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太多的人和机构在我研究和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很难确定该从哪里开始我的致谢。但是其中一个机构——利弗休姆（Leverhulme）信托——给予的帮助实在太过重要，所以毫无疑问它必须被排在第一个。2006年时我获得了利弗休姆信托提供的一笔重点研究资助，这让我可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自由地写作本书，也为我在俄罗斯档案馆里的绝大部分研究提供了资金。利弗休姆信托的慷慨赞助令我受益良多。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教授、威廉·富勒（William Fuller）教授和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在我申请资助时提供了支持，在此也要对他们致以深切谢意。

2006年夏天，我获得了由英国学术院提供的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员资格，这让我可以在赫尔辛基的斯拉夫图书馆里工作。那两个月里，我能够读到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所有俄军部队单位的团史，也阅读（或是至少复印）了所有1917年之前在俄国出版的与我研究课题相关的期刊论文。对任何研究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赫尔辛基图书馆都是一座独特的宝藏，以伊琳娜·卢卡（Irina Lukka）为首的管理员们亲切而高效率的帮助使得这一点更加突出。我不仅要对伊琳娜致以诚挚的谢意，还要感谢帮我安排考察日程并使之十分愉快的乌拉·蒂兰德（Ulla Tillander）。理查德·斯蒂茨（Richard Stites）和在图书馆里工作的历史学家团体也对我十分友善。

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简写为RGVIA）中一部分与拿破仑战争有关的资料在我研究启动前不久被制成了微缩胶卷。这部分是第846号全宗，也就是所谓的军事科学文献（Voenno-uchenyi Arkhiv/Военно-ученый Архив，简写为VUA）。翻阅我参考文献的读者都会发现，它们包含的信息对此书来说是无价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BLPES）的管理员琼·赛克斯（Jean Sykes）和图书馆的主要俄国问题专家格雷厄姆·卡姆菲尔德（Graham Camfield）引进了这批极有价值的收藏品，我永远欠他们这个人情。

尽管如此，本书中使用的档案资料主要来自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位于莫斯科的藏品，而非军事科学文献。最重要的是关于战时征募新兵的文件（第1号全宗），绝大部分和野战部队给养、装备、武器有关的资料（第103号全宗），同后备军团相关的文件（第125号全宗），以及大有帮助的俄军各团的人事记录（第489号全宗）。多亏了塔季扬娜·尤里耶芙娜·布尔米斯特罗娃（Tatiana Iurevna Burmistrova/Татьяна Юрьевна Бурмистрова）和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莫斯科从事学术旅行的六周里，我才得以翻完所需的全部资料。

然而，如果没有瓦西里·卡希林（Vasili Kashirin/Василий Каширин）的协助，我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我的研究因家庭的需要而变得复杂，部分时间里档案馆因维修而关闭但只做最小限度的通知这个事实使之更加麻烦。要是没有瓦西里在发现资料、确保我能够收到它们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这本书将会单薄很多，他对我研究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几位档案保管员同样值得我特别致谢，尤其是亚历山大·卡皮托诺夫（Aleksandr Kapitonov/Александр Капитонов）。阿波隆·戴维森（Apollon Davidson）和他夫人柳德米拉（Liudmilla）亲切地在一系列场合为我提供了在莫斯科的住宿，还在档案文件出错时安抚我的坏脾气。

我也非常感谢带我去战场的朋友们。维克托·别佐托斯内（Viktor Bezotosnyi/Виктор Безотосный）把我带到了位于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iaroslavets/Малоярославец）的战场，他同样是忠告、知识和友谊的充沛源泉。保罗·西蒙斯（Paul Simmons）和瓦西里·卡希林（Vasili Kashirin/Василий Каширин）陪我在博罗季诺（Borodino/Бородино）度过了难忘的一天。多米尼克·赫布斯特雷特（Dominic Herbestreit）和克里斯廷·皮尔茨（Christin Pilz）带我在莱比锡（Leipzig）战场四周转了一圈，还开车送我去现在位于捷克共和国境内的库尔姆（Kulm）。更富有英雄气概的是我姐姐埃莱娜·利芬教授，她开车带我深入波兰乡间，前往卡茨巴赫河（Katzbach）战场。我们的考察得到了亚历山德拉·波拉达（Alexandra Porada）的很大帮助，她协助我们穿越这片地区。

我的代理人娜塔莎·费尔韦瑟（Natasha Fairweather）、出版商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温迪·沃尔夫（Wendy Wolf），企鹅（Penguin）出版社的艾丽斯·道森（Alice Dawson）和理查德·杜吉德（Richard Duguid）都是关键的盟友。伊丽莎白·斯特拉特福德（Elizabeth Stratford）是一位极有效率的技术编辑。我从孩提时代就希望写作此书，他们鼓励我这样做。然而我认为，在2012年的战争200周年纪念到来之前及时写出本书的最初动力来自我的同事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教授。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给我巨大帮助的各位中，休·斯塔基（Sue Starkey）格外突出。当我由电脑、复印机和其他技术挑战引起的歇斯底里症状频繁发作时，她负责安抚我。她在政治学系总办公处的同事们［吉尔·斯图尔特（Jill Stuart）、赛瑞斯·琼斯（Cerys Jones）、玛德琳·博特（Madeleine Bothe）、希斯泽赫·塔里克（Hiszah Tariq）］也帮助过我，让我平静下来。我的同事珍妮特·哈特利（Janet Hartley）教授非常友善地通读了全书，指出了一些可以修改之处，我们的学生康纳·里弗尔（Conor Riffle）和梅根·图拉克（Megan Tulac）也是如此。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头24年里，我尽可能地远离学校事务管理工作。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起初是系主任，后来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让我对校务负责人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爵士的聪慧、高效和良好的幽默感有了一定的洞见。校董事会主席托尼·格拉比内（Tony Grabiner）勋爵不光展现了智慧，还体现出了伟大的慷慨精神。他不求回报地投入大量时间为学校服务，学术界没有多少成员意识到他的奉献程度。

我还必须感谢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教授在战争、金融和经济问题上的建议，以及亚历克西斯·德·蒂森豪森（Alexis de Tiesenhausen）就插图提出的帮助和忠告。

从事研究的最初18个月里，我大部分时间住在远离不列颠图书馆的地方，也得到了馆员的许多帮助。在研究中途进入不列颠图书馆以后，我才发现对几乎所有学者而言，这里的资源是多么丰富灿烂——对研究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

2006年春天，我在《评论》（Kritika/Критик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勾勒出了此书主题和写作目的的轮廓。对提出了有益批评建议的刊物编辑和读者们，我在此致以感谢。

我的家人——美喜子（Mikiko）、阿莱卡（Aleka）、马克斯（Max）和托利（Tolly）——在我研究和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受了不少煎熬，但他们一直帮助我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