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但阿登纳和乌布利希还并不是最难应付的盟友：这是较之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毛泽东而言的。法国和中国都从它们同超级大国的关系中获益。美国为法国提供了战后重建资金，通过北约确保了法国的国家安全，并且在暗中帮助法国发展制造核武器的能力。42苏联为中国的革命提供了思想启蒙，而在斯大林去世后，它慷慨地送去了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为毛泽东于1955年开始研制中国原子弹的努力提供了技术支持。43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戴高乐和毛泽东开始解散曾经哺育了他们的国家并且拥护过他们政权的联盟。他们的目标无外其他，不过是要打破两极国际冷战体系。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于法国在二战中被打败并被德国占据之后，它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处于瘫痪状态。不稳定的联合政府频繁更迭令人沮丧，宪政改革已难以回避：只有自由法国的战时领袖戴高乐拥有将改革付诸实行的权威和声望。新的第五共和国成立于1958年，它赋予了戴高乐所需要的权力。美国人对此寄予厚望，他们希望在巴黎能够出现一个更为坚定和其行为更可预料的领导人。“法国12年的历史就是在道德、政治和军事上不断堕落的历史，”艾森豪威尔在当时评论道，这种状态“急需一位‘强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戴高乐”。44

这位新任法国总统当然是坚定的，但他的政策和作为却并非可预料。当戴高乐策略性地结束了法国长久以来徒劳无功地保留最后一个大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努力时，华盛顿几无异议。美国人认为，那场战争正在耗竭法国的资源，激发起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却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但华盛顿所赞同的也仅仅如此，因为戴高乐很快表明他下一步的目标是竭尽所能挫败美国对欧洲的政策。事实上，他在这么做的同时又希冀北约联盟能继续给他提供保护，这使得美国人更加愤怒；但美国人的这种愤怒，似乎又是戴高乐故意而为的。他似乎决意要向美国表明，在超级大国们因肌肉僵硬而失去活力的年代，不仅存在着法国伸张自主性的机会，而且还有进行炫耀的可能。到1959年中，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的“弥赛亚情结”怒不可遏：他就是“拿破仑和圣女贞德的复合体”。45

若把戴高乐的发难列个单子，那么这将是份很长的单子。他拒绝同美国与英国协调法国的核战略——法国人在1960年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法国小规模的“核威慑力”（force de frappe）是为“全方位的防御”而设计的，其明显的意图是让对手和盟友都感到不安。46他否决了英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成员国资格，从而羞辱了美国的一个亲密盟友，并将欧洲一体化运动向后倒推了至少十年。他强调在抵抗苏联对柏林的施压上美国不足为信，试图以此来说服年迈的阿登纳放松西德同北约的联系。他随后提出了一种“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地区”的欧洲观：这将让美国人——当然也让西德人——不知所措。1964年，戴高乐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毛泽东的中国，同时激烈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行动。1966年，他将法国完全退出了与北约联盟的军事合作，迫使北约司令部从巴黎转移到布鲁塞尔，并迫使美国军队从这个他们曾在二战中帮助解放了的国家中撤出。约翰逊总统命他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质问戴高乐：“你要让我们把美国烈士的坟墓也搬出法国吗？”47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华盛顿对这些挑衅的反应都是无能为力的。戴高乐断然拒绝了华盛顿的屡次求和之举，面对压力也不为所动：他已精明地算计好，他可以使法国脱离北约，但美国及其盟友们却不能摆脱防御法国的需要。说到底，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所描述的，他是一位自由的骑师，一个“高度自我中心”的“运用着极度狂妄自大手腕”的领袖，他喜欢通过与美国对抗来获得对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身份的认同。48最终，约翰逊认识到美国的确束手无策：它只能容忍戴高乐。“我们的确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毫无控制力，”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在1964年告诉总统。“没错，”约翰逊承认道，“一点儿也没有。”49

毛泽东这样做，至少部分是因为在国外开战——无论是与对手还是盟友——都是维持国内团结的一种方法，这是他发动“大跃进”时一个优先考虑的因素。51这正是第二次沿海岛屿危机的原因，这次危机在1958年夏将中国带到了与美国开战的边缘。但是毛泽东那时已经选择要与苏联单独斗争。俄国人犯了错误，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以及建立一支中苏联合潜艇舰队。毛泽东怒不可遏。“你们从来不相信中国人！”他向苏联大使抱怨说。莫斯科可能还要求对“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工业、农业、教育……”的联合所有权，“有几颗原子弹，你们就认为可以控制我们了”。52

当赫鲁晓夫急急忙忙赶到北京试图息事宁人时，毛泽东批评他丢掉了革命锋芒。“我们显然拥有胜过敌人的优势，”毛泽东告诉他；而毛泽东在游泳池接见不习水性的赫鲁晓夫便已经将他置于劣势了。“你所要做的就是挑动美国人开战，你需要多少师粉碎他们，我就给你多少。”努力保持镇定的赫鲁晓夫试图向毛泽东解释，“一两个导弹就能将中国所有的师化为灰烬”。但毛泽东“根本不愿听我的解释，很明显视我为胆小鬼”。53

毛泽东向国际体系中的均势逻辑发起挑战，找到了一种不同的均势：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可以将在中国内部挑战他统治的风险最小化，不论这种世界危险来自美国还是苏联或是两者。54这种战略非常成功。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管理不善——如果这种委婉的说法可以形容在“大跃进”期间致使他那么多的国民饥荒致死的政策的话——毛泽东作为中国的“伟大舵手”幸存了下来，这在现代史上无人能及。没能存活下来的是中苏同盟，对于毛泽东而言，它已失去效用。赫鲁晓夫担心两国分裂的影响，直到他1964年被罢免都在孤注一掷地努力重新恢复同盟关系，尽管他屡次尝受了来自毛泽东的侮辱、断然的拒绝，甚至是蓄意的破坏。55但是最终连他都不得不承认，“越来越难以用孩童那种热切和纯真无邪的眼睛来看待中国”。56

那么，戴高乐和毛泽东，这些中等大国的领导人如何能够以这种方式威胁超级大国呢？为什么传统形式的权力本身——军事力量、经济力、地理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都失效了呢？一部分答案与这种新形式的势力均衡有关：戴高乐的“全方位的防御”战略与毛泽东的四面出击并无不同。两人都视挑战外部权威为巩固他们在国内合法性的一种方式。两人都试图重新树立国家自尊：他们认为那就需要对此前向他们提供了食物和其他形式支持的人嗤之以鼻甚至反戈一击。

但是，另外一部分原因与恐惧的消失有关。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和中国在他们各自的联盟体系中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他们不再有当初寻求建立同盟时的那种不安全感。在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和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超级大国都试图对较小的大国予以保证：按照这一标准，戴高乐和毛泽东在十年之后的举动至少说明这些同盟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与众不同的个性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不是每一个领导人都能像他们一样，以这种保证为基础如此嚣张。法国和中国领导人在使用“chutzpa”[1]这个词的理解上非常相近，这个词在他们各自的语言中没有精确对应的词语。它也可以被解释为表演走钢丝的杂技却不使用安全保护网。这就需要表演者千万不要向下看，而戴高乐和毛泽东则是展示这种技艺的大师。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