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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九章 驱逐德裔
1945年，波兰东部边界不是唯一发生变动的边界。当三巨头在德黑兰会晤的时候，他们也谈到波兰西部边界。丘吉尔和罗斯福希望以德国部分领土和东普鲁士，补偿波兰人向斯大林交割的领土。在会议首日的深夜会谈中，丘吉尔解释了这个计划，他说道：“波兰可以向西移动，就像士兵‘向左’走两步。即使波兰踩了德国的脚趾头，那也无关紧要……”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丘吉尔拿出三根火柴棍，平放在桌面上，并且向西推移。换言之，斯大林从波兰东部取得的领土，国际社会将会从波兰西部对波兰给予补偿。[1]
斯大林对这个想法感到高兴，不仅因为它让斯大林获取波兰东部边境的行动合法化，而且因为它把莫斯科与西方盟国的边界线向西推移了。实际上，只有德国丧失了领土，这看来才是一个合适的惩罚。
又一次，没有按照《大西洋宪章》的承诺去咨询“相关民众的自由意志”。战争期间，自然不可能咨询德国东部民众的意见，但没有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战争结束后咨询民众的意见。英国外交秘书在国会为这些计划辩护道：“《大西洋宪章》某些条款是为胜利者制定的……我们不认为德国也有权利……要求宪章适用于德国。”[2]因此，1945年年初，三巨头在雅尔塔继续讨论波德边界，并且在次年夏天的波茨坦会议上得出最终结论。
作为这几次讨论的结果，奥德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土地将会成为波兰领土，包括以前的德国省份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上下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另外部分地区割让给俄国人），以及但泽港。数百年来，这些地区都被视为德国领土，绝大多数居民都是纯粹的德国后裔，按照官方数字，当地居民超过1100万人。[3]
这个结果对于上述民众可谓至关重要。考虑到德裔少数民族在其他国家境内的历史，考虑到这些少数民族曾经被希特勒利用来挑起战争，实在难以想象这1100万德意志人还会被允许继续生活在新波兰的边界之内。诚如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所指出的：“用德国饲料填满这只波兰鹅，恐怕它会消化不良。”[4]谈判各方都心知肚明，这些德意志人肯定会被赶走。
当在雅尔塔会议上谈到将如此众多的民众赶出祖居之地是否可行、是否人道时，斯大林无动于衷地说道，当地绝大多数德意志人，“早已因为躲避苏联红军而逃之夭夭”。总体而言，斯大林是对的，因为害怕苏联的报复，当地大批居民早已逃离。但及至战争结束时，当地还有大约440万德意志人，而且在战争结束初期还有125万人返回，绝大多数人回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总体而言，他们都能够重操旧业。按照苏联的计划，所有这些人要么被征集为强迫劳工，以支付德国的战争赔款，要么被逐出此地。[5]
严格来说，在边界最终确定之前，苏联和波兰都尚未开始将德意志人逐出上述地区。甚至在1945年夏季的波茨坦会议上，边界问题也尚未达成一致。人们曾经期待，最终边界将会在所有盟国共同签署的对德和约中划定。但由于在冷战期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最终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分裂，这份和平条约只有留待45年后才能真正被签署。与此同时，波兰和苏联无视国际舆论，开始着手执行驱逐计划。当美国大使亚瑟·布利斯·莱恩（Arthur Bliss Lane）于1945年初秋访问弗罗茨瓦夫（Wroclaw）时，驱逐计划已经昭然若揭。直到几个月前，弗罗茨瓦夫还被称为德国城市布雷斯劳（Breslau），现在这座城市已经开始波兰化：
德国人每天都被送回德国领土。显而易见的是，波兰人并不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占领弗罗茨瓦夫，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占领将会得到和平会议的批准。所有德语标志牌都被移除，代之以波兰语。来自波兰各地的波兰人陆续被迁到弗罗茨瓦夫，以取代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6]
实际上，到此为止，当地的驱逐行动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几乎从战争结束时起，波兰人就已经开始将德意志人赶出家门，并且自行征收德意志人的财产。不仅苏联红军会强奸和抢劫掉队的德国妇女，而且波兰人也会这样干。在什切青（斯德丁）、格但斯克（但泽）以及弗罗茨瓦夫这样的城市，德意志人被赶进隔离区，这样波兰人就能有条不紊地接管德意志人的财产，但这样也是为了保护德意志人。[7]在波兰的许多地区，德意志人被集中送到营地，要么作为奴工，要么等待正式遣返。然而，某些波兰人可没有等待官方许可的耐性，他们开始把一个个德意志社区赶过边境。按照波兰的官方记录，仅仅在1945年6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就有274206名德意志人，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赶过奥德河，被赶回德国。[8]
这种驱逐行动绝非只在波兰发生。1945年春夏两季，捷克人正忙于把数十万苏台德德意志人以狂暴的方式赶过边界。这种“闪电”驱逐的突然性说明驱逐行动顺乎民意，在捷克斯洛伐克更是如此：人们并未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采取行动，而是在地方情绪的触发下自行其是。[9]波兰人和捷克人之所以如此急于下手，是因为他们渴望赶在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之前，把德裔少数民族全部赶走。
正因如此，三巨头感觉到有必要就迁移德意志人的方式发表正式声明。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三巨头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暂停所有驱逐行动，直至类似行动能够以“遵守秩序、符合人道的方式”进行为止。问题不仅在于这些人被赶走的方式太不人道，而且在于派驻德国境内的同盟国行政当局无力应对大批涌入的难民。他们需要时间来建立制度，以便接纳新来者，让他们平均分布到德国各地。
尽管这份声明的确延缓了迁移德意志人的进度，但它明显无法让驱逐行动暂停下来。波兰人尤其拒绝停止从西里西亚和什切青驱逐德意志人。[10]而且，由于这份声明承认驱逐行动终将“不可避免”，波茨坦声明等于为所有卷入驱逐行动的国家提供了正式许可，即使不是马上驱逐，起码也是即将驱逐。结果，随着时间推移，欧洲各国驱逐德意志人的行动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自发的、临时的状态。那时，驱逐行动可能会演变为官方的、永久的、全面的，将德意志男子、女子、孩子逐出欧洲每个角落的行动。正因如此，安妮·奥黑尔·麦克米克（Anne O’Hare McCormick）在《纽约时报》上把驱逐行动称为“以捍卫人权为己任的政府所做的最不人道的决定”。[11]
驱逐行动的人道真相
1945年7月1日，星期天，大约在傍晚五点半过后，波兰军队来到波美拉尼亚的马库施韦德（Machuswerder）村，告诉村民，他们有30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然后离开。几乎所有村民都是德意志人，由于绝大多数男人在战场上杳无音讯，村民主要是妇女、儿童、老人。在慌乱和惊恐之中，村民开始收拾贵重物品、家庭照片、衣服、鞋子，以及所有能够塞进包袱和推车的杂物。他们在房屋外集合，沿着村道站成队列。然后，在波兰人的监视之下，他们开始徒步走向60公里外的新波德边界。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名叫安娜·金托普夫（Anna Kientopf）的农妇，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在为德国政府进行陈述的一份宣誓证言中，她描述了自己以及其他村民经受的磨难。[12]她说道，旅程持续6天，到处可见战争遗留的碎石瓦砾，以及其他难民扔在边界上的推车。在兰茨贝格（Landsberg）城外，他们第一次看见死尸，那是一名妇女，她的脸已经变绿，她的躯体腐烂发胀。然后，看见尸体就是家常便饭了。当他们穿越森林的时候，他们看见动物和人类的死尸，他们的头颅和双脚从浅浅的坟坑中伸出来。他们当中陆续有人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还有人，包括安娜的女儿安内洛蕾（Annelore）因为喝了路上水沟、水洼里的脏水而生病，还有人因为饥饿而倒下：
在这一路上，绝大多数人，只能靠在田地里捡拾谷穗，或者靠摘取路边未成熟的果实来维持生命。结果许多人都得了病。不满周岁的孩子几乎都死了。没有牛奶，甚至连妈妈熬的面汤都没有，这段旅程对那些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天气也变幻无常，开始时烈日当空，后来却下起了刺骨的冰雨，这都足以致命。每天我们都往前走一点，有时候走了9公里，有一天也许只走了3公里，然后又走了20公里，甚至更多……我经常看见有人躺在路边，面色发青，大口喘气，还有人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然后再也没有起来。
他们晚上就在被炸坏的房屋或者谷仓里过夜，但由于屋里很脏，安娜宁愿在室外过夜。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睡觉也让她免于被波兰人劫掠，某些波兰人会趁着夜色跑来抢劫难民。她经常在夜里听到枪声，那些想要保住财产的人就这样被袭击者收拾了。
这种朝不保夕的危险状况终于避无可避，一天，安娜及其同伴被一群武装人员拦了下来，
……恐怖的一幕就在我们面前上演，让我们深受震撼。四名波兰士兵企图将一名女孩从她父母手上分开，她的父母绝望地拉着她。波兰士兵用枪托击打她的父母，尤其是女孩的父亲。父亲步履蹒跚，波兰士兵将他推到路边。父亲踉跄跌倒，一名波兰士兵拔出自动手枪，向女孩的父亲连开几枪。一时之间，周围一片死寂，然后，两个女人的尖叫划破天空。她们冲向已死的男人身旁，而那四个波兰人则扬长而去，消失在森林当中。
安娜·金托普夫不确定那四名男子是否企图强奸那名女孩，也许他们只是想把她征用为强迫劳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会被强奸，实际上成百上千的妇女早已遭此厄运。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许多妇女向德国的被驱逐者、难民及战争受害者部门讲述了自己在类似环境下遭到性侵犯的经历，许多人甚至反复受到侵犯。她们实际上是在行程到达边界时被绑架，然后就被遣送到农场或者当地工厂去干活，不过，一旦她们与家人分开，她们就很容易成为看管她们的士兵或者工头的攻击目标。
当安娜·金托普夫抵达塔姆塞尔（Tamsel）的时候，她也很可能被征集为强迫劳工，尽管她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穿过一条站满波兰士兵的小巷，人们被拉出队列。这些被迫出列的人将要带着行李去路边的农场里干活。人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人们拒绝服从。被迫出列的通常只是个别人，尤其是女孩。母亲拉着女孩的手痛哭流涕。士兵企图强行分开她们，但并不成功，士兵就开始用枪托和马鞭殴打这些可怜人。人们在离得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被鞭打者的尖叫。我永远忘不了这种尖叫。
手持马鞭的波兰士兵也走到我们跟前。他们满脸通红，命令我们走出队列，走向农场。埃尔泽·米塔格（Else Mittag）和希尔德·米塔格（Hilde Mittag）开始哭泣。我说：“来吧，反抗也没用。他们会打死我们。我们事后再逃跑。”俄国人就在那里冷眼旁观。在绝望中，我向俄国人求助。他们只是耸耸肩，对我们说，在这里波兰人说了算。就在彻底绝望的时候，我看见一名波兰高级军官。我指着我的三个孩子问道，我带着三个孩子，我还能干什么。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绝望中所说的话，但对方只是说：“给我滚回路上去。”我们赶紧拿起行李，灰溜溜地走开……
7月6日，安娜和孩子们最终抵达库斯特林（Küstrin，现在被称为科斯琴）。他们试图穿越奥德河，但边界守卫拒绝让他们上桥，并且把他们送回农场。在绝望中，他们掉头南下，向着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前进。当天晚上雷雨交加。他们在河边过夜，无处栖身，没吃没喝，而且他们也无法确定，在经历了漫长旅途后，他们是否被允许返回德国。
最后，安娜·金托普夫相当幸运。尽管再次被抢劫，但桥上的俄国边界守卫最终让他们过桥，她相当迅速地穿越了边界，并且还算毫发无伤。许多被赶出村庄的人实际上都无法穿越边界：由于害怕德国苏占区人口太过密集，俄国守卫已经接到指示，不要再让更多难民过河。一位亲历者说道，1945年6月25日，他被波兰守卫押向边界，但那些波兰守卫随即被苏联军队解除武装，苏联士兵让难民回到自己的村庄。接下来那个星期，他不得不原路返回。数以千计的德国平民往返于边境地区，“像牲口一样被赶来赶去”，因为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为他们提供庇护。[13]
绝大多数亲历者都强调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彻底无法无天的状况：“每天都有德国人向我哭诉，波兰人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波兰人就像汪达尔人……到处奸淫掳掠”；“波兰人抢走我们所有值钱的东西，诅咒我们，唾骂我们，鞭笞我们，毒打我们”；“我们被暴民反复骚扰和抢掠”。[14]这种犯罪行为与官方没收德意志人所有财物的政策密切相关。按照波兰政府出台的规定，德意志人带出境外的现金不得超过500马克，其他货币不得出境。[15]战争期间支持波兰或者反对纳粹的那些人也没有任何特权。反法西斯战士和德国犹太人都与其他德国人同等待遇，因为他们都被界定为“德国人”，且不论其战斗事迹或者政治面貌。[16]
最初的驱逐行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经常只是为了清空农村以方便抢掠。社区居民被迫徒步走向边界，因为没有其他交通方式。直至1945年年底1946年年初，政府组织才正式介入，最终安排转运列车。
平心而论，波兰当局不仅意识到这种状况，而且确实考虑到这种状况，起码在某些地区的确如此。为了让迁移行动更加“遵守秩序、符合人道”，1946年年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例如，规定无人陪伴的孩子、老人、病人只能在夏天遣送，而且要由加挂医疗车厢的列车遣送；即将临盆的妇女不得遣送，必须在安全分娩后才能遣送；会说德语的医护人员必须跟车，充足的食物和饮水必须到位；作为基本的（不甚充分的）保障措施，每列火车将会由10名波兰守卫提供保护。[17]
随着波兰当局与英国军队进一步达成协议，一项考虑周全的时间表被制定出来，其再次规定，只有能够承受艰苦旅程的健康人士才能被遣返。[18]这个时间表是迫于数十篇国际媒体报道的压力而制定出来的，就在此前的夏天，据国际媒体揭露，东普鲁士的许多孤儿院和医院，在缺乏足够医疗设备的情况下，就被强行清空，人员直接被送上火车。[19]然而，尽管公开虐待行为有所收敛，但还是无法确保新规定得到充分执行。渴望离开波兰的德意志人，想方设法隐瞒患病、体弱、怀孕等情况，以求尽快被遣送。与此同时，某些负责遣送事务的波兰官员也同意让他们离开。不仅这些官员感到不胜其烦、不堪其扰，而且波兰当局也宁愿留住青壮年，让他们在波兰工作：老人和病人是最早被遣返的，因为他们百无一用。结果，国家遣返委员会经常抱怨，地方官员根本不遵守遣返规定。[20]
在德国人看来，列车上的状况简直糟糕至极。一位亲眼见证难民到达边境的德国牧师如此描述其所见所闻：
人群中包括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被密集地塞进车厢里，这些用来运送牲口的车厢都从外面上锁。连日来，人们就被这样运送，在格尔利茨（Görlitz）车厢才第一次被打开。我亲眼看见，在一节车厢里就有10具尸体被拖出来，扔进简易棺材。我还留意到，有好几个人已经精神错乱……人们满身粪便，这让我相信，他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可能空出一个地方来解手。[21]
难民被告知可以随身携带四天的食物，但有时候，他们的列车会被迫停靠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以等待进入德国苏占区的放行许可。有一位来自尼斯（Neisse）的难民，在1946年年初的寒冬腊月被遣送回国，他所乘搭的列车在边境停靠了三个星期之久。在他随身携带的食物吃完以后，他只好用身上的财物到当地村民那里换点吃的。每天都有波兰民兵闯入车厢，从他的旅伴身上抢走值钱的东西。有时候，只有他们的现金和腕表被抢走；有时候，他们的鞋子和靴子也被抢走，甚至连他们刚刚弄到的食物也被抢走。
但与我们忍受的饥饿和寒冷相比，这些波兰人的袭击其实不算什么了。整整三个星期，我们就住在车厢里，寒风、冷雨、冰雪直吹我们的面颊。可怕的漫漫长夜似乎永无尽头。我们几乎连站立的地方都不够，更加不要说坐下或者躺下了……每天早上，波兰守卫都会打开车厢门，那些没熬过昨天晚上的死人就会被抬出来。死人的数量每天都在急剧增加。有时候每天得死十个人。[22]
由于恶劣的天气，也由于边界那边缺乏接济难民的设施，苏联开始极力阻止搭载德意志人的火车进入德国，但波兰人渴望保持“遣返”进度，以继续驱逐德意志人。另一位难民告诉我们，他所在的群体如何设法在边界附近跳下列车然后徒步走完通向德国苏占区的旅途。在路上，他们的行李和鞋子都被偷走了。“当我们下午三点抵达福斯特（Forst）的时候……俄国人拒绝让我们入城，而且还想把我们往回赶。直到晚上八点，他们才最终允许我们入城避风。”[23]
如果考虑到波德边境的德国苏占区已经挤满难民，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何苏联冷酷地拒绝德意志难民入境并且拒绝为难民提供住宿了。一名西里西亚工厂主，曾经于1945年夏天往返于尼斯河两岸，试图挽回自己的财产，他发现格尔利茨城外的电线杆上贴满了关于当地实行封锁的告示。当地政府禁止难民进入，以防止经济衰退失控。告示上写着：“格尔利茨正在发生饥荒。当地所有解决难民问题的努力都已失败。所有回家的人，以及所有滞留此地的难民，请前往粮食问题不甚严重的地区。如果你无视这条警告，你很可能会被饿死。”
按照他当时看见的这份告示，河流两岸的状况同样糟糕。已经穿越边界的难民希望痛苦早日结束：
但当他们最终抵达尼斯河的时候，他们的希望完全破灭。那里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里寻找庇护，或者谁能够提供临时庇护所。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就像麻风病病人那样，被人无情地任意驱赶。[24]
有些难民设法深入德国内地，但在那里，他们同样遇到类似的绝望境地。1945年夏天，威廉·拜福德-琼斯中校看到一车来自东方的难民。“这列火车是牛车和货车混编的，所有车厢都如此拥挤，以至于人们躺在车顶、挂在车边、吊在车前。孩子们被绳子绑在通风口、集热管、铁栏杆上。”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人们才发觉自己不受欢迎。月台上已经挤满了先来一步的难民，而他们也都无处可去。按照拜福德-琼斯的看法，群众如此拥挤，以至于跳下火车都得花上一分钟。
前几天到达的人，跑回来找地方栖身，他们一言不发。很快，当新来者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或者发现自己骗了自己的时候，月台上传来梦想幻灭的哭喊。他们成群结队地站在一起，抓住或者守住自己的行李。他们蓬头垢面，他们满身污秽，浑身都是煤烟油垢。孩子看着让人心痛，他们不停地抓挠自己的身体，看上去满不在乎。老人须发蓬乱，双眼通红，仿佛吸毒成瘾，他们对周围的事物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问这些人为何他们纷纷离开柏林，估计他们多半说不上来。[25]
在德国各地的火车站见到类似场景后，英美观察家开始催促各自的政府采取行动。美国派驻德国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致函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政府“在波茨坦会议上”对波兰政府和捷克政府“明确无误地表明立场”。他写道：“最近几次集体驱逐行动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纳粹发动的集体驱逐行动，为我们投入这场战争提供了部分道德基础，而且也壮大了我们的事业……最为不幸的是，最近的集体驱逐行动说明，我们在其他场合经常谴责这种做法，但我们自己却又参与其中。”[26]
美国国务院的确指示其外交官表达美国对波兰的不悦，但美英两国驻华沙大使都拒绝这种指示，因为他们不想被人视为“亲德派”。当时，他们已经饱受共产党的抨击，共产党给西方各国政府打上了“法西斯主义”的烙印，这种策略相当成功。尽管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但英美两国外交官都不愿意别人认为他们在为德国难民出头，因为他们尤其相信上级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的抱怨。[27]
更为有效的行动莫过于1946年年初派遣英国医疗队前往什切青监督列车调度，以防止病人和无人陪伴的孩子在出发地登上火车。年底气温下降时，西方盟军当局也设法说服捷克政府和波兰政府取消某些列车运行。通过这种方法，他们防止了上一个冬季暴露出来的恶劣状况再次出现。1947年1月，当天气状况低于可接受的程度时，国际红十字会也成功延缓了驱逐行动。[28]但随着时间推移，只有当边界双方通力合作时，总体状况才会真正改善。这需要建立符合标准的转运营和难民营，这需要修复铁路线和列车供暖系统，这需要波兰在更短时间内更好地运送更多人，这需要苏联、英国、美国在难民到达时更好地接收和派遣难民。
这本来是三巨头在波茨坦会议上应该考虑到的环节，这是为了让国界两面的行政当局都能够更有效率地组织起来。绝大多数悲剧就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这个环节而产生的。波兰人和捷克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赶走德裔少数民族，他们采取驱逐行动时完全不顾行动产生的后果。结果，无数德意志难民，人数肯定是成千上万，死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肮脏环境中。[29]
“返回”德国
1945～1949年，被驱逐的德裔人数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德国政府的统计数字，绝大多数被驱逐的德意志人都来自奥德河与尼斯河东岸，即被并入新波兰的领土，人数大约是700万。大约300万人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还有超过180万人来自其他地区，难民总数为1173万人。[30]
德国各地都以自己的方式应付涌入的难民潮。或许最为措手不及的是苏占区，当地城镇几乎都被战火摧毁，而且当地还要交出所有贵重物资向苏联支付战争赔偿。战争结束后，大批难民涌入，绝大多数人来自新波兰，但也有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及至1945年11月底，已经有100万人试图来这里讨生活，但他们不知所措、一贫如洗。战后四年间，至少有320万人定居在苏占区，甚至可能多达430万人。此外还有300万人，在前往德国其他地区之前，在苏占区短暂停留。[31]
英占区与驱逐难民的波兰和捷克并不接壤，有更为充裕的时间迎接难民。1945年秋冬两季，英国组织了一次接纳数百万难民的行动，行动代号为“吞咽”（Operation Swallow）。1946年2月至1947年10月间，有八趟列车往返于什切青和吕贝克之间，每趟列车都由全面覆盖的货车车厢组成，总共可以容纳2000人。还有其他列车把难民从卡瓦夫斯卡（Kaławska）接到马林塔尔（Mariental）、阿尔弗斯多夫（Alversdorf）以及弗里德兰（Friedland）；从1946年4月起，难民也可以从海路前往吕贝克。这样，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6000名“东部”德意志人被送到英占区。[32]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有超过425万人定居于此。
再往南，美国人继续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接收德意志难民，总数超过350万人。尽管当局极力应对，但及至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有数十万人滞留在难民营。根据美国驻西德军政长官卢修斯·克莱（Lucius D.Clay）将军的说法，难民潮让西德英美占领区的人口增长了超过23%。在东德，根据首任总统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说法，人口增长了25%。[33]结果德国各地（法占区除外，当地接收的难民相对较少）几乎都到了崩溃边缘。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城市都已被盟军轰炸机炸成碎石瓦砾，而国内被毁坏的基础设施已经不敷应用。难民即使到达目的地，还是有数以千计的人陆续死去，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住所、药物、食物，以让他们在前往西方的奥德赛之旅后存活下去。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找到工作，又没有能力融入德国社会的人，比如病人、老人以及带孩子的寡妇来说，在难民营里待几年就是他们所能指望的了。有时候，这些难民营的条件并不比栖身于颓垣败瓦之间更好。例如，巴伐利亚红十字会丁戈尔芬格（Dingolfing）营地提交的报告就提到，大批残疾人和肺结核患者生活在过分拥挤的空间里。他们没有像样的鞋子、衣服、寝具。在施佩尔哈莫（Sperlhammer）的另一处营地，必须在营房的墙壁上糊上硬纸板，以遮风挡雨。[34]
然而，更糟糕的是难民经受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来自东方和苏台德区的难民，有时会被其他德国人视为外国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1950年，克莱将军写道：
在与德国本土分隔许多个世代以后，这些难民甚至说着与德国本土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不再与德国本土享有共同的习惯和传统，也不把德国视为祖国。他们无法让自己相信，自己已经永远被放逐，他们的眼神、思想和希望都停留在他们曾经生活的故乡。[35]
按照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难民的说法，他和其他难民很难适应新生活，“不仅因为他们失去了故乡和财产，而且因为他们失去了身份”。[36]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布里尔（Hermann Brill）如此形容他所看见的难民都充满挫败感：“他们彻底失去了归属感。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来自生活经历的安全感，来自个人自由和人类价值的某种自我感觉，对他们来说都已不复存在。”[37]1946年7月，苏联方面一份关于莱比锡政治局面的报告形容难民仍然“深感压抑”，而且“对任何莱比锡居民群体的政治活动都漠不关心”。由于无法适应新环境，他们总是梦想着穿越国界回到祖辈寄居之地。[38]
全面驱逐
然而，这些德意志人并没有返回故乡的权利。驱逐行动本来就是永久性的，因此边境控制日趋严格：德意志人被允许离开，但不被允许回去。
而且，驱逐德意志人只是更大规模的行动的第一步而已：德意志人离开后，当地人还试图抹去德意志人在当地的所有痕迹。早在德意志人被赶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市镇、乡村、街道都已开始改名。至于那些从来没有波兰语或者捷克语地名的乡村，人们就冠以新地名。德意志人的纪念碑被推倒，代之以捷克人或者波兰人的纪念碑。纳粹万字符被取下，但它在许多墙壁上留下的痕迹，在今后许多年还将清晰可辨。人们说德语的权利已被剥夺，少数允许留下的德意志人（前提是放弃德国国籍）将被建议说波兰语或者捷克语，即使在私人场合也是如此。[39]
在苏台德和西里西亚这样的地区，学校被禁止教授德国历史。相反，德国人被描述为侵略者，总是侵略自古以来属于波兰人和捷克人的土地。波兰的新领土被称为“光复领土”，波兰孩子要学会某些民族主义口号，比如“我们曾在此，我们已在此，我们永在此”，以及“这些地区是失而复得的遗产”。边境地区的学生不允许学习德语，即使把德语作为外语来学习也不允许，相比之下，波兰其他地区的学生倒是允许学习德语。[40]
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教育方式不仅存在于学校中，即使是成年居民，也要接受饱和宣传的灌输。例如，弗罗茨瓦夫举行了一次“光复领土展览”，参观者多达150万人。在这些政治宣传中，尤其强调波兰-苏联在历史上的兄弟情谊，而且还用大量篇幅描述波德关系。着重强调波德两国持续千年的冲突，以及波兰回归“皮阿斯特之路”（Piast Path，指波兰的中世纪王朝，这个王朝对抗德国历代帝王，最终以西里西亚为中心创建了独立的波兰），这个展览被冠名为“我们对光复领土的古老权利”。[41]
这不仅仅是获得领土或者收复领土，这简直是改写历史。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新波兰，任何德国本土文化的痕迹都被完全抹去：这是波兰人的波兰。当时的官方政策认为，收复领土只是相对简单的步骤：“我们的目标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抹去日耳曼化的旧痕迹。不仅仅是清除标志牌和纪念碑，而且是要在生活中清除日耳曼化的根基，在人们的心目中清除日耳曼化。”[42]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如此，总统贝奈斯号召人们，不仅要“彻底清除德意志人”，而且要清除“德国对我国的影响”。[43]
在这种情况下，苏台德、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普鲁士的德意志人，想要回归故乡，不仅愈发困难，而且毫无意义。他们所离开的地方早已不复存在。即使考虑到战争破坏的因素，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语言甚至他们的社会结构，早已被彻底抹去。所有这些都被完全陌生的因素所取代：一个几乎完全由其他种族群体组成的新社会。
我们很容易因为波兰人或者捷克人在1945年以种族主义态度对待德裔少数民族而谴责他们。然而，我们必须记得：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对战争期间德国残酷对待波兰人和捷克人的种族政策的反应。无可否认，波兰人和捷克人使用的方法是残酷的，但与纳粹相比则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国家执行针对德意志种族的灭绝政策，即使某些关于驱逐行动的、更为偏激的文学作品，也承认：驱逐行动的目的只是赶走德裔少数民族，而不是消灭他们。没有任何驱逐行动的动机只为复仇，这在开始时被视为防范未来民族冲突的可行措施。尽管我们今天厌恶这种为了狭隘民族主义而将数百万人连根拔起的想法，但在战争结束时，流放大批民众早已是普遍观念。当整个欧洲塞满数百万难民的时候，这种想法也许比此前此后的时代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发生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并非孤例。类似过程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说德语的多瑙河士瓦本人也被赶去德国和奥地利。但在罗马尼亚，驱逐行动执行得马马虎虎，当地人对德意志人并无真正的敌意。[44]但民意取向无关紧要，因为驱逐德意志人是官方政策。战后数年间，在欧洲，唯一欢迎德意志人的地方就是德国本身。
清洗过后
不仅德裔少数民族在不欢迎他们的国度受到非人对待。实际上，与一战之后的做法相比，二战之后的做法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迁移国界以适应居民，欧洲各国政府此时决定，迁移居民以适应国界。
这种事情在欧洲各地频频上演，典型例子是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待遇，他们与德意志人一样备受憎恨。斯洛伐克人无法原谅匈牙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曾经割占斯洛伐克领土。因此，当这些领土被交还斯洛伐克时，斯洛伐克人着手驱逐1938年以来迁入该地的31780名匈牙利人。[45]但对于斯洛伐克主体民族来说，这还不够。政府官员呼吁“全面驱逐”匈牙利人，总数多达60万人。[46]斯洛伐克人冷冰冰地提及“最终解决”匈牙利人问题，赤裸裸地声称“我们不承认少数民族”。大众媒体异口同声地表示：“斯洛伐克及其南部边境只能是斯洛伐克人的，不能是其他人的。”[47]
1946年，政府将大约4.4万名匈牙利人强行迁出斯洛伐克边境，而在与波兰的强迫同化计划相类似的行动中，又把匈牙利人分散到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区。[48]此后不久，大约7万名匈牙利人被送到匈牙利，这是人口交换计划的组成部分（类似数量的斯洛伐克人则被“遣返”捷克斯洛伐克）。还有6000名匈牙利人逃往国外，以避免种种形式的迫害。[49]在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要求获得再驱逐20万人的权利。这一次，也许是吸取了驱逐德意志人的教训，英美两国拒绝其要求。结果，捷克斯洛伐克不被允许成为单民族国家。斯洛伐克人只好另辟蹊径，提出“再斯洛伐克化”政策：这个计划将会恢复匈牙利人的公民权利，但以放弃匈牙利人身份并正式宣告自己是斯洛伐克人为前提。不用说，这个计划不仅未能让匈牙利人融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反而进一步疏远了他们。顺理成章的，匈牙利人开始把自己视为替罪羔羊，斯洛伐克人只想利用匈牙利人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掩盖战争期间斯洛伐克人的通敌行为。[50]
这种行动在欧洲各地频频上演。匈牙利人也被逐出罗马尼亚，反之亦然。阿尔巴尼亚查姆人被逐出希腊；罗马尼亚人被逐出乌克兰；意大利人被逐出南斯拉夫。战争结束时，当卡累利阿西部最终并入苏联，大约25万名芬兰人被迫离开此地。迟至1950年，保加利亚也开始在与土耳其交界处驱逐14万名土耳其人和吉卜赛人。这个名单还能够列下去。[51]
作为所有这些强迫迁移行动的结果，东欧比其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缺少多元文化。仅仅在一两年间，少数民族比例减少过半。随着旧帝国熔炉的倾覆，犹太人、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数十个种族和民族，彼此通婚、争吵、摩擦的盛况一去不返。在那里，只剩下一些单一文化的民族国家，其人口或多或少来自单一种族。东欧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自我清洗。[52]
[1]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Nemesis，p.42
[2] Parliamentary debate，23 February 1944，Hansard，Series 5，vol.397，col.937.
[3]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p.62.
[4] 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338.
[5]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p.62.
[6]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185.
[7] AP Szczecin，UWS，file ref.939，“Sytuacja ludności niemieckiej na Pomorzu Zachodnim według sprawozdania sytułacyjnego pełnomocnika rządu RP na okręg Pomorze Zachodnie”，article from June 1945，pp.13-15.
[8] Centralne Archiwum Wojskove，Warsaw，IV/521/11/54，“Sprawozdanie liczbowe z akcji wysiedlania ludności niemieckiej za okres od 19 do 30 czerwca 1945 roku”.
[9] The same was true in Poland：参阅Prażmowska，Anita，Civil War in Poland 1942-1948（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4），p.182。
[10]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153.
[11] New York Times，13 November 1946，p.26.
[12] 以下经历来自安娜·金托普夫于1950年8月15日已被核实的文本，全文引自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doc.291，pp.289-95。
[13]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s 136 and 162，pp.405，478.
[14]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s 70，71，72 and 125，pp.260-62，379.
[15]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Szczecin University，2004），docs.27 and 30，pp.64-9，71-4.
[16] 参阅doc.217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p.233。
[17] Instructions from the Republic of Poland’s Ministry of Recovered Territories regarding the resettlement of Germans，15 January 1946，reproduced as doc.27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Szczecin University，2004），pp.64-9.另可参阅docs.21 and 30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Szczecin University，2004），pp.57，71-4。
[18] Agreement between British and Polis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bined Repatriation Executive，reproduced as doc.30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Szczecin University，2004），pp.71-4.
[19] 关于媒体报告的选择，参阅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pp.107-14。
[20] 如可参阅docs.51 and 115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Szczecin University，2004），pp.114-16，192-4。另可参阅Manchester Guardian report，引自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pp.121-2。
[21] 引自Davies，Norman and Roger Moorhouse，Microcosm（London：Pimlico，2003），p.422。
[22]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51，pp.234-5.
[23]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66，p.253.
[24]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2，pp.128，130.
[25]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London：Hutchinson，1947），p.50.
[2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5，vol.II，pp.1291-2.
[2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5，vol.II，pp.1317-19.
[28]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Nemesis，pp.122-4.
[29] 没有关于难民死亡人数的准确数字。关于德国政府的粗略统计，以及所谓200万德意志难民死亡的夸张说法，参阅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pp.53-4；and 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56。
[30] German Federal figures，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56。
[31] 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8-9.
[32] Szczecin State Archives，UWS，Wydział Ogólny，sygn.231，Pismo do ob.płk Z.Bibrowskiego szefa Polskiej Misji Repatriacyjnej w Berlinie，p.29；Agreement between British and Polis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bined Repatriation Executive，reproduced as doc.30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Szczecin University，2004），p.72.
[33] Clay，Lucius D.，Decision in Germany（London：Heinemann，1950），pp.314-15；Pieck，引自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49。
[34] Red Cross reports in 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p.131-2.
[35] Clay，Lucius D.，Decision in Germany（London：Heinemann，1950），p.315.
[36] Franz Hamm，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36。
[37] 引自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49.
[38] 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49.
[39] Testimony of Josef Resner，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41。
[40] Testimony of Josef Resner，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42.另可参阅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210。
[41] Davies，Norman and Roger Moorhouse，Microcosm（London：Pimlico，2003），p.447.
[42] 引自H.Schampera，“Ignorowani Ślazacy”，Res Publica，no.6（1990），p.9。
[43] Beneš，Edvard，Speech delivered by President E. Beneš on the Old Town Square，Prague，on His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May 16th 1945（Prague：Orbis，1945；repr. Prague：Erika，1992），pp.5，19.
[44]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II：Romania，p.68.
[45]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20.
[46]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3，177.关于匈牙利少数民族的统计数字，参阅tables 1-3 in Gyurgyík，László，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Settle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Czecho-）Slovakia between 1918-1998，trans. Jószef D. Lőrincz（Budapest：Teleki László Foundation，1999），pp.38-9.
[47] Čas，26 February 1946；Obzory，11 October 1947；Vychodoslovenská Pravda，3 November 1946：引自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3，152，188。
[48]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72.
[49] 关于匈牙利—斯洛伐克人口交换的对照观点，参阅Gyurgyík，László，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Settle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Czecho-）Slovakia between 1918-1998，trans. Jószef D. Lőrincz（Budapest：Teleki László Foundation，1999），p.7，and Marko，Augustín and Pavol Martinický，Slovak-Magyar Relations：History and Present Day in Figures（Bratislava：Slovak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ity，1995），pp.26-7。两者都给出了类似的数字。
[50]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6-9.
[51] 关于保加利亚的统计数字，参阅Marrus，Michael R.，The Unwanted：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353；关于卡累利阿芬兰人，参阅Proudfoot，Malcolm J.，European Refugees 1939-52（London：Faber & Faber，1957），p.41。
[52] Pearson，Raymond，National Min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 1848-945（London：Macmillan，1983），p.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