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堕落

1943年10月初，就在那不勒斯解放后不久，英军第91战地保障部队的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开车进入城市外围的一处广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高大雄伟但损毁严重的公共建筑，门前停靠着几辆军用卡车。其中一辆卡车似乎装满了美军补给品，盟军士兵簇拥着领取定量罐头。然后，这些士兵鱼贯涌入市政大楼，手里都拿着罐头。

刘易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和下属跟着士兵们进去，并且挤到人群的前排。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所见所闻：

那里站着一排女子，每隔一码站一个人，背靠墙壁站着。这些女子衣着得体，从面容来看，都是些喜爱逛街购物和闲言碎语的工薪阶层妇女。每位女子身旁，都叠放着一小堆罐头，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再放上一个罐头，士兵就可以选定任何一位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行苟且之事。那些女子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如同蜡像。她们仿佛在卖鱼，只是这里没有鱼市场的喧嚣吵闹。无须拉客、无须暗示、无须挑逗，甚至无须有意无意地裸露肉体。最冲动的几名士兵已经跃跃欲试，手里攥着罐头，拼命挤到前面，但面对面地看着这些因为家里粒米不剩而到这里来的家庭妇女，看着她们那面不改色的麻木表情，士兵们似乎退缩了。再一次，现实击碎了梦想，气氛变得极为尴尬。有人在偷偷发笑，笑声渐渐平息，看得出有人想偷偷溜走。一名酒醉微醺的士兵，在同伴的反复怂恿下，终于在一位女子身旁放下罐头，士兵脱了衣服，压在女子身上，动了几下就草草收场。转眼间，士兵站了起来，穿好衣服。看得出来，他也想尽快了结此事。他也许觉得自己像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而不是享受男欢女爱。

毫无疑问，刘易斯觉得此情此景味同嚼蜡，五分钟后，他已经踏上归途。“我的同伴们把罐头扔给路上的行人，人们在我们身后激烈地争抢。在我的卡车上，没有一名士兵想到大楼里找乐子。”[1]

让这个故事显得耐人寻味的，不是意大利家庭主妇的绝望困境，而是刘易斯笔下那些士兵的反应。一方面，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们可以对这些妇女为所欲为，而门外就停着一辆装满补给品的卡车，这使得他们面对这些妇女时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这种现实处境又让他们绝大多数人感到良心不安。他们意识到，这种交易不仅侮辱了那些妇女的人格，而且侮辱了自己的人格，甚至辱没了正常的男欢女爱。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家庭主妇会对士兵的羞耻之心产生共鸣。她们已经沦为玩具，了无生气，如同“蜡像”一般。

按照诺曼·刘易斯的说法，在解放后的意大利南部，类似行为日趋普遍。他还记得，一位意大利贵族来拜访过他，询问能否允许自己的姐妹到军队妓院工作。刘易斯解释道，英国陆军不设立任何随军妓院，贵族及其姐妹只好悻悻而去。还有一次，刘易斯调查一桩严重的妨害风化案，该案涉及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女孩，女孩的父亲极力向刘易斯求情，因为女孩的父亲希望起码能让女儿有顿饱饭吃。[2]

这种绝望的情形，绝不局限于那不勒斯，甚至绝不局限于意大利。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妇女都学会了坦然接受与盟军士兵同床共枕，而代价仅仅是一根巧克力棒。在荷兰城镇海尔伦，美国步兵罗斯科·布伦特（Roscoe Blunt）遇到一位主动接近他的年轻女孩，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想不想‘ficken’（fuck），或者想不想‘kuszen’（kiss）。我脑子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才明白她问什么”。布伦特问女孩多大了，女孩说自己12岁。[3]在匈牙利，有年仅13岁的女孩向医院承认自己得了性病。在希腊，性病记录显示，最年轻的患病女孩才10岁。[4]

这种道德堕落的状况深深触动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战地记者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在他看来，这远比他目睹的物质破坏触目惊心得多。当他在那不勒斯刚刚解放时抵达此地，他绝望地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看见男人、女人、孩子为了争抢士兵抛下的食糖而彼此殴打，他看见黑市商人贩卖假酒，他看见皮条客在兜售年仅10岁的雏妓，他看见6岁的男孩兜售色情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姐妹们的裸体，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裸体。

在我看来，人类种种肮脏污秽的行为，都比不上我在那不勒斯头几个月里看到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人类道德的彻底崩溃。人们不再有自尊或者尊严。动物的生存法则压倒一切。食物，就是唯一的追求。给孩子的食物，给自己的食物，不惜以卑躬屈膝、腐化堕落为代价换取的食物。除了食物之外，但求不冻馁，但求不露宿。[5]

穆尔黑德认为，食物不再仅仅是物质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在全欧洲，有数百万饥民随时准备为下一顿饭牺牲一切道德价值。在英国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欧洲其他地方就变成权力的体现，因此，一名英国士兵能够让一位德国妇女与其共寝、代其购物、为其缝衣，他说道：“她就像我的奴隶。”[6]

当你读过上述故事，有两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欧洲的道德图景，与欧洲的物质图景一样，早已面目全非。那些习惯生活在废墟中的人们，不再觉得周围堆积如山的断壁残垣有何碍眼。同样，许多生活在战后欧洲的妇女，也不再觉得为了换取食物而出卖身体有何羞耻。只有那些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的人，才会对他们目睹的堕落景象感到惊讶。

其次，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与生存权相比，性道德只能退居次席。即使是对生存权的潜在威胁，似乎也足以让人心安理得地抛弃美德，但在生存威胁历历在目、步步进逼的气氛中，所谓的美德似乎也无关紧要了。

抢掠与盗窃

不顾一切地搜寻食物，同样是战时和战后的常见现象，由此掀起了盗窃与抢掠的浪潮。1941年，许多希腊人抢掠当地商店，因为他们饥肠辘辘，因为他们预计即使他们自己不去盗取食物，这些粮食也会被占领军征用。[7]在白俄罗斯，游击队员也向当地农民征收粮食以充军粮，而那些不愿意交出粮食的农民则会遭到抢劫。[8]战争结束前夕，尽管到处可见抢掠将判死刑的告示，但柏林的家庭主妇还是把商店搜掠一空。[9]毕竟她们随时可能饿死，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

然而，战时和战后，盗窃和抢掠如此频发，不仅仅是由生存压力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提供了盗窃的机会，加大了盗窃的诱惑。进入一处被炸弹气浪冲开门窗的房产，当然比自己动手打破门窗容易得多。在交战地区，当房产主人离家远去时，人们就更容易说服自己，房产主人将永不复返。早在战争造成物资短缺前，这些空置房产就遭到抢掠。在华沙周边的农村，几乎从战争爆发之初，人们就在搜掠邻居的房子。例如，1939年9月，安杰伊举家逃难，当他们数周后返家时，却发现几乎连房子都被人拆卸完毕了，他的父母只好逐家逐户拜访邻居，讨回他们家的梁子、柱子以及各种家当。[10]

随着战火燃遍欧洲大陆，盗窃和抢掠也随之蔓延，甚至牵连到未被战火波及的国家。例如，在中立国瑞典，1939年突然出现犯罪浪潮，而且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1939～1945年，在斯德哥尔摩，盗窃案几乎翻了4倍。[11]这简直比法国还糟糕，毕竟战争期间法国的盗窃案才翻了3倍。[12]与之类似，在瑞士某些地区，例如巴塞尔州，少年犯罪率同样倍增。[13]为何战争期间中立国犯罪率也会上升，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社会学家。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似乎是，遍及欧洲的战火引起人们严重的焦虑感：社会动荡如同传染病一般，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

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盗窃如此普遍，以至于不再被视为犯罪。实际上，由于当地的宪兵、警察、民政当局都被通敌者接管，盗窃以及其他犯罪经常被称颂为抵抗行为。游击队员从农民家中盗窃财物，是为了替这些农民继续战斗。农民在黑市上出售粮食，是为了让粮食不落到占领者手中。当地商店受到抢掠，是为了防止德军士兵先下手为强。人们可以找到各种理由，为盗窃以及种种不法行为辩护，尤其是为过去的行为开脱，因为这些理由似乎都站得住脚。实际上，人们的道德观念已经完全颠倒：过去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被称颂为道义责任。

随着节节胜利的盟军开始解放欧洲，盗窃和抢掠的机会随之增多。地方上许多宪兵和官员都已逃之夭夭。那些留守的宪兵和官员，几乎从盟军进驻之日起就被撤换，取而代之的是既缺乏经验又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军政官员。结果到处一片混乱，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犯罪浪潮横扫欧洲，让战争期间的犯罪行为相形见绌，这种混乱简直是前所未有。过去的德国行省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如此无法无天，以至于进驻此地的波兰行政当局称其为“狂野西部”。兹比格涅夫·奥格罗辛斯基是首批前往斯德丁（后来的什切青）任职的波兰官员，他总是随身携带手枪，以防强盗拦路抢劫，而他也经常不得不拔枪应对。当地一位英国医务军官也说道：“谋杀、强奸、抢劫，暴力事件如此常见，人们都习以为常了。”[14]

那不勒斯解放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补给港口，但也成为世界闻名的有组织盗窃中心。1945年，艾伦·穆尔黑德写道：“军队供应的香烟和巧克力被成批偷走，并且以惊人的价格转手出售。一天晚上就有六七十辆军用车辆被偷走（不总是意大利人干的）。偷窃转售轮胎这样的贵重零件已经形成产业链了。”[15]遍布那不勒斯的临时摊贩，公然出售腐败官员贪没的军用物资，黑手党、土匪强盗、散兵游勇，各路人马相互配合，共同对盟军的补给列车下手。[16]儿童帮派会跳到军用卡车的货斗上，拿走一切他们能够拿走的东西，盟军士兵只能用刺刀划过他们的手，以此威慑他们，结果大批孩子因为手指受伤而请求医治。[17]

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战后柏林成了“世界犯罪之都”。战争结束后，柏林市内平均每个月都有2000人被逮捕，这个数字比战前增长了800%。及至1946年年初，柏林市内平均每天发生240起抢劫案，数十个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夜威胁着这座城市的社会治安。[18]一位柏林妇女在日记中写道：“一切所有权观念都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盗窃，每个人都被盗。”[19]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是另一位柏林妇女，她把柏林的生活称为“交换游戏”，人人都在交换物品，但人人都不知道物品原主是谁。[20]类似感觉在欧洲无处不在，一位匈牙利妇女说道：“有时候俄国人偷我们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不过是因果循环……”[21]私有财产观念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在这波犯罪浪潮中，生存压力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他事实同样不可忽视。首先，一旦盗窃禁忌被打破，再次盗窃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对于某些人来说，经过长达六年的战争，盗窃行为已经变成谋生手段：那些曾经依靠偷鸡摸狗或者投机倒把求得生存的人们，不会因为战争结束就金盆洗手，何况艰难时世还在不断恶化。

然而，更加让人深思的是，战后普遍存在的盗窃现象，其实满足了许多盗窃者的深层次需要。许多人偷盗成性，甚至会去偷窃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许多经历过难民生涯的人都提到，他们会去偷餐厅的桌布，或者“某些绝对笨拙的目标，例如大花瓶”。[22]玛丽亚·别利茨卡（Maria Bielicka）是一位在监狱和劳动营里熬过四年的波兰妇女，她说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去偷东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在一处德国别墅里暂时收留她们两姐妹，此处离她们原来从事强迫劳动的瓷器工厂不远。

我当时就坐在妹妹身边，万达（Wanda）说道：“你知道吗，我喜欢墙上那幅画。我想我会拿走它的。我受过那么多苦，我觉得拿一幅画不算什么。”我说道：“那里还有些瓷器。我非常喜欢。我们在那间工厂当了那么多年制造瓷器的奴隶。我会拿些瓷器的。”[23]

翌日早晨，也许是出于羞愧，两姐妹都归还了她们拿走的东西。

黑市

战后最为常见的不法行为，莫过于在黑市上买卖货物。同样，在战争期间，非法交易被人们视为抵抗行为：任何货物，尤其是食物，只要放到黑市上出售，就等于避免落入德国占领者手中。例如，在法国，每年有35万头牲畜未经官方登记而私下屠宰：这些私宰肉都流向法国民众的餐桌，而非落入占领者的肚肠。[24]奶农也经常被迫到黑市谋生：在交通系统严重毁坏的欧洲大陆，根本就不能指望采购商每天上门收购牛奶，所以奶农只好通过非官方的本地网络，确保他们的产品卖得出去。在西欧各地，非官方网络几乎与官方市场同样发达。在东欧，纳粹敲骨吸髓地征集粮食，东欧黑市当然就与西欧黑市同样发达。在东欧，黑市更是生存所必需，甚至成为农民和商人的道义责任：如果没有黑市，还会有数十万波兰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活活饿死。

非法交易的问题在于其固有的不公平。定量配给为所有人提供标准食物配额，为重体力劳动者提供额外食品配额，但黑市只为买得起的人服务。法国解放前夕，黄油的黑市价是官价的5.5倍，鸡蛋的黑市价是官价的4倍。[25]正因如此，鸡蛋和黄油很难在官方市场上买到，只有富裕阶层才买得起鸡蛋和黄油。某些农民和商人利用市场差价一夜暴富，而这种行为却被同胞所唾弃。在希腊，当局面好转粮食价格可能下降时，粮食商人却利用粮食价格上涨的谣言，囤积居奇，限量发售。一位外国评论员激愤地写道：“当全世界都为希腊民众的命运感到揪心时，某些希腊人却靠吸吮同胞的血液来发财致富。”[26]在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因为在战争期间损公肥私而丑闻缠身，某些政府官员因此被判处5～10年监禁。[27]

非法交易也许是无可避免的，在战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当敌对状态结束，非法交易却成为难以取缔的恶习。实际上，由于行政管理和交通系统的崩溃，以及法律和秩序的崩溃，非法交易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及至1946年秋，黑市交易如此普遍，以至于绝大多数民众并未将其视为犯罪。联合国善后救济署驻德国西部主管在致函英国外交部时写道：“几乎毫不夸张地说，在西欧，所有男人、女人、小孩，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样或那样的非法交易。实际上，在欧洲的大片地区，若非借助黑市，许多人的生活几乎过不下去。”[28]

当所有人每天都在嘲笑法律时，根本就不可能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无疑会造成道德上的严重后果。即使在英国，人们也能察觉到，道德水平因为诸如此类的行为而有所下降。1945年在空中运输辅助部队服役的玛格丽特·戈尔（Margaret Gore）说道：“在英国，黑市损害了人们的诚信，而且我认为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越来越不讲究诚信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而已。”[29]

暴力

如果说遍及欧洲的盗窃和黑市是个难题，那么，无所不在的暴力威胁就是个危机。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极端暴力事件已是家常便饭。战争结束时，德国民众已经对夜以继日的轰炸习以为常：在瓦砾堆里见到死尸也是见惯不怪。程度稍轻、景象相同的，还有英国、法国北部、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再往东去，居民会看到自己的城市被大炮粉碎，就连人类也一同粉身碎骨。对于数百万士兵来说，这同样是家常便饭。

即使在交战地区之外，暴力也同样残酷，而且同样无休无止，尽管这种暴力主要是个人层面的暴力。在全欧洲数千个强迫劳动营和集中营中，犯人每天都会遭到野蛮殴打。在东欧各地，犹太人受到追捕和杀害。在意大利北部，枪毙通敌者往往会引发无休止的报复与再报复，有时这种报复浪潮会演变成家族仇杀。[30]在第三帝国境内，散播谣言者将被逮捕和殴打，临阵脱逃者将被绞死，政见不合者与种族不纯者将被殴打、囚禁甚至杀害。战争结束时，上述暴行都只是例行公事。结果，在欧洲大陆，极端暴力行为不仅未能令人震惊，反而令人麻木。

不难想象，那些曾经遭受暴力对待的人，会更加倾向于实施暴力行为，对此无数心理学研究早已有所证明。1946年，曾任德国西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负责人的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Frederick Morgan）爵士说过，他很害怕直视那些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犹太领袖：“这些犹太领袖都是些铤而走险、无所忌惮的人。实际上，所有可能发生在生还者身上的事情，他们都已经领教过了，所以他们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31]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德国境内的奴工。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对难民进行的心理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难民通常表现出“无法无天的攻击性”，此外还有其他心理问题，包括“无用感……痛苦和敏感”。许多难民表现出极端愤世嫉俗的倾向：“即使是热心人提供的帮助，也被他们视为别有用心、动机不纯。”[32]

如果受害者无处不在，那么，这也意味着施害者无处不在。战争结束时，在对德战争中日趋活跃的游击队，已经控制了希腊多数地区、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全境、意大利北部多数地区、波罗的海国家主要地区、波兰和乌克兰大片地区。在法国，抵抗组织独力解放了至少15个省份，甚至在盟军抵达巴黎之前，抵抗组织就已控制了法国西部和南部多数地区。[33]在上述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南斯拉夫、意大利、希腊，战争暴力并非针对德国人，而是针对本国的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卖国者。那些实施战争暴力的人，此时已成为当权者。

至于那些代表纳粹及其盟友实施暴行的人，许多已沦为阶下囚，但也有许多混迹于难民之中，或者复归平民生活。这些人同样是成千上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与其受害者同样承受着心理创伤。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犯下暴行的士兵并非心理变态，他们只是作为普通社会成员开启战端。针对个人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战争爆发时，绝大多数士兵都经历过对被迫执行任务的强烈反感，而且许多士兵发现自己已无力继续履行职责。然而，随着执行任务的经历日渐丰富，这种强烈反感也会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堕落的畅快感，甚至幸福感，他们的道德底线由此被突破了。[34]

对于某些人来说，杀戮已成嗜好，他们实施暴行时也更加堕落。在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成员不仅杀害塞尔维亚人，而且还花费大量时间割掉女人的乳房和男人的睾丸。[35]在希腊东北部的兹拉马，保加利亚士兵用希腊受害者的头颅来踢足球。[36]在海乌姆诺集中营，德军守卫会杀害那些从毒气车里幸存下来的婴儿，在大树上撞破婴儿的头颅。[37]在柯尼斯堡，苏联士兵把德国妇女的脚绑在两辆卡车上，然后卡车朝相反方向行驶，就这样把这些妇女撕成两半。[38]乌克兰游击队只是使用农具，就能把沃利尼亚的波兰人折磨致死。[39]波兰游击队同样反过来折磨乌克兰人。一名乌克兰游击队员说：“我从未看过这样的情景，我的一名战友用刺刀挑起一个婴儿或者小孩，然后扔进火堆，我还看到许多波兰婴儿的烧焦的尸体。但即使我们不这样干，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都已是罪孽深重了。”[40]这些人如今也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分子。

作为注脚，值得提及的是，希姆莱本人其实早已认识到，实施暴行将对其下属造成心理冲击。因此，希姆莱向党卫队各级指挥官发出指示，确保持续杀戮的心理压力不会让党卫队下属变得更加“残忍”。[41]这道指示的道德观念完全是颠倒是非，希姆莱竟然把党卫队下属视为他们一手制造的暴行的“受害者”，希姆莱根本就不在乎那些被他们杀害的民众。

强奸

有一个议题与我们讨论过的许多议题密切相关，并且有助于揭示我们将要探讨的议题。战争期间的强奸现象，集中体现为对无力自卫的平民百姓滥用军事权力和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现象更是空前普遍：在这场战争中，尤其是战争最后阶段，强奸现象比历史上的任何战争都要频繁得多。尤其是在每次战斗结束时，强奸的首要动机在于报复，这种行为通常都能逃脱追究，因为交战各国军队对此习以为常。强奸对人们身心健康的伤害可谓恐怖，在中欧和东欧，由于强奸最为普遍，伤害也最为严重。

强奸总是与战争形影不离：通常，战争越残酷，参战者就越可能强奸敌国妇女。[42]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最为严重的强奸案例，肯定发生在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而且有奇怪的证据表明，妇女也察觉到，激烈战斗过后，她们的处境更加危险。[43]有些亲历者甚至认为，考虑到士兵们置身于残酷的战斗环境，强奸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一名俄国军官说：“你还能怎样？这就是战争，人人都会变得残忍粗暴。”[44]

最为严重的强奸案例发生在东欧，发生在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那里是苏联士兵最早踏足的德国土地。但随着战火蔓延，强奸的范围并未局限在上述地区。实际上，战争期间，强奸现象到处激增，甚至在战火尚未波及的地方也是如此。例如，从1939年到1945年，在英国和北爱尔兰，包括强奸在内的性犯罪几乎增长了50%，引起当时世人的极大关注。[45]

人们很难解释，战争最后阶段及战后，发生在欧洲的强奸现象为何大幅增长，但在欧洲大陆，确实存在某些普遍趋势。比如，同样的问题，在东线远比在西线严重得多。即使平民男子偶尔从事性犯罪，但说到底这还是个军事问题：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涌入德国，性暴力的浪潮以及其他犯罪的浪潮也席卷而来。当地局势越是混乱，强奸现象就越是严重，例如激战过后的地区，或者驻扎部队纪律败坏的地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被征服国家比被解放国家的强奸现象又要严重得多。这表明，在1945年发生的集体强奸背后，报复心与支配欲都是其重要动机，甚至很可能是主要动机。

有研究表明，在占领部队与当地居民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地区，战时强奸现象会特别残忍、特别普遍，这一理论早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系列事件所证明。[46]驻扎在巴伐利亚的法国殖民部队尤其臭名昭著。克丽斯特贝尔·比伦贝格（Christabel Bielenberg）是住在黑森林附近一处村庄的英国妇女，她记载道：摩洛哥部队刚刚驻扎下来，就开始“到我们的村庄里到处找人强奸”。后来摩洛哥部队换防，来了撒哈拉部队，他们“于夜间抵达，包围了村庄里的每一栋房屋，强奸了所有12岁至80岁的女性”。[47]在图宾根，下至12岁的女孩，上至70岁的老妪，都惨遭摩洛哥部队强奸。[48]这些男人的外国面孔更让妇女感到恐慌，何况这还是在纳粹长年从事种族宣传的德国境内。[49]

文化差异在东线同样存在。许多德军士兵都歧视东方的“劣等种族”（Untermenschen），德军入侵苏联时，这种歧视肯定会令他们以邪恶手法对待落入他们手中的乌克兰妇女和俄罗斯妇女。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曾经采访过一位被德国军官强奸的女教师。女教师回忆道，如果当时她不肯就范，那名德国军官就要枪杀她六个月大的婴儿。[50]另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名叫吉尼亚·德米阿诺娃（Genia Demianova），她曾经被十几名德军士兵轮奸，其中一名士兵还用马鞭抽打她，她写道：“他们已经把我撕成碎片，我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51]

但当形势逆转，苏联红军向中欧和东南欧挺进时，红军官兵同样受到种族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例如，与其他邻国相比，保加利亚妇女几乎没有受到强奸威胁，这部分是由于进驻保加利亚的部队比其他部队要纪律严明得多，但同样也是由于保加利亚与俄罗斯文化相似、语言相通，而且这两个国家上百年来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52]当苏联红军抵达保加利亚时，他们受到大多数保加利亚人的衷心欢迎。与此相反，罗马尼亚与苏联语言不通、文化迥异，而且直至1944年，罗马尼亚还对苏联进行着非常野蛮的战争。正因如此，罗马尼亚妇女比保加利亚妇女承受了更多痛苦。

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妇女的处境还要悲惨得多，在某些地区简直可以说是恐怖。在这里，双方的文化差异同样不可忽视，但与罗马尼亚不同，苏联对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敌意，是由于当苏联红军抵达时这两个国家还在对苏联作战。在布达佩斯西面的恰克堡，许多妇女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暴力强奸，以至于她们在男人的暴力对待之下脊椎骨折。波尔茨·阿莱娜（Alaine Polcz）那年刚好20岁，是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她也承受过这种痛苦的损伤，幸好她后来痊愈了。好几个星期里，她反复遭到强奸，有好几次，甚至连一个晚上有多少男人糟蹋过她，她都数不清楚了。她后来写道：“这与亲热或性爱无关。这与任何事物无关。我现在才意识到，这只能用一个字眼来形容：侵犯。这就是侵犯。这种事情当时正在全国各地发生。”这让她备受折磨。[53]

但在德国，强奸案例最为普遍。在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数万名妇女被以中世纪的暴力方式先奸后杀。玛丽·瑙曼（Marie Naumann）是来自波美拉尼亚比尔瓦尔德的年轻母亲，她被强奸后，兵痞们把她与丈夫一起吊在干草仓里，而她的孩子就被绞死在她脚下。她被几名波兰平民救下来时还没咽气，波兰人问她这是谁干的，她说是俄国人干的，波兰人却说她撒谎，而且还殴打她。她无法承受这一切，想要自沉在附近的溪流里，但未能死去。她浑身湿透，向邻居的寓所走去，结果碰见另一名俄国军官，于是再次遭到强奸。军官刚扔下她，又冒出了四名苏联士兵并“用变态的方法”强奸了她。完事之后，他们把她踢晕。她醒过来时，又有两名士兵闯进房间，“但他们把我扔下了，因为我看上去活像一具死尸”。[54]

数以千计的类似案例，收录于德国口述史计划、教会档案以及德国政府文献。苏联文献也印证了上述说法。俄国军官列夫·科佩列夫（Lev Kopelev）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回忆录都描述了普遍出现的强奸景象，此外还有几份来自苏联的报告，这些报告于1945年由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即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交。[55]

随着苏联红军穿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向柏林进发，强奸现象继续蔓延。在无数案例中，妇女惨遭轮奸，经常是连续好多个晚上被反复轮奸。瓦西里·格罗斯曼曾经采访过一位什未林妇女，她告诉格罗斯曼“今天已经被10个男人强奸过了”。[56]在柏林，汉内洛蕾·蒂勒（Hannelore Thiele）被“7个野兽般的男人列队”强奸。[57]另一位柏林妇女被人从地下室的煤堆后面拽出来，她后来说道：“23名士兵一个接着一个，我只能去医院缝合伤口。我再也不想跟任何男人发生任何关系了。”[58]卡尔·奥古斯特·克诺尔（Karl August Knorr）是驻扎在东普鲁士的德国军官，他从一栋别墅里拯救出数十名妇女，“每人每天平均要被强奸60到70次”。[59]类似事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1945年的强奸统计数字确实令人震惊，与战争期间的其他暴力事件相似，强奸案例多得惊人。收藏在科布伦茨的东欧档案收录了许多案例，其单调乏味的程度一如纽伦堡审判期间对犹太大屠杀的描述，连篇累牍地重复对恐怖事件的描述，让人不忍卒读。在中欧某些地区，强奸不仅仅是个别事件的集合，而且是全体女性居民的集体经历。在维也纳，诊所和医院报告的被强奸妇女多达8.7万人。[60]在柏林，情况还要糟糕，据信约有11万名妇女成为受害者。[61]在德国东部，尤其是在靠近苏联兵营的地区，这种时刻存在的威胁持续到1948年年底。[62]在整个德国，据信将近200万名德国妇女在战后被强奸。[63]

匈牙利的统计数字更难收集。战争结束后，德国和奥地利异常细致地统计了被强奸妇女的人数，但在匈牙利，强奸现象始终不被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当局所承认。直至1989年，常规研究才得以开展，而那时许多信息都已湮没无闻。根据医院记录所做的粗略统计，大约有5万～20万名匈牙利妇女被苏联士兵强奸。[64]西欧的统计数字尽管低得多，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42～1945年，美国军队被指控在北非和西欧强奸了1.7万名平民妇女。[65]

战争结束后，性暴力和性奴役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德国，尽管每年都有200万宗非法堕胎个案，但德国妇女还是生下了15万～20万名“外国婴儿”，部分是强奸的结果。在这些孩子当中，许多人都在怨恨母亲的痛苦情绪中度过余生。[66]许多妇女被感染性病，某些地区染病的妇女多达60%。这些疾病通常是无法治愈的，因为在1945年8月的德国，注射一次抗生素的价钱可以买两磅货真价实的咖啡。[67]伴随生理问题而来的是情感问题和心理问题，不仅那些受到直接伤害的妇女，就连其他的妇女也会受到影响。当众多妇女沦为铁蹄下的玩物时，所有妇女都不会安全，这个男权支配的世界只是把妇女当成物品而已。在欧洲大片地区，妇女被迫长期生活在焦虑状态中。[68]

我们切不可忘记，男性同样受到这种普遍现象的影响。许多男人被迫目睹他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女儿被强奸。那些试图阻止的男人经常会被枪杀，但通常德国男人只是呆坐一旁，自此之后终身阳痿。因此，尤其是在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集体强奸不仅使妇女备受虐待和侮辱，而且这也如同对男人进行集体阉割。即使是那些在解放时离开家园的男人，回家之后也会发现他们的妻子和爱人因历经变故而判若两人。许多无法承受这种变故的男人离弃妻子，由此更加深了妇女承受的痛苦。由于害怕丈夫的反应，许多妇女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许多妇女不敢说自己感染过性病、拿掉过胎儿，或者生下过“俄罗斯婴儿”。[69]由于婚姻关系备受压力，战后德国的离婚率比战前翻了一番。其实，整个欧洲都是如此。[70]

最后，我们必须记得，强奸和奴役妇女的士兵其实是受到纵容的，尤其是大多数士兵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结果战后几年强奸事件频频发生，这也驳斥了许多人声称强奸动机仅仅在于报复的说法。实际上，我们面对的事实要严峻得多，许多士兵强奸妇女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71]

士兵们当时的言论暴露出他们的想法，即他们有权享受性爱，而且必要时不惜动粗：“我们解放了你们，而你们竟然拒绝我们的小小要求？”“我需要一个女人！我都快爆血管了！”“美国兵和英国兵有香烟和糖果去吸引姑娘，所以他们不需要强奸。俄国兵就没办法了。”[72]在士兵对妇女拥有无限权力的环境中，在几乎不会受到惩罚的环境中，在所有同僚都沉溺于性暴力的环境中，强奸简直是家常便饭。例如，瓦西里·格罗斯曼有一名战地记者同事，强奸了一位因为躲避外面的醉酒士兵而躲进其房间的俄罗斯女孩，这不是因为他生性邪恶，而是因为他无法“抵挡诱惑”。[73]

今天被美国人称为“伟大世代”的那一代人，并非个个都是人们描述的无私英雄：他们当中也有小偷、强盗甚至恶贯满盈的家伙。数十万盟军士兵，尤其是苏联红军的士兵，同时也是强奸犯。正如列夫·科佩列夫当时所说的：

不必为此感到羞愧，那些士兵排队在德国妇女身上找点乐子又怎样？他们强奸小女孩又怎样？他们杀死老妇人又怎样？若非如此，他们终究会祸害我们自己的城市，祸害我们自己的妇女和女孩。那将是数百万名潜在的罪犯，那将会倍加危险，因为他们是带着英雄的荣誉回到家乡的。[74]

从军队退役后，这些男人有些会融入欧洲社会，有些会回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如果有人想研究这些男人回国之后对待妇女的态度及其影响，这必将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道德与儿童

考虑到战后欧洲的气氛，也就难怪人们广泛关注当时欧洲孩子的成长环境了。我们都听说过孩子跳过炮弹坑、穿越地雷阵去采摘野果的故事，甚至听说过他们把路边捡来的铁拳火箭弹放在火上烤的故事，他们的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威胁，但其实他们的道德观念也同样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在游戏中承受的心理伤害同样显而易见。当母亲看见孩子玩“空袭”游戏或者“女人来”（Frau komm，俄国士兵强奸德国女人时使用的字句）游戏时，母亲肯定无比失望。[75]在柏林，威廉·拜福德-琼斯中校震惊地看到，在一栋建筑物的三面墙壁上，挂了同一个男人的十五幅画像。根据一位救世军（Salvation Army）孤儿院社工的回忆，他所照顾的德国孩子总是给玩具人偶套上制服，而绝大多数其他孤儿，只要见到穿制服的男人走近，就会惊声尖叫。[76]

我曾经提到，孩子很少看见不穿制服的男人，实际上，在欧洲大陆某些地区甚至连男人都很少见。男性模范的缺失以及成人权威的减少，对孩子的行为造成了显著影响。在英国，战争期间的少年犯罪率急升将近40%，尤其是破门入室、恶意破坏以及小偷小摸（盗窃犯罪增长超过一倍）。[77]在德国，情况也类似，根据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统计的数据，1937～1942年，少年犯罪率增长超过一倍，而1943年的犯罪率还在上升。在某些城市，如汉堡，战争期间的少年犯罪率增长了三倍。[78]及至1945年年中，在苏联占领区，许多“少年帮派”四处抢掠，有时为了食物和金钱不惜谋财害命：孩子缺乏父母管教，有些孩子甚至没有父母，让他们变成“小野蛮人”。[79]

德国孩子受到最多的关注。有人认为，由于这些孩子的德国血统，德国孩子肯定最受威胁。在挪威，人们要求把所有父亲是德军士兵的孩子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将来可能成为纳粹的第五纵队。纳粹的优生学原则，曾经让纳粹自命为高等种族，现在则被用来识别德国孩子，他们被认为迟早是个祸害。[80]

在德国境内，盟军更担心的是十来岁的年轻人，而不是小孩子。1945年的德国年轻人是在纳粹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是12年的学校教育，还是强制加入的纳粹青年团体，如德国少女同盟和希特勒青年团，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映。许多人担心这一代孩子已经无可挽救。1944～1945年参战的英国士兵，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德国人越是年轻，就越是骄傲自大、‘目空一切’。”克里斯普（Crisp）少将曾经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发表过一篇观点奇特的文章，指出之前他遇到的普通德军士兵，已经被十五六岁的狂热军队所取代，他们能力有限但残忍野蛮。

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正派、温和、谦逊，却只看到兽性、贪婪、残忍。这一代人被刻意培养成残酷无情的男子汉，以执行一名疯子下达的可怕命令。没有什么正派思想能够触动他们。1920年以来出生的每一名德国人，都受到这种罪恶的诅咒。他们越是年轻，就越会受到这种邪恶流毒的深度沾染。每个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出生的孩子都是迷途的孩子。这是迷途的一代。

这篇报刊文章继续说道，这些孩子死于战火实乃幸事，为了全世界的福祉，剩下的孩子最好也能战死沙场。“但无论你把他们消灭，还是把他们绝育，除非最后一个纳粹分子死掉，否则根本不可能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恐怖的纳粹主义。”[81]

纳粹统治的恐怖阴影，最终在盟军的思想和著作中得到反映。在这家英国主流报纸上，登载的这份被视为道德（moral）解决方案的灭绝计划，跟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推行的灭绝计划如出一辙。这种灭绝计划，与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上发表的最为丧心病狂的德语文章毫无二致。其中的差别，而且是巨大的差别，在于存有这种思想观念的人不可能在英国掌握政权，因此，这种计划也永远不可能被付诸实行。但这种思想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媒体上，说明即使是战争期间未被占领的国家，也出现了道德败坏的迹象。

[1] 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pp.25-6.

[2] 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pp.42-3，56-7.

[3] Blunt，Roscoe C.，Foot Soldier：A Combat Infantryman’s War in Europe（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2），p.56.

[4] 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p.94，206.

[5] Moorehead，Alan，Eclipse（London：Granta，2000），p.66.

[6] 引自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London：Hutchinson，1947），p.38。

[7] 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ch.4.

[8] 如可参阅Tec，Nechama，Defiance：The True Story of the Bielski Partisa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91。

[9] Anon.，A Woman in Berlin（London：Virago，2006），pp.57-60.

[10] Andrzej C.，personal interview，11 February 2008.

[11] Risto Jaakkola and Henrik Tham，“Traditional Crime in 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in Takala，Hannu and Henrik Tham，Crime and Control in 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Oslo：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1989），pp.38-51.

[12] Fishman，Sarah，The Battle for Children：World War Ⅱ，Youth Crime，and Juvenile Justice in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85.

[13] 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80.

[14] Zbigniew Ogrodzinski，personal interview，30 October 2007；Captain I.B.Mackay，IWM Docs 94/8/1，typescript memoir，p.130.

[15] Moorehead，Alan，Eclipse（London：Granta，2000），p.66.

[16] Porch，Douglas，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4），p.518.

[17] 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p.100.

[18] 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183.另可参阅TNA：PRO FO 1050/292，letter from anti-Fascist parties of Germany on increase in brigandage，31 January 1946；and FO 1050/323 for Berlin statistics in 1945。

[19] Anon.，A Woman in Berlin（London：Virago，2006），p.209.

[20] 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p.20，entry for 9 May 1945.

[21] Polcz，Alaine，One Woman in the War（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p.92.

[22] Alik Ossowski，personal interview，17 November 2007；Maria Bielicka，personal interview，28 January 2008.

[23] Maria Bielicka，personal interview，28 January 2008.

[24]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82.

[25]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83.

[26]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60-61。

[27] The Great Decree，no.16/1945，para.10：参阅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53。

[28] Lt Gen.Sir Frederick Morgan to the Foreign Office’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14 September 1946，IWM Docs 02/49/1.

[29] Margaret Gore interview，IWM Sound，9285，reel 4.

[30] 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p.475-91.

[31] Lt Gen.Sir Frederick Morgan to the Foreign Office’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14 September 1946，IWM Docs 02/49/1.

[32]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52。

[33] 根据the New York Times，23 August 1944.

[34] Dutton，Donald G.，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Massacres，and Extreme Violence：Why ‘Normal’ People Come to Commit Atrocities（London and Westport，CT：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7），pp.114-22.

[35] 损毁状况的照片证据存在于Italian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Archivo Storico Diplomatico Jugoslavia（Croazia）AAPP B.138（1943），参阅Steinberg，Jonathan，All or Nothing：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1941-1943（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p.30，271。

[36] 参阅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29。

[37] According to the Jewish eyewitness Yakov Groyanowski，引自Friedländer，Saul，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7），p.318。

[38]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Terrible Revenge，p.45.

[39]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72.

[40] Lotnik，Waldemar，Nine Lives（London：Serif，1999），p.59.

[41] 参阅Konrad Kwiet，“Erziehung zum Mord：Zwei Beispiele zur Kontinuität der deutschen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in Grüttner，Michael，Rüdiger Hachtmann and Heinz-Gerhard Haupt（eds.），Geschichte und Emanzipation（Frankfurt：Campus Fachbuch，1999），p.449。

[42] Bourke，Joanna，Rape：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Virago，2007），p.359.

[43] Polcz，Alaine，One Woman in the War（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p.104.

[44]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57.

[45]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London：HMSO，1951），pp.48-50.另可参阅“Combating Crime”，The Times，23 July 1946，p.5；以及“A Problem Picture”，The Times，3 June 1948，p.5。

[46] Bourke，Joanna，Rape：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Virago，2007），p.378.

[47] 引自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p.35-6。

[48] Werner，Hermann，Tübingen 1945（Stuttgart：Konrad Theiss Verlag，1986），p.88.

[49] 参阅Bosch，Manfred，Der Neubeginn：Aus deutscher Nachkriegszeit Südbaden 1945-1950（Konstanz：Südkurier，1988），pp.34，52；以及Willis，F. Roy，The French in Germany 1945-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69-70：法国殖民部队的强奸行径被人们夸大了。

[50] 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209.

[51] Genia Demianova，引自Owen，James and Guy Walters（eds.），The Voice of War（London：Viking，2004），p.134。

[52] 参阅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70。

[53] Polcz，Alaine，One Woman in the War（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pp.89，90，105.

[54] 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p.54-65。

[55] 参阅Alexander Solzhenitsyn，Prussian Nights：A Narrative Poem，trans.Robert Conquest（London：Fontana，1978），pp.41，51-3，93-103；以及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p.50-56。另可参阅Beevor，Antony，Berlin：The Downfall 1945（London：Penguin，2003），p.29。

[56] 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327.

[57] 引自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p.16，entry for 6 May 1945。

[58] Kardorff，Ursula von，Diary of a Nightmare：Berlin 1942-1945，trans. Ewan Butler（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5），p.217.

[59] Ost-Dok 2/14，p.106，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45。

[60]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20.

[61] 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p.54.根据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92，在柏林，有9万名妇女在遭到强奸后求诊。另可参阅Laurel Cohen-Pfister，“Rape，War and Outrage：Changing Perceptions on German Victimhood in the Period of Post-unification”，in Cohen-Pfister，Laurel and Dagmar Wienroeder-Skinner（eds.），Victims and Perpetrators：（Re）Presenting the Past in Post-Unification Cultur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6），p.316。

[62] 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79，94-5.

[63] 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p.59.

[64] 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44.

[65] Lilley，J. Robert，Taken by Force：Rape and American GIs during World War Two（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1-12.

[66] Ruhl，Klaus-Jörg（ed.），Unsere verlorenen Jahre：Frauenalltag in Kriegs-und Nachkriegszeit 1939-1949，in Berichten，Dokumenten und Bilden（Darmstadt：Luchterhand，1985），p.155.按照西德的统计数据，在6.8万名“占领区儿童”中，有3194人是强奸犯的孩子；参阅德国联邦统计局数字，引自Ebba D.Drolshagen，“Germany’s War Children”，in Ericsson，Kjersti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32。根据Die Welt，17 August 1948，战后德国每年有200万例堕胎手术；参阅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23。

[67] 关于欧洲性病大爆发的统计数字，参阅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98；War Office，Statistical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the Army，1943-1945（London：HMSO，1948），p.264；United States Army，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vol.V，p.257；以及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p.84，entry for 18 August 1945。

[68] 关于未被强奸的妇女所受战后气氛的影响，参阅Lena Berg，引自Donat，Alexander，The Holocaust Kingdom：A Memoir（London：Secker & Warburg，1965），p.317；Yvette Levy，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307；Muriel Heath，IWM Docs 98/25/1，manuscript booklet。

[69] See，for example，the testimony of Ruth Irmgard in Jacobs，Ingeborg，Freiwild：Das Schicksal deutscher Frauen 1945（Berlin：Propyläen，2008），p.77.

[70] 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25.1939～194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离婚率上升了3倍，参阅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London：HMSO，1951），p.54。

[71]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p.51，55.另可参阅Anon.，A Woman in Berlin（London：Virago，2006），p.158；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9。

[72] 苏军士兵的话参阅Lena Berg，引自Donat，Alexander，The Holocaust Kingdom：A Memoir（London：Secker & Warburg，1965），p.317；苏军坦克兵的话参阅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51，苏军翻译在什未林对英国军政府所说的话参阅Major A.G.Moon，IWM Docs，06/126/1，typescript memoir，p.56。

[73] 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327.

[74]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p.56-7.

[75] Grassmann，Ilse，Ausgebombt：Ein Hausfrauen-Kriegstagebuch（Hamburg：Haymarket Media，2003），p.28；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100.

[76]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London：Hutchinson，1947），p.53.

[77]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London：HMSO，1951），p.51.

[78]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vol.I，pp.89-90.另可参阅Beck，Earl R.，Under the Bomb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p.220，note 111。

[79] Newsweek report from Stockholm correspondent，11 June 1945，p.56.

[80]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75.

[81] “I have looked into the souls of these Nazi boys-they are black”，Daily Express，26 October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