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10 红色风暴：征服德国，1945
莫斯科战役之后，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朱可夫在1945年4月攻克柏林时的作用。攻进市中心的就是他的部队，而且他们在4月30日还在那里上演了著名的一幕：把苏联旗帜插在已沦为废墟的德国国会大厦的顶上。希特勒此时已经身亡——当天下午，他在自己的地下掩体中自杀了。两天后，柏林的德国守军投降；5月9日，朱可夫荣幸地代表斯大林接受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胜利来之不易。在强攻柏林的过程中，红军伤亡30万人，其中阵亡近8万人。
1944年秋天，斯大林和大本营开始谋划进攻德国本土，并打算通过一次不超过45天的军事行动，在1945年2月底拿下柏林。随后进行短暂的休整，到夏天再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目的是彻底摧毁纳粹政权。换句话说，苏联人以为战事还会按照前三年的模式：冬季攻势—春季暂停—夏季攻势。应当指出，苏联人并不认为拿下柏林就等于战争结束。他们满以为德国人会继续打上几个月，包括在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巴伐利亚堡垒——那里是纳粹运动的发源地，人们普遍认为纳粹会在那里做困兽之斗。由于军政方面种种偶然的原因，特别是斯大林决心让红军抢在英美军队之前拿下德国首都，结果，柏林之战成了苏德战争的最后一场大战。作为斯大林的副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拯救者、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胜利者、波兰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解放者，朱可夫照例被指定要在征服德国和占领柏林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没有人料到苏德战争会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并由此而巩固了朱可夫作为一名史上最伟大的将领的名声。
1944年11月初，朱可夫参加了几次长会，与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以及什捷缅科一道，商讨冬季行动。[1]由此产生的主要构想是，红军于1945年年初发动一次由多个方面军参加的战略行动，从维斯瓦河进抵奥德河，然后继续向柏林推进。在所谓的“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中，参战的两个主力方面军将是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朱可夫和科涅夫共有163个师，总数220万人，3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646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4800架飞机。双方相比，科涅夫和朱可夫的兵力为德军的5.5倍，火炮为7.8倍，坦克为5.7倍，飞机为17.6倍。[2]另外，在侧翼负责支援的分别是北面的白俄罗斯第2、第3方面军，以及南面的乌克兰第2、第3、第4方面军。
朱可夫的任务是占领华沙，并向波兹南推进，然后夺取柏林。科涅夫则向布雷斯劳和重要的工业区西里西亚前进——斯大林之所以急于占领西里西亚，除了战略上的考虑之外，也有经济上的考虑。[3]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任务是从波兰北部向但泽方向推进。负责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是I.D.切尔尼亚霍夫斯基（I.D.Chernyakhovsky），他是卫国战争时期方面军司令中唯一的一名犹太人。他的任务是摧毁东普鲁士的强大的德军，占领哥尼斯堡，并与罗科索夫斯基合兵一处，一起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向前推进。不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1945年2月阵亡了，接替他的是当时一直担任波罗的海第1、第2方面军协调员的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起初并未在进攻德国本土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受到斯大林的冷落，而是因为斯大林打算让他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去指挥对满洲日军的进攻行动。虽然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仍然保持中立，但斯大林已经做出保证，会在打败德国之后，很快就加入对日战争。苏联人可以得到的回报是，收回他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和在中国的军事基地。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是一次由多个方面军参加的联合攻势，不过，斯大林决定由他亲自来协调此次行动，而不是依靠大本营派到战场的协调员——那是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通常扮演的角色。按照朱可夫的猜测，斯大林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想直接率领红军开进柏林，就像1814年俄军占领巴黎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那样。事实上，在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后来祝贺斯大林攻克柏林的时候，独裁者就对他说过“亚历山大到过巴黎”。不管怎么说，战争到了这个阶段，斯大林作为军事领袖是极为自信的，而且他身边还有非常能干、很快将接替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的安东诺夫将军以及同样能干的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相助。
战争中大部分时间都担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什捷缅科一表人才，后来还蓄了一副很惹眼的八字胡。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从内部人的角度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书——《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4]战后，什捷缅科先后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长，但在与赫鲁晓夫失和之后，就被贬到外省。1955年朱可夫任国防部部长的时候，他让什捷缅科回来担任副总参谋长。但当朱可夫1957年被解除职务的时候，什捷缅科再次被降为地方军区的司令。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朱可夫和什捷缅科在20世纪60年代有关卫国战争历史记忆的争夺战中又一次结为同盟，尽管两人的回忆不尽相同。[5]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
原定于1月8～10日开始的“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被坏天气给耽误了。于是，斯大林把1月20日定为行动发起的时间，但后来又提前了，原因是德军在1944年12月发动的阿登攻势（被称为“突出部之战”）取得了成功，丘吉尔向他求援，要减轻西线的压力。科涅夫于1月12日，也就是在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开始行动的次日发起了进攻。
朱可夫的第一个目标是拿下华沙，为此，他利用维斯瓦河西岸现有的桥头堡从南面进攻这座城市的侧翼。亲共的波兰第1集团军的任务是率先攻进华沙，而它在1945年1月17日做到了这一点。朱可夫回忆说：
在听从华沙来的人讲述纳粹在占领期间，特别是在撤离之前的暴行时，人们会觉得很难理解敌人的心理和品性。波兰官兵对这座城市遭到的严重破坏尤其难以接受。我看到那些久经沙场的波兰军人流泪了，并发誓说要向凶残的敌人复仇。作为苏联军人，我们也感到痛恨，决心要为敌人犯下的暴行狠狠地惩罚他们。[6]
接下来，朱可夫就要向华沙西面120英里处的波兹南推进，那儿距离战前的波德边界不远。按照要求，苏军要在2月初之前到达波兹南，结果却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尽管采用的方式是绕行而不是强攻这座重兵布防的城市。苏军推进速度如此惊人的原因之一，是朱可夫直到此次攻势已经开始两三天之后，才把自己的各个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而此时敌军的防线已被撕破，这就保存了那些坦克集团军的实力，可用来沿纵深方向扩大战果。[7]速度是“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的典型特征。在行动的头二十天，苏军每天的推进速度是15～20英里，而有些坦克部队的速度还要快上两倍[8]（见地图24）。
1月26日，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苏军应在月底前推进到奥德河，继而在2月初沿宽大锋面强渡该河，然后从南北两翼包围柏林。[9]实际上，这是个对德国首都进行合围的计划。斯大林批准了，于是，1月27日，朱可夫通知自己的部队，“要是我们能够夺取奥德河西岸，攻占柏林的行动就有了充分的保证”。[10]2月初，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果真抵达并渡过了奥德河，而且还在河西岸的科斯琴（Kustrin）地区建立了桥头堡。不过，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朱可夫不得不调整部署，准备——就像他说的——“在2月15或16日一举拿下柏林”。[11]2月10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提交了自己攻占柏林的计划，这项行动当时计划在2月19～20日开始。[12]但在2月18日的晚上，朱可夫接到大本营的命令，停止对柏林的进攻。[13]
地图24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1945年1～2月
大本营的决定是对朱可夫北翼的形势做出的反应。尽管科涅夫在南翼的推进和朱可夫一样是势如破竹，但罗科索夫斯基向奥德河北段的推进却落在了后面。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在东普鲁士陷入困境，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右翼奉命驰援。调整部署引发了连锁反应，罗科索夫斯基左翼的推进速度慢了下来，从而与中央地带快速推进的朱可夫的各个集团军之间出现了缺口。这就使朱可夫向柏林方向的大规模突击容易受到盘踞在波美拉尼亚（德国北部省份，毗邻东普鲁士）的强大的德国国防军的反击。考虑到这一威胁，大本营命令朱可夫将他的右翼折向北，避开柏林，进攻波美拉尼亚的敌军阵地。另一个导致局面复杂化的因素是，科涅夫在南翼的推进速度也放慢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1月底之前就抵达并渡过了奥德河，而且科涅夫还制订了宏大的计划，要继续向前，一路推进到易北河，并于2月底从南翼向柏林发起攻击。该项任务的第一阶段，即从奥德河推进到尼斯河，到2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完成，但在连续作战40天并推进了300～400英里之后，科涅夫的部队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14]
这一连串的事件在20世纪60年代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当时，瓦西里·崔可夫元帅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朱可夫本来是可以在1945年2月直捣柏林的，那样就会早点儿结束战争。崔可夫在斯大林格勒之围中曾担任62集团军司令。那次战役之后，62集团军更名为第8近卫集团军，并在参加朱可夫对柏林的大规模突击中仍由崔可夫指挥。[15]
崔可夫的理由是，朱可夫有足够的兵力在1945年2月直捣柏林，波美拉尼亚集团的威胁被夸大了。朱可夫是想要继续向柏林推进的，崔可夫说，但斯大林不允许，并坚持要求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北进入波美拉尼亚。崔可夫在文章中声称，自己在2月4日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斯大林和朱可夫的通话，苏联独裁者在电话中命令停止进攻柏林。崔可夫最后说：
直到今天我始终不明白，作为第一副最高统帅，作为对战况了解最清楚的人，朱可夫元帅为什么不想办法说服斯大林，必须向柏林而不是波美拉尼亚发动进攻。更让人不解的是，并不是只有朱可夫一个人这样想，他十分清楚官兵们的心情。那他当时为什么还要一声不吭，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呢？[16]
崔可夫并不是第一个认为红军本来可以在1945年2月拿下柏林的人。1945年2月19日，《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容不迫的朱可夫》的报道。它说：
上周，朱可夫元帅不得不拿出他全部的意志力，因为诱惑实在太大了。自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柏林——这个他一直在战斗和计划着想要得到的大奖，几乎已进入他大炮的射程……再来一次猛攻，朱可夫就可以打到柏林……但朱可夫停了下来，以加强其对局势的控制。也许危险并不大，但要是想对柏林来个迅速一击，某种程度的危险仍然是存在的。对于德国人十分清楚的事情，朱可夫也十分清楚：一座一片狼藉的废墟城市变成了堡垒，进攻部队有遭到侧翼夹击而被困在里面的危险。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对德国人就是这么干的。
《时代》杂志差不多说出了朱可夫的心思，1946年4月他在柏林的一次红军会议上的讲话证实了这一点。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的教训。有人表示，那次行动本来是能够以在1945年2月攻克柏林为结束的。朱可夫回应说：
当然，当时柏林的防御并不强。在奥德河西岸，敌人只有个别的连、营和坦克部队，沿奥德河并没有真正设防。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所以，要是派坦克集团军……直取柏林，那是可行的，而它们也许能到达柏林。当然，问题在于它们能否拿下它，这很难说。但我们必须经得住诱惑，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指挥员哪怕是胜利在望了，也不能失去冷静。你们难道以为崔可夫同志不想直扑柏林，或朱可夫不想拿下柏林？到柏林去是可以的，把机动力量派去进攻柏林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敌人可以轻易地切断退路，那就没有办法回头了。从北面进攻的敌人很容易突破我们的步兵，抵达奥德河渡口，从而使我军陷入困境。我再强调一遍，必须稳住，要经得住诱惑，不要冒险。指挥员在做决定的时候，永远不应失去他的常识感。[17]
对于崔可夫后来提出的批评，朱可夫的回应显得相当激动，但如果考虑到他从前的部下针对他个人说的那些带刺儿的话，这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朱可夫强调说波美拉尼亚集团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他否认崔可夫提出的当时凭现有的兵力足以隔离威胁并向柏林推进的说法。朱可夫还否认2月4日那天和斯大林通过电话，说自己那天在别的地方。对于崔可夫说的战争中的冒险是必要的的观点，朱可夫反驳说：“历史经验表明，险是要冒的，但不能过于冒险。”[18]
朱可夫和崔可夫争论的关键在于，他们对波美拉尼亚德军威胁大小的看法不一致。实际上，罗科索夫斯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右翼以及朱可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左翼，在波美拉尼亚与德军交战了近两个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威胁的严重性。在这些行动中，红军摧毁了敌军20多个师，但自身也有5万人阵亡、17万人负伤，损失的坦克、飞机和火炮总数超过3000。[19]
1966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朱可夫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这当中也包括卫国战争时期的许多高级军官。崔可夫出席了会议（朱可夫没有），并为自己的立场做了辩护，但在朱可夫的支持者当中，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跟他的关系都不好，他们都对他所说的如果“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继续下去德国人的防线就会瓦解的观点提出了质疑。[20]虽然朱可夫后来为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做了辩护，但他当时对波美拉尼亚行动似乎并不热心。当波美拉尼亚行动久拖未决，大本营命令朱可夫把自己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调给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时候，他告诉罗科索夫斯基：“我警告你，这个集团军必须照你接收的样子完好无损地还过来。”[21]
1945年2月底，红军向柏林的推进停了下来。在此期间，朱可夫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成为二战中最有名的小兵之一。约瑟夫·拜尔勒中士被认为是二战中唯一的一名既在美军中又在苏军中服役过的美国军人。拜尔勒是一名伞兵，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就在法国被德军俘虏了。1945年1月，他逃出位于德国东部的战俘营，并在逃向苏军战线的路上碰到了红军的一支坦克部队。拜尔勒擅长使用炸药，他说服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允许他和他们并肩作战。一个月后，他因为在战斗中负伤而被送到了当时叫作兰茨贝格（Landsberg）（现属波兰）的苏军医院。一天，医院病房里一阵喧闹，原来是朱可夫到这里探望伤员来了。朱可夫饶有兴趣地听人介绍了这位受伤的美国大兵的情况，并通过翻译和拜尔勒进行了交谈。后者告诉他，自己的证件丢了，这意味着自己很难再回家了。第二天，拜尔勒得到了一份经朱可夫批准的文件，使他得以转道莫斯科回到美国。
1994年，在纪念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的活动中，拜尔勒中士的故事在全世界引起了关注。当时在白宫还举行了仪式，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分别向他颁发了纪念章。2004年，拜尔勒去世。四年后，他的儿子约翰被任命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2011年4月，在莫斯科的一次采访中，拜尔勒大使表示，就他而言，他认为“朱可夫帮助挽救了他父亲的生活”。[22]
朱可夫与科涅夫的竞赛
朱可夫还在盯着柏林。1945年3月底，他向总参谋部递交了再次向德国首都发起进攻的计划。该计划有两手变招：一是扩大奥德河河西岸科斯琴地区现有的桥头堡；二是在科斯琴北面和施韦特（Schwedt）南面建立新的桥头堡，同时加强奥德河河畔法兰克福的小桥头堡的力量。[23]朱可夫赶到莫斯科与总参谋部商量他的作战计划，但事实证明，计划很快将赶不上变化。
3月31日，斯大林接到西方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来信，信中详细通报了英美的战略计划。艾森豪威尔告诉斯大林，自己眼下的目标是要摧毁鲁尔工业区的德国守军，然后向爱尔福特、德累斯顿和莱比锡进发，并与该地区的苏军会合。西方军队也有可能把雷根斯堡—林茨（Regensburg-Linz）方向作为次要的推进线路，目的是挫败德国人企图在南方负隅顽抗的计划。最后，艾森豪威尔还向斯大林询问了苏军的计划。[24]
艾森豪威尔的来信是由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当天晚上带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交给他的。在哈里曼离开之后，斯大林叫来了朱可夫、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召开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议。[25]可以想见，斯大林他们讨论了艾森豪威尔信中的内容。第二天，斯大林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回信中说，西方与苏军的战略计划是一致的。他赞成让苏军与西方军队在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会合，并说自己的统帅部表示，会把该方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斯大林说，德国首都“已经失去了它先前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考虑只投入次要兵力进攻柏林”。苏军的主要攻势，斯大林告诉艾森豪威尔，会在5月的下半个月开始。[26]
斯大林的回信后来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有人提出，在苏联对柏林的意图问题上，斯大林是有意误导艾森豪威尔。不过，斯大林当时说的有可能是真话，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至于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变化，这可以从科涅夫的回忆录中找到线索。4月2日，科涅夫同朱可夫、安东诺夫以及什捷缅科一起，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据科涅夫说，什捷缅科给大家念了一份显然是苏联情报人员发来的电报，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准备采取行动，抢在红军之前夺取柏林。然后，斯大林转向科涅夫和朱可夫，问他们：“那好，谁会拿下柏林呢，是我们还是盟军？”“是我们会拿下柏林，”科涅夫答道，“而且我们会赶在盟军之前拿下它。”[27]
第二天，安东诺夫、科涅夫、什捷缅科和朱可夫又回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短会。[28]同一天，斯大林签署了给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指令，要他们尽快攻占柏林。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发起占领柏林的攻势，并在行动开始后的12～15天内进抵易北河（苏联已与西方达成一致，以这条河作为双方在德国的军事分界线）。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击溃柏林南面的德军，并在10～12天内推进到德累斯顿，然后考虑进攻莱比锡。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以柏林东南约50英里的吕本（Lübben）为界，并从4月15日起开始生效——这表明，从4月16日开始，苏军将兵分两路发起进攻。
这一计划意味着朱可夫将直接朝着德国首都的方向发起进攻并从北面包围这座城市，而科涅夫的部队则从南面包围它。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负责支援，它将在4月20日朝柏林方向发动进攻，以保护朱可夫的右翼不会受到北面德军的反击[29]（见地图25）。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这反映了斯大林要抢在自己的西方盟友之前拿下柏林的决心。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他对成功是有把握的，哪怕要以许多苏军官兵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要不然，这些人是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
什捷缅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示，斯大林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划了分界线，那是要制造一场竞赛，看朱可夫和科涅夫谁先打到柏林。据什捷缅科说，原来的分界线还要往南，但斯大林把它改了，因为科涅夫抗议说，应当让他有机会在距离柏林更近的地方展开自己的部队。后来，据说斯大林曾对什捷缅科和总参谋部说：“谁先到柏林，就让谁夺取它。”[30]也许什捷缅科的故事有点儿太戏剧化了，但是，斯大林让朱可夫和科涅夫展开竞赛，是为了保证尽快拿下柏林，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
地图25 “柏林行动”，1945年4月
据科涅夫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界线的变动，是斯大林而不是他的主意。科涅夫说：“这条分界线在吕本，是不是带有让两个方面军竞赛的意思呢？我不能否认有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31]然而，朱可夫断然否定了什捷缅科的故事，并坚持认为夺取柏林的任务只交给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起辅助作用。[32]
虽然柏林在之前的五年已经遭受重创，但仍然是很难对付的。从1940年到1945年，皇家空军向柏林投掷了6万多吨炸弹，杀死了20万人，摧毁了市中心75%的建筑。许多市民无家可归。柏林战前的人口将近450万。到1945年年初，人口还有300万多一点，其中包括12万名儿童和大约200万名妇女。这座城市还一下子涌进了许多东部的难民和在东线作战的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兵残余，以及几十万名被德国人强征的、在战争工厂中劳动的奴隶劳工。
柏林城市的防御纵深有30英里，分成三个防区。机枪掩体、地堡、据点、隐蔽的战壕系统、反坦克沟、火炮、坦克和反坦克炮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前沿区域雷区密布，而且为了迟滞苏军的推进速度，德军还放水淹没了许多地方。巨大的防空塔楼（flak tower）[33]既可以容纳柏林的对空防御力量，也可以用于即将开始的地面战斗。守卫这座城市及其各个入口的100万名德军，有1500辆坦克、突击炮以及近万门迫击炮和大炮的支援。德军的计划是边打边撤，如有可能，就不让苏军突破到柏林或其周围地区。由于德军两年多来一直处于守势，所以到194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谙熟边打边撤的战法。
实际上，德国守军是一群胡乱拼凑起来的部队，缺兵少将，补给匮乏，而且里面有相当多的征召来与苏联人决一死战的少年和老人。即便如此，德国人还是给红军造成了大量伤亡。而且按比例来说，伤亡要超过开战初期灾难性的那几个月以来的任何一次战役。[34]
就连最狂热的纳粹分子心中也很清楚，惨败是唯一的结局。既然如此，德国人为什么还要负隅顽抗？简单来说，那是因为相对于战败而言，他们更害怕苏联人的报复。当红军还在德国东部向前推进的时候，纳粹宣传人员就向人们大肆宣扬苏联人针对军人和平民的暴行。虽然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有些却是事实，而且还得到德国东部难民的证实。德国人还希望，如果他们继续抵抗，就有可能出现某种转机。例如，西方盟军抢先到达柏林，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失和，或者希特勒大肆吹嘘的秘密的超级武器会变成现实从而扭转战局。
尽管时间有限，朱可夫还是尽其所能，做了周密的部署，准备克服困难，夺取这座红军曾经遇到过的最大而且防守也是最严密的城市。他集中了77个师的兵力，拥有坦克和自行火炮3155辆、大炮和迫击炮14628门、火箭炮1531门，在奥德河上修筑了40个渡口和25座桥。朱可夫的工程人员制造了市中心模型，并按照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规模，做好了巷战的准备。在大举进攻的前夕，苏军还组织侦察部队去摸清敌人的火力并试探德军防线的弱点。
朱可夫在作战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如何从科斯琴的桥头堡突破敌军的防线。这样做必须要先夺取泽洛高地（Seelow Heights），一个100～200英尺高、带有陡坡的沙质高地。德军重兵布防的这处高地，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春季解冻，那里有许多沼泽，有些地方还浸泡在水里。朱可夫决定由他的野战集团军从正面突击，继而由两个坦克集团军从突破口扩大战果，然后从南北两翼包围柏林。为了出其不意，朱可夫决定在夜间发起进攻，并首先进行短促而密集的炮击。进攻从1945年4月16日凌晨3点开始，共向敌军阵地倾泻了100多万发炮弹。凌晨3点半，朱可夫打开140架探照灯，把战场照得如同点燃了1000亿支蜡烛一般。“那场面真是惊人，”朱可夫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这辈子以前从来没见过。”尽管场面很大，但朱可夫的将军中有人对于这种战术的效果并不太确定。他们后来指出，探照灯不仅亮得让德军，也让苏军睁不开眼睛。事后引发争议的还有朱可夫的一个决定：在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就把他的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当时他这样做是为了支援自己在泽洛高地陷入苦战的野战集团军，但科斯琴桥头堡是个狭小而拥挤的地域，坦克堵在路上，更加妨碍了步兵的前进。朱可夫花了将近三天的时间才拿下这个高地。
第8近卫集团军的阿纳托利·米里什科（Anatoly Mereshko）大尉回想起了朱可夫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挫败感：“朱可夫怒气冲冲，说话急促，口气强硬，每一句话都带着威胁。我被命令去找第29步兵军的军长，告诉他要在下午3点之前组织对泽洛高地的猛攻，否则他就要被降级并失去‘苏联英雄’的称号。第47和第82近卫师的师长受到了进一步威胁。命令被及时传达了下去，但收到命令的人都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的侦察部队刚刚发现，德军的主阵地在泽洛高地的背面，没有被我方密集炮火压制住。”[35]
当朱可夫被阻挡在科斯琴桥头堡的时候，科涅夫却已在长驱直入。据科涅夫说，他在4月17日晚与斯大林有过一次谈话，结果大本营下令让他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突入柏林。[36]这使朱可夫更加急于突破泽洛高地。4月18日，他命令手下的指挥官亲自到前线察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在阻挡部队的推进。“没有能力执行任务”或“缺乏决心”的军官，会被立即解除职务。[37]这是朱可夫的一贯作风。
朱可夫的部队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防线。4月20日，他的炮兵已处在可以直接向柏林开火的位置。但是，与科涅夫的看谁第一个冲进这座城市的竞赛还在继续。当晚，两人都向自己坦克部队的指挥官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第二天突入柏林郊区。朱可夫的命令明确指出，这项任务一旦完成，消息不仅会传给斯大林，还会传给新闻界。正如约翰·埃里克森所说的：“这道命令说得很明白。朱可夫想要率先进入柏林，那样，不但是斯大林，全世界的媒体都会知道这件事。”[38]结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同时突入了柏林郊区。
已沦为废墟的国会大厦是柏林市中心的一座宏伟的大型建筑。1933年2月，也就是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它曾被烧得只剩下了空架子。纵火者据说是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纳粹分子以此为借口在全国实行高压体制，第一步就是确立希特勒的独裁地位。由于这起所谓的罪行而与卢贝一同受审的还有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他后来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斯大林的亲信。面对国际社会的抗议浪潮，只有卢贝被判有罪，而季米特洛夫则被驱逐出境，去了苏联。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正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克里斯·贝拉米所说的，国会大厦“具备成为一种圣像般的胜利象征的所有特征”。[39]
4月23日，斯大林颁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在即将打响的柏林市内的战斗中，科涅夫和朱可夫这两个方面军的分界线。它刚好在市中心的南面距国会大厦约150码的地方把柏林一分为二。科涅夫和朱可夫为了攻占柏林的荣誉而展开的竞赛，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科涅夫会分享攻占希特勒首都的荣耀，但当朱可夫的部队直取国会大厦的时候，胜利的桂冠将戴到后者的头上。[40]
接下来的一周，科涅夫和朱可夫的部队就像1942年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一样，逐条街道、逐栋建筑地向市中心方向前进。苏军常常直接向建筑物开炮，把它连同里面的守军一起毁掉。苏联红军完成了由皇家空军开始的拆除柏林的工作。此次战役的高潮出现在4月30日夺取国会大厦的过程中。那天傍晚，朱可夫的第3突击集团军的两名士兵把苏联旗帜插到了大厦的顶端。后来，苏联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Yevgeni Chaldei）用另外两名士兵再现了这一场景，目的是像两个月前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的山顶扶住星条旗一样，拍出一幅红军攻占柏林的圣像般的照片。但是，与美军在硫磺岛伤亡25000人相比，苏军在柏林战役中的损失达到了数十万。这样的代价是很高的，但红军中的其他人也有着斯大林、朱可夫及科涅夫那样的决心，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以让科涅夫得到些许安慰的是，4月25日与美军会师的是他的部队，地点是在柏林西南70英里处的托尔高（Torgau）的易北河上。为了配合新闻片的拍摄，这一令人高兴的一幕也重演了一次，而且还在莫斯科大鸣礼炮，以示庆祝。
5月1日，斯大林向全世界宣布了攻克柏林的消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支援下……已完全掌握了作为德意志帝国主义中心和德意志侵略战争温床的德国首都柏林的控制权。”次日，柏林守军的残部放下了武器。到战役结束的时候，苏军在柏林行动中的伤亡超过了35万人，而德国人也损失了50万人，另有50万人成了苏军的俘虏。在德国的伤亡人员中，死亡的平民有12.5万人，其中，仅在1945年4月就有4000人自杀。
为了控制住柏林的局势，朱可夫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核实希特勒自杀的情况。朱可夫和斯大林一样，对纳粹独裁者的自杀感到怀疑，担心他有可能与其副手马丁·鲍尔曼（Martin Bormann）一起逃走。朱可夫到帝国总理府去搜寻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被烧毁的尸体——后者是纳粹宣传部部长，他也自杀了。朱可夫什么也没找到，但人们告诉他，在希特勒的地下掩体中发现了戈培尔的六个孩子的尸体，他（她）们是被自己的父母毒死的。“坦率地说，”朱可夫回忆说，“我当时没有勇气下去看那些孩子。”[41]只是在经过苏联法医小组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朱可夫和斯大林才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希特勒确已自杀的事实。[42]
在国会大厦入口处的柱子上红军官兵草草留下的无数文字中，朱可夫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朱可夫的国会大厦和帝国总理府之行被拍成了电影，新闻片中的镜头巩固了他作为苏军顶级将领的声望。几天后，电影镜头捕捉到了更有名的时刻。5月7日，德国武装力量在法国的兰斯（Reims）签署了投降书。但是，因为苏军只有一位相对来说级别较低的军官在场，斯大林坚持认为这份协议只是临时的，应该由朱可夫在柏林签署正式的投降协议。5月8日，在柏林东部卡尔勒斯霍尔斯特（Karlshorst）的一栋市郊别墅举行了受降仪式。美国代表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施帕茨（Carl Spaatz）将军，英国代表是阿瑟·特德（Arthur Tedder）空军元帅，法国代表是它的陆军总司令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代表德国签字的是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文件的实际签字时间是在5月9日的午夜刚过，因此在俄国，“胜利日”的周年纪念活动也是在这一天。受降仪式过后，朱可夫向在场的所有人表示祝贺。然后，他回忆说：“大厅里一下子变得异常喧闹。大家都在相互祝贺、握手。许多人的眼里都涌出了喜悦的泪水。我也被我的同志们围了起来。”接着又举行了招待会，直到黎明时分才在歌舞中结束：“苏联将军跳起舞来谁也比不了。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也禁不住跳起了‘俄罗斯舞’。”[43]
5月19日，朱可夫返回莫斯科，他在那里得知斯大林已决定任命他为苏联驻德占领军司令和“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CC）苏联代表。战争期间已经做出决定，把战后的德国分成美、英、法、苏占领区。柏林也被分成了几个占领区，尽管它位于苏军控制的德国东部的腹地（见地图26）。“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柏林，任务是协调同盟国的占领工作，监督共同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为德国在彻底民主化、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之后最终再重新统一做好准备。
朱可夫在莫斯科期间与安东诺夫、什捷缅科及其他高级军官一起，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召开的一系列会议。6月底的时候又进一步召开了多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苏军即将对满洲发动的进攻。
当1941年12月日本在珍珠港向美国发动进攻的时候，苏联是保持中立的，但斯大林承诺，会尽快加入远东战争。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告诉罗斯福总统，红军会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结果，那意味着是在1945年8月。
进攻是在8月8日开始的。指挥此次行动的是华西列夫斯基。几天之内，日本关东军就被击败了，而且伤亡惨重，其中，阵亡8万人。在红军发动进攻的同时，美国人也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正是这两件互相关联的事件所造成的双重打击，使日本人在8月14日提前投降了。
朱可夫没有参加在中国东北的战役，但红军的惊人战果以及1939年8月他在那里大获全胜的哈拉哈河地区成为红军发起进攻的阵地之一，想必会让他也有某种满足感。[44]
5月30日，朱可夫奉命担任他在德国的新职务。6月9日，他在德国首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回答了苏联及外国记者的口头或书面提问。他谈了很多跟柏林战役有关的情况，特别是苏军在强攻时所做的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及进攻开始的当天夜里为了出其不意而大胆进行的炮击。在被问及柏林战役与莫斯科战役的区别时，朱可夫指出，在莫斯科，苏军在成功守住城市的同时还发动了大反攻。在被问及哈拉哈河战役以及德军与日军的区别时，朱可夫巧妙地回答说，德国人已经不再是敌人了，但他认为他们在技术上要优于他在1939年交手过的日本人。朱可夫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对斯大林大唱赞歌。[45]
地图26 同盟国在柏林的各占领区
在参加记者招待会的那些人当中，就有《星期日泰晤士报》战时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思。“跟朱可夫在一起，人们会感受到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的存在，”沃思回忆说，“但他的态度淳朴，非常友善。”沃思还注意到，朱可夫在称颂斯大林在军事上的领导作用的同时，自我评价也很高，而且“把谦虚和几乎是孩子气的吹嘘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有一种想把红军赢得的实际上所有的重大胜利都归功于自己的倾向”。[46]
胜利阅兵
考虑到朱可夫在打赢苏德战争这场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冲突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的自负也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决定让他担任红场胜利阅兵的检阅首长，想必也进一步增加了朱可夫的自大心理。
6月中旬，朱可夫返回莫斯科，接受颁发给他的第三枚“苏联英雄”奖章。大约在6月18日或19日，斯大林把他召到自己的别墅，并问他是否还记得怎样骑马。[47]当朱可夫做了肯定的回答时，斯大林告诉他，由他来担任检阅首长，罗科索夫斯基任阅兵指挥。朱可夫推让说该由最高统帅本人担任检阅首长，但斯大林说自己太老了，不能再检阅部队了。[48]第二天，朱可夫去了正在进行阅兵训练的莫斯科中央机场。在那里，他遇到了斯大林的儿子、空军军官瓦西里（Vasily）。后者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本来是想亲自担任检阅首长的，但练习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那匹马也就是朱可夫要骑的马。这个故事出现在后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必须要说的是，酗酒、违反纪律、和自己父亲相处得不好的瓦西里，并不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再说，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学过骑马。[49]
朱可夫在阅兵仪式上骑的是一匹白色的阿拉伯骏马，名为“茨皮基”，是20世纪30年代起朱可夫在骑兵部队中的老上级布琼尼元帅推荐的。阅兵仪式在6月24日举行。上午10点，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朱可夫和他的护卫骑马进入红场。等待他们的是由一个个混成团组成的方阵，代表苏联武装力量的各方面军和各兵种。在每个方阵的前面，是朱可夫战时曾与之并肩战斗的许多将军和元帅，其中包括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梅列茨科夫、托尔布欣、巴格拉米扬以及叶廖缅科。胜利阅兵对朱可夫来说是最辉煌的时刻，但光荣也属于苏联统帅部的其他所有成员，特别是他们的总司令斯大林。苏联独裁者在列宁陵墓上方的主席台上观看了阅兵仪式，并接受了200面缴获的纳粹旗帜，它们由阅兵部队堆靠在克里姆林宫的墙边。
阅兵仪式结束后，克里姆林宫为2500名将军和军官举行了宴会。斯大林在宴会上的祝酒词可能出乎苏联武装力量的这些精英的意料。他端起酒杯为之干杯的，不是自己的将军，而是无数的“小民”，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那些小齿轮，他和他的元帅们正是靠他们打赢了战争。四天后，斯大林晋升为“大元帅”，即最高级别的将军。由此给朱可夫和统帅部传递的信息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可以尽情享受胜利的荣耀，但斯大林仍然是他们的头。
由于莫斯科的胜利阅兵非常成功，苏联人决定在柏林也搞一次类似的仪式。这一次是在9月7日，而且还是由朱可夫担任检阅首长。朱可夫给在场的同样以性格暴躁出名的美军高级将领乔治·巴顿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他穿着那种喜剧中的军礼服，上面挂满了奖章，”他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他五短身材，相当肥胖，长着猿猴一般的翘下巴，但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可惜，曾经当过骑兵的巴顿没有看到莫斯科胜利阅兵仪式上的朱可夫骑在马上检阅部队的风采。否则，他对朱可夫的印象或许会好一点。[50]
朱可夫的另一项任务是主办由斯大林、丘吉尔及哈里·杜鲁门参加的波茨坦峰会。杜鲁门是美国的新总统，他接替了1945年4月在任期内去世的罗斯福。英、美、苏战时结成的“伟大的同盟”继续合作并建立和平繁荣的战后秩序的希望，在1945年夏天时还是很大的。会议地点在西席林霍夫宫（Cecilienhof Palace），那是大柏林区所剩无几的完好建筑之一。1945年7月16日，斯大林乘专列抵达柏林。跟丘吉尔和杜鲁门不一样，他对视察这座城市的废墟没有兴趣，而且还命令朱可夫不要为他搞欢迎仪式。但据朱可夫的回忆，斯大林的情绪很好——这对他来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就要在希特勒德国以前的首都与二战中另外两个获胜的大国的领导人举行峰会了。
朱可夫并不是参加峰会的代表，斯大林的主要军事顾问是新任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军事讨论主要与苏军对满洲日军即将发动的进攻有关，而那次行动朱可夫也没有参加。但朱可夫在这次峰会上确实也参加了几次会议。在一次会议之后，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并说打算用它来轰炸日本。听到这个消息的斯大林显得无动于衷，但他后来跟朱可夫和莫洛托夫谈了此事，并下令加快苏联原子弹的研发。在朱可夫回忆录中记载的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一次招待会上，当时他跟丘吉尔谈了很长时间有关历次战役的情况。在祝酒开始的时候，丘吉尔出人意料地给朱可夫祝酒。朱可夫在答谢时把丘吉尔误称为“同志”，但他很机敏地采取了补救措施：提议为同盟国的“战友们”干杯。[51]不过在第二天，斯大林还是拿朱可夫新“同志”的事取笑了他。[52]
政治上，波茨坦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国的未来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有：对德国实行民主化、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而且必须赔偿战争损失（主要是向苏联）；要在适当的时候统一同盟国的各个占领区，并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来掌管一个和平而民主的国家。不管怎样，那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在1947～1948年“伟大的同盟”破裂、冷战开始的时候，苏联和西方的各个占领区就成了从政治、经济上瓜分德国的基础。
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
作为苏联驻德军政府的负责人，朱可夫所掌管的很快就成了一部庞大的占领机器。尽管从纸面上来说，在苏联占领区的范围内，他可以行使完全的民事和军事控制权，但实际上，他的权力相比于他那些西方占领区的同行而言，是比较有限的。外交部和共产党管理着苏联占领区的政治事务，负责战争赔偿的苏联官员也可以自行其是，拆走占领区内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德国集中营里解放的数百万名苏联战俘和奴隶劳工的大规模遣返工作，则由苏联安全警察控制。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朱可夫的控制权也是间接的，其执行需要依靠五位州一级的督军（military governor）。[53]
作为“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朱可夫在占领政权中拥有很高的、实实在在的地位。朱可夫与“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西方代表的首次会晤是在1945年6月5日，当时他们在柏林拜访了他，为的是共同签署一项公告，宣布由各占领国在德国充当最高管理机构。[54]西方代表想让“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立即运转起来，但朱可夫坚持要求英美军队先撤出苏联占领区。该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就各同盟国在德国的分界线问题本已达成的协议，在军事行动过程中没有得到遵守。苏联人想放手行使权力，所以就要求英美部队撤出自己的占领区。朱可夫的拖延让“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急于有所作为的美国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不满。当美国人想要离开苏联人为自己的客人安排的宴会时，朱可夫快活地大声说道：“我要把你们抓起来，好让你们留下！”但艾森豪威尔第一轮祝酒过后便走了。[55]除此之外，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相处得都很好，而且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实际上，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就把“统帅级荣誉军团勋章”授给了朱可夫。几天之后，当朱可夫到艾森豪威尔位于法兰克福的司令部回访时，他也投桃报李，给自己的东道主颁发了苏联的“胜利勋章”。
1945年8月，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儿子约翰）在朱可夫的陪同下访问了莫斯科，这让两人有了长谈的机会。他们对柏林战役谈了很多。艾森豪威尔在谈话中不承认先前曾有过抢在苏军之前夺取德国首都的打算，并把造成相反印象的责任推给丘吉尔。[56]在这次的莫斯科之行中，艾森豪威尔注意到，“朱可夫显然很受斯大林器重……两人彼此间的交谈亲密而融洽”。[57]
两人一同出席的活动之一就是8月12日在红场举行的体育文化大游行。艾森豪威尔站在列宁陵墓上方的主席台上检阅了游行队伍。他的左边是斯大林，右边是朱可夫。斯大林对艾森豪威尔的印象很好，称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不像大多数军人那样“粗俗”。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John Deane）在把这句话报告给艾森豪威尔的时候对他说：“你在这里显然赢得了信任。”[58]
斯大林之所以邀请艾森豪威尔到莫斯科，是受杜鲁门先前邀请朱可夫访问美国的影响。在8月2日转达邀请的时候，美国大使哈里曼特意表达了总统对朱可夫的敬佩和美国人民对他以及红军的热情。[59]苏联人在9月17日答复邀请时建议，朱可夫在10月初访问美国。[60]但朱可夫并未成行，美国人只好在1946年4月再次发出邀请，可此时朱可夫已被从柏林召回莫斯科担任新的职务——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所以他不得不以工作为由谢绝了这份再次发来的邀请。[61]朱可夫未能访问美国的真正原因，有可能是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在1946年年初时开始严重恶化。例如，这一年的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了他那（致俄国人的）有名的“铁幕演说”，指责苏联和共产党人对一些中欧、东欧国家的接管，并将西方的影响排除在该地区之外。苏联人有能力设置这样一道铁幕，因为红军占领了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在二战中都站在德国一边参战——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较低程度上的波兰，共产党的力量都非常强大。从苏联人的角度看，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并再次发动战争，自己对东欧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演讲做了愤怒的回击，指责这位英国前首相（他在1945年7月下了台）是战争贩子和反共成瘾的人，在苏俄内战期间就曾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圣战的一个主要的组织者。
1945～1946年，朱可夫在被占领的德国只工作了几个月，苏联与西方的战后关系在当时还相对比较和谐。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朱可夫的评价很高。他不认同朱可夫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尊重他的政治立场：“朱可夫元帅是真诚的，这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他自己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服膺，看来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由外界强加于他的。”至于朱可夫作为军事指挥官的能力，艾森豪威尔写道，他“具有比我们时代其他任何人都要丰富的指挥大型战役的经验……显然，他是位杰出的军人”。[62]
在二十年之后出版的朱可夫回忆录中——那也是冷战爆发的二十年之后——艾森豪威尔被描写成一个正派的人，但也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的代表，他在战后没有能够尽到自己的力量，避免“伟大的同盟”破裂。不过，在后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评价就显得公允了许多。“我喜欢他的质朴、不拘礼节和幽默感，”朱可夫道出了自己对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印象，“在我看来，他理解苏联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63]
1945年年底，艾森豪威尔被召回美国，朱可夫与他在柏林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1月7日。当艾森豪威尔问自己是否可以向华盛顿报告，说“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是在一种友好的氛围下按照各方的共识运作而且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分歧时，朱可夫欣然表示同意。[64]
红军与强奸
波茨坦会议之后，朱可夫在一次讲话中向驻德苏联军政府的主要官员简要阐述了政策上重点考虑的问题：苏联要从德国索取战争赔偿；要从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清除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要支持德国的反纳粹政党；要把赢得德国人民的尊重作为苏德关系未来发展的基础。为了实现这后一个目标，必须抛弃前嫌，可这一点在苏联占领军中有些人还是弄不明白，朱可夫说，因为他们还在干着直接针对当地居民的非法勾当，还有抢劫和暴力行为。战争期间这种事也有过，但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当时人们还在躲避战火，而现在，“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当人们开始忘却这场战争的时候，再到德国人那里去翻他们的口袋，这就让人无法容忍了”。遗憾的是，由于苏联占领军中“犯罪分子”的存在，这种事还在发生，结果就破坏了为了与德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而做出的努力：
在（占领）开始的那段时间，当德国人看到我们不会向他们开枪而且还给他们面包的时候，他们对这一点很想不通。（纳粹的）宣传说我们会消灭、屠杀、抢劫德国人，会向他们开枪。我们的行为证明了这种宣传是虚假的。德国人明白了这一点，因而十分感激。现在德国人的要求更高了。每一次的非法行径，每一次的残忍行为，每一次的目无法纪，都会对彼此的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我认为这件事并不难办，所以我亲自要求苏联军政府的每一位官员，要求每一位军人和我们机构的每一位成员，这种事必须停止。如果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如果我们不得不枪毙人，那我们就那样做；我们免不了要枪毙一些犯罪分子。[65]
朱可夫提到的是他不想公开讨论的问题。当红军进入德国的时候，恐怖统治就降临到平民的头上。纳粹的宣传虽说夸大其词，但抢劫、枪杀尤其是强奸现象普遍存在。虽然朱可夫矢口否认，可这些行为并不限于极少数的犯罪分子，而且在苏联占领德国期间，违法乱纪的现象仍然存在。
朱可夫和统帅部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苏军部队的失控负责呢？可以肯定，苏军官兵在攻入德国的时候，心里都很明确：绝不心慈手软。在向柏林进军的途中，红军被不断地灌输反德的仇恨宣传。例如，在“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候，朱可夫向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发布命令：“谋杀者的国度就要倒霉了。我们要为所遭遇到的一切报仇雪恨。”红军官兵为自己复仇是几乎不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动员的。他们目睹了德国人凶残的、造成无数苏联公民死亡的占领政策。他们在横扫波兰时解放的一座座纳粹灭绝营——奥斯维辛、贝乌热茨（Belzec）、海乌姆诺（Chelmno）、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让他们对德国人更加憎恨。被关押在那里的幸存者当中，除了有作为纳粹大屠杀主要受害者的犹太人，还有苏联战俘。战争期间，德国人俘虏了600万名苏军官兵，其中有半数都在关押期间因为饥饿、疾病、无人照看和野蛮虐待而死亡。在这样的背景下，暴力的报复行为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这种暴力和混乱的规模大得令人作呕，特别是对德国妇女的大规模强暴。对遭到苏军强暴的德国妇女人数的估计，从几万到百万出头不等，而真实的数字恐怕是介于这两者之间。许多强暴行为都是在红军攻克柏林之后在大柏林区发生的。[66]另一个遭殃的城市是维也纳，那里的强暴行为可能达到7万～10万起。对于奥地利人，官方并没有煽动对他们的仇恨，因为他们的国家被认为是受害国，1938年遭到纳粹的吞并。不过，与德军在俄国战场特别是在乌克兰并肩作战的有许多奥地利人，而“解放”奥地利的正是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那里面有许多乌克兰人。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占领期间，对德国平民犯下暴行的同盟国军队并非只有红军。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军人也都有强暴和抢掠行为，只是其规模要比苏联人的小得多。当有关红军劣迹的报道出现在西方报刊上的时候，苏联宣传人员也反唇相讥，提到西方盟军的“违纪现象”。[67]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对于红军官兵的犯罪行为，朱可夫当时采取了纵容或容忍的态度。实际上，他还采取措施禁止此类现象——不但是口头上，而且还付诸行动。1945年6月30日，他发布命令，特别提到对“个别穿着红军制服的人”的抢劫和强暴行为的投诉，并指示自己的官兵非因公务不得外出。为了切断苏联军人与德国妇女的联系，他下令：任何被看到进出私人住宅的苏联军人都会被逮捕。朱可夫还威胁说要惩罚那些对自己手下管束不力的军官。此外，苏联人公开声称，红军是遵守纪律的模范，除了一小撮犯罪分子之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种声明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占领期间强暴行为才会一直存在。朱可夫对强暴的态度，也有一点点的轻薄和迁就。“士兵们，在你们偷看德国姑娘裙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据称朱可夫说过，“不要忘了祖国为什么要把你们派到这里。”[68]对于准备让自己的官兵在女人问题上有多大的自由空间，斯大林更是直言不讳。“想象一下，”他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说，“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离开自己遭到蹂躏的故土有几千公里，跨过了自己同志和最亲爱的人的尸体。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反应？在有过如此可怕的经历之后，他与女人寻寻开心有那么糟糕吗？”[69]斯大林关于“寻开心”的这番话，只会使人对针对妇女的性暴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到趁火打劫，朱可夫自己也不干净。他在德国期间囤积了大量战利品，包括70件黄金首饰、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和320件皮草。朱可夫后来声称这些都是他买的或是别人送的礼物，但这些东西跟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及他——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诩的红军在攻入和占领德国期间是遵守纪律的楷模的说法不相称。
1946年2月举行了最高苏维埃即苏联议会的选举。朱可夫是某个特别选区的候选人——成立这些特别选区，是为了方便驻扎在德国或其他地方的武装力量中的选民参加选举。按照苏联通行的做法，只有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才被允许竞选公职，所以朱可夫的当选是预先定好的。但是在胜利刚刚过去的喜悦气氛中，人们对他成为候选人似乎有一种由衷的热情——对斯大林等其他苏联领导人也是如此。《真理报》还刊登了一篇报道，以颂扬的口吻记述了一次朱可夫在其中发表了讲话的选举大会。[70]
选举过后不久，朱可夫就被召回莫斯科，担任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1946年3月22日对他的任命是军方高层的若干任命之一。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成为总参谋长，战争期间担任过朱可夫政治委员的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成了斯大林在武装力量部（这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新名称）的副手。[71]然而，返回莫斯科还不到三个月，朱可夫就被解除职务并外放到省级军区的指挥岗位。事态发展出现如此的转折已是很不寻常，但事实证明，朱可夫战后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
[1] Na Priyome u Stalina，p.443.
[2] S.Bialer，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467.
[3] 斯大林对科涅夫说西里西亚是“金子”，要他小心，不要对该地区的工业资源造成太大的损坏。I.Konev，Year of Victor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pp.5，67-68.
[4] S.M.Shtemenko，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2 vols.（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1986）.俄文第一卷初版于1968年，第二卷是1973年。
[5] 关于什捷缅科的战时生涯，参见G.Jukes，“Shtemenko，”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
[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19.
[7] 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297.钱尼指出，在1966年朱可夫七十岁生日那天被授予“列宁勋章”的时候，嘉奖令中特意提到他在“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中对装甲力量的使用。
[8]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战后被苏军总参谋部视为闪电进攻的典范，参见对俄罗斯总参谋长的采访，Krasnaya Zvezda，May 7，2005。
[9]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6（4）：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4-45 gg（Moscow：Terra，1993），doc.40，pp.326-28.
[10] 转引自P.T.Kunitskii，“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9，2006。
[1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28.
[12] “Marshal G.K.Zhukov：Nastuplenie na Berlin Mogu Nachat 19-20.2.45，”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2，1995.
[13] Kunitskii，P.T. “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9，2006.
[14] Konev，I. Year of Victory.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pp.5ff.
[15] 关于崔可夫，参见R.Woff，“Chuikov，” in Shukman，H.（ed.）. Stalin’s Generals. London：Phoenix，1997.另可参见崔可夫的英文版回忆录：The Beginning of the Road（London：MacGibbon & Kee，1963）。
[16] 崔可夫文章的译文可见于，S. 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p.500-505。
[17] 转引自M.I.Golovin，“Uroki Dvukh Operats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1，1988，p.25。有关此次会议的资料来源于Kunitskii，P.T. “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9，2006。
[18] G.Zhukov，“Na Berlinskom Napravlen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6，1965.这篇文章的译文可见于H.E.Salisbury ed.，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London：Sphere，1971）。在一封给《军史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崔可夫对朱可夫的文章做了回应，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本来是可以在1945年2月拿下柏林的。杂志编辑N.G.帕夫连科把信给了朱可夫并征求意见。朱可夫建议不要发表，因为，他说，崔可夫的说法“得不到对当时形势的科学分析的支持”。1965年8月，帕夫连科代表编辑部写信给崔可夫，退回了那封信。他指出，在大本营的全力支持下，朱可夫在2月中旬之前一直在考虑攻取柏林：“无论是大本营还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2月20日之前一直想着进攻柏林。”RGVA F.41107，Op.1，D.71，LL.54-74.
[19] V.A.Zolotarev and G.N.Sevast’yanov eds.，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3（Moscow：Nauka，1999），p.251.
[20] 参见Kunitskii，P.T. “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9，2006，pp.5-6。
[21]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305.
[22] 感谢拜尔勒大使接受我的采访，并为我提供了有关他父亲的情况。约瑟夫·拜尔勒的故事可见于http：//www.506infantry.org/stories/beyrle_his.htm.另见托马斯·泰勒（Thomas H.Taylor）对拜尔勒事迹的记述：Behind Hitler’s Lines（New York：Ballantine，2004）。
[23] F.D.Vorob’ev et al.，Poslednii Shturm（Berlinskaya Operatsiya 1945g）（Moscow：Voenizdat，1970），pp.44-45.参见J.Erickson，“Poslednii Shturm：The Soviet Drive to Berlin，1945，” in G.Bennett，The End of the War in Europe 1945（London：HMSO，1996），p.21。
[24] 转引自C.Ryan，The Last Battle（London：NEL，1968），p.142。
[25] Na Priyome u Stalina，p.450.
[26] 斯大林这封信的复印件可见于O.A.Rzheshevskii，“Poslednii Shturm：Zhukov ili Konev，” Mir Istorii，http：//gpw.tellur.ru。
[27] Konev，I. Year of Victory.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p.79.科涅夫说这次会议是在4月1日，但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它是在2日召开的。Na Priyome u Stalina，p.450.无论是朱可夫还是什捷缅科，在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此事，尽管后者确实说到，在大本营，人们普遍认为盟军想抢在红军之前夺取柏林。
[28] Na Priyome u Stalina，p.450.
[29] O.A.Rzheshevsky，“Vzyat’ Berlin！Novye Dokumenty，”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no.4，1995.
[30] Bialer，S. 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500.
[31] I.S.Konev，Zapiski Komanduushchego Frontom（Moscow：Voenizdat，1981），p.404.
[32] Zhukov，Vospominaniya，vol.3，pp.225-226.在苏联时代各个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33] 德国人从1940年起为了对付盟军空军的轰炸，陆续在柏林等地建造了几座巨大的防空塔楼，它们虽然数量极少，但容量大、墙体厚、火力猛，在柏林战役中成为德军对付红军的重要据点。——译者注
[34] 关于柏林战役，参见 A.Beevor，Berlin：The Downfall 1945（London：Penguin，2002）；A.Read and D.Fisher，The Fall of Berlin（London：Pimlico，2002）；，C. The Last Battle. London：NEL，1968；and T.Le Tissier，Marshal Zhukov at the Oder（Stroud，U.K.：Sutton，2008）。
[35] 转引自M.Jones，Total War：From Stalingrad to Berlin（London：John Murray，2011），pp.280-281。
[36] Konev，I. Year of Victory.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pp.105-108.
[37] J.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p.571-572.
[38] J.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578.
[39] C.Bellamy，Absolute War：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Macmillan，2007），p.664.
[40] C.Bellamy，Absolute War：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Macmillan，2007），p.586.命令的复印件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4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95.
[42] 参见L.Bezymenksi，The Death of Adolf Hitler（London：Michael Joseph，1968）。
[4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401.
[44] 1945年5～6月朱可夫在斯大林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情况可见于Na Priyome u Stalina，pp.454-457.关于斯大林与远东战争，可参见T.Hasegawa，Racing the Enemy：Stalin，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以及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79-295.据说进攻并占领北海道——日本本土在北方的岛屿——也是讨论的议题之一，但朱可夫不同意，认为它“过于冒险”。参见J.Haslam，Russia’s Cold Wa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60.
[45] “Press-Konferentsiya u Marshala G.Zhukova，” Pravda，June 10，1945.陪同朱可夫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是副外交人民委员A.Y.维辛斯基（A.Y.Vyshinsky）。
[46]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1965），pp.889-893.
[47] 朱可夫所说的日期大体上是对的。6月19日，他参加了在斯大林办公室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了苏联加入远东战争的问题，并计划在8月开始向驻满洲的日军发动进攻。Na Priyome u Stalina，p.457.
[4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423-424.
[49] 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192-193.
[50] 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194.巴顿在1945年12月死于车祸。
[51] 俄语“战友”中的第一个词与“同志”相同。——译者注
[52]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442，449-451.
[53] 研究苏联在德国的占领体制的两部经典之作是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1945-195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以及N.M.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4] B.R.von Oppen，Documents on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1945-1954（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p.29-35.
[55] R.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New York：Doubleday，1964），pp.258-259.
[56] Zhukov，Vospominaniya，vol.3，pp.317，350-351.
[57]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347。
[58] Eisenhower Papers，Pre-Presidential Principal File，Box 110，File on Joseph Stalin，Deane to Eisenhower，August 28，1945，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Abilene，Kansas.
[59]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Moscow：Materik，2004），doc.346.
[60]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Moscow：Materik，2004），doc.8.
[61]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Moscow：Materik，2004），docs.104，107.
[62] 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185-186.
[63] G.Zhukov，Vos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vol.3（Moscow：APN，1992），p.35.
[64] G.P.Kynin and J.Laufer，eds.，SSSR i Germanskii Vopros，1941-1949，vol.2（Moscow：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2000），doc.54.
[65] “Stenogramma Vystupleniya Glavnonachal’stvuushchego SVAG—Glavnoko-manduushchego GSOVG G.K.Zhukova，” Sovetskaya Voennaya Administ-ratsiya v Germanii，1945-1949（Moscow：Rosspen，2005），pp.90-100.
[66] 参见Naimark，N.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chap.2。
[67]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doc.42.
[68] Naimark，N.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77.
[69] 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264.
[70] “Marshal G.K.Zhukov u Svoikh Izbiratelei，” Pravda，January 28，1946.
[71]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Moscow：Democratiya，2001），do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