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星期五，凌晨1∶03

（中央标准时间，中午12∶03）

守夜人[44]一如既往地巡逻，每个人都在担心苏联阿尔法特种部队（spetsnaz）搞突袭，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渗入美国。战略规划者曾警告说，苏联在先发制人发动核打击之前，可能会对美国的军事控制和指挥设施进行破坏。德卢斯（Duluth）机场的南边有个指挥中心，很容易成为对方的打击目标。因为那里配有汇总五大湖地区的空中防卫信息的所有电脑和雷达系统。如果苏联人炸开了这些混凝土结构的堡垒式建筑，美国将很可能丧失追踪从北面飞来的苏联轰炸机的大部分能力。

卫兵在这个四层建筑后面巡逻，突然发现有人影，这个影子试图爬过发电站附近的栏杆。卫兵开了几枪，然后跑去拉警报。几秒钟后，警报声响起，把几百码外食堂里的飞行员吓着了。没人理解这个警报是什么意思，因为它不同于常规的紧急起飞警报。[45]飞行员们仍然在琢磨，如果是突袭破坏警报而不是紧急起飞警报，他们要怎么办。

在德卢斯的飞行员们等待通知的时候，这些警报已经扩散到整个地区，从加拿大一直到南达科他州。是不是苏联正在进行破坏行动呢？根据反破坏行动计划，这时候拦截飞机应该“冲出”，“冲出”在空军的术语体系里，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出动大量飞机。威斯康星州的沃尔克机场没能明白德卢斯中心发生的状况，控制员认为“谨慎至上”，因此决定启动反破坏计划。[46]

威斯康星州中部已经开始下雪了，温度维持在冰点附近。沃尔克机场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有着深邃的峡谷和形态多样的岩层。这里主要是用来训练国民空中警卫队的地方，没有飞机棚，没有雷达指示的着陆系统，也没有控制塔。这里飞行跑道不够长，并且缺少碎冰设施。这里的技术师们还在修理警报器，使用着不正规的电话系统来发布或辨识“冲出”命令。

其他一些停放着隶属于防空司令部的搭载核武器的F-101、F-106战斗机的飞机场则是更加简陋。加利福尼亚州的锡斯基尤县（Siskiyou）机场空空荡荡，“只有跑道和一辆经过改装用来当控制塔的厢车”。在亚利桑那州的威廉姆斯（Williams）空军基地，一名空军飞行员看到吓人的一幕：一个缺乏经验的承包商把20多加仑的燃料倒在跑道上。[47]结果原因是承包商按错了键，错把给飞机加油按成了从飞机里抽油。

从德卢斯和底特律的空军基地起飞的飞机已经被派到沃尔克机场，只要苏联发动袭击，这些飞机就会出动。底特律的飞行员是从泰瑞豪特地区的哈尔曼机场飞来的，几天前，他们的一名同事冲出了跑道。这些飞行员睡在防治站的病床上，坐吉普车穿过柏油路，只需要30秒钟就能到达各自的战斗机所在地。这些飞行员睡觉时还穿着飞行服。

这个“冲出”命令是在中央标准时间中午12点14分发出的，也就是德卢斯的警报响起11分钟之后。[48]这些飞行员被警报声惊醒，穿上靴子，冲到正下着暴雪的室外。丹·巴里中尉跳上吉普车，飞速赶往他的战斗机所在地，他想肯定是战争爆发了。如果平时起飞这些全面核武装的拦截机，肯定是很疯狂的举动。他沿着梯子爬上飞机，并且把引擎从关闭拨到空转。当引擎发热后，他戴上安全头盔和降落伞。F-106战斗机上面载有一枚MB-1“精灵”核弹头导弹、两枚红外线追热导弹和两枚雷达制导导弹。

这种“冲出”的飞机就像救护车或者消防车一样，在交通控制上有最高优先权。飞至2000英尺的高度后，飞机将联系德卢斯的区域总部。他们向北飞行，拦截从加拿大蜂拥而来的苏联“熊式”和“野牛”轰炸机。

巴里正要开进跑道的时候，迎面驶来一辆吉普车，这辆车疯狂地闪着车灯。领头的F-106即将起飞，但这时德卢斯发来了第二条信息，说反破坏警报已经解除了。由于机场没有控制台，要想阻止飞机起飞，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东西堵住跑道。

足足用了4分钟才让飞机停下来。再晚一分钟，第一架核武装F-106战斗机就升空了，而其他飞机也会紧跟其后。

在德卢斯，卫兵们仍然在搜寻这个入侵者。他们发现树上有几个子弹孔。最后，他们判定疑似的苏联阿尔法特种部队入侵很可能就只是一只狗熊。[49]

[1] 主席团第61号议定书。富尔先科，Prezidium Ts.K.KPSS，620-2。

[2] Attributed to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Vitaly Kuznetsov，in Kornienko，96.

[3] Vladimir Semichastny，Bespoikonoe Serdtse（Moscow：Vagrius，2002），279.

[4] Emilio Aragonés的证词，Blight等著，Cubaon the Brink，351。

[5] 贝拉的访谈。

[6] 猫鼬行动备忘，1962年8月29日，中情局报告，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7] “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Winter 1996-97），287.

[8] Alexander Feklisov，The Man Behind the Rosenbergs（NewYork：Enigma Books，2001），127.

[9] 尼基塔·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s（Boston：Little，Brown，1970），372.

[10] Tulanian的沃伦·罗杰斯访谈（Spring 1998）。

[11] 作者2004年7月和大使馆参赞的访谈；克格勃给莫斯科的回报，苏联对外情报档案，莫斯科；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261。

[12] 多勃雷宁的电报，1962年10月25日，国会图书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资料集；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259-62。

[13] Hoy Dominical（Havana）的文章，1962年11月18日；中情局报告，1962年8月29日，猫鼬计划备忘录，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14] 作者和科菲中尉的访谈，2005年12月；他的行动代号为“蓝月任务5012”。

[15] 科菲给大卫·舒普的未标明日期的信件。

[16]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253-60。

[17] 马力诺夫斯基的备忘录，1962年9月6日，国会图书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资料集，Malinovsky memorandum，September 6，1962，国会图书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资料集，“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1（Winter 1998），259。每个团除了发射器，还控制着四枚“月神”导弹和八枚常规导弹。

[18] 作者于2006年1月和卡洛斯·帕斯夸尔的访谈。理查德·赫姆斯的中情局猫鼬计划备忘录，1962年12月7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19] Richard Lehman，“CIA Handling of Soviet Build-upon Cuba”，1962年11月14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0] Richard Lehman，“CIA Handling of Soviet Build-upon Cuba”，1962年11月14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1] 国家情报总监 85-3-62，“The Military Buildup in Cuba”，1962年9月19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2] 中情局观察员关于处理古巴情报信息的报告，1962年11月22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报告于10月2日由中情局发出，并且含有总部的意见。根据卡洛夫检查的RSVN文件，9月16日在马里埃尔港的“波尔多瓦号”船上有R-12导弹。

[23] 马钱特，1962年11月10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也发表在英国的古巴导弹危机档案上1962。

[24] M.B.Collins的报告，1962年11月3日，英国的古巴档案，Cuba Under Castro，第5卷：1962（London：Archival Publications，2003），155。

[25] 核控制官员Rafael Zakirov的回忆录，叶辛版，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第一版（1999），179-85。也可见Zakirov 2007年10月的文章。

[26] 马利诺夫斯基，1962年5月24日，国会图书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资料集，“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手稿，11（Winter 1998），254。

[27] 马利诺夫斯基给普利耶夫的命令，1962年9月8日，国会图书馆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资料集，“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手稿，11（Winter 1998），260。

[28] 作者曾于2006年3月到访马亚里阿里巴。

[29] Dmitri Yazov，Udary Sudby（Moscow：Paleya-Mishin，1999），157；也可参见格里布科夫等人的U Kraya Yadernoi Bezdni，119。

[30] 格里布科夫等，U Kraya Yadernoi Bezdni，90，302-3。

[31] Cuba under Castro，第5卷，152。

[32] Svetlana Chervonnaya和Vitaly Roshva中士2006年5月的访谈；格里布科夫等，U Kraya Yadernoi Bezdni，87-88。

[33] Blight和Welch等编，Intelligence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02。

[34] Zakirov 2007年10月的文章。

[35] “Guantanamo Bay Compared to Attack-Ready Suburbia”，Washington Evening Star，1962年11月14日。

[36] 大西洋部队总司令历史，第7章，Evacuation details from Cuba Fact Sheet，1962年10月27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7] 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状况汇报第15 250100Z号，海军作战部Cuba，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8] 《芝加哥论坛报》在关塔那摩的报道，1962年11月13日。

[39] George Plimpton 口述历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40] Porter McKeever，Adlai Stevenson：His Life and Legacy（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9），488.

[41] Arkady Shevchenko，Breaking with Moscow（New York：Knopf，1985），114.

[42] 总统的涂鸦，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43] Kenneth P.O’Donnell and David F. Powers，Johnny，We Hardly Knew Ye（Boston：Little，Brown，1970），334.

[44] Scott D.Sagan，The Limits of Safe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99.北美防卫指挥作战指挥中心记录，1962年10月26日，Sagan Collection，国家安全局。

[45] 德鲁斯前F-106飞行员Jim Artman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46] ADC Historical Study No.16，212-14.

[47] ADC Historical Study No.16，121，129。

[48] Historical Résumé of 1st Fighter Wing Operations During Cuban Crisis，1962年12月13日，空军历史研究部，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和赛弗里奇空军基地前F-106飞行员丹·巴里的电子邮件往来。

[49] 北美防卫指挥记录，国家安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