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拿破仑的倒台

在出战后的4个星期内，拿破仑就把联军打得溃不成军，并且似乎已经阻止了这场入侵，他在1812年和1813年大为受损的无敌声望和军事才能也有了明显恢复。然而，就在坎克林陷入绝望之际，战争的三个关键方面实际上都已经开始变得对联军有利，换句话说就是补给、外交和军事行动。

关于补给方面，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坎克林的大部分移动仓库已经在利萨列维奇少校（Lisanevich/Лисаневич）和孔德拉季耶夫（Kondratev/Кондратьев）少校的指挥下冲过莱茵兰，与前线部队会合，它们随后给部队提供了足够维持1个月的饼干。在俄国为战争所做出的诸多努力中，利萨列维奇和孔德拉季耶夫都是其贡献未被赞颂的英雄，他们让移动仓库中的很大一部分——包括大部分原有的大车和马匹——从多瑙河畔和白俄罗斯一路通过德意志和瑞士进入法兰西中部地区，这一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一路上战胜了雪堆、洪水、牛瘟、伏击和业已过载的农民大车的不停损坏。他们带给部队的饼干里有许多是在1812年秋季烤制的，在冬季受潮后又晾干了，它们无疑不会非常可口。但这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多了，和1813年一样，坎克林利用大车在交通线上的兵站间输送物资、疏散伤员，这些大车可谓天赐之物。非常重要的是，坎克林还能够派出孔德拉季耶夫少校的整个移动仓库赶往洛林的茹安维尔（Joinville），以此为俄军建立起一条全新的专用补给线，终结了俄军依靠通过瑞士的已然过载的道路和奥地利军需官的历史。[1]

打通这条新的补给线需要依靠洛林占领区总督戴维·阿洛佩乌斯（David Alopaeus）的合作。施泰因男爵的“中央行政”在1814年1月承担了管理已被征服的法国领土的责任。奥地利官员负责管理施瓦岑贝格军团和莱茵河之间的省份，普鲁士人则管理法国的北部省份，换句话说就是邻近低地和莱茵河下游的地方，布吕歇尔军团在1月征服的中间地区则由俄国人管理，俄国总督阿洛佩乌斯进驻南锡。阿洛佩乌斯起初对坎克林的请求并不十分赞成，因为他已经要承担供养布吕歇尔军团的任务，担心继续征用物资会导致农民的抵抗激化到不可控制的地步。尽管洛林要比由奥地利人管理的邻近省份富庶，但它境内还有许多封锁并不严密的法军要塞，有时封锁兵力甚至比守军兵力还少，因此联军要持续面对要塞守军展开突围并与外围农民团伙连成一片的威胁。此外阿洛佩乌斯还抱怨军队从未归还他运送补给所需的大车，而俄国军需官的数量和效率都远不及他们的普鲁士同行。[2]

坎克林在读到上述抱怨时必定咬牙切齿，因为他的补给线一直延伸回俄国境内，会说德语和法语的后勤军官也不可避免地长期短缺。正如他向巴克莱报告的那样，他为了解决补给线上的问题，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的秘书都派了出去。[3]但坎克林实在太需要阿洛佩乌斯的帮助了，他无法承担发泄愤怒的后果，就像他在给巴克莱的函件中所写的那样，“新的食物补给运输线路至关重要”。事实上两人的关系很快热乎起来，总督在信中这样写道，“如你所见，我们并不缺乏善意，你所需要的补给也并非全然短缺，但我们受制于严重缺乏运输工具和监督官员”。作为回应，坎克林派出了他能够抽出的所有官员，还出动了孔德拉季耶夫的大车。与此同时，西里西亚军团的移动仓库如有神佑般地抵达了南锡，这为阿洛佩乌斯和孔德拉季耶夫提供了大量的额外预备车辆。即使这并未完全解决坎克林所面临的问题，它也的确终止了迫在眉睫的紧急状况，将军队的补给前景维持在稳定得多的基础之上。[4]

在外交战线上，受惠于拿破仑（的失策），事态对联军而言也变得更为光明。他拒不妥协的态度损毁了梅特涅的战略，也提醒了奥地利人依靠拿破仑并孤立于反法同盟之外会有多么危险。正如梅特涅所知，甚至连英国驻联军总部的军事代表也变得对施瓦岑贝格的拖延战术极不耐烦。自卡斯尔雷抵达联军总部以来，他和梅特涅之间就已经建立起了一种非正式的政治上的互相理解。但这两人都意识到英国抚慰维也纳的愿望终归有个限度。英国公众对任何与拿破仑签订的和约都不信任，英国政府也是如此。[5]

卡斯尔雷在联军总部内谈判的时候，俄国驻英大使克里斯托夫·利芬正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利物浦（Liverpool）勋爵及摄政王谈话，这两人都反对与拿破仑签订和约。摄政王的观点恰好印证了亚历山大的观点，正如利芬所述：

已经流了这么多血，如果不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就会违背天意……这个世界从未目睹过能够团结起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如此强大的手段。然而这些手段是独一无二的，联军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在未来任何时候都不会恢复到当前的水准。现在是确保欧洲获得数个世纪的幸福的时候，可是与拿破仑缔结的任何和约，不管条件有多么有利，所能给予人类的不外乎或长或短的休战罢了。他整个人生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背信、残暴和野心的案例，如果和平要依赖于同这个永恒的祸乱源头签订的和约的话，流遍整个欧洲的鲜血不会止住，只会可疑地暂停一阵子而已。[6]

只要和约确保比利时（不在法国治下），并建立起抵抗新一轮法国侵略的强大缓冲地带，只要法国还不存在能够缔结和约的另一股势力，卡斯尔雷就有可能与拿破仑签约。然而，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法国的“天然疆界”，甚至连奥地利人都暗示关于“天然疆界”的条款会把卡斯尔雷推到亚历山大一边。因此到2月底为止，梅特涅已经完全有理由寻求（与俄国的）妥协，不过俄国皇帝也正需要妥协。2月初的时候，他在政治上被孤立于盟国之外，这和拿破仑的军事胜利一起表明了拒不妥协的危险。因此，四个同盟国家于1814年3月1日签订了《肖蒙条约》，发誓只会接受建立在法国仅保留“历史疆界”、建立独立且版图有所扩大的尼德兰及奥普两国主导的德意志君主国邦联这个基础上的和平。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这份条约也是同盟四国间的军事同盟条约，军事同盟将在和约签订后的20年内持续生效，如果法国试图破坏和约条款，四国将以联合军事行动确保和平。《肖蒙条约》无法决定联军究竟是同拿破仑缔结和约，还是选择另一个法国政权作为谈判对象，所有联军领导人都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法国人自己。无论如何，这份条约在实际层面和精神层面上都对反法同盟的团结大有益处。[7]

然而说到底，还是军事行动最有可能决定拿破仑的命运。只有彻底的失败才能迫使拿破仑接受1792年的边界——即使可能只是暂时接受而已。皇帝的失败也最有可能成为法国精英反抗拿破仑统治的催化剂。然而在2月下半月，皇帝的失败又一次看上去极其遥远。施瓦岑贝格军团正处于全面撤退之中，原先的计划是让布吕歇尔南下与主力军团会合，并且向敌军挑战。但是当西里西亚军团于2月21日抵达主力军团附近地区时，施瓦岑贝格却改变了主意。总司令坚持让他的大部分奥军部队南下封堵奥热罗元帅在里昂的部队，在他看来这是日益滋长的对交通线的威胁。这一举动给了他继续向南撤退回避会战的绝佳理由——施瓦岑贝格的批评者则称之为借口。布吕歇尔大为光火，亚历山大则认真考虑让他本人和俄军离开主力军团，转而与布吕歇尔会合。

2月25日，联军领导人最终在奥布河畔巴尔进行的会议上达成妥协。施瓦岑贝格在必要情况下将一直退到朗格勒，他将在那里与新近赶来的奥军后备部队会合。如果拿破仑还在追击他的话，他将在朗格勒转而与拿破仑展开决定性会战。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则会向北进军，希望通过威胁巴黎来吸引拿破仑的注意，使其远离施瓦岑贝格的后方。假若拿破仑如其所愿掉头去追击布吕歇尔，施瓦岑贝格就将恢复攻势。此前贝纳多特北方军团下属的比洛兵团和温岑格罗德兵团已从荷兰边界向巴黎进军，现在正接近埃纳河畔的苏瓦松（Soissons），他们将和新近组建的德意志联合部队萨克森军一起加入布吕歇尔麾下，不过萨克森军的任务是守住低地地区。即使不把萨克森人计算在内，布吕歇尔的混合军团现在的总人数也超过了100000人，该军团的兵力已经远远多于拿破仑的全部部队。亚历山大给普鲁士元帅的指示既反映出他意识到只有布吕歇尔拥有胜利所需要的充满自信的攻击性，也反映出他对布吕歇尔可能重蹈覆辙、毁坏联军大业的担忧。上述指示最终以这样的言辞收尾，“只要你能使下属各军的行动协调一致，我们就希望你着手展开攻势。只要进攻的决定是在审慎考虑的基础上做出的，就有希望获得最令人高兴的结果”。[8]

布吕歇尔立刻着手北上，和他此前向巴黎发动的攻势不同，这回俄军骑兵被从南到北部署在道路两旁，负责一路上的戒备。到3月2日为止，从俄军骑兵的报告中已经可以明确看出，拿破仑正在指挥大军追击西里西亚军团。因此布吕歇尔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的已经实现了，下一个任务则是与当时正在苏瓦松周边地区的温岑格罗德和比洛会合，由于苏瓦松的桥梁为联军提供了越过埃纳河的安全通道，因此这座城市军事意义相当重大。联军指挥官派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作为特使进入此城，他用尽自己作为赌徒的一切愚弄、攻讦和赌咒伎俩，最终劝说法军守备司令于3月2日交出苏瓦松。

拿破仑大为暴怒，他下令枪决守备司令[9]，宣称如果不是苏瓦松投降的话，他就可以把布吕歇尔逼到埃纳河岸上牢牢钉住，继而歼灭他的军团。大部分普鲁士史学家愤怒地否定了这一说法，宣称西里西亚军团可以在其他地方渡过埃纳河。另外，冯·比洛将军的一些支持者则十分乐意争辩说，是他们的英雄把布吕歇尔从艰难处境中拯救出来。他们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一点，这次拯救行动的主要人物并非普鲁士人，而是勒文施特恩。俄国在1813～1814年战争中的角色一直遭到普遍的忽视，真实状况被淹没在法国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的杂音之中，这次的事情不过较为严重而已。也许普鲁士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布吕歇尔照样能够逃出拿破仑的魔爪，但至少有一部分联军会需要借助西里西亚军团的俄军浮桥过河，在拿破仑即将到来的状况下架设浮桥不会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而埃纳河水位的上涨使得这一任务更加艰巨。[10]

3月5日，法军在苏瓦松以东的贝里欧巴克（Berry-au-Bac）渡过埃纳河。拿破仑打算向拉昂（Laon）前进，他正处于“联军正在撤退”的错觉支配之下，认为他会碰到的不过是多少有点抵抗决心的后卫部队罢了。布吕歇尔则决心在法军向科尔贝尼和拉昂前进时展开突袭，他把米哈伊尔·沃龙佐夫指挥的16300名温岑格罗德所部步兵放在克拉奥讷村附近通往拉昂的道路以西的一块高地上。布吕歇尔正确地相信，皇帝不可能在这样一支部队正位于他侧翼的情况下径直向拉昂推进，他需要首先集中兵力击败沃龙佐夫。法比安·冯·德·奥斯滕-萨肯兵团被部署在沃龙佐夫后方几公里远的高地上，以便在必要时刻支援他。布吕歇尔打算在沃龙佐夫的俄军拖住拿破仑、吸引他的注意力时，以温岑格罗德的10000名骑兵和整个克莱斯特的普鲁士兵团绕过法军北翼包抄后方。与此同时，比洛会掩护拉昂以及布吕歇尔和低地间的交通线，亚历山大·德·朗热隆的一部分部队则留下来守卫苏瓦松。

布吕歇尔的计划存在下列问题：朗热隆和比洛的部队将不会参与战斗，因而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被浪费了。联军并未对给温岑格罗德和克莱斯特选定的侧翼包抄行军地区进行充分侦察，而这些地方将被证明是难以行军的。甚至连骑兵都因岩石、山丘、溪流和破碎的地表而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延迟，更不用说火炮了。一个优于温岑格罗德的将领也许会克服上述困难，但是在温岑格罗德指挥下，包抄行军的全程都以缓慢速度进行，最终也只得彻底放弃。

因此沃龙佐夫在3月7日的克拉奥讷会战中几乎孤军奋战了一整天，而他面对的是不断增加的拿破仑大军。幸运的是，沃龙佐夫据守的阵地非常有利。俄军占据的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闻名，它自东向西延伸了大约17公里，高地相当狭窄，有些地方甚至只有几百米宽。高地两侧十分陡峭，使得法军难以包抄俄军阵地，因此俄军可以展开纵深防守。沃龙佐夫颇有技巧地部署了炮兵，将第14猎兵团部署在战线前方的厄尔特比瑟（Heurtebise）村结实的农舍中，以便削弱、拖延法军攻势。第14猎兵团是个极为优秀的团，团里满是来自前温岑格罗德兵团混合掷弹兵营的神射手，那些混合掷弹兵营在战役开始前刚刚解散。这次轮到俄军占有在结实墙壁后面作战的优势，而第14猎兵团在3月7日的表现极其出色。[11]

3月7日上午10点过后不久，奈伊元帅14000人的军向俄军战线左翼前进，由此拉开战幕。奈伊在其他的步兵师能够赶来助战之前就过早地展开攻击，他麾下年轻的新兵们怀着巨大的勇气去战斗，但他们需要在难以通行的地段上跋涉，而且还要面对许多占据良好阵地的俄军炮兵连，他们展开的多次进攻都毫不令人惊讶地失败了。布瓦耶（Boyer）将军的师由从西班牙撤出的优秀部队组成，它一抵达战场就被拿破仑投入激战之中。该师一路杀过厄尔特比瑟的农舍攻入高地，让4个法军炮兵连爬上斜坡，架设火炮协助攻击。然而，沃龙佐夫的一次反击就把布瓦耶和奈伊都赶下了高地。直到午后时分沙尔庞捷的步兵和几个骑兵旅加入进攻后，俄军的阵地才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威胁。

此时沃龙佐夫收到了来自布吕歇尔的命令，要求他向后撤退，整个军团也向北退却集中到拉昂。这些命令是合情合理的，在侧翼攻击一无所成的状况下，让沃龙佐夫和萨肯暴露在整个法军面前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不可避免地，正处于激战中的沃龙佐夫不会这么看。他的士兵极为英勇地拖住了拿破仑，而他们的牺牲现在看起来竟要白费了。战士的自尊让他难以从这场迄今为止都处于优势的会战中撤退。无论如何，至少从短期来看坚守阵地要比在占据数量优势的敌军面前有秩序地撤退容易，一旦选择后者，敌军将会因为看到他们的敌人后撤而备受鼓舞。

萨肯一再下达命令以后，沃龙佐夫才终于开始了撤退。和他手下的士兵一样，沃龙佐夫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冷静，法军骑兵尽管展开奋战，却未能攻破俄军步兵方阵或者缴获俄军火炮。沃龙佐夫在瑟尔尼（Cerny）村附近的隘路上暂时停止了撤退，来为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的骑兵到达战场争取时间。当萨肯接到布吕歇尔的撤退命令后，他让步兵立刻撤退，但是向前派出了瓦西里奇科夫的骑兵，掩护沃龙佐夫下属各团通过瑟尔尼以西更为开阔的高地。瓦西里奇科夫和沃龙佐夫的合作让追击的法军与俄军间保持了相当一段距离，这在他们联手伏击了一支追击时不够小心的法军分队后仍是如此。高地在西部边缘又变得狭窄起来，法军被迫挤在一起列成紧密纵队，如此才能继续前行。萨肯麾下十分能干的炮兵指挥官阿列克谢·尼基京少将在这些地方预先部署了相当数量的炮兵连，它们的集中火力打击挡住了法军的追击，给他们造成了惨重伤亡，随后又在瓦西里奇科夫的骑兵掩护下毫发无损地退出战场。[12]

由于英国在联军中并无部队，因此它在联军总部的军事代表伯格什勋爵是一个相对中立的观察者。他把俄军在克拉奥讷的表现称为“整场战役中最好的作战行动”。沃龙佐夫、瓦西里奇科夫和他们的部队当然都展现出了极好的作战技艺、纪律性和勇气。沃龙佐夫所部步兵的表现尤为惹人注目，因为他手下只有很少几个团自1813年春季以来参与过激烈战斗，许多士兵在克拉奥讷都是初次上阵。法国人随后宣称他们在此战中获得胜利，因为布吕歇尔的计划已经失败，也因为会战当天他们最终控制了战场。仅就这一狭窄方面来看，他们的确赢得了胜利，就像他们在1812年向莫斯科前进时所遭遇的每场俄军后卫行动中都赢得了这一层面的“胜利”一样。但俄军没有扔下一门火炮，只有很少人被俘。克劳塞维茨用这样的言辞总结克拉奥讷会战，“俄军在克拉奥讷自我保护的作战相当成功，使得主要目标——不受干扰地抵达拉昂——得以实现……这是由异常英勇的士兵、十分冷静的指挥官和极好的阵地共同实现的”。[13]

俄军损失了5000人，关于此战最早的法军完整记载将己方损失定在8000人，由于法军十分不愿意夸大他们的损失，这个数据可能是准确的。然而，其后的法国史学家们开始着手修改这些数字，亨利·乌塞（Henri Houssaye）写道，“俄军损失了5000人，法军损失了5400人”。一位当代法国专家进一步调整了相关数据，声称联军损失了5500人，拿破仑仅仅损失了5000人，这可能是为了给他们所声称的胜利提供额外的支撑。在同样的精神指引下，他们说29000名法军士兵要面对50000名联军士兵，如果把距离战场一日行程之内的每个联军士兵都算进去的话，也许这个数据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完全扭曲了3月7日在战场上发生的状况。实际上，所有这些统计数字的游戏都无关大局，尽管这确实有助于阐明历史学家得到真相时所要面临的重重困难。就算俄军和法军事实上在克拉奥讷损失相当，最根本的一点则是，拿破仑再也无法负担此类消耗了。[14]

拿破仑追击布吕歇尔直至拉昂，于3月9日对当地的俄普联军发起攻击。他又一次相信面对的只是联军的后卫，还严重低估了联军的规模。事实上，布吕歇尔将他下属各军都集中到了拉昂附近，合计近100000人，是法军的两倍还多。除此之外，拿破仑的大军还被分成两部分，皇帝本人沿着经过苏瓦松的道路前进，马尔蒙则从经过兰斯（Rheims）的道路开进。由于俄军轻骑兵和沼泽地带的影响，法军两翼之间的交通十分困难。拿破仑在3月9日的攻击最终失败，这丝毫不令人惊讶。普军在日落之后自行对马尔蒙所部展开奇袭并将其击溃，这是整场战争中最为成功的夜袭之一。拿破仑的军队现在任凭联军宰割了，不过布吕歇尔的精神崩溃却拯救了他，这场精神崩溃导致西里西亚军团陷于瘫痪状态。元帅时年72岁，之前两个月的高度紧张状态毁坏了他的健康。在普鲁士于1806～1807年战败之后，布吕歇尔就曾发作过一次精神崩溃，它的副作用之一则是认为自己分娩了一头大象的惊人幻觉。那些前来请求下达命令的参谋们发现布吕歇尔已经处于另一个世界，根本无法回复他们的请求。任何进入他眼中的光亮都会让他痛苦不已。[15]

此后几天里的状况暴露出了联军指挥架构的脆弱和西里西亚军团是多么需要布吕歇尔的推动、勇气和个人魅力。军团中级别最高的上将理论上是亚历山大·德·朗热隆，但约克和比洛毫无服从他的可能性。朗热隆自己也不敢接过指挥权，他指出应当由格奈泽瑙接替指挥，因为他是布吕歇尔的参谋长，也是最了解总司令意图的人。然而约克和比洛都不怎么尊重格奈泽瑙，此外格奈泽瑙的军衔也低于这两人。约克抓住这个机会大发脾气，还离开了指挥岗位，直到布吕歇尔给他乱写了一通恳求，还附上了普王的弟弟、约克属下旅长之一威廉亲王的请求后，约克才最终返回岗位。在失去了布吕歇尔的意志和鼓舞之后，格奈泽瑙也丧失了自信和勇气。一个天生的弱点——坚信普鲁士将被其盟国出卖——令他烦扰不已。其结果则是，在拉昂之战后的一个多星期里，西里西亚军团四散出去寻觅食物，却没有在战争中扮演任何有用角色。[16]

西里西亚军团的迟钝使拿破仑得以逃脱、休整，继而突袭由埃马纽埃尔·德·圣普列斯特指挥的12000人的分队。圣普列斯特在1812年是巴格拉季翁的参谋长，于3月12日攻占了兰斯。尽管拿破仑在拉昂至少损失了6000人，但从巴黎开来的援军将他的部队人数恢复到40000人，这本来就足够打败圣普列斯特，更何况拿破仑还对他展开了奇袭。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为圣普列斯特犯下了没有充分预警的错误，但没人会预计到布吕歇尔军团竟然毫无行动，根本探察不到拿破仑的行踪，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动向的警告。圣普列斯特手下的一部分部队是普鲁士国民后备军，法军3月13日发起攻击时他们已经分散出去寻觅食物，对法军几乎毫无抵抗。不过，来自圣普列斯特自己的第八军的各个俄国团则要坚韧和顽强得多，尽管他们的将军在开战之初就受了重伤退出战斗，他们依然展开了顽强的抵抗。

俄军的抵抗核心是梁赞团，该团由彼得大帝在1703年创立，是一支战斗记录优良的老资格部队。在眼下这场战争中，梁赞团参与过博罗季诺、包岑和莱比锡会战，在莱比锡有35%的军官非死即伤，还有32名军人获得军事奖章。圣普列斯特将军十分关怀下属士兵，例如在1813～1814年冬季利用缴获的法军金库为士兵购买新衣，因此在部队中广受欢迎。他和梁赞团的关系特别融洽，将这个团称为“第八军的近卫团”。擅长鼓舞人心的该团团长伊万·斯科别列夫（Ivan Skobelev/Иван Скобелев）上校是个国有农民的儿子，得到军官委任前他已经在部队里服役12年。在3月13日的混乱中，梁赞团第三营在兰斯主城门外修建了一道胸墙，挫败了法军攻入城内的努力。与此同时，在城墙以外大约2公里处，梁赞团第一营列成方阵抵抗法军骑兵，带着位于方阵中央、业已受伤的圣普列斯特一路杀回他们第三营的战友坚守的地方。梁赞团的两个营随即组成了俄军后卫核心，在斯科别列夫的指挥下抵抗法军，为第八军大部分部队逃出兰斯和在城外重整部队争取了足够时间。法军切断了梁赞团自身和俄军大部队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在一个当地保王党向导的指引下经由城中小巷成功撤退。[17]

击败了圣普列斯特以后，拿破仑让他的部队在兰斯休整两天，随后挥师南下对付施瓦岑贝格。而在联军总部当中，3月前3个星期的氛围也高度紧张，对亚历山大来说尤其如此。皇帝并非毫无军事才能，但他过分紧张，缺乏自信。他在1814年3月的信件表明他极为担心历史将会重演。施瓦岑贝格又一次以令人愤怒的谨慎和缓慢速度展开推进，与此同时，布吕歇尔军团则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皇帝时常试图催促施瓦岑贝格前进，同时还焦急地打听布吕歇尔和圣普列斯特的安危，叹息从他们那里传来的消息太过稀少。当亚历山大在3月12日质问梅特涅是否存在奥地利给施瓦岑贝格的密令，让他有意限制主力军团的行动，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怒斥奥地利人正在背叛联军事业，让布吕歇尔军团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士兵陷入毁灭境地时，联军总部内的状况可谓异常狂暴。圣普列斯特战败的消息更无助于缓解亚历山大的恐惧。一想起在2月发生的事件，他就害怕维特根施泰因兵团和帕伦的前卫部队会被互相隔绝，从而极易遭到法军突袭。朗热隆回忆说拿破仑在2月表现出的速度和大胆让联军指挥官们坐立不安，“我们相信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他”。最相信这一点的莫过于亚历山大了。[18]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正确地坚信，拿破仑此时的战略将是攻入主力军团右翼和后方，以期分割、歼灭其中一个兵团。事实上，如果拿破仑还打算攻击主力军团的话，这已经是他唯一可行的选择了。他必须留下马尔蒙元帅和莫尔捷（Mortier）元帅的20000人去监视布吕歇尔的100000人。麦克唐纳元帅则指挥30000人守卫从南面通往巴黎的通道，对付施瓦岑贝格的122000人。这就使得拿破仑在3月17日从兰斯南下时仅仅带了20000人，他期望对施瓦岑贝格展开奇袭。拿破仑在前进途中有望得到从巴黎赶来的数千援军，但就算他随后和麦克唐纳会合，联军主力军团也会在数量上占有至少两倍的优势。3月21日，当皇帝发觉他在奥布河畔阿尔西（Arcis-sur-Aube）面对着施瓦岑贝格的整个军团时，他知道此次攻势已然失败，除了撤退别无选择。

联军抢在拿破仑组建起一支新军之前就于冬季入侵法国的决定，到这时才真正被证明是合理的。皇帝的兵站里已经没有后备军了，连续2个月毫无止歇的行军和战斗让他的军队疲惫不堪。从阿尔西撤退之后，拿破仑实际上只剩下两个选择了。他可以退到首都，把能抓到手的所有士兵和国民自卫队集中在一起保卫巴黎，他在首都出现会震慑住那里的任何反对势力。依靠巴黎周边的山丘、园圃和建筑物，即使拿破仑麾下只有90000人能够用于防守，巴黎对联军而言也将是难以敲开的坚果。[19]

另一个选择则是进攻联军通向莱茵河的交通线，这也是拿破仑在3月22日采取的选择。施瓦岑贝格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说明，总体而言他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特别是对任何出现在后方的威胁都感到非常紧张。因此，拿破仑合理地坚信，如果他以主力部队攻击施瓦岑贝格的交通线，联军总司令就会从巴黎地区撤出，试图保护他的基地和补给线。施瓦岑贝格此前的作战方式表明，他根本不会冒险让拿破仑处在他的背后，自己却向巴黎进军。如果联军的确这么去做的话，拿破仑就有必要牺牲自己的首都了，就像亚历山大牺牲莫斯科一样。拿破仑在1814年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他认为出于政治原因，自己不能这么去做。随后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是正确的。法军曾经占领过莫斯科、维也纳和柏林，但那些地方并没有滋生任何针对罗曼诺夫、哈布斯堡或霍亨佐伦王朝君主的大规模国内反对派。可联军抵达巴黎后不到一个星期，拿破仑本人和他的王朝就被一并扫除。拿破仑认为自己的宝座要比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世袭君主更为脆弱，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另外，他在1813～1814年的所作所为使得法国精英相信，他为自己荣誉而战的动机优先于为法国的利益而战。[20]

施瓦岑贝格和亚历山大直到3月22日还不知道拿破仑赶往哪里。彼得·沃尔孔斯基于3月22日给格奈泽瑙写信说，拿破仑在他的后方留下了大片骑兵幕，以隐蔽自己的运动。联军倾向于紧追拿破仑，如果敌军攻击西里西亚军团，那么这一回主力军团就将恰好位于拿破仑身后并攻击他的后方。如果拿破仑选择其他方向，两个联军军团就将会合在一起，随后前进寻求与其会战。当天夜间，布吕歇尔发现了敌军到底开往哪里，因为他手下的哥萨克俘虏了一名法军信使，信使身上携带了一封拿破仑写给玛丽-路易丝的信，信中说他打算攻击联军的交通线，以此来吸引联军远离巴黎。[21]

这封信的一份抄件立刻被送到联军总部，3月23日下午，军事会议在普吉（Pougy）召开，会上对它的寓意展开了讨论。亚历山大最亲近的俄国军事顾问中，只有彼得·沃尔孔斯基当时在普吉，而他从不在此类会议中发表意见。然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联军就算在这时回头也会被拿破仑落下两天的行程，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攻入联军后方。任何折回去保护联军基地的尝试都会导致联军的士气和纪律承受重压，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部队将行经已被战火蹂躏过的地区，他们在那里会很难养活自己。联军领导人此时倾向于坚持原定计划——和布吕歇尔会合，然后前进迎击敌军展开会战。与此同时，紧急命令被下达给后方的城镇守备司令和部队指挥官，让他们把尽可能多的补给物资、运输纵列和补充兵置于部队保护之下，或者使其远离主干道。总是精神紧张的宪兵司令厄特尔此前曾臆想过对俄军交通线的威胁，做出了过头的反应，因此受到了申斥，现在巴克莱终于给他下达了采取紧急措施保护俄军基地、补给和金库的急切命令。厄特尔这一回做得很好，他用拉脱维亚文向巴克莱做了关于对应保护安排的报告，俄军总司令同样来自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能够看懂拉脱维亚文。即使这些报告被截获，普通的法国人也无法辨识出其中含义。[22]

3月23日夜，施瓦岑贝格、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他们的参谋人员从普吉出发前往松皮（Sompuis），他们最终于次日清晨抵达松皮，途中得到了俄军骑兵截获的更多敌军信件。这些信件反映出拿破仑的部队和将领士气低落，也暴露了巴黎的兵站和军械库已经空空荡荡。最为重要的则是警察总监萨瓦里（Savary）写给拿破仑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联军逼近巴黎，他将无法保证首都的忠诚。波尔多（Bordeaux）已经倒向波旁王室以及此城已被威灵顿占领的消息也在同一晚从南方传来。虽然如此，当施瓦岑贝格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于3月24日上午离开松皮时，联军的计划依然是先让两个军团会合，然后出击搜寻拿破仑。

两人离开后不久，上午10点左右，亚历山大召集了巴克莱、迪比奇和托尔，向他们展示了截获的信件和部队此刻在地图上的位置，向他们征求关于最佳行动路线的建议。亚历山大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联军要么追击拿破仑，要么向巴黎进军。也许亚历山大此前已经和沃尔孔斯基有过谈话，后者曾私下主张进军巴黎。与之相反，巴克莱则是一个谨慎且想象力并不丰富的战略家，他主张继续执行与布吕歇尔会合并追击搜索拿破仑的既定计划。迪比奇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和他的上司唱反调，而是建议他们应该同时派出一个充实的军夺取巴黎。和迪比奇比起来，托尔始终是一个不够“政治化”且不够圆滑的人，和上司意见相左是他的第二天性。他指出仅仅派出一个军是不足以夺取巴黎的，与之相反，两个军团都应当向巴黎前进，同时则应该派出大部分由骑兵组成的快速纵队跟踪拿破仑，报告他的行踪。[23]

皇帝期待的可能正是托尔的看法，他立刻接受了这一意见。亚历山大派了一名副官去寻找施瓦岑贝格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他们停下来等他。亚历山大最终在普朗西（Plancy）村附近的一座小丘上找到了他们，在这个明媚的春日里，托尔在地上展开了他的地图，一场即兴户外会议随即展开。普王立刻同意了亚历山大的建议，施瓦岑贝格也不用怎么说服就同意了，尽管他的一些参谋提出了反对意见。把拿破仑抛在背后、向法国首都进军的计划对施瓦岑贝格而言并非全然意外，这个计划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而且他最能干的参谋拉德茨基中将也显然在之前几天里私下赞同该计划。虽然如此，之前过分谨慎的总司令竟会没费多少波折就同意这样一个大胆的行动，这点实在令人吃惊。还没有明确原因表明施瓦岑贝格为何会这么去做，但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猜测。[24]

尽管向巴黎进军是大胆的，但另一个计划也同样要冒很大风险。就在10天前，施瓦岑贝格还在感慨从“已经支撑了我们3个月的穷困香槟（Champagne）”搜刮食物的艰难。让会合后的联军军团通过这一地区追击拿破仑将十分困难。事实上，威胁巴黎可能是迫使拿破仑远离联军后方的可能性最高的方法。巴黎周边地区相当富庶，也没有被战火波及过，一旦联军抵达那里，他们供给自己时遇到的麻烦和追击拿破仑或者留在原地相比都会少很多。目前主力军团补给车辆里携带的食物足以支撑他们赶到巴黎附近地区。3月25日，一个俄国军报称它下属各团的大车里还有足够消耗8天的补给，4天后坎克林告诉巴克莱，200辆来自利萨列维奇移动仓库的大车正和军队在一起，车上尚有足够食用4天的饼干配给。正如坎克林和弗朗茨二世都注意到的那样，随着主力军团的北进，现在正是建立通过低地地区的补给线的良机，当地不仅富裕，而且大体上未曾受到战火破坏。[25]

巴克莱·德·托利并不是一个容易给出褒扬的人，但他这时在给坎克林的信中说，“我对你的热忱和为军队福利做出的合理安排有充分的信心”。这次表扬是坎克林应得的，因为联军的后勤部门很好地同时应对了保护后方基地和供养前进中的军队这两个挑战。如果说军队的补给军官们让联军有可能前进的话，在施瓦岑贝格看来，政治和军事上的理由才让此次前进变得富有吸引力。在沙蒂永和会结束以及与拿破仑的谈判也搁置下来之后，显然只有军事胜利才是确保和平的唯一方法。夺取巴黎是迫使拿破仑接受联军和平条件或者鼓舞法国精英摆脱拿破仑的最好方法。最近联军总部里的火药味儿也定然使施瓦岑贝格意识到，俄国、普鲁士甚至英国对他谨慎战略的耐心都已经所剩无几，就连他麾下的一些奥地利高级军官也在抱怨他们的军队迄今为止在战役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也许最终做出向巴黎进军的决定时，总司令脑海里的想法就是以上这些。此外，对一个指挥官而言，展开一场明确了解敌军位置、弱点和担忧的军事行动难道还不够愉快吗？[26]

费迪南德·温岑格罗德则奉命率领8000名骑兵追踪拿破仑，他被告知应当尽力蒙蔽皇帝，使他相信整个联军正在展开追击，并且还要让联军总部对敌军行动了如指掌。与此同时，两大联军军团以彼得·帕伦和符腾堡的亚当亲王所部骑兵作为前卫，开始沿着从维特里（Vitry）经过费尔尚普努瓦斯（Fère-Champenoise）通往塞扎讷的道路进军。南面几公里外，巴克莱和军队的预备部队经过小道和田野平行进军。在联军主力北面，朗热隆和萨肯的部队沿着从沙隆通往贝尔热雷斯（Bergères）的道路前进，他们前方是科尔夫男爵和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的数个骑兵师。胜利的气息让布吕歇尔进入半康复状态，他坐在一辆马车里和部队一起前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布吕歇尔戴着一顶女用的绿色丝绸帽子，帽檐做得很宽，以便遮挡射向眼睛的光线。天气也变好了，联军士兵们终于感到他们是在自信而团结的领导层指挥下前进，因此士气十分高昂。

3月25日上午8点刚过，帕伦和亚当亲王就在苏代圣克罗伊村（Soudé Sainte-Croix）附近撞上了正在横穿通往费尔尚普努瓦斯的道路的马尔蒙元帅军，附近不远处还有莫尔捷元帅军。这两位元帅合计指挥12300名步兵、4350名骑兵并拥有68门火炮。而即使把哥萨克计算在内，帕伦和亚当亲王手下也只有5700名骑兵和36门火炮，其数量远少于法军。但法国元帅可以看到有大批敌军出现，因而着手开始撤退。即使在2500名奥地利胸甲骑兵到达之后，法军步兵方阵仍然足够安全，不过他们的骑兵已经被赶走，两个轻步兵团也被隔断在苏代圣克罗伊村里被迫投降。

到了下午2点左右俄军重骑兵抵达战场后，法军的状况才变得凶险起来。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自从博罗季诺会战以来就没有参加过激战，指挥他们的尼古拉·普雷拉多维奇将军乞求巴克莱让第1胸甲骑兵师投入战斗。他们出现时恰好赶上一阵暴雨和冰雹，法军步兵那时正试图穿过科南特赖（Conantray）附近的深沟，雨滴和冰雹直打在他们脸上。法军步兵的步枪已经失效，在俄军近卫骑炮兵的准确炮火打击下，两个法军步兵方阵陷入崩溃，随后遭到俄军胸甲骑兵和符腾堡骑兵的践踏。惊慌情绪在剩余的法军步兵中迅速蔓延，许多士兵拔腿逃跑。最终马尔蒙和莫尔捷得以逃脱，但他们在数量处于劣势且没有任何步兵的敌军面前损失了1/3的士兵和大部分火炮。[27]

他们最终得以逃脱的部分原因是，接近下午5点时联军骑兵听到后方发生了激烈炮击，一时弄不清出现的到底是哪一方部队，炮火又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是两个大部分由国民自卫军士兵组成、规模较小的法军师，他们正在护送一支规模庞大的火炮和补给车队，途中遭到了来自西里西亚军团的科尔夫和瓦西里奇科夫麾下骑兵的追击。法军护送纵队由帕克托（Pacthod）将军和阿梅（Amey）将军指挥，数量在5000人上下。上午11点左右，它先是在从沙隆延伸出的道路附近遭遇了科尔夫的骑兵。科尔夫男爵在1812年战局之初就是个胖子，到1814年为止，他已经大腹便便，也变得越发懒惰。科尔夫不喜欢露营，在下属将领的陪同下，他于前一天晚上赶往附近的锡耶里（Sillery）城堡就寝。他手下的哥萨克同时发现了一座存有60000瓶酒的仓库，科尔夫的所有骑兵都沉浸在愉悦之中，他们第二天早上出发得很慢就毫不奇怪了。[28]

然而，法军到正午时已经沿着从沙隆行经费尔尚普努瓦斯附近通往贝尔热雷斯的道路展开全面撤退。此刻包围他们的已经不仅是科尔夫的部队，还有可怕得多的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俄军一共有4000名骑兵和3个骑炮连，法军将领在下午三四点放弃了辎重车队，但是即使这么做也无法拯救他们。法军原本已经十分疲惫，在与科尔夫和瓦西里奇科夫作战的过程中又蒙受了惨重损失，当撤退时一头撞上费尔尚普努瓦斯的联军主力军团骑兵和骑炮兵后，他们的抵抗便毫无希望。最终整个法军纵队要么战死，要么被俘。

费尔尚普努瓦斯会战常被描述为法军英雄主义的赞歌，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公平的。帕克托和阿梅的国民自卫军士兵表现出了哪怕是老兵都要为之自豪的勇气、纪律性和忍耐力，但马尔蒙和莫尔捷麾下各团却并非表现得都很好。此外，联军骑兵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16000名骑兵——其中有3/4是俄军——击败了23000名大部分为步兵的法军，杀死或俘虏了其中一半的士兵，还夺取了几乎所有火炮。费尔尚普努瓦斯会战完全可以同1812年8月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与缪拉元帅在克拉斯内展开的殊死战斗相提并论，尽管涅韦罗夫斯基的兵力劣势要大得多。和在费尔尚普努瓦斯的法军一样，涅韦罗夫斯基的士兵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新兵，他们在第一场战斗中表现出了极好的勇气和纪律性。俄军将领在费尔尚普努瓦斯得胜，而缪拉在克拉斯内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俄军将领把他们的骑炮兵带到了战场上，缪拉却没能这么做。俄军将领展开协同攻击和根据地形调整战术的技艺也更为娴熟。[29]

随着马尔蒙和莫尔捷的溃退，通往巴黎的道路已经敞开了。法军守住首都的唯一机会就是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准时回到巴黎，即便皇帝只身一人回城，他也有可能激励士气、组织防御，并震慑城中的潜在叛徒。然而，拿破仑直到3月27日才得知他遭到欺瞒和联军已经向巴黎进军的真相，现在联军足足领先他3天的行程。在咨询了科兰古、巴萨诺（Bassano）以及诸位元帅后，他做出决定：必须放弃对联军后方的攻击，折返回去拯救首都。但这已经太晚了，他在3月30日傍晚接近巴黎时，法军已经输掉了巴黎之战，他的首都正处于投降边缘。更糟糕的是，拿破仑在巴黎的敌人活跃起来了。根据皇帝的命令，他的妻子、儿子和政府成员在战斗前夜离开了巴黎，以免被俘虏。波拿巴政权的所有关键人物都已离开，而联军又即将占领巴黎，拿破仑的对手们夺取主动权的时刻来临了。塔列朗和其他所有高官一样接到了离开巴黎的命令，但他试图在并不公开藐视拿破仑权威的同时躲避这些命令。[30]

在战线另一边的是卡尔·内塞尔罗德，尽管两边现在相距不过几公里而已。在1812年之前，塔列朗曾经向他泄露过许多秘密建议和消息。当拿破仑在3月22日发起对联军的攻击后，几乎所有反法同盟外交官都和总部失去了联系，被迫向安全的南方逃跑，这让许多乐于摆脱外交官的将领们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喜悦。内塞尔罗德则是其中的一个例外，他及时逃出肖蒙，找到了退往亚历山大那里的路。就在3月28日——拿破仑的皇后、儿子和政府应当离开首都的日子——内塞尔罗德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给妻子写信，信中说他正在享用“一只精致的阉鸡”，这只鸡原本是奈伊元帅的夫人从巴黎寄到她丈夫那里去的，还附上了几瓶烈酒。哥萨克截获了这份礼物，机敏地把它献到他们皇帝的餐桌上。当时弗朗茨二世、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哈登贝格都不在场，一旦联军抵达巴黎，毫无疑问亚历山大将代表反法同盟发言。无论如何，有内塞尔罗德在身边总归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尤其是在和塔列朗谈判的时候。随着胜利景象依稀可见和亚历山大期望的正在实现，两人之间此前存在的紧张关系也消失了。[31]

俄军在明媚的春日逼近巴黎，他们行经富裕的乡村，空气中也能嗅到胜利的气息。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以第一次吃到孔雀来庆祝胜利。彼得·帕伦想象着他将在法国首都遇到的所有年轻漂亮的女士。伊万·拉多日茨基把他的士兵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每个人，当抵达巴黎后，皇帝会给他们一人发1个卢布、1磅肉和1杯伏特加。当他的炮兵连沿着大道开进时，“站到左边，站到右边”的叫声响了起来，就像一位将军或者皇帝本人经过行进中的纵队时那样。位于大道中央的是“瓦西卡”（Vaska/Васька），它是士兵们作为吉祥物收养的一头山羊，伴着“让路，让路，瓦西卡正前往巴黎”的喊声向前猛冲。[32]

3月29日傍晚，皇帝的参谋们登上了朝向克利希（Clichy）村的一座小山，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也在其中。他在许多年后回忆道：

太阳刚刚落山，一阵凉爽的微风让白天被晒热了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天空中没有一朵云。就在一瞬间，我们从右手边偶然瞥见了蒙马特尔和首都的高大尖顶。“巴黎！巴黎！”的喊声同时响起。我们用手指着、睁大眼睛望着地平线上巨大却模糊的一块地方，一时间竟忘了战役的疲倦、创伤和倒下的朋友与兄弟，站在勉强能够看到巴黎的小山上，沉浸在欢乐之中。从那一天起已经过了20多年……但对这个难忘场景的记忆却依然鲜活，它就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带给我们新鲜感，让我们心中饱含在那一刻溢满了所有胸膛的胜利喜悦。[33]

在这场欧洲历史上最漫长的战局里，俄国军队从维尔纳退到莫斯科，然后又一路横穿整个欧洲赶到巴黎，前后一共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当敌国的首都最终跃入视野时，速度就是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必须在拿破仑抵达巴黎鼓舞人心并增强防御前将其攻克。巴伐利亚兵团和萨肯兵团已经被留在莫（Meaux）守卫联军后方，以防拿破仑试图选择最笔直的道路赶回巴黎。但其余所有的军都在当夜接到了次日（3月30日）对巴黎发起全面攻击的命令。在联军右翼，西里西亚军团将从北面的蒙马特尔和拉沙佩勒（La Chapelle）方向攻击首都，左翼的符腾堡军将沿着塞纳河北岸越过万塞讷（Vincennes）城堡从东面向前推进，久洛伊将军的奥军则会予以支援。彼得·维特根施泰因已经动身返回俄国，他把兵团指挥权交给了尼古拉·拉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将指挥联军中央向罗曼维尔（Romainville）和庞坦（Pantin）发起攻击。参与攻击的部队合计多达100000人，在拉耶夫斯基后方还有康斯坦丁大公的后备兵团，他们由近卫军和掷弹兵组成，将在必要的情况下投入战斗。[34]

法军占据的阵地相当难以攻克。北面的蒙马特尔高地和中央的罗曼维尔高地是攻城部队面临的主要障碍，城市的防御也主要依靠这两个高地。正如人们所预计的那样，作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巴黎的整个郊区也是由石质建筑和墙壁组成的迷宫。然而拿破仑根本就没有加强过这座城市的天然防御，此外用以防守这条漫长防线的法军仅有38000人，其中还有数千乃至上万人是只接受过极少的训练、步枪也并不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守城法军的最高指挥是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莫尔捷元帅负责防守北面与西里西亚军团作战，马尔蒙元帅负责防守东面迎战联军主力军团。这三个人都知道，除非守军愿意在巴黎展开巷战，把他们自己埋葬在城市的瓦砾之中，不然胜利的概率就微乎其微。如果联军的全部攻城部队在3月30日清晨同时发起攻击，那么可能到吃午饭时巴黎就已经陷落了。

联军的计划事实上出了岔子。甚至早在3月29日晚上，计划走样的情况就已经很明显了，符腾堡和奥地利部队依然远在后方，不可能在次日下午之前发起攻击。当晚施瓦岑贝格的副官传令给布吕歇尔，却在夜间迷了路，这意味着西里西亚军团的多数部队也要等到上午11点才能做好进攻准备，这比预定时间晚了6个小时。因此，最终只有位于中央的拉耶夫斯基兵团的16000人能够执行联军之前制订的攻击计划。对俄军而言幸运的是，他们发现关键的罗曼维尔村无人防守，得以在马尔蒙抽空派出部队设防之前拿下村庄。俄军在清晨也夺取了庞坦村，但3月30日上午其余时间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法军不断的反击面前守住上述据点。

所有试图冲出村庄的努力都落了空。普鲁士近卫军步兵在1813年春季以后从未参加过战斗，他们以极大的勇气从庞坦冲出，却被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也蒙受了惨重的伤亡。在建筑物、墙壁和园圃之间，所有阵型都无法组织起来，会战演变成了令人迷乱的散兵战和交火。巴克莱·德·托利出动了两个俄国掷弹兵师增援拉耶夫斯基，自己也亲临前线组织协同作战。他十分明智地把大部分团都拉回去在后方列成营纵队，准备发动下一波冲击，但命令拉耶夫斯基只有等到左面的符腾堡军进入阵地，而且右面的西里西亚军团吸引莫尔捷的全部注意力，才能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击。[35]

下午3点过后不久，所有的联军部队都已就位，做好了攻击准备。符腾堡王储只遭遇了轻微抵抗就冲过万塞讷城堡，威胁到塞纳河畔的整个法军右翼。约克兵团从北面发起攻击，攻入正在庞坦村附近作战的法军后方，迫使他们向后撤退。在联军中央方面，拉耶夫斯基的部队和掷弹兵师以压倒优势展开攻击，90分钟内就拿下了法军所有的关键阵地。俄军炮兵连被带到前方，正从东面对巴黎展开近距离炮击。在联军战线右翼远端，朗热隆兵团向蒙马特尔高地发起突击。事实上，俄军占领上述高地时马尔蒙元帅已经试图投降，但在蒙马特尔战斗的俄军或法军都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联军损失了8000人，其中3/4是俄军，但巴黎已属于他们。俄军队列里激荡着欢乐的浪潮。近卫军开始擦拭他们的装备，拿出最好的制服，准备在巴黎大街上进行他们有生以来最盛大的阅兵式。军乐队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奏起他们所属步兵团的进行曲。朗热隆派往巴黎与距离最近的法军部队商议停战事宜的军官在几个小时后才返回，他由于庆祝胜利干了太多杯酒，处于极其幸福的状态之中。作为兵团的指挥将领，朗热隆原谅了他的属下，为了这一刻，他麾下来自前多瑙河军团的团走了漫长的道路，打过许多次会战。[36]

然而，真正艰难的战斗此时才刚要开始，这场战斗将在政治而非军事层面展开。除非联军将领犯了大错，否则他们麾下部队的压倒性数量优势和优良战斗素质都应当在3月30日迫使巴黎投降并给联军带来胜利。然而，法国首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要更甚于军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军能否把攻陷巴黎转化成政治上的优势。当然，联军领导人总体来说都对这一点有敏锐的认识，亚历山大尤其如此。施瓦岑贝格发布了一份声明，强调联军是在和拿破仑而非法国作战，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寻求和平与繁荣。随着亚历山大的部队接近巴黎，他也给俄军将领下达命令，向盟友提出请求，要求他们维持最为严格的纪律和善待平民，强调赢得法国民心的极端重要性。亚历山大派到巴黎去安排投降事宜的是米哈伊尔·奥尔洛夫上校，他就是那个在1812年6月陪同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前往拿破仑设在维尔纳的总部的年轻情报军官。奥尔洛夫向马尔蒙元帅说出的第一句话是，“皇帝陛下希望为了法兰西和全世界保全巴黎”。联军部队将住宿在巴黎的军营而非私人住宅里，国民自卫军将被保留下来以维持各个街区的平静和正常运作。在之后的几天里，亚历山大对巴黎人来说是魅力、得体和赞扬之词的完美化身，这正是他擅长扮演的角色。[37]

联军于次日进入巴黎，时为1814年3月31日，星期天。在这个明朗的春日上午，阳光普照，巴黎一派欢乐景象。上午8点，亚历山大从他的总部出发，穿着卸去装饰的禁卫骑兵团将军制服。他骑着一匹名叫“马尔斯”的灰马，带着随员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和施瓦岑贝格会合，“马尔斯”是科兰古此前在彼得堡担任大使时赠予亚历山大的礼物。联军领导人们接受了他们麾下士兵的敬礼和雷鸣般的欢呼，骑行通过蒙马特尔高地，进入城市中心。近卫哥萨克团为他们提供了身着猩红色紧身短上衣和深蓝色灯笼裤的护卫，在过去两年的战争中，一直都是这个团负责保护亚历山大的个人安全。君主们和施瓦岑贝格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停了下来，检阅从他们身旁开过的联军各团。阅兵式包括了普鲁士近卫军、1个师的奥地利掷弹兵，甚至还有1个团的巴登（Baden）近卫军。然而，俄罗斯近卫军是全欧洲都公认的军容最美观的部队，他们在这一天出尽了风头。[38]

这是近卫军和亚历山大最自豪也最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时刻，对亚历山大而言尤其如此，但在政治方面这一场景也自有它的影响。巴黎群众看到数以千计的卓越部队好像身处和平年代一般身着华丽的制服以完美的阵型行军，这提醒了他们联军的强大实力，也说明拿破仑声称“入侵者已处于耗竭边缘”的说法有多么空洞。可是如果说联军在政治层面给巴黎人上了一课的话，他们也同样在政治上受了一次教育。迄今为止，在反法同盟所征服的地区里，君主们只遇到了很少对波旁王朝表现出热情的民众。他们难以预知在巴黎情况竟会如此不同，毕竟那里生活着许多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受益者。然而，君主们受到了大群民众的欢迎，他们高呼支持联军事业和君主政体，佩戴了白色帽章，打出波旁王室的白旗，在进入巴黎市中心时尤其如此。两天后，亚历山大向一位保王党政治家承认，公众对复辟的支持“远远超过我的想象”。阅兵式结束后，君主们和施瓦岑贝格骑行前往位于附近圣弗洛朗坦（Saint-Florentin）街的塔列朗宅邸，亚历山大将在那里度过他在巴黎的关键头几天。当夜在塔列朗宅邸周围执勤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第一营第一（皇帝直属）连，这个营7年前就曾在蒂尔西特负责保卫工作。[39]

在联军进入巴黎的那个上午，内塞尔罗德也正赶往圣弗洛朗坦街。此前一天，当米哈伊尔·奥尔洛夫正在马尔蒙的宅邸里等待他同意城市投降条件时，塔列朗过来请求他“向俄罗斯皇帝陛下传达贝内文托（Benevento）亲王（即塔列朗）最深的敬意”。奥尔洛夫是一个聪明且消息灵通的情报军官，他对塔列朗的意图并无疑问。这位年轻军官回忆说，“我柔和地回答：‘亲王，你可以肯定，我会让它公开得到皇帝陛下的注意’”，“一个极轻的、几乎无法注意到的微笑飞快地从亲王脸上滑过”。内塞尔罗德在3月31日前来谋求塔列朗协助推翻拿破仑，并以既在法国人眼里合法又愿意赞同和平解决方案的人取而代之。正如亚历山大当晚向法国领导人们明确说明的那样，这是他唯一优先考虑的事情。尽管亚历山大向他们列出了法国未来政府的一连串可能方案，但他还是强调说让法国人自己从中选择。[40]

对皇帝来说，塔列朗是个完美的盟友，这并不仅是因为他的政治技巧和关系纽带。和亚历山大一样，塔列朗也并非波旁王室的强烈支持者，他在3月30日还没有下决心投身于复辟事业。他坚定认为如果王室要回归的话，就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还要接受自1789年以来已经大有变化的法兰西。在塔列朗心中，他可能更倾向于让拿破仑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继位，其他人代为摄政，塔列朗自己则成为宝座背后的权臣。亚历山大并无不同意见。然而，只要拿破仑还活着、还自由、还充满着野心，这种摄政就有显而易见的危险性。3月31日深夜，联军领导人和法国政治家在塔列朗的沙龙里召开了会议，起草联军致法国人民公告的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了。他们再也不会将拿破仑作为谈判对手，这一点没有人怀疑。当写到把波拿巴家族任何成员都排除在谈判对手之外的条款时，亚历山大“瞟了施瓦岑贝格亲王一眼，亲王点头表示同意，普鲁士国王也是如此”。即使在这之后，亚历山大的想法也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科兰古直到4月5日还相信，亚历山大依然很容易接受建立摄政统治的想法，塔列朗和他的伙伴们则大为害怕这一点。然而，到那时亚历山大已经很难再扭转局面以及抛弃那些在他的保护和鼓励下投身于复辟事业的法国人了。[41]

根据亚历山大早在2月就大体定下的次序，联军宣言呼吁召集参议院，选举临时政府并起草新宪法。在塔列朗的指导下，参议院的少数残余议员在4月1日将塔列朗和他的4位同事选举为临时政府大臣。次日，参议院废黜拿破仑和波拿巴家族，解除了所有法军士兵的效忠誓言。随着巴黎明确倒向波旁王朝的复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军队的立场了。如果拿破仑位于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军队依然支持他，那么联军就有很大可能发现他们身处法国内战之中。联军不仅担忧卷入内战会导致浪费时间并付出相当代价，也害怕内战会给他们所支持的法国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严重伤害，这一点不证自明。除了对波旁王室的怀疑之外，对内战的担忧也影响了亚历山大，使他一直在考虑建立以拿破仑幼子为君主的摄政统治的可行性。直到马尔蒙元帅的军在4月5日背叛拿破仑之后，亚历山大的怀疑才得以终止，波旁王朝复辟已成定局。[42]

在抵达巴黎后的最初几天里，亚历山大领导反法同盟，并代表同盟发言。他在巴黎时也犯过一些错误。尽管他向路易十八施压、要求后者采取温和态度并接受由参议院制订的宪法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实际上毫无必要，反而导致俄国和复辟后的法国最初关系不佳。更为严重的错误则是允许拿破仑统治厄尔巴（Elba）岛，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同盟国家和俄国内部的担心，这些担心在此后不久得到了证实。这一定程度上无疑是亚历山大对待被击败的敌人时既希望做到慷慨，又希望被人视作慷慨的愿望的结果。然而，在当时的氛围下想找到安全解决拿破仑问题的方案也很不容易，就像卡斯尔雷在给英国战争大臣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这封信并没有被收入卡斯尔雷通信集）。卡斯尔雷写道，法国临时政府也支持亚历山大的提议，因为他们害怕内战，十分想让皇帝远离他在枫丹白露的军队。厄尔巴岛方案有其危险性，但当时并没有明显更好的替代方案。而且拿破仑的自由不能受到任何限制——尽管卡斯尔雷在信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马尔蒙在把他的军带到联军一边时签署的协议规定不许限制拿破仑的自由。然而，英国外交大臣还写道，厄尔巴岛终归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拿破仑明显流露出居住在英格兰的愿望，而英国政府必然不会欢迎这一选择。[43]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在巴黎的表现总体来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迷住了法国人，使自己和盟国处于同一战线，在巴黎建立了最可能既拥有合法性又能接受长久和平的政权。亚历山大曾因为主张“一旦联军抵达巴黎，就能够找到并鼓励反对拿破仑的法国人”而备受指责，但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是正确的。虽然他对波旁王室持怀疑态度，但许多法国人和反法同盟人士也怀有相同想法。正如施瓦岑贝格那时给妻子的信中所述，扫除拿破仑是对人类的恩惠，但他对复辟王朝也几乎毫无信心。对施瓦岑贝格和亚历山大来说，波旁王室仅仅是联军能够选择的最不坏的替代品，这在政治上司空见惯。在王室复辟和对法和约得以签署之后，亚历山大于1814年6月3日离开巴黎。[44]

当亚历山大忙于谈判时，他的军队则在法国首都内外体验着生活。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为自己找到了一位昂贵的巴黎情妇并置办了一辆上好的马车，他为此支付的款项中有一部分是在打牌时赢来的10000卢布。近卫军军官得到了一份特别津贴，这让他们能够享受巴黎，也让他们能够装扮巴黎。卑微的常规部队军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位年少天真的凯克斯霍尔姆团准尉亚历山大·扎伊采夫（Aleksandr Zaitsev/Александр Зайцев），在大胆参观赌博窝点并拜访皇宫里的年轻女士后，发现他的微薄收入很快不属于自己了。至于士兵，只有近卫军士兵能够驻扎在巴黎，他们则受到严格的纪律和时常举行的阅兵的约束。听到即将回国的消息后，士兵们高兴地表示欢迎。首先出发的是非正规骑兵——哥萨克、巴什基尔人和卡尔梅克人：对急于安抚法国平民、期望被视为欧洲秩序与文明支柱的俄国而言，他们在和平时期绝非最好的使者。其后不久，常规部队各团也开始了漫长的回国行军，他们中许多人在经过普鲁士城镇时享用了大餐，这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近卫军一如既往地与众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搭乘此前18个月里以英国港口为基地活动的俄国舰队的船只返回彼得堡。[45]

[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120，Sv.18，Delo 17，fos.68-70，坎克林致巴克莱（利萨列维奇本人的报告在fos.70-71内），1814年1月14日（旧历）；fos.73-5，巴克莱致坎克林，1814年1月15日（旧历）（关于移动仓库应当怎样使用）；fo.127，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1月27日（旧历）（关于仓库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fo.160，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15日（旧历）（关于移动仓库已经以何种方式提供了一个月的饼干配给）；fo.204，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27日（旧历）（关于把孔德拉季耶夫的仓库派往茹安维尔）。

[2]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17，fos.50-52：施泰因给巴克莱的信阐述了在占领的法国领土上设立行政机关、划分占领区的安排，这封信落款日期是1814年1月25日（新历）。关于阿洛佩乌斯最初的反应，见：fos.188-9，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22日（旧历）和fos.201-3，阿洛佩乌斯致巴克莱，1814年2月23日（旧历）。也见Peter Graf von Kielmansegg，Stein und die Zentralverwaltung 1813/14，Stuttgart，1964，part 4，pp.98 ff。

[3]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2，Delo 126，fos.52-3，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1月22日（旧历）。

[4]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17，fo.204，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2月27日（旧历）；fos.205-7，阿洛佩乌斯致坎克林，2月25日（旧历）。

[5] A.Fournier，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no.27，梅特涅致施塔迪翁，1814年3月9日，pp.334-5。关于事后回顾的、“净化过的”看法，见Lord Burghersh，The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22，pp.177-85。

[6] 利芬发给内塞尔罗德的急件，1814年1月26日，附在卡斯尔雷1814年2月18日给利物浦的一封信里：Marquess of Londonderry（ed.），Correspondence，Despatches，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12 vols.，vol.9，London，1853，pp.266-73。

[7] 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3：Traktaty s Avstrieiu，St Petersburg，1876，no.73，pp.148-65.

[8]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s.131ii-132i.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31，1881，pp.364-5包括了2月25日会议的议定书。M.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2 vols.，St Petersburg，1865，vol.1，pp.268-70。

[9] 拿破仑的退位使得苏瓦松守备司令让-克洛德·莫罗（Jean-Claude Moreau）幸运地未被枪决，复辟王朝取消了他的死刑，莫罗最终死于1828年。——译者注

[10] K.von Clausewitz，Der Feldzug von 1812 in Russland，der Feldzug von 1813 bis zum Waffenstillstand und der Feldzug von 1814 in Frankreich，Berlin，1862，pp.375-7；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P.Hofschroer，London，1997，pp.146-71；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vol.2，pp.325-34.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32 vols.，Paris，1858-70，vol.27，no.21439，拿破仑致约瑟夫，1814年3月5日，pp.288-9.Henri Houssaye，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France，Uckfield，2004，pp.116-41表现得像是一个对波拿巴主义者的观点不加批驳的辩护者。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299-307。

[11] 关于作战双方的基本叙述，见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309-29；Houssaye，Napoleon，pp.142-59。R.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214-22是一定程度上中立且准确的。关于厄尔特比瑟村和俄军猎兵的战斗，见S.I.Maevskii，‘Moi vek，ili istoriia generala Maevskogo，1779-1848’，Russkaia Starina，8，1873，pp.268-73。他在会战中指挥第13猎兵团。

[12] 除了在前一条注释中引用的著作外，关于俄军的退却，尤其要参阅Ivan Ortenberg，‘Voennyia vospominaniia starykh vremen’，Biblioteka dlia chteniia，24/6，1857，pp.18-33，at pp.18-19。

[13] Lord Burghersh，The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22，p.196.Clausewitz，K.von，Der Feldzug in Russland und die Befreiungskriege von 1813-15，Berlin，1906，1862，p.379.

[14] 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324-5；Captain Koch，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4，3 vols.，Paris，1819，vol.1，pp.399-400.Houssaye，Napoleon，p.157.Alain Pigeard，Dictionnaire de la Grande Armée，Paris，2002，pp.648-9.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指出，在克拉奥讷战场实际上是俄军15000人与法军21000人作战。

[15] 在F.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p.345-6中对此时与布吕歇尔的会面有出色的描述。

[16]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243-8；Baron Karl von Müffling，The Memoirs of Baron von Müffling：A P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Peter Hofschroer，London，1997，pp.167-76.

[17] I.I.Shelengovskii，Istoriia 69-go Riazanskago polka，3 vols.，Lublin，1911，vol.2，pp.251-75.斯科别列夫事实上出身独院农户（odnodvorets/однодворец），换言之就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往莫斯科公国南方边境地区拓殖的自由农民后裔。到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独院农民（odnodvortsy/однодворцы）的负担和人身束缚已经大体与国有农民相同。

[18] 亚历山大的通信集被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其中包括了大量表达此类担忧的信件：例如在fos.147ii中收录的2月28日（旧历）写给施瓦岑贝格的信，信中催促他尽快向前推进；在fos.151i 中收录的3月5日（旧历）写给接替维特根施泰因的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的信，信中告诫他不要与其他部队隔绝，并时刻预期拿破仑将会出现。关于总司令部内的景象，见Karl Fürst Schwarzenberg，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p.306-8，483-4。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423。

[19]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434-7对这两种选择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20] 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ii，pp.292-4，引用了拿破仑本人后来的谈话证明这一点。

[2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154ii，沃尔孔斯基致格奈泽瑙，1814年3月10日（旧历）。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和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2 vols.，St Petersburg，1865.中对事件的基本叙述是相同的。

[22]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281-2.关于对此前对厄特尔的批评，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120，Sv.12，Delo 126，fo.71：巴克莱致厄特尔，1814年2月16日（旧历）。A.Mikhailovskii-Danilevskii，Opisanie pokhoda vo Frantsii v 1814 godu，St Petersburg，repr.1841，pp.284-5。

[23] 此次讨论的目击者中唯一一个留下详细记载的是托尔：见Bernhardi，T.von，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ii，pp.310-14。伯恩哈迪（Bernhardi）将奥地利人排除出计划作者之列是正确的，因为并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依据，奥地利人制订计划的说法也让施瓦岑贝格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然而，人们并不能这样轻易地将沃尔孔斯基排除在外。根据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说法，亚历山大本人把沃尔孔斯基的建议告诉了他。如果说米哈伊洛夫斯基只是在他公开发行的历史著作中记录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可以将这一记载视为他取悦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依然健在的显贵的诸多努力之一，从而将其轻易否定。但他在一份并不打算刊布的手稿中也同样这么说，他还在这份手稿中对前任上司（沃尔孔斯基）总体持批评态度：Mikhailovskii-Danilevskii，Memuary 1814-1815，St Petersburg，2001，pp.33-5。不过也可以参阅迪比奇在1817年5月9日给若米尼的一封信中的简略记述，这封信被刊布在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491-3。

[24] 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323.

[25] 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p.308-9.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17，fos.227-8，235，238-9，坎克林致巴克莱，1814年3月12、13、17日（均为旧历）。

[26] 拉图尔伯爵在3月17日给拉耶夫斯基写了一封有趣的信，信中表示奥军已经名誉扫地，由于它此前两次无所作为，任西里西亚军团自生自灭，从而招致了普遍的批评：Fournier，A.，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Die Politik im Kriege von 1814，Vienna，1900，no.17，pp.281-2。关于巴克莱对坎克林的称赞，见他在1814年3月10日（旧历）的信，这封信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10/4，Sv.17，Delo 17。

[27] 关于俄国视角，可见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456 ff 的优秀又细致的记载。关于法国视角——这一回双方差异并不太大——见Houssaye，Napoleon，pp.296-311。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287-90 一如既往地公正且合理。在英文著作中，最近迪格比·史密斯提供了关于此战的一份描述：Digby Smith，Charge：Great Cavalry Charges of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2003，pp.207 ff。但和大部分关于1813～1814年的英文文献一样，它在这方面依赖德文资料，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俄军的作用。以这一章节为例，它给人以符腾堡骑兵在费尔尚普努瓦斯起到主导作用的印象，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28]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446-8.

[29] 关于主要资料，见前文注释26。关于克拉斯内之战，见本书Ch.5，pp.162-4。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也在费尔尚普努瓦斯之战现场，他提供了一份关于会战最终阶段的出色描述：Opisanie 1814，pp.294-313。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300-310为近卫骑炮兵的角色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30] Philip Dwyer，Talleyrand，Harlow，2002，pp.124-40就塔列朗的观点和他在1814年所起的作用给出了出色而简洁的诠释。关于拿破仑的动作和摄政委员会，Houssaye，Napoleon，pp.317-70。

[31] Count A.de Nesselro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u Nesselrode 1760-1850，Paris，n.d.，vol.5，pp.183-4，1814年3月28日。

[32] 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2，p.376.I.Burskii，Istoriia 8-go gusarskago Lubenskago polka，Odessa，1913，pp.115-17（Бурский И.Д.История 8-го гусарского Лубенского полка.Одесса，1912.С.115-117）.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3，pp.109-10.

[33] Mikhailovskii-Danilevskii，Opisanie 1814，p.327.

[34] 在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506-60和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3：Der Feldzug 1814，Berlin，1913，pp.301-10中对此战有详细叙述。

[35] 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4 goda vo Frantsii，vol.1，pp.534-7.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p.278-90.

[36]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465-73.

[37] 例如他给朗热隆下达的命令：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160ii，1814年3月16日（旧历）和他向弗雷德提出的请求，收录在Mikhailovskii-Danilevskii，Opisanie 1814，p.324.M.F.Orlov，‘Kapitulatsiia Parizha 1814 g.’，Voennyi sbornik，37/6，1864，pp.287-309。

[38] 例如卡斯尔雷向摄政王发表的意见，他认为俄国近卫军（的军容）是“所能想象的最为壮观的”：Castlereagh，vol.9，1814年1月30日，pp.210-12。

[39] Lord Burghersh，The Operations of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3 and 1814，London，1822，pp.250-52.Baron de Vitrolles，Mémoires et relations politiques，3 vols.，Paris，1884，vol.1，p.316.

[40] Orlov，‘Kapitulatsiia’，p.300.Vitrolles，Baron de，Mémoires et relations politiques，3 vols.，Paris，1884，vol.1，pp.311-12.

[41] 关于塔列朗，见前文注释29。J.Hanoteau（ed.），Mémoires du Général de Caulaincourt，Duc de Vicenze，3 vols.，Paris，1933，vol.3，pp.207-30.Houssaye，Napoleon，pp.470-99.关于塔列朗本人对这一时期的记载，见Mémoires du Prince de Talleyrand，Paris，1891，pp.156-67。

[42] 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文件都被刊布在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31，1881第403到416页之间，其中包括了反法同盟的各种宣言、参议院的决议、马尔蒙的陈述和内塞尔罗德的短评。

[43] 关于亚历山大在4月17日给路易十八的信，见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31，1881，pp.411-412。Castlereagh，vol.9，pp.450-51，收录了查尔斯·斯图尔特在4月7日给巴瑟斯特（Bathurst）的信，信中指责把厄尔巴岛送给拿破仑的决定，但并未提到他的兄长（卡斯尔雷）在4月13日给巴瑟斯特的信：这封信被刊布在Baron Fai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Quatorze，Paris，1825一书no.4，pp.420-3。由于信件的内容合乎情理，也没有理由去认为费恩虚构了这封信，所以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伦敦德里勋爵认为这封信对他的兄长不利，所以并未把它包括在他编纂的书信集里。他确实收录了许多给巴瑟斯特的其他书信。不过得为卡斯尔雷说句公道话，他是在努力维系其他人制造的既成事实。

[44] Schwarzenberg，K.Fürst von，Feldmarschall Fürst Schwarzenberg：Der Sieger von Leipzig，Vienna，1964，p.337.

[45] 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2，pp.342，419-23.A.Zaitsev，Vospominaniia o pokhodakh 1812 goda，Moscow，1853，pp.29-34（Зайцев А.В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оходах 1812 года.М.，1853.С.29-34）.P.Nazarov，‘Zapiski soldata Pamfila Nazarova’，Russkaia Starina，9/8，1878，pp.539-40.关于非正规骑兵立即启程，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fo.172ii，沃尔孔斯基致巴克莱，1814年4月2日（旧历）。关于归国途中俄军部队在西里西亚得到的殷勤接待，见Radozhitski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vol.3，pp.236-7。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普鲁士国王，出于对俄军的敬意，他下拨了300万塔勒用于聚会和宴会。关于近卫军的归国之旅，见Bortnevskii，V.G.（ed.），Dnevnik Pavla Pushchina，Leningrad，1987，pp.16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