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立德报告》建议，让美国人民“了解、理解并且支持这种令人厌恶的哲学”会变得越来越有必要。²⁶但是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没有一届政府公开为学做“不善之事”进行辩护。原因非常明显：如果被付诸公开讨论，那么秘密行动就难以成为秘密，也就难以在一个仍然坚定遵循法治的社会中向人们轻松地解释它为何逾越了“迄今为止人类遵守的行为准则”。由此产生的沉默依旧继续，但如何调和马基雅维利式的行为与基于宪法的对国会、媒体或大众负责的原则，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结果，被领导人们认为是打赢冷战所必需的“令人厌恶的哲学”逐渐被美国人了解，尽管这很少是按照这些领导人希望的方式进行的。

随着秘密行动的范围和频率的增加，保持“合理的否认”变得越来越困难。²⁷关于美国人卷入伊朗和危地马拉政变的谣言很快开始流传，尽管这些谣言将在许多年里都不会得到官方的证实，²⁸但它们在当时已令人十分信服，足以使中央情报局曝光于公众视野。到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美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废黜它所厌恶的政府的一个工具，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和中东拥有了一个极其神秘的名声。

中央情报局在这两个地区开展活动的结局都证明，这些秘密行动的代价是高昂的。在加勒比海，美国人推翻了阿本斯，却无意中鼓舞了共产主义的发展：由于被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事件所激怒，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决心要将古巴从华盛顿的势力范围内解放出来，并且把它变成一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当他们在1959年夺取政权后，中央情报局试图推翻他们，但却惨遭失败。1961年4月失败的猪湾（Bay of Pigs）登陆事件，使该机构试图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秘密行动被曝光，这一事件使新任肯尼迪政府蒙受羞辱，但却巩固了莫斯科同哈瓦那的关系，并且在此后一年半时间中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把世界带到核战争边缘。²⁹

与此同时，伊朗国王正在巩固一个令华盛顿难以不予以承认但却越来越专制的政权；正是美国人在1953年使他重新获得了权力。尾巴摇狗的事情再一次出现了，美国被拴在一个独裁主义的领导人身上，他仅有的优点不过是维持着秩序、使石油源源不断地产出、购买美国军备，并且是一个可靠的反共主义者。伊朗人终于在1979年受够了伊朗王的统治并推翻了他，谴责美国对他的扶植，并且在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的领导下建立政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激进的伊斯兰政府。³⁰

中央情报局所有行动的结局并不都是如此悲惨。其中一次最为成功的行动在1956年4月被曝光：俄国人邀请记者们参观了一条由该机构建造的长达三分之一英里、从西柏林延伸到东柏林的隧道，美国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这条隧道成功截获了苏联和东德的电报和电话通信。但是，这个早期的窃听案例却在美国引起了更多的赞扬而非谴责：人们总的看法是，这种事正是美国特工们应该做的。³¹两个月之后，在中央情报局运作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部分内容被公开发表。这份从波兰和以色列情报来源窃得的报告并没有引发人们的不安，尽管事实上它助燃了随后在波兰的一场类似造反的骚乱以及这年年底在匈牙利的一场真正的起义。的确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播出的那些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节目，它们使众多匈牙利人相信，美国会保护他们不受苏联的报复。中央情报局只得暗中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它的确走得太远，但在公众视线下却努力将尴尬最小化。³²

第一场关于间谍活动的道德性的公开争论发生在1960年5月，当时俄国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1]附近击落了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的U-2飞机。艾森豪威尔长久以来一直担心，一旦这类侦察飞行活动被曝光他该如何进行辩护。他曾经宣称，苏联对美国领空的任何侵犯行为都会使他要求国会立刻宣布开战。“合理的否认”为维持这一双重标准提供了某种保证。鉴于U-2飞机飞行的高度，艾森豪威尔被告知如果发生不测，这架飞机和飞行员都难保幸免。在获知飞机被击落后，这位总统下令发布了一则官方谎言：一位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宣布，一架气象飞机飞离了航线。于是，赫鲁晓夫幸灾乐祸地公开了U-2飞机的残骸、它拍摄的照片及那位幸存且状态良好的飞行员——这一切迫使愤怒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承认自己撒了谎。“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要为这个谎言付出多高的代价，”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我可以重新处理这件事，我们会把嘴巴闭严。”³³

对于美国人民来说，他们的领导人竟然会撒谎，这的确是新鲜的。但是，对于艾森豪威尔而言，这个谎言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他很快就会卸任，并且大多数美国人钦佩中央情报局建造U-2飞机和它长时间持续飞行的技术——同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们绝不会容忍苏联飞机在美国的上空飞行。就职后不久，在猪湾登陆事件之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也不得不承认，当他否认美国军队会不遗余力地推翻卡斯特罗的时候，他在撒谎。出乎肯尼迪意料的是，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竟然上升了：干掉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权是一项受欢迎的举措，这位新总统因敢于尝试而获得了赞誉，尽管他已经失败了。“你做的事越坏，”他总结道，“他们就越喜欢你。”³⁴

那么，要是一个总统对一项不受欢迎的行动撒谎——并且反复这么做，又会怎么样呢？林登·约翰逊清楚，一场扩大的越南战争正是这种情况。“我并不认为人们……对越南了解多少，并且我相信他们根本就不关心，”1964年5月，他在私下里担忧道，但是“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身负条约义务……我们就在那里，［并且如果南越倒了］，这张多米诺骨牌就会推翻其余全部的牌……我们必须要为最坏的情况作打算”。³⁵为了这么做，在这一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逊始终否认有任何升级战争的打算，同时巧妙地让他的竞选对手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公开支持这一行动计划。在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后，约翰逊授权实施这项自己曾经许诺不会批准的战争升级行动。这么做，他显然相信能够在公众舆论表示反对之前快速赢得战争。“我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事情，”他在12月吩咐他的助手，“除非我明确下令，否则不能公开这一真实的想法。”³⁶

但是，这场战争并没有很快结束；相反，它持续升级，让人看不到终点。约翰逊知道情形严峻，但是他无法作出公开的解释。他的理由超越了对自己政治前途的忧虑。至1965年中，他主持着自从新政（the New Deal）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内立法改革，而这项改革还有许多未竟之事。“我下定决心，”他后来回忆说，“不让战争使这个梦想破碎，这就意味着我别无选择，只能把我的外交政策暂置一旁……我对国会的了解正如我对伯德夫人（Lady Bird）^[2]的了解一样，而我知道它成为一场关于战争的大辩论之日，正是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3]开始终结之时。”³⁷

而困境是残酷的。约翰逊相信，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要求美国坚守越南直至胜利。但是他也明白，他难以向公众表明在不牺牲“伟大社会”的情况下赢得战争需要付出的代价。国民不会支持同时既为“大炮”又为“黄油”而花费巨额开支。所以，他只能转而牺牲公众对他的信任。“信任危机”（credibility gap）一词源于约翰逊持续不断地封锁这一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最大军事行动的开支信息的做法，带有对中央情报局、其他情报机构以及约翰逊的战争设计师们对胜利前景所作评估的悲观情绪。³⁸

很难理解约翰逊是如何设想他能摆脱这个困境的。一种不完全的解释或许是，当所有的选择都令人十分痛苦时，最不痛苦的选择就是不做选择。约翰逊当然是尽可能推迟在“伟大社会”和越南战争之间做出选择。部分解释可能还在于约翰逊的个人信念，即无论公众和国会如何看，这个世界上最富足的社会能够承受得起为了确保国外安全和国内平等所需要付出的任何代价。³⁹但是这种经济上的解释未能考虑到的问题是，当战争胜利的前景逐渐暗淡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时，美国人是否能够延续这种士气。到1968年初，已有几百名美国士兵在每个星期的行动中被杀害，但是1月底、2月初的春节攻势表明在南越没有一个地方——即便是在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是安全的。结果，春节攻势成为北越人的一次军事失败：他们预期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并没有发生。但是，对于约翰逊政府而言，这也是一场它在心理上的失败，而这在当时是更重要的。在3月底，这位总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拒绝派遣更多部队参战，并同时宣布了不再寻求连任的惊人决定。⁴⁰

但是，看上去冷战初期的另一份遗产影响了约翰逊对越南战争的掌控，即太长时间以来，美国总统们以不必向国内作解释的方式在国外为所欲为。难道艾森豪威尔没有授权拦截通信、侵犯领空，并在事实上推翻了两个外国政府？难道肯尼迪推翻另一个外国政府的努力没有失败，并为这种努力欢呼雀跃？当约翰逊在1963年入主白宫的时候，正处于国民对于肯尼迪遇刺心怀悲伤和对他自己抱有好感的巅峰，他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总统权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继续采取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所指出的“任何公开或秘密、暴力或非暴力的措施”，提升美国在冷战中的优势地位，同时不损害“我们体制的完善性”。但是当约翰逊在1969年离开白宫时，这一命题已不再具有合理性：他指挥越战的方式使得美国的体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已深陷困境。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起草者们本以为在这两个领域可以存在独立的行为标准，即美国领导人在涉足冷战时可以学会“做不善之事”，同时在他们本国民主社会的框架下“行善”。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他们很难维持这种区别：两位总统都被迫承认，他们在U-2侦察机事件和“猪湾事件”中的“矢口否认”并不是“合理的”。随着越战的进行，什么是在国外允许做的和什么是在国内允许做的，两者之间的界限都完全消失了。约翰逊政府发现，如果不反复向美国人民隐瞒战争意图，则它将难以制订计划或继续这场战争；但是它作出的有关战争的决定将深远地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在这场冷战中，美国远没有做到如凯南希望的那样，其行为与“自身最好的传统”保持一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似乎牺牲掉了它在宪法和道德责任上最好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