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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外交部和外交官
俄罗斯帝国仿佛被两个村庄统治，它们一个很小，一个极小。极小的村子是皇宫，在此地进行最高层人事任免，批准或否决关键政策。1905年革命后，尼古拉二世与妻子基本离开了圣彼得堡上流社会与首都的社会旋涡。冬季，他们一般待在亚历山大宫（Alexander Palace），此地位于圣彼得堡南部郊区的皇村（Tsarskoe Selo）。夏季，他们的主要居所是彼得霍夫（Peterhof），此地位于首都正西方的芬兰海湾（Gulf of Finland）岸边。沙皇出了名的沉默，不愿讨论人民和政治，除非在这最最狭小的圈子里。可是，有关他的看法的密谈传遍圣彼得堡的客厅，煽动充斥首都日常生活的关于政治和人格的流言蜚语。在这个世界里，政治高层和上流社会仍旧重叠。大多数贵族和高官的住宅距首都主干道涅瓦大街（Nevsky Prospect）步行路程在20分钟内。若是这些人从家中走着去上班，沿途很可能经过他们生活历史的一部分：朋友和亲属的公寓，曾在其中受过教育的著名学院，其中一些人曾作为青年军官服役过的禁卫军兵营，职业生涯中待过的政府机构大楼。来自传统地主和官僚上层阶级之外的高官人数不断增加，就连他们也大都念过圣彼得堡大学，并且一直在圣彼得堡的各部门工作。就像大部分幽闭的上层圈子一样，圣彼得堡官场充斥着嫉妒和对官职、地位的争夺。
俄国的政治和行政并非泾渭分明。理论上，就连大臣也只是君主意志的执行人。此外，大多数情况下大臣们只是高级官吏，对他们来说，大臣之位不过是职业生涯阶梯的顶端。因此，政坛必不可缺的关于权力、官职以及政策斗争充斥官场。
在技术含量较低、政治性较强的部门，特别是在政策面临严峻挑战、大臣或上台或下台的危机时期，此种情况尤为明显。这必然鼓励行政体系中党派主义和恩庇网络的发展。1914年，圣彼得堡官员大多是能干的专业人士，受过大学教育，对公共服务有强烈伦理意识。尽管如此，若想爬到一个部门的顶端，必要条件不只有才能，还有伯乐。大臣知道麾下的一些高级官员可能在谋求职位。在某些情形下，他们甚至会在其他部门、在圣彼得堡的客厅、在宫廷把他出卖给他的敌人。在报纸特别是《新时代报》和沙皇本人都会读的《公民报》上，匿名批评文章和包含不利信息的小片段格外具有打击力。所以说，大臣很可能会任命自己既信任其能力又信任其忠诚的人在他的部门里担任关键职位。
俄法同盟是俄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但它收到了讽刺性效果。图为在巴黎进行国事访问的青年尼古拉二世离开东正教教堂时的场景，而巴黎是反对教权的法兰西共和国的首都
代理大臣是个特别棘手的职位，因为当大臣不在圣彼得堡时，代理大臣将获知部里的所有秘密，并向君主报告。一位资深外交官员回忆圣彼得堡城中到处可见的针对大臣的“阴谋和诋毁行动”。他说，“学校中、团中，甚至在政府部门中形成的友谊往往如此深厚，以至于它们构成对抗这种攻击的强大防御”。1906～1914年，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和谢尔盖·萨佐诺夫任命的代理人都是他们在寄宿学校的同窗，这并非巧合。[41]
位于冬宫广场（Palace Square）一角的外交部，其对面是圣彼得堡的冬宫
外交部既有俄国官僚政治中普遍存在的恶习，又有独特缺陷。外交大臣的年龄和资历不及很多大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使常常可以任职到年老时。上流社会的晚餐消磨了他们：危机出现时，大使很可能在外治病，或者身体不适。然而，关键在于，大使之位往往比外交大臣之职更刺激、报酬更多，压力也小得多。一个大使可能会当即回绝回圣彼得堡主持外交部的任命，但是伊兹沃利斯基和萨佐诺夫卸任外交大臣后都开心地当了大使。萨佐诺夫曾在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和伊兹沃利斯基麾下效命。作为大臣，他代表君权，而大使们快乐地接受他的指示。然而，他们有时用谆谆教诲甚至批评的风格给他写信，英国外交官绝不敢如此对待他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42]
外交联系
面向镜头、坐在桌子后的是尼古拉·哈特维希（Nikolai Hartwig）。坐在他对面的是亚历山大·巴西利（Aleksandr Basily），此人是1900年的亚洲部门主管，其子尼古拉·巴西利在萨佐诺夫手下任代理内阁首脑
与战前典型欧洲外交一样，外交部和俄国外交是贵族和绅士的温床。这个温床舒适且狭小：1914年，通过外交考试、原则上可以任关键职位的各年龄阶段人员不超过300人。有时部门成员就像人数众多的一群亲戚，负责欧洲事务以及驻欧洲主要首都公使馆的大臣办公厅尤为如此。资产阶级德米特里·阿布里科索夫（Dmitri Abrikosov）在驻伦敦大使馆找了份美差，这是罕见个例。此人富裕、迷人、睿智、勤恳，但有这些还远远不够。阿布里科索夫曾在圣彼得堡走投无路，于是他耍了个手段，每天早上用链子把他的优质狼犬拴在外交部的栅栏上，并期盼贵族上司会认出狗的品种，进而注意到狗主人。驻欧洲各国首都（特别是伦敦）的外交官需要大笔私人收入，这一点帮助了阿布里科索夫，但也进一步缩小了选拔官员的圈子。直到1906年伊兹沃利斯基主持改革，外交考试对头脑健全、拥有良好人脉的人不构成重大障碍，想在工作中升职，恩惠是必要条件。毫不意外地，外交部中尤其是高级职位上有不少老朽之辈。另外，随着本书展开叙述，我们会见到很多能干又聪明的俄国高级外交官。[43]
俄国上层阶级抱团成风，奠定了外交部的基调，俄国外交则反映了这个阶级的价值观和文化。俄国贵族和绅士阶层中产生了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r Kropotkin）公爵和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外交部中缺少无政府主义者中的行家，但是这种精神有时却在俄国外交工作中盛行。它的最主要表现是放松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待政府工作纪律的散漫态度。在普通俄国官员眼中，外交官的形象一般是客厅中彬彬有礼的优雅年轻人，习惯于在工作上花费少得可怜的时间，并请长假去他们在俄国的宅邸，抑或在法国里维埃拉浇花。哪怕是最严谨的绅士外交官，可能也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官吏。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阿纳托利·内克柳多夫（Anatolii Nekliudov）主动就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提建议，谢尔盖·萨佐诺夫表示反感，这让内克柳多夫大为恼火。内克柳多夫反驳称，他的家族一直关注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这一传统可上溯至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无论如何，他终身钻研这一领域，他20岁时在这方面已胜过部里的大多数高官。首先，“正如你所知，我从来不是官僚……当遇到触及我全部心弦和灵魂的问题时，我不会问它是否直接来自我的职权范围，只会对有权决策者诚恳表达自己的看法”。内克柳多夫的散漫风格相对无害，可是对俄国外交官来说，这种做法并非一直无妨。[44]
在对荣誉、爱国主义、阳刚气概的定义，甚至对日常穿着举止的政治规矩的看法上，俄国上层阶级同欧洲其他地区的上层阶级十分相似。几乎只在外国首都履职的外交官尤其凸显这一趋势。对一切世袭统治阶级来说，历史都是重要的。祖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他们的家族史，孩子们从小就被家中的祖先画像提醒，这段历史中谁是绅士阶层。在俄国，画像中的男性先祖差不多都身着军装，军事服役和军事荣誉是俄国绅士传统与意识的核心。君主制同绅士阶层的联盟让俄国成为大国，连同后来出现的文化领导权，它们成为绅士的荣誉感以及自己在俄国历史中的地位意识的最大渊源。[45]
俄国上层阶级中，外交官最敏锐地意识到身为大国国民意味着什么。若说国力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维也纳会议则正式确立了大国地位，并让大国成为处理欧洲国际关系的关键。大国和非大国的外交有着公认的显著差异。一如既往，当人们觉得将失去某样东西时，他们会最迫切地珍惜它——经历了战败和1905年革命，俄国人开始珍惜俄国的大国地位。1911年摩洛哥危机最严重时，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写道，俄国如果放弃大国的地位和尊严，仅仅作为德国的被保护国寻求安全，那它就不再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的俄国”，将背叛“俄国的全部遗产和历史传统”。在那个年代，“帝国”和“大国”在欧洲人思维中有着必然的紧密联系。谢尔盖·萨佐诺夫回忆“自从罗曼诺夫家族加冕后俄国一直扮演的历史角色”，它让俄国人居于大多数欧洲民族之上，并决定俄国的使命。这一角色“不仅体现于创造伟大帝国，还体现在解放巴尔干民族并号召他们享受自由政治生活的巨大文化成就，以及给北亚和中亚的广袤地区带去文明秩序和文明”。1914年8月，尼古拉二世发布宣言，阐述俄国为何参加一战，他提到“维护俄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对帝国大部分臣民来说，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可是对俄国外交官，尤其是大多数俄国上层阶级来说，这对他们自己和祖国的身份来说十分重要。[46]
沙皇对民众的宣言，不仅提及俄国的大国地位，还谈到它的“荣誉”和“尊严”。若想理解这些概念对俄国外交官的意义，有个办法，就是看看皇家亚历山大中学（Imperial Alexander Lycée）提供的教育。此举有些危险。虽然高级外交官中有不少人是这个学校的学员（lycéens），但大多数人并不是。无论如何，哪怕对亚历山大中学每年的二十来个毕业生来说，外交部也太小了，无法接纳所有学员。尽管如此，伊兹沃利斯基、萨佐诺夫与高级代理大臣以及很多高级外交官都是前学员。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亦然。此外，中学试图灌输给学员的理念和举止，不仅反映出它作为教育机构的价值观，也反映出它服务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价值观。
亚历山大中学对其学员的长期影响，与其说是在学术训练上，不如说是在价值观培养上。当然了，我们必须对颁奖日上教师和理事的劝诫持保留态度。然而，他们提出的在一切场合光荣“高尚地行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呼应其上级从家庭和家族中继承的价值观。亚历山大中学是威望很高、颇具特权的教育机构，大多数男孩都以身为其学员为荣。理事和教师通常是秉持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文雅之辈。这一切让男孩们乐于接受学院的准则。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校园生活给他和同学们创造了“不容置疑的、约束所有人的一套信念，以及一份不成文准则，所有人都学习并接受它，由它来规定什么是完成、什么是未完成、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一定不能做的”。特殊情况下，高年级学员认为学院当权者或教师侵犯其尊严与权利，于是他们会抗议，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读高年级时都经历过这种事。像大多数俄国（和欧洲）上层阶级人士一样，学员对自己的尊严和荣誉有着强烈意识，他们不习惯被摆布或羞辱。[47]
1914年7月，前学员尼古拉·德·巴西利（Nicholas de Basily）成为萨佐诺夫内阁的代理首相。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这个最佳学校有着最亲切的记忆，我的同学们也一样。”他的父亲亦曾任高级外交官。巴西利英俊、迷人、富裕，是圣彼得堡沙龙的年轻装饰品和公认的外交部未来官员。某位嫉妒他的同僚写道，巴西利深受萨佐诺夫宠爱，“参与了一切重要决策”。巴西利在回忆录中称，在圣彼得堡社会，“决斗仍是公认的解决荣誉问题的手段，尽管实际上没有多少决斗。然而熟练运用武器乃明智之举，这是以防万一”。1914年7月，他接受奥地利人的挑战，这反映了学员和决斗者的性情。他写道，在挑衅前退缩意味着“怯懦”和“屈辱”。奥地利武官弗朗茨·霍恩洛厄（Franz Hohenlohe）亲王和巴西利私交甚密。奥地利皇储被刺后不久，霍恩洛厄对巴西利说，对革命的恐惧明确要求俄国统治者避战。巴西利回答：“你认为对革命的恐惧会阻止俄国履行其国家义务，你的推测带有严重错误。”或许在1914年7月的关键时期，巴西利资历太年轻，不足以对萨佐诺夫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可是他和他的大臣经常在一起，有时他还是重要谈话的唯一见证人。[48]
如果我们想获知的不是外交官的基本价值观，而是其对国际关系和俄国对外政策的理解，那么探查他们在亚历山大学院可能学到的东西无甚益处。学院强调现代语言，除此之外，它的课程并非专门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外交官。战前，在前学员把持外交部高级职位的那些年里，学校的比较国际法教得很差，而19世纪历史根本没人教。事实上，成为外交官的青年中，只有极少数人在进入外交部前曾接受与未来职业生涯有关的正式教育。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欧洲外交官一样，他们作为学徒在工作中师从上级，在一定程度上汲取外交部在俄国对外政策中的集体智慧。[49]
历史学家不可能用寥寥数语准确概括这种集体智慧。然而1914年以前，外交部希望年轻人在准备外交官考试前掌握一些材料，它们可以提供有趣的洞察视角。这些文字描述了外交部顶层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时，抱怨俄国外交官对经济一无所知的控诉刺激外交部对之采取行动。关于政治经济学，他们列出的重要权威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而非亚当·斯密或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任何代言人，此举毫不意外。李斯特重视国家与其比较优势，此人宣扬在遭遇贸易壁垒后通过国家领导的经济现代化工程来战胜落后状态的必要性。19世纪90年代，谢尔盖·威特任财政大臣时兴致勃勃地贯彻了李斯特的思想，于是它一直影响俄国经济政策，直到1914年。[50]
书单上列出的两部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作品与外交官的职业事务更为直接相关。被推荐的历史读物由埃米尔·布儒瓦（Émile Bourgeois）撰写，名为《外国政治史手册》（Manuel historique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欧洲外交部和自由主义支持者选择的核心历史教材，其作者常常是明确表示投身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事业的法国共和主义者。那个年代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也许会说，布儒瓦是伦理现实主义者。根据他的分析，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奠定法国大革命基础的原则或许能在理论上为公正和平的欧洲国际关系提供伦理支持，但是拿破仑的帝国主义已彻底毁了这种机会。直到今天，关于18世纪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的冷酷的马基雅维利原则仍在国际关系中大行其道。某种程度上事态甚至恶化，因为根植于种族、语言和历史神话观念的“种族性”民族主义变体正逐步蔓延。布儒瓦称，由公民权和法律决定的国家也许会承认，在自身与类似实体的关系中存在共同人道主义和正义规范。相信自己独一无二的民族就不大可能那样做了。民族本是同自由、公民权相联系的概念，现在却变成排外和扩张的力量。政府必须考虑这股动摇力，而他们曾花不少工夫释放这一力量。后果之一是欧洲处于武装和平下，国家间相互害怕，军备竞赛则让其人民背负沉重负担。
纵然如此，布儒瓦并不绝望。几乎像巧合一般，击败拿破仑的大国为稳定且日益和平化的国际关系打下了基础。这一体系的根基并非伦理，而是国力大抵相当的数个大国的存在，以及它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统治欧洲的决心。无论如何，大国阵营为和平与稳定贡献了规范和惯例。此外，只要它们齐心协力，“那么在缺乏法律与正义的情况下，它们作为团体强烈要求获得的尊敬就能保证全欧洲的和平与均势”。这一体系奠定了史无前例的一个和平年代，它既促使欧洲经济迅猛发展，也让欧洲统治了全球。大国间开战的风险与赌注变得极大，这本身就构成了和平的力量：“谨慎克制自私，限制贪婪，让国家和民族害怕本世纪初那样的动荡。”外交官的任务是时刻保持对国际关系危险现实的洞察力，但与此同时，也要尽全力控制民族主义狂热，并鼓励欧洲人加深对共同利益、法律和伦理规范的认识。[51]
关于国际法的核心教材是《现代文明人国际法》（Sovremennoe mezhdunarodnoe parvo tsivizovannykh narodov），由特奥多尔·马滕斯（Theodor Martens）于1895年出版。此书作者多年来担任俄国外交部首席法律顾问。他是外交部外交官考试命题人之一，以要求特别严格著称，因此外交部应试者可能格外重视他的著作。
根据马滕斯的主张，推动国际法进步的关键力量是后世所谓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大大增强了现代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口吻来说，西欧几乎变成了单一社群。这种趋势开始显现，但需要靠法律做基础才能壮大。马滕斯用国际著作权法的发展做例证。在国际法的政治层面，他认识到，人们越发相信欧洲民族主义原则。此原则称，民族由种族、语言和历史决定，应该在据此划定的民族社群主权基础上建立国家。然而，马滕斯认为这是造成混乱的秘方，没有什么能证明据此原则建立的国家会尊重国际规范和其他国家。更有甚者，当代欧洲内部联系密切，东半部被帝国占据，把这样的欧洲变成真正由民族构成的国家将招致剧烈动荡和巨大冲突。马滕斯称，所有文明政治实体在国际法上地位平等，任何他国都无权干涉其内政。另外，为了维护国际文明规范而动用国际干预可能是正当行为。尽管马滕斯没有明确表述，他的论辩却可能会使譬如旨在维护外国公债持有者权利的外来集体干涉合法化。
特奥多尔·马滕斯
正如马滕斯作品的标题所示，他主张的国际法律秩序只存在于“文明”民族中。他称，国际法反映一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同发源于欧洲的个人权利不可剥夺的概念相关。非基督教国家也可以成为他所说的国际法律秩序的主体，但是它们需要接受有关国家和个人存在根本目的的欧洲规范。在他看来，尚无亚洲或伊斯兰政治实体做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欧洲国家有权侵略或征服非欧洲民族：这违反自然法，除非这些民族自己实施侵略行为。马滕斯认为，欧洲人执行殖民政策特别是征服亚洲时，“很少具备文明基督徒应有的真诚与正义”。另外，他认为《古兰经》给伊斯兰社会灌输对其他教徒的仇恨，文明国家有权利保护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基督徒臣民不受迫害。对欧洲帝国主义功过的这种解读，充分表露了俄国人的独特偏见。
马滕斯认为全球化与文明法律规范的传播是巨大正面力量，但是在看待用这些调节国家间冲突时，他仍然是个现实主义者。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会召开的四年前，马滕斯撰文称，他认识到很多国家间的纠纷不适用司法解决。为了解释为何国家间不时爆发冲突，他写道，没必要引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名“物竞天择论”。老实说，现代经济和文化相互依赖，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关键，也加大了国际冲突的代价和危险。外交官有义务利用一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尽管如此，撇开国家间无法调和的利益纷争不谈，国内政治动力也或将促使政府走向侵略，社会或许认为这是自己的历史使命。甚至像最悲观的外教考试应试者总结的那样，这给国际关系留下了很大的开战可能性。[52]
阅读布儒瓦和马滕斯的作品，可获知俄国外交官如何看待他们那个年代的国际关系。然而，这些作品没写俄国对外应采取什么策略、追求什么目标，更不用说实现这些目标的上策可能有哪些。这些问题中必然存在大量无法归类的争议。无论如何，第二章谈及19世纪俄国对外政策时区分了所谓宫廷派和国家派，这种区分仍很重要。
1910～1914年，大多数情况下谢尔盖·萨佐诺夫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旧“国家”战略的现代版。它把德国和奥地利视为敌人，体现亲斯拉夫主义者对巴尔干居民的同情，并强调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俄国对外政策的最优先事项。不仅如此，萨佐诺夫与其接任者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都是自由保守主义者，他们原则上相信尊重公众意见是必要的。若想理解奠定萨佐诺夫政策的基本理念与义务，最好的办法是研究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Grigorii Trubetskoy）公爵的著作，1912～1914年，管理俄国在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政策的外交部关键部门受此人领导。特鲁别茨科伊是专业外交官，早年也曾从事外交业务，但1906～1912年他离开外交部，同兄长、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叶夫根尼·特鲁别茨科伊（Evgenii Trubetskoy）一道编辑影响力很大的刊物《莫斯科周刊》（Moskovskii Ezhenedel’nik）。在此岗位上，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是促成制定现代化“国家”战略和自由帝国主义基本原则，并动员公众意见支持这些战略和原则的最重要非政府人士之一。萨佐诺夫让特鲁别茨科伊就任外交官要职，证明1910～1914年政府与主流公众意见在俄国对外事务的根本原则上基本达成一致。然而，特鲁别茨科伊的重要性不止于此。1906～1912年，身为记者的特鲁别茨科伊撰写了很多关于国际关系和俄国对外政策的文章。这些作品有时具有外交官通信中很少见到的广泛性、比较性与概念性。特鲁别茨科伊在1914年的欧洲关键决策者中独树一帜，因为他不仅写了不少有关对外政策的文字，还对国际关系和全球力量的性质着墨颇多。
战前俄国外交官中，“宫廷派”人士更难找。“宫廷派”支持君主，但正如我们所见，尼古拉二世其实支持传统“国家”战略的萨佐诺夫版本。纵然如此，俄国一些高级外交官的确坚持旧“宫廷”战略的关键原则。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同德奥结盟，俄国外交官中，罗曼·罗森（Roman Rosen）男爵尤其推崇这一主张，1911年此人作为驻华盛顿大使退休。萨佐诺夫的方针还有一个更温和的反对者，即1914年俄国驻黑山大臣亚历山大·吉尔斯（Aleksandr Giers）。吉尔斯没有指责——至少没有公开指责——俄英协议，更别提俄法同盟。他的确质疑了萨佐诺夫对斯拉夫人的热情与海峡问题上的政策。亚历山大·吉尔斯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的侄子，所以他显然同旧“宫廷派”传统有明显联系。罗森则出身于波罗的海旧官绅家庭，这一点一直为“国家派”所利用——他们的敌人不是俄国人，对俄国也无感情。事实上，一些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俄国外交官也支持俄德同盟，出身于莫斯科杰出医生和商人世家的谢尔盖·博特金（Serge Botkin）便是其中有趣的一例。支持与德国结盟者常被污蔑为死硬顽固分子，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其实，罗森和吉尔斯都是自由主义保守派，他们完全致力于维护1905年10月尼古拉二世许诺的政治与公民权利。[53]
1914年前，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对真正的俄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有必要先审视他的理念。特鲁别茨科伊的背景和早年经历左右了他的政治思维。特鲁别茨科伊家族是贵族：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是19世纪90年代德国宰相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Chlodwig zu Hohenlohe）亲王的二表弟。格里戈里之父不富裕，但其财力刚好能供儿子从事外交事务。格里戈里后来娶了一位富有贵族，这意味着他无须依赖自己的薪水。在童年时代，对他产生关键影响的是母亲的家族——洛普欣家族，一个关系亲密的绅士宗族，同莫斯科城中起主导所用的亲斯拉夫主义者有密切联系。格里戈里的母亲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和忠实爱国者，她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儿子一生的价值观和忠诚感。影响力仅次于她的是两位兄长，他们都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是非常睿智的著名亲斯拉夫自由派人士。特鲁别茨科伊家族是纯正的莫斯科人。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本人在莫斯科读中学和大学。他在那部至今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早年“当然是在可以听见俄国心跳的莫斯科度过的，而不是在圣彼得堡。俄罗斯民族的良心和意识都是在莫斯科孕育发展的”。母亲、家庭、东正教、乡村、莫斯科、俄国、亲斯拉夫主义——这些是主导特鲁别茨科伊的政治忠诚感与他的俄国对外政策主张的核心要素。[54]
对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来说，对外政策得是民族的，也就是说得从俄国人民的利益、历史和民族宗教特征中汲取灵感。他认为跨国民族和宗教纽带对一切伟大民族都至关重要。这种纽带规定了“文化、思维方式和民族理念的共性，伟大民族认为这是自身创造力和精神人格的延伸，不会不予重视”。“没有灵感和创造活力”的伟大民族无法存续：在俄国，这一灵感的基础只能是东正教和斯拉夫理念。俄国为解放巴尔干基督徒付出的牺牲不应被遗忘，以这些牺牲为核心可以形成爱国主义，并同民族荣誉感以及自由与发展承诺相结合。用更现实的话来说，如果俄国和更小的斯拉夫民族想在强大的德国压力面前保持独立性——既包括文化独立性，也包括政治独立性——那么他们就需要彼此。正如1911年特鲁别茨科伊所写，“我们不能助长任何针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敌意，但若政治、经济、文化强大的部族显示出征服、吞并与我们相关的弱小国家或民族的天然倾向，那我们的利益在于尽全力援助后者，并帮助他们维护存在与自决的权利”。[55]
民族性对外政策蕴含着俄国对斯拉夫人和君士坦丁堡命运的高度关切。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是虔诚信徒，他对东正教会的历史与当前需要都有浓厚兴趣。外交官生涯的头十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写了关于东正教会和当代俄国在近东外交政策的历史类学术文章。对他来说，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十分重要。他绝不会牺牲斯拉夫人的利益来换取俄国在海峡的优势，这是指导他一生的绝对原则。他认为此举既不道德也不现实，因为若想在海峡维持强势，俄国就需要依靠巴尔干斯拉夫人的坚实基础。1906～1914年，一个更进一步、更受限制的优先策略是延迟一切关于海峡问题的最终解决，直到俄国重振国力，能保证任何处理方案都可以维护其利益。[56]
1912～1913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战败，于是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的命运一下子受到关注，这一状态持续了十年。特鲁别茨科伊渴望俄国占有二者。他肯定不会为此目的引发欧洲战争，但他反对所有长远看来可能阻止俄国实现该目标的行为。1914年，土耳其对俄宣战，局势随之改变。伦敦和巴黎承认，任何未来的和平协议都会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分给俄国，这让特鲁别茨科伊很高兴。他认为这将团结俄罗斯人，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和解，保证俄罗斯民族致力于获取胜利。他致信萨佐诺夫：“我成了外交官，随后回归外交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工作多年。这些年来，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海峡必须属于我们。对我来说，俄国所有对外政策都以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为中心，它代表着目标和迄今为止数百年努力的圆满成功。”要不是受革命干扰，同盟国胜利后，特鲁别茨科伊本人会成为首任俄国驻君士坦丁堡总督。[57]
1917年革命暴露了特鲁别茨科伊信念的薄弱前提，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它也暴露了俄国的自由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的薄弱前提。帝国主义将俄国卷入同他国的纷争，但未能如愿以偿地在俄国动员强大支持力量。诚然，作为议会中心的保守党与很多媒体大可以团结在此计划下，他们也对1916年英法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公开许诺满怀热心，1914～1917年大部分俄国自由主义者亦然，只要（在他们看来）战争波及俄国；然而，帝国主义在近东的目标却几乎没有缓和战时政府与议会的激烈冲突。
最重要的是，不可能激起俄国民众对君士坦丁堡或斯拉夫同胞事业的兴趣。1909年，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的哥哥叶夫根尼·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写道，只有把俄国当成“尸体”的人才会认为，当为了自身荣誉和斯拉夫事业对抗德国时，“强大和有基础的爱国主义”不会发挥作用。
一战证明他大错特错。与此同时，1906～1907年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所属的政党压根未能在政治选举中赢得重要支持，这也预示他不擅长评估民意。特鲁别茨科伊辩称：“需要让人民保卫俄国时，统治者不可能压迫他们。”他甚至准备对部分私有土地实行强制没收，以便争取农民对国家的忠诚。然而，与那个年代很多俄国自由主义者一样，他高估了民主政权赋予政府合法性以及团结社会的近乎魔力的力量。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自诩乐天派，对于民主制度很可能对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产生的影响，他的判断常常显露出真挚、慷慨和人性的天真。[58]
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夫妇
相形之下，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对国际政治的看法极其“现实”。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折射出丛林法则——弱者将亡，不少昔日辉煌的帝国已然如此，而奥斯曼帝国和中国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尽管“俄国的力量和手段远远不足以支撑它身为大国的任务”，它却被迫在欧亚的军事外交组合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孤立是致命的，而“我们的弱点已经暴露得一览无余，它们中其实包括对俄国的主要战争威胁”。1905年革命期间俄国受辱最深、国力最弱时，以及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进入高潮时，特鲁别茨科伊脑中正萌生一些可怕念头，他想到德国图谋俄属波罗的海省份，或是支持奥地利穿过巴尔干半岛，推进至萨洛尼卡（Salonika）。[59]
可见，德国是特鲁别茨科伊的心腹大患。1910年，他细思德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并引用哥哥对德意志帝国的描述，称该国为“一个大锅炉，它产生过剩蒸汽的速度极快，因此需要排泄口”。锅炉是否会爆炸，部分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给予德国拓展经济的空间。若是俄国利用政治杠杆阻止德国商业进入波斯，或英国靠保护性关税给德国设壁垒，结果或将致命。德意志帝国的邻居应该避免如此挑衅，而且“和平关系到数百万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邻国应该相信德国境内看起来不可阻挡的民主政治的传播将“对和平的维持”施加“十分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威胁性的民主发展本身就存在危险：保守力量统治德意志帝国，“只有民族主义的调子”才能让他们的地位合法化。特鲁别茨科伊认为，德国“这个国家打破了军国主义国家的所有纪录，给欧洲军备的增长树立了普遍标杆”。最重要的是，德国就是国力强盛。[60]
身为典型欧洲外交官，特鲁别茨科伊对德国国力的回应必然是呼吁欧洲权力均势，为了普遍安全而维持欧洲均衡的绝对必要是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大主题。特鲁别茨科伊写道，权力均衡有时似乎是《圣经》的意旨。他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两大同盟未制造任何威胁，还为所有人提供了安全与确定性。除了日益壮大的德国国力外，关键问题是俄国的战败与1905年革命实际上已将俄国移出均势，这就撤销了安全的重要保障，导致不安、诱惑与恐惧弥漫于欧洲大陆。在此背景下，法俄同盟一定会弱化。但1910年特鲁别茨科伊写道，虽然法国出生率下降、财政紧张，但它天生是所有大国中最爱好和平、最谨慎的国家。英国填补了俄法留下的保障者空缺。特鲁别茨科伊一边拥护英俄协议，一边厌恶它对俄国在波斯利益的一些影响。然而，若是他认为很有可能出现的英德战争爆发，他会坚决捍卫俄国的中立。他也不像某些俄国外交官一样，认为英国能在大陆冲突中给俄国很大帮助。特鲁别茨科伊的底线一直是这样：只有俄国完全恢复国力，欧洲才能真正恢复安全。[61]
罗曼·罗森男爵对国际关系和俄国对外政策的观点与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截然相反，尽管后者十分崇拜前者的智慧、道德勇气和外交官专业技能。在那个时代，罗森的职业生涯和见解在外交官中独树一帜。他出身于旧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庭，但他的父亲没有土地，母亲和妻子都是俄国人。他从小就能讲流利的德语，尽管如此，罗森信仰东正教，也没在波罗的海省份接受教育，而是去圣彼得堡的帝国法学院上学。走上俄国外交界顶峰之前，他曾在俄国驻欧洲大国大使馆以及处理同大国关系的外交部大臣办公厅任职。然而，罗森总是对俄国与非欧洲世界的关系更感兴趣。他往往在亚洲或美洲任职。
罗森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职业生涯伊始，他就受两条重要信念指导：“首先，俄罗斯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已达极限，继续吞并外国人占据的任何领土只会削弱国力。其次，俄国的真正利益在于西伯利亚帝国的发展和她在中亚的财产。”罗森在欧洲只担任过一次有意义的职位：19世纪90年代，他在贝尔格莱德当了两年公使。这一任命归功于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Aleksei Lobanov-Rostovsky）公爵，此人是尼古拉二世手下最能干的外交大臣，也是罗森眼中唯一值得认真考虑其建议的大臣。洛巴诺夫是9世纪时创立基辅公国的留里克王朝之后。他是优秀的健谈者、出色的语言学家和杰出学者，任驻维也纳大使期间，他身着晨衣去教堂做礼拜，包养情妇，并建立了有8000本藏书的图书馆。尼古拉二世的外交大臣中，只有洛巴诺夫是真亲奥派，他致力于结束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敌对关系。罗森的贝尔格莱德职位符合这一事业，这是传统“宫廷”策略的核心层面。[62]
罗森最著名的一点在于：日俄战争爆发之前十年，他曾担任两任俄国驻东京公使。若是听从其建议，俄国不会鲁莽地陷入这场灾难性冲突。罗森强烈谴责俄国的战前政策，声称它既未明确要达到的目标，又未将手段与目的匹配。此外，他也尖锐批评对东亚国际环境以及日本的意图、国力的不现实理解。换言之，这是对根本不专业的政策的专业性批评。然而，罗森的观点也包含更深沉的文化因素。对大多俄国官吏特别是对影响尼古拉二世的傲慢贵族来说，日本人不过是亚洲人，在强大的欧洲大国俄国面前一定会撤退。如果罗森有不同见解，那原因之一在于他深深推崇日本人与日本文化。正如他于1899年致信弟弟维克托时所说，他在日本过着非常文明的生活，这毫不令人意外，因为“当希腊和意大利之外的欧洲还处在食人族时代”，日本人“已经是文明民族了”。[63]
罗森与其兄弟的关系是有潜在吸引力的题材，但不幸的是，相关资料很少存留下来。罗曼·罗森的回忆录《四十年外交生涯》（Forty Years of Diplomacy）局限于政治，只字未提及家人或其本人更广泛的文化兴趣。兄弟间的大量书信说明他们亲密友善，但两人的通信几乎只写个人与家庭的日常事务。这很可惜，因为维克托·罗森（Viktor Rosen）也是个很明智的人，与兄弟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和兴趣。维克托是俄国杰出的学院派东方学家，常年担任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俄国最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大多曾是他的学生。维克托·罗森与他的这些学生的主要工作动力是想说明，当时大部分欧洲人认为东西方存在显著差异，但若探究语言、民族和文明的起源，便可明了这种说法很荒谬。因为这种矛盾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帝国主义存在的基石，所以维克托·罗森等人的看法远远不限于学术观点。罗森与其门徒同德国的学术同僚一道，挑战当时的普遍观念——文化根植于民族与血缘。考虑到那个年代对种族、民族、文化的主导性臆断，这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会上，罗斯福总统将谢尔盖·威特介绍给日本首席代表，罗曼·罗森男爵站在谢尔盖·威特左后方
关于俄罗斯帝国，维克托·罗森与其学生强调了一种可能性：在俄国的欧亚地域建立单一文化社会，在允许各民族自由发扬民族传统的同时，维护其忠诚。这种观点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全面发展的欧亚学派，而且它着重说明俄罗斯人有部分亚洲人血统，远非纯种斯拉夫人。它同还处在萌芽阶段的苏维埃民族政策更缺乏共同点。然而，罗森的见解与这些后来的理论之间的联系很明显。研究维克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罗曼·罗森会很有趣。兄弟俩有那么多共同基础观念和信条，这几乎不可能只是巧合。正如我们所见，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对俄国外交政策的看法，根植于对什么是俄国、俄国在世界上的正当地位等理解。罗森兄弟亦然。特鲁别茨科伊的观点体现了对俄国身份的传统看法，而维克托·罗森与其追随者正尝试建立另一种俄国身份。[64]
反映罗曼·罗森的观点有两个主要资料，一个是其回忆录，另一个是1912年9月他上书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对外政策长篇备忘录。他撰写备忘录时恰逢巴尔干战争爆发，而且君主的继承人阿列克谢皇太子此时病危。然而，就算尼古拉认真读了备忘录，他也不大可能接受对其政府对外政策如此激进且背离传统的批评。[65]
当时，俄国对外政策以维持欧洲权力均势、君士坦丁堡与海峡问题、俄国与斯拉夫人的关系为中心。罗森对这三个主题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某种意义上，独创性是其备忘录的核心基调。他写道，俄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如下预断和口头禅影响：俄国的“历史使命”；“权力均衡”；德国“称霸”欧洲的威胁；俄国对斯拉夫人的“天然”义务；君士坦丁堡与海峡对俄国家园来说“很重要”，因而必须由俄国人牢牢握在手中。罗森认为，所有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危险的荒诞言论，它们会导致俄国在不久的将来陷入大陆战争，而这只对革命社会主义有利。[66]
至于君士坦丁堡，罗森指出，俄罗斯帝国是疆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的拼凑物，考虑到当时统治俄国自身存在的巨大困难，若是夺取君士坦丁堡这座完全不属于俄国的城市，这可能会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保卫城市和海峡，需要俄国调配价格高昂的物资。至于俄国贸易安全，罗森认为最安全的策略是支持国际保障下的海峡中立，并让大国一并保障奥斯曼帝国对此区域的占有。这样的话，面临外来威胁时，土耳其人就没有关闭海峡的需要与权力。1911～1912年土意战争期间，土耳其曾两次封锁海峡，给俄国贸易造成重大损害。俄国不大可能夺取海峡，就算它成功了，也有引发国际冲突的风险，而且不会带来多少好处。俄国的三个海洋战场——波罗的海、黑海、太平洋——彼此相距甚远，在三者间调配军舰永远是缓慢艰难的。战时，不管谁控制君士坦丁堡与海峡，任何统治地中海乃至更远处海洋的强大海军都可把俄国军舰和俄国贸易封锁在黑海内。[67]
罗森甚至更不看好俄国与斯拉夫人的关系。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利益，不是“朦胧感情”，巴尔干斯拉夫国家照此逻辑行事，哪怕俄国公众意见抱有相反幻想。无论如何，统一的斯拉夫文化是个传说。事实上，所有斯拉夫土地上的中产阶级从现代化西欧而非更落后的俄国汲取灵感。俄国和巴尔干之间的贸易额很小。主张扶持巴尔干斯拉夫国家的常见理由是，倘若俄国与奥地利开战，这些国家的军队将成为盟友。罗森认为这荒唐可笑，因为俄奥产生冲突的唯一原因恰恰是俄国对巴尔干斯拉夫人的帮助。维也纳在巴尔干推进文明化的行为自然合法。斯拉夫人越是融入君主国，德裔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越难践踏斯拉夫利益。不管怎么说，奥地利人试图管理巴尔干西部的举动没人领情，从俄国人的自私视角来看，把奥地利人同这项任务绑在一起极其明智。关键是阻止奥地利在俄国西部边境激起波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而这是奥地利必然会对俄国的巴尔干政策采取的危险回应。更危险的是，当前奥俄敌对关系几乎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欧洲战争。[68]
罗森认为，大陆权力均衡或法俄同盟并未促进欧洲和平或给俄国带来利益。相反，声称会保障欧洲均势或安全的敌对同盟体系，实际上创造了每日恐惧战争爆发的两大武装阵营。在罗森看来，俾斯麦时代的欧洲和平更为稳固，当时德国霸权导致法国根本不可能为丧失阿尔萨斯-洛林一事寻求报复。在英德的海洋与殖民地主宰权争夺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完全有悖于俄国利益。在这场竞争中，德国注定会设法控制邻近小国，它们的海岸线可为德国提供通往北海与国际贸易线路的更安全通道。俄国也不应为此担心。如果威廉二世决心倾尽德国资源来力争掌控大西洋贸易线路，俄国就应该鼓励他。毕竟在全球层面上，权力均衡必然意味着在海洋和殖民地方面挑战英国霸权。
罗森的基本观点是，俄国在欧洲的首要利益是西部边界的安全与对非俄属边境地带的掌控。迄今为止，对这些利益的最好保障在于德奥旧同盟。纵观19世纪，同相邻帝国的良好关系保障了俄国西部边界不受侵犯。只要俄国不插手巴尔干事务以及与其利益无甚关系的西欧事件，这一点就仍然适用。如果俄国能避免卷入欧洲冲突，未来就属于俄国。各大帝国争夺未来世界主宰权时，俄国所处的位置比其他欧洲国家好得多。它应该专注于维持和平，并开发亚洲国土蕴藏的巨大潜力。同西伯利亚、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命运相比，民众热议并驱动俄国对外政策的欧洲事务微不足道。[69]
罗森的形象是“波罗的海男爵”，他的观点独到且激进，所以他不大可能对俄国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亚历山大·吉尔斯的方针更温和，因此也更不易被忽视。吉尔斯的两个堂亲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之子，战前曾任俄国驻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大使。外国人和俄国公众意见认为，吉尔斯这个姓氏同对外政策中谨慎、现实、明显不亲斯拉夫的方针相联系。亚历山大·吉尔斯是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的童年密友，经常就外交问题给他写信。亚历山大·吉尔斯向首相大力宣扬自己对俄国对外政策日益批判的看法，还向他转告时任驻维也纳大使、亚历山大的堂亲尼古拉·吉尔斯的类似忧虑。[70]
亚历山大·吉尔斯是专业外交官，20世纪头十年曾任驻马其顿总领事。某种意义上，他的职业生涯模式与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相同。1905年，他离开外交部，试图从政，并充当未来的自由主义保守政客的外交政策顾问，这些人往往是特鲁别茨科伊的盟友，并且与他持相同观点。此时，吉尔斯尖锐批评官方的对外政策，称在东亚的冒险危及俄国耗费数代心血与牺牲在近东和巴尔干建立起的地位。制定符合公众意见的未来对外政策才能取得成功。[71]这是1905年的普遍观点，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亦赞同。然而，1906～1914年，两人出现明显分歧。
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致力于助长公众意见的声势，他眼中的天然同盟恰恰是同亚历山大·吉尔斯有联系的议员。[72]1906年5月，伊兹沃利斯基就任外交大臣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任命吉尔斯掌管新成立的媒体局。两人做了将近两年的亲密盟友，但是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关系。[73]危机期间，媒体和公共论坛经常发表歇斯底里的愚蠢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吉尔斯对俄国公众意见及对外政策的热情，于是他反对首相斯托雷平塑造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见的做法。吉尔斯后来写道，他之所以不能在外交职位上进一步上升，是因为伊兹沃利斯基不敢惹恼斯托雷平。[74]相反，伊兹沃利斯基把吉尔斯“藏”在外交部会议里，其实这是个尊贵闲职。吉尔斯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两年，在此期间，他努力思考如何让俄国摆脱在巴尔干和近东面临的十分危险的国际危机。
这些年来，亚历山大·吉尔斯在对外政策上重点关心避战，这首先是因为俄国内政不稳，存在革命威胁。俄国决策者大多相信这一点，但是外交官同外国谈判时容易忘记本国国情。毕竟内政问题不应干扰大国地缘政治。吉尔斯之所以在外交官中独树一帜，不仅因为他把内政和避战置于最核心位置，也因为他会根据这一点思考应该如何制定俄国的对外政策。[75]
1910年冬天，吉尔斯向外交大臣萨佐诺夫极力强调让大臣会议全面参与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因为国际环境对俄国国内发展来说很重要。不出所料，萨佐诺夫非常反对由“外行”指点部门专业事务的主意。[76]一年后，吉尔斯重提此事。尼古拉二世已经允许大臣会议讨论对外政策，因为必须利用此优势，让大臣们充分了解国际局势现实以及俄国对外政策务必坚守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此举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能让大臣们理解内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从而支持俄国的首要需要和目标，即避战。吉尔斯向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陈述了这些提议。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是吉尔斯的密友，在俄国对外政策优先事项上两人持相同观点，这无疑促使吉尔斯渴望大臣会议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77]
1911年夏天，吉尔斯写道，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地区日益显露的危机有可能迅速汇成一波洪峰，冲走一切。[78]与其等它汇成一个巨大浪潮，吉尔斯反倒大力主张有必要区分巴尔干半岛与海峡问题，设法快速地分别消除决定两个潜在危机的关键因素。他越发强调俄国的核心优先事项是黑海海盆与海峡，而不是关心巴尔干人和斯拉夫人。[79]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上台执政，大众幻想他们是代表民主和民族包容的力量，而吉尔斯几乎立刻对此提出批评。和大众幻想相反，他写道，青年土耳其党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该党派的主张和目标定会导致他们同基督徒国民和俄国爆发冲突，并依赖德国。考虑到当时的规则禁止俄国往海峡派遣军舰，土耳其决定从英格兰购买无畏舰一事严重威胁俄国在黑海地区的安全。1913年，吉尔斯已然得出结论：如果想在不引发战争的前提下消除此威胁，唯一的办法是改变管理海峡军舰通行权的规则，而通过所有大国支持的国际保障使这一地区中立化也会让俄国贸易更安全。吉尔斯认为，倘若俄国只追求这个小目标，它可以赢得法英盟友的支持，很可能还能赢得其他大国的支持，从而避免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手段。[80]
这是对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强烈主张的方针反其道而行之。对特鲁别茨科伊来说，更糟的是吉尔斯对待巴尔干斯拉夫人和俄国民意的态度。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吉尔斯任俄国驻黑山公使，这段经历使他对二者的批评更加猛烈。1913年，他写道，俄国公众在巴尔干事件上自我误导，受情绪、感情和俄国媒体的曲解驱使。吉尔斯谴责俄国民众的英雄、黑山国王尼基塔（Nikita），他说此人是个彻头彻尾的不可靠小人，致力于操纵俄国公众意见，其最大的忠诚感至多是关心如何延续自己的王朝。就连起初同情斯拉夫事业的俄国人也常常被身处黑山的现实经历浇一盆冷水。长期任俄国驻黑山王国军事任务领导人的尼古拉·波塔波夫（Nikolai Potapov）写道，尼基塔厚颜无耻，其使臣大多是骗子，而黑山人的首要特征是“撒谎、失信、偷懒、自卖自夸、贪婪、傲慢”。波塔波夫认为黑山人都是野蛮人的看法助长了这类来自殖民主义的抨击。这位将军是禁卫军军官，他的报告有时折射出旧“宫廷派”对巴尔干原始人的传统鄙视，也反映出波塔波夫的人格。他描述黑山人如何残害在红字十会公使面前被巧妙掩藏的土耳其战俘，以及如何野蛮对待所控制地区的公民，其中甚至包括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公民。[81]
即使黑山人和他们的国王是极端例子，吉尔斯也认为这类人在巴尔干民族中并不少见。他曾致信谢尔盖·萨佐诺夫，声称在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巴伐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中没多少选择余地：“他们彼此憎恨，极不情愿靠合理妥协来解决几百年来积累的恩怨。”[82]1913年4月，他写道，不仅巴尔干各民族彼此间斗得你死我活，他们对俄国的态度也完全是想利用俄国。他们希望获得俄国力量的支持，但对俄国文化或理念没有真实认同感，更别提愿意听从俄国的建议。[83]塞尔维亚人最危险，因为俄国人被逼扮演塞尔维亚民族事业的捍卫者。吉尔斯认为，就连哈布斯堡帝国的塞尔维亚人也同塞尔维亚王国的同胞有显著区别，所以民族主义者统一塞尔维亚人的计划本身“十分可疑”，更不用说统一所有南斯拉夫人。贝尔格莱德人同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其他斯拉夫国民差别更大。然而“王国内的塞尔维亚人近来已然确信，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与奥地利斗争，他们总会发现自己能获得俄国与俄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这十分危险。贝尔格莱德越来越频繁地把俄国卷入塞尔维亚与奥地利的冲突。[84]
吉尔斯认为这完全有违俄国利益，倘若俄国想在海峡问题上达成可容忍的妥协，奥地利便能充当其重要盟友。首先，俄国面临因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争执而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哪怕在1911年，即巴尔干战争全面暴露奥俄就塞尔维亚问题彼此敌对的风险之前，吉尔斯就称，在奥地利向西南扩展时捍卫塞尔维亚事业，既不符合俄国利益，也不符合俄国国力。哈布斯堡帝国越是吸纳塞尔维亚人，就越不可能仅仅充当柏林与奥德同盟的爪牙。在吉尔斯看来，沦为爪牙对俄国和奥地利自身都是最大威胁。他提出，哈布斯堡君主国有两个选择：向联邦方向发展，平等对待塞尔维亚人、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完全沦为更大德意志国与其扩张野心的附庸。第一条路符合俄国（与哈布斯堡）的利益。无论如何，奥地利斯拉夫人都比巴尔干斯拉夫人更理智、更文明，俄国应该支持他们。最重要的是，捷克人与其他奥地利斯拉夫人害怕爆发欧洲战争，因为它将彻底释放日耳曼人统治帝国和中欧的全部力量。俄国应该尊重这一意见，它也满足俄国对和平的迫切需求。俄国得设法全面重铸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关系，从而避免欧洲向严格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的国际体系发展。这些想法无疑为亚历山大·吉尔斯原创，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他的堂亲、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尼古拉的功劳。[85]
倾听对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政策的批评是有用的。1914年之前，就算在外交部内，也不存在对俄国外交政策的非议和质疑声。当时，罗曼·罗森的观点几乎不可能占上风，但其学术影响力却与此相反。若是有发展时间并得到俄罗斯民族精英的支持，欧亚主义概念可能为截然不同的俄国对外政策奠定基础。1917年，欧亚主义理念在俄国流亡者中迅速风行。讽刺的是，主要代言人之一正是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的侄子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Nikolai Trubetskoy）公爵。欧亚主义之所以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国上层阶级认为，1917年是一场文化革命，其驱动力之一是俄国民众抛弃了本国的欧化上层阶级。对于流亡外邦、没有地位和财富的人来说，抛弃欧洲是情感攻势。欧亚主义沾染上激烈的反对西方色彩，至今亦然，但罗森兄弟完全不这样认为。[86]
同罗曼·罗森不同，哪怕在1914年之前，亚历山大·吉尔斯的意见也有些许被采纳的机会。尼古拉二世读了吉尔斯的备忘录，有时还要求大臣考虑吉尔斯的建议，并向他反馈。[87]吉尔斯主张和平优先、与奥和解、在海峡保持最低限度的野心。关于这些建议是否比谢尔盖·萨佐诺夫奉行的政策更有利于俄国，当然存在争议。当然了，我们知道萨佐诺夫的政策以战争、革命和俄国的灾难收场，因此吉尔斯的替代策略自然就获得了偏爱。无法回答奥德两国是否会对他的政策予以建设性回应，从而避免欧洲冲突。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认为，吉尔斯的方针只会让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更加相信俄国衰弱，进而越发刺激他们的胃口和侵略性。事实上他很可能是对的。有一点是确定的，亚历山大·吉尔斯提议的政策会得罪陆军与海军领导层，并在大范围内激怒俄国公众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