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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 军人生活：一名红军指挥员所受的教育，1922～1938
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红军大部也随即复员。到20年代中期，红军兵力已从500万缩减到50万左右。在留在部队的那些人当中，也包括朱可夫。对于自己为什么决定要继续服役，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做出解释，但他特意提到了1921年2月苏共要求所有党员留在军队的指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指示，但它们对于阻止党员的大批退伍几乎不起作用。朱可夫之所以留在军队，是因为军队适合他。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留下来的人之所以那么做，是考虑到自己的意向和能力，才选择了献身军队工作”。[1]
内战结束时，朱可夫虽然还只是个低级指挥官，但他完全有条件在红军中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前程。他做过沙皇军队的军士，又是红军的低级指挥官，而且因为作战勇敢，两支军队都给他颁发过勋章。相对来说，他还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参加过红军骑兵指挥员的培训。特别是，朱可夫是党员，这在新的苏维埃政权中可是事业进步的最重要的资格。
20世纪20～30年代，朱可夫在红军中的崛起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个稳步前进的过程。他在1922年起步时是个连长，到那个十年结束时升到了团级和旅级指挥职务。他的第一个高级指挥职务是在1931年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接着便是师级和军级指挥职务。1938年，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具体负责训练。直到1939年5月朱可夫被派往远东调查苏蒙军队在与日军的边境冲突中失利的情况时，他的名字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共产党的军队
朱可夫在其中干出一番事业的那个组织，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高压体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关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现在的典型描述是：它是某种形式的“军事社会主义”，是1917年革命的产物，同样也是俄国内战的产物。[2]
内战期间有无数的人被杀死或饿死。为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学会了冷酷无情；只要有必要，它们就会使用无论何种程度的暴力去保卫自己的政权。政治动员的方式由说服变成了强制。布尔什维克党（它在1918年更名为共产党）的管理变得越来越等级分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在1919～1920年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差点就失败了，当时它们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据点遭到反革命白军的团团围困。白军在军事上得到了英、法、日、美这些外国政府的援助，因为它们害怕取得成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会传染给自己的国家。因此，布尔什维克认为内战是一场生死搏斗，它所面对的敌人不仅来自国内，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布尔什维克希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最终会帮自己一把，但当这种帮助并未出现的时候，它们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至少暂时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与资本主义共存。
内战是赢了，但布尔什维克仍然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进攻有可能与国内的颠覆活动联手并构成致命的威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整个间隙期，苏维埃政权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半战争动员的状态。在这种紧张气氛下，红军被视为对保卫革命而言不可或缺的盾与剑。
红军——其正式名称是“工农红军”——也被视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是遵守纪律和履行政治义务的典范，它将把全体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不过，那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应征入伍的人来说，在红军中服役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而且也会把人变得冷酷无情的经历。对于朱可夫那样的职业军官，这种经历的意义就比较积极了。他们受人尊敬，津贴和待遇比那些应征入伍的人要好很多。现政权给予红军的崇高地位也强化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的忠诚感。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始实施快速现代化计划，红军对现政权变得越发重要了。快速现代化计划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1928年，苏联人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些五年计划的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工业产量，并把国家从以农民为主的社会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20世纪30年代工业产量增加了850%。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要低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当时的工业化规模是巨大的。在此期间建造了成千上万个工厂，修筑了许多新的水坝、运河、公路和铁路，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由于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工业化的努力大多集中于国防工业。这就像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1931年2月的一次有名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就被它们彻底打败”。[3]
其次是苏联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形态上主张农业部门要由国家控制，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它们才开始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加入集体农庄。到1937年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90%。但是，来自农民的阻力相当大，农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对于集体化浪潮所导致的危机，共产党政权采取的办法是大规模的处决、逮捕和驱逐，结果造成了数百万农民的死亡。特别是1932～1933年，集体化过程中的野蛮行为再加上天灾，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和乌克兰引发了严重的饥荒。高压政治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苏共以及国家安全机构，但红军也有份，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朱可夫当时也直接参与了集体化运动。
在朱可夫决定继续服役的时候，红军的地位还远远没有后来那么高。在内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乱哄哄的复员工作不仅破坏了红军的正常运转，也削弱了它的士气。党内还有人主张，要废除常备军，依靠带有业余性质的自卫队——这也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的想法。对此，红军的各位领导人表示，因为国内外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必须保留专门的常备军。
党内争论的结果是，在两种立场之间采取折中的办法：除了一些地方师之外——这些地方师主要由每年服役数月的兼职军人组成——建立一支50万人左右的正规部队。正规部队集中在边境地区，而地方师通常驻扎在比较安全的内地。但即便是所谓的正规部队，入伍者大多也只服役两年时间。红军中由职业军人构成的核心依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地方师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步兵。在红军的11个骑兵师和8个骑兵旅中，地方师只有1个。骑兵部队在人员配备、物资供应和技术效率方面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备战水平，这就使朱可夫成了内战后经过整编的红军中的精英。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之所以会涌现出那么多骑兵出身的高级军官，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内战后红军改革的关键人物是它的总参谋长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V.Frunze），他同时还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即国防部部长）。伏龙芝改组了红军的指挥结构，取消了内战中形成的军政双重领导制——在这种制度下，政治委员对指挥决定拥有否决权。1924年，伏龙芝开始采取一长制，从而取消了政治委员在军事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
朱可夫当时是在伏龙芝手下的莫斯科第1骑兵师服役。他在谈起内战后伏龙芝在重建红军方面的功绩时，就像苏联的许多军事回忆录的作者一样，满怀爱戴与敬佩。1925年10月，由于胃部手术失败，伏龙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在新红军中确立的职业精神却保留了下来。伏龙芝信奉铁的纪律和高强度的训练，以及对军官除了要进行政治教育之外还要进行职业教育，这些都在日后被朱可夫融入了自己的指挥风格之中。
伏龙芝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热情，不过，在军事事务尤其是战略思想上，他也并不保守，而是有着创新思维。在他的帮助下，经过整编的红军对军事战略、战术及技术进行了热烈的辩论。由于红军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来说极为重要，所以在独立思考日益受到压制，就连最温和的有关党的路线的讨论都被绝对禁止的苏维埃体制下，它还能被允许保持一种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活跃的氛围。
之所以会出现正统性与创造性兼而有之的这种奇怪局面，原因之一是，它符合约瑟夫·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斯大林在1922年成了苏共的总书记，并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绝对主宰。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作为继承人的斯大林开始显露峥嵘，并通过一连串的党内斗争，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确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在成为党及党所统治的国家的领导者的道路上，一直顺风顺水。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有个特点：为了实现规定的目标，他一贯主张创新，只要这些新的东西不去质疑党的权力或他自己的独裁地位就行。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愈演愈烈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信徒——尽管比较温和——朱可夫在这种规定好的、有时还具有建设性的框架中工作，是没有任何困难的。[4]
团长
1922年6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第38骑兵团中的连长，这意味着他要负责大约100个士兵。1923年3月，他被提升为第7萨玛拉骑兵师第40团副团长。7月，他被临时、接着又正式任命为该师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团长。朱可夫在二十六岁时的级别就相当于西方军队的陆军中校了。此后七年他一直都是团长。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一时期对他的军事教育影响是最大的：
指挥一个团一直被视为掌握战争艺术最重要的阶段。团是基本的作战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所有地面部队的配合……团长必须对自己的部队，以及作战中通常配属该团的支援部队非常熟悉。他必须正确选择主要的作战方向，并相应地集中自己的主要兵力……一个团长，如能熟练掌握管理一个团的方法，并能使之始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那么，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他在各级指挥岗位上，都会是优秀的军事领导者。[5]
当朱可夫接管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的时候，该团的情况相当糟糕：缺乏战斗准备，军官们不清楚在和平时期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6]朱可夫很快就使局面有了改观。1923年，在上级的工作检查中，他的成绩得到了肯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热爱且熟悉骑兵工作。能使自己很快适应环境。具有很强的纪律性。短期内将他的团提升到最高水平。任命他为团长是完全正确的。”[7]
从朱可夫任团长时的命令和报告来看，他成功的关键是，对于和训练、纪律及政治指导有关的细节一丝不苟。[8]据20世纪20年代曾在他手下服役的A.L.克罗尼克（A.L.Kronik）说，朱可夫是个率直而严格的指挥员，在个人交往中不苟言笑，尤其是和他的部下，他从来不喜欢和自己的手下搞得太熟。朱可夫的态度，克罗尼克特别指出，“表达了他对自己之于下属的责任的理解，他认为自己不但是他们的指挥员，还是他们的导师”。[9]
1924年10月，师长决定派朱可夫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培训的目的是让高级指挥员在军事和政治技能方面接受全面的教育，好让他们在返回部队后再反过来教给自己的下属。“课程安排得满满的，”朱可夫回忆说，“除了上课之外，课余时间我们还得进行大量的研究。”[10]
在朱可夫的同学当中，有两位未来的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和伊万·巴格拉米扬（Ivan K.Bagramyan）。他们两个注定要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罗科索夫斯基出生于1896年，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是在华沙附近长大的，所以他的俄语带有波兰口音。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加入了沙皇军队，在骑兵部队中表现优异，到1917年时已晋升为低级指挥官。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罗科索夫斯基加入了作为红军前身的赤卫队。在俄国内战期间，罗科索夫斯基负过两次伤，获得了两枚“红旗勋章”。到内战结束的时候，他作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员已是大名鼎鼎。他的个性及领导风格与朱可夫的恰好相反。作为指挥官，朱可夫武断、毫不妥协〔就像乔治·巴顿（George S.Patton）将军一样〕；罗科索夫斯基则文质彬彬，比较谦和（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喜欢用哄而不是强迫的方式，让自己的士兵做到最好。二战期间，他俩由于个性不同，发生过几次激烈的冲突。
伊万·巴格拉米扬是亚美尼亚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也是红军中能成为元帅的为数很少的非斯拉夫人。他生于1897年，一战时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后来又成为在俄国革命和内战的乱世中兴起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军官。巴格拉米扬于1920年加入红军，但直到1939年才成为共产党员。像罗科索夫斯基一样，他也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被安排在总参军事学院教学。1940年，他时来运转，走上了作战指挥岗位，并获得了高级军衔。当时他和朱可夫一起在基辅特别军区服役。
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对骑兵学校的那个班是这样说的：“我们年轻，充满朝气，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为一个紧密的团队。我们学习的劲头都很大，尤其是朱可夫，他完全沉浸在征服军事科学的奥秘之中。每当我们顺便去他的房间的时候，他总是趴在铺在地上的地图上仔细研究。那时候对他来说，责任高于一切。”[11]巴格拉米扬对朱可夫更是赞美有加：“（他）在我们这批学员中是最有天赋的。那时候他表现出的，不仅是超群的意志力，还有特别具有原创性的思维。在骑兵战术方面，朱可夫不止一次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得我们措手不及。他的决定产生的争议总是最大，但他通常都能用有力的逻辑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2]回忆肯定会受到事后看法的影响，尽管如此，朱可夫当时是个专心致志的学员和年轻有为的指挥官，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培训课程包括各种马上的竞赛项目：跳越、赛马、障碍赛、竞速赛、马刀和长矛的使用。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都参加过这些竞赛。1925年夏天，学习转入野外战术训练，参加培训的学员最后要强行军，抵达沃尔霍夫河并带着自己的马一起游过去。“与马一道泅渡很不容易，”朱可夫回忆说，“单是着装游泳还不够，还得控制住游泳的马。”[13]
培训结束后，朱可夫和其他两位同事决定骑马返回自己部队的驻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而963千米也将是集体骑乘的世界纪录。这段路程只花了七天时间，而且朱可夫的马还瘸了，所以他只好不时地下马牵着它走。他们在到达明斯克的时候，受到了成群结队的人们的热烈欢迎，统帅部也进行了表彰，并准予短期休假以示鼓励。朱可夫回到斯特列尔科夫卡看望了他的母亲和姐姐（此时他父亲已经去世）。在返回部队的时候，他得知自己所在的团将与另一个团合并，并由他指挥这个新扩编的团——梅列克斯—普加切夫斯克第39骑兵团，它由原来的41团和42团组成。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该团的政治委员。朱可夫同时担任梅列克斯—普加切夫斯克团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这在第7萨玛拉师尚属首例，但与伏龙芝改革是一致的。这说明，无论是从军事能力还是从对党的忠诚来说，上级对他都是信任的。[14]
除了要搞好军事与政治的平衡之外，朱可夫还要处理好他个人的感情纠葛。当第7萨玛拉师于1923年秋天到明斯克换防的时候，朱可夫与1919年年底时他在萨拉托夫养伤期间结识的那位年轻的女学生玛丽亚·沃尔霍娃再续前缘。在此期间，他还维系着与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的婚姻，并在1928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儿叶拉。六个月后，也就是在1929年6月，玛丽亚生下了朱可夫的第二个女儿——马加丽塔。据马加丽塔说，朱可夫对她十分宠爱，亲自为她办理了出生登记。她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那红润的双颊和蓝色的眼睛，让他想起了一种花。不过，马加丽塔是由继父养大的。20世纪30年代，朱可夫与她和她的母亲失去了联系，直到二战中她的继父在行动中牺牲了，他们才又恢复了联系。[15]
1929年年底，朱可夫被送到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高级指挥员的深造。朱可夫再次遇到了一群非常优秀的、注定会在卫国战争中身居要职的同学，包括在列宁格勒被围时指挥苏军的L.A.戈沃罗夫（L.A.Govorov）元帅和苏军著名坦克指挥官F.I.托尔布欣（F.I.Tolbukhin）元帅。这次培训是为了培养师及师以上的指挥员，重点主要放在当代条件下战役实施的理论与实践。1930年春天时的朱可夫结业报告，对这位三十三岁的指挥员的能力做了敏锐的评估：对多兵种联合战术的了解完全符合要求，参加军事演习和小组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对野战勤务条例的熟悉程度符合要求；军事行动的战术决定明确而果断，值得称道；如继续进步，将有能力指导团、师两级作战的战术准备工作。朱可夫唯一学得不好的科目是参谋工作，它得到的评语是“勉强”符合要求。报告的结论是：“从气质和性格特点来看，他显然是一个前线指挥员（不太适合参谋工作）。”[16]
大纵深战役理论
红军和其他军队一样，也很注意吸收一战的经验和教训，注意评估现代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尤其是坦克和飞机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红军还需要吸收俄国内战的经验，因为那次冲突和以静态的阵地战为主的一战很不一样，它的特点是在数百英里的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红军的领导层认为，未来战争将会是机械化的战争，是坦克、大炮、飞机、摩托化步兵和空降部队的联合作战，以快速突入敌方领土和防线的纵深地带。
到1930年年初，红军制定并采取了“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的双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由各兵种组成的连续的攻击波将突入敌方的整个防御纵深，然后利用该突破口，从背后包围敌军。战争将包括一连串这样的军事行动，并运用苏联人所谓的“作战艺术”，即对“联合兵种”（即武装力量的不同分支）的精细管理，开展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该理论与大约同一时期德国人提出的闪电战概念很相似，后者是利用密集的坦克纵队在狭窄锋面上取得突破，然后从背后包围敌军。不过，苏联人还不像德国人那样以坦克为核心，而是强调多兵种的联合作战；除了独立作战之外，坦克还可以在联合作战中发挥支援作用。与德国人相比，他们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坦克在作战中与炮兵、步兵、骑兵还有空军的协同性和同步性。
按照这一新的理论，红军在1932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军：它有两个编队，每个编队都有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并有步兵、炮兵和空军小分队的支援。万一发生战争，机械化部队将成为陆军的核心打击力量。到1936年时，苏军已经拥有4个机械化军、6个机械化独立旅和4个坦克独立团。但是，在实施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方面，一些实际的困难很快就暴露出来。在大纵深战役中，怎样为参加攻击的坦克补充燃料和给养？行动缓慢的步兵和炮兵如何跟上行动迅速的机械化部队？中央指挥部（在野外通信还不是很先进的时代）怎样为在敌方腹地行动的部队提供指导？至少是理论上的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是：让坦克放慢速度，好让它们的补给能够跟得上；用摩托化来加快步兵和炮兵的行动速度；对各联合兵种进行更加严格而集中的控制与协调。[17]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期，红军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方面的关键人物是伏龙芝的继任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Tukhachevsky），他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总参谋长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副国防人民委员。[18]朱可夫第一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是在1921年镇压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时候。他对图哈切夫斯基非常钦佩：“他通晓军事科学的各个方面。他作为一个聪明而博学的职业军人，对于战术战略的问题了如指掌。他对于不同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因而能够创造性地处理各种问题。……图哈切夫斯基是伟大的军事思想家，是红军优秀军人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19]
由于相对来说级别较低，而且对理论或参谋工作没有多大兴趣，朱可夫在确立红军的军事思想方面看不出起到了什么作用，但他确实领会了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的精神和方法。事实证明，这对他后来作为一名将军的实践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后来特别强调1936年的《野战勤务临时条例》的影响。按照它所制定的原则，红军是作为一支以进攻为主的军队来解决战役和作战问题的；它将调动多个兵种，联合攻击敌方的纵深：
使用坦克、大炮、航空兵以及搭乘坦克的步兵发动大规模突袭，作为现代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使得向敌方阵地的整个纵深同时发起进攻成为可能，目的是分割和彻底包围并歼灭敌人。[20]
不过，到这些条例颁布的时候，红军内部对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理论的批评已越来越多。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对红军作战思想的改进与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和由保守派、君主主义者及法西斯分子结成的同盟，发动了武装叛乱，反对由选举产生的共和派政府。2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而且苏联也是共和派政府的主要军火供应国，提供了大量的坦克。西班牙内战的两个主要的教训似乎是：首先，坦克经不住大炮和反坦克武器的打击，所以，要是正面交锋，坦克部队会损失惨重；其次，如果没有步兵的紧密支援，坦克难以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使苏联的军事思想更加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重要性（它反对坦克独立作战）和坦克对步兵的支援作用。1939年11月，苏联决定解散机械化军并将坦克编成较小的作战单位分散到整个武装力量之中，原因之一就是西班牙内战的经验。
冉冉升起的明星
1930年春天，当朱可夫结束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培训时，他还是个不知名的中级骑兵指挥官，只不过正处在上升期。1930年5月17日，未来的元帅和国防人民委员、当时的骑兵军军长S.K.铁木辛哥（S.K.Timoshenko）写道，在之前的七年，朱可夫把自己团的士气和备战工作都提升到最高水平。[21]朱可夫在当月得到晋升，指挥第7萨玛拉师第2骑兵旅，其中包括第40团和他以前所在的39团。此时，第7师师长是朱可夫的老同学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被任命为旅长想必和他也有关系。从罗科索夫斯基1930年11月给这位新旅长写的鉴定中就可以看出朱可夫此时的个性和业务能力：
坚定，果断。有主动精神并知道怎样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一贯严格要求。在个人交往中有点冷漠，不够婉转。明显有点固执。非常自负。在军事问题上准备得很充分。拥有大量的实际指挥经验。热爱军队工作并总是追求完美。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威信。这一年，他的旅在操练和步枪的战斗训练方面，以及整个旅的战术和作战方面，都收到重大的成效。熟悉并关心动员工作。对节约使用武器装备以及马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而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政治方面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他安排在这一岗位上是完全正确的。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他可以成为师长或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员。不能安排他从事参谋和教学工作——他讨厌那样的工作。[22]
此后不久，即1931年2月，朱可夫又得到晋升，这次是骑兵监察部助理。[23]骑兵监察部的总部设在莫斯科，朱可夫在那里的工作是负责军事训练。他还被选为自己所在的党支部的书记。监察部的工作与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Alexander M.Vasilevsky）所在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作训部有密切的联系。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和他发展起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当时华西列夫斯基是总参谋长，朱可夫是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
华西列夫斯基出生于1895年。因为他的父亲是俄罗斯东正教神父，所以预定要成为神职人员。1914年，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他在神学院的学习。华西列夫斯基与红军精英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一样，他出身于步兵而不是骑兵。一战期间，他在西南战线作战并升为上尉。加入红军以后，他在内战结束时成了副团长。由于受过教育，华西列夫斯基倾向于被安排去从事教学、训练和参谋工作。但由于其“资产阶级”背景，他直到1931年才成为预备党员，1938年才转为正式党员。
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朱可夫的“军事才能一年比一年突出。我记得在他指挥骑兵师和骑兵军以及成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的时候，他的能力在自己的同志中间，得到了一致好评”。[24]
1931年10月，朱可夫在监察部的上司、俄国内战时期第1骑兵集团军的传奇司令谢苗·布琼尼（Semyon Budenny），在给朱可夫的鉴定中得出的结论，与罗科索夫斯基的结论非常相似。朱可夫是“一个有着强大的意志力的同志，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下属要求非常严格……没有必要那么严厉和粗暴”。不过，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个全面的好同志，布琼尼最后说，能指挥一个师，甚至主管一个骑兵学校。[25]
朱可夫在指挥中往往过于严厉，他在多年之后终于承认了这个错误。“过去有人说我对部属要求太严，但我当时认为，这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指挥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承认自己有时候要求太严了，对自己下属的过错不够冷静和宽容……对于他们的工作或行为，我见不得任何的懈怠。他们有些人不能够理解这一点，而我呢，当时对人性的弱点或许不够宽容。”[26]
朱可夫在骑兵监察部的工作涉及安排野战部队和参谋机构的演习、组织军演、召开作训军官的会议、交流情况和经验。他还参与制定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红军骑兵勤务条例》，当时正在把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和坦克部队并入骑兵部队。[27]
在骑兵监察部工作了两年之后，1933年3月，朱可夫被安排去指挥驻扎在白俄罗斯斯卢茨克（Slutsk）的第4（伏罗希洛夫）骑兵师。朱可夫在第4师（在它从第3骑兵军划归第6哥萨克军之后于1936年更名为第4顿河哥萨克师）干了四年。在此期间，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师成为红军中最优秀的集体”。他麾下有第19、20、21、23骑兵团，以及第4骑炮团和第4机械化团。据朱可夫说，该师在他接手时的情况很差，因为在它从列宁格勒调到白俄罗斯之后，前十八个月的时间一直忙于给自己修建营房和马厩。“结果，一个训练有素的师变成了一群不称职的劳动力。更糟糕的是，建材短缺和多雨天气等不利因素，使得冬季的防寒工作没能够及时做好，影响了士气和斗志。纪律松弛了，马匹生病的比例也增加了。”[28]朱可夫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复的训练和演习，同时狠抓纪律。到1935年的时候，朱可夫已经扭转了该师的局面，他和自己的部队因此都获得了“列宁勋章”。该师驻地在白俄罗斯军区，这就意味着它参加了红军为准备机械化战争和贯彻大纵深战役及大纵深作战思想而举行的所有重大的演习。因此，朱可夫对于自己的第4机械化团及其坦克的表现十分关注。
曾任第4骑兵师参谋长的L.F.米努克（L.F.Minuk）回忆说，朱可夫是个精力充沛、有组织有纪律的指挥员，他对细节一丝不苟，对自己和下属同样要求严格。米努克完全认可朱可夫的指挥风格，因为它效果很好，而且就应该那样，因为第4师驻扎在边境地区，一旦发生战争，遇到敌人的进攻，它就会首当其冲。“如果一个指挥员在我面前都控制不住自己，犹豫不决，那在战斗中我们还能指望他什么？”这话朱可夫曾多次对米努克说过。但朱可夫不单是批评自己的指挥员，米努克说，他还纠正他们的错误，并照顾他们个人的需要——例如，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和健康问题。工作之外，米努克回忆说，对朱可夫来说不存在官阶和等级，他可以变得很随和：“在他的身上，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自负、傲慢或自大，但是在与下属的工作关系和非工作关系之间，是有明显的界限的。”[29]
对朱可夫的回忆往往要么是赞美，要么是指责，而在这里，米努克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但米努克的回忆与这样一幅正在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一致的：一个强硬但很受人尊敬的指挥官，他能让人既爱又怕。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满怀成功的愿望。
朱可夫的回忆录很少提及自己的个人生活，写的几乎全都是他的军队生涯。我们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私生活的了解，是来自其长女叶拉的回忆。显然，朱可夫在家中就和他在工作中一样讲究秩序，他不喜欢迟到或不守信用。无论是虚伪还是不诚实，他在家中都不会容忍。在叶拉的记忆中，她的父亲总是在读书和研究。这样的说法得到了她的妹妹——1937年出生于斯卢茨克的埃拉的证实。她说，书籍在朱可夫的家中总是占据着中心位置。叶拉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她们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她对朱可夫忠贞不渝，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助手。例如，结婚头几年，她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语水平。亚历山德拉为人随和，交朋友——包括与朱可夫那些同事们的妻子——比较容易。朱可夫深爱着他的妻子和家人，就像她们也深爱着他一样，这一点叶拉和埃拉都深信不疑。[30]即便考虑到由于子女之爱而难免会有的一些夸大的地方，朱可夫在红军中的事业有成显然也离不开他家人的支持。两位女儿对他的回忆还表明，朱可夫就像许多军人一样——实际上，男人一般都这样——也把自己的情感能量留着用在工作中。
1937年7月，朱可夫又升了一级，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第3骑兵军军长。接着，在1938年3月，他被调往第6哥萨克军——他对这个安排非常高兴，因为他先前领导的骑兵第4师就在这个军。作为军长，朱可夫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骑兵用于机械化军队的战斗中以及在作战和战略上的问题。他还通宵达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那“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强调说，“尤其是学习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著作。”[31]1938年6月，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专门负责骑兵部队和坦克旅的训练工作。
朱可夫在20世纪30年代升迁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那是因为形势出现了两点非常重要的新变化：一是苏联武装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扩军的幅度非常大；二是斯大林在1937～1938年对红军的大清洗。
从1932年到1939年，苏联的国防开支从占预算的10%增长到25%。20世纪30年代初，红军的数量增加到将近100万；到30年代末，编制人数达到400多万。红军的扩编基本上是通过把地方的预备役师转为正规师和把服役时间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来实现的。从1932年到1937年，国防预算的绝对增长量是340%；然后在1937年至1940年又翻了一番。到1939年的时候，苏联每年生产的飞机有10000多架，坦克近3000辆，火炮17000多门，机枪114000多挺。此外，军官的薪水和待遇也有了大幅改善。1939年时，朱可夫的军长年薪是2000卢布，这相当于1934年军长年薪的三倍。[32]
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的起因，要追溯到1927年的战争恐慌。当时的苏联人相信，英国人和波兰人正在策划联手发动进攻。苏联人在检查自己的防御工事时，发现它们不堪一击。那次检查恰逢苏联开始实施自己的第一个工业化五年计划，该计划有望使红军获得加强其军事实力所需的技术资源。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这加重了人们对于苏联国防状况的担忧。苏联人在中国有许多利益，特别是边境安全，而且他们担心，日本人的进攻可能会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从而把自己卷进去。另外，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上台，而纳粹政治主张的核心就是反共反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要在俄罗斯谋求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为了应对这些严峻的威胁，苏联人在这个十年余下的时间里，试图建立一个由反对日本尤其是反对德国威胁的各国组成的国际同盟。但是，要保卫自身的安全，重整军备之后的红军才是苏联人的根本依靠。
武装力量的发展为朱可夫这样的有才能的职业军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业机遇。在红军中服役的地位也提高了，这尤其是对于高级指挥官来说。1935年9月，红军基层和中层又开始采取正式的军衔——中尉、上尉、大尉、少校和上校。不过，那时还没有将军衔，旅、军一级指挥官的名称依旧是按照他们的职务来定的。虽然红军中没有将军，但元帅倒是有的。1935年11月，这一头衔被授予K.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图哈切夫斯基、总参谋长布琼尼、A.I.叶戈罗夫（A.I.Yegorov）和远东集团军司令V.K.布柳赫尔（V.K.Blukher）。
斯大林主义的恐怖
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对红军的大清洗是影响朱可夫职业生涯的第二点新变化。这并不是第一次对红军的清洗，20世纪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就已经搞过几次了，当时清洗的对象是前沙皇军队的军官和那些同情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人——后者是斯大林的主要竞争对手，从1929年开始流亡国外。不过，在1937年的清洗中，苏军统帅部第一次被卷了进去。1937年5月开始的清洗惊心动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另外7名高级军官遭到逮捕，罪名是叛国和勾结纳粹德国、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6月，所有被告都受到秘密审判、被判有罪并执行枪决。判决书公布在苏联媒体上。审判后不到十天，又有另外980名军官被捕。在大清洗中，从武装力量中开除的军官有34000多名，这其中也包括罗科索夫斯基，他于1937年8月遭到逮捕和监禁。最后虽然有大约11500名军官恢复了名誉（罗科索夫斯基也在其中），但大多数人不是被枪毙了就是死在了牢里。死者中包括3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16名将官、15名海军将领、264名上校、107名少校和71名中尉。不过，军官中损失最严重的是政治委员，他们中有数千人死于清洗。作为武装力量中政治正确的维护者，在军官们的政治忠诚受到怀疑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成为替罪羊。而且，政治委员也是许多职业军官憎恶的对象，所以有些人乘机告发他们。
没有人真正知道清洗的确切起因，但是，斯大林似乎是真的以为红军中有人对他构成了威胁，尽管现在并没有发现一点点不忠或图谋不轨的证据。二战之后，斯大林对军队进行清洗时的所有受害者都得到了平反，其中有许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朱可夫主管国防部的时候。[33]
武装力量并不是斯大林发泄其愤怒与偏执的唯一对象。在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被暗杀之后，许多党员遭到逮捕，他们被怀疑参与了杀害苏联领导人的阴谋。20世纪3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领导人纷纷受到政治公审，对他们的指控是：特务、破坏分子和阴谋反对斯大林。受到缺席审判的首席被告是托洛茨基。1940年，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的特工人员暗杀。接下来就是以斯大林的安全首脑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叶若夫时代”——疯狂追查莫须有的“内部敌人”，导致大批党政官员被捕和被处决。这一连串的事件，就是人们所说的“大恐怖”。在这段时期，政治高压和官方许可的暴力活动搞得人心惶惶，数百万人被捕，数十万人被处死，而且基本上都是在1937～1938年。在这种背景下，对军队的清洗相对来说还算是克制的；与其他苏联人民的遭遇相比，除了对统帅部的打击之外，这算是比较轻的。[34]
这些事件对朱可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在其于苏联时代出版的回忆录中，朱可夫强调说，1937年“那年的没有事实依据的逮捕，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律。杰出的军队领导人遭到逮捕，这自然影响到我们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备战”。[35]在其死后出版的后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他对斯大林的清洗谈得比较多。其中，他指名道姓地提到了自己直接知道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受害者，提到自己因为与他们有联系而遭到怀疑。他还讲述了他怎样为手下的一名在党的会议上遭到攻击的师长出面说话，并取得了成功。在朱可夫对大清洗的叙述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说他怎样在第6骑兵军的党委会议上受到指控，罪名是态度严厉、粗暴，并与“人民的敌人”有着可疑的良好关系。朱可夫为自己做了有力的辩护，扭转了会议的势头，因而逃脱了被审查和可能遭受的被开除党籍的命运——要是那样，接下来就要被逮捕了。[36]
据叶拉和埃拉说，她们的父亲当时预计到随时会遭到逮捕，所以就准备了一只包袱，以防万一。在1971年的一次采访中，朱可夫告诉苏联作家兼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在我的一生中，1937～1938年的那段时间最难熬。有关我的那些必然是灾难性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显然，它们已经很充分了，某个地方有人带着装有这些文件的公文包正在匆匆奔走。总之，事情是这样的：早晚我会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然后，在这所有的一切之后，突然来了电话，要把我调到哈拉哈河！……我高高兴兴地去了那里。[37]
问题在于，朱可夫对事情经过的说法现在还得不到文献证据的支持，而且只有一位幸存的见证人，那就是他自己。朱可夫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差点儿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现在看来似乎是有意为之，这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省得别人说他是大清洗的受益者，尽管他被提升为第3军和此后第6军的军长恰好是因为他的前任们遭到了清洗。另外，如果朱可夫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他在自己的后苏联时代版本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那毫无疑问，他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只有那些规规矩矩、不招惹任何是非的人——应该说这在武装力量中是绝大多数——才能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清洗没有给朱可夫带来烦恼，或者没让他感受到某种实实在在的惶恐。但现在很难回避这样的结论，即当时朱可夫与大多数苏联公民一样，不想招惹麻烦，所以就把自己的怀疑憋在心里，并这样来安慰自己：斯大林一定清楚他自己在干什么。[38]
朱可夫声称他只是因为在1939年5月被派往哈拉哈河才逃过一劫，这种说法同样也有问题。要是对他的忠诚有怀疑，苏联领导层为什么还要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呢？再说了，朱可夫被派往哈拉哈河，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调查在中蒙边界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期间当地军事领导工作的失败之处的。实际上，他是被派往远东搞清洗的。苏维埃体制的严厉性和压制性又一次帮了朱可夫的忙。
[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75.
[2] 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红军进行的研究有：J.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1918-1941，3rd ed.（London：Frank Cass，2001）；M.von Hagen，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The Red Army and the Soviet Socialist State，1917-193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R.R.Reese，Stalin’s Reluctant Soldi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d Army，1925-1941（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R.R.Reese，Red Command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Army Officer Corps，1918-1991（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5）；S.W.Stoecker，Forging Stalin’s Army：Marshal Tukhachevsky an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Innovation（Boulder，Colo.：Westview，1998）；W.J.Spahr，Stalin’s Lieutenants：A Study of Command Under Stress（Novato，Calif.：Presidio，1997）；L.Samuelson，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1925-1941（London：Palgrave，2000）；D.R.Stone，Hammer and Rifle：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26-1933（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0）。
[3] J.Stalin，Leninism（London：Allen & Unwin，1942），p.366.
[4] 2010年4月，我在莫斯科采访朱可夫的女儿叶拉时，她说，在朱可夫的家中，对斯大林既不崇拜，也不贬低。
[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 p.97.
[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 p.98.
[7] 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Moscow：Svyatigor，2006），p.22.
[8] 这些文件有许多可见于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5），p.44ff。
[9] A.L.Kronik，“Molodost’ Marshala，” in I.G.Aleksandrov ed.，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Moscow：APN，1988），p.66.
[10]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07.
[11]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84；关于罗科索夫斯基：R.Woff，“Rokossovsky，”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
[12] I.K.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Moscow：Voenizdat，1988），p.7；关于巴格拉米扬：G.Jukes，“Bagramyan，” in 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1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08.
[1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09-113.
[15] I.Mastykina，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这本书中提到的马斯蒂基纳对朱可夫女儿等人的采访，最初发表于1996年6月7日、1996年8月23日、1996年8月30日和1996年10月4日的《共青团真理报》。
[16] 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p.33.
[17]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状况：M.R.Habeck，Storm of Steel：The Development of Armour Doctrine 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1919-1939（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S.Naveh，In Pursuit of Military Excellence：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Theory（London：Frank Cass，1997）；H.Fast Scott and W.F.Scott，eds.，The Soviet Art of War（Boulder，Colo.：West-view，1982）；以及S.J.Main，“The Red Army and the Future War in Europe，1925-1940，” in S.Pons and A.Romano，eds.，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1941-1945（Milan：Feltrinelli，2000）。
[18]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S.Naveh，“Tukhachevsky，” in 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1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37-139.
[20] Erickson，J. The Soviet High Command：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1918-1941，3rd ed.London：Frank Cass，2001，p.800.
[21] 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p.22.
[22]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a Moskvy，2005），pp.48-49.
[23] 在20世纪80年代有报道说，罗科索夫斯基在与两位苏联记者的私下交谈中曾经表示，朱可夫当时是明升暗降，被免去了旅长职务，因为他的下属反映他过于严厉和粗暴（N.G.Pavlenko，“Razmyshleniya o Sud’be Polkovodts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10，1988，p.17）.罗科索夫斯基的这次谈话据说是在1966年夏天，当时的朱可夫在赫鲁晓夫时代被孤立后还没有完全平反。他们两人的关系也还处于低潮，因为朱可夫认为罗科索夫斯基与赫鲁晓夫合伙贬低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
[24] A.M.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p.485-486.关于华西列夫斯基：Jukes，“Vasilevsky，” in 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25]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74-76.
[2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19.
[27]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36-139.
[2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41，162.
[29] L.F.Minuk，“Komandir Divizii，”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p.100-115。
[30] 他的两位女儿的回忆除了可见于前面所参考的资料之外，还可参见下面这则对她们的采访。“Papa Chetverok ne Lyubil.Dnevnik Smotrel Pridirchivo，” Izvestiya，December 1，2006.感谢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教授为我提供了文章的副本。
[3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pp.171-174.
[32] M.Fainsod，How Russia is Rul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479.
[33] 关于斯大林战前对红军的清洗，参见R.R.Reese，“The Impact of the Great Purge on the Red Army，”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vol.19，nos.1-3，1992，以及R.R.Reese，“The Red Army and the Great Purges，” in J.A.Getty and R.T.Manning，eds.，Stalinist Terror：New Perspectiv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O.F.Suvenirov，Tragediya RKKA，1937-1938（Moscow：Terra，1998）；P.P.Wieczorkiewicz，Lancuch Smierci：Czystka w Armii Czerwonej，1937-1939（Warsaw：RYTM，2001）；以及A.A.Pechenkii，Voennaya Elita SSSR v 1935-1939gg：Repressii i Obnovlenie（Moscow，2003）。
[34] 有关“大恐怖”的文献非常多。一部出色的文献汇编是J.Arch Getty and O.V.Naumov，eds.，The Road to Terror：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1932-1939（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3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71.
[36] Zhukov Vospominaniya，vol.1，chap.6各处。
[37] 转引自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54-55。
[38] 20世纪90年代初有证据表明，朱可夫本人至少也指控过一名大清洗的受害者。然而，后来人们才发现，在这份所谓的控告材料上出现的“G.朱可夫”是另一个叫朱可夫的人。参见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234-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