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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章 1914
1914年在俄国内部愈演愈烈的政治危机中开始了。前半年，罢工潮冲击了俄国多个城市，首当其冲的是圣彼得堡。通常，这些罢工是政治性的，而且表现出许多俄国工人对政权和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憎恶。政权试图将俄罗斯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来巩固其合法性，这同沙皇的许多非俄罗斯臣民日益强烈的独立民族认同迎头相撞。很多俄国中上层人士对政府基础改革的失败气愤不已，这些改革还是彼得·斯托雷平1906年初次当政时承诺的。更糟糕的是，1905年的“十月宣言”中承诺的全面支持公民权利和自由也失败了。政权在农业改革、改善农民生活、鼓励自人口过多的农业区向人口稀薄的俄属亚洲地区移民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即便是乐观主义者也意识到，消除农民革命的威胁要花上一代人的时间。
普遍的不满并不意味着政权面临着革命的直接威胁。农村——超过五分之四的俄国人生活在那里——风平浪静，而且在几年的丰收后渐渐繁荣。即便在圣彼得堡，工人们的动乱也仅局限在小范围。这同沙皇专制在1904～1905年曾面对的统一反对战线——它由俄国社会大部分成员组成——并无相似之处。1914年的工人斗争遭到了雇主和政府团结而坚决的反对。军队则是保证政府存续的最后手段，而1914年时，军队未显露任何不忠迹象。但一种挫败感和不安情绪正笼罩在俄国政治生活上空。这个国家面临深重而互相矛盾的问题，而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上，俄国社会分歧巨大。[1]
中央政府各机构之间陷入僵局，加剧了这种挫败感。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两院之间很难达成共识。特权阶级利用这一弱点来阻止必要的改革。更糟糕的是，政府本身缺乏团结和领导者。斯托雷平是个能领导大臣会议、魅力超凡的人物。但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就不这样了，多数同僚大臣不是他选定的，他也无从摆脱他们。他最主要的敌人是战争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和农业大臣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他们都认为，科科夫佐夫控制开支的方式正在破坏对俄国的发展和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的计划。克里沃舍因精心策划了让科科夫佐夫离职的行动，他称，国家对伏特加垄断权的过分依赖鼓励了大批酒鬼，抵消了他所有提升农民地位的努力。克里沃舍因的批评直击尼古拉二世和俄国社会的要害，相当重要的是他所说部分是正确的。酒鬼的确是俄国农村的大问题，但财政部的伏特加垄断权几乎不是最大的原因。[2]
尼古拉·马克拉科夫
1913年，当沙皇将年轻、精力充沛而保守的尼古拉·马克拉科夫推上内政大臣的位置时，科科夫佐夫失去了对这一强势部门的掌控。马克拉科夫此时控制着各省的政府机构和帝国的警察机构，这使他可以通过行使紧急权力去限制国民权利和自由。他认为这一政策是为了保卫政权不受杜马和新闻界革命言论的威胁。尼古拉二世解决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矛盾的首要方案，是将杜马和国务会议变成单纯的顾问机构，将决定立法和预算的权力留给君主。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个月，他召集高官到他在彼得霍夫（Peterhof）的夏宫商讨这一提议。大多数臣僚都很惊骇，认为这将激起俄国社会的愤慨；只有马克拉科夫支持他。同时，沙皇意图重申自身在政府中的作用，这损害了国务会议主席的地位，进一步使俄国精英社会和政府高官流露出沮丧情绪，他们中少有人信任沙皇的判断。俄国至高无上的权力被这种人——人们普遍认为，他缺乏领导巨大复杂的国家机器所需的智慧和人格力量——掌控，这个事实给俄国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君王的想法和行动总是蒙着神秘的面纱，这除了助长谣言外毫无益处。被夸张放大的权力被赋予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之类人物，他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中影响甚微。一位高级官员在1914年1月写给亚历山大·吉尔斯的信中说，俄国政治的关键议题是：“我们国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事实上谁在执掌一切事务：政府，极右翼，还是名字在耳语中提及的某些未知灵媒。”[3]
伊万·戈列梅金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在1914年1月被解职，成为克里沃舍因抨击伏特加垄断权的牺牲品。而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公爵敦促沙皇重申自己的权力，且不允许国务会议主席将其搁置在一边。新任主席是伊万·戈列梅金（Ivan Goremykin），他曾在1906年短暂任职。宫廷大总管保罗·本肯多夫伯爵评价道，老迈又消极的戈列梅金上任是意料之中的，他不会展现出什么主动性，只会作为沙皇忠实的下属。在本肯多夫看来，这一削弱主席地位的方针会适时停止，“但这极度危险”，因为这会进一步侵蚀政府决策的凝聚力。戈列梅金并不期望自己能长时间在任，他把自己比作从樟脑球堆里取出的旧毛皮大衣，用不了多久就要回到它在衣橱里本来的位置。[4]
至少在那时，最有权力的大臣非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莫属。倘若他想要成为主席，尼古拉二世很可能钦定他。但克里沃舍因把戈列梅金推上了候选人之位。确实，这位农业大臣在1913年与1914年之交的冬天有健康问题，但政治考量占的成分更多。如今沙皇想要恢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担任主席，不但权威受损，甚至会被怀疑侵害君主特权。所以克里沃舍因更乐意在戈列梅金背后操控，同时把他自己的附庸彼得·巴克（Petr Bark）安插在财政部的关键位置。
这张照片拍摄于内战末期，同1914年比，克里沃舍因老了
这表明，克里沃舍因是个狡猾的操控者。他是个农民的孙子，凭借出色的管理能力、人格魅力和政治手段赢得了当权者的青睐，事业获得了成功。因为农业社会的改革关系到政权的存亡，所以克里沃舍因应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有效手段，无论如何都会得到沙皇的支持与感激。此外，我们已经提到，尼古拉将自己视为农民的朋友与保护者，他将农民理想化了，看成俄国传统和正教情感的载体。因此，他对克里沃舍因改善俄国农业和农民生活的巨大兴趣是完全真诚的。农业大臣简单又符合常识的方式和他清晰、逻辑严谨的报告打动了沙皇。哪怕斯托雷平还在世时，尼古拉就习惯在一些超出克里沃舍因部门权限的问题上征询他的意见。这位大臣还得到了亚历山德拉皇后的青睐，皇后对农舍手工业兴趣浓厚，而且赞赏克里沃舍因在扩大这一颇有潜力的农村经济关键领域取得的成果。[5]
但与此同时，克里沃舍因正顺势与农村精英和地方自治组织结盟，与他们合作对他的农村改革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这让他在杜马——主导者是在地方自治组织和农村社会里相当活跃的土地贵族——中赢得了许多朋友。同时，通过妻子和内兄弟，农业大臣与莫斯科商界、自由保守党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保持着紧密联系。他是莫斯科附近阿布拉姆采夫庄园的常客，俄国艺术界和莫斯科商界的要人都会在此聚集。克里沃舍因一直以身为保守又温和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知名。现在，他正悄无声息地靠近俄国政治中心，寻求一种共识，用自由保守主义观念重新凝聚政权。这种策略因此将他推到自由帝国主义外交事务上，因为杜马和大多数俄国精英都强烈坚持此道，但无论如何，左右他的还是自己的个人倾向。他对德国的挫败感日益增加，这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作为农民政策游说人的领导和发言人的身份，俄国所有经济部门中，他们对1904年俄德贸易协定和德国贸易政策最为不满。考虑到沙皇的看法和最近的情绪，克里沃舍因接近政治中心的企图不得不小心伪装。因此，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支持坚定的保守人士戈列梅金当选国务会议主席以赢得右翼支持，而后安静地在他的背后行事。[6]
在1913年冬利曼·冯·桑德斯危机期间，谢尔盖·萨佐诺夫和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第一次有了重大分歧，萨佐诺夫更加强烈地主张对抗德国。因此，看到科科夫佐夫的地位——在大臣会议拥有绝对影响力——被克里沃舍因取代，外交大臣不会不高兴。然而最重要的是，科科夫佐夫的解职意味着萨佐诺夫已成为当时制定俄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除了尼古拉二世——他在1914年的观点就是萨佐诺夫观点的镜像，唯一能在外交政策上与萨佐诺夫平等交谈的只有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和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他们分别是俄国驻巴黎和伦敦大使。后者在1914年1月礼貌而坚决地写信给外交大臣，指责圣彼得堡阻碍对利曼·冯·桑德斯的任命。在本肯多夫看来，萨佐诺夫的路线太有侵略性，既冒着与德国开战的风险，也有让俄国被英国孤立的危险。但在整体战略上，萨佐诺夫、本肯多夫和伊兹沃利斯基是相同的：保卫俄国利益和欧洲和平的唯一出路，就是使三国协约的团结最大化，以阻止德国的侵略。本肯多夫尤其注意到，这个战略容易引起德国的被包围妄想，并因此鼓励他们进行已经被搁置的侵略打算。但他相信，这是最不坏的可行战略，也是最可能保护欧洲和平的方式。主要问题是，在清晰的威慑政策背后，怎样实现巩固三国协约的目标。[7]
法国不是问题。在雷蒙·普恩加莱的带领下，法国1913～1914年整体上采取一条比俄国还强势的抗德路线，甚至冒着战争风险。考虑到所争辩的特定问题起源于东欧，对圣彼得堡比对巴黎更加涉及切身利益，这就更加值得注意了。作为他强化法俄同盟战略的一部分，普恩加莱在1913年2月指派泰奥菲勒·德尔卡塞担任驻俄大使。对德尔卡塞的任命是个特例，因为他不是外交官，而是一名法国高层政治家。他是对德国持强硬态度的有力倡导者。虽然他只在圣彼得堡一年，但还是有很大影响。1913年12月，莫里斯·席林——萨佐诺夫外交部的领头人——在日记里记录了他与德尔卡塞的谈话。法国大使为自己辩护，因为有些俄国人指责他正试图将俄国拖入战争。席林写道：
德尔卡塞相信，三国同盟的益处在于三个强国在任何可能威胁它们利益的情况下会立即采取极端行动，而且会一同行动，即便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同这种不妥协行为的正当性。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团体内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而且大使在这一事实中看到了严重的危险：我们对和平过多——更重要的是，过于公开——的渴望是在鼓励我们的对手。换句话说，因此，我们三国协约成员正逐步开展一场既违背我们的意愿，甚至也不是敌对阵营所盼望的战争。[8]
萨佐诺夫威慑战略的最大障碍就是伦敦。他一贯认为英国是阻止德国侵略的关键，或者说是如果需要时，在战争中打败德国的关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长久以来坚信，如果德国没有在开始的两三个月获得可以决定战争结果的胜利，那么就没有胜算了。”这是因为，英国海军会使德国经济瘫痪。在1913年和1914年之交的冬天，萨佐诺夫更为明确和乐观。他提出，“对德国来说，俄国在法国背后行动并不特别危险。即便是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获胜，这两个强国也难以给德国致命一击。但是一场有英国介入的战争会被证明对德国是致命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场危机在六周之内就会变成国内社会的全面大灾难。”[9]
1899年海牙会议上的俄国代表团。面向镜头的后排右起第三人和第二人分别是莫里斯·席林和尼古拉·巴西利（他戴着不正式的帽子）。巴西利的父亲坐在他正前方，即前排右起第二人
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虽然萨佐诺夫可能知道保罗·罗尔巴赫的预测，但关于同英国交战对德国经济的灾难性影响，伊万·布洛赫的预测同样可怕，可能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第三章中曾提到，布洛赫的著作对俄国思想界有着巨大影响。这可能同萨佐诺夫外交部领头人席林男爵和他的副手尼古拉·德·巴西利（Nicholas de Basily）有关，两人均与外交大臣关系密切，实际上曾是第一次海牙和会上俄国使团的成员。出于职责，巴西利仔细读过布洛赫的文章，写过两篇对布洛赫观点的评论，保存在俄国档案馆的席林私人文件里。出于后见之明，萨佐诺夫对德国经济在六周内崩溃的预测，乐观又无知到了荒唐的地步。外交大臣的批评者相信，他常会暴露这些缺点。为萨佐诺夫辩护时有必要谨记，英国政府的确有完善的计划，打算在六周内通过让国际商贸、财政和保险市场瘫痪来摧毁德国经济。但英国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放弃了这个计划，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对自身经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担心对美国的影响。[10]
让萨佐诺夫倍感挫败的是，本肯多夫清楚地表示，根本没有机会说服伦敦，使三国协约转变为公然威慑任何德国入侵的防卫同盟。询问不列颠在未来战争中的行动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唯一的回应是，一切都会视具体情况和英国公众舆论而定。这反映出英国政策会长期维持现状，当前自由党政府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然而对俄国人来说，格雷的消息令其恐惧。使俄国的安全和欧洲和平仰仗英国的公众舆论，无疑比将命运置于德国皇帝手中——这是他最紧张的几个月之一——还要危险。任何公众舆论，尤其是国外的公众舆论，总是变幻莫测而又不负责任的。英国公众舆论对欧洲地缘政治现状所知不多，而且深受不列颠自身独特历史带来的幻想和错觉影响。英国公众对东欧一直不感兴趣，它们的事务与不列颠安全关系甚小。[11]
1914年5月，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给英国驻巴黎大使，称公众舆论在关于战和的任何决定上都至关重要。这必然是受俄国没有“自由”政权这一事实影响，而且也因为英国民众不相信在未来战争中俄国会被德国打败。英国人不喜欢沙皇专制有其道理，虽然可能不总是与地缘政治问题相关。但是，任何明智的俄国大臣都明白，俄国的力量从内部看远没有表象上那么让人信服。不管怎样，英国决策者对俄国力量的态度是矛盾的。一些人相信俄国会变得非常强大，伦敦应与圣彼得堡保持紧密联系，以保障英国在亚洲的脆弱利益。但另一些观点认为，自1905年以后重新崛起的俄国让英国有机会恢复传统政策——维持大陆国家之间“自然”力量的平衡，重塑英国对和平的影响力。因此很难预料，俄国经济和武力的增长是否会使伦敦多多少少倾向于支持俄国利益。制定一致的政策去满足英国矛盾的舆论潮流，这是不可能的。[12]
英国在1914年的处境确实艰难。伦敦既不想鼓励法俄不让步，也不想使德国做出英国在欧洲战争中必然中立的判断。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是很难的，而且模棱两可的消息几乎无法避免。确保英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在欧洲的安全之间的紧张局面，也部分反映出它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当英国拥有至高无上地位时，形成了世界性帝国，此时则不得不对抗崛起中的竞争对手。英国公众也从19世纪继承了这种假设——要维持他们的岛国在欧洲的安全，就要保持欧洲大陆均势，并对大陆事务做出非常有限的承诺。但在20世纪，欧洲地缘政治的改变让这种看法变得危险。
从英国1914年7月的动作来看，英国政策的核心是支持比利时独立和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后者看上去对欧洲均势和英国安全至关重要。对整体国际关系，特别是对1914年之前的大国而言，以下这些至关重要：界定核心利益，确保竞争对手明白你的界定，而且愿意并能够在必要时用武力维护这些利益。具体来说，对英国而言，必须与法国建立防御同盟；征兵，组建至少有50万兵力的军队，专门用于第一时间介入欧洲大陆战争。这样的政策有可能把欧洲从1914年爆发的战争中拯救出来。但对战前的英国来说，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德国总参谋部入侵比利时简直蠢得让人无法原谅，因此让英国介入战争变得更加容易。面对1912年与1913年之交的冬天德国外交部的恳求——谨慎考虑“施里芬计划”，以避免刺激英国介入，毛奇将军为他的战略做了看似可行的辩护。他称英国的兵力不足为患，而出于大陆均势的考虑，无论德国是否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英国都会介入战争并站在法国那边。如果明确利益与意图是外交政策的最大优势，那么英国在1914年的外交政策就是灾难。[13]
谢尔盖·萨佐诺夫最可怕的噩梦就是英德同盟的威胁，在他看来，这会让俄国的利益与欧洲和平岌岌可危。1914年1月，有些迹象显示，这样的同盟已经成为可能。英国实际上赢得了海军竞赛。就像驻柏林的俄国海军专员预测的那样，巴尔干战争使德国将兵力东移，导致陆军支出超过海军。考虑到中央政府的狭窄税基，柏林无法在应对法俄陆上武力增长的同时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1913年，伦敦和柏林在巴格达铁路，按既成事实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地区，以及各自得利上已经达成共识。德国此时正重建土耳其陆军，而英国正在为土耳其海军做同样的事，这种危险甚至隐约可见——英德在土耳其和海峡未来问题上达成大致共识。萨佐诺夫确信，英德在具体问题上的和解将整体减少两国间的竞争和猜忌，就像英法同盟的情况一样。萨佐诺夫说，“我担心将会形成一个以缓和关系为基础的同盟”。[14]
1914年英俄同盟的核心——换句话说，在波斯问题上的共识——陷入麻烦，事态进一步恶化。从英国的角度看，这是因为俄国滥用英俄共识，接管了北部波斯政府。萨佐诺夫对此有不同看法。1914年6月，他在一封信中提醒本肯多夫，与伦敦的友好关系“总是我的首要政治考量”。他有牺牲俄国在波斯局部利益的打算，因为与伦敦的联系至关重要。但英国对波斯立宪主义者的空想式支持，正在摧毁波斯地区所有的权威和秩序。这对俄国贸易，尤其是俄罗斯帝国边界地区安全来说是个巨大威胁，重要原因是俄国和波斯边境分隔了同种族、同信仰的民族。萨佐诺夫把英国仅对俄国的波斯政策归结为，他们嫉妒俄国在这个国家贸易和影响力的增长快于英国。在他看来——否则很难将英国的抗议当真——英国归根到底无法通过议会机构管理自己的非白人殖民地。而且，伦敦要求并且已经在他们享有垄断特权的印度帝国周边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保护带。这不仅包括阿富汗和俾路支，也包括科威特和整个波斯湾。在萨佐诺夫给本肯多夫的信的结尾，他评论道：“当机会出现时，提醒他们（就是英国人）对陷入困境国家的作用。伦敦离德黑兰太远，莫斯科和大不里士（Tabriz）的距离却没那么远。”为了应对令人沮丧的挑战——捍卫俄国在波斯的利益，同时维持英俄同盟，1914年6月，萨佐诺夫决定派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前往德黑兰，任俄国大使。[15]
利曼·冯·桑德斯危机和随后德国新闻界对俄国的谴责提醒了俄国精英分子，未来与德国交战的危险已迫在眉睫。因此出现了众多试图避免这一危险的尝试，尤其是由已退休的大使罗曼·罗森进行的。但最引人注目的要数1914年2月彼得·杜尔诺沃呈交给尼古拉二世的备忘录。我们已经看到，杜尔诺沃作为强有力的内政大臣，在镇压1905年暴动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他领导俄国上院——也就是国务会议——中的所谓右翼群体。换句话说，他成了俄国统治精英中最保守“派别”的头领。虽然身在权力巅峰，杜尔诺沃却从未完全摆脱他任警察头子的十年间获得的坏名声。秘密警察的手都不干净，但与他20世纪的继任者相比，杜尔诺沃还嫩着呢。他的警察事业结局非常惊人，当时他因争风吃醋而派间谍到别国外交官家里偷情妇的信。故事传到了亚历山大三世耳朵里，他异常愤怒。沙皇把这个卑劣的警察头子一脚踢进议院——负责支撑俄罗斯帝国法律的机构，这足够果戈理写一出喜剧了。
杜尔诺沃的备忘录因他在1913年与1914年之交的冬天被尼古拉二世大张旗鼓地授予大臣会议主席一职而变得更有意思。根据二手文献，杜尔诺沃拒绝了这一任命：“陛下，我作为政府和内务部首脑采取的措施效果不会立竿见影，几年后才能见效。而这几年将会是完全骚乱的时期：杜马解散，暗杀，处刑，可能还有武装暴动。您，我的陛下，不会容忍这几年，而且会把我解职；在这种情况下，我掌权无法有所助益，只会带来危害。”这些文字是由前农业大臣鲍里斯·瓦西里奇科夫（Boris Vasilchikov）公爵记录的，可能不准确，但是的确反映了杜尔诺沃对沙皇的看法。他曾说，沙皇是“那种如果你找他要他最后一件衬衫，他会把它脱下来给你的人”。杜尔诺沃对尼古拉二世的坚定和可靠程度缺乏信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很容易同情君主的困境。若指派杜尔诺沃出任政府首脑，尼古拉二世可能会受到俄国有教养阶层几乎所有派别的指责。瓦西里奇科夫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揭露沙皇的弱点，但他的自传和他的政治忠诚清楚地表明，他也会站在指责者的阵营里。[16]
彼得·杜尔诺沃
杜尔诺沃的备忘录是重要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杰出的。虽然简短，但它涵盖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未来欧洲战争的本质和俄国国内政治。杜尔诺沃思想的敏锐度、洞察力及预言的准确性，在同时期统治精英所写的文件中独一无二。杜尔诺沃离开海军之后只从事过内政工作。他没有涉足外交领域，因此他的备忘录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最为薄弱，就不足为奇了。
备忘录中充斥着对英国的怀疑。在杜尔诺沃看来，这个国家有长期利用大陆上的盟国对付伦敦在欧洲的竞争对手的历史。历史重演的危机迫近，因为杜尔诺沃视英德竞争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而且该竞争定会很快引发武力冲突。这是在俄国内外广泛传播的观点，而且基于对国际经济的重商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理解。与同辈俄国精英一样，杜尔诺沃将经济看作国力要素，而不是满足个人需要和实现抱负的手段。有了这个前提，就有理由将国际经济看作一场零和博弈（zero-sum），并预料到英德竞争将导致为掌控海上贸易路线和海外殖民地而打响的战争。实际上，在1914年，英德间发生战争比俄德在哈布斯堡领地、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命运问题上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要小。杜尔诺沃的备忘录既没有反映这一现实，也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策略，去缓和俄国和德国在这片广大区域里的利益冲突。[17]
备忘录中有一点让人信服得多。杜尔诺沃称，即便俄国战胜德国和奥地利，照样什么都得不到。相反，这样的胜利会将俄国的保守政权置于它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前盟友的支配之下。对德战争不仅将损害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破坏欧洲保守主义的重要壁垒，它的巨大开支还将让俄国靠向英国和法国借贷过活。俄国可能要承受陆上战争的主要负担，却得不到盟友的任何感谢。相反，随着德国力量的消亡，俄国对它们来说也就没用了。
这一点会变得显而易见。例如，就算俄国的战果之一是控制了海峡，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能对御敌于黑海之外有效，但杜尔诺沃坚称，意图守住俄国在地中海甚至大洋上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简直是痴人说梦。英国海军能轻易封锁所有这样的野心，无论谁掌控着海峡。更不明智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梦想着吞并哈布斯堡治下的加利西亚。杜尔诺沃反驳称，现阶段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俄国境内的威胁是完全可控的，但将任何滋生“特别危险的小俄罗斯分裂主义者，并在有利条件下使其达到全然意想不到的比例”的潜在温床引入帝国都将是致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一度占领加利西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催促将它合并。1945年，斯大林的确吞并了加利西亚，把它并入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因此大大强化了苏联内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潜在威胁。杜尔诺沃的预测被证明是对的：没有加利西亚，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很可能会以某种东斯拉夫联邦的形式在社会主义的毁灭中幸存。[18]
杜尔诺沃对未来欧洲战争本质的预测是有先见之明的。与大多数俄国军事、民政精英不同，他认为欧洲战争会旷日持久。他是极少数反对布洛赫观点——俄国的落后将会在长久冲突中有利——的人之一。相反，杜尔诺沃写道，在欧洲战争中，工业化水平高、财政发达的国家将占有优势。俄国军队将在缺少重炮和机枪（machine gun）等在现代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的情况下进入这么一场战争。更重要的是，在对军事经济至关重要的关键高科技领域，俄国仍要倚靠外国进口和外国专家。总的来说，经济基础太过薄弱，俄国无法支持与世界上最可怕的军事-工业强国之间的长久战争。举个例子，最先进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会催生许多新的军事发明，但俄国没有机会在开发新武器上与德国一较高下。俄国的铁路网和轨道车辆难以满足长久且要全力以赴的欧洲战争。战时经济无法避免的危机，会因敌人控制松德海峡和水道，使俄国与西方盟友隔绝的事实而变得更糟。[19]
但是，最危险的是俄国内部的革命。杜尔诺沃确信，在战败的德国或俄国，革命不可避免。如果德国遭受革命，那么俄国即便作为胜者，被传染的风险也相当大。俄国军事上的失利也不是革命的必然前兆，即便是战争期间。战争中的需求和伤亡往往会毁掉政权对抗革命的主要壁垒——和平时期的军队。杜尔诺沃写道，基本点在于，俄国在极端社会变革面前异常脆弱。任何政治让步都不会使革命群体的狂热降温。更重要的是，大部分民众——工人和农民——是无意识的社会主义者。这是俄国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欧洲价值观——以私有财产为核心——迄今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是。农民和工人对与受教育等级团结无感。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经济现代化会改变这一现状，但至少一代人会陷入阶级斗争，除非专制警察国家干预。没有它的支持，俄国的上层和中层将不复存在。在任何真正的民主选举中，他们自身、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财富都会被扫到一边。因此，代表富有、文明俄国的杜马派别，在他们要求沙皇专制政权给自由和民主政治秩序让路时，被指责是自杀行为。
在杜尔诺沃看来，单纯的政治变革或自由政治体制在俄国根本获胜无望：沙皇专制的终结，必将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某些版本的极端社会主义革命。战时无法避免的紧张，尤其是与德国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战，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想的温床。虽然对俄国而言，最后被打败不是必然的，但在战场上和经济上遭到重大挫折也是确凿无疑的。上层和中层俄国人会本能地把这些挫折都归于政府，而不会接受它们是经济落后和地缘政治薄弱的结果。政治变革和将权力移交给杜马的呼声，在战斗受挫和困难时期必然戏剧性地高涨。然而，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警察国家的任何削弱都会让革命不再仅仅是主要威胁，而是一种必然。[20]
考虑到杜尔诺沃的地位和声望，谨小慎微的沙皇可能读了他的备忘录，但这对俄国政治没有任何影响。尼古拉二世仍相信他和他的德国表兄都厌恶战争，并会阻止任何可能的冲突。在战争前六个月，沙皇还支持萨佐诺夫基于三国协约的威慑政策。像往常一样，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仍是尼古拉二世的优先考量。他将利曼·冯·桑德斯使团带来的德国政策解读为对俄国利益的严重威胁，并且担心德国进一步采取行动，来巩固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与大多数政治精英一样，沙皇相信俄国的利益和敏感带在近来的外交危机中遭到了践踏，而且他盼着有朝一日不再忍气吞声。[21]
1914年上半年，他致力于处理奥斯曼帝国事务，尤其是海峡问题，沙皇就是典型的俄国决策者，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土耳其局势是动荡而又难以预料的。萨佐诺夫在1月写道，新一轮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可能性天天存在，如果它们发生，俄国与广大亚美尼亚人民不会坐视不理。驻君士坦丁堡代办强调，对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不满在土耳其精英阶层蔓延。因为这个新政权太依赖小团体领导，只需两三次暗杀，更不用说一场新的军事政变，就会让土耳其政治陷入混乱。[22]
但是，俄国人的注意力正放在土耳其马上就要收货的两艘英国无畏舰上。雅典和君士坦丁堡正在爱琴海诸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口水战。这种风险很大：战舰到达后，土耳其将用它们解决争端。在雅典的俄国海军代办向圣彼得堡呈递了令人绝望的报告：希腊新闻界不负责任，希腊公民社会中弥漫着幻想和狂妄。在他看来，这很可能引发与土耳其的战争，而希腊必然会输。对俄国人来说，这场战争的一个危险就是引发第三次、更广泛的巴尔干冲突。另一个危险就是，这可能会导致海峡关闭，并给俄国经济造成三年内第三场重大损失。圣彼得堡下定决心，尽一切可能阻止海峡关闭。考虑到土耳其在黑海将要获得的海军优势，俄国的选择余地甚至会比巴尔干战争期间和利曼·冯·桑德斯危机时还要小。[23]
相对于奥斯曼事务上的急迫危机，俄奥关系在1914年上半年相对平稳。但本质没有改变，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仍是互相猜忌的。1913年12月，在新任俄国大使尼古拉·舍别科抵达维也纳的同一天，乌克兰议会要求贝希托尔德伯爵确认，不与圣彼得堡达成任何限制奥地利境内乌克兰民族主义自由发展的协定。“大臣直截了当地否认了这类传言，提到了以下事实：这种关于内政的问题，不可能拿到国际上来讨论。”虽然舍别科发现，哪怕是想接触奥地利决策者关心的关键问题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坦诚讨论了，但俄国领事还是提供了与奥地利内政有关的大量信息。毕竟，俄国在哈布斯堡帝国有着几乎平行运作的代理点，以圣彼得堡电报机构办事处的形式，弗谢沃洛德·斯瓦特科夫斯基（Vsevolod Svatkovsky）和他的特工遍布奥地利和匈牙利多个城镇。战前几个月，对奥地利国内政治进行整体性书面分析的是斯瓦特科夫斯基，而非舍别科。这些明智的长篇调查报告，不仅被俄国驻维也纳大使馆成员和俄国外交部传阅，尼古拉二世也看过。[24]
斯瓦特科夫斯基在1914年上半年强调，奥地利政府在巴尔干战争过后的一段时间部分恢复了自信和使命感，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它似乎因巴尔干同盟的胜利而不堪重负、陷入瘫痪。这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日益重要的角色有很大关系。虽然帝国内部的裂隙和瓦解不可避免，但说哈布斯堡王朝消失还为时尚早。军队的忠诚还是主流，而且行伍中不同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只有在屡战屡败、士气崩溃时才会成为大问题。一系列严肃且总是有效的方式被用来确保对立民族之间的关系融洽。例如，维也纳迫使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教育问题上达成协议。甚至匈牙利政府都对克罗地亚人做出了重大让步。斯瓦特科夫斯基认为，这些行动无法被看作帝国朝着斯拉夫人平权和全面联邦制方向根本性转变的步骤。它们更大程度上是稳定后方的举措，要是与俄国开战的话。斯瓦特科夫斯基密切关注政府和军队中的战前状态。他的结论是：除了军官团，最有影响力的奥地利人实际上对未来战争的前景都不看好，但他们已将其视作几乎不可避免。战争明天就爆发，还是过六年再爆发，毕竟这全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25]
关于俄国未来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洞见是1914年1月由萨佐诺夫呈递给尼古拉二世的一份报告。虽然外交大臣在报告上署了名，但它的真实作者是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这份报告是外交部对俄国内政的罕见涉足。这一特殊情况的起因是，俄国上院否决了一份有关在波兰各省的自治委员会和政府部门任用波兰人而非俄罗斯人的提案。尼古拉二世支持此提案，他的内政大臣尼古拉·马克拉科夫则不然。马克拉科夫认为，这番革新尝试好比削尖的楔子，将会引起一个又一个民族发出同样的请求，这违反了俄罗斯帝国政府通用一种语言的原则。虽然仅针对一个问题，但萨佐诺夫的报告实际上是力劝，有必要给予波兰人更广泛的自治权，以及在语言、学校和宗教政策上的让步。以神圣化了的亲斯拉夫方式，萨佐诺夫和特鲁别茨科伊指出，如果俄国希望扮演斯拉夫人“命中注定的”领袖和欧洲强国的角色，就不能忽视内政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也不能将内政建立在“狭隘而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26]
萨佐诺夫对介入外交部职责之外事务的解释是：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奥地利正竭力争取波兰人的支持，而俄国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获得波兰人的忠诚。关于目标，报告最重要的部分指出，面对日益崛起的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维也纳不久就会被迫在两个政策中做出根本性选择：“是以联邦制为基础进行激进国家结构变革，还是拼死抗争，建立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族裔凌驾于帝国其他民族之上的终极霸权……到一定时候，尤其是一旦德国有此倾向，强调只有战争才可解决复杂国内问题的好战主义将在奥匈帝国占上风。”[27]
报告说明了俄国决策者的观点：奥地利主要安全问题扎根于其国内政治。如萨佐诺夫当时所提，不应该再因奥地利内部的泛塞尔维亚感情将责任推给贝尔格莱德，柏林或罗马也可能要为奥地利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的类似行动负责。[28]萨佐诺夫的路线是部分正确的：例如，相较于贝尔格莱德，沙皇可能给予大部分南部斯拉夫人的要更多。君主制的稳固和长存要依靠内政革新的落实，它会让这一可能成为现实。同样，匈牙利政府的国内政策则是反哈布斯堡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哈布斯堡帝国向联邦制方向的变革，可能会适时减轻它的领导人在面对民族主义威胁时的不安全感。虽然这是对的，但绝不是全部的真相。从自身经验来说，俄国统治者应该意识到帝国体制的根本性革新是多么艰难。如果他们真的相信奥地利内部的联邦制能轻易拔去塞尔维亚或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利齿，那就太天真了。
特鲁别茨科伊和萨佐诺夫均正确指出，维也纳存在有权势且非常危险的主战派。这一群体在1914年不仅包括军队领导，还包括不少帝国民政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1914年俄国没有与之相当的军事或民政领导人。但同样要注意的是，奥地利主战派正确认识到，关系到帝国存亡的威胁内外皆有。俄国正通过暗示会保护他们不受维也纳伤害，同时许诺有朝一日会使其获得哈布斯堡的领土，来拉拢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亚历山大·吉尔斯写道，这种做法加深了维也纳的不安全感，而且显然提高了奥俄两国之间爆发冲突的危险性。这是正确的，哪怕不考虑俄国驻贝尔格莱德代表那些煽动性的声明和萨佐诺夫自己1914年6月锋芒毕露的声明——当时他正随罗马尼亚首相约内尔·布拉蒂亚努（Ionel Brǎtianu）以私人名义造访奥匈帝国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获得这里也是每个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梦想。
回到1900年，俄国外交大臣和主要外交官都认同，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完全与俄国利益相悖，因为这会在中欧引发动乱和几乎必然的战争。在这方面，1914年也没有改变，而且人们希望萨佐诺夫和特鲁别茨科伊能做类似的声明。俄国精英阶层内部会意识到，两个帝国有许多同样的特质和问题，特别是在面对民族主义时都相当脆弱，俄国对奥地利的政策也将因此获益。即便是圣彼得堡看到他们与维也纳分担着利益与威胁，可能也远远不够。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说，帝国都是老虎，而老虎即便面临种群灭绝也必然不会合作。可以确定，乌克兰民族主义未来的任何发展——这是俄国长久以来最大的威胁——都必然会导致俄奥两国之间紧张局势的恶化。
问题的基本点是，整体的现代化，特别是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让帝国变得更难掌控。可能同时代人过分夸大了民族主义的力量。毫无疑问，奥地利、俄国和英国的国内政体总是加大这一问题的难度。维也纳、圣彼得堡和伦敦的政治领导人对民族主义挑战的处理通常不熟练，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塞尔维亚、乌克兰、爱尔兰甚至其他地方的威胁在1914年已经非常真切，而且随着现代化的成形情况越来越糟。虽然最近在历史学家中提到这一点不合时宜，但我认为它仍是对的。1914年民族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是帝国的主要威胁，并且它是对由帝国掌控的全球秩序稳定性的重大长期挑战。
在1914年上半年，俄国外交部面对过多紧迫危机，不得不思考长久以来的历史倾向。短期来看，外交部事实上对塞尔维亚和奥地利关系的关注相当松懈。首先，这是因为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和陆军武官的报告强调，塞尔维亚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充分明白他们的国家对和平的迫切需求，因此决心不做出任何激怒维也纳之事。至于黑手党，不仅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俄国报告，就连此地发出的都强调，它是对尼古拉·帕西奇激进政府的威胁，且比任何在哈布斯堡领土上发生的恐怖活动的威胁都大。萨拉热窝暗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事件犹如晴天霹雳。[29]
[1] McKean的著作是关于这些年首都情况的均衡叙述，见：McKean，St.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Hosking的著作仍然是关于这个年代俄国政治的最佳英语介绍，见：Hosking，Russ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关于对俄国的自由主义前景更新、更乐观的看法，见：W. Dowler，Russia in 1913 （DeKalb，Ill.，2010）。
[2] 关于整个行动，见：B. V. Ananich et al.，Krizis samoderzhaviia v Rossii，1895-1917（Leningrad，1984），pp. 528-534。圣彼得堡重要人物致A. A.吉尔斯的信解释了行动的进程以及科科夫佐夫的脆弱，见：GARF，Fond 892，Opis 1，Ed. Khr. 61，A. D. Zinovev to Giers，Dec. 28，1913/Jan. 11，1914，listy 1-2，and Feb. 9，1914 （OS），list. 8。也有一封日期为2月6日（儒略历19日）的长信，署名只有A，但很明显是出自一位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有较高社会地位、消息灵通的人之手，见：listy 4-7。
[3] Ananich et al.，Krizis，p. 534. 这部分的收集工作实际上是V.S.Diankin写的。更详细的分析见同一作者的著作：Burzhuaziia，dvorianstvo i tsarizm v 1911-1914 gg.（Leningrad，1988），chap. 4。引文出自：GARF，Fond 892，Opis 1，Ed. Khr. 61，listy 1-2，Zinovev to Giers，Dec. 28，1913/Jan. 11，1914。
[4] CUBA，Benckendorff Papers，box 19，Paul to Alexander Benckendorff，Feb.5/18，1914.
[5] 早在1910年，奥地利大使在宫廷的联系人就告诉大使，尼古拉对克里沃舍因持同情态度。他报告说，这位部长据说是保守派，并且支持与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保持紧密关系，见：Berchtold to Aehrenthal，Jan. 4/17，1910，no. 1949，in OUA，vol. 2，pp. 657-658。关于克里沃舍因的主要资料，是其子对父亲一生的记述和称赞，见：K. A. Krivoshein，A. V. Krivoshein，1857-1921：Ego znachenie v istorii Rossii nachala XX veka（Paris，1973）。
[6] Krivoshein，Krivoshein，pp. 1-21.例如，克里沃舍因的妻子是莫斯科大学的出色历史学者，同时是莫斯科最著名的商业家族家长季莫费·莫罗佐夫的孙女。有关克里沃舍因的策略，最好的史料来源是：Diakin，Burzhuaziia，pp. 133-219。
[7] Benckendorff to Sazonov，Jan. 15/28，1914，no. 122，Jan. 29/Feb. 12，1914，no. 232，Feb. 12/25，1914，no. 328，in MOEI，3rd ser.，vol. 1，pp. 137-140，291-294，432-435.
[8] GARF，Fond 813，Opis 1，Delo 127，Schilling’s diary entry for Dec. 1/14，1913，listy 3-4.
[9] Sazonov，Vospominaniia，pp. 267-268. “Tri soveshchaniia，” Vestnik N.K.I.D.，1 （1919），p. 30：Journal of the Special Conference of Dec. 31，1913 （OS）.
[10] 巴西利的备忘录见：GARF，Fond 813，Opis 1，Ed. Khr. 48，listy 1-10. N. A. Lambert，Planning Armageddon：British Economic Warfa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Mass.，2012）。
[11] Benckendorff to Sazonov，Feb. 12/25，1914，no. 328，in MOEI，3rd ser.，vol. 1，pp. 432-435.
[12] NA FO 371，2092，19288，Grey to Bertie，May 1，1914，p. 313.关于英国决策者的想法，见：Neilson，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and Otte，Foreign Office Mind，pp. 375-392。
[13] 为此目的，见1913年1月毛奇这份非常有趣的备忘录，重版于：Annika Mombauer （ed.），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Manchester 2013） no. 51，pp. 92-93。
[14] GARF，Fond 813，Opis 1，Delo 127，list. 12：Schilling’s diary entry for Dec. 15，1913（OS）. 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7255，listy 74-80：Behrens to Lieven，Jan. 31/Feb. 13，1912.关于英德在近东的协议，见：G. Schollgen，Imperialismus und Gleichgewicht：Deutschland，England，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Munich，2000），pp. 399-416。
[15] Sazonov to Benckendorff，June 11/24，1914，no. 343，in MOEI，3rd ser.，vol. 3，pp. 394-396. Trubetskoy，Russkaia diplomatiia，p. 13.
[16] Kniaz’ Boris Vasil’chikov，Vospominaniia（Pskov，2003），pp. 224-225. S. E. Kryzhanovsky，Vospominaniia（Berlin，n.d.），p. 75. Diakin，Burzhuaziia，p. 172. 此书称戈列梅金和杜尔诺沃为首相的两大候选人。
[17] 杜尔诺沃的备忘录最新版刊载于此书第58～73页：Svet i teni Velikoy Voiny.Pervaia mirovaia v dokumentakh epokhi（Moscow，2014）。A. A. Ivanov和B. S. Kotov写了有用的引言。英文删节版见：T. Riha，ed.，Readings in Russian Civilization（Chicago，1964），pp. 465-78。关于杜尔诺沃，见：Lieven，Russia’s Rulers，pp. 207-230，以及这本新传记：Anatolii Borodin，Petr Nikolaevich Durnovo，Russkii Nostradamus（Moscow，2013）。
[18] Prosveshchennyi，p. 343.
[19] Prosveshchennyi.，pp. 341-342.
[20] Prosveshchennyi.，pp. 351-355. 我在《俄国统治者》一书中的有关杜尔诺沃章节更细致地探讨了这些问题，研究基础之一是他在国务会议上的全部发言。
[21] 关于尼古拉的外貌，见：Taube，La politique russe d’avant-guerre，pp. 364-365；NA FO 371，2092，15312，Buchanan to Grey，April 3，1914，pp. 292-296。
[22] Sazonov to Kokovtsov，Sukhomlinov，Grigorovich，and Zhilinsky，Jan. 2/15，1914，no. 9，and Gulkevich to Sazonov，Jan. 18/31，1914，no. 155，in MOEI，3rd ser.，vol. 1，pp. 10-11，183-185.
[23] AVPRI，Fond 151，Opis 482，Delo 3769，listy 87-90，CNGS to Foreign Ministry，June 17，1914 （OS），内附驻雅典海军武官的报告。这份文件是关于希腊精神错乱而且很有爆发战争可能的重要文件。但也另见5月11日驻君士坦丁堡陆军武官的关于土耳其统治集团有好战情绪的报告。正如前两年一般，陆军和海军武官的很多报告会被送交外交部。
[24]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4 （1913），Kudashev to Sazonov，Dec. 3/16 and 16/29，1913，listy 27，31-35.领事对1913年后期的报告，见：VPRI，Fond 133，Opis 470，Ed. Khr. 2。尼古拉二世用他常用的蓝蜡笔批注了斯瓦特科夫斯基的大部分报告，这些报告收藏在外交部档案馆中。
[25] 1913～1914年斯瓦特科夫斯基的大部分报告见：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745，我读了所有报告。他关于稳固内部的关键报告是1月29日（儒略历16日）、2月12日（儒略历1月30日）、4月22日、5月24日的报告 （listy 54ff.，57ff.，and 81ff.），但其他报告也很有趣。
[26] Report to Nicholas Ⅱ by Sazonov，Jan. 7，1914 （OS），annex，no. 8，in Marchand，Un livre noir，pp. 373-376.马克拉科夫对法案的反对见儒略历1913年11月16日致尼古拉二世的报告：GARF，Fond 601，Opis 1，Delo 982，listy 1-2。
[27] Marchand，Un livre noir，p. 374.
[28] Buchanan to Grey，July 18，1914，no. 60，in BD，vol. 11，p. 47.
[29] 比如，见 Hartwig to Sazonov，March 17/30，1914，no. 119，in MOEI，3rd ser.，vol. 2，pp. 151-152；Hartwig to Sazonov，June 3/16，1914，no. 281，in MOEI，3rd ser.，vol. 3，pp. 329-30；Artamonov to QMG，June 4/17，1914，apps. no. 9，in MOEI，3rd ser.，vol. 5，pp. 453ff. RGVIA，Fond 2000，Opis Iii，Delo 3152，listy 10-11，Arta-monov to QMG，Nov. 19，1913。B. Jelavic，“What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Knew About the Black Hand，”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22 （1991），pp. 131-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