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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九章 解放营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垃圾堆中，在暴力和恶行的所有象征中，也许最具强烈震撼力的就是集中营了。集中营及其代表的一切，成为战后报复行为的辩护理由，因此，我们必须了解集中营在当时造成的震撼与冲击。集中营分很多种，但最为人知晓的是“死亡营”。在这种营地里，犯人要么被饿死，要么被处心积虑地送进毒气室毒死，要么被行刑队枪决。
发现
第一个被发现的纳粹死亡营是马伊达内克（Majdanek），邻近波兰城市卢布林，当地于1944年7月底被苏联红军攻占。及至此时，德国人的战争暴行早已为俄国人所熟知。俄国人早就听说过巴比谷（Babi Yar），以及遍及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的无数屠杀地点，但正如当时一名新闻记者所说的：“所有这些屠杀地点遍布各地，尽管这些屠杀地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远远超过马伊达内克，但这些屠杀地点的纪念意义，及其难以置信的‘工业化’程度，都无法跟卢布林郊外两英里的死亡工厂相提并论。”[1]
在苏联红军抵达之前，德国人拼命撤离马伊达内克，但他们走得太匆忙，以至于来不及毁灭罪证。当苏联军队开入院墙后，他们发现一系列毒气室以及六个巨大的焚尸炉，还有烧焦的人体残骸散落在周围，附近还有几个巨大的焚尸堆，上面堆满白色的灰烬和人骨。焚尸堆旁边就是大片菜地，苏联方面很容易得出结论：马伊达内克的组织者把人体残骸当成肥料。当时一名苏联记者写道：“这就是德国人生产食物的方式，杀死人类，滋养甘蓝。”[2]
马伊达内克以及附近营地的屠杀规模，只有在苏军士兵打开毒气室与火葬场之间某几栋建筑物时，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在一栋类似谷仓的巨大的建筑物内，他们发现了数十万双鞋子和靴子。另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就像五层楼的大百货公司”：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堆满无数个货架的修面刷子、折叠小刀、玩具熊、七巧板以及挂满许多条长走廊的大衣和女装。[3]建筑物的底层是登记室，逃离此地的纳粹党徒没来得及毁掉这些账目。在这里，苏联官员发现某些最为邪恶的文件，上面记录着后来被称为“大屠杀”（Holocaust）的事件。马伊达内克曾经作为整个灭绝营系统的中央存储仓库：在索比堡（Sobibor）、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贝乌热茨（Belzec）被杀害的犹太人，其金银细软将被送到马伊达内克，然后运回纳粹德国，这些财产将被分配给因为疏散和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德国家庭。仅仅在1944年头几个月，就有18节火车皮从这个仓库发回德国。[4]后来，根据从马伊达内克幸存的苏联战俘的口述，调查人员才得知，1943年11月这里曾经发生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获节”大屠杀。幸存者带领调查员发现了埋葬着1.8万名犹太罹难者的许多个万人坑。[5]
这些发现马上就产生了效果。苏联宣传人员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曾被派往马伊达内克，就这座集中营撰写报告文学，并从8月起刊登于《真理报》（Pravda）和《红星报》（Krasnaya Zvezda）。[6]外国记者也被邀请到这座集中营，许多俄国士兵和波兰士兵都被安排到这里参观，好让他们将所见所闻传遍苏联红军的所有部队。[7]据说，在得知马伊达内克被完整占领后，希特勒大为震怒。希姆莱曾经竭尽全力拆毁和夷平主要屠杀中心，以此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但马伊达内克的发现成为第一份确凿证据，足以证明来自波兰的屠杀报告句句属实。[8]
此后数月间，在此前由纳粹控制的领土上，陆续发现由无处不在的奴工营、战俘营、灭绝营组成的庞大网络。发现马伊达内克之后不久，人们又发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逃亡者与被逮捕的守卫都描述过这座人间“地狱”。在这里，有90万名犹太人被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推入焚尸炉，而焚尸炉“就像许多座巨大的火山”。[9]六个月后，苏联红军抵达奥斯威辛（Auschwitz），在这里，有将近100万名犹太人，还有超过10万名波兰人、吉卜赛人、苏联战俘，被毒死、射杀或者劳累至死。[10]尽管苏联早已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营系统，即古拉格，但他们还是为如此高速、高效、复杂的杀人机器感到震惊。[11]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人们过去经常说苏联从不提及这些死亡营的绝大多数受害者是犹太人。[12]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44年12月，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如果问一名被俘的德国人，为何他的同胞要杀害600万无辜者，他会回答：“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黑头发或者红头发的。他们血统不同。”……这一切都起源于愚蠢的玩笑、顽童的吵闹、路牌的标示，结果却是马伊达内克、巴比谷、特雷布林卡，是填满沟渠的孩童尸体。[13]
《真理报》上另一篇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文章，同样特别提到这里的犹太受害者。[14]然而，绝大多数俄文报刊、演讲以及后来的回忆录，都指希特勒的受害者仅仅是“苏联公民”。即使在死亡营被世人发现后，克里姆林宫还是决定，不把纳粹的种族灭绝描述为针对犹太种族的罪恶，而是描述为针对苏联国家的罪恶。
当这些事件迅速占据苏联各大媒体的版面时，英美方面的反应却要沉寂得多。早在1942年12月，英国人就知道，数十万名犹太人“在劳动营里慢慢劳累至死”，甚至被“故意集体杀害”。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大范围公布真相，以免公众要求政府有所作为。[15]英国情报部门仍然根据之前发布的指令行事，在战争时期，“对于这些恐怖事件……必须谨慎对待，确保这些事件只与毫无争议的无辜者有关，不能与暴虐的敌对阵营有关，不能与犹太人有关”。[16]因此，英国民众对德国暴行的了解，远远不如同时期的苏联民众。
美国政府似乎也不愿意承认犹太人比其他受迫害群体更为悲惨。尽管早在1940年就有定期报告指出欧洲犹太人所受的威胁，尽管在1944年3月罗斯福就已毫不含糊地宣告“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谋杀欧洲犹太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罪行之一”，但美国人似乎还是不愿意相信大屠杀真的发生过。[17]即使是在罗斯福政府内部，人们也对大屠杀持怀疑态度，资历深厚的国防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及其助理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认为这是犹太人的“诡辩”。这种态度倒不一定与反犹主义有关。我们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许多暴行传说最后被证明子虚乌有，如人们“发现”的用人体脂肪制作肥皂的工厂，他们也不确定，关于死亡营的信息，有哪些足以采信。[18]
某些媒体也对死亡营有着类似的怀疑。《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记者亚历山大·维尔斯（Alexander Werth）曾经在马伊达内克解放后不久到过此地，亲眼看过毒气室、万人坑、焚尸堆。但当他把这条新闻提交给英国广播公司（BBC）时，对方却拒绝播发，因为“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俄国人的宣传伎俩”。[19]《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同样对这条新闻有所保留，对方声称：“即使我们认为纳粹残酷至极，这件事情听上去也太不可思议了。”[20]
只有当西方盟国开始发现类似的集中营时，人们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在西欧发现的第一座集中营是阿尔萨斯的纳茨韦勒-斯特鲁霍夫（Natzweiler-Struthof）集中营，1944年11月23日，法国军队进入此地。纳茨韦勒-斯特鲁霍夫是其中一座主要的夜雾（Nacht und Nebel）集中营，这种机构设立的目的，是让被怀疑为抵抗运动战士的人消失在“夜雾之中”。在这里，法国人发现一座小型毒气室，犯人的手腕被挂在铁钩上，然后剧毒的齐克隆-B（Zyklon-B）被泵进毒气室。许多受害者死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台上，奥古斯特·希尔特（August Hirt）博士在此收集犹太人骨架，企图通过解剖学研究证明犹太人比较低劣。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吉卜赛人还从奥斯威辛被送到此地，在集中营里被用于医学实验。[21]
1944年12月初，《纽约时报》记者米尔顿·布拉克（Milton Bracker）来到这座集中营。布拉克留意到，尽管许多美国军官已经参观过这座集中营，但他们仍然无法接受恐怖的规模和细节。许多军官似乎怀疑自己亲眼看到的证据，布拉克称之为“双重视觉”，即他们看到此情此景，却看不到德国人犯下的暴行的结果。按照当时的其他记录，美军士兵这种拒绝相信的态度，让当地居民感到愤怒，因为当居民们描述德国人的罪行时，换来的却是美军士兵的怀疑甚至嘲笑。[22]
及至4月，这种“双重视觉”终于走向终结，当时美军解放了奥尔德鲁夫（Ohrdruf），这是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附属集中营。奥尔德鲁夫的地位尤为重要，因为欧洲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于4月12日到访此地，就在这座集中营被发现一周之后。陪同艾森豪威尔到访的还有奥马·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和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两位将军，艾森豪威尔坚持看完这座集中营的“每个角落”，“因为从那时起，我感觉到，我的职责是亲自验证此事真伪，以免在国内有人认为或者以为纳粹暴行仅仅是宣传而已”。[23]在这里，他们观看了几种刑具，看到一种用于从死人嘴里敲打金牙的屠宰工具，看到一间堆满尸体的房间，还看到一个大坑里被焚烧过的数百具尸体，他们仿佛看见了“食人族巨人的烧烤炉”。[24]巴顿在战场上见过许多恐怖场面，但当他看见尸坑，“绿色脏水里散落着断臂、残肢、尸块”，他也忍不住躲到土坡后面呕吐。[25]
在发现奥尔德鲁夫之后不久，美军又发现了诺德豪森（Nordhausen）。在那里，美军发现3000名奴工的尸体被随意堆放，这些奴工曾经在生产V1火箭和V2火箭的地下工厂里劳动。同一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现2.1万名奄奄一息的犯人，此地就在魏玛以北数英里处。许多男人、女人、孩子曾经被迫从东部营地走到此处，他们到达时已经精疲力竭、孱弱不堪、疾病缠身，后世称这次迁移为“死亡行军”。美军心理战部门估计，战争期间，大约有5.5万名男人、女人、孩子死于这座奴工营。[26]
随着这些发现广为人知，美国军队对德国人愈发反感。佛瑞德·博姆（Fred Bohm）是一名在奥地利出生的美军士兵，他曾经参与解放诺德豪森，绝大多数与他同行的美国大兵“曾经对跟德国人交战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他们曾经相信，自己听说过的许多故事“要么并不真实，要么有所夸大”。只有在他们抵达诺德豪森后，纳粹暴行的真相才终于“尘埃落定”。[27]也正是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下令，附近所有未承担战斗值班任务的部队，都要来参观奥尔德鲁夫和诺德豪森。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即使是从来不知“为何而战”的普通士兵，现在起码也知道自己“对谁作战”了。[28]艾森豪威尔还邀请英美两国政府官员来参观这些新近解放的集中营，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世界各地的媒体。这些参观者带出的新闻拷贝，最终于5月1日在美国的电影院放映，深深震撼了整个美国。[29]
由美国军队的发现引发的怒潮，于4月29日达到顶峰，此时离欧洲战事结束仅仅剩下9天，当天45师攻入达豪（Dachau）。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最为恐怖的场景，包括“像成捆木材”那样堆积如山的赤裸尸体。[30]在铁路支线上，他们发现一列装载东部犯人的疏散列车。当他们打开那39个货运车厢时，他们发现2000名犯人已经全部丧生。[31]
与其他集中营不同，达豪集中营是由正在参加主要战斗的部队解放的。某些美军士兵，尽管早已准备浴血沙场，但也无法平静地接受在这里目睹的暴行，他们决定亲手为受害者讨回公道。157团一位连长，威廉·沃尔什（William P.Walsh）中尉，把4名向他投降的党卫队员带到一节铁路车厢里，然后亲手向他们射击。沃尔什的一名部下、列兵艾伯特·普鲁伊特（Albert C.Pruitt）爬上车厢顶部，用步枪将这4名党卫队员全部了结。沃尔什与另一位军官杰克·布希赫德（Jack Bushyhead），后来下令把隶属国防军与隶属党卫队的德国战俘甄别开来。党卫队士兵在附近的煤场里一字排开，一个机枪队向他们开火，至少打死了12人。后来在就此事提交质询的正式报告中，沃尔什、布希赫德、普鲁伊特以及营长费利克斯·斯帕克斯（Felix L.Sparks）中校，都被点名指控。亲临现场的医官霍华德·比克纳（Howard E.Buechner）中尉，同样因为未对德军士兵提供任何救助而受到批评，某些当事人至今仍然健在。[32]
在营区边界的一座瞭望塔里，17名党卫队员在试图投降时同样被射杀。在营区的其他地方，还有25～50名党卫队员被愤怒的犯人杀死，犯人通常得到美军士兵的帮助。其中一名美国大兵杰克·哈莱特（Jack Hallett）目睹过这些杀戮，他后来回忆起这些可怕的仇杀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看到集中营的情景后，一切就失控了，士兵故意打伤集中营守卫，然后将守卫交给犯人处置，让犯人可以任意复仇。实际上，你也看过照片的，一名士兵把自己的刺刀给了一名犯人，然后看着犯人把守卫的头颅割下来。场面相当血腥。许多守卫被士兵开枪打伤腿部，然后动弹不得，然后……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了……[33]
尽管关于这些事件形成了一份报告，但没有一名美军士兵因为违反《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中的战俘权利条款而受到审判。英军也开始发现希特勒集中营系统的意义。4月15日，当英军抵达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时，完全被那里的景象、故事、挑战所惊呆。在比较文明地接受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莱默（Josef Kramer）的投降后，英国军官在集中营指挥官的亲自指引下巡视这座集中营。然而，英国军官在集中营的所见所闻却远远称不上文明：牢头跳到犯人身上，踩踏毒打犯人，犯人“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满身溃烂”，人们就在空地上甚至牢房里便溺。[34]再一次，最令人不安的是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尸体散落各处，有些尸体堆积在房间里，有些尸体堆积在空地上。德里克·辛格顿（Derrick Sington）是第一批进入集中营的军官之一，他说道，我们似乎看见“一间库存过多的肉店”，“在人类的面孔上可以看到僵尸的表情，在人类的骨架上可以看到畸形的姿势，尸骨散落遍地，你可以设想，当你走在那片光线迷离的桦树林里，那种感觉是多么难以形容”。[35]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最让英军感到震惊的是，绝大多数幸存犯人麻木不仁地生活在尸骨堆里，似乎这种景象已经见惯不惊。一名被吓倒的医官描述了几个场景：
一位妇女太过虚弱，以至于无力从尸体堆旁边站起来，我们给她一些食物，她就在那里露天煮食；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就在露天的地方拉肚子，他们正饱受痢疾折磨；一位妇女赤身裸体地用肥皂擦洗身体，她洗澡的水来自贮水池，里面还漂浮着一具孩童的尸体。[36]
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根本数不胜数。威廉·埃梅里希（Wilhelm Emmerich）是负责清点犯人数目的党卫队军官，按照他的说法，在英军抵达之前，两个月里就有1.6万人丧生，但其他人估计，仅仅在3月，就有1.8万人丧生。[37]贝尔森的小型火葬场根本无法处理这么多尸体，由于燃料缺乏，也不可能在露天坑道里燃烧这么多尸体。
当英军询问这里的犯人时，他们才揭示这里发生过的恐怖情形。斑疹伤寒和痢疾在营地里到处肆虐。犯人的食物只有清汤寡水的甘蓝汤，犯人都饿到骨瘦如柴。饥饿如此严重，以至于许多犯人试图靠吃人肉来保存性命。一位名叫扬·贝卢涅克（Jan Belunek）的捷克犯人告诉英国军官，他曾经看见许多尸体的心脏被挖出来，他曾经看见另一名犯人“蹲在一具尸体旁边，嘴里正吃着肉，我毫不怀疑这是人肉”。这件事情得到另外两名在医务室工作的犯人的证实，他们分别是来自德累斯顿的医生弗里茨·里奥（Fritz Leo）以及捷克医生兹德涅克·维斯纳（Zdeněk Wiesner）。他们都提到尸体的肝脏经常被偷走，维斯纳（Wiesner）医生甚至见过有人吃尸体的肝脏。里奥医生提到集中营里的300宗吃人个案，他经常看见有人吃人肉，甚至“烹煮性器官”。[38]
犯人同样提到无数暴行、谋杀、医学实验、集体处决，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帝国境内的其他集中营，这些情况比比皆是。1945年4月27日，一份关于贝尔森集中营的初步报告断定，“设立集中营的目的就在于毁灭部分人口”，报告还反复提到，“设立集中营的目的不仅仅是关禁闭，而是或迟或早的人口毁灭”。至于贝尔森集中营，尽管是按照“疾病营”（Krankenlager）来设计的，“但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疗营，因为犯人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康复的可能”。[39]
英军士兵并没有像解放达豪的美军那样，对德军守卫采取狂暴的报复行动，但两者的环境相去甚远。与达豪不同，英军进入贝尔森时并未预计会发生战斗，他们只是来看看是否需要承担医疗、管理、守护方面的责任。与达豪不同，这里的德军并没有抵抗迹象，实际上，他们欢迎英军进驻，双方的第一次接触相当诚恳。但随着集中营的恐怖真相被揭露，英军士兵与集中营守卫之间的关系也迅速恶化。英军让党卫队员埋葬死者，强迫他们在烈日之下穿上全套制服从事体力劳动。党卫队员被迫徒手搬运腐烂的尸体：那些想用破布条保护双手的人，马上会遭到枪托击打。许多集中营犯人也来看党卫队员干活，还会围在万人坑周围，辱骂那些曾经的施害者。4月22日，一名英军医官写道：“其中一件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着党卫队员被迫干活。”
他们收拾尸体和被感染的衣物，用手推车把这些东西集中到万人坑（每个坑埋了5000人）。我们全副武装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辱骂他们、踢打他们、威胁他们，让他们片刻不能停歇。考虑到他们犯下的惊人罪行，他们曾经是多么令人恐惧啊，这些党卫队员！他们没有宿舍，他们知道，干完活只能老老实实到仓库里待着。[40]
另一位士兵是369炮兵团的桑德森（Sanderson），他提到英军的报复行为偶尔也会更加极端。
我们只给党卫队员提供食不果腹的给养，让他们连续不断地干脏活累活。我们毫无顾忌，用枪托击打他们，用刺刀猛刺他们，迫使他们干双倍的活。有一次，一名奄奄一息的党卫队员被扔进万人坑，尸体的臭味几乎让他窒息而死。他尽力想爬出来，却被子弹打伤。后来，人们把他扔回埋尸坑里，就像他当年对待犯人那样对待他。[41]
在几乎70年后，我们很难弄清楚，到底这些事情是确实发生过，还是其只是英军士兵的主观愿望。我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一名党卫队员在贝尔森被活埋，但这些故事到处流传并非毫无意义。这些故事会产生重要的心理效应：英军士兵需要感觉到，某些罪大恶极的党卫队暴徒，已经因其罪行而得到了报应。
在贝尔森，不仅集中营守卫受到严厉对待，就连所有在集中营里供职的人，包括技术人员和神职人员，都跟被俘虏的党卫队员一样受到严厉对待。来自策勒（Celle）以及邻近市镇的德国平民也被迫到贝尔森来，让他们亲眼看看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一名英国工兵奉命传召当地的市镇官员，工兵及其战友不必进入营地，以免感染斑疹伤寒，但被他们传召来的德国人就没有这份幸运了。当那些德国人回去时，英军士兵要让德国人见识“我们的愤怒”，英军士兵故意把枪托撞在地上，试图砸伤那些德国人的脚趾头。许多平民似乎对他们目睹的一切感到相当震惊。“有些人恶心呕吐，有些人假装哭泣，有些人目瞪口呆，表示难以置信。”[42]
正如俄国人在马伊达内克所做的，英国人也认识到贝尔森是宣传素材。随军摄影师马上被派到此地，新闻记者和摄影行家也应邀来到此地。但最具影响力的是4月23日播出的英国有声电影新闻，此时距离发现这座集中营仅仅过去8天。很快，万人坑和尸体堆的影像就出现在英国的电影屏幕上，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国家。
在这些令人难以释怀的影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孩子在尸体堆上玩耍，骨瘦如柴的行尸走肉无法站立，推土机把数百具尸体推进万人坑，由此永远形成了世人对纳粹德国的印象。这些历历在目的证据，让人们无法再用所谓的敌国宣传来为德国的暴行辩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影片表明，整个德意志民族都难脱干系。斯波蒂斯伍德（Spottiswoode）上校是军政府指挥官，他曾经向参观贝尔森的德国平民发表电视讲话，借用他的话来说，这种集中营的存在，“是德意志民族的耻辱，这个民族的名字，必须从文明国家的名单上划去”。不仅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整个国家都应该受到惩罚：“你们必须以劳作和汗水补偿这一切，补偿你们的孩子犯下的罪行，补偿你们未能阻止的罪行。”[43]
集中营的发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道德情境。似乎在战争期间，盟国做什么都是正义的了：轰炸德国城市，坚持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及让欧洲众多地区陷入饥荒的经济封锁。这也为盟国之后几个月所做的一切提供了理由。从此以后，无论承受多少痛苦，德国人都无法为自己博取同情：针对德军士兵和德国平民的不公待遇将被无视，比如达豪事件，比如苏联军队在德国东部的强奸行为。正如我们看到的，有时候，盲目的复仇会受到权威的鼓励。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发生在马伊达内克、达豪、贝尔森的暴力行为和堕落行为，“可以牵涉到任何人，甚至牵涉到解放者本身”。[44]
犹太犯人之复仇
如果说解放集中营的士兵想要对纳粹复仇，那么，被士兵解救的犯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曾经在马伊达内克、奥斯威辛、贡斯基兴（Gunskirchen）待过，但最终得以幸存，他写道，“在集中营生活的最后最艰难的阶段”，“复仇渴望”是让集中营犯人活下去的“希望”。[45]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宁愿对集中营幸存者的报复行为绝口不提，同样，当时的盟军士兵也宁愿对报复行为视而不见：比起犯人经历的苦难，这些报复行为简直微不足道。他们正确地指出，比起某些民族主义者挑起的劫难，犹太人的报复行为可以忽略不计。1947年，美国军政府首长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亲口承认：“尽管对德国人有着天然仇恨，但（犹太难民）还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避免与德国居民发生严重事件……在我心目中，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表现，堪称我在德国两年多以来见证过的显著成就。”[46]
然而，尽管只有极少数犹太人沉溺于报复行为，但报复行为也许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绝大多数集中营幸存者似乎都目睹过某种形式的报复行为，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参与其中。首先的报复目标是集中营守卫，由于绝大多数守卫在盟军士兵抵达前就已逃之夭夭，因此，在找不到集中营守卫时，犯人就会将矛头指向那些为纳粹充当帮凶的人，即牢头。如果无法向造成自身痛苦的直接责任人复仇，犯人就会把愤怒的情绪转向其他德国人，尤其是党卫队员、德军士兵、纳粹官员，如果找不到这些人，那么找到任何德国人都行。
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可以从事报复行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被解放后，本·赫尔夫戈特（Ben Helfgott）看见两名前往莱布尼茨的犹太女孩正在用手推车袭击一名德国妇女。他劝女孩们停手，但被女孩们拒绝，直至他亲自介入。后来在营地里，他看见一群人将一名党卫队员殴打至死。数十年后，他说道：“我目睹这一切，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并不愤世嫉俗，但我痛恨暴民。当人们成为暴民时，他们就不再是人类。”[47]
恰斯基尔·罗森布卢姆（Chaskiel Rosenblum）同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他没有杀死任何德国人，但这并不是在道德上有所顾忌，仅仅是因为他无能为力。然而，他知道，有一名10岁的男孩曾经目睹双亲被杀害，“于是他杀死一个又一个纳粹分子”。[48]平库斯·库尔涅茨（Pinkus Kurnedz）看见一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当过牢头的男人被暴民杀死，暴民当中包括目击者的朋友，他们发现这个男人藏匿在附近的村庄里。“他躲在一间谷仓里，我们把他拖了出来。小广场里有两辆俄国坦克。俄国人也来帮忙。我们确实把他活活打死了。”[49]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难找到那些亲口承认报复行为的犹太人，但也有少数勇敢者公开谈论自己从事的报复行为，这或者由于他们想确保历史记录尽量真实，或者由于他们仍然对报复行为无愧于心，并且相信这是正当行为。例如，1988年，一位名叫斯穆列克·贡塔兹（Szmulek Gontarz）的波兰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录制访问片段时，承认自己和朋友曾经在解放期间报复德国人，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此。
我们都有参与。这是快乐的经历。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得更多。例如，把他们扔出火车。无论在哪里可以殴打德国人，我们都会去。在奥地利，有一次特殊经历。我们待在马厩里，那里还藏着一名德国军官。我们把他揪出来，以其道治其身：我们把他绑在树上，然后对他射击。如果你现在让我这么干，那当然不行，但在当时，这很快乐。我很喜欢。在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了。现在我还会对你说：我很怀疑，任何人处于类似境况中，还会拒绝快意恩仇……也许只有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熬过战争，能让我们熬过战争。那种满足感真是太巨大了。[50]
阿尔佛雷德·克内勒（Alfred Knoller）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奥地利犹太人，他还记得，在英军士兵的明确批准之下，他们袭击当地农场以获得食物。有一次，在谷仓旁边的院子里的几个麻袋后面，他和朋友发现了一幅希特勒画像。在谷仓里面，他们还找到一些枪支。出于愤怒，他们捣烂了那幅希特勒画像，然后，尽管农夫及其妻子声称自己反对纳粹，他们还是射杀了那对夫妇。
我知道，我们做的某些事情很不人道，但恐怕这就是我潜意识里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与德国人战斗。我们并未与他们战斗，但我们还能退而求其次……我们想要复仇。一直都想复仇。这绝对是报复行为。这必然会发生。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内疚，似乎还找到了急需的情感宣泄。“我们对此毫不隐瞒。我们还告诉所有人。当我们返回营地时，我们感到欢欣鼓舞。”[51]
最初，许多袭击事件被忽视甚至得到盟军士兵的鼓励。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遍感觉到，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他们得到自行其是的全权委托，但由于法律和秩序的存在，袭击德国人终将被禁止。例如，阿雷克·赫什（Arek Hersh）提到，“俄国人给了我们24小时，允许我们对德国人为所欲为”。[52]哈里·施皮罗（Harry Spiro）是另一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的幸存者，他也记得，俄国人告诉他们，他们有24小时“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杀死德国人”。[53]马克斯·德绍（Max Dessau）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提到，英国人也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随意复仇”，但“当他们说够了，复仇就得停止”。[54]美国人同样乐意让犯人自行其是。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Kurt Klappholz）是一位在强迫行军期间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被一名美军中尉带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那名党卫队士兵已经被美军中尉打得鼻青脸肿，“美国人含糊地告诉我，‘这就是有份折磨你的人，你可以自己讨回公道’”。[55]这些人都没有利用别人给予的机会，但很明显，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利用这些机会。
自然而然，随着时间流逝，绝大多数被释放犯人的情绪开始软化。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优等民族”可怜兮兮的样子时，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消解了。例如，彼得·弗兰克（Peter Frank）曾经在诺德豪森被解救，战争结束时体重只剩下4英石[56]。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但当别人看见他身体过于虚弱、无力独自行走而把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他的怒火似乎变成不屑，最终变成怜悯。“可以说，他被分配给我，他是我的财产。他曾经向我抱怨，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我想说，他是个可怜的家伙，没理由向他报复……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你就释然了。”[57]阿尔佛雷德·胡伯曼（Alfred Huberman）是布痕瓦尔德和雷姆斯多夫的幸存者，他也同意弗兰克的看法。“当我刚刚被解救时，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随着时间流逝，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我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不会说同情他，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58]
然而，也有人的怒火无法迅速平息。他们认为，如果不对德意志民族采取认真的复仇，犹太人将永远不得安宁。有一个团体被称为“复仇者”，由前犹太游击队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创立。这个团体暗杀了超过100名战争嫌疑犯，也曾经在一个关押党卫队员的监狱放置炸弹，炸死80名犯人。他们的行动哲学包括有意识地、无差别地袭击大量德国人，他们的复仇具有非人道性质，就是为了反衬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他们的口号是“一命抵一命”，按照团体成员加比克·塞德利斯（Gabik Sedlis）的说法，这句口号要表达的含义是“杀死600万德国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策划了一次密谋，在五座德国城市的供水管道里投毒，但科夫纳本人因为试图把毒药从巴勒斯坦带回欧洲而被逮捕，这次密谋最终受挫。[59]纽伦堡附近的俘虏收容所关押着1.5万名党卫队员，另一个后备计划就是在这1.5万人食用的面包里下毒，这个计划更加成功。至少有2000名德国犯人砷中毒，尽管我们不清楚最终死了多少人，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而丧命。[60]
这些计划依赖于战后初期的混乱局面。大批难民的集体涌入，为这些复仇者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正如难民潮为逃脱的战犯提供掩护一样），法律和秩序的严重缺失，意味着谋杀者不会被告发、不会被调查，甚至经常不会被注意到。然而，情况终究会改变，即使是“复仇者”也放弃了他们的复仇之梦，转而为将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独立国家而斗争。[61]
或许，这能在某些方面解释为何犹太人的报复行动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在大屠杀结束之初，绝大多数幸存犹太人病弱不堪，根本无法考虑任何积极的报复行动，活下来本身就已经算是反抗行动了。更重要的是，报复行动是由那些想要恢复某种道德平衡的人来从事的。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也许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决定彻底告别欧洲，逃往其他道德平衡更有保障的地区：美国、英国，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因此，他们的报复心象征性地表现为集体离开欧洲，1945年年底，一位犹太作家解释道：
我们通过轻蔑、摒弃、谴责、疏远来报复我们的敌人……只有彻底远离这些谋杀者……我们才能在本质上满足我们的复仇渴望：结束我们在欧洲的放逐之旅，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我们的家园。[62]
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希望，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从此不受迫害，因为他们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逃出欧洲大陆，加入到犹太兄弟的队伍中，试图在以色列建立新家园。长远来说，犹太人已经对报复德国意兴阑珊，也对麻烦盟国心怀愧疚，毕竟盟国曾经让他们免于灭顶之灾。因此，复仇大任只能留给其他被纳粹迫害过的族群来完成。当然，欧洲并不缺少这种待机而动的族群。
[1]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p.889-90.
[2]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88。另可参阅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p.892-3：维尔斯于1944年到访马伊达内克，见证人的骨灰被用作肥料.
[3]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6.
[4]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7.
[5] 参阅Arad，Yitzhak，Belzec，Sobibor，Treblinka：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camp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p.368；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p.890-99。
[6] Pravda，11 and 12 August 1944，16 September 1944.另可参阅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p.426 fn.82；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281。
[7]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5；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p.426 fn.82.
[8] Gilbert，Martin，The Holocaust：The Fate of European Jewry 1932-1945（New York：Henry Holt，1985），p.711.
[9] Vasily Grossman，“The Hell Called Treblinka”，in 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pp.399-429.另可参阅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p.280-306。关于数字，参阅Burleigh，Michael，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London：Pan，2001），p.650。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认为数字介乎于87万至92.5万之间，可参阅their Holocaust Encyclopedia page for Treblinka at www.ushmm.org/wlc/article.php？lang=en&ModuleId=10005193，accessed 27 September 2011。
[10]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Holocaust Encyclopedia page on Auschwitz，www.ushmm.org/wlc/article.php？lang=en&ModuleId=10005189，accessed 27 September 2011.
[11] 关于纳粹大屠杀与苏联古拉格的详细对比，参阅Dallas，Gregor，Poisoned Peace：1945-The War that Never Ended（London：John Murray，2006），pp.456-68。
[12] 如可参阅Burleigh，Michael，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London：Pan，2001），p.752。
[13] Pravda，17 December 1944，引自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p.220。
[14] Pravda，27 October 1944，引自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p.426 fn.82。
[15] Anthony Eden speech to Parliament，17 December 1942，Hansard，series 5，vol.385，col.2083.
[16] TNA：PRO INF 1/251 Part 4：“Plan to combat the apathetic attitude of ‘What have I got to lose even if Germany wins？’”，25 July 1941.
[17] Roosevelt statement to reporters，24 March 1944，引自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59。关于美国人不愿意相信大规模灭绝，参阅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5-19；以及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3-4。
[18] 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61.
[19]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0.
[20]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8.
[21] 参阅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3-4；testimony of Dr Fritz Leo，TNA：PRO WO 309/1696。
[22] 参阅New York Times，5 December 1944；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5-10。
[23] Eisenhower，Dwight D.，Crusade in Europe（London：Heinemann，1948），p.446.
[24] Patton，George S.，War as I Knew It（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7），pp.293-4.
[25] Patton，George S.，War as I Knew It（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7），pp.293-4；另可参阅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7。
[26] Hackett，David A.（ed.），The Buchenwald Report（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5），pp.103，112-15.
[27] 引自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33。
[28] 引自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54。
[29] 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4-5.
[30] 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92.另可参阅Percy Knauth’s description of Buchenwald in Time，30 April 1945。
[31] 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1，54.
[32] Buechner后来就此事件写成著作The Hour of the Avenger（Metairie，LA：Thunderbird Press，1986），此书因为歪曲事实和夸大德军屠杀人数而备受批评。参阅Jürgen Zarusky，“Die Erschießungen gefangener SS-Leute bei der Befreiung des KZ Dachau”，in Benz，Wolfang and Angelika Königseder（eds.），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Berlin：Metropol，2008），pp.113-16，and Israel，David L.，The Day the Thunderbird Cried（Medford，OR：Emek Press，2005），pp.175-8.另可参阅www.scrapbookpages.com/dachauscrapbook/dachauliberation/BuechnerAccount.html，accessed 13 September 2011.
[33] 引自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94。
[34] Sington，Derrick，Belsen Uncovered（London：Duckworth，1946），pp.20-25，37；以及Lt Col.R.I.G.Taylor，引自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London：Pimlico，2005），p.37。
[35] Sington，Derrick，Belsen Uncovered（London：Duckworth，1946），pp.49-50.
[36] Lt Col.M.V.Gonin，IWM Docs 85/38/1，typescript account，“The RAMC at 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no date，c.1946），p.5.
[37] Testimony of Wilhelm Emmerich，“Interim Report on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t Belsen-Bergen Camp”，TNA：PRO WO 309/1696；figure of 18，000 given by 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London：Pimlico，2005），p.37.
[38] Testimonies in “Interim Report on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t Belsen-Bergen Camp”，TNA：PRO WO 309/1696.
[39] Testimonies in “Interim Report on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t Belsen-Bergen Camp”，TNA：PRO WO 309/1696，p.1.
[40] 引自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London：Pimlico，2005），p.55。
[41] BSM Sanderson，援引自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7，pp.5-6。
[42] Derek L.Henry，IWM Docs，06/126/1，typescript memoir，p.95.
[43] Spottiswoode speech from Movietone film，引自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London：Pimlico，2005），pp.76-7。
[44] 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93.
[45] Israel Gutman，引自Gilbert，Martin，The Day the War Ended（London：HarperCollins，1995），p.391。
[46] Clay，引自Gringauz，Samuel，‘Our New German Policy and the DP’s：Why Immediate Resettlement is Imperative’，Commentary，vol. 5，no. 3（June 1948），p.510。
[47] Ben Helfgott，personal interview，19 May 2008.
[48] 引自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252。
[49] Pinkus Kurnedz interview，IWM Sound，9737，reel 3.
[50] Szmulek Gontarz interview，IWM Sound，10348，reel 4.
[51] Alfred ‘Freddy’ Knoller interview，IWM Sound，9092，reel 12.
[52] 引自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251。
[53] 引自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256。
[54] Max Dessau interview，IWM Sound，9236，reel 4.
[55] Kurt Klappholz interview，IWM Sound，9425，reel 23.
[56] 约为25公斤。——译者注
[57] Peter Leo Frank interview，IWM Sound，16690，reel 4.
[58] Alfred Huberman interview，IWM Sound，18050，reel 6.
[59] Cohen，Rich，The Avengers（London：Jonathan Cape，2000），pp.191-217；塞德利斯的说法引自p.191；四号引自p.224.另可参阅Mankowitz，Zeev W.，Life between Memory and Hope：The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in Occupied Germ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36-8；更为详尽的纪录参阅Elkins，Michael，Forged in Fury（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1），pp.193-249，他隐去了他访谈对象的名字.
[60] 按照《纽约时报》，24 April 1946，有2238名犯人患病，但无人死亡。其他作者声称这是美国官方杜撰的情节，希望以此掩盖自身的安保责任。参阅Cohen，Rich，The Avengers（London：Jonathan Cape，2000），p.212。
[61] Cohen，Rich，The Avengers（London：Jonathan Cape，2000），pp.221-38.
[62] Shlomo Frenkel，引自Mankowitz，Zeev W.，Life between Memory and Hope：The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in Occupied Germ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