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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章 有限复仇：奴工
不难理解，考虑到犹太人经历过特别毛骨悚然的历史，集中营解放之后，犹太人肯定会置身于这出历史悲剧的舞台中央。但是，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屠杀”（Holocaust）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溯性的建构物。[1]在当时，起码在盟国之间，对种族群体的区分并不严格，实际上，盟国经常故意混淆各族群，宁愿以其国籍来区分希特勒的受害者群体。面对这种普世劫难，像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这样的救济机构，最初并未把犹太人视为特殊类别，而是把波兰犹太人与其他波兰人归为一类，把匈牙利犹太人与其他匈牙利人归为一类，以此类推。直至1945年9月，犹太人才赢得聚族而居的权利，并且由专门的犹太救济机构予以照顾。[2]
对于当时的许多盟军士兵和救济人员来说，他们开始时并未觉得犹太人比其他许多族群更加痛苦。毕竟，苦难无处不在。在遍布第三帝国的庞大的剥削和灭绝网络中，集中营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战俘营星罗棋布地分布于东欧，在那里，数百万名苏联战俘只能被活活饿死。奴工营附属于所有主要的工厂、矿山、农场、工地。（例如，达豪集中营经常登上英法美三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但达豪集中营只不过是一个系统中心，这个系统为巴伐利亚南部240个附属营地提供各国犯人。）此外，还有许多中转营地，据说只有在把犯人从一处移往另一处时才会被投入使用，但在战争末期，这些中转营地变成堆积被拘留者的场地。实际上，这些被拘留者被遗弃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缺少食物，缺乏照顾。还有关押孤儿和少年犯的特别营地，关押刑事犯和政治犯的惩罚营地。把这数千个由带刺的铁丝网包围的营地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恐怖图景”。[3]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在这些营地的待遇可谓千差万别。英美战俘经常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能够得到合理的伙食，允许从事文化活动，意大利和苏联战俘则经常遭受毒打、过度劳累、饥饿至死。与之类似，法国劳工在“义务劳动服务”中偶尔会有报酬，通常伙食充足，波兰的“东方民工”（Ostarbeiters）则经常劳累至死，只留下累累白骨。即使在集中营内部，苦难也是分等级的，雅利安犯人承受的虐待，通常远远少于所谓的“劣等种族”，如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承受的虐待。
有人说，德国民众并未意识到这些外国人的存在，或者并未意识到这些外国人承受的困境，尽管许多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初期还在狡辩，但这纯粹是胡扯。在高峰期，外国劳工构成德国20%的劳动力，在某些工矿企业，如兵工厂和飞机制造厂，这个比例经常达到40%，甚至更多。[4]德国人跟这些外国人一起劳动，目睹这些外国人的待遇，实际上有许多德国人向这些外国人偷运食物，有些是出于好心帮助，有些则是为了顺手发财。
及至战争末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他们害怕，一旦这数百万外国人被解放，就会找德国人算账。1944年年底，汉堡成立了一支特别紧急护卫队，以防范外国工人起义。在奥格斯堡，有传言说，新来的工人私藏武器。[5]在柏林，有谣言说，外国人正在向敌人传递消息，将会成为德国境内的“特洛伊木马”。[6]许多外国工人故意鼓动这种恐慌：法国战俘自嘲为进攻部队的“先遣伞兵”，波兰工人嘲笑德国人，胜利之后将会列出杀死哪些德国人的“名单”。[7]考虑到存在于德国人与外国工人之间的害怕与怨恨的气氛，双方出现严重对抗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奴工之复仇
几乎从盟军进入德国时起，反击就开始了。最初几天，进驻德国的英军、法军、美军都在报告中提到，被解放的外国人从事抢劫和骚乱等行为，但驻地部队无力制止。1945年4月初，英军民政事务委员会官员渡过莱茵河，其中鲁宾·塞登（Reuben Seddon）上尉说道：“当地抢劫甚为猖獗。俄国人、波兰人、法国人以及当地平民都有生存权，抢劫活动必须停止，越早越好。”[8]越往东去，情况越糟。派驻梅伦堡什未林镇的新任军政府首长说道：“难民数千人成群结队，谋杀、强奸、抢劫，一句话，离开主要街道，法律荡然无存。”[9]5月，在柏林，一个由上百名难民组成的帮会甚至在安哈尔特火车站抢劫了一列似乎从西边开来的火车。[10]
许多人将类似行为归于诸种因素，心情亢奋、发泄忧郁、痛恨纳粹等。[11]但被解放劳工的野蛮狂欢，让德国居民和盟国都感到害怕。多年以来，这些劳工备受虐待、脱离异性、食不果腹、滴酒未沾：许多人现在正好通过暴饮暴食、追求性爱来弥补逝去的时光，而不问代价为何。多年以来，劳动营都是男女分居，但很快就变成“大染缸”，人们“到处便溺”，开始公开“在营房里通奸”。[12]4月11日，一位名叫德里克·亨利（Derek Henry）的工兵被调往明登郊外邻近诺德海默恩（Nordhemmern）的一处废弃劳动营，以维持法律和秩序，他描述了目睹的场景：
那里有男犯人和女犯人，当我们进入营房，他们围住我们。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喝自制伏特加，个个都醉醺醺，他们还想灌我们喝，有些人正在通铺上公开做爱，有些人则是又唱又跳。他们极力想让我们加入，幸运的是我们手里还有步枪……这些难民住在肮脏污秽的环境中，他们的营房臭气熏天，但我们还不得不品尝他们的自制伏特加，他们把酒倒在桌上，然后点火燃烧，证明这些酒有多烈。
按照亨利的说法，后来，一位波兰犯人“把他的女伴让给我过夜，我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13]
在解放后出现的混乱中，酒精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在哈瑙，数百名俄国人喝了工业酒精，结果至少20人中毒身亡，超过200人半身瘫痪。[14]在沃尔夫斯堡，数百名曾经在该市大众汽车工厂工作的劳工，先后闯入城市兵工厂和当地的苦艾酒厂。一名美军连长奉命来到此地，协助解除暴民武装，他回忆道：“某些人酩酊大醉，站在堤坝上或者屋顶上开枪，然后倒地不起。”[15]当记者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开车进入威悉河谷斯特耶贝格村时，他碰见村民和难民正在抢劫一处酒窖，里面放着“我见过的最好的葡萄酒”。那些人绝大多数喝到“疯疯癫癫”，他们打烂酒瓶，直至酒窖里遍地碎玻璃，流淌在地板上的1891年拉菲城堡红酒“淹到脚脖子”。[16]
某些最为野蛮的场景发生在汉诺威。在解放造成混乱的时候，数万名曾是强迫劳工的暴民洗劫城市、抢劫酒店、焚烧房屋。当残余的德国警察试图干预时，警察被暴民淹没、殴打，最终被吊死在城中的路灯柱上。[17]某些曾是强迫劳工的暴民包围德国平民，迫使德国人去做前几个星期他们被迫去做的事情，如掩埋被党卫队枪决的200名俄国军官，当德国人干活时，他们“就用棍子和枪托敲打德国人”。[18]其他暴民则在城市里到处寻找妇女，在这些妇女的家里甚至街上强奸她们。一名驻扎此地的英国炮兵军官提到，一队喝醉的俄国人“找到一门被丢弃的88毫米炮，他们把炮拖出来，为了取乐，任意射击他们感兴趣的目标，比如高大的建筑，比如阻挡他们去路的房屋”。[19]
1945年6月，在盟军控制汉诺威10周后，英国战地记者伦纳德·莫斯利（Leonard Mosley）来到此地，发觉汉诺威仍然处于半混乱状态。新组建的军政府致力于恢复供电、供气、供水，从瓦砾堆中清理道路，招募一名德国市长，组建一支临时警察部队，但还是无法恢复任何法律和秩序。“问题太大了。面对超过10万名多年以来第一次尝到自由滋味的外国奴隶，没有任何临时拼凑的警察部队能够维持秩序。”[20]
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当军政府首长开车把莫斯利从市政厅送到数英里外的住所时，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在路上，车子被充斥街道的暴动者截停五次，即使是军政府首长兰姆（GvH.Lamb）少将也只能靠反复向天鸣枪来脱身。他反复告诉莫斯利：“这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抢劫、斗殴、强奸、谋杀，真是个鬼地方！”[21]
在汉诺威，许多抢劫和暴力事件的发生，简直可以说是为暴力而暴力。在其创作的一篇最有现场感的对战后混乱的报道中，莫斯利描述了发生在城市外围一处仓库的一次疯狂抢劫：
曾经有人告诉我，当一个男人因为打家劫舍而脑子发热时，他会为了抢到东西而不惜杀人伤人，即使那件“东西”根本不值钱，在汉诺威，我终于证实了这种看法。我们看见一群人闯进仓库；这群大喊大叫的乌合之众，既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打破门窗闯进去，当他们出来时，手上竟然捧着很多门把手！这是一家卖门把手的商店，在这座半数门板不复存在的城市里，这些人抢来的东西真是让我无言以对；然而，他们不仅抢这些门把手，而且还为这些门把手大打出手。他们又踢又抓，还用铁棍敲打那些拿着更多门把手的人。我看见一名外国工人绊倒一名女孩，从她手上抢过门把手，然后反复踢打她的面部和身体，直到女孩倒在血泊之中。然后，他冲到了大街上。走到半路，他似乎意识到什么；他低头看着自己抢来的东西，然后做出一个弃之如敝屣的动作，把那些东西全部扔掉。[22]
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天，这种景象简直是家常便饭。由于绝大多数德国警察要么已逃亡，要么被罢免，当地居民别无选择，只能向盟军士兵寻求帮助，但只是巡逻根本没用。在汉诺威，军政府让盟军战俘临时充当警察部队，但这些人对于警务工作毫无经验，而且他们本身也对当地的德国人充满敌意。[23]所有的德国大城市都在招募德国警察，但招来的新人同样毫无经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盟军不允许德国警察携带武器，结果，与发起暴动的难民相比，与日益壮大的外国武装帮派相比，德国警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24]
一名英军中尉告诉我们的故事，足以说明，盟军士兵在面对当时高度紧张的局势时是何等软弱无力；足以说明，在曾经被纳粹侵犯的人与从未被纳粹侵犯的人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道德鸿沟。1945年5月，雷伊·亨廷（Ray Hunting）在韦瑟尔（Wesel）市附近一条宁静的乡间小路上行进，他目睹的一件事情，让他终生难忘。
我看见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正在前往韦瑟尔的俄国人，一个年老的拄着拐杖的德国人，老人正在缓缓向车站走去。当我们走近时，这两个人都停了下来，那个俄国人似乎在打听时间，因为老人正在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那个俄国人动作连贯地夺过怀表，把一柄长刀捅进德国老人的胸口。老人踉踉跄跄地跌入沟渠。当我们停下时，老人已经两脚朝天，裤管卷起，露出瘦弱惨白的小腿。
当我用左轮手枪顶住俄国人的肋骨时，他已经把刀抽出来，若无其事地用老人的大衣擦干刀上的血。当俄国人举高双手站在马路上时，我把手枪递给帕特里克，然后我跳进沟渠去帮助受害者。老人已经死了。那个俄国人，那只笨口拙舌的野兽，看着我跪了下来，但他面无表情，亦无悔意。
我拿着刀和怀表，把他塞进货车后车厢，我坐在他对面，拿左轮手枪指着他。我们前往军政府办公室，想把他交给格鲁布上尉，但上尉出去了。我们把犯人带到兵营，让他接受苏联法律的裁决。
我揪住犯人的衣领，将其扔进领导办公室，提出谋杀指控，同时出示刀和怀表。其中一位自称行政长官（这个词的俄文意思与英文完全对应）的领导走上前来。
他笑着问我：“你说这个男人杀了一个德国人？”我向他出示凶器。他走向一名同僚，从同僚的帽子上摘下红星帽徽，然后把帽徽别在谋杀者胸前，还亲吻了谋杀者的脸颊！这个杀害老人的杀人犯，戴着装饰品溜出房间，消失在数百座营房中。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25]
针对难民的军事管制
为了终止这种无政府状态，盟国军政府被迫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推行激进措施。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尽可能多的新近释放的囚犯和劳工集中起来，并且在严加看管的前提下将其遣返回国，此举一出，马上导致那些本来只想回国的人们的愤怒和恐慌。严格的宵禁开始实行，在某些区域开始时间甚至早至傍晚六点，任何夜间离开营地的人都将被逮捕甚至枪决。武力威慑经常是恢复秩序的唯一手段。例如，穆恩（A.G.Moon）少将在接管布克斯泰胡德军政府时，他马上通知当地难民中心的居民，任何人因为抢劫被逮捕，都会被枪决。结果，这个地区很少麻烦。[26]后来，在8月，派驻德国西北部的英国军政府将枪决抢劫者定为官方政策。[27]派驻黑森的美国军政府同样发出警告，任何因为食品短缺而发动暴乱者，都会被判处死刑。[28]这些公告与纳粹当年发布的公告相差无几，实际上，就连确保公告得以实施的控制手段都似乎是一脉相承的。[29]
由于仍然滞留在德国的外国难民对法律和秩序构成明显威胁，盟国开始尽快遣返这些难民。关于优先遣返程序，当时引发了许多争议。英美战俘以及抵抗组织成员有权要求特别待遇。同时还要考虑苏联当局遣返苏联公民的迫切要求，毕竟还有数千名被解放的盟军战俘被捏在苏联手中。还有人说，那些最不守规矩的难民应该首先被送回家，以重建法律和秩序。在已被摧毁殆尽的欧洲铁路系统上运送这些人，后勤保障就足以让人头痛，何况还有许多难民根本就不想回国。许多犹太人、波兰人、波罗的海人把自己视为无国籍人士，因此无家可归。其他族群，特别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也不想被遣返，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一旦回家就会受到惩罚。许多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前路茫茫。
在等待遣返时，难民会被转送到大型留置中心，像过漏斗一样根据不同民族属性分配到遍布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难民营。这些营地要么曾经是军营，要么是城镇的某个隔离区。某些营地专门为收容难民而建造，但其他营地就是以前的劳动营甚至集中营。在房屋奇缺的欧洲大陆，盟军只能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建筑物都派上用场。对于许多曾经当过囚犯的人来说，当他们被赶去驱除虱子、剃光毛发，当他们被送回他们最近刚刚逃出的集中营，他们自然会有些焦虑。[30]
无论是在当时的官方报告，还是在普通士兵写下的许多回忆录和日记中，我们都可以清楚见到，盟国当局对待难民比对待德国人更为警惕。在之后几个月里，他们开始担忧难民的怨恨和绝望情绪，毕竟这些难民还未被真正解放，他们继续生活在流放中，被严加看管，被军人统治。8月，英国开始在波兰难民中招募警察，以确保波兰难民遵守秩序，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盟军士兵去控制难民，而且德国警察又不被尊重。[31]及至11月，英美两国都考虑要在“难民活动构成威胁”的地区重新武装德国警察。[32]一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了在即将到来的冬季盟国面临的威胁，报告以平实的字句阐明盟国的担忧：“如果严寒的冬季影响难民的生存状况，难民很可能会比德国人制造更多的麻烦，与德国人不同，难民聚集在营地里，甚至拥有相当数量的武器。”[33]
这种报告也许有点危言耸听。联合国善后救济署派驻德国西部的负责人确实认为：“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管辖下的难民（并不）比其他平民更具有暴乱迹象。”[34]许多关于难民抢劫的所谓证据，事实上是德国人杜撰的。[35]实际上，官方报告显示，即使在大批难民被遣返后，当地的犯罪率仍然长期高企。[36]借用一名军政府军官的说法：“难民是无家可归者，所有麻烦都被栽到难民头上。”[37]此时战争已然结束，难民很可能被视为新的敌人。
“解放综合征”
考虑到难民解放后的处境，难怪他们最初的幸福感会迅速让位于幻灭感。玛尔塔·科尔文（Marta Korwin）是最早关注德国境内的大批难民的观察者之一，她是一位波兰社工，于1945年4月跟随英国军政府工作组进入博霍尔特（Bocholt）。根据她当时的对话和评估，许多人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幸存，是因为：
要抵消这种极端艰难甚至卑鄙可怕的时世，只能靠回忆过去的美好幻想，直到他们确信，等到被解放后，他们将会寻回战前那个幸福美丽的世界。他们过去所有的苦难都会被忘记，自由将会使他们重回那个毫无错误的世界……那是一个人人为善的天堂……到处都是美丽的家园。
但他们未能返回“天堂”，他们“被领进营地，在许多个案中，他们的境况甚至还不如解放之前”。更糟糕的是，长期关押让他们有机会反思，他们曾经梦想的天堂是否已不复存在：在废墟环绕中，他们只看到“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已经毁灭”。[38]
玛尔塔的观察结果被国际机构更大范围的研究结果所证实。1945年6月，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监督下的国际-盟国心理研讨会提交了一份难民心理状况报告。报告提到，许多难民在被解救时远远说不上高兴，而是气愤难平、敏感易怒。许多盟军士兵以为这些难民会心怀感激，但这种期待同样落空：正好相反，难民“坐立不安”“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而且“对任何权威……心存疑虑”。实际上，许多难民变得如此愤世嫉俗，以至于“任何人的热心帮助都备受怀疑”。这种态度被某些盟国军官称为“解放综合征”。[39]
对于这种综合征的产生，盟国军队亦非无可指责。尽管在此前两年英美军队已经大力投入救济工作，但绝大多数军官还是把难民问题视为技术问题而非人道问题。他们把大批民众视为需要被管理、除虱、穿衣、喂养的对象，只要把这些民众按照国籍分类、分配有用工作、最终遣返回国，就算完成任务。及至1945年，所有盟国军队在处理这类工作时可谓得心应手。然而，他们并不擅长处理“人情世故”。当他们按照流程处理难民时，他们经常忘记自己面对的是深受精神创伤的人类。
人道工作者经常对军人处理难民问题时的愚蠢做法感到错愕。有一次，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一名英国雇员看见一名美军中尉在未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命令大批妇孺移动位置，她当场被激怒。她喝止那名中尉，她说道：“我讨厌军队。为什么你不去打仗？为什么你对着平民百姓呼呼喝喝？他们跟你不同，你以为你能够命令母亲、婴儿、病人移动位置，就像你在战时调动几个连或者几个排那样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只插手你真正懂得的东西呢？”[40]
当难民人困马乏、无动于衷时，军队总是依靠强硬铁腕的武断手法让他们听命。例如，面对兰斯贝格犹太难民营的肮脏状况，一名美国军官建议“以强制训练手段”推行卫生规章制度。[41]这些军官似乎无法理解，军事纪律可以把征召而来的士兵塑造成军人，却无助于使大屠杀幸存者从长期的被侮辱和虐待中恢复身心。
与之类似，1945年9月，在对维尔德弗莱肯的波兰难民营进行过几次突击检查后，美国将军下令在营地执行军事纪律。从此以后，任何在大街上扔垃圾、在大树上晾衣服、在房子里收垃圾的难民，都会马上被关禁闭。任何拒绝工作的波兰人都会被逮捕，营地里所有妇女都要马上接受性病检查。民主选举的波兰营地委员会应被解散，每两星期遣返1500名波兰人，必要时可动用武力，遣返程序应马上启动。[42]
不用说，这种法令肯定会引起强烈反感：多年以来，纳粹就是这样对待这些难民的，他们最不愿意得到的就是这种待遇。维尔德弗莱肯一名营地负责人嘲讽道：“军队从事救济工作的能力，很难说得上是一流啊。”[43]
善后与救济
盟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军事组织并非从事这类工作的合适主体。正因如此，对难民进行日常照顾的责任从军队手中移交到战时成立的国际人道机构手中，这个机构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这个机构成立于1943年，负责在欧洲绝大多数解放地区协调和分配食品及药品援助。最初，其援助范围仅限于巴尔干半岛居民，及至1945年春天，其援助范围扩大到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东欧地区。其中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为遍及欧洲大陆的难民协调福利。
1945～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署侧重于照顾数百万难民的需要，他们暂住在遍布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难民营中。难民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社会需要、情感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核心观点是，难民不仅需要食物、住所、药物，还需要咨询、教育、娱乐，甚至需要政治生活。这不仅是为了将难民的精力引向正途，而且希望通过这些行动，重塑他们的人格，重拾他们的尊严。
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职员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自助助人”计划。[44]首要任务就是在绝大多数难民营中建立学校。这不仅是为孩子提供他们曾被剥夺的教育，而且是为他们提供一种建设性的、常态化的感觉，有些大孩子甚至还是第一次上学。根据一份美军的报告，1946年4月，难民学校的出勤率甚至高达90%。童子军组织和青少年俱乐部同样大为普及，因为这些组织能够让孩子远离遍及某些营地的不健康的、侵略性的、不道德的氛围。[45]
职员们还鼓励难民建立自己的教会和教团，以免人们误入歧途，同时为意志消沉的男女提供更为急需的精神抚慰。官员们不遗余力地提供新闻纸，让难民能够发行自己的报纸，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对这些报纸不进行任何审查。文化活动如音乐和戏剧都受到鼓励，成人教育也受到鼓励。难民制订了自己的学徒计划，甚至在慕尼黑开办了一所难民大学。[46]
从一开始，盟国军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就尝试鼓励难民营自治，绝大多数营地都举行了选举，难民还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和警察部队，以应对不稳定因素。这些营地机构也不总是值得信赖。例如，在维尔德弗莱肯的波兰人营地，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职员留意到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营地议员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承诺取缔贩卖烈酒、牛肉、鸡肉的黑市”，但他们就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上面摆满了烧烤的牛肉、鸡肉以及白兰地酒瓶。[47]某些营地成立的极端组织也让人担忧，尤其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团体。但营地职员认识到，控制犯罪和极端行为几乎总难奏效，重要的是赋予难民某些他们在苦难中丢失的东西：正义感和自尊心。
不幸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慷慨总是被滥用。难民经常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提供的物资，把营地变成黑市交易的中心。在维尔德弗莱肯营地，因为卷入腐败行为，波兰警察部队被彻底解散和轮换，而且在最初的18个月里，它不止被解散一次，而是被解散五次。[48]盗窃、敲诈、私酒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开始把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首字母缩写（UNRRA）戏称为“你从不真正救济任何人”（You Never Really Rehabilitate Anyone）。[49]
正因如此，这个机构开始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者。批评声此起彼伏。派驻德国的英国军政府首长、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一开始就认为联合国善后救济署“非常不称职”，他之所以愿意移交照顾难民的责任，只是因为军政府无力继续承担英军从事的财政救济工作。美国政治家同样怒不可遏，毕竟他们为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划拨了几乎3/4的财政预算，但这个组织的挥霍、浪费、腐败令人忍无可忍。某些政治家甚至指责这就是“一出国际闹剧”，其主要目的不是救济难民，而是为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军事团体提供养分”。[50]
尽管有诸多不足，但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还是得到了难民的衷心喜爱。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职员通常是这些难民遇见的第一批非暴力的外国人，他们还提供了许多难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同情。这个组织知道，友好和共鸣，有时同样能够阻止昔日的强迫劳工走上复仇之路，也许这是军人不会明白的。
最容易明白这种道理的也许是孩子，正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管理的难民营里，许多孩子第一次感觉到光明的未来。在欧洲大陆，许多孩子都害怕看见身穿制服的男人，但法国孩子看见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制服时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伊薇特·鲁宾（Yvette Rubin）是一位13岁的犹太女孩，她曾于1942年被送往德国。三年后，在目睹许多恐怖事件包括母亲被残忍杀害后，她回到了巴黎。回到家中，她向家人讲述自己的恐怖经历，只有在注意到叔叔穿着的衣服时，她的双眼才重现光彩：
叔叔，你不是士兵。你是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职员。我知道他们。在被英国军队解救后，我跟他们生活了超过两个星期。他们很好。他们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当时患上斑疹伤寒，是他们治愈了我。他们给了我食物，还给了我现在穿的这身衣服……我很爱他们。他们是我第一次碰见的好人。[51]
个人权力问题
很难弄清楚，怎样才能最好地概括战后德国境内那些被解放的强迫劳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席卷欧洲大陆的不法行为的极端形式。然而，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犯罪。经过多年压抑，他们把暴力、酗酒、放荡视为自我表达的合法而迟到的方式。他们的行动也有强烈的愤怒因素。许多人相信，一定数量的抢劫甚至暴力可被视为讨回公道的方式。他们渴望集体报复，也许更准确的描述是“复仇”。
在彼此冲突的情绪混乱中，所有这些动机纠结在一起，甚至难民自己也未能理解。人道组织如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些动机都可以归结为个人权力问题。在战争苦难中，许多强迫劳工被侮辱、被虐待：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严厉管束，这种管束有时长达数年。他们长期被剥夺任何形式的权力，而解放让这种状态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不仅自由自在，而且被允许为所欲为。如果说当时他们失去了自制力，那么这经常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如此，重新发掘的权力意识使他们欣喜若狂。借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心理学报告的说法：“刹车已然松开。”[52]
当某些军事机构试图重新以强力手段遏止这种暴力能量时，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官员宁愿还给这些人某种平衡。他们的政策是让难民自己管理自己，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要开明得多：付出无限时间，划拨无限预算，宁愿救济个人，而非强调纪律。在战后的混乱状况中，这也有点理想主义。营地居民流动频繁，以至于看不到这些计划的成果，个人深受创伤，职员照顾不来。在许多个案中，特别是在战后初期的个案中，把权力还给难民只会增加他们复仇的机会。结果，在授予难民责任与约束难民行为之间，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职员只能艰难地走钢丝。
在解放初期过后，如果被解放奴工的报复行为并未大范围发生，那主要是因为德国境内的难民从未真正地掌握权力。如果像欧洲其他地区那样，让难民负责管理营地，让德国人成为囚犯，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事实上，唯一能够真正支配德国、在某种环境中实际拥有绝对权力的，是盟国军队。在战后，比难民更有机会复仇的，正是占领国的军队。
从那时起，盟军士兵及其指挥官如何对待这种复仇机会，就已成为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1] Novick，Peter，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London：Bloomsbury，2000）.
[2]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245-6.
[3] 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61.
[4]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517.
[5] Beck，Earl R.，Under the Bomb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p.164.
[6] Kardorff，Ursula von，Diary of a Nightmare：Berlin 1942-1945，trans. Ewan Butler（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5），pp.152-3.
[7] Beck，Earl R.，Under the Bomb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p.143.
[8] Major R.C.Seddon，IWM Docs 95/19/1，typescript diary，entries for 6 and 12 April 1945.
[9]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46.
[10] 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282.
[11] 如可参阅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6，p.4；ch.18，pp.11-12。
[12] Bernard Warach，UNRRA welfare officer，引自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38。
[13] Derek L.Henry，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p.92-3.
[14] Mrs M.Heath，Welfare Officer of DP centre at Hanau，IWM Docs 98/25/1，manuscript diary，entry for 7 May 1945.
[15] David Campbell of 180th Engineers，引自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72。
[16] Moorehead，Alan，Eclipse（London：Granta，2000），pp.241-2.
[17] R.J.Hunting，IWM Docs 10519 P339，typescript memoir，p.368；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72.
[18] 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8，p.7.
[19] 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7，p.6.
[20]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80.
[21]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69.
[22]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p.69-70.
[23]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p.73，80，81.
[24] Davidson，Eugene，The Death and Life of Germany：An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Occupation（London：Jonathan Cape，1959），p.54.
[25] R.J.Hunting，IWM Docs 10519 P339，typescript memoir，pp.378-9.
[26]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34.
[27] TNA：PRO FO 945/595，General Montgomery telegram to Foreign Office，6 August 1945.
[28] Undated newspaper clipping kept by Katherine Morris：“Death warning to food rioters：U.S.may invoke military law”，IWM Docs，91/27/1.
[29]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34.
[30] 关于难民营的类型和状况，参阅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38-60。关于1946以后的状况，参阅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p.267-99。
[31] TNA：PRO FO 371/47719，telegram C-in-C Germany’s political adviser to Foreign Office，11 August 1945.
[32] TNA：PRO FO 1005/1631-“Report on life in Germany during October 1945”，p.3；and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79.
[33] TNA：PRO FO 1032/1933-JIC report，“Possible dangers to the occupying power during the coming winter”，29 November 1945.
[34] Lt Gen.Frederick Morgan to Foreign Office，IWM Docs 02/49/1.
[35] 如可参阅Moorehead，Alan，Eclipse（London：Granta，2000），p.240；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46；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p.43。
[36] 如可参阅TNA：PRO FO 1005/1631-“Report on conditions in Germany during May 1946”。
[37]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69。
[38] 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p.68-9。
[39]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52。这些观察结果得到军界人物的支持，可参阅Coles，Harry L. and Albert K. Weinberg（eds.），Civil Affairs：Soldiers Become Governors（Washington，DC：US Govt Printing Office，1964），p.858。
[40] Wilson，Francesca，Aftermath：France，Germany，Austria，Yugoslavia，1945 and 1946（London：Penguin，1947），p.131.
[41]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332。
[42] 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67；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275-6.
[43]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67。
[44] UNRRA mission statement，according to Kay Hulme，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167。
[45] 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99-104.
[46] 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17-21.
[47]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66。
[48]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p.173，204.
[49]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43.
[50]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p.152-4.另可参阅Acheson，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p.201；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16。
[51] Yvette Rubin story related by Jean Newman，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248-9。
[52]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