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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2 国防部部长：凯旋与模仿剧，1955～1957
1955年1月，格奥尔吉·马林科夫被免去苏联总理的职务，接替他的是尼古拉·布尔加宁，这样一来，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就出现了空缺。朱可夫成了这一位置显而易见的候选人。地位、威望、必不可少的干劲与决心，这些他都有。当此事在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新名称）[1]会议上提出来的时候，朱可夫谦虚地说应该由之前担任过战争部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接任。但是，华西列夫斯基坚持说，朱可夫更有经验，是武装力量中杰出的人物。[2]
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两人的一下一上，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苏共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崛起。虽然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有一些政策上的分歧，但导致马林科夫被免的，主要是个人恩怨。自从1953年3月接替斯大林担任苏共领导人以来，赫鲁晓夫就变得越来越专横。跟赫鲁晓夫闹翻的，并不是只有马林科夫一个人，还有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他在1956年被赫鲁晓夫解除职务，接着就轮到朱可夫本人了，时间是1957年10月。
赫鲁晓夫这人十分强势，爱出风头，且反复无常。他谁都不放在眼里（除了斯大林，当然，那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也不喜欢与人分享公众的关注。
就像苏联领导层中的许多人一样，赫鲁晓夫也出身于农民家庭。他在1918年二十四岁时加入布尔什维克。苏俄内战期间，他在红军中担任政治委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靠自己的努力进入苏共权力阶层，并在1934年成为莫斯科党组织负责人。1937年，斯大林任命他为乌克兰共产党书记。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中遭人诟病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在1940年3～4月“卡廷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所谓“卡廷大屠杀”，是指苏联当局处死了2万名波兰战俘，他们被认为是共产主义体制的死敌。建议采取进一步的安全措施，把那些战俘的家人驱逐到哈萨克斯坦达十年之久的（行动到1940年4月中旬时已经完成），正是赫鲁晓夫，还有斯大林的安全首脑、后来名声扫地的拉夫连季·贝利亚。[3]
当乌克兰在1941年遭到德军入侵并被占领的时候，赫鲁晓夫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先是1942～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后来又在乌克兰担任政治委员。战后，斯大林把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让他再次担任首都的共产党负责人。这就让他处于一个最有利的位置，在1953年3月独裁者去世时继任党的领导人。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体制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有几年它也确实如此。但是，赫鲁晓夫对党这个作为苏维埃国家中的关键的控制，使他成为与其地位相同的那些人中的领唱者，掌握了重要的人事与政策的决定权。
赫鲁晓夫确立自己领导地位的手段之一就是推动苏联的去斯大林化，而这就需要与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政策和做法决裂。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结束大镇压，并从古拉格——苏联的劳改营——释放数百万名政治犯。与此同时，苏联的文化政策也开始解冻。作家、音乐家等艺术家被允许在艺术表达上有更多的自由；国家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上也越来越开放。共产党党内的氛围也变得比较宽松了，尽管议论领导的是非仍然是不被允许的。换句话说，相对于斯大林时代而言，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威权主义。镇压还是有的，但在一定范围内，不同政见还是允许存在的；公开反对现行体制的，更有可能被监禁，而不是被枪毙。[4]
赫鲁晓夫第一次遇到朱可夫是在1940年，当时后者在负责基辅特别军区。在斯大林格勒和1943～1944年乌克兰战役中两人并肩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轨迹再次相交。赫鲁晓夫在自己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朱可夫有很高的评价：
他是个能干的组织者和坚强的领导者。他会在战争中展示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们后来的道路不同，但我对作为指挥员的他还是非常敬重的。他没有正确领会自己作为国防部部长的角色，我们不得不对他采取措施……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作为军人的他仍然非常看重……战后，当他在斯大林那里失宠的时候，我也没有隐瞒自己对他的钦佩。[5]
赫鲁晓夫在朱可夫身上想必也看到了斯大林看到的东西：强悍但值得信赖的、忠心耿耿的个性。对于朱可夫对自己的忠诚，赫鲁晓夫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不是斯大林，而朱可夫又希望随着自己的升迁能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朱可夫也不可能抵御得了诱惑，不去夸耀自己的战绩，而这对于心虚的赫鲁晓夫的刺激，要更甚于对斯大林。无论是战时一起共事还是后来担任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对赫鲁晓夫都不曾有过不友好的表现，但在后来，他却几乎毫不掩饰对后者的鄙视。实际上，他后来认为，1957年赫鲁晓夫对他的背叛要比1946年斯大林的那次更为严重。[6]与赫鲁晓夫不同，斯大林没有剥夺朱可夫继续其军事生涯的权利，也没有处心积虑地歪曲朱可夫的战绩，或者愚蠢地夸大自己在一些具体战役中的作用。而对朱可夫来说，军人的荣誉和自尊是最重要的。
国防部部长
1955年2月7日，朱可夫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当天，他接受了一群美国记者的长时间采访。[7]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莫斯科战役比斯大林格勒战役更为重要的时候，朱可夫回答说，扭转战争的势头是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结果。虽然他指导过斯大林格勒行动的准备工作，但实施此次行动的是华西列夫斯基。当被问及希特勒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时，朱可夫说，在战略层面，德国独裁者低估了苏联的实力，而在战术层面，希特勒低估了武装力量各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另外，相对于空军而言，他还低估了炮兵的作用：“空军是个娇贵的兵种。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天气和其他许多因素。”当话题转到原子武器的时候，朱可夫断然否定它们会凭借自身的威慑力而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使用它们的可能性，而且有些疯子也许会不顾一切地使用它们。我们有责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禁止这些武器……应当记住，原子武器是双刃剑。无论是攻击方还是被攻击方，原子战争对它们都一样危险。
朱可夫还强调，“不可能只靠原子弹就打赢战争”。针对此次采访中人们十分关心的美苏关系问题，朱可夫详细阐述了苏方的态度：苏联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苏联只想要和平的关系。朱可夫对美国在苏联周围设立军事基地的做法表示不满，呼吁结束军备竞赛。他在最后回忆了自己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起在驻德“同盟国管制委员会”工作时曾经有过的良好关系，并强烈主张恢复友好交往。虽然他的回应是老生常谈，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首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信和对发布会的掌控力。
朱可夫就任国防部部长时面临着一大堆的问题，但首先是正在进行中的裁军计划。[8]二战结束时，红军有1100万人，但在战后降到了300万人。然而，1947～1948年冷战的爆发，使红军的数量到20世纪50年代初时又增加到540万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红军削减了60万人；1955年8月，赫鲁晓夫宣布再次削减差不多的数量。1956年5月，又有120万名军人复员。
在朱可夫1955年2月到1957年10月担任国防部部长期间，武装力量削减了大约200万人。裁军有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许多原因。朱可夫似乎认识到：在核武器时代，由于原子弹的威慑作用，只需要很少的常规力量，特别是苏联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研发可以确保远程打击的火箭技术。（1957年，苏联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轨道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跟你在穿制服的当中发现的许多笨蛋不同，”赫鲁晓夫回忆说，“朱可夫理解我们削减军费的必要性。”[9]
与削减军队的数量相联系的，是苏联人在军控和核裁军方面的倡议。1955年5月10日，苏联呼吁联合国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军控机构，负责监督大幅削减军备和武装力量的计划，并发起以最终禁止核武器为目标的进程。[10]要是完全落实这些倡议，苏联军队的数量就会减少到150万人，这对于苏联那么大的国家来说显得太少了。朱可夫是这些倡议的坚定的拥护者，而且在应对西方对苏联裁军计划的反对意见方面显得比赫鲁晓夫更为灵活。例如，美国人要求，为了核实苏联执行裁军协议的情况，应该允许他们的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飞行。朱可夫准备对这一要求做出让步，条件是美国也要允许苏联对它进行空中监督。有人认为，朱可夫这样做完全是一种策略——他希望得到比美国人能够得到的更多的情报。这种理解低估了朱可夫赋予核裁军的重要意义，低估了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准备付出的努力的程度。当朱可夫警告说核战争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时，那可是他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亲眼见过那种巨大的破坏力。
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与苏联为控制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而付出的努力有点儿背道而驰的是，莫斯科决定成立华沙条约组织。这是苏联人针对西德的重新武装以及西德政府在1955年5月加入北约所做出的回应。这一结果在几年前就露出了端倪，当时苏联人还为此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签订一个保护所有欧洲国家的泛欧洲集体安全条约，使西德没有必要重新武装——因为西德那样做就是要对付想象中的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尽管苏联人对欧洲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野心——就长远而言，他们希望共产主义传遍整个欧洲大陆——但在军事上，他们没有任何图谋，实际上还认为自己受到北约和美国的威胁。
在倡导欧洲集体安全的运动失败之后，苏联人决定成立华沙条约组织，而它起初与其说是类似于北约那样的军事组织，不如说是对所有国家开放的、非侵略性的集体安全组织。[11]1955年5月，苏联人与其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友在华沙签署了一个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而起草条约各项条款的，正是朱可夫和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朱可夫之所以会参与条约的起草工作，是因为苏共主席团做出的决定：成立一个由各签约国组成的联合军事指挥机构，就和在北约保护伞下存在的那个相类似。1955年4月，朱可夫和莫洛托夫向苏联领导层建议，成立华约的军事组织，它含有85个师，其中苏联出32个师。[12]但是，华约要发展成北约那样的羽翼丰满的军事同盟还要假以时日。
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分裂在不断加深，尽管如此，1955年7月在日内瓦还是举行了自1945年波茨坦会议以来的首次大国峰会。参加此次峰会的是法、英、美、苏领导人。率领苏联代表团的是以总理身份参会的布尔加宁，一同前往的还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赫鲁晓夫后来声称，之所以特意让朱可夫加入代表团，是考虑到他之前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关系。但是，由于峰会的主题与欧洲的安全问题有关，也有可能不管怎样他都是会参加的。
日内瓦之行是赫鲁晓夫首次来到共产主义集团以外的地方，所以他急切地想在世界舞台上产生点儿影响。但事与愿违，媒体都在翘首期盼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的重逢。1955年5月，朱可夫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而它的说明文字则充满了溢美之词。按照《时代》杂志的说法：“朱可夫是苏联最近于大众英雄的人物；赢得胜利的红军是苏联唯一受人尊敬的公共组织……在斯大林死后的权力乱局中，朱可夫和红军让苏联政权有了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稳定的外观。”文章的读者还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朱可夫凭一己之力，运筹帷幄，使苏联战胜了德国。文章中提到的传说之一，是说他有一次为了证明用唾沫可以上光，亲自为自己的一名士兵擦过靴子。还有一个是说，朱可夫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的家人，在最后关头得救了，没有被德国人活活烧死在家中。至于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该杂志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两位老兵的友谊能够成为美苏紧张关系真正缓和的基础吗？”[13]
在日内瓦峰会的几周之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碰到过朱可夫。波伦向华盛顿报告说，朱可夫特别谈到了改善苏美关系的必要性，并表示希望在四国峰会上苏联能够与美国等国举行双边会谈。朱可夫强烈主张裁军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波伦：
他说军备竞赛是毫无意义的、危险的，原子武器的发展使任何新的战争都会造成难以置信的破坏。他说他对原子武器的效果做了专门的研究；在他5月8日战争结束纪念日这一天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本来有几段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原子武器的破坏力做了生动的描述。但“编辑们”觉得那样有可能“吓着”人民，所以删掉比较明智。
后来，布尔加宁和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也加入了波伦与朱可夫的谈话。布尔加宁打趣说，有人讲朱可夫是“亲美派”。当波伦回应说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人所皆知，这表明军人之间的友谊要比外交官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为牢固时，“米高扬和朱可夫两人都看着布尔加宁哈哈大笑”。[14]波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朱可夫的时候，说他“看上去就像军人——敦实、壮硕，像俄罗斯橡树，微微红润的面色，清澈的蓝眼睛。尽管笑容可掬，却非常矜持，尤其是对外国人……他传递了一种对美国容忍甚至尊重的态度，因此，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情意在我看来是真挚的”。[15]
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
在日内瓦，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有过两次正式交谈，担任记录的分别是艾森豪威尔的翻译波伦和朱可夫的翻译、外交部官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16]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道，朱可夫在峰会上表现非常得体，也很有手腕；他在承认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主导地位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峰会的各项活动。朱可夫给人的印象根本就不像是那个传说中的严厉的指挥官：“看来他能够适应不同的场合。”[17]
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的首次交谈是7月20日在总统别墅的午餐期间进行的。朱可夫回忆了美苏战时的良好关系以及自己与艾森豪威尔为“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所做的共同努力，并特意指出希特勒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企图分裂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但没有得逞。可惜，战后的“各种黑暗势力”在破坏这种同盟方面得逞了，它们把苏联说成是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正在策划进攻他国。朱可夫以军人的名誉保证，事实并非如此。他还说，自己到日内瓦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会会总统，为改善苏美关系助一臂之力。当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冷战的发展是苏联侵略行径的结果时，不想卷入争论的朱可夫说，双方都犯了一些错误，所以最好是向前看而不是老想着过去。
在政治方面，朱可夫主要谈了裁军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推动两大冷战集团之间的和解。当艾森豪威尔提出为了确保军控及裁军协议的遵守而要建立一种监督体制的时候，朱可夫没有反对。两人还讨论了中国问题，朱可夫竭力劝说艾森豪威尔承认共产党中国并允许它加入联合国。至于德国，朱可夫重申了苏联的方针，即两个德国可以在为欧洲所有国家提供保护的泛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背景下重新统一。
撇开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分歧不谈，两人之间的这次交谈的基调是轻松的、希望和解的。在接下来7月23日的会晤中，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再次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尽管谈的主要是峰会在程序上的争执：首先要讨论和解决的是哪个议题，是德国的统一还是欧洲的集体安全。美国人想要首先解决德国问题，而苏联人则说，统一问题应该放到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之后，这样可以让他们放心，一个统一起来的德国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当艾森豪威尔请朱可夫帮忙解决这一争议时，后者回答说，在峰会结束之前，应当继续努力以便达成妥协。在这次会晤的最后，朱可夫表示，希望能去美国看看总统的孙子孙女，而艾森豪威尔也能来莫斯科看看他的孩子。
虽然自己和朱可夫的关系不错，但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战时的交往中，他曾经是个独立而自信的男人。虽然他显而易见信奉共产主义学说，但要是碰到运作上的难题，总会乐呵呵地跟我见面，一起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在日内瓦——那已是若干年之后了——他显得闷闷不乐，忧心忡忡……他说话像是在背书，背那些灌输给他的、直到他能背得一字不差的东西。他没有了生气，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说爱笑。我的老朋友是在执行他上级的命令。除了悲伤之外，从这次私下的聊天中，我一无所获。[18]
据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说，和艾森豪威尔一样，朱可夫也很失望。他还说总统“默不作声，说出来的也只是些老生常谈。看得出，朱可夫有点儿沮丧。在我们回去的路上，他表示苏联必须要‘提高警惕’”。[19]
任何“在此之后必是因此之故”式的追忆，都无法从两人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交谈记录中得到证实。实际上，两人都已进入政坛，所以对对方不再是自己十年前在柏林认识的那个老兵都很失望。就像朱可夫在离开总统下榻的别墅时对特罗扬诺夫斯基说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跟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是同一个人”。[20]
几年后，特罗扬诺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一个电影院里碰到朱可夫，当时放映的是大卫·利恩（David Lean）战俘题材的经典之作——《桂河大桥》。亚力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主演的英国军官为了保持自己手下的士气，就跟日本人合作建造大桥。当特罗扬诺夫斯基问朱可夫对影片的看法时，后者回答道，它“对我来说太消极了。我宁可看《纳瓦隆大炮》那种片子，有激烈的战斗场面。我是个军人，做的事跟你们的不一样”。[21]事实上，朱可夫在1955年对于自己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新角色扮演得很好。因为在战后失势过，他也变得沉稳、谦和了些，这些品质在他再度被放逐的时候对他帮助不小。
日内瓦峰会产生的唯一实际的结果是，就进一步举行四国外长会议达成了一致。第一项议程将是德国问题与欧洲安全，这样就避开了困扰着峰会的程序性争执。当1955年10月外长们聚头的时候，会议起初很顺利，所有人都同意有必要在欧洲建立共同安全体系。但是，西方在泛欧洲安全问题上开出的价码是德国的重新统一，而那就意味着共产党会失去对东德的控制。莫洛托夫想沿着这些路线继续谈判但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了，后者采取了一条更为强硬的路线。结果，外长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德国问题上的小冲突，属于两人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为了与共产党执政的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而开始的持续争斗的一部分。赫鲁晓夫想要结束从1948年开始在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元帅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裂状态。在把铁托逐出共产主义阵营的运动中，作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曾经冲在了最前面，他不愿意收回或放弃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对那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做出的严厉批评。朱可夫也卷入了这场争端。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十周年的当天，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战争期间铁托在游击运动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并表示希望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在1955年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表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他说：“红军是托洛茨基创建的，但我们并不以他为荣。”他还说朱可夫的文章是“反列宁主义的”，但后来又收回了这句话，说他是一时头脑发热说的。[22]最后，莫洛托夫输了，与铁托的共产党人的交往又恢复了。在7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莫洛托夫因为其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而受到严厉的批评。朱可夫出席了会议但没有发言，因而避免了直接卷入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层两大巨头之间的争斗。[23]
苏共二十大
到1955年年底时，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斗争的焦点已转移到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的筹备工作上。赫鲁晓夫打算在大会上对斯大林提出广泛的批评，莫洛托夫不同意，理由是不能只看到独裁者的过错，也要承认他的功劳。他还指出，不久前，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大家都还把斯大林捧上了天。莫洛托夫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支持，特别是心怀不满的马林科夫和拉扎·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后者也曾是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但是，主席团中的大多数人听命于赫鲁晓夫，所以他的“秘密报告”——按照后来的说法——还是照原计划进行了。
1956年2月25日，在一次只允许大会代表参加的秘密的闭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谴责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著名讲话。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执政时期恐怖统治的讲话震惊了全场。恐怖统治最为酷烈的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时有大批的党和国家的官员遭到镇压。受害者当中也包括苏联军官团的成员。赫鲁晓夫报告说，自1954年以来，有7500多名在大清洗中遭到迫害的军人得到平反——许多都是在死后。赫鲁晓夫还指责了斯大林对于战争的领导。国家当时没有为战争做好适当的准备，斯大林对有关德国人即将发动战争的种种警报置若罔闻。赫鲁晓夫声称，战争爆发的时候，斯大林的精神崩溃了，只是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其他人的请求下才又回来工作。斯大林恢复镇定之后，继续对军事事务横加干预。只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苏联才得救了，没有遭受比红军在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灾难。赫鲁晓夫还特意把自己说成是朱可夫的挚友，并说自己在后者受到斯大林的攻击时替他说过话。战后，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企图夸大他自己在赢得胜利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就竭力贬低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自己的将领们的作用。“不是斯大林，”赫鲁晓夫最后说，“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那些杰出的领导者和英勇的士兵，整个苏维埃国家，才是卫国战争胜利的保证（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24]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正式刊发，但它在苏联各地的党委会议上都宣读了，结果引发很多困惑和争论。
在赫鲁晓夫戏剧性地插了这么一手的前一周，朱可夫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就军事事务做了一次较为平淡的报告。这对于朱可夫个人而言是个重大的时刻，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代会上讲话，而且这也是个机会，可以全面阐明苏联在新的核时代的国防政策。朱可夫告诉代表们，未来的战争会与过去的战争大不一样。它的特点是广泛使用飞机和火箭来投放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不但是指原子弹，还有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这种新的战争形式要求把资源转移到空中力量和防空方面。同时，常规的陆海空力量仍然必不可少，因为只有它们可以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朱可夫也没有忽视人的因素：“军事装备，哪怕是最有效的军事装备，不可能自动决定一场战役或一次行动，也不可能自动获得胜利。在未来的战争中，决定武装斗争结局的将会是那些彻底掌控了自己的军事装备的人，他们相信战争的正当性，他们在内心深处忠于自己的政府，并时刻准备着保卫自己的人民。”[25]朱可夫结束讲话的方式就跟他在开始时一样——呼吁武装力量永远忠于苏维埃祖国。
在这次大会上，朱可夫当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即没有投票权），这让他进入了苏联政治决策的最高层。朱可夫立即和赫鲁晓夫结盟并批判斯大林。他在大会过后不久起草了一份发言稿，讲的是个人崇拜对军事事务的影响。发言稿本来是打算在1956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派上用场的，但由于某种原因，朱可夫没用得上它，这可能是因为苏共领导层已经决定把对斯大林的谴责缓一缓。
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样，朱可夫为中央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对斯大林的批评有：战前对红军的清洗，对1941年6月22日的溃败负有的责任，以及战争头几年的指挥失误。但是，朱可夫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批评，包括1941年7月对巴甫洛夫将军及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成员的不公正的处决。朱可夫还将此事与从总体上维护红军的荣誉、否认斯大林说它战争期间动辄后退的指控联系起来。朱可夫提到了红军在战争头几年蒙受的巨大伤亡，认为红军“可敬而英勇地尽到了自己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军事义务”。他还提到战后对待幸存的苏联战俘的方式问题。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被俘并不是自己的错。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在战后受到压制，而且现在仍然受到党政机关的不公正对待。“对于那些当过战俘的人，必须停止道德上的非难，必须撤销对他们的非法的处罚并消除对他们的保留态度。”[26]
强烈要求减少战俘的痛苦，这一呼声已经发出去有一段时间了。1955年9月，政府批准对那些被认为是自愿被俘的前战俘实行大赦。1956年4月成立了一个由朱可夫领导的委员会，负责调查前战俘的情况，包括是否允许他们重新入党。朱可夫的委员会在6月提交了报告，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结束对前战俘的歧视：对被俘那段时间要有报偿，要给他们及其家人发放津贴，要轰轰烈烈地宣传和表扬战俘们为战时的斗争所做的英勇贡献。1956年9月，政府颁布命令，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一年前颁布的大赦令。[27]
对朱可夫而言，巴甫洛夫和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问题比较棘手。对他们被处决一事提出批评并恢复其作为爱国者和共产党员的荣誉，这没有问题。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当中，已经有过许多这样的平反。在导致朱可夫被解除职务的1946年的“飞行员事件”中受到牵连的人，早在1953年6月就平反了。1941年10月被处死的红军空军指挥官的平反，是在1954年7月。1937年以阴谋反对斯大林的莫须有罪名被枪毙的图哈切夫斯基等将军和元帅，也在1957年1月平反了。巴甫洛夫的情况的困难在于，1941年6月降临到西方方面军头上的灾难是无可否认的。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办法是，由总参谋部对西方方面军领导层指挥失误的情况进行调查。1956年11月结束的总参谋部的调查结论是：巴甫洛夫缺乏统帅经验，在能力上达不到战时决策的要求，但并非怯战或有意让自己的部队束手就擒。[28]这样的裁决正合朱可夫的心意，因为它在部分免除巴甫洛夫责任的同时，也使公众注意的焦点仍然集中在他的过错上，而不是集中在下达了不切实际的反攻命令并导致西方方面军毁灭的总参谋部的过错上。1957年7月，苏共为巴甫洛夫等人正式平反。
匈牙利，1956
进入主席团以后，朱可夫积极参与高层的军政决策，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在这次危机之前，先发生了波兰危机，而此次危机实际上正是由波兰危机激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消息传到波兰国内的时候，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期待：可以对共产党在二战后推行的威权主义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得到民众拥护的持不同政见者增多了，有改革倾向的共产党人也在加强鼓动，以图改组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1956年6月，在波兹南骚乱期间，数百名示威者被波兰安全部队枪杀，这让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为了应对危机，波共恢复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的领导职务。他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担任波共领导人，后因民族主义倾向太明显而遭到清洗。在哥穆尔卡提出的改革建议中，有一条是解除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部长职务，这一点让莫斯科特别警觉，因为后者被视为波兰继续与苏联结盟的保证。随着抗议和街头示威活动的升级，10月19日，赫鲁晓夫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在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科涅夫及朱可夫的陪同下，乘飞机突然飞抵华沙，目的是逼迫哥穆尔卡保留罗科索夫斯基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坚持要求波兰政治改革的步子不要迈得太大。为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苏联人还以武力相要挟。哥穆尔卡拒绝屈服，然而，他设法让苏联代表团相信：共产党在波兰的统治地位以及波兰与苏联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的同盟关系都不会受到威胁。[29]但是，苏联人没能救得了罗科索夫斯基，他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并于1956年11月返回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已然酿成，而且它也是受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影响。10月23日，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人群试图冲击布达佩斯最重要的广播电台，匈牙利安全部队向他们开了火，从而引发了整座城市的武装暴动。匈牙利共产党政府请求苏军出手相助，镇压叛乱。当晚，朱可夫向主席团报告，布达佩斯有10万人举行示威活动并烧毁了广播电台。会议一致认为应该出动军队，恢复秩序。朱可夫表示同意：“这跟波兰不同。必须动用部队……宣布戒严，并开始实行宵禁。”[30]
自战争结束以来，匈牙利境内一直驻有苏联军队。即使是在1947年与匈牙利签订了和约之后，他们也还在那里，表面上是要保护奥地利东部的苏军补给线，因为奥地利跟德国一样，战后也被分成了几个军事占领区。1955年5月，根据《奥地利国家条约》，苏联与西方结束了对奥地利的占领。此时，《华沙条约》已经签订，这让苏联又有了借口，以继续在匈牙利驻军。那些之前驻扎在奥地利的部队现在被改编成一个特别军。据布达佩斯的苏军指挥官E.I.马拉申科（E.I.Malashenko）上校说，成立特别军是朱可夫的主意，这是受其1939年经验的启发，当时他在哈拉哈河就指挥过一个类似的集团。[31]
匈牙利危机爆发的时候，苏联人在匈牙利境内或靠近匈牙利的地方有5个师的驻军。10月24日，他们动员了大约3万人和1000辆坦克，占据了布达佩斯的战略要地，并关闭了奥匈边境。这一行动的应急预案是在1956年7月制订的，所以苏联人相对来说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自己的战术目标。[32]然而，苏联人的武力干涉进一步激怒了武装暴动的参与者，于是，与波兰的情况相似，苏联撤军也成了达成政治妥协的条件之一。当苏共主席团在10月26日就此事进行讨论的时候，朱可夫反对撤军，并称之为“投降”。他力主投入更多的部队并继续采取“坚定的立场”。[33]
在共产党改革派纳吉·伊姆雷（Imre Nagy）领导的新政府上台之后，布达佩斯的形势稳定了下来。纳吉就如同匈牙利的哥穆尔卡，他让能使反叛者和苏联人双方都满意的政治妥协似乎有了可能。在10月2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朱可夫在发言中赞成有限撤军，认为有必要支持纳吉政府。[34]同一天还达成了停火协议，苏联军队开始撤到布达佩斯城外的兵营。第二天，朱可夫在答记者问时说：“在匈牙利，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个我们对它抱有信心的政府已经成立了。”[35]在10月3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人们仍然抱着和解的态度，并一致同意就苏联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单是匈牙利——逐步形成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发表声明。朱可夫说，声明要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并“呼吁结束流血事件”。[36]但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0月31日，莫斯科的态度又强硬起来，朱可夫奉命制订计划，准备进一步实行武力干涉。
苏联人变卦是因为形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而且彼此不相干的新变化。首先，有迹象表明，纳吉正准备让匈牙利退出华约，并宣布该国中立（他在11月1日时这样做了）。其次，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10月29日向埃及发动进攻，目的是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埃及是苏联的盟友，而且正如赫鲁晓夫于10月31日告诉主席团的那样：“要是我们丢下匈牙利不管，那就助长了美、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他们会看出我们的软弱并继续进攻……先是埃及，接着就是匈牙利。”[37]在接下来11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是否要再次进行武力干涉的问题。朱可夫仍然坚信，决定性的行动是必要的：“清除所有的腐败分子。解除反革命武装。一切都必须恢复秩序。”[38]
苏联在1956年11月4日的武装干涉是决定性的，同时也是伤亡惨重的。此次行动的代号为“旋风”，由科涅夫指挥，并从邻近的喀尔巴阡军区、罗马尼亚及敖德萨军区抽调了兵力，以增援匈牙利境内的部队。为了镇压布达佩斯及其他城市的叛乱，苏军总共有17个师参加了这次由坦克、步兵和空军发动的联合行动。在布达佩斯的战斗尤为激烈，那里的反叛者使用路障、轻武器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瓶”进行还击。苏军的伤亡达到2000多人，其中有近700人死亡。平民和反叛者的伤亡达到25000人（死亡5000人）。另有20万匈牙利人不顾苏联人对边境的封锁，设法逃到了奥地利。
朱可夫定时向主席团提供布达佩斯行动的进展报告。[39]没过几天，秩序就恢复了，一个由苏联人支持的、以卡达尔·亚诺什（Janos Kadar）为首的新政府上台了。暴动过后，数千名匈牙利人被捕，数百人被处死，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纳吉·伊姆雷。对于残酷镇压匈牙利民众的起义，朱可夫没有显出自己有任何的怀疑。对他和所有苏联领导人来说，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威胁的不单单是在匈牙利。他们担心民众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多米诺效应会破坏整个东欧集团的稳定，从而威胁到苏德之间的缓冲区——那可是苏联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住的缓冲区。
由于在匈牙利危机中朱可夫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在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在1956年12月六十岁生日那天，他得到了自己的第四枚“列宁勋章”，他的照片登上了苏联报纸的头版，而且还配有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生日贺词。[40]
1957年1～2月，继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1955年11～12月的访问之后，朱可夫也高调出访印度和缅甸，目的是加强苏联与这两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之间的联系。此次访问非常成功，朱可夫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看到他在印度骑在大象身上的照片，人们可能会觉得好奇：他当时是不是想到了汉尼拔及其在坎尼对罗马人取得的著名胜利，因为它常常被拿来与哈拉哈河之战相比。当朱可夫回国的时候，苏联人发行了一部彩色新闻片，名为《苏联元帅G.K.朱可夫对印度和缅甸的友好访问》。[41]朱可夫在印度期间还于1957年2月5日在军事参谋学院发表了演讲，谈到了核战争：
万一在不同的大国同盟之间爆发战争，会不会使用核武器和热核武器呢？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在把这些武器引入武装力量方面已经走得太远，它们对组织、战术和军事战略思想都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我们认为，只要在各国的武库中拥有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它们对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就不容小觑。在我们战后对武装力量的建设中，我们的出发点是，要想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依靠由所有武器和兵种组成的联合力量，以及在战争中对它们的协同使用。[42]
1957年3月，朱可夫访问东柏林并与东德政府签订了防务协议。当时，他对驻东德的苏军高级指挥官也发表了讲话。驻德苏军的任务是，在北约发动进攻的时候，迟滞西方军队的推进，为第二梯队华约军队的前移赢得时间。但朱可夫讲得很清楚，他不一定要等到北约先动手。一旦形势明朗，北约准备发动进攻，那苏联人就会先发制人，在两天内打到英吉利海峡。换句话说，苏联人打算先发制人，而且这种策略他们在1941年夏天等待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时候也曾考虑过，但未能实施。关于这次讲话，苏联人故意编造并散布的说法是，朱可夫说，苏联的策略是反攻而不是先发制人，而且一旦爆发战争，会使用核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43]苏联人这样做，既是想诱使北约对苏联的意图做出误判，也是想以核武器的迎头痛击相威胁，使西方不敢发动进攻。
1957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有200多名苏联陆海空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先发制人的主张再次被提了出来。朱可夫在自己的发言中集中谈了战争的起始阶段，并检讨了武装力量在1941年6月准备不足的教训。他特别谈到了研究敌方计划和意图的重要性：
我们的敌人的基本设想是，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在对指挥控制系统发动突袭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的兵力和手段。因此，有必要把国家的防空，尤其是雷达和反导防空，提升到一个高的水平并始终保持这个水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武装力量都必须做好从陆上、空中和海上发动进攻的准备，要打消敌人发动扰乱性打击的企图。有人说——例如巴格拉米扬——我们的战略构想必须以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突然打击为中心，以便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对这件事，我们不能公开谈论。
这番话是不是向与会者暗示，对于构想中的先发制人的战略，他们不要议论？或者它是在警告，这样的议论只会刺激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很难说，朱可夫很有可能这两种想法都有。[44]朱可夫在向苏共领导层汇报此次会议的情况时，主要讲了对战争最初阶段的讨论，没提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问题。会议很成功，他说，但它也暴露出军事思想仍然未能赶上当代军事技术发展的问题。[45]
朱可夫拯救赫鲁晓夫
波匈危机期间，随着其他成员开始主张其独立的权利，赫鲁晓夫对主席团的统治力开始下降。这种向更加注重集体领导的工作作风回归的主要受益者是莫洛托夫。他在1956年6月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外交部部长职务，但仍然是主席团成员，并在1956年11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部部长，负责确保政令的实施。他利用这个新的岗位，在国内外一系列议题上挑战赫鲁晓夫的权威。莫洛托夫得到了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的支持，三人构成了主席团内部不断壮大的反赫鲁晓夫势力的核心。在这些纷争中，朱可夫始终是赫鲁晓夫的坚定的支持者。就像他后来回忆的：“从个人来讲，我当时觉得赫鲁晓夫的路线要比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更正确。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死抱着旧的教条，不想按照时代的精神做出改变。”[46]
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发表讲话之后，他与莫洛托夫的权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当时他许诺，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让肉类、黄油和牛奶的产量超过美国。赫鲁晓夫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就宣布这个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这样的决策风格显示出一种企图侵夺主席团权力和权利的危险。总而言之，由于出现了一位新的发号施令的人，后斯大林时代的集体领导制正在被颠覆。在主席团成员中，大多数人，包括布尔加宁和曾短暂接替莫洛托夫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y Shepilov，他在1957年2月又被葛罗米柯取代），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在主席团大多数正式成员（有投票权）的支持下，莫洛托夫集团企图对赫鲁晓夫发动政变。
6月18日，阴谋者们把赫鲁晓夫骗去开会。本来说是部长会议的，突然变成了主席团临时会议。不过，赫鲁晓夫也不是没有支持者，他设法回避了让他立即辞去党的领导人职务的要求。朱可夫和米高扬是他最有力的后盾。实际上，在会议之前，朱可夫就拒绝了马林科夫让他参与这起阴谋的企图。据朱可夫说，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不知所措、垂头丧气，只是由于他的支持才扭转了局面。“格奥尔吉，你挽救了局势，”朱可夫回忆说赫鲁晓夫这样对他讲，“只有你可以做到。我永远不会忘记。”[47]在朱可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安排中央委员们乘军用运输机飞抵莫斯科，并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经过连续三天的主席团会议，被其对手称为“反党集团”的莫洛托夫集团，被迫同意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问题。[48]
在苏共二十大上选举产生的200位左右的中央委员，绝大多数支持赫鲁晓夫。在6月22～29日的全会上，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成员发现自己成了人数极少的少数派，而朱可夫则是向莫洛托夫及其同谋发难的急先锋。全会上首先发言的是赫鲁晓夫手下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而第二个就是朱可夫。他揪住反党集团对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应当负有责任的问题，对其进行猛烈抨击。朱可夫向全会揭露说，从1937年2月27日至1938年11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亲自批准处决了38679名政治犯。仅在1938年11月12日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批准处死了3167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过那些人的名单，”朱可夫说。在披露了有关处决的更多细节之后，朱可夫最后说：“我认为有必要在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并要求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就他们滥用权力一事做出解释。”尽管有朱可夫的介入，但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并没有成为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因为它牵扯到太多有关赫鲁晓夫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朱可夫在全会上没有再发言，但他确实多次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打断反党集团成员的讲话并质问他们。“谈谈对罪行和杀人的责任，”他要求卡冈诺维奇，“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让朱可夫特别高兴的似乎是布尔加宁的窘况，因为后者曾在主席团会议上支持反党集团而此刻却在为自己的行为百般辩解。在布尔加宁发言的过程中，朱可夫开始质问他并对他说，如果想做个诚实的人，就不要“歪曲事实”。在宣读全会文字记录稿的时候，朱可夫显出了一副得意的样子。[49]
全会的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撤销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政府职务，并将其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莫洛托夫随后被流放，出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而马林科夫则被派到哈萨克斯坦管理电厂，卡冈诺维奇也成了乌拉尔地区一家钾碱厂的管理人员。布尔加宁在受到严厉批评之后逃过一劫，但赫鲁晓夫很快就取代了他的总理职务。毫无疑问，此次全会赫鲁晓夫大获全胜，但朱可夫才是这次演出中的真正的明星。他得到的奖赏是成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
在与反党集团斗争的同时，朱可夫个人生活中的另一出戏也开演了。年过六旬的朱可夫再次做了父亲。6月19日，加琳娜生下了他们的女儿玛丽亚。朱可夫十分高兴。他写信给加琳娜，对新生儿嘘长问短，并答应尽快去看她们，只是他卷入了一场“残酷的战斗”，有四天没怎么睡了。但加琳娜写信给朱可夫说，玛丽亚得了黄疸病，精神萎靡，自己和医生们都担心她不能活下来。忧心如焚的朱可夫在6月26日写信给加琳娜：“从你的来信得知我们女儿的健康状况之后，我彻夜未眠。怎么会这样呢？我非常担心她……我要你坚强起来，不要向命运低头……软弱在斗争中永远不会赢得胜利。”[50]幸运的是，玛丽亚康复并活了下来。
全会过后，批判反党集团运动的范围扩大了。报刊上刊登了经过删节的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苏共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声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7月2日，朱可夫向国防部党组成员发表讲话，与会者有安东诺夫、巴格拉米扬、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梅列茨科夫、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其他元帅和将军。朱可夫重复了他在全会上说过的内容，强调反党集团在斯大林时代历次大镇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次他特别提到了布尔加宁在事件中“不光彩的”角色。据朱可夫说，这起阴谋的一部分，是要把克格勃的控制权交给布尔加宁。布尔加宁本来在主席团会议上是附和这起阴谋的，但在全会上当他看到风向不对的时候，就转而反对反党集团了。[51]
7月中旬，朱可夫在列宁格勒参加海军节庆祝活动的时候，再次谴责了阴谋分子。7月15日，他发表了一次被广为报道的讲话，批评反党集团反对赫鲁晓夫做出的要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的承诺，批评反党集团抵制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分权化。但是，朱可夫对反党集团的批判，主要还是针对他们反对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52]在列宁格勒之行中，陪同朱可夫的是“朱可夫夫人”——这表明，尽管和加琳娜事已至此，但他与亚历山德拉的婚姻还没有结束。
赫鲁晓夫分子的攻击
1957年10月，朱可夫在一大群高级军官的陪同下访问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想要复制自己之前访问印度和缅甸时的轰动与成功。他们没有乘飞机，而是别具一格，乘着苏联的现代化巡洋舰“古比雪夫号”于10月5日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前往贝尔格莱德。这是朱可夫的第一次海上之旅，而且他似乎很享受这次航行，尽管他此时与海军的关系并不太好。除了不同军种之间多年来存在的竞争之外，还因为赫鲁晓夫与主管海军的N.G.库兹涅佐夫（N.G.Kuznetsov）海军元帅最近为了大型水面舰队的建设计划问题发生了冲突。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的选择，主张优先发展以潜艇为基础的舰队。库兹涅佐夫因为1955年10月塞瓦斯托波尔的军舰发生爆炸并导致数百名水兵丧生而被解除职务。
在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古比雪夫号”碰到了美国第六舰队的几艘军舰（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两艘护卫舰和几艘驱逐舰）。按照惯例，美国舰只的乘员在甲板上列队并用信号向苏联国防部部长致意。朱可夫并不感到高兴，而是抗议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在这儿？他们的舰船为什么不待在自己的水域？”此次航行中比较愉快的氛围，还给了朱可夫参加船上的音乐会并演奏手风琴的机会。[53]
10月8日，“古比雪夫号”抵达南斯拉夫的扎达尔（Zadar）港，朱可夫一行在那里按照惯例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参观、会议、仪式和演讲。对朱可夫而言，最有意义的就是与铁托的“邂逅”。他是在这个南斯拉夫人的克罗地亚家乡见到他的，他们还在那里一起去打山羊。“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狩猎，”朱可夫回忆说，“我打到了四只山羊，铁托只打到了一只。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成绩很不满意。”[54]10月16日，朱可夫向莫斯科呈交了自己与铁托谈话的报告，并特别提到南斯拉夫想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舞台上一起行动。10月17日，朱可夫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Tirana），在那里进行了类似的参观，并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首脑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举行了会谈。[55]
但让朱可夫不高兴的是，国内媒体对他的出访只做了有限的报道。10月12日，他写信给赫鲁晓夫，抱怨《真理报》对于自己的出访只有简短的报道，没有发表自己以及南斯拉夫同志讲话的全文。这在南斯拉夫领导层那里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如果中央认为发表我的讲话不太合适，朱可夫在电报中说，那它或许该宣布我已经离开了南斯拉夫。主席团在10月14日回电中说，现在在国外访问的苏联代表团有两个，一个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去了中国，一个是“军事”代表团，去了南斯拉夫。假如对朱可夫的出访宣扬太多，那无论是对世界舆论还是对中国人，或许都不太好接受。朱可夫对这一解释并不满意。10月16日，他再次写信给赫鲁晓夫，给他上了上政治课：“我们是大国，是世界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物质、精神基础，我们不该——譬如为了中国而得罪小国。”[56]
可能正是这些气头上的话，促使赫鲁晓夫最终做出了决定——特别是先前跟朱可夫已经有过一次政策上的分歧。那是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朱可夫主张在空中侦察问题上对美国做出让步，以此来保证各项协议的遵守。美国人赞成的“开放天空”最初是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峰会上提出的，它意味着苏联要向美国的间谍飞机开放自己的领空，以换取进入美国领空的权利。苏联人一开始同意有限开放，但在1957年8月有关“开放天空”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协议出笼的时候，虽然朱可夫赞成，但赫鲁晓夫却表示反对了。“我不完全同意朱可夫同志的观点，”他对主席团说，“敌人的潜力更大。谁的潜力更大，谁就会对情报更感兴趣。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所有的东西。敌人不会接受的，这一点我同意朱可夫的看法。但要是它接受了怎么办呢？那就糟了。”[57]这次讨论的结果是，苏联还是坚持目前的立场，即有限制地开放天空。不过，在朱可夫被解除职务之后，赫鲁晓夫就连有限开放天空的提议也撤销了，而且还让苏联退出联合国的裁军谈判。
朱可夫第二次失势的这出戏从他还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就开场了。10月17日，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A.S.热尔托夫（A.S.Zheltov）在主席团会议上向他发难。热尔托夫在会上说，武装力量中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忽视。朱可夫说过，他要让军事委员会（即武装力量中的政治机构）从属于军事指挥员。据热尔托夫说，朱可夫把“政工人员”说成是“红胡子”，如果给他们刀子，就会杀了所有的指挥员。热尔托夫指责说，朱可夫对他抱有敌意，如果没有得到批准，就不让自己下部队。“为什么？就因为我据说反对过任命他为国防部部长。因为我看不惯他的自命不凡。”热尔托夫的指控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授意，他是不敢这样批评朱可夫的。参加主席团会议的有科涅夫及地面部队总司令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元帅。他们为军队政治工作的状况（虽然不是为朱可夫本人）做了辩解，但他们对热尔托夫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对加强武装力量中党的工作问题进行检查。两天后，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报告，并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它特别规定，军事委员会要负责武装力量的所有重大决策。同时还决定，召开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地区武装力量中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10月22和23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两次这样的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他并没怎么指名道姓地批评朱可夫，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朱可夫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赫鲁晓夫的指责有一条跟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纪录片有关。该片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说成是1942年11月反攻的主要设计师，而这项功劳本来是应该归于他自己和叶廖缅科的。两天后，文化部部长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详细描述了朱可夫对影片编辑工作的干涉，认为影片内容“宣扬了对朱可夫同志的个人崇拜”。[58]
在23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讲得比较露骨一点。他向自己的听众指出，他已经解除了什捷缅科将军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职务，因为他和朱可夫未经党的领导批准，就成立了一个学校，专门训练从事军事破坏活动的特工人员。赫鲁晓夫提醒在场的人，什捷缅科先前就曾因和贝利亚有联系而被解除了副总参谋长职务，并调去担任西伯利亚军区的参谋长。但朱可夫在成了国防部部长之后，又让什捷缅科回到莫斯科负责军事情报机构。[59]赫鲁晓夫想说的是，在什捷缅科的任用问题上，在擅自批准成立特工学校的问题上，朱可夫的判断力很差劲。
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身在阿尔巴尼亚的朱可夫可能听到也可能没有听到风声。他在10月26日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得了感冒，当天晚些时候参加主席团会议时状态不太好。不过，他还是为自己的立场做了有力的辩护，否认自己想把武装力量和党分裂开来，并要求成立委员会来调查那些指控。他承认存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但否认自己对荣誉有什么个人企图。在讨论中，赫鲁晓夫提到朱可夫心甘情愿接受美国人的“开放天空”政策，并建议解除朱可夫的国防部部长职务。这一决定被一致通过，同时一致通过的还有由马利诺夫斯基接替他的职务的决定。[60]
主席团会议后，朱可夫打电话给赫鲁晓夫，问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说，在很快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一切就都会明白的。朱可夫答道：“我想我们之前的友好关系让我有权利直接问你，你为什么对我变得不友好了。”赫鲁晓夫回答说：“不要那么激动，我们还是会给你安排工作的。”[61]
1957年10月28和29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解除朱可夫职务并对其进行谴责的决定。苏斯洛夫再次成为赫鲁晓夫的首席打手，但他也得到了许多将军和元帅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人要向党的领袖表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与朱可夫的宿怨。对朱可夫的指控包括：企图让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太自以为是，把卫国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自己。苏斯洛夫在批评朱可夫的时候还加油添醋，说朱可夫有揽权的倾向。苏斯洛夫的指控得到了热尔托夫的支持。接着，朱可夫得到了答辩的机会。自然，他重申了自己对于党的忠诚，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削弱党在军队中的权威的想法，相反，利用军事指挥员——他们大多既是军官又是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加强党在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正是他的政策。朱可夫在发言时受到了赫鲁晓夫的质问，就像他自己在六月全会上对待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成员一样。
朱可夫的同僚也提出了一大堆指控。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在发言中声称，朱可夫没有经过商量，就把总参谋部的一份说苏联永远不会发动战争的文件，改成有可能率先发动进攻。铁木辛哥元帅重复了苏斯洛夫有关朱可夫贪恋权力的看法，并说他总以为自己一贯正确。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一样，声称在1946年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指责时为他说过话，但他现在要批评朱可夫的个人崇拜。曾经和赫鲁晓夫一起在斯大林格勒共过事的叶廖缅科喋喋不休，说朱可夫不诚实，把组织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功劳据为己有。另一位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将领崔可夫指责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被对朱可夫的个人崇拜取代了。罗科索夫斯基着重说了朱可夫的粗暴和不尊重自己的同事，并拿自己在莫斯科战役期间与朱可夫发生过争执为例。朱可夫不“只是在战争期间表现粗鲁”，罗科索夫斯基说，“他的指挥方式实在令人反感；我们听到的除了不停地咒骂和扬言要枪毙人之外，什么也没有。”马利诺夫斯基也特别指出了朱可夫的粗鲁，说自己从来没听他讲话不带脏字的。华西列夫斯基因病缺席了此次全会。他要是去了，会不会和别人一样指责朱可夫，这很难说。估计他肯定会那样做，他们两人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朱可夫第二次平反前一直比较淡。
全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朱可夫再次发言，感谢中央委员们的批评，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在一点上，他的立场又非常坚定。有人说这不是他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交代自己的错误时改变主意了，1946年的时候他就拒绝承认自己的领导方式有错。朱可夫的机敏之处在于，虽然他接受了现在对自己的那些批评，但他没有，而且也不会去承认自己在1946年就错了。
全会上最后发言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典型的长篇大论式的讲话中，他把对朱可夫的指责的范围扩大到他的战绩，特别是与1941年的基辅失守、1942年的哈尔科夫惨败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的战绩。赫鲁晓夫还指责朱可夫不懂得现代的军事技术。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了主席团的决定，解除朱可夫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取消其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资格。[62]党籍算是保住了，但几周之内他就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
全会过后，在武装力量和苏共内部，以及在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都开展了批判朱可夫的运动。在10月31日的莫斯科党员会议上，莫斯卡连科元帅指责朱可夫“虚荣、以自我为中心、极端傲慢和自我陶醉”，而马利诺夫斯基则猛烈抨击他的“固执己见、专制独裁、野心勃勃、自命不凡”。也许最不厚道的要属他的老朋友巴格拉米扬的批评了，据说他说朱可夫“就是个病人，骨子里就自我膨胀”。[63]
10月27日的《真理报》最后一版，在全会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向世人公布了马利诺夫斯基接替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消息。[64]11月3日，苏联报刊刊登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论改善我国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问题》——并披露说朱可夫之所以被解除职务，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政策削弱了武装力量中的党的工作。决议批评了对朱可夫的个人崇拜以及这种个人崇拜对卫国战争“真实历史”的歪曲。决议还提到朱可夫在对外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大概是影射在与美国的裁军谈判问题上他和赫鲁晓夫有过争执。《真理报》当天还发表了科涅夫的长文，批评朱可夫的战绩。科涅夫表示，德国人在1941年6月发动进攻的时候，朱可夫是总参谋长，理应对随后发生的溃败负责。科涅夫还批评朱可夫不该把斯大林格勒大反攻和强攻柏林之类的行动的功劳无端地据为己有。据科涅夫说，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斯大林、大本营和朱可夫的功劳，不如说是（像他自己那样的）各个方面军指挥官的功劳。而且，科涅夫指出，虽然朱可夫喜欢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朱可夫的目的不是批评个人崇拜本身，而是要加强对他自己的崇拜。[65]几个月之后，朱可夫在街上碰巧遇到了科涅夫。朱可夫不想跟他说什么，但科涅夫主动请他搭自己的车，说他并没有忘记他们以前的友情。朱可夫拒绝了，他提醒科涅夫不要忘记自己在全会上的表现，那会儿他可一点都不像个朋友。[66]
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部长之后，虽然对他逐渐产生了个人崇拜，但那并非其有意为之。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人们每每会把朱可夫的解职解读为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制度性冲突，解读为是他个人想要维护武装力量的独立性。实际上，这件事既简单又复杂。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朱可夫都坚决否认自己想要削弱党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后来说过：“对我个人而言，党的话永远都是法律。”[67]而且他还特意称赞了政治委员的作用，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朱可夫本人是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这一点永远都不该忘记。但是，他对党应该如何去控制和影响武装力量，确实有自己的想法。从20世纪20年代的伏龙芝改革开始，朱可夫就一直坚定地拥护一长制，也就是由一个人来指挥。朱可夫跟伏龙芝一样，认为军事决策应该由指挥官独自掌控，政治委员的作用是做好武装力量内部的宣传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的控制的，是指挥官本人要成为或者就应该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朱可夫还强烈主张，政治委员要既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又是优秀的军人。
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部长期间，为了强化一长制同时又提高武装力量中政治工作的效果，曾经有过许多举措和指示。例如，在1957年4月下达的关于党在武装力量中的组织工作的指示中，有一条是禁止利用党的会议去批评指挥官下达的命令，但其余的谈的都是加强党员在军队中的地位，同时还谈到职业军官的政治表现。[68]关于武装力量中的党的工作，朱可夫采取的许多政策都是在他就任国防部部长之前就有的。当朱可夫在1956年5月发布命令，要求通过强化一长制来改善军队的纪律状况时，他就是在要求落实1951年斯大林时代的一项政策。[69]指控朱可夫企图削弱党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有力的政治借口，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但其实这样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
朱可夫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决定把他搞掉，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因为朱可夫在思想上的独立性以及他拒绝迎合日益严重的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也担心朱可夫会像艾森豪威尔一样，想在政治上更进一步。但是，朱可夫说：“我从来没有觊觎过国家权力——我是个军人，军队就是我的事业。”[70]
朱可夫后来说他知道赫鲁晓夫要对他动手，但现在并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的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所有的迹象都表明，1957年时困扰着朱可夫的，是与1946年斯大林清洗他时同样的问题：政治上的天真再加上傲慢自大的个性。
朱可夫失势的消息传到西方后，西方社会对于此事的前因后果一时是议论纷纷。其中差不多属于当时分析得最准确的，是中情局的一份日期为1959年6月的简报。它的结论是：“朱可夫被解职的原因似乎是他按照自己的看法忠于职守，政治上不够圆滑老练，真心实意地坚持行使一名主席团正式成员和苏联部长在理论上拥有的权力。”[71]
最有先见之明的是印度驻莫斯科大使K.P.S.梅农（K.P.S.Menon）于1957年11月5日写在日记中的一段话：
斯大林去世后，在俄罗斯的天空中，没有哪颗星星比朱可夫更亮。现在想要遮住他光亮的那些企图，只能说是可鄙的。苏共也许能让朱可夫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但无法从人们的心头抹掉对他的记忆……最终，真理将取得胜利，克利娥[72]会把朱可夫安排到与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以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那样的宠儿比肩的位置……而俄罗斯人民会永远怀着一颗爱戴之心感念他。[73]
[1] 下文中，“中央主席团”统一简称为“主席团”。——译者注
[2]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vol.1（Moscow：Rosspen，2004），p.40.
[3] 参见G.Roberts，“Stalin and the Katyn Massacre，” in G.Roberts ed.，Stalin：His Times and Ours（Dublin：IAREES，2005）。
[4] 关于赫鲁晓夫，参见W.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London：Simon & Schuster，2003）。
[5]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Sphere，1971），p.144.
[6] 作者对叶拉·朱可娃的采访，莫斯科，2010年4月。
[7] “Marshal G.K.Zhukov Interviewed by William Randolph Hearst，Jr.，J.Kingsbury Smith，and Frank Conniff，February 7，1955，” New Times，no.8，1955.采访内容发表于2月13日的《真理报》。
[8] 参见M.Evangelista，“Why Keep Such an Army？”：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9，December 1997。
[9]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ment（London：André Deutsch，1974），p.15.
[10] “Proposal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on the Reduction of Armaments，Prohibition of Atomic Weapons，and Elimination of the Threat of Another War，” New Times，no.20，pp.2-6.
[11] 参见G.Roberts，A Chance for Peace？The Soviet Campaign to End the Cold War，1953-1955，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57，December 2008。
[12] “Protokol：O Sozdanii O’bedenennu Komandovaniya Vooruzhennyi Sila Gosudarst-uchastnik Dogovora o Druzhbe，Sotrudnichestve i Vzaimoi Pomoshi，”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F.6，Op.14，Pap/4，D.54，Ll.68-74.
[13] “Russia’s Marshal Zhukov，” Time，May 9，1955.
[14] 波伦1955年6月10日给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报告，见于Eisenhower Papers，Anne Whitman Files，International Series，Box 49，USSR 1953-1955，File 1，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Abilene，Kansas。
[15] 转引自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00。
[16] 波伦的这两次会谈的记录可见于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Dulles Papers，General Correspondence and Memoranda Series，Box no.3，File：Strictly Confidential U-Z（2）。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记录：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two，docs.11-12。存档的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记录的复印件可见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F.5，Op.30，D.116。这两套记录在大的细节上没有不同。会后比对记录是苏联及西方译员通行的做法。我在这里的叙述结合了两者的内容。
[17] O.Troyanovsky，Cherez Gody i Rasstoyaniya（Moscow：Vargrius，1997），p.191.
[18]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02。
[19] A.Gromyko，Memories（London：Hutchinson，1989），pp.166-167.
[20] Troyanovsky，O. Cherez Gody i Rasstoyaniya. Moscow：Vargrius，1997，pp.193-194.
[21] Troyanovsky，O. Cherez Gody i Rasstoyaniya. Moscow：Vargrius，1997，pp.193-194.
[22]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vol.1，pp.41-42；A.Fursenko and T.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New York：Norton，2006），pp.28-29.
[23] 关于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的斗争，参见G.Roberts，Molotov：Stalin’s Cold Warrior（Washington，D.C.：Potomac，2012）。
[24]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p.539.
[2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124.
[26]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148.
[27]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p.126-133；Reabilitatsiya：Kak Eto Bylo，vol.2（Moscow：Materik，2003），doc.8，part 1，doc.14，part 3.
[28] 这份文件，连同其他一些相关的文件，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29]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1956 goda（Moscow：Rosspen，1998），doc.83.在冷战国际史项目的网站中，可以查到这其中许多文件的英译本。
[30]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1956 goda（Moscow：Rosspen，1998），doc.82.
[31] E.I.Malashenko，“Osobyi Korpus v Ogne Budapesht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 l，nos.10-12，1993，no.1，1994.这是马拉申科对1956年事件的回忆。
[32] 参见同上及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two，doc.39。
[33]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doc.100.
[34]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doc.105.
[35]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13。
[36]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doc.115.
[37]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doc.125.
[38]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doc.132.
[39]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docs.159，160，166，179，180，184，188，192.这些文件存档的复印件可见于Fund 89：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on Trial，Op.45，Dd.26-40。
[40]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two，doc.44.
[41] 关于朱可夫的印度和缅甸之行，参见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417-419；以及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228-230。
[42] 转引自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Moscow：Svyatigor，2006），p.250。
[43] 参见S.A.Christensen and F.P.Jensen，“Superpower Under Pressure：The Secret Speech of Minister of Defence Zhukov in East Berlin，March 1957，” http：//www.php.isn.ethz.ch/collections/coll_zhukov/zhukov.cfm。朱可夫讲话的两个版本之间的联系也可见于该网站（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44] “Iz Vystupleniya Marshala Zhukova na Nauchnoi Konferentsii Mai 1957g.，”感谢S.A.克里斯滕森（S.A.Christensen）博士给我提供了此次讲话的复印件，其来源是捷克军事档案馆。
[4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two，doc.49.
[46] “Posle Smerti Stalina，” in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625.
[47] “Posle Smerti Stalina，” in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p.628-630.
[48] Taubman，W. 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Simon & Schuster，2003，pp.314-320.
[49] 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1957：Stenogramma Iun’skogo 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Mezhdunarodnyi Fond（Moscow：Demokratiya，1998），pp.38-39，41，67.
[50]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p.498.
[51] “Vystuplenie：Marshala Sovetskogo Souza G.K.Zhukova na Sobranii Partiinogo Aktiva Ministerstva Oborony i Moskovsogo Garnizona 2 Iulya 1957g.，” 复印件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52] “Anti-Party Bloc Fought Exposé of Stalin Cult—Zhukov，”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ol.9，no.25，1957.
[53] 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236-237；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p.77；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pp.373-375.
[54] “Posle Smerti Stalina，” p.633.
[5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art four，docs.15，18，19.
[56]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art four，docs.12-14.
[57]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vol.1，p.264.另见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p.153。
[5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art four，docs.1-6，10，15.
[59]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217.
[60]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docs.15-16.
[61] “Posle Smerti Stalina，” p.635.
[62]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5，doc.19.
[63] 这段引文出自赫鲁晓夫的传记作者美国人威廉·陶布曼，他说：“跟这样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朱可夫根本就不需要敌人。”Taubman，W. 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Simon & Schuster，2003，pp.362-363.
[64] 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45.
[65] I.S.Konev，“Sila Sovetskoi Armii i Flota—v Rukovodstve Partii，v Nerazryvnoi Svyazi s Narodom，” Pravda，November 3，1957.
[66] “Posle Smerti Stalina，” p.639.
[67]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2（Moscow：APN，1988），p.71.
[6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p.605-611.
[69]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art two，doc.29.在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将其逐出党的领导集体的十月全会上，让他受到指责最多的就是这份文件。可进一步参见T.J.Colton，“The Zhukov Affair Reconsidered，” Soviet Studies，vol.29，April 1977。
[70] “Posle Smerti Stalina，” p.632；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2，p.70.
[71] CIA Staff Study，“Party-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USSR and the Fall of Marshal Zhukov，8 June 1959，” p.42，http：//www.foia.cia.gov.感谢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让我查阅这方面的资料。
[72] Clio，希腊神话中主管历史的女神。——译者注
[73]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