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星期三，晚上10∶30

10月24日，星期三，晚上10∶30

（哈瓦那，晚上9∶30）

晚上，肯尼迪总统和博比、埃塞尔·肯尼迪（Ethel Kennedy）以及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Charles Bartlett）等亲友在白宫一同进餐。巴特利特提议举杯庆祝苏联舰艇调头，但肯尼迪并没有这个心情。他说：“现在庆祝为时过早。”^[61]

邦迪突然进来，他带来了关于封锁线的消息。肯尼迪嘟哝道：“我们还有两成几率会和苏联发生交火。”

国务院的电报机打出了赫鲁晓夫发来的粗鄙而直白的消息，肯尼迪这种不祥的预感更加强烈了。这个苏联领袖指责美国总统“土匪做派”，指责他把“人类推入核战争的深渊”。苏联既不会撤走导弹，也不会理会美军的封锁。

赫鲁晓夫写道：“如果他人也这样针对美国，你们肯定不会接受。因此，我们也拒不接受。我们不会容忍你们的海盗行径。为维护权利，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客人们离开后，肯尼迪把这段话所传达的信息又细细咀嚼了一番，然后拿起电话打给巴特利特。他告诉这名记者：“说个你感兴趣的消息，我接到朋友的电报，这些船已经安全了。”^[62]

如果肯尼迪知道当晚古巴发生的情况，那他肯定会更加警惕。^[63]当晚的古巴到处都是奔波的特使，他们正把最高机密信息带给三支R-12导弹团。为保证导弹能够做好发射准备，人们在夜幕下预演。R-12导弹的射程比美国情报分析人员预计的还要远。导弹不仅能打击华盛顿，而且苏联专家是以导弹能够打到纽约市为目标进行操作的。但是，根据中情局向肯尼迪汇报的说法，R-12还远远够不到纽约。

目标卡片上面写有发射导弹的说明。^[64]最主要的参数包括海拔、方位、射程、导弹的动力时长、爆炸类型以及核电荷。这些卡片是经过几周的努力，研究和计算出来的结果。相比于巡航导弹在飞行全程都有动力提供，弹道导弹则只是在发射的最初几分钟才有动力提供，然后将进入一个根据不同精确度计算出来的轨迹线。机械陀螺仪则是保证R-12导弹能够保持在设定路径以内。

为了准确发射导弹，苏联的专家们必须了解发射点的确切位置，包括海拔高度。古巴之前从未有人进行过勘测工作，所以苏联人员不得不从头做起，在全国范围内架起一座座塔，组成一个网络，用来收集地形数据。他们不得不把苏联的坐标系统换算成卡斯特罗从巴蒂斯塔那里继承过来的1∶50000旧式美洲军用地图系统。为了进行准确的天文观测，他们需要准确度达到1/1000秒的钟表。莫斯科传来的信号太弱，因此他们使用了美国时间信号。

由于手头只有最简陋的电脑和计算器，大多数的计算工作不得不由人来完成。两个检验专家对这个计算过程进行相互独立的检查和复查。每个R-12导弹团都有12个目标：第一轮有8枚导弹，第二轮有4枚。当这些专家认为工作已经完成时，他们才发现其中一个导弹基地的目标位于射程以外，于是又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重新部署好目标，并完成计算。

尼古拉·奥布利津（Nikolai Oblizin）少校负责把目标卡带到哈瓦那以东150英里的西多罗夫上校的兵团。作为弹道导弹部门的副总指挥，过去三个月的大多数时间，他都留在埃尔奇克的总部。安排给他的住宿地点配有游泳池和豪华床，那里曾是妓院。

在古巴的三个月里，奥布利津和古巴的主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古巴人呼喊着“苏联同志”（companero sovíetico）欢迎他，为他即兴表演《国际歌》或者《莫斯科之夜》。在带着目标卡片驾车前往大萨瓜的路上，奥布利津发现，并非每个古巴人都欢迎苏联。从山的另一边，一群反革命分子正朝着这些随行专家的装甲车开火。不过，由于距离较远，丝毫不会造成损伤。

这些R-12导弹是由米哈伊尔·杨格尔（Mikhail Yangel）设计的，十分便携且便于发射，至少按照60年代的标准来说如此。这些导弹使用了可存放的液体推进剂，在燃料充满的状态下，可在发射台存放一个月，倒计时可达30分钟。这些发射位置是预先勘测好的，建在5吨重的混凝土板附近，混凝土板用链子和螺钉固定在地面上。混凝土板用作发射导弹的安放台，必须平坦而牢固，否则铅笔状细长的导弹可能会发生侧翻。一旦混凝土板就绪，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把导弹从一个基地转移到另一个。杨格尔的“铅笔”可谓当时苏联最可靠的弹道导弹。

一旦手头拿到目标卡，西多罗夫手下的士兵便开始训练瞄准和发射导弹。导弹发射场的布局和苏联本土的布局十分相似。要成功地发射导弹，需要有精准掌控时间的能力，而且每个人都得完美配合。^[65]在导弹能够发射前，必须从四级预备状态（常规）升到一级预备状态（满）。为了保证能够准时进行每一个关键步骤，军官们时时不忘对照秒表。

为了防止被美军侦察机发现，导弹部队等到夜晚才开始排演。听到预警声，值班的工作人员需要在一分钟内准时到达各自的位置。

真正的核弹头存放在一个名叫贝胡卡尔（Bejucal）小镇附近的地堡里，从大萨瓜乘车过去，需要14个小时。导弹部队排演使用的是锥状模型。士兵们把这些弹头模型从特制车上卸下，然后移到存放车上，最后他们把存放车推进长长的帐篷里。

帐篷里的技术人员们扑到导弹周围，检查电子设备。每个帐篷都有电线连接到外面的发电机和水车。对接核弹头需要30分钟。工程师将电线和金属栓连接起来。这些金属栓会在预定时间断开，使核弹头和导弹其余部分分离。导弹现在处于就绪状态，距离发射还有3140分钟。

一辆导弹牵引拖车把导弹拉出帐篷，前进了几百码后到达导弹发射台。在导弹还是平放的时候，士兵把金属链的滑轮装在导弹起竖器的顶端。然后，牵引车把起竖器和导弹放到偏离垂直方向几度的发射位置。发射台朝向美国。

接下来的一步是对准目标。根据目标卡片上的说明，工程师们将导弹对准目标。为了尽可能准确，他们采用一种叫经纬仪的设备，这些设备围着发射台上的导弹旋转，测量高度和方位。因为导弹加满燃料后就很难移动了，所以在燃料加满之前必须瞄准目标。

导弹朝向夜空，在月色下闪闪发亮，像是放大了的棕榈树。不过，这些导弹头不是毛茸茸的树叶，而是像铅笔头一样尖尖的锥体。士兵们刚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工作，就下起了雨。载有燃料和氧化剂的卡车驶向发射位置，并且将软管与导弹连接起来。

负责军官按着秒表，下令演习中止。一晚上这个演练量足矣。除非真弹头到达，不然没有必要给导弹加燃料。导弹人员已经证明能够成功进入二级预备状态，即离发射只有60分钟。

导弹被拉回帐篷。疲惫的士兵拖着步子回到帐篷睡觉。唯一证明这次高强度夜间演习的就只是燃油车和导弹拖车在泥泞路面上留下的深深车辙。

导弹部队指挥官伊戈尔·斯塔岑科少将到达贝胡卡尔的地下指挥室。他仍然没有与大萨瓜的西多罗夫导弹团建立安全的陆上通信联系。如果他接收到莫斯科的发射命令，他将不得不将其转换成加密信息，以无线电形式传输。

10月24日晚上，斯塔岑科既有理由开心，也有理由担心。他手下已有8000名士兵。一旦装备了核弹头，西多罗夫的导弹可以摧毁纽约、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几座城市。尼古拉·班迪洛夫斯基（Nikolai Bandilovsky）的军团驻守在古巴西部的圣迭戈—德洛斯巴诺斯村，他们将于10月25进入战争预备状态。^[66]第三支R-12军团驻守在圣克里斯托巴尔，由尤里·索洛维耶夫（Yuri Solovyev）上校指挥，他们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他们的一艘补给船“尤里·加加林号”因为封锁而无法进入古巴。索洛维耶夫的参谋长正在返回苏联的途中，他带走了该团所需的大部分燃料和氧化剂卡车。

这样的情境下，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为了让索洛维耶夫的军团尽快达到战备状态，斯塔岑科不得不打乱原有的设备使用计划。他命令西多罗夫和班迪洛夫斯基把部分燃料设备转给索洛维耶夫。^[67]

但是，有些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美国海军飞机曾直接飞过三支R-12导弹团。斯塔岑科相信美军已经发现了所有的发射场。他早已为应对这样的局面制订了计划。于是，他下了另一道命令。

“转移到预备位置。”

[1] 《纽约时报》，1962年10月24日；Foy Kohlercable to State Department 1065，1962年10月24日，国务院行政秘书处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 诺克斯的会议笔记，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3]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496.

[4] 罗杰·希尔斯曼在国务院的备忘录，1962年10月26日，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5]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410.

[6] 罗伯特·F.肯尼迪，Thirteen Days，（New York：W.W.Norton，1969），69-70.

[7] Dobrynin，83.

[8] 《纽约时报》，1962年10月28日。

[9] Clinton Heylin，Bob Dylan：Behind the Shades Revisited（New York：HarperCollins，2001），102-3；也可参见鲍勃·迪伦和Studs Turkel在1963年5月1日的访谈。

[10] Rusk；237.

[11] 罗伯特·F.肯尼迪，Thirteen Days，（New York：W.W.Norton，1969），72.

[12] 大西洋舰队总司令第241523Z号信息，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条命令也通过单边带电台从海军作战室传至海军中将。Griffin笔记，1962年10月24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3] 根据大西洋舰队总司令第241950Z号信息海军作战部古巴，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基莫夫斯克号”10月24日9时30分的方位是27°18′N，55°42′W。根据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现有的舰艇记录，“埃塞克斯号”10月24日9时的方位是23°20′N，67°20′W。在Graham Allison和 Philip Zelikow在Essence of Decision第二版第233页（New York：Longman，1999）和第348-349页，以及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在Khrushchev’s Cold War一书第477页和第615页，对苏联船只位置描述均有错误。根据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0月25日海军作战部办公室记录，美国海军在10月25日认为，苏联船只在10月23日祖鲁时间7时，也就是华盛顿时间上午3时调头。根据苏联的记录，调头命令是在10月23日上午6时发出的，也可参见第二章的注释。

[14] McAuliffe，297.麦科恩的信息有误。肯尼迪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拦截是在10时30分到11时之间发生的。

[15] 罗伯特·F.肯尼迪，Thirteen Days，（New York：W.W.Norton，1969），68-72；也可参见Schlesinger的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537，上面有罗伯特·肯尼迪的原话。

[16] 中情局报告，1962年10月25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17] 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391。部分关于苏联船只的位置，包括“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和“波尔塔瓦号”的位置是明显有误的。可参见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3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238，了解准确信息。

[18] 海军作战部，Report on the Naval Quarantine of Cuba，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 海军作战部办公室记录，1962年10月24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 1962年10月24日来自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信息，国家安全局密码博物馆，马里兰米德堡。

[21] 菲利普·泽利科、欧内斯特·梅，《总统记录：约翰·F.肯尼迪，大危机》，第3卷，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弗吉尼亚大学，41.

[22] 安德森的第230003Z信息，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3] 科勒给国务院的电报第979号，1962年10月16日，国务院行政秘书处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4] 大西洋总司令部（丹尼森）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312250Z号信息，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5] 美国海军第241610Z和250533Z号信息，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也可以参考Electronic Briefing Book，75，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The Submarines of October”。潜艇的位置确认为25°25′N，63°40′W。这艘潜艇被美国海军命名为“C-18”。

[26] 关于这次B-130的航行，可参考Gary E. Weir and Walter J. Boyne，Rising Tide：The Untold Story of the Russian Submarines That Fought the Cold War（New York：Basic Books，2003），79-98，该书基于和舒姆科夫船长的访谈。

[27] Savranskaya，“New Sources on the Role of Soviet Submarines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2005年4月）。

[28] Gary E. Weir and Walter J. Boyne，Rising Tide：The Untold Story of the Russian Submarines That Fought the Cold War（New York：Basic Books，2003），79-80；Aleksandr Mozgovoi，Kubinskaya Samba Kvarteta Fokstrotov（Moscow：Voenni Parad，2002），69.

[29] “New Sources.”该文章也有关于苏联的潜艇舰长是否有权利在受到攻击后使用核鱼雷的证据。当然，该证据是自相矛盾的。

[30]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历史学家记录了每日的武器总数，记录的位置是Strategic Air Command Operations in the Cuban Crisis of 1962，SAC Historical Study第90号，第1卷，国家安全局。SAC控制室的相片来自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第2卷。

[31] SAC Historical Study第90号，第1卷，58。

[32] 威廉·考夫曼的备忘录，Cuba and the Strategic Threat，1962年10月25日，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33] Cuba crisis records，第389战略导弹联队，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

[34] SAC Historical Study第90号，第1卷，vii。

[35] G.M.Kornienko，Kholodnaya Voina（Moscow：Mezhdunarodnie Otnesheniya，1994），96。尚不清楚苏联是否还截获了二级战备的命令。二级战备的命令属于最高机密；鲍尔的讲话并不是保密的，可参见Garthoff，Reflection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62。

[36] Richard Rhodes，Dark Sun：The Making of the Hydrogen Bomb（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21.

[37] 布鲁焦尼，Eyeball to Eyeball，262-5。

[38] 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New York：Simon &Schuster，1983），265.

[39] 贺拉斯·韦德将军口述历史，空军历史研究部，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

[40] 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New York：Simon &Schuster，1983），246.

[41] 威廉·考夫曼的备忘录：Cuba and the Strategic Threat，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2]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79-88，119-21.美国大陆空军司令部（美国陆军司令部）给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简报，1963年1月21日。

[43] “The Invasion of Cuba”，in Robert Cowley，ed.，The Cold War（New York：Random House，2006），214-15.

[44] British Archives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962（London：Archival Publications，2001），278；“Air Force Response to the Cuban Crisis，” 6-9，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and 《洛杉矶时报》在基维斯特的报道，1962年10月。

[45] USCONARC Participation in the Cuban Crisis 1962，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17.

[46] 作者与卡斯特罗的空军助手Rafael Del Pino的访谈，2005年9月。Del Pino未发表作品的手稿。

[47] 1962年10月24日卡斯特罗和古巴军事领袖们的回忆录，由古巴政府发布，Documentosde los Archivos Cubanos，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

[48] Tad Szulc，Fidel：A Critical Portrai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6），474-6.

[49] 作者曾于2006年3月到访达拉拉海滩和萨姆防空导弹发射场。发射场和反导弹发射场位于23°09′28.08″N，82°13′38.87″W，现在仍能使用Google Earth找到。

[50] Tomás Diez Acosta，1962年10月：The Missile Crisis as Seen from Cuba（Tucson，AZ：Pathfinder，2002），165。可参考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211，了解卡斯特罗的想法。Cuban Web网站上有卡斯特罗到访AA单元的图像。

[51] Franqui，189.

[52] 苏联防卫部长马力诺夫斯基的估算；Blightand Welch，On the Brink，327。

[53] 海军陆战队记录，1962年10月，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54] 作者在2005年4月与第二海军陆战队团作战军官Gregory J.Cizek少校的访谈。

[55] 作者在2005年5月与第二海军陆战队团作战军官助手Don Fulham的访谈。

[56] 大西洋总司令部的信息，1962年11月2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57] 海军作战部办公室记录，1962年10月24日，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58] 格里布科夫和史密斯，Operation ANADYR，69。

[59] 斯塔岑科的报告。

[60] Tad Szulc，Fidel：A Critical Portrai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6），179.

[61]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501.

[62]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502。

[63] 叶辛访谈，2004年7月和2006年5月。也可参见叶辛等人的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154。

[64] 作者于2004年7月和弹道导弹旅副旅长尼古拉·奥布利津少校的访谈。

[65] 关于发射R-12导弹的过程，我十分感谢叶辛上将，他曾是西多罗夫团的中尉工程师。

[66] 这些位于古巴西部的发射场被中情局由西向东分别以圣克里斯托巴尔1、2、3、4命名。前两个（班迪洛夫斯基）发射场距离圣克里斯托巴尔分别是16英里和13英里。另外两个（索洛维耶夫）分别位于东北部16英里和7英里。

[67] 斯塔岑科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