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星期天，上午9∶00

（莫斯科，下午5∶00；哈瓦那，上午8∶00）

苏联官员思考着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文稿，直到最后时刻才定稿，又把最终版本翻译成英文。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的时候，苏联外交部致电美国大使馆，告诉他们将于“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内”收到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26]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5点钟便是最后期限，而这正是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的时刻。

时间正在一点点地耗尽，这封公函的几份副本被委托给负责意识形态的共产党主席列昂尼德·伊里伊乔夫（Leonid Ilyichev），他同时也负责大众传媒。[27]他命令自己的司机，以最快的速度开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总部，如果路上车不多的话，这趟行程将用去约40分钟。黑色的海鸥轿车奔驰在连接着新奥加廖沃和莫斯科中心的蜿蜒的森林公路上，经过了宽阔的库图佐夫大街，开过了纪念俄国人于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凯旋门，还穿过了莫斯科河。当民兵们看到这辆拉着帘子的克里姆林宫豪华轿车靠近时，他们挥舞着长长的白色警棍示意其他车辆往路边停靠。伊里伊乔夫无视了所有的交通规则，以最短的时间到达了广播电台。

电台的广播员却想要争取先浏览一遍文稿的时间。他们习惯于提前数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是提前数天就拿到文稿，由此他们便可以完美完成播报，在情感和坚定的意识形态之间拿捏到恰当的平衡。这些播音员在苏联被称作广播员（Диктор），他们是苏联政府的喉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高超的演员，在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校接受过方法派的演技训练。为了使表演逼真，演员必须把角色纳入自己的生活中。如果他能够说服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陷入了爱河，那么他同样可以说服听众。当他们朗读“五年计划”时，声音充盈着骄傲；而当他们描述帝国主义列强的恶行时，声音则饱含着激昂的义愤。

尤里·列维坦（Yuri Levitan）是最负盛名的广播员。聆听他悦耳、威权的声音，就仿佛在聆听“老大哥”本人一样。他给苏联人民播报过喜剧与悲剧，播报过胜利与失败，劝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共产党寄予信心。列维坦曾播报过1941年6月对纳粹德国的宣战，以及4年后纳粹主义的溃败。他曾于1953年宣布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和1961年尤里·加加林的太空之旅。现在落在他肩上的新闻是宣布赫鲁晓夫将要结束古巴的大博弈。

由于最后期限已经迫在眉睫，伊里伊乔夫坚持要让广播员不要预先排演，直接在电台上现场直播。赫鲁晓夫的消息将用俄语和英语进行同步广播。

“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列维坦开始播报。此时是莫斯科时间下午5点钟，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钟。他告诉听众，他将朗读一封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撰写，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公开信。

苏联政府已于早先下达指令，停止武器基地的建设工作，如今将进一步下达新的命令，拆除你方认为具有威胁性的武器，然后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列维坦成功地让这条消息听起来像是莫斯科和平外交政策的另一场胜利，挫败了好战的帝国主义国家。智慧超凡、永远理性的苏联领导人从核毁灭的威胁下挽救了整个世界。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听到电台上的新闻通告时，正在自家别墅里等待父亲的归来。事情发生了这样戏剧性的转变，既让他松了口气，又让他吃了一惊。以后他将对父亲的决策抱有更积极的看法，但此时此刻这在他听起来，却像是一场“耻辱的撤退”。[28]

“事已至此，”他思忖着，“我们已经投降了。”

其他苏联人民则庆幸梦魇总算结束了。当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连续在克里姆林宫危机中心执勤一个星期后，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体重掉了五磅。当他告诉妻子这几天的工作时，她温柔地责怪他说：“如果你下次还想减肥，就找个更安全的方法。”[29]

所谓5点钟的最后期限实际上是一个假警报。美方并没有在这一时刻安排总统讲话。一个电视频道甚至决定重播肯尼迪10月22日的演讲。赫鲁晓夫从情报人员处得到的情报是错误的。

华盛顿通讯社里电传打字机的铃声在星期天上午9点后响起。当一名副官拿着一份从电传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冲进作战室外走廊尽头的白宫食堂时，麦乔治·邦迪正在吃早饭。他用内部线路给肯尼迪打了电话。总统此时还在卧室里，正在穿衣服准备去教堂，而国家安全顾问则在为他朗读来自对外广播谍报处的资料。

莫斯科广播于格林尼治时间10月28日14时04分广播了一条赫鲁晓夫致肯尼迪总统的消息，称苏联已经决定拆除位于古巴的苏联导弹并把它们运回苏联。

10月28日上午9时08分。

“我感觉自己就像重获新生一样，”约翰·肯尼迪在听完这条新闻后告诉戴夫·鲍尔斯，“你知道我们已经为下星期二的空袭做好了全部准备吗？感谢上帝一切都结束了。”[30]

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一样喜出望外。当约翰·麦科恩从汽车广播中听到新闻时，他刚结束9点钟的弥撒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他后来回忆道，苏联的180°大反转非常突然，令人完全预料不到。[31]唐纳德·威尔逊“想要大笑、想要大叫、想要跳舞”。[32]他已经好几个夜晚都没有好好睡觉了，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还能不能见到家人，现在心头的乌云散尽，简直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

这是华盛顿秋天一个美妙的早晨。树上的叶子都变成了鲜红色，整个城市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乔治·波尔抵达白宫时，想起了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的一幅画，画的是“从一个公牛头骨中长出来的玫瑰花”。[33]生命突然奇迹般地从死亡的阴影中现身了。

在离白宫8个街区的圣斯蒂芬教堂，当总统从豪华黑色轿车里跳出来时，旁观者从他的步伐中看出了某种特别的轻盈。仅仅几个小时前，他还在计算核战的胜算，得出的结果是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34]

而在波托马克河对岸的五角大楼，气氛则完全不同，这里的参谋长们还在为完善全面入侵古巴之前的大规模空袭计划忙前忙后。肯尼迪把空袭计划推迟到下星期二，这已经让柯蒂斯·李梅怒不可遏了。这位空军将领希望他的将军同侪能随他一同前往白宫，要求空袭最晚于下星期一开展，要赶在导弹基地进入“全面运作状态”之前。

关于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报的电报于星期天早上9点30分分发到位。参谋长们看后都是满脸的沮丧。李梅把赫鲁晓夫的声明贬作“花招”，用来为他在古巴保留的一些武器打掩护。[35]安德森上将则预测，一旦肯尼迪对古巴做出绝不侵犯的承诺，将使美国“只能听任卡斯特罗在拉美胡作非为”。麦克纳马拉认为，赫鲁晓夫的让步使得美国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但是将军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起草了一份紧急消息发送给白宫，认为苏联的行动是“不诚恳的提议，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而已”，还警告说“绝不能放松任何警戒的程序”。[36]

“我们曾经上过当。”在他们最终有机会碰面时，安德森这样告诉肯尼迪。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败仗，”李梅坚称，“我们今天就得入侵古巴。”[37]

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在维达多的家中。《革命报》编辑卡洛斯·弗朗基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苏联导弹基地即将拆除的消息。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公函刚刚被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后，美联社就开始着手报道。而这位报纸编辑想要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这条新闻”。

“什么新闻？”

弗朗基在电话中口述了新闻简报，并准备好迎接卡斯特罗即将爆发的怒火。

“狗娘养的！杂种！混账！”菲德尔咒骂了很久，甚至打破了他自己的骂人记录。[38]为了发泄怒火，他又是踢墙又是打碎镜子。苏联人和美国人做了交易，“居然连通知都懒得通知我们”，这一点真是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感到自己被狠狠地“羞辱了”。他命令多尔蒂科斯总统给苏联大使打电话，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阿列克谢耶夫前一晚熬到很晚才睡。[39]电话响起时他还在床上安睡。

“广播电台报道说苏联政府决定撤回导弹了。”

大使简直不明白多尔蒂科斯在说些什么。显然有什么东西搞错了。

“你们不应该相信美国的广播电台。”

“不是美国广播电台报道的。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