，如美国一般。可以设想，奥地利或将发展成联邦，在这个联邦中，信仰天主教的斯拉夫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自治权限越来越大，这会对包括沙皇臣民在内的全欧洲的斯拉夫人构成危险的吸引。然而，这是预言未来。就眼下而言，乌鲁索夫必须留意奥地利的虚弱迹象，密切关注狡猾的奥地利人通过牺牲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来获利的任何举动，但无论如何，他要维持既存政策，即通过奥俄合作以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59]
合作始于1897年。俄国致力于经营东亚，奥地利被内部的种族冲突折磨，如果能在支持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和既存秩序上达成一致，这会有利于两国的利益。从1902年开始，奥斯曼马其顿出现骚乱，这让两国的和解更显重要。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不用提醒，人人都知道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十分脆弱，一旦它崩溃，巴尔干地区差不多会爆发全面战争，两大帝国非常容易被卷入其中。于是，1903年在奥地利的米尔茨施泰格（Mürzsteg），奥地利与俄国政府一致同意资助并监督马其顿的警察、司法与行政机关的改革，这让该省更易于被管理，并安抚当地基督教人口的失望情绪。
1903～1908年，尝试实施这项改革计划是奥俄关系的核心。但问题是，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奥地利与俄国正确地认识到，除非改善地方状态，否则马其顿基督教徒日后肯定会发动进一步的起义。批评改革方案的德国人同样认识到，这会激怒该地区的穆斯林，削弱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权威，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Abdul Hamid Ⅱ）合法性最重要的层面——在苏丹派驻巴尔干的军官眼中——动摇其合法性。若是想抓住任何机会劝服苏丹配合改革，两个大国就得团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奉行的政策就是支持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受外国干涉。与此同时，在国内基督教游说团的驱使下，英国政府力主的改革方案比其他国家提出的更激进，阿卜杜勒-哈米德就更不可能接受了。维也纳的行动被德国盟友牵制，亲斯拉夫的公众意见又力劝俄国政府采取伦敦的政策，这必将威胁奥俄间的合作。[60]
无论如何，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与马其顿人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这不可避免地困扰着议题。这些冲突在1903～1908年导致约8000人丧生，但它们绝不是巴尔干民族之间传统仇恨的产物。另外，马其顿人的种族边界并不明确，数代以来，大家和平地在农村毗邻而居。无论如何，大致来看，若论种族，大部分农民是“马其顿人”，而非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或希腊人。然而，彼此敌对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马其顿，其领导者大多是教师——主张对该省宣布所有权，试图控制人民和领土，这引起了社区之间的谋杀。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政府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煽动这些行动，上述政府都屈服于民族主义狂热及国内游说团。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奥俄能取得任何成功，或保持任何程度的团结，那都是奇迹。然而，两大帝国间的紧张关系不可避免。[61]
1906年，伊兹沃利斯基与俄国驻维也纳大使乌鲁索夫公爵完全支持与奥地利和解。两人都害怕巴尔干地区不稳定，也知道俄国现在很脆弱，需要和平与时间来复原。大使注意到了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哈布斯堡帝国的文化生活以及这对俄国利益可能造成的威胁。乌鲁索夫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奥地利斯拉夫人会是俄国的有益盟友。但他决定不做任何可能破坏奥俄良好关系的事，也不说任何可能破坏这段关系的话。奥地利人提到巴尔干国家时口气很傲慢，往往还带着恐吓，这惹恼了本身是斯拉夫人的乌鲁索夫，但他最担心的是这会激怒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打破两国的友好状态。尤其令他担心的是，1906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贸易谈判破裂，两国开始打贸易战。关于此事，乌鲁索夫责备奥地利谈判者总是展示他们用武力对巴尔干领导人施压，他也责备奥地利媒体的大声叫骂，他认为这些行为体现了“德意志与马扎尔人骨子里对斯拉夫人的敌意”。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谈判彻底破裂后，乌鲁索夫写道：“面对比自己弱小很多的国家时，奥地利-匈牙利政府习惯于忽视对方的利益和尊严。”[62]
乌鲁索夫见到的是一个帝国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在可能构成麻烦的邻国建立被保护国（这是个失败案例），尽管他本人没有用上述术语给此事下定义。奥地利帝国上层阶级与邻国对话时带着贵族、德意志人以及大国领袖的十足傲慢，认为邻国在国力、地位、文化和种族上皆不如自己。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Alexander Obrenović）与妻子被谋杀，场面骇人。弑君者扶持敌对的卡拉乔治维奇（Karageorgevic）家族复辟，多年来，该家族在塞尔维亚政府和政治中保持重大影响力。维也纳觉得，在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中，自身代表着与野蛮主义对立的文明，弑君事件进一步强化了维也纳的这种想法。如果奥地利帝国想证明控制塞尔维亚愿望的正当性，它不仅可以举出常规的帝国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理由，还可以说它害怕塞尔维亚成为君主国内南斯拉夫人的宣传基地。
在帝国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奥地利人对其他种族的傲慢并不令人奇怪。在这个时代，英美新教徒非常自信地站在文明阶梯顶端俯瞰所有人。德国人正在快速上升，但他们的优越感仍然缺乏像对手国英国那样的自信，因此其上升之路会变得更加崎岖。俄国人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在文明阶梯上的位置很靠下，这或许能解释当时存在的俄国文化与社会中的暗流。俄国人鄙视虚弱、野蛮、不信仰基督教的土耳其人，把自己与他们相比，从而确认自己属于世界上由欧洲文明大国组成的排外俱乐部。奥地利人的问题在于，事到如今，在欧洲以外开展帝国游戏要容易得多。1906年，俄国驻布达佩斯领事评论说，维也纳对塞尔维亚上等阶级说话时仍像对待旧日的农民。维也纳也不明白，和上一代相比，为何民族主义在塞尔维亚社会的根茎扎得更深了。这也是贯穿全球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的主题在奥地利的变体。本书已经强调过，对帝国来说，不论是直接统治殖民地，还是间接控制被保护国，“管理”贵族和农民组成的前现代社会要比调和现代都市人口、让他们接受统治简单得多。然而，虽然某种意义上奥地利与塞尔维人的困境是所有现代帝国最终都会面临的问题，但维也纳的地缘政治环境格外不佳：他们在巴尔干统治的种族有潜在的俄国保护者，俄国保护者与这些人之间可能不仅存在战略利益关系，还怀有对日耳曼文化傲慢的怨恨。[63]
1907年9月，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去维也纳与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勋爵协商，当时奥俄关系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然而，表层之下是矛盾，其中一些是私人的。埃伦塔尔和伊兹沃利斯基都很顽固，极易动怒。此外，埃伦塔尔是极端保守派，梦想在君主政权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恢复奥地利-德国-俄国同盟。他鄙视伊兹沃利斯基的自由主义，认为他会阻碍自己实现计划。在维也纳，伊兹沃利斯基告诉埃伦塔尔，他希望修订海峡协议，允许俄军战舰通行。愤怒的埃伦塔尔立刻给德国通风报信。当然，埃伦塔尔自己也有盘算。多年内乱削弱了奥地利的精神面貌与威望，因此他希望推行更积极的对外政策。他决定重启将铁路延伸至巴尔干地区的计划，此举曾在世纪之交引起维亚纳和圣彼得堡的摩擦。埃伦塔尔没有事先告知伊兹沃利斯基，于1908年2月向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议会代表宣布了这项计划。[64]
埃伦塔尔的声明几乎像晴天霹雳，伊兹沃利斯基听闻后大怒，他说这是把炸弹扔到他脚下。他的反应可以谅解。在伊兹沃利斯基看来，更糟的是埃伦塔尔曾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他应该知道此举会在斯拉夫主义圈子里造成多大的麻烦。[65]伊兹沃利斯基花了很多工夫让俄国公众舆论冷静下来。俄国驻维也纳武官米特罗凡·马尔琴科（Mitrofan Marchenko）上校一向消息灵通，他的报告也不能宽慰伊兹沃利斯基。这份报告预言奥地利会马上吞并波黑，还说埃伦塔尔已放弃支持巴尔干地区的现状，转而采取“牺牲俄国利益”的积极政策。[66]
尽管如此，尘埃落定之后，伊兹沃利斯基回到埃伦塔尔身边，向他保证俄国会继续忠于友好关系。在1908年7月2日的备忘录中，伊兹沃利斯基在两大帝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向埃伦塔尔提出进行可行的交易。这笔交易的核心是修订1878年的《柏林条约》。尽管伊兹沃利斯基明确表示这需要取得所有签字国的同意，但他建议两大帝国一致支持奥地利吞并波黑，俄军战舰有权在某些严格条件下通过海峡。这项提议被披露后，斯拉夫主义者大肆攻击伊兹沃利斯基，理由是他把斯拉夫人的土地交给了奥地利。他受到的更广泛非议则是指责他天真地相信埃伦塔尔，沉溺于高危冒险。
鉴于埃伦塔尔的为人以及两国政府之间近来出现的紧张态势，试图与维也纳达成秘密交易的伊兹沃利斯基的确是在冒险。伊兹沃利斯基的前任及后任都不会冒如此风险。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太谨慎，谢尔盖·萨佐诺夫太道德化、太亲近斯拉夫。毫无疑问，虚荣起了作用：在海峡问题上的胜利可为俄国外交大臣增光。然而，伊兹沃利斯基的政策不只是冒险和虚荣。俄军军舰的自由通行权很重要。1908年，公众意见鄙视这一事实，但是三年后，公众意见却不得不接受它——土耳其开始在英国定做军舰，以图终结俄国在黑海的统治权。维也纳自1878年起便统治波黑，它正式吞并波黑后不会造成很大变化，甚至可能帮助奥地利的斯拉夫事业，因为更多斯拉夫人将成为君主国的正式臣民。奥地利在波斯尼亚的统治也允许引入宪法、改革治理。最重要的是，伊兹沃利斯基认识到，巴尔干地区的现状维持不了多久，倘若奥俄想保持友好关系，两大帝国就得为自身利益以及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达成更积极的方案。
伊兹沃利斯基于1908年7月2日写了备忘录。三周后，戏剧性事件出现，证明现状的确无法维系：一场革命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政权，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埃伦塔尔此前乐于慢慢行动、欲擒故纵，现在他认为，若想把奥地利在波黑两省的政府置于稳定的宪政基础上，吞并波黑就很关键，于是他乐得接受伊兹沃利斯基的提议。9月16日，两位外交大臣在布赫劳（Buchlau）的公馆（属于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Leopold Berchtold］伯爵的地产）会面，以图达成协议。会面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破坏了奥俄关系，留下的阴影一直影响到1914年7月。如果想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前找出对1914年战争起了最关键作用的一天，那就是1908年9月16日。这天，埃伦塔尔和伊兹沃利斯基想在海峡和巴尔干问题上达成共同政策，但是他们搞砸了。[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