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星期五，午夜

（哈瓦那，晚上11∶00）

根据限令，外国记者现在已经不能自由地进行采访报道了。抗议限令的记者会被逮捕并加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周四晚上，古巴警察闯进一位来自瑞典的名叫比约恩·阿兰德（Björn Ahlander）的电台记者的下榻酒店。他问警察：“我应该穿晚宴礼服还是囚服？”[61]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他穿上晚宴礼服，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度过了一夜。周五的时候，在以瑞典预备军官的身份“承诺”自己不会出逃后，警方允许他回到酒店。

当然，外国人加入反对美国的宣传阵营是很受欢迎的。古巴政府向一名美国民权活动家罗伯特·F.威廉斯（Robert F.Williams）提供无线电设备。这位活动家谴责肯尼迪是“甚于拿破仑的独裁者”。在自由南方广播台上，他对“受压迫的北美同胞”发表演说，号召入侵古巴的美军黑人士兵背叛他们的长官。

对南方腹地进行晚间广播的时候，威廉斯说：“当你们拿起武器的时候，记住，这也是唯一能争取自由的机会，这也是唯一一次摆脱猪狗不如的待遇的机会。我们会管好前线，那后方呢？你们将不知道谁会在后方捅刀子。你愿意加入吗？”[62]

在哈瓦那郊外，卡洛斯·阿尔苏加赖（Carlos Alzugaray）和其他古巴外交官们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挖战壕。回到外交部后，他们谈话的内容大多是关于美国对古巴的进攻的，他们预计进攻会发生在晚上。古巴政府急需关于哈瓦那地区或附近遭受核打击后的情况汇报。

对这位年轻的美国专家来说，比较幸运的是，古巴仍是国际图书馆协会会员，仍能收到来自国会图书馆的美国政府出版物。古巴国防部对核战争的影响做了详尽的研究，归纳了核毁灭的各种情形。报告中根据武器规模、爆炸高度、风力等变量对哈瓦那这样拥有两百万人口的中型城市遭受核打击之后的情形做了细致描述。越读着这份材料，阿尔苏加赖就越觉得结局不妙。

如果在靠近地面处爆炸，一枚1兆吨的导弹也就是等同于苏联的R-12弹头，会留下1000英尺宽、200英尺深的弹坑。爆炸会摧毁冲击波所及的1.7英里范围内的一切，包括办公楼、公寓、工厂、桥梁，甚至高速公路。在外围5英里的范围内，冲击波也将损坏墙和窗，建筑不会倒塌，但街上将遍地残垣。冲击波和坠落的碎片将造成数十万哈瓦那市中心的民众瞬间死亡。热辐射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造成数万人丧生。整座城市将被熊熊大火包围，一路烧到郊区和距离市中心12英里的埃尔奇克苏军总部。

阿尔苏加赖向同僚描述核袭击后将面临的情形。刺眼的闪光，然后是蘑菇云，接下来是炽热、死亡。然后，他写下他外交生涯中最简短的报告：“如果在哈瓦那市或者附近使用核武器，城市和我们都将毁灭。”[63]他觉得任务完成了，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说明。

在外交部附近的街区鲜有人防设施。古巴人生活中的那种淡定自若，外国人是难以理解的。美国流亡者莫里斯·哈尔珀林在广播里听着美国城市里的人们如何囤积食物，准备撤离。他认为哈瓦那人反而“难以理解”：这些人对海滨大道的防空武器毫不在意，对街上的机关枪网以及海岸上的铁丝网也不觉得奇怪。[64]似乎“没有谁注意到，如果发生核战争，他们将无处可藏；到处都将缺医药，缺救护员、消防员以及填埋尸体的人”。

在外交部大楼的第五层，阿尔苏加赖和其他外交官们正准备在办公室过夜。他们挖壕沟挖得累了，就直接睡在办公桌上，“即便发生死人的事，也不会打扰我们睡觉了”。

这似乎呼应了后来西奥多·索伦森所说的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恶劣的一天”，也就是白宫所称的“黑色星期六”。[65]在10月22日星期一的总统全国演讲之后，事件又一次戏剧化地加速上演。危机已经产生了自有逻辑和势头。军队开始集结，飞机和导弹进入战备状态，将军们请求采取军事行动。局面每一分钟都在发生变化。战争机器已经启动，世界正飞速迎向一场核武器冲突。

[1] 米高扬和美国官员的对话，1962年11月30日，国务院行政秘书处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 Tomás Diez Acosta，1962年10月：The Missile Crisis as Seen from Cuba（Tucson，AZ：Pathfinder，2002），170.

[3] 中情局备忘，1962年10月21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4] 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111；斯塔岑科的报告。

[5] 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113。

[6] 格里布科夫和史密斯，Operation ANADYR，65。

[7] TASS报告，1962年10月27日；Revolución，1962年10月27日，8；《纽约时报》，1962年10月27日，6。

[8] Cuba Under Castro，1962，107.

[9] 阿列克谢耶夫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10月23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0] 德斯诺埃斯的访谈，2006年4月。

[11] 卡洛斯·弗朗基，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New York：Random House，1984），187。可参阅中情局1963年6月5日（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的电报，了解弗朗基当时的观点。

[12] Cuba Under Castro，1962，147.

[13] 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161-2。

[14] 莫里斯·哈尔珀林，Rise and Decline of Fidel Castr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190。

[15] Cuba Under Castro，1962，619-20.

[16] 空军在战略空军司令部鉴别系统的信息第 57834号，1962年10月25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7] 科尔尼延科的访谈。

[18]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521；Abel，162.

[19] 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288。

[20] 斯卡利对希尔斯曼的备忘录，1962年10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227。

[21] 斯卡利对希尔斯曼的备忘录，1962年10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241。

[22] 皮埃尔·塞林杰，With Kennedy（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6），274-6。

[23] 克格勃的对外情报部门不同意传达费克利索夫的许多报告，因为这些报告缺乏机密信息，苏联对外情报档案，莫斯科。

[24] Alexander Feklisov，The Man Behind the Rosenbergs（NewYork：Enigma Books，2001），371.

[25] Alexander Feklisov，The Man Behind the Rosenbergs（NewYork：Enigma Books，2001），382；阿纳托利·多勃雷宁，In Confide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95），95。多勃雷宁给费克利索夫在华盛顿的假名是“Fomin”。

[26] 费克利索夫给Andrei Sakharovsky的报告，1962年10月27日，苏联对外情报档案，莫斯科。亚历山大·富尔先科和蒂莫西·纳夫塔利，“Using KGB Documents：The Scali-Feklisov Channel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5（Spring 1995），58。也可参阅Vladimir Semichastny，Bespoikonoe Serdtse（Moscow：Vagrius，2002），282。克格勃形容费克利索夫和斯卡利的交易是“未获得授权”。

[27] B.G.Putilin，Na Krayu Propasti（Moscow：Institut Voennoi Istorii，1994），104.

[28] Hershberg，“The United States，Brazil，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34；B.G.Putilin，Na Krayu Propasti（Moscow：Institut Voennoi Istorii，1994），108.

[29] B.G.Putilin，Na Krayu Propasti（Moscow：Institut Voennoi Istorii，1994），106.

[30] M.A.Derkachev，Osoboe Poruchenie（Vladikavkaz：Ir，1994），45.

[31]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113。

[32]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167，226。

[33]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51；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115；格里布科夫和史密斯，Operation ANADYR，64-5；B.G.Putilin，Na Krayu Propasti（Moscow：Institut Voennoi Istorii，1994），105。

[34] 参阅Svetlana Savranskaya，“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in Cuba：New Evidence”“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Winter 2003），385-7；也可参见Mark Kramer，“Tactical Nuclear Weapons，Soviet Command Authority，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3（Fall，1993），40。

[35] 国会图书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资料集.

[36] 罗曼诺夫是一直专门负责核武器储存和维护的军队指挥官，这支部队名称为“Podvizhnaya Remontno-Technicheskaya Baza”（移动维修—技术基地），或者PRTB。每一支导弹团、前线巡航导弹兵团、摩化步兵团或者伊尔-28编队都有一支PRTB部队。在到达古巴之前，核弹头由尼古拉·别洛博罗多夫上校指挥的兵工厂控制，这个兵工厂需要向核武器设计局汇报。一旦核弹头安全抵达古巴，别洛博罗多夫将会把控制器转交给每一支PRTB部队，但是在维护上共同承担责任。

[37] Cuba Activity Summary，1963；中情局，Joint Evaluation of Soviet Missile Threat in Cuba，1962年10月19日，LBJ Library；NPIC 备忘录，1961年12月4日，“Suspect Missile Sites in Cuba”，NPIC/B-49/61，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38] 马利诺夫斯基，“Instructions for Chiefs of Reconnaissance Groups”，1962年7月4日，国会图书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资料集。也可参见格里布科夫等著的别洛博罗多夫回忆录，U Kraya Yadernoi Bezdni，210。

[39] 罗曼诺夫的死亡证明，1963年1月30日，卡洛夫检。

[40]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196；作者和博尔坚科的战友瓦连京·波尔科夫尼科夫中尉的访谈。

[41] 作者和Vadim Galev的访谈，2006年5月；来自V.P.Nikolski医生和Kriukov工程师的信件，Archives of Mezhregional’naya Assotsiatsia Voinov-Internatsionalistov，Moscow。

[42] “Recollections of Dmitri Senko”，载于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265。

[43]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234-5。

[44] 马歇尔·卡特的简报，白宫会议，1962年10月16日，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2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430。

[45] Joint Evaluation of Soviet Missile Threat in Cuba，1962年10月19日，LBJ 图书馆。

[46]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s，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7] Dwayne Anderson，“On the Trail of the Alexandrovsk”，Studies inIntelligence（Winter 1966），39-43，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8] 参见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546-8。

[49] 参见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209；格里布科夫和史密斯，Operation ANADYR，46。后一个资料中，格里布科夫错误地认为“月神”核弹头是存放在贝胡卡尔的。根据别洛博罗多夫的说法，这些核弹头存放于马那瓜。贝胡卡尔地堡的坐标是22°56′18″N，82°22′39″W。地堡和环形路的轮廓现在仍能通过谷歌地球查看。总部设施距离地堡南部1英里，位于贝胡卡尔城郊东南边。马那瓜建筑（三个地堡）的坐标为22°58′00″N，82°18′38W。

[50] 作者和迪诺·布鲁焦尼的访谈，2007年5月。

[51] Joint Evaluation of Soviet Missile Threat in Cuba，1962年10月19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伦达尔给肯尼迪的汇报，1962年10月22日。

[52] 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542。中情局后来才发现，马里埃尔才是进出古巴的核武器的重要转移点，但是对贝胡卡尔却缺乏关注。

[53] 美国陆军司令部历史，154，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54] “Alternative Military Strikes，”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Air Force Response to the Cuban Crisis”，8，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164。当菲德尔·卡斯特罗1992年在哈瓦那会议上听到这些计划，他错将空袭次数听成了119000次。他要求重新说一遍数字，因为觉得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听到数字其实是1190次，他冷冷地说，“这听上去好多了”。

[55] 美国陆军司令部历史，105，130，139，143；指挥官的会议，1963年2月4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Don Fulham的访谈。

[56] 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估计，1962年11月，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57] 参阅，比如大西洋总司令部第311620Z号信息，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58] Chervonnaya和前线巡航导弹团的高级空军机械师Vitaly Roshva军士的访谈，2006年5月。根据美军情报拦截，在菲利布纳的发射位置坐标是20°0′46″N，75°24′42″W。在维罗里奥的预发射位置是 20°5′16″N，75°19′22″W。

[59] Chervonnaya和Gennady Mikheev的访谈，家族照片和通信往来，2006年4月。

[60] 这次交流是由美军情报部门拦截的，由Seymour M.Hersh报道。“Was Castro Out of Control in 1962？”《华盛顿邮报》，1987年10月11日，H1。文中有一些错误，包括关于古巴军队想要进入苏联地对空发射场的猜想。这次说法依赖的是与Roshva的访谈和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情报报告。

[61] 由比约恩·阿兰德的电台报道，由他的儿子Dag Sebastian Ahlander翻译。

[62] 报道的手稿，1962年10月26日，Robert Williams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

[63] 卡洛斯·阿尔加苏赖，“La crisis de octubre desde una perspectiva Cubana”，Conference in Mexico City，2002年11月；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248。

[64] 莫里斯·哈尔珀林，Rise and Decline of Fidel Castr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190。

[65] 索伦森口述历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