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9∶25

总统做完上午的例行锻炼后，于9点25分到达了办公室。如往常那样，首先敲开办公室门的是他的行政秘书肯尼·奥唐奈和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肯尼迪有一些例行公事需要处理，包括接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大使的国书。他打了几个电话，其中一个打给了老同学莱姆·比林斯（Lem Billings）。差不多10点的时候，他走过大厅来到了内阁会议室，这里聚集了执行会员会的12名成员。

除了特别累的时候，肯尼迪每天都至少游泳一个小时，做些汉斯·克劳斯医生规定他做的伸展动作。这位骨科医师来自奥地利，而肯尼迪在星期一做完演讲后完全没有认出他。白宫在西厢地下室专门为他开辟出了一个小健身房，就在游泳池旁边。从健身房拐个弯就是作战室，这样他就能够在锻炼腹部肌肉的间隙随时查看苏联潜艇的动向。克劳斯提醒他说，在“精神压力巨大的时候”保持锻炼“尤其重要”。[56]

约翰·肯尼迪从记事起就一直跟疾病做斗争。在青少年时期，他因为一系列莫名其妙的疾病在医院进进出出。医生们从没能验明他的病因，以至于在如何施治方面争吵不休。等他当上总统的时候，他已经做过6次大型手术了。他每天都要注射十几种不同的药剂，有用于缓解背部疼痛的普鲁卡因，用于增加体重的睾丸素，用于控制结肠炎的类固醇，和用于控制性病感染不再复发的抗生素。

克劳斯相信，总统的许多健康问题是因为滥用药物。而与他持对立观点的医生曾给他开过普鲁卡因和其他止痛药，来帮助他勉强度日。尽管最近几个月肯尼迪成功地减少了每日服用的药量，但仍然是一个“行动的药箱”。他现在每天仍然至少服用10种药物，有的药物一天还需要服用两次。人们担心总统哪天会被人从白宫抬出去，他的海军医生做出指示要在总统办公室外永久设置一个装满药品的箱子。那个褐色皮箱子上面标着“总统的私人物品”，而且可以“跟随总统四处挪动”。[57]

肯尼迪的健康问题是一个严守的机密，它们对他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糟糕的健康状况导致了他内省、多疑的本性。他从小就拿死亡开玩笑，也早早学会了如何“像过最后一天那样活好每一天”。[58]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约翰·肯尼迪就像他的大敌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沉迷于刺激”。[59]他的一生是一场“与无聊的对抗赛”。

然而，肯尼迪与卡斯特罗以及赫鲁晓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置身事外的反讽，这也与他经年的疾病有关。他永远都在质疑传统智慧。卡斯特罗自私又自恋，只有他的意愿和行动才是重要的。赫鲁晓夫则把世界局势粗略地简化成政治理论的博弈。肯尼迪善于从对手的视角看待问题，他“把自己置于他人立场的能力”既是诅咒也是福祉。[60]

将肯尼迪与集权威和财富于一身的典型望族子弟区别开来的有两大要素：长期的肉体折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曾在大西洋上指挥鱼雷快艇的中尉，他对现代战争的前线有着非常直观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与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观点大相径庭。

“这是场卑鄙龌龊的战争。”他于1943年在给他的瑞典女友因加·阿瓦德（Inga Arvad）的信中写道。[61]他们明明是在“几座属于利华公司（一家英国肥皂商）的小岛”上作战，却要说服士兵们，他们是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做出牺牲。这实在太困难了。“……我们如果都是股东，可能还会更英勇些。”与愿意为了天皇肝脑涂地的日本兵不同，典型美国士兵的内心对忠诚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想要杀敌，另一方面又不想自己战死沙场”。杰克从中学到的是，政客如果把孩子派上战场，他们最好三思而后行。他对诸如“全球战争”和“全力以赴”等虚无缥缈的概念都嗤之以鼻。

有些人说击溃日本人只花了几年时间，付出了百万条性命，仿佛这一切易如反掌，说这种话的人最好慎思言论。我们所谈论的动辄就是数十亿美元，几百万条性命。如果只死了几千人，就仿佛水滴滴到了水桶里一般。如果这数千人的求生欲望强如我所见过的那十个人的求生欲望（这十个人在他的鱼雷快艇上，鱼雷快艇后来被日本驱逐舰撕成了两半），那么，那些决定我们出征意义和目标的人们，最好无比确定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能够达成目标。而当目标达成之时，我们回头再看，将会认为这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要是它并不值得，那所有的一切都将化为灰烬，而在那战争结束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将面对无比巨大的麻烦。

成为总司令以后，肯尼迪对战争出乎意料的后果变得更为忧心。1962年伊始，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出版了一本论述一战起源的书，名叫《八月的枪声》，并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42周。她认为失误、误解和错误的传达可以引发一系列预料不到的事件，致使政府在不明白后果的严重性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这本书令总统印象深刻，以至于他经常引用里面的词句，并坚持让他的副官们阅读。他还想让“军队里的每一位军官”都读读。[62]军队首长于是向全世界所有的美军军事基地都派发了这本书。

肯尼迪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两位德国政治家正在分析导致当时最具破坏力的一场军事冲突的原因。

“这到底都是怎么发生的？”较为年轻的政治家问道。

“哎，有人知道就好了。”

而当肯尼迪想象着因为古巴导弹和苏联开战时，总有一个思绪不断地困扰着他。他想象着地球上肆虐着“火焰、毒气、混乱和灾难”。无论他在总统任期内做成了什么，他都决心要避免发生与书中类似的场景。一名核战幸存者问另外一名幸存者：“这到底都是怎么发生的？”而他得到的答案依旧让人难以置信：“哎，有人知道就好了。”[63]

核打击的代码被保存在一个叫作“橄榄球”的黑色乙烯基公文包里。通过这个“橄榄球”，总统可以下达命令，把苏联、中国和东欧境内数以千计的目标从地球上抹除掉。只需数秒钟来验证命令确实来自于总统，导弹将会从蒙大拿州和北达科他州平原的导弹发射井中发射，B-52轰炸机将会飞过它们的安全区域向目标苏联飞去，北冰洋中的北极星潜艇将会发射它们的核弹头。

起初，总统只是把“橄榄球”当作是一份额外的随身用具。但在白宫主事一年后，他开始更确切地询问它的用途。他之所以突然提出一些这方面问题，是因为一本当时出版的小说——《五月中的七天》。小说作者是弗莱切·克内贝尔（Fletcher Knebel）和查尔斯·W.贝利（Charles W. Bailey），讲述的是针对一位虚构的美国总统而策划的军事政变。他就一些细节问题询问军事副官切斯特·克利夫顿（Chester Clifton）将军。他尤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到底由哪位军官负责核代码。

“那本书说这些人中的一个人会通宵坐在我的寝室外面。这是真的吗？”[64]

克利夫顿回答说，负责“橄榄球”的执勤军官在楼下的办公区域，不在楼上的居住区域。“他可以很快上楼——我们排演过很多次了；就算不用电梯，从楼梯跑上来，他也能在90秒钟内到达。如果他哪天晚上敲你的门，进来并打开箱子，你可得留神了。”

在另一个场合，肯尼迪想要确切地知道，如果必要的话，他将如何具体地下达命令，“直接对共产主义阵营进行核打击”。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了一长串问题，询问要是他为了接通五角大楼的联合作战室而按下了“我桌上电话的红色按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65]

如果我不事先告知就给联合作战室打电话，谁会接电话？

如果要直接进行核打击，我该对联合作战室说些什么？

那些收到我的指示的人将如何核实它们？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66]总统和副官们探讨了在苏联入侵柏林的前提下，他们对苏联率先使用核打击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李梅、鲍尔等一些军队领导人是先发制人的衷心拥趸。这一想法令肯尼迪感到厌恶和恐惧——他同意麦克纳马拉的观点，他们无法保证摧毁苏联的全部核武器——但计划还是草拟好了。核战辩论的重心已经转移，原先人们希冀通过“相互确保摧毁”来威慑对方，但现在双方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打赢一场有限的核战争。

美国的核战计划叫作“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简称SIOP。这一计划的第一个版本SIOP-62令肯尼迪大为惊恐，它呼吁调遣2258枚导弹和携带有3423枚核弹头的轰炸机打击散布于“中苏阵营”的1077处“军事和城市工业目标”。一位顾问将其形容为“瓦格纳式的狂欢”，另一位将其形容为“一场对一切红色……的大规模、全面、广泛、消灭式的战略袭击”。[67]该计划还将小小的巴尔干半岛国家阿尔巴尼亚列入消灭范围之内。尽管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违抗了莫斯科的指导，但这一计划并不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区分。每一个都是摧毁目标。

“而我们却把自己叫作人类。”肯尼迪在听完这一计划的摘要后，如此讽刺地评论道。

震惊于SIOP-62极端的目标选择，肯尼迪政府起草了一个新计划，叫作SIOP-63。尽管它名字里带有“63”，但这个计划在1962年就已经生效了。这个计划赋予总统一些“保留”选项，其中包括中国和东欧，并且试图对城市和军事目标做出区分。然而，这一计划的核心观念并没有改变，即一次性对苏联造成毁灭性打击，使其完全丧失开战能力。

但是，肯尼迪在实际决策中对这些选项都不感冒。他曾问过五角大楼，如果一枚苏联导弹在美国城市附近爆炸，会导致多少人丧命？答案是60万。“内战总共才死了这些人，”总统愤怒地说，“距内战结束还没到100年呢。”他后来承认，部署在古巴的24枚苏联中程导弹“对他确实有很大的威慑作用”。[68]

他曾私下总结道，核武器“只有威慑功能”。他认为“站在世界两端的两个人，要是能下定决心毁灭整个文明，那简直是疯了”。[69]

[1] 中情局备忘录，The Crisis：USSR/Cuba，1962年10月27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92.

[3] Michael K.Bohn，Nerve Center：Inside the 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Washington，DC：Brassey’s，2003），30.

[4] 塞林杰，With Kennedy，253。

[5] Michael K.Bohn，Nerve Center：Inside the 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Washington，DC：Brassey’s，2003），32.

[6] NSA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998年10月专题著作，国家安全局出版。

[7] Bouchard，115.也可参见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Boston：Little，Brown，1971），128。

[8] 参谋长联席会议“剑鞘”消息270922Z，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古巴情况说明书，1962年10月27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9] 中情局备忘录，The Crisis：USSR/Cuba，1962年10月27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参谋长联席会议“剑鞘”报告，1962年10月28日，古巴国家安全档案，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10] 参谋长联席会议“剑鞘”消息270922Z，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11] 赫鲁晓夫给吴丹的消息，1962年10月26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2] 参见例子，中情局备忘录，The Crisis：USSR/Cuba，1962年10月27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Operation Mongoose Sabotage Proposals”，1962年10月16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13] 执行委员会讨论，1962年10月25日，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3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254。

[14] 第55战略侦察机联队历史，1962年10月，空军历史研究部，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

[15] USAF事故报告，1962年10月27日，空军安全中心，柯特兰空军基地；笔者对其中一架中止任务的RB-47飞机导航员John E.Johnson，以及后备飞机电子战军官Gene Murphy的采访，2005年12月。

[16] 第55战略侦察机联队历史，Sanders A.Laubenthal，“The Missiles in Cuba，1962：The Role of SAC Intelligence”，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麦克多诺号”消息271336Z，“格罗兹尼号”文件，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7] Andrew St.George，“Hit and Run to Cuba with Alpha 66”，《生活》杂志，1962年11月16日。也请参见中情局关于“阿尔法66”的备忘录，1962年10月30日和1962年11月30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18] 小威廉·R.赫斯特给克莱尔·布斯·卢斯的信，克莱尔·布斯·卢斯文件，国会图书馆。

[19] William Colby和克莱尔·布斯·卢斯之间的电话谈话，1975年10月25日，中情局档案，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卢斯和基廷之间的交易详见Max Holland，“A Luce Connection：Senator Keating，William Pawley，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 1999）。

[20] 中情局备忘录，1975年7月25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1] 中情局关于“阿尔法66”的备忘录，1962年11月30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2] 对贝拉的采访，2006年1月。

[23] 《纽约时报》，1962年10月28日。

[24] 约翰·肯尼迪也在这一传送名单之列，他要求大使馆给出解释。布鲁斯告诉白宫，中情局批准他们把照片披露给英国媒体。布鲁斯给Michael Forrenstal的消息，1962年10月24日，国家安全档案，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一位中情局在伦敦的代表切斯特·库珀说他给华盛顿打了电话，但无人接听，他之后发了电报“说除非华盛顿对此否决，否则我就要这么做”。切斯特·库珀口述历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25] 布鲁斯给国务卿的消息No.1705，1962年10月28日，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和国务院行政秘书处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6]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291.

[27] 英国政府首脑间的谈话录音，1962年10月27日，DEFE 32/7，公共档案局。关于英国军方在危机期间动向的讨论，参见Stephen Twigge和Len Scott，“The Thor IRBM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Electronic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05年9月，网上可以找到。

[28]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217；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68.

[29]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250.

[30] 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1962年10月6日，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

[31] 中情局国家评估办公室备忘录，1962年10月27日，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32] 来自柏林的报告，UPI和《纽约时报》，1962年10月27日。

[33] 中情局备忘录，The Crisis：USSR/Cuba，1962年10月28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34] 参见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W.W.Norton，2003），538-540；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Khrushchev’s Cold War，457-460。

[35] Oleg Troyanovsky，Cherez Gody y Rastoyaniya（Moscow：Vagrius，1997），247.

[36] 笔者对前U-2飞行员罗伯特·鲍威尔（即鲍勃·鲍威尔）的采访，2003年6月。

[37] 第4080战略联队历史，特殊行动的附录，1962年10月，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

[38] 战略空军司令部给CONAD的消息海军作战部 262215Z，1962年10月26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39] 对海泽和McIlmoyle的采访。

[40] 未出版的克恩回忆录；Supplement 8，Joint Evaluation of Soviet Missile Threat in Cuba，1962年10月28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1] 战略空军司令部对安德森起飞时间的报告有许多错误。我使用的是最初执行命令中的时间，见战略空军司令部消息262215Z，美国防空副本，收于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文件。这一飞行计划显示的安德森进入古巴领空的时间，与苏联人的记录相吻合。安德森飞行线路地图参见Supplement 8，Joint Evaluation of Soviet Missile Threat in Cuba，1962年10月28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2] 安德森的飞机是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市洛克希德的Skunk Works工厂生产的第三架飞机，生产时间是1955年。它是一架在U-2F基础上升级的U-2A侦察机。那个于10月14日首次拍摄下苏联导弹基地的飞行员海泽，驾驶的飞机编号为56-6675，是史上第二架U-2。而莫尔茨比飞越苏联上空时驾驶的U-2侦察机编号为56-6715。这三架都坠毁了，这几乎是大部分早期U-2侦察机的命运。第4080战略联队历史，1962年10月，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

[43] 对McIlmoyle的采访。

[44] 从纽约发给国务卿的国务院电报1633号，1962年11月5日，国务院行政秘书处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5] 笔者对安德森女儿Robyn Lorys的采访，2003年9月；安德森的医疗报告，1962年10月11日。

[46] 对约翰·德斯·波特斯上校的口述历史采访，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

[47] 对赫尔曼的采访；也请参见WP Magazine文章，2003年10月26日。

[48] Bruce Bailey，We See All：A History of the 55th SRW（私下出版），111。我非常感激第55战略侦察机联队非官方历史学家Rob Hoover，他帮助我和飞行员取得联系。

[49] 笔者对RB-47侦察机飞行员Don Griffin的采访，2004年12月。Griffin执行了10月27日的一项飞行任务。

[50] SAC Historical Study No.90，卷一，卷三，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51] 参见麦克纳马拉和Taylor对执行委员会的评论，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3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446，451。Taylor错把“果盘”雷达说成了“水果蛋糕”雷达。根据麦克纳马拉，RB-47侦察机捕捉到“果盘”信号的“同时”，U-2侦察机正在古巴上空。

[52] 第55战略侦察机联队历史，1962年10月，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威尔森于10月27日侦查到了三处“大雪茄”雷达。他提交了总共14份“导弹信号拦截报告”，即与不同的苏联导弹系统关联的雷达信号报告。

[53] Martin Caidin，Thunderbirds（New York：Dell，1961），109。

[54] 莫尔茨比回忆录。所有形容莫尔茨比个人思虑和行动的文字都来自于这本未出版的回忆录；它们都与其他信息来源核对过，包括同时期的天文图，和国务院一份关于莫尔茨比的路线图表。

[55] 莫尔茨比回忆录。所有形容莫尔茨比个人思虑和行动的文字都来自于这本未出版的回忆录；它们都与其他信息来源核对过，包括同时期的天文图，和国务院一份关于莫尔茨比的路线图表。

[56] 给George Burkley上将的信，1962年10月24日，克劳斯档案，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57] Burkley备忘录，1962年10月25日，肯尼迪医疗档案，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58] Robert Dallek，An Unfinished Life（Boston：Little，Brown，2003），154.

[59]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19.

[60] Robert Dallek，An Unfinished Life（Boston：Little，Brown，2003），72.

[61] 引自Stern，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39-40。

[62]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306.

[63] 索伦森，Kennedy，513。

[64]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306.

[65] 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急行动档案，Scott Sagan记录，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66] 参见例子，Fred Kaplan，“JFK’s First Strike Plan”，Atlantic Monthly（October，2001）。

[67]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229-230，696；目标数据来自Kaplan，“JFK’s First Strike Plan”。当鲍尔向麦克纳马拉报告SIOP-62的摘要时，他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说：“部长先生，我希望你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任何朋友或是交情，因为我们会把它从地球上抹除干净。”

[68] 白宫文字记录，1962年12月5日，引自David Coleman，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May-June 2006）。关于和内战的对比，参见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175。

[69] Richard Goodwin，Remembering America（Boston：Little，Brown，1988），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