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核弹

10月26日，星期五，下午6∶00

（哈瓦那，下午5∶00）

尽管掌权接近四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保持着革命时期留下的旧习惯。他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一刻都不消停地参加活动。他视察军队、走近学生、和工人交谈，连睡觉和用餐的时间也是不规律的。在苏联领导人中，对他了解最深的就是米高扬了。米高扬对卡斯特罗“宗教般”坚定的信仰大为赞赏，但是也会抱怨他常常“忘记自己应该像个主人”。[1]像大多数苏联政客一样，米高扬也习惯一日三餐，有酒有肉。但这个被古巴人称为“骏马”（el caballo）的人却常常不吃午餐，且滴酒不沾。“骏马”似乎就是睡在一辆移动的车里，一刻不停地奔波。

周五下午，卡斯特罗决定不能继续容忍美国飞机闯入古巴了。看到喷气机飞过哈瓦那的郊外，他和部队官兵一样既愤慨又无力。在和参谋长开完会后，他草拟了一份公报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写道：“古巴不能容忍任何侵犯本国领空的海盗和流氓行径，这是对古巴安全的威胁，也是侵犯他国领土的前奏。古巴有权进行自卫而免受他国谴责。任何入侵古巴领空的战斗机，都有可能遭遇到古巴防空部队的打击。”[2]

卡斯特罗来到哈瓦那西南方向12英里处的埃尔奇克苏联战地指挥所，告诉盟友自己的这个决定。苏联统帅普利耶夫正在听下属汇报各部队的战备状况。卡斯特罗听着各位军官的汇报。

“摩化步兵团，进入战备状态。”

“空军团，进入战备状态。”

“防空部队，准备完毕。”

最后轮到导弹部队总指挥伊戈尔·斯塔岑科发言。6个R-12导弹团中已有5个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并且有能力对美国境内的军事基地和城市发射20枚导弹，余下1个已具备“紧急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可以发射部分导弹，但未必能精确打击目标。[3]

“导弹已做好战斗准备。”[4]

卡斯特罗抱怨说，低空飞行闯入古巴的美军飞机会打击古巴和苏联的士气，美国人实际上已经在每天操练如何摧毁古巴的军事防御了。

他告诉普利耶夫：“我们不能容忍美军低空飞过，他们随时可能一次性全部摧毁这些部队。”

卡斯特罗希望苏联能够开启防空雷达，以便侦察闯入的美军飞机。为避免泄露苏联在古巴军事网络的秘密，雷达系统大多时候都是关闭的。卡斯特罗认为，美国很快就会发动空袭。他请求“打开雷达，不要闭眼”。[5]

他还给苏联军官们提了另外两条建议。他要求苏联把一部分导弹转移到安全地带，防止美国人一次性全部摧毁。他还要求岛上43000多名苏联士兵脱下格子运动衫，换上军服。[6]

如果美国佬敢来进犯古巴的话，就要给他们当头痛击。

这一天，老哈瓦那城的码头上聚集了一大波人，他们正在欢呼庆祝第一艘越过美军封锁线的苏联船。“文尼察号”（Vinnitsa）的船长向众人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自己的小船如何突破美军战舰、直升机和侦察机大部队的封锁。佩德罗·罗曼诺夫（Pedro Romanov）船长手里举着古巴国旗和卡斯特罗肖像，说着自己如何战胜飓风，突破美帝的阻挠，给“热爱自由的古巴”运来石油。[7]

示威者用古巴人特有的吞音高唱着：“菲德尔，赫鲁晓夫，我们与你们同在。”

他们还唱了另一首歌，庆祝古巴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联合，顺带讥讽美国人的束手无策。这首歌的歌词用西班牙语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语气，唱起来也更容易。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前进，再前进，

你要不喜欢，就去吃药。[8]

这是古巴和苏联的蜜月期。古巴的家长都给孩子取尤里·加加林这样的名字，观看苏联电影，阅读叶夫图申科的诗歌，排队买票观看莫斯科大马戏团的表演。然而，这种对遥远的超级大国的敬仰也不是毫无代价的。在庆贺苏联船的到来、拥抱苏联士兵的同时，古巴人也无法忽视苏联人带来的气味：有毒的汽油、廉价的香烟、皮靴和体味的混杂。他们甚至给这种怪气味取了“狗熊油”的绰号。

苏联人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连卡斯特罗也不能忍受苏联士兵酒醉后的疯癫，他也认为要“加强纪律”。[9]对酒的巨大需求催生了以物易物市场。待遇微薄的苏联士兵愿意把食物、衣服甚至军车拿去交换啤酒和朗姆酒。而军警则使足了劲去维持秩序。他们会把喝醉酒的士兵围起来，揍个半死。

许多古巴人注意到精良的苏联武器和贫穷落后的平民之间形成的反差。作家埃德蒙多·德斯诺埃斯曾和一群古巴知识分子采访过哈瓦那郊外的一个苏联军用机场。他对那里“落后”的生活状况感到惊讶。[10]士兵们等候登上米格-21战斗机的命令，他们的妻子却在木盆子里洗衣服。知识分子们睡在病床上过夜，而标有尸体专用的轮床却早已准备就绪。

《革命报》编辑卡洛斯·弗朗基（Carlos Franqui）也为苏联平民的简陋衣着感到惊讶。

他们落后潮流好几年，衣服非常丑陋，裁剪极差，鞋子也是如此！街上的行人会疑惑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而苏联的东西都是这等粗制滥造，妇女甚至不会穿高跟鞋。苏联人之间也分出了很多不同的群体：领导、技师和军官有一套风格；士兵和普通工人又是另一种风格，更糟糕的风格。人们开始疑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等问题。[11]

在弗朗基看来，俄罗斯人没有美国人那么“傲慢”，喝酒后还是非常“友好”的，但是他们也给他留下了“极度贫困”的印象。

和莫斯科结盟时期，正值古巴社会的苏维埃化阶段。对革命狂热的激情已经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官僚主义。虽然大多数古巴人仍然支持革命的目标，但是他们的革命热情已经大打折扣。古巴共产党人占据着政府要职。古巴已经成为一个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国家，到处都是告密者和邻里监督委员会。《革命之月》（Lunes de Revolución）文学周刊是少数享有探讨学术自由的力量，却也在去年关闭了。曾经活跃的新闻报纸都成了政府的喇叭，甚至连古巴革命的语言也变成了僵化的、死气沉沉的马列主义口号。

这种社会主义极度僵化的思维对经济的影响也很明显。许多经济决策都要看卡斯特罗的心情。当这位总统帅（comandante en jefe）心血来潮地宣布哈瓦那周围的乡下适宜种植咖啡时，即便土壤完全不具备种咖啡的条件，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禁止私人企业经营造成了物资短缺，黑市猖獗。一个英国外交官曾形容这里是“疯狂的怪土”，“鞋店只卖中国的手提袋，大多数‘超市’只卖保加利亚的番茄酱”。[12]克格勃的秘密报告说，古巴农民不愿意将他们生产的产品上交给国家，而且“许多匪徒故意夸大产量不足的情况”。[13]

然而，在外国侵略面前大众对政权的不满就被暂时搁置一旁了。几乎没有古巴人愿意为这种失败的经济制度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愿意为国捐躯。在爱国主义面前，人们忘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幻灭。人们兴许会抱怨官僚主义或者不满商店里食物短缺，但大多数人都支持卡斯特罗对抗“美国佬的帝国主义”。

正如菲德尔的一位助手向莫里斯·哈尔珀林解释的那样，安全和物质对古巴百姓来说“没有那么重要”。[14]最重要的是古巴人的传统价值：尊严、荣誉、信任和独立。缺了这些，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主义，都只会成为空谈。这个政权会充分利用国民的“尊严”（dignidad）情结，无论是个人尊严还是民族尊严。英国大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提到，街上能看到写着“有尊严的和平”（pas con dignidad）的横幅，甚至连圣诞节贺卡上也写着“尊严”（con dignidad）。

马钱特在报告中写道：“虽然西班牙的血统早已经淡化，但古巴人身上仍然留有堂吉诃德的性格。古巴革命人的眼里总是闪烁着民族自豪感，这是理解当下发生之事时不可忽视的因素。”[15]

卡斯特罗和追随者相信民众对他们的支持，他们此刻正忙着准备游击战。民兵们在海滨大道的国家大酒店附近挖战壕。哈瓦那到处藏有武器。从工厂到公寓、政府机构，都能保证随时可以拿起武器。如果美国佬打来了，他们将遭遇全民皆兵的古巴。即使首都沦陷，战争也会继续转入乡下和山区。

这里最大的讽刺就是美国人正好选择去挑战古巴革命最不可能让步的问题，也就是古巴的主权问题。

刚过下午6点，华盛顿国务院的电报机慢慢地吐出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段长信息。这是赫鲁晓夫最近一次的信件。这位苏联领袖用他漫无边际的、几乎是恳求的语气设想核毁灭的后果。他还批评了肯尼迪，说他太在意国内政治压力。

你们用战争威胁我们。但是，你们应该了解，这样一来很可能是两败俱伤……无论双方是否面临选举，万不可自我陶醉，也不应被热情冲昏了头。这些都是一时的，但要是爆发战争，局面就不是双方能控制的了，这就是战争的逻辑。我经历过两次战争，知道战争横扫城市和乡村的后果。战争所到之处，只会播下死亡和毁灭之种。

这封信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42分人工送达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就是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42分。为了加快递送速度，美国外交官们把这封信分成四部分，每一部分都翻译成英文，加密，再解密，然后打字输入。信的第一部分花了整整8小时才到达国务院，最后一部分则是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才送达。世界和平岌岌可危，可是一位超级大国领袖要将信息传达给另一位超级大国总统却需要将近12个小时的时间。

当时的信息技术革命还尚未完成。人造卫星能够实时向世界播放肯尼迪的演讲，但肯尼迪却无法和赫鲁晓夫进行实时交流。肯尼迪总统可以随时拿起电话，直接与英国首相通话，但是要打通巴西首脑的电话却需要数个小时。海军通信船能够向月球中转信息，但是五角大楼和战舰官员执行海上封锁的信息交流却会发生6～8个小时的延迟。星期三，也就是和前往古巴的苏联船只对峙的那天，肯尼迪总统抽出宝贵的一个小时来探讨如何改善美国和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之间的通信状况。

通信延迟甚至会影响到紧急作战指挥室。一旦总统死亡，或者炸弹投至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紧急作战指挥室会启动核战争。一架波音EC-135飞机全天候在空中飞行，随时等候命令以摧毁莫斯科或者基辅。导弹危机爆发的时候，参谋们失望地发现，“窥镜”飞机缺少鉴定地面紧急信息的设备。星期四，他们曾发出长段最高机密信息，说如何在飞机指挥室安装鉴定设备，但很多人接到信息后都表示出怀疑。

一个海军作战指挥官在建议书上随便画了画，说道：“这简直是开玩笑，紧急信息有4～9小时的滞后。”[16]等到执行命令被鉴定完毕，华盛顿早从地球上消失了。

苏联那边的问题就更糟糕了，有些通信方式甚至是19世纪留下来的。[17]如果苏联驻华盛顿大使要向莫斯科送一封信，必须先以每五个字母为一组的形式加密，然后大使馆会电话通知当地的西联公司（West Union）。接下来，西联公司将派一名邮递员骑自行车来领取电报，苏联外交官们会看着这名信使慢悠悠地骑着车，还担心他会不会半路停下和女友闲聊。如果一切顺利，这封电报会通过一条100多年前架设在大西洋底下的电缆送达克里姆林宫。

国务院里，官员们一段一段地分析来自赫鲁晓夫的最新消息。这个部门的首席苏联专家叫卢埃林·汤普森，曾担任驻莫斯科大使，他相信赫鲁晓夫是口述这封信的，因为上面缺少外交辞令的讲究和润色。赫鲁晓夫可能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8]副国务卿乔治·波尔（George Ball）想象着“这名心情阴郁的主席面对着一堵白墙蹲下，从一段段话里发泄着自己的怒火”。

最关键的一段消息最后才送达。在坚称导弹的唯一目的是保卫古巴后，赫鲁晓夫提出了走出危机的方案。如果美国召回舰队，并且承诺不攻击古巴，“古巴就不再需要我方军事专家了”。他将国际形势比作一个绳结，双方越拉扯，这个结就越紧。

这个结总会紧到连打结的人都无法解开的一天，那时候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剪开了，这意味着怎样的后果，无须我在此赘述，我们双方手头拥有多么可怕的力量，大家心知肚明。

鉴于此，若双方都不想继续扯紧绳结，不想让这个世界陷入热核战争的深渊，那双方应该放松拉绳的手，应该一起想办法解开绳结。

对波尔来说，这个信息是“发自内心的呼声”（cri de coeur）。国防部里，李梅显得相对不近人情。他告诉手下，这封信就是“一坨屎。要是我们当真了，赫鲁晓夫肯定觉得我们是群乌合之众”。[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