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及致谢

如果说俄罗斯有卓越的英雄，那就是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那个打败了希特勒（Hitler）的人，那个从贫困中崛起并成为二战中最伟大的将军的农家子弟，那个个性鲜明、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闹翻过却大难不死的人。在兰登书屋的乔纳森·乔（Jonathan Jao）建议我写一本新的朱可夫传记的时候，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当初我在写《斯大林的战争》时，就想对朱可夫在苏联战胜纳粹德国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对其自我标榜的回忆录所引发的神话一探究竟。如果说过去有哪位苏联的将军是我特别喜爱的，那是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他是朱可夫的竞争对手，领导风格截然不同。对于这项新的写作计划，我原定的题目是“朱可夫：一部批判性的传记”，目的是想给出一幅瑕瑜互见的完整画面，在紧紧抓住他那些激动人心的军事成败和过山车般的政治经历的同时，也揭示出围绕其生活和事业的诸多神话。但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赞同朱可夫的观点。对于他，我既有赞同又有批评，所以，我希望本书能被看作对他的一个公正的再评价，它在充分尊重朱可夫个人及其成就的同时，也克服了朱可夫崇拜中的夸大之词。

这不是关于朱可夫的第一部英文传记，我得感谢艾伯特·阿克塞尔（Albert Axell）、威廉·斯帕尔（William J.Spahr）——尤其是奥托·普雷斯顿·钱尼（Otto Preston Chaney）的开拓性努力。他们的工作的主要局限在于，过于信赖朱可夫的回忆录。那些回忆录作为原始资料是不可或缺的，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在现在的这部传记中，我利用了俄罗斯档案中的大量新材料，包括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的朱可夫个人档案。许多俄罗斯学者的工作也让我获益良多，这其中特别是V.A.阿法纳西耶夫（V.A.Afanas’ev）、V.丹尼斯（V.Daines）、A.伊萨耶夫（A.Isaev）和V.克拉斯诺夫（V.Krasnov）。他们对朱可夫在二战中的作用都做过非常有价值的传记性研究。不过，我写的传记是全景式的，它对朱可夫的早期生活及战后的政治生涯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在莫斯科，我的研究得到了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科学研究所的朋友们的大力帮助，尤其是奥利格·勒热舍夫斯基（Oleg Rzheshevsky）、米哈伊尔·米亚赫科夫（Mikhail Myagkov）和谢尔盖·利斯季科夫（Sergey Listikov）。勒热舍夫斯基教授特意安排了我与朱可夫长女叶拉（Era）的见面和采访。尼基塔·马克西莫夫（Nikita Maximov）和亚历山大·波兹杰耶夫（Alexander Pozdeev）两位先生陪我一同兴致勃勃地去了朱可夫的家乡——那里现在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并参观了朱可夫博物馆。鲍里斯·索科洛夫（Boris Sokolov）对朱可夫抱有敌意的看法我并不认同，但他大度地提醒我，要关注伊琳娜·马斯蒂基纳（Irina Mastykina）对朱可夫的家庭及私生活的研究。

承其好意，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读了本书的初稿，他在指出其中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那些错误中最为好笑的就是我以为朱可夫当初爱上的是一位年轻的体操运动员而不是女中学生。^[1]埃文自己对苏德战争的研究，就像克里斯·贝拉米（Chris Bellamy）、大卫·格兰茨（David Glantz）、乔纳森·豪斯（Jonathan House）及已故的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的著述一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有关朱可夫战前在红军中服役的情况，给了我较多启发的是玛丽·哈贝克（Mary Habeck）、马克·冯·哈根（Mark von Hagen）、西蒙·内夫（Shimon Naveh）、罗杰·里斯（Roger Reese）和大卫·斯通（David Stone）的著作。

我要感谢约翰·拜尔勒大使^[2]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我讲述他父亲约瑟夫于1945年邂逅朱可夫的故事，从而为我重构这一事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为我对朱可夫的研究提供了展示机会的有“世界军事史协会”、“爱尔兰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会”、伦敦的“俄罗斯与苏联研究合作协会”、梅努斯大学（Maynooth University）“军史与战略研究中心”以及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政治与国际研究系。

如果没有我就职的爱尔兰科克大学提供的资金支持和专职研究机会（research leave），我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在莫斯科进行研究和写作。

本书有幸得到两位非常出色的编辑的帮助：一位是我的妻子西莉亚·韦斯顿（Celia Weston），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另一位是乔纳森·乔，他为如何写作通俗的学术性传记给了我大师般的指导。我还有幸得到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洛尼（Andrew Lownie）的服务。他也鼓励我接受挑战，为更广泛的读者写作。

最后要感谢的是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的《如何写传记》。只是在重读了那本书之后——当时我已完成了有关朱可夫的写作——我才意识到我从中汲取了多少宝贵的教益。不过，本书存在的任何不足都完全在于我自己，而不能归咎于他或这篇前言中提到的任何人。

[1] 俄文的“女中学生”（gimnazistka）与英文的“体操运动员”（gymnast）拼写很相似。——译者注

[2] John Beyrle（1954～），美国外交官，苏联与东欧事务专家，曾任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2005.7～2008.4）和驻俄罗斯大使（2008.7～2012.1）。其父约瑟夫·拜尔勒（Joseph R.Beyrle，1923～2004）二战时作为伞兵在美军101空降师服役，诺曼底战役中被德军俘虏。1945年1月从纳粹战俘营逃脱后加入苏军的一支坦克部队，同年2月在受伤住院期间得到朱可夫的探望，并在伤愈后被护送至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约瑟夫战后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