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14年，对俄国和对德国来说，都是新纪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直接导致了更可怕的灾祸。战争引发了革命、内战、饥荒和独裁统治。20世纪20年代的希望——革命政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温和——在30年代破灭了，原因是更严重的饥荒、恐怖、革命进程伴随着俄国人民。由于诸多原因，20世纪的俄国历史可能是艰难和危机四伏的，但斯大林主义的失误显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本书的语境中，最大的悲剧可能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200万俄国人的死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很大程度上由于俄国脱离战争的方式和它被排除在和平协议之外，一战后欧洲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固。这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葬送了2000多万苏联人民的生命。

俄国出于安全、利益和身份认同的考虑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安全，首先意味着巩固欧洲力量平衡，对抗日益强大的德国和可能的德意志主义扩张威胁。利益，意味着希望能在海峡和巴尔干地区占据优势。身份认同，意味着俄国作为强国和斯拉夫民族领袖的地位。如上所述，安全、利益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在我看来，1914年以前俄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彼得·杜尔诺沃、罗曼·罗森、亚历山大·吉尔斯等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主要因利益冲突、恐惧和随着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衰落产生的野心而造成的争斗。这一危机只有俄德联合才能和平解决。官方夸大了这两者的重要性：海峡，以及俄国的假定“使命”——在一个当务之急是与德国和奥地利维持和平及良好关系的时代，领导斯拉夫民族。然而，俄国的可能选择都相当艰难，关于圣彼得堡采取的外交策略，也出现了有根有据的辩护。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和亚历山大·本肯多夫绝对不傻。谢尔盖·萨佐诺夫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他们确立的路线，是历任俄国外交大臣中最正派的之一。

要理解俄国外交政策，就必须结合国际环境并比较。例如，控制海峡的企图必须被看作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之前它已经目睹了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占有和美国对巴拿马的控制。“泛斯拉夫主义”对俄国来说，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那些能够巩固德意志、盎格鲁-美利坚团结的思想观念。圣彼得堡和伦敦都强烈相信，力量均势是维持欧洲安全的关键。当然，俄国政府和政策有自己的特色，但夸大其异族特性是没有意义的。这本书解释了俄国外交政策，并把它与更广阔的俄国历史、内政发展联系起来。它检视了俄国对外政策、战争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它基于一系列新史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原创性解释。但本书的核心是，试图将导向1914年的国际危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我看来，在这些方面俄国视角非常有帮助。值得重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属性是东欧冲突，但是围绕着它的关键问题也出现了——帝国与民族主义、地缘政治与身份，它们是所有20世纪世界历史的核心。

显然，当代读者会问：在1914年把世界拖入深渊的力量在21世纪是否仍意义重大？从某些方面说，是这样。1989年后，俄德同盟的旧有模式重新出现。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弱导致了德国的统一。我们如今再次活在一个欧洲领导人只能来自德国的世界。如何让那一领导阶层确有助益，且既能被欧洲人民也能被德国人自己所接受，仍是个难题。但是，已有诸多改变。安格拉·默克尔的德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截然不同。与尼古拉二世不同，弗拉基米尔·普京统治的不是半文盲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多民族帝国。乌克兰曾经且直至现在对俄国来说都十分重要，但根据1914年做出推断，猜测俄罗斯如果吞并乌克兰东部“锈带”（rust belt）后将再次成为大帝国，则是空谈。乌克兰不再是欧洲地缘政治的中心，欧洲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从全球视角比较1914年之前的国际关系，总是意义重大。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地缘政治的前提是，要真正成为强国，广阔的领土必不可少。关键的难题是，在民族主义时代如何让统治广阔领土的政权具有合法性。欧盟试图整合欧洲的资源，以确保在决定全球重大问题时欧洲人不会被边缘化。合法性和民族主义是它最大的问题。美国和印度等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但它们面临着与过去那些帝国同样的问题，这缘自治理广阔的领土和复杂、多样的民族。大众具备读写能力和政治意识觉醒，让这些难题甚至更加不易被掌控和解决。如果照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式民主将无法抵御强国相对衰落过程中如影随形的焦虑。如果将沙皇制度仔细梳理，那么很可能会发现它对国际稳定性毫无贡献。在某些方面，科技也以熟悉的方式增加着地缘政治的紧张程度：在1914年之前，铁路开辟了新的地缘政治竞争领域。现在海床也是如此。

我在日本半山腰的家中一边注视世界，一边构思和动笔写这本书。在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时，看着东亚升温的地缘竞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呼声，并不是舒适的经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不常见看法是，它是一场完全由欧洲人发动，却葬送了数百万其他大陆人民生命的战争。这是因为，欧洲在当时是世界的中心。如果东亚重蹈覆辙该有多绝望。令人沮丧的是，我相信在1914年之后的一个世纪，我们防止此类事情重演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核武器的巨大威慑力。这让大国之间的战争没有赢家，且无法想象。但爆发“新三十年战争”——这会毁灭欧洲文明——的可能性本应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不让人们跌入1914年的深渊。很不幸，并非如此。战争爆发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政治的深层结构问题——首先是国家之间的权力更迭，以及族裔民族主义对特定帝国和植根于帝国的全球秩序威胁加大。1914年7月的灾难，大部分原因也在于关键决策者的失算和推行外交冒险政策。这些因素依然是对和平的极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