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6∶30

当美国驱逐舰往马尾藻海中投下手雷的时候，在1000英里外的华盛顿，马克斯维尔·泰勒正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下午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情况。“总统简直被用土耳其导弹和古巴导弹做交易的想法迷住了眼，”他报告说，“他好像是唯一一个赞成这个交易的人。他觉得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5]

其他参谋长则对这位主席有所怀疑。他们感觉他牵涉了太多的“政治”，和政府走得太近了。博比·肯尼迪甚至以这位前诺曼底登陆伞兵英雄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总统尊他为学者军人，和以柯蒂斯·李梅为代表的严肃军人不一样。泰勒的一只耳朵因为一次爆炸而略微失聪，但他能够说日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四门外语。白宫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拿一个中东问题去问马克斯维尔·泰勒，“他会想知道波斯王赛瑟斯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6]。

泰勒有着很敏锐的历史感，他开始怀疑美国是不是面临着在古巴“陷入泥潭”的危险。[7]他觉得我们有必要时时谨记“英国、苏联和美国各自在布尔、芬兰和朝鲜身上”吃过的亏。最新情报显示，古巴领土上的苏联军队要远多于美国的预估值，泰勒对此十分担忧。美国代号为“行动计划316”的入侵计划在他看来“不容乐观”。

这位主席如履薄冰般平衡着对总统的忠诚和对参谋长同侪的忠诚。他在两个阵营里来回穿梭，既向五角大楼传达白宫的观点，又向白宫传达五角大楼的观点。在执行委员会的辩论中，他总是倡议对苏联人采取强硬路线，支持空袭而不仅仅是封锁。然而，每当总统做出决定时，他都会忠诚地把它贯彻下去，并向将军同侪们解释总统的决策缘由。

泰勒告诉参谋长们，他已经向白宫传达了他们的行动建议，即最迟在下周一发动对导弹基地的空袭。“然后我们就接到了损失一架U-2侦察机的消息。”此时，所有人丝毫都不怀疑，安德森少校一定是被一枚萨姆防空导弹击落了。美国军舰“牛津号”上的电子窃听人员截获了一条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出的消息，表示古巴人已经找到了安德森的尸体和飞机残骸。[8]国家安全局也掌握了苏联防空系统几分钟的追踪信息，显示U-2侦察机是在古巴东部靠近巴内斯镇的地区被击落的。

“我们是否应该除掉萨姆导弹基地？”主席想要知道。

执行委员会的一部分成员包括泰勒，都赞同立即对一处或者多处萨姆导弹基地进行攻击，作为回应苏联击落美国间谍机的报复行动。五角大楼已经草拟了一份代号为“消防水管”的计划，其中部署了对哈瓦那区域三处导弹基地的攻击。[9]但是，其他参谋长反对这种对单个萨姆导弹基地的空袭和那些诸如投放宣传册的“零散”行动。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在军事上不缜密”，因为它们可能会导致美方无意义地损失那些执行任务的飞机。他们倾向于再等一天，然后先从防空系统开始，一次性摧毁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全部军事设施。如果要做出回应，那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可以接受的最小规模的回应就是除掉全部的萨姆导弹基地，而不是一两处而已。

“我们只会让自己暴露于对方的报复行动之中，”李梅反对道，“我们可以占的便宜不多，却很容易吃大亏。”

“我也是这么觉得，”陆军参谋长厄尔·惠勒（Earle Wheeler）将军附和说，“赫鲁晓夫可能会对我们发射一枚导弹还以颜色。”

就像其他潜艇船长一样，瓦连京·萨维茨基已经快要走投无路了。在过去的两天里，美国海军都在不断地追踪他的潜艇。潜艇电力已经快要耗尽了。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和莫斯科取得联系了。下午本来计划好与莫斯科进行无线电会议，但由于美国飞机出现在潜艇上方，他只好采取紧急措施下潜到水中。在他看来，当他在海底下寻求庇护的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已经打响了。

对于这位B-59潜艇船长来说，连续四个星期的航行使他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疲惫不堪。相较于尼古拉·舒姆科夫的潜艇，他的潜艇的状况还要好一些，舒姆科夫的3台柴油发动机已经报废2台了，此外还有不少机械问题：通风设备已经停转，柴油冷却机里堵满了盐粒，橡胶密封圈裂开，好几台电动压缩机也出了故障。船内气温在110～140。二氧化碳浓度已经逼近了临界水平，执勤的军官们由于高温和缺氧而出现头晕症状。船员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10]

潜艇里温度最高的地方是艇尾鱼雷舱旁的发动机舱。三台嘈杂的柴油发动机会排出有害气体，把整个房间熏得令人无法忍受。电池和充电装备一同安装在隔壁舱内。大部分船员的床铺都在电池舱前部的房间内。潜艇中部则是指挥舱，里面有一个无线电室，并为船长备有一个小房间，在这里还可以执行升降潜望镜的操作。潜艇前部则是军官区和艇首鱼雷舱。没有执勤任务的船员通常会远远避开令人窒息的发动机舱，躺在鱼雷发射管旁。这里同时也是核鱼雷的放置处。

一位少校负责全天候照看鱼雷和维护那些万吨级弹头。他甚至就睡在那些亮灰色箱子旁边。核鱼雷和传统鱼雷不一样。根据相关规定，他们只有在收到莫斯科的加密指令后，才可以发射核鱼雷，而传统鱼雷只要接到舰队司令的命令即可发射。[11]然而，这些武器并没有专门的锁定设备来阻止未经授权的使用。一旦负责鱼雷的军官和潜艇船长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就完全可以发射核鱼雷。

除了常规的78名船员外，B-59还额外携带了几名乘客。这些乘客包括潜艇舰队参谋长瓦西里·阿尔希波夫（Vasily Arkhipov）中校。尽管萨维茨基是这艘潜艇的船长并最终对行动负责，但阿尔希波夫实际上是和他平级的。[12]此外，船上还有一组信号情报专家，肩负着截取和分析美国海军情报的任务。为了窃听美国的情报，这艘潜艇必须靠近水面以使天线可以穿过海浪探出水面。一旦潜艇下潜，通信就被全部截断了。

当深水炸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时，这艘潜艇正在水下数百英尺处。所有舱室的灯光都很昏暗。萨维茨基为了节省所剩无几的电力而打开了应急照明。船员们在昏暗中四处摸索。随着爆炸声越来越近，他们越来越胆战心惊。随后，他们就都靠到船体边上。船员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坐在“一个金属桶里面，外面的人则在手持大锤不断地猛敲桶身”。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萨维茨基则同阿尔希波夫和信号情报组组长瓦季姆·奥尔洛夫（Vadim Orlov）一起待在控制舱内。他对美国海军的这套信号程序几乎一窍不通。由于已经和莫斯科还有其他三艘潜艇断了联系，他所知的一切便是自己的潜艇正被美国军舰包围着。他只能猜测等待他和船员们的是什么。基于那些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美国人正在尽全力地折磨他。对一位潜艇船长来说，最大的耻辱就是在敌人的逼迫下浮出水面。

四十年后，奥尔洛夫回想起随后发生的一切：

美国人用以打击我们的炸药威力要比手雷大一些，很明显是某种演习用深水炸弹。我们想“就到这儿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在攻击结束之后，完全精疲力竭的萨维茨基大为恼火。撇开一切困境不说，他还没法和总参谋部取得联络。他喊来了负责核鱼雷的军官，命令他为核鱼雷做好战斗准备。“也许在我们翻跟斗的这会儿功夫，战争都已经打响了，”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Valentin Grigorievich）激动地喊着，“我们现在就把他们炸翻天！我们自己会葬身鱼腹，但也要让他们陪葬！我们不会给海军抹黑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