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无限复仇：东欧

如果说复仇是权力的功能，那么，只有在施害者与受害者角色完全逆转时，真正的复仇才有可能实现。受害者必须变成施害者；无权者必须变成全权者；之前承受的不幸必须设法转换为对方承受的痛苦。

在德国境内，这种情况并未大规模发生，毕竟盟国在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被释放奴工不能反过来奴役他们之前的主人，集中营幸存者不能成为德国俘虏的看守。但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区层面，这种翻天覆地的情况的确存在。

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但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罗的海国家甚至俄国，情况也相差无几，这些国家都有大批长期侨居于此的德语居民，被统称为德裔。战争期间，这些人获得各种特权，现在却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被迫逃离家园，他们食不果腹、尊严扫地，因为他们的所在国都在仿效纳粹战时的措施。数十万人被强征为奴工，在各地区的工厂、煤矿、农场里劳动，一如纳粹当年对待他们的邻居那样。其余的人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被赶进中转营地，等待被逐回德国。

这一章是关于数百万德语平民的故事，他们被塞进欧洲各地的禁闭营、中转营、集中营，而这些营地才刚刚把战时关押的犯人全部清空。某些营地可与最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相比。必须澄清的是，最初发生在这些营地的暴行，论规模无法与纳粹的战争罪行相比，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暴行的确发生过，而且相当野蛮。

施虐狂的极端行径总是令人难以容忍，且不论受害者是谁，但在这里，受害者换成了德裔，这引起我们另一种不安。在欧洲每个国家，实际上在全世界，德裔都被视为暴行实施者，而非承受者。世人更愿意相信，即使战后有某些复仇措施，那也是德裔咎由自取，而且我们也愿意相信，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德裔遭受的报复无论如何都是相当温和的。人们认为，德裔以令人恐惧的折磨和羞辱对待别人，不仅纳粹党徒如此，就连普通男人、女人、孩子都如此，那么，我们的同胞就有权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盟国的主流风气，也是回避责任的方便理由。

如果我们试图得知过去的真相，或者真正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应该对这些往事进行考究。最近数十年，过激论者和阴谋论者对这些往事颇感兴趣，而我们只是将其看成罪恶的秘密。新造的传言和夸张的言辞开始生根发芽，其中某些观点相当危险。因此，尽管会引起不安，我们还是很有必要让这些令人不悦的真相、传言滋生的土壤重见天日。

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

在欧洲，对德裔平民最具敌意的，就是那些德裔与其他民族比邻而居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就是典型例子。数百年来，布拉格曾经是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共同家园，两个社群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1]如果不把维也纳计算在内，布拉格就是纳粹占领的第一座外国首都，也是最后被解放的外国首都，因此，捷克公民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众承受了更久的占领之苦。许多捷克人都把他们的德裔邻居视为叛国者，正是这些叛国者为1938年德国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因此毫不奇怪，当布拉格居民在战争最后一周奋起反抗纳粹时，长期积压的怨恨终于演化成暴力。他们抓住德军士兵，群起殴打，淋上汽油，将其焚烧。[2]数十人被吊在城市的路灯杆上，血肉模糊的躯体上被刻上纳粹万字符。游击队员冲进地窖，把躲藏在里面的德裔男人、女人、孩子拖出来，人们被殴打，妇女被强奸，有时甚至被杀害。[3]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赶出家园，被关押在学校、影院、营房，许多人受到残忍审讯，审讯者试图深究其政治立场。[4]

在这几天里，城市里弥漫着浓厚的恐惧气氛。一些布拉格居民后来提到，那种“会传染”的恐慌让他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战壕里的岁月。一名德裔公务员形容当时的布拉格满大街都是“街垒和受惊的人”。当他试图回家时，他好几次误入人群，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男人、骂骂咧咧的暴民、惊声尖叫的女人、屈膝投降的德军，还有许多贩卖捷克国旗和徽章的年轻人。他后来写道：“每间屋子里都传出枪声。”

许多捷克年轻人，手里拿着左轮手枪，要求查看路人的证件。我躲进一间房子的门廊；楼上传来让人头发倒竖的尖叫，然后传来一声枪响，然后就是一片死寂。一个长着猛禽面孔的年轻人走下楼梯，手脚麻利地把什么东西塞进左边的裤兜。一个老人，看得出是看门人，高声叫道：“那个德国婊子，你让她得到应得的下场了吗？这就对了，他们都得死！”

这座城市的德意志人，要么躲在地窖里，要么躲在捷克朋友和熟人家里，以避开愤怒的暴民。[5]

1945年5月5日，起义开始时，大约有20万德意志人生活在布拉格，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6]根据捷克的统计报告，起义期间，只有数百名德意志人被杀，包括数十名妇女和至少八名儿童。这肯定是低估的数字，尤其是考虑到城内城外暴力行为的范围和性质，更不要说官方企图掩盖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了。例如，后来在布雷诺夫（Brěvnov）郊区发现的集体墓穴，就收殓了300名德意志人的尸体，他们都是“在西面的战斗中被杀的”。受害者多数穿着平民服装，但捷克的统计报告仍然断定他们当中有3/4的人是士兵，并且将其纳入军人死亡名单而非平民死亡名单。[7]考虑到统计报告如此不可靠，再加上数目不详的德裔受害者并未入册，人们根本不可能判断布拉格起义期间德裔平民的确切死亡人数。

战争结束后，还有数千名德意志人被关押在布拉格，首先是在临时拘留中心，然后转到大型聚集中心，如斯特拉霍夫（Strahov）运动场，最后转到城市外围的关押营地。根据目击者证词，这些拘留中心的德裔犯人通常会被殴打，偶尔会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例如，一位名叫库尔特·施密特（Kurt Schmidt）的平民工程师，5月底从布尔诺被强迫走到布拉格，然后被关押在斯特拉霍夫。他后来声称：“饥饿和死亡统治着这片营地。”

在营地里，我们被迫在大庭广众之下围观处决，他们以此提醒我们死亡会随时降临。任何在营地里发现的党卫队员，都会被公开处决。有一天，六名年轻人被殴打到动弹不得，他们被水泼醒（德裔妇女被迫去打水），然后继续被殴打到断气为止。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故意展示在厕所旁边，长达数天之久。一名14岁的男孩与父母一起被枪决，原因据说是他曾经试图用剪刀刺伤一名革命卫兵。这只是每天发生的处决案例的个别例子，而处决方式通常是枪决。[8]

按照施密特的说法，营地里的食物供应时有时无而且始终不足，最近捷克的研究确证了这一说法。[9]卫生状况极为原始，装载食物的桶夜晚会用于“其他用途”。营地里痢疾流行，因为疾病和饥饿交迫，施密特失去了15岁的儿子。卫生设施缺乏，食品定量不足，在战后所有关押地中可谓家常便饭。

在斯特拉霍夫，妇女尤其难熬，她们不断受到捷克卫兵和俄国士兵的侵犯。施密特解释道，他与其他男人都无力保护妇女：

如果男人试图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俄国人以及捷克人，甚至懒得把女人带走，他们就在孩子和营地所有犯人面前强奸女人，所作所为如同禽兽。在夜里，人们能够听见这些可怜女人的呻吟和呜咽。到处都在执行枪决，子弹就在我们头上擦过。人流密集，噪声不断。黑暗的夜空被探照灯和俄国人的枪火划破。我们的神经日夜不宁，我们仿佛坠入地狱。[10]

为了逃避这种状况，许多德意志人自愿到外面工作，尤其是因为城市里修理工的需求很大，包括拆除起义期间起义者修筑的街垒。但如果以为他们在外面的待遇会比在监狱的待遇更好，那就大错特错了。施密特经常被围拢在工地周围的群众殴打、吐痰、投石。他的描述得到一位妇女的证实，那位妇女关押在另一处营地，她战时曾经在布拉格的德军女子通信兵部队服役。

街头暴民的行径（比监狱看守）还要恶劣。尤其是年长妇女，更加擅长用铁杆、铁棍、狗带等工具当武器。我们有些人惨遭毒打，甚至倒地不起。其他人，包括我自己，不得不到桥上的街垒藏身。捷克警察在我们的工地外围警戒，但暴民突破警戒线，我们再次惨遭虐待。我有些被打的同伴拼死跳入莫尔道河[11]，他们马上朝河里开枪……其中一个捷克人拿着一把大剪刀，挨个儿剪我们的头发。另一个捷克人往我们头上泼红油。我被打落四颗牙齿。他们强行从我们肿胀的手指上摘下戒指。其他人则看中我们的鞋子和衣服，我们最后几乎被剥个精光，即使是内衣也被剥去。男孩和男人踢我们的肚子。我完全绝望，我也试图跳进河里。但我被拖回来，再次受到毒打。[12]

这就难怪有些德意志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受辱了。例如，在布拉格的潘克拉克（Pankrác）监狱，两位年轻的德裔母亲勒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试图自杀。她们被救活时说，之所以要杀死孩子，是因为看守威胁要“挖掉孩子的眼珠，折磨他们，杀死他们，就像德国人对待捷克孩子那样”。[13]关于战后初期的自杀人数，没有任何可靠的统计数据，但1946年捷克官方报告列出5558名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自杀的德意志人。再一次，真实数字肯定比统计数字多得多。[14]

布拉格市内德意志人的处境，大体上代表了捷克其他地区的状况，尽管在很多地区最糟糕的日子要到夏末才到来。或许最著名的屠杀发生在拉贝河畔乌斯季（Ústí nad Labem，德语旧称为奥西希），7月底有超过100名德意志人被杀害，深感震惊的目击者后来将死亡人数夸大了10倍乃至20倍。[15]更为严重但更不为人知的屠杀发生在波希米亚北部城镇波斯托洛普尔季（Postoloprty），一支狂热的捷克陆军分遣队执行了“清洗”当地德意志人的命令。根据德国文献，有800人被残忍杀害。捷克文献也能印证：事件发生两年后，捷克当局在城镇外围的集体墓穴发现了763具尸体。[16]在陶斯（Taus，捷克人称为多马日里采），120人在车站后面被枪杀，然后埋在集体墓穴里。[17]在摩拉维亚城镇普热罗夫（Přerov）附近的霍尔尼莫斯泰尼采（Horní Moštěnice），一位名叫卡罗尔·帕祖尔（Karol Pazúr）的捷克军官拦下一列满载斯洛伐克德意志人的火车，表面上是为了搜查前纳粹党徒。当天晚上，他的士兵射杀了71名男子、120名女子、74名孩子，最小的孩子是八个月大的婴儿。再一次，他们被埋在集体墓穴里。帕祖尔后来为杀死孩子狡辩道：“我杀了那些孩子的父母，还能拿那些孩子怎么办？”[18]

这种行为绝对不可能得到捷克新政府的授权，捷克新政府还经常谴责这种过火行为。[1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捷克新政府与这种行为毫无干系。回国复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签署了一系列惩罚德意志人的法令，包括充公土地、没收财产、取消国籍以及解散所有德语高等学府。贝奈斯以及新政府其他高官的言论无异于火上浇油。例如，在贝奈斯从流亡地回到布拉格后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并未单独从道德上指责纳粹的战争暴行，而是指责整个德意志民族，声称他们活该“被全人类唾弃”。[20]贝奈斯政府后来的司法部部长普罗柯普·德尔提那（Prokop Drtina）走得更远，他公然声称“没有好德国人，只有坏德国人和更坏的德国人”，他们是“我们体内的溃疡”，而且“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为希特勒、希姆莱、汉莱因、弗兰克的罪行负责，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为犯罪接受惩罚”。[21]在1945年7月，后来担任捷克总统的安东尼·萨波托茨基（Antonín Zápotocký）在《劳动报》（Práce）发表文章，要求当局在惩治通敌嫌疑犯时不应受法律约束，因为“当你砍树时，肯定木屑横飞”（一句捷克谚语，类似于“你不可能煎蛋而不打破鸡蛋”）。[22]类似的观点还可见诸总理日德内克·聂杰德利（Zdeněk Nejedlý）、议长约瑟夫·大卫（Josef David）、司法部部长雅罗斯拉夫·斯特兰斯基（Jaroslav Stránský）的相关言论。[23]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言论充斥着对所有德意志人的恶毒咒骂，那么他们也是在为捷克人的复仇行动开脱。在战后一周年的一部法律中，写明了所有复仇行动都是对纳粹当局及其帮凶的“合理报复”，尽管类似行为在平时会被视为犯罪。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赦免不仅适用于战时的报复行为，而且适用于1945年5月9日至10月28日的报复行为。[24]

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德意志人死于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的混乱局面中，但肯定数以万计。此事仍然极具争议，让德捷双方情绪尖锐对立，而所有关于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又彼此矛盾。德国文献列出18889名在捷克斯洛伐克驱逐行动期间死亡的德意志人，其中5596人死于暴力事件，上述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未被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25]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经常声称真实死亡人数高达25万，但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26]正好相反，某些捷克历史学家声称，所有战后暴力事件都是德意志人为了索取赔偿而虚构的故事。[27]最为可靠而且公正的统计数字由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斯坦内克（Tomáš Staněk）汇编而成，他谨慎地估计，死于捷克斯洛伐克战后混乱期间的德意志人，为2.4万～4万人。[28]不过，这个数字并未包括那些因为健康受损而在此后数年间英年早逝的人。

斯坦内克也给出了战后被囚禁的德意志人的人数。早在捷克官方大肆驱逐德意志人之前，官方记录的德裔囚犯人数就高达96356人，斯坦内克认为真实的数字至少还要多出2万。实际上，1945年8月中旬，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所有囚犯中，超过90%是德意志人。表面上是因为这些德意志人对捷克构成威胁，实际上也许有多达1万名囚犯是未满14岁的孩子。[29]

毫无疑问，囚犯当中某些人的确罪有应得，导致所有囚犯集体受过。但他们之所以被长期关押在营地里，许多人直至1948年才被释放，是因为他们被当成免费劳动力，尤其是农业部门和工矿企业的重要劳动力。

原则上，征召德裔劳工也是欧洲其他地区的惯常做法，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及至1948年年初，还有11万名德国战俘在英国工作。[30]实际上，使用德裔强迫劳工，是由三巨头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根据国际协议认可的。但在英国，被用作强迫劳工的仅限于战俘，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征召的绝大多数是平民。更大的差异在于劳工待遇。在英国，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德国劳工饮食与英国工人相同的，遵照相同的安全条例。在捷克，红十字会经常无法接近犯人，许多犯人每天得到的食物的热量少于1000卡路里，这还不到足以维持健康所需之一半，他们被迫从事所有危险工作，包括清除地雷。[31]

捷克斯洛伐克的强迫劳工通常会被羞辱，一如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做法。他们被迫戴上纳粹万字符、白臂章或者涂上字母“N”（Němec，指德国人）的补丁。[32]当他们走出关押营地去上班时，他们经常被禁止搭乘公交、光顾商店、进入公园，甚至不得走上行人道。[33]在他们被殴打或者被施以其他“惩罚”时，仿佛可见纳粹主义的幽灵在飘荡，尽管营地看守本身就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例如，一名德裔公务员还记得加害者的叫嚣：“我终于逮住你们了，你们这些婊子养的！四年来，你们在集中营里折磨我，现在轮到你们尝尝滋味了！”[34]

维诺赫拉德的市民们！

布拉格第12区本地民族委员会常委会，已经决定解决德国人、匈牙利人以及叛国者问题，措施如下：

1.“德国人”这个单词及其所有变体，只能以小写字母书写，“匈牙利人”这个单词亦然。

2.今后将对德国人、匈牙利人以及叛国者实施以下规定——

a.所有年满14岁且被认定为德国人、匈牙利人、叛国者或通敌者的人，将要在左臂佩戴明显的白色帆布标识，尺寸为长宽各10厘米，上面涂抹纳粹万字符以及个人编号。佩戴此标志的人，将不得领取定量口粮卡。措施同样适用于登记证书第6栏（民族栏）标注为“D”[35]的人。

b.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平时不得搭乘有轨电车，只有在上班路上才可搭乘，搭乘时必须站在后车斗，而且不得使用座位。

c.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不得走人行道，只能走机动车道。

d.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不得购买、订阅、阅读报纸，该措施同样适用于上述人等的房客。

e.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不得逗留或穿越公共花园、公园、森林，不得逗留或光顾理发店、餐厅、各种娱乐场所，尤其是戏院、影院、讲堂等地；同样，他们不得光顾洗衣店、干洗店、油印店。他们光顾商店的时间，限定为上午11点至下午1点、下午3点至下午4点。无视此时间限制的买卖双方将同时受到处罚。他们到所有政府部门办事的时间，限定为早上7点半至早上8点半。

f.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晚上8点后不得离家。

g.所有年满14岁且登记证书标注为“D”的人，务必在两天内向布拉格第12区本地民族委员会管制和登记委员会报到，以制作证章和登记入册。那些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人，以及未佩戴上述证章的人，将会受到严厉惩罚，惩罚措施参照纳粹当局曾经采取的做法。惩罚措施同样适用于那些帮助和结交上述人等的人，且不论其方式和目的为何。

h.所有登记证书标注为“D”的人，务必马上现身，且不论其是否曾经收到上述调查委员会通知，且不论其是否曾经收到允许自由行动的临时证书。与此同时，他们（必须）递交所有财产清单，同时上交所有贵重物品，接收部门为第12区民族委员会民族财产信托公司，如有银行存折、银行账户以及其他储蓄，亦一并提交；他们必须报告，是否持有任何形式的资本利益，同时提交合法证据；而且，他们必须交出所有无线电设备及其证书。任何财产转移将被禁止并被宣布无效；德国人不得享用烟草配给，不得在公共场合或工作场所抽烟。

市民们、工人们、苦力们！按照政府规定的原则，我们将会在本区内执行清洗、建立秩序。此举将让你我的维诺赫拉德成为民族的、我们的市区。

上述措施只是临时措施，直至所有上述人等被驱逐出境后即行终止。

1945年6月15日发布于布拉格

布拉格第12区本地民族委员会

主席奥德里奇·哈拉斯

1945年6月张贴在布拉格一个区的告示。[36]

有一位名叫汉斯·冈瑟·阿德勒（Hans Guenther Adler）的犹太人，曾经被囚禁于特莱西恩施塔特。按照他的说法，他遭受的待遇，与德意志人战后在同一处营地遭受的待遇，相差无几：

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占领期间无疑是有罪的，但其他大多数人只是少年儿童，他们之所以被关押，仅仅因为他们是德意志人。仅仅因为他们是德意志人……？这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听起来太熟悉了；只不过是把“犹太人”换成“德意志人”。德意志人被迫穿上打着纳粹万字符补丁的衣服。人们饥饿难耐、饱受虐待，他们的待遇不会比德国集中营好多少。唯一的差异是，在这里，通过劳动实施的复仇，并非建基于由党卫队运营的大规模灭绝系统。[37]

阿德勒的道德观点让人无可辩驳：虐待无辜的德意志人，与虐待无辜的犹太人，同样是错误的。然而，他不应该缩小两者在规模上的差异。他同样忽略了一个事实，德意志人所受的痛苦都是由个人造成的，他们所受的折磨和谋杀，从来就不是政府的正式政策：捷克当局仅仅要求驱逐德意志人，而不是灭绝德意志人。当然，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全然不同的世界。

然而，还有其他人主张彻底灭绝德意志人，即使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没有发生这种灭绝事件，在其他地方也肯定会发生。1945年秋天，当数百万贫病交加的难民涌入德国时，他们也带来某些恐怖故事，内容无非关于“地狱营”“死亡营”“灭绝营”。他们说，在这些地方，德意志人通常会劳累至死、冻馁至死，甚至被集体处决。营地看守虐待人的方法，与党卫队在奥斯威辛虐待人的方法相差无几，甚至犹有过之。据说在某些营地，“只有大约5%”的犯人得以生还。[38]

这种关于营地的陈述，得到德国政府的极端重视，而且得到大量居民的全盘接受，他们宁愿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不是暴行实施者。这种信念将会产生长久的政治效应，其影响从20世纪延续至今。

这些营地中最为臭名昭著者，并非在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在波兰，正因如此，我们接下来要关注波兰。

新“灭绝营”

1945年2月，苏联红军攻入德国领土后，在如今波兰西南部外省小城希维托赫洛维采（Świętochłowice）附近的兹哥达（Zgoda）发现了一座被废弃的劳动营。出于报复心理，波兰准军事部门公共安全部（UBP）将其重新开放，改为“惩罚营”。[39]当地数千名德意志人遭到逮捕，并被送入营地服劳役。当地居民被告知，兹哥达仅仅是收容纳粹党徒和德国帮凶的营地，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可能被送进去。与前纳粹犯人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德国运动俱乐部的成员，罪名是没有合法证件，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罪名。

当这些犯人抵达营地时，可能会猜想自己的命运。营地被高压电网环绕，电网上挂着骷髅头标识，上面写着“危险勿近”。[40]按照好几位目击者的说法，当他们看到挂在电网上的几具尸体时，这些警告语显得更加触目惊心。[41]犯人会在大门口见到营地负责人所罗门·莫雷尔（Salomon Morel），他告诉犯人，他会“让他们知道奥斯威辛意味着什么”[42]；有时他会取笑犯人，“我的父母兄弟在奥斯威辛被德国人毒死，我会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所有德国人得到应有的惩罚”。[43]战争期间，兹哥达曾经是奥斯威辛的附属营地：为了强化两者的联系，甚至有人在大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44]。[45]

折磨很快开始，尤其是对任何纳粹组织的嫌疑犯，折磨更快降临。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被勒令躺在地上，任由看守从他们身上踩过，他们还被迫唱纳粹党歌，即《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同时举高双手，任由看守用胶棍敲打他们。[46]有时候，莫雷尔会命令犯人叠罗汉，直至他们叠成巨大的金字塔；他会用凳子殴打犯人，或者命令犯人彼此殴打，以此为看守取乐。[47]有时候，犯人会被送进惩戒室，那是个地下室，犯人被迫在深及胸口的冰水里站立几个小时。[48]特别的场合意味着额外的毒打。例如，希特勒生日当天，看守会进入7号牢房，那是关押纳粹嫌疑犯的牢房，看守会用椅子殴打犯人。[49]欧战胜利日当天，莫雷尔会从11号牢房提出一批犯人，进行另一场庆祝性的殴打。[50]

犯人的生活环境被故意弄得不宜人居。营地从建造时起，就只能容纳1400名犯人，但及至7月，营地已经容纳了超过3500人。最高峰时，这里关押了5048人，只有66人不是德国人或德裔。[51]他们被塞进7座住满壁虱的木结构牢房，在那里，他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没有标准的盥洗设施。食品定量通常会被贪婪的营地职员克扣，而营地外亲人送来的食品包裹则会被没收。[52]2/3的男人每天被送去当地煤矿，有时他们会在那里劳累至死。[53]第7号牢房的纳粹嫌疑犯不用去工作，但在营地里受到公共安全部看守的严密监视。流行性斑疹伤寒暴发时，染病的犯人没有被隔离，而是被迫滞留在过度拥挤的牢房里。结果死亡率急剧上升，一位负责掩埋尸体的犯人后来提到，每天都有将近20人死去。[54]

任何试图逃出这座地狱的人，马上会受到特别惩罚。格哈德·格鲁施卡（Gerhard Gruschka）是营地里一名14岁的德裔男孩，他目睹了一名不幸被重新抓获的逃犯遭受的惩罚。逃犯名叫埃里克·范·卡尔斯特伦（Eric van Calsteren）。当他被押回牢房时，一队看守群起对他拳击棒打，其他犯人则被迫围观。格鲁施卡说，这是他曾经见过的最为残忍的毒打。

埃里克……突然挣脱民兵包围，爬到一张木板床上。四个民兵从后面围住他，把他拖回牢房中间。他们明显被这种反抗激怒了。一个民兵从牢房的角落里抽出一根铁棍，这根铁棍平常用来搬运我们的食物桶。当桶里装满食物时，用铁棍穿过桶边两个手柄，会比较容易搬运。然而，此时铁棍成为折磨人的工具。暴怒的民兵用铁棍敲打埃里克的双腿。当埃里克倒地时，他们拳打脚踢，然后把埃里克抓起来，再用铁棍殴打。在绝望中，埃里克只好求饶：“枪毙我吧，枪毙我吧！”但他们打得更起劲。这是兹哥达最恐怖的夜晚之一。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狱友这次必死无疑。[55]

奇迹般地，卡尔斯特伦总算熬过了这次毒打。就像格鲁施卡那样，他才14岁。他还是荷兰公民，因此根本就不应该被关押在波兰。

这就是每天发生在兹哥达的事情。难怪这里经常被比作纳粹集中营，特别是因为营地指挥官本人似乎有意识地重现奥斯威辛的气氛。就连当时的旁观者也能做出这种类比。一名当地牧师向派驻柏林的英国官员传递了这座营地的信息，这名英国官员转而上报伦敦的英国外交部。英国的报告写道：“集中营并未被废止，而是被新主人接管。在希维托赫洛维采，未被饿死或未被打死的犯人，被迫夜复一夜地仰起头站在冰水里，直至死去。”[56]被释放的德裔犯人也把兹哥达比作纳粹集中营。一位名叫君特·沃尔尼（Günther Wollny）的男人相当不幸，他在奥斯威辛和兹哥达都被关押过，他后来说道：“我宁愿在德国集中营待十年，也不愿在波兰集中营待一天。”[57]

在兹哥达所有折磨人的手段中，食物短缺和伤寒流行是两大杀手。然而，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瘟疫无异于救赎。伤寒暴发的详细情形被披露在波兰报纸上，波兰政府部门终于决定接管监狱和营地。莫雷尔因为任由营地状况恶化以及任意对犯人动用武器而受到正式训诫，其中一名营地高级管理员卡罗尔·扎克斯（Karol Zaks）因为克扣食品定量而被解雇。[58]当局着手释放犯人，或者将犯人转送到其他营地。及至1945年11月，在犯人答应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后，多数犯人被释放，营地也同时被关闭。

按照官方数字，在大约6000名先后被关押在兹哥达的德意志人中，有1855人死亡，死亡率几乎达到1/3。尽管在正式表述中把惩罚营改称为劳动营，但某些波兰和德国的历史学家还是断定，兹哥达营地的功能，就是通过故意断供食物和药物，让德裔犯人步入死亡。[59]

人们也许乐意把兹哥达事件理解为个别残忍的营地指挥官的个人复仇，但其实类似状况在波兰其他营地和监狱比比皆是。例如，在特雷泽比卡（Trzebica，德语称特雷比尼茨）的波兰军事监狱，看守为了好玩而经常殴打德裔犯人，而且经常放狗吓人。一名犯人说道，当看守用带齿铁棍打他时，他只能卑躬屈膝地在牢房里跳来跳去。[60]在格利维采（Gliwice，德语称格利维策），监狱交给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管理，他们用扫帚、棍棒、甩棍让德裔犯人招供。[61]克沃兹科（Kłodzko，德语称格拉茨）监狱的幸存者提到，犯人“被橡胶棍打到眼珠迸裂”，那里还上演各种暴行，包括直截了当的谋杀。[62]

女人跟男人一样，承受了巨大痛苦。在波图利采（Potulice）劳动营，妇女通常会被强奸和殴打，成为营地职员的性虐待对象。或许更糟糕的是，她们与孩子骨肉分离，孩子只能在周日见到母亲一两个小时。有证人声称，这种做法体现了将德裔儿童波兰化的做法，正如纳粹在战时企图让波兰儿童德国化那样，不过，这份证言可能只是证人对与孩子分离一年半的痛苦的宣泄。[63]波图利采其他犯人声称，她们被迫赤身裸体去工作，甚至被扔进粪坑，甚至有证人声称，一名看守抓住一只癞蛤蟆，将其塞进一名德裔犯人的喉咙里，直到这名犯人窒息而死。[64]

然而，最为臭名昭著的波兰营地也许是瓦姆比诺维采（Łambinowice），德语称拉姆斯多夫（Lamsdorf），这是德国占领者使用的称谓。1945年7月，这座曾经用作战俘营的营地重新开放，成为收容德裔平民的强迫劳动营，在波兰国界变动后，这些平民正在等待驱逐出境。强迫劳动营由时年20岁的切斯瓦夫·根博尔斯基（Czesław Gęborski）管理，“他是个形貌猥琐的波兰人，全靠踢打犯人来下达命令”。[65]

按照一名早期犯人的说法，暴行几乎是突如其来。就在他们抵达当晚，他和其他40名犯人被叫醒，然后被赶出牢房，到营地的院子里集中，他们被迫躺在地上，民兵跳到他们背上。然后，他们被迫绕着院子跑步，同时还被鞭子和枪托抽打。任何人不支倒地，马上就会被民兵群起攻之。证人声称：“第二天早上，我们埋葬了15个人。之后几天，我都要强忍住剧痛才能挪动身体，我的尿里都是血水，我的心跳也不规律。但还有15个人被埋在地底。”[66]

数天后，随着大批犯人被转送至此，暴行继续蔓延。不仅波兰民兵肆意打人，而且他们的德裔走狗也打人，尤其是“牢头”，一个来自卢布里尼克（Lubliniec，德语称卢布里尼茨）的名叫约翰·富尔曼（Johann Fuhrmann）的德裔犯人。“就在我眼前，他打破一个婴儿的头颅，婴儿的母亲只是想为孩子讨点热汤而已，在拉姆斯多夫，热汤是供应给最小的孩子的。然后，他追着那个女人，在院子里鞭打她，而那个女人臂弯里还抱着血肉模糊的婴儿尸体……然后，他带着他的‘跟班们’回到房间里，喝光那些本来给孩子准备的肉汤。”[67]

按照同一位证人的说法，营地看守越来越喜欢变换花样折磨人。为了取乐，营地指挥官强迫一个男人爬上院子里一棵树，然后让那个男人大喊“我是一只大猴子”，营地指挥官和看守哈哈大笑，然后开枪射击，最后那个男人终于从树上掉到地上。或许这位证人做出的最为令人作呕的陈述，是关于邻近乡村格吕本（Grüben，如今波兰的格拉宾）的妇女的遭遇。那些妇女被派去挖掘一处在营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万人坑里有数百具苏军士兵遗体，都是当年战俘营里的死者，被纳粹掩埋于此。那些妇女没有手套或者其他防护服。当时正值盛夏，尸体早已高度腐烂，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恶臭。

由于尸体暴露在野外，妇女和女孩被迫面朝下方捡拾这些黏黏糊糊的、不堪入目的尸体。波兰民兵用枪托击打受害者的脸，让她们埋首在腐尸堆里。通过这种方式，人体残骸被灌进她们的口鼻。64位妇女和女孩死于波兰人这种“英雄史诗般的”行为。[68]

类似证言的正确性几乎无法核实，而且证言本身很可能有所夸大。然而，发掘现场的照片得以保留，即使波兰历史学家也承认，妇女们被迫在没有手套和防护服的情况下发掘尸体。[69]许多详细情况也得到营地其他幸存者的证实。一位女犯人提到，她的儿子雨果被迫徒手发掘尸体，尸体严重腐烂，以至于黏黏糊糊的东西浸透了他的鞋。[70]

不可否认的是，在瓦姆比诺维采，的确存在任意虐待犯人的风气。好几位证人都亲眼看见有人被殴打致死，或者因为试图逃跑而被枪决。[71]绝大多数微不足道的过失都肯定会招致惩罚，如想要逃到德国境内的美军占领区（据说一位年轻人因此被打死），或者对异性讲话。[72]一位妇女提到，当她在营地里发现丈夫还活着时，她欣喜若狂，结果因为大喊大叫，她和丈夫在面朝太阳的位置被绑了三天，作为对她的惩罚。[73]

随着暴力风气蔓延，犯人被迫忍受最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与其他营地一样，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通常是一日两餐，每餐两个水煮土豆，午饭就是寡淡如水的所谓肉汤。卫生设施付之阙如，就连被单都是回收再用的裹尸布，医院里的草席也是一样。[74]一名营地掘墓人提到，由他掩埋的尸体，上面覆盖的虱子有时“厚达两厘米”。[75]难怪这里与其他营地一样，两大杀手分别是疾病传播和营养不良。根据波兰文献，这里60%的死亡个案是由斑疹伤寒所致，许多是由斑疹热、痢疾、疥疮以及其他疾病所诱发。[76]

对于那些营地生还者来说，这段记忆如同地狱的幻象。等到他们被释放、被转送到德国时，他们已经失去家园、失去财产、失去健康，有些人甚至体重减半，但丧失亲人的心理痛楚才最为沉重。一名妇女在历劫数年后解释道：

在营地里，我失去了我10岁的女儿、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哥哥、两个嫂子、一个姐夫。在我临近死亡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和另一个女儿，设法爬上了开往西德的列车。我们在营地里待了14个星期。我们村里过半的人都死了……我们满怀渴望，终于等到我的丈夫。1946年7月，我们曾经收到噩耗，说他也死在地狱营，我们分别后真是经历太多事情了……[77]

这些往事从那时起成为德国的集体记忆。以此为题材的著作可以塞满整个图书馆，结果我们对波兰劳动营的观点仍然停留在主观印象层面。接下来我会说明，尽管德国政府竭尽全力收集数据、实物、个案，但要准确弄清楚如下事实绝非易事：到底有多少人关在这些营地里，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些营地里？

数字的政治

1945年10月其中一座营房起火，是发生在拉姆斯多夫的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谁也不知道火灾因何而起，但接踵而来的混乱事件都被记录在案。按照德裔目击者的说法，营地看守借机大开杀戒。看守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开火，杀死许多试图救火的人，然后把犯人扔进火堆。火灾结束后，犯人被迫挖掘集体墓穴。病房里那些病号的尸体也在此时被埋：某些病人先被射杀，但也有许多病人被打晕后活埋。[78]

1965年，当波兰共产党政府面对这些事件时，他们断然否认。在他们看来，大火是犯人发起暴动的机会，波兰看守被迫武力镇压。波兰政府坚决支持营地指挥官切斯瓦夫·根博尔斯基，声称在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中，他都是清白无辜的。甚至，波兰政府声称，这些事件只是德国政治势力的宣传，目的是败坏波兰的名誉，迫使波兰归还1945年《波茨坦协议》授予波兰的土地。[79]

关于火灾时和火灾后的死亡人数，同样是争议不断。最低死亡人数只有9人（来自一名埋尸人的证言，甚至得到战后波兰共产党政府的承认）。[80]然而，有德裔证人声称，这是个大为缩减的数字。德裔营地医生海因茨·埃瑟尔（Heinz Esser）声称，根博尔斯基故意让他把尸体转移到三个相互隔开的地点，以免尸体数目得到确切统计，妇女和孩子的尸体要在正式墓地之外另行挖坑掩埋。埃瑟尔保存着一份火灾遇难者的秘密名单，分为如下几类：死于火灾者、死于火场外围枪击者、火灾后被活埋者、火灾后伤重不治者。他提供的最终死亡人数是581人。遗憾的是，这个数字与埃瑟尔在数年前提供的数字明显自相矛盾，他曾经声称只有132人死亡。[81]考虑到一手资料的讹误、正式文献的缺乏以及战后高度紧张的政治气氛，我们几乎不可能弄清楚当天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拉姆斯多夫。9人死亡与超过500人死亡，差异极为巨大（在2000年对营地指挥官的审讯中，火灾死亡人数据说为48人）。[82]

争议同样出现在营地开放一年期间的总体死亡人数。根据海因茨·埃瑟尔提供的数字，1945～1946年，共有6488名犯人死于拉姆斯多夫。波兰共产党当局再次反驳，声称拉姆斯多夫只关押了4000名犯人，因此埃瑟尔提供的数字根本不可能。[83]根据波兰最新研究成果，那里大约关押了6000名犯人，大约有1500人死亡，其中1462人名字可考。[84]

这种数字争议不仅仅是学术争论，当中还夹杂着强烈的情绪，既有个人情绪，也有民族情绪。9人意外死于火灾，还算是不幸，但大批人，也许是数百人，被故意烧死和活埋，那就是暴行。数百人死于斑疹伤寒，还算是难免的悲剧，但数千人被故意饿死和断药，那就是反人类罪行。数字是最重要的，因为数字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如果把争议放大到国家层面，德国提供的数字与波兰提供的数字可谓差异悬殊。1974年，德国被逐者、避难者与战争受害者事务部向德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到，有20万人被关押在战后波兰劳动营，包括拉姆斯多夫、兹哥达、梅斯沃维采（Mysłowice），以及位于托谢克（Toszek）的苏联内务部监狱。总体死亡率估计为20%～50%。这意味着大约有4万～10万人死于这些营地，而报告也提到“肯定有超过6万人死于当地”。[85]相比之下，波兰公共安全部的一份报告声称，只有6140名德意志人死于劳动营，就连报告编写者也知道，这个数字肯定是大为缩减的，即使在当时也太明显了。[86]德国提供的数字几乎是波兰提供的数字的10倍。

又一次，数字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对于波兰人来说，这是重获道德制高点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波两国20年紧张关系的顶点：在纳粹（后来还有苏联）毁灭和分割波兰后，可想而知，波兰人肯定不愿意因为战后的暂时混乱而被视为罪人。因此，站在波兰人的立场上，这些令人尴尬的数字肯定是越低越好。甚至有更露骨的公然伪造政府文件的事例，在这些文件中，死亡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相比之下，德国则成为夸大数字的既得利益者。关于波兰反人类罪行的故事，不仅满足了德意志人在战时形成的种族偏见，而且有助于减轻民族负罪感：这种故事说明，德意志人不仅是暴行实施者，同时也是暴行受害者。德国本身越是悲惨，就越是能够摆脱自身罪恶，在某种程度上，东欧德意志人承受的罪恶，部分“抵消”了他们自己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犯下的罪恶。尽管这从来不是德国的主流思想，但时至今日，仍然有德国政治团体反对承认大屠杀，因为德意志人在东欧也承受了“同样的痛苦”。[87]这是极端危险的观点。诚然，波兰劳动营存在某些虐待德意志人的恶心事例，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官方灭绝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波兰当局向营地指挥官下达了严格命令，再三强调殴打和侮辱犯人是违法行为，任何人违反命令都会受到惩处。[88]那些虐待犯人的当事人都已受到惩戒（虽然处罚轻微），并且被调离岗位。无论是就性质还是就规模而言，把发生在拉姆斯多夫或者兹哥达的暴行，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都是荒谬绝伦的。

这个话题之所以长久没有定论，是因为战后禁闭营地的犯罪当事人几乎都没有受到审判。切斯瓦夫·根博尔斯基是拉姆斯多夫营地的指挥官，1956年曾经受到共产党当局的审讯，但最终无罪释放。1989年共产党统治结束后，拉姆斯多夫事件重启调查，2001年，根博尔斯基在奥波莱（Opole）出庭受审。然而，由于根博尔斯基与控方证人的健康状况同样糟糕，审判一再推迟，最后在2005年宣判。根博尔斯基于一年后死去。

所罗门·莫雷尔是兹哥达-希维托赫洛维采营地的指挥官，他同样设法逃脱了审判。共产党统治结束后，他移民到以色列，然后在此定居。波兰司法部申请将他引渡回国，但以色列只能驳回申请，因为根据以色列的时效法，犯罪时间已经超出了追诉期。[89]

这两个人以及其他数百名当事人，都应该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起诉，但他们都侥幸过关，因为当局另有打算。波兰民族与其他承受过纳粹占领的民族一样，更加关注恢复民族权力，而非关注德裔平民的权利。这或许令人愤怒，但绝不令人意外。无论如何，战后的公正是高度主观的公正，很少会在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法律体制内行事。

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东欧，这些事情都并非孤例。正如我将要说明的，同样的问题在欧洲大陆普遍存在。唯一不同的是，受罚者不是德意志人，而是与德意志人合作的人。

[1] 参阅Gary B.Cohen，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Germans in Prague 1861-191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p.274-82。

[2] 类似酷刑通常用于德军士兵和党卫队成员，偶尔也会用于平民。参阅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95。

[3]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390-91.

[4]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57；and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94.

[5] Testimony of “F.B.”，doc.24，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366.

[6] 参阅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49；以及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89-90。

[7]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97.

[8] Kurt Schmidt，引自Report 2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404；另可参阅for comparison p.59，以及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94-5。

[9] 关于监狱的状况，参阅Staněk，Tomáš，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pp.36-8；关于劳动营的状况，参阅Staněk，Tomáš，Internierung und Zwangsarbeit：Das Lagersystem in den böhmischen Ländern 1945-1948（Munich：R. Oldenbourg，2007），pp.111-32。

[10] Kurt Schmidt，引自Report 2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404-5。

[11] 捷克人称伏尔塔瓦河。——译者注

[12] Report no.26 by “A.L.”，引自Report 2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389。

[13] Staněk，Tomáš，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p.39.

[14]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210；Kucera，Jaroslav，Odsunové ztráty sudetonĕmeckého obyvatelstva（Prague：Federalni ministerstvo zahranicnich veci，1992），p.24；Naimark，Norman，Fires of Hatr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18.

[15] 参阅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174；以及Pustejovsky，Otfrid，Die Konferenz von Potsdam und das Massaker von Aussig am 31 Juli 1945（Munich：Herbig，2001），p.561。关于情绪亲历者，参阅testimonies in Pustejovsky，Otfrid，Die Konferenz von Potsdam und das Massaker von Aussig am 31 Juli 1945（Munich：Herbig，2001），pp.315，338-9；以及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68，430。

[16]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143-8.

[17]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148-9.

[18]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155-6.

[19] 如可参阅Beneš’s speech in Anon.，Komu sluší omluva：Češi a sudetští němci（Dokumenti，fakta，svědectví），p.90.

[20] Beneš，Edvard，Speech delivered by President E. Beneš on the Old Town Square，Prague，on His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May 16th 1945（Prague：Orbis，1945；repr. Prague：Erika，1992），p.5.

[21] 参阅Drtina’s postwar pamphlet My a Němcí（“We and the Germans”），pp.5，13，引自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66-7 fn.13；Staněk，Tomáš，Odsun Němců z Československa 1945-1947（Prague：Academia/Naše vojsko，1991），p.59。

[22] Article in Práce，14 July 1945，引自Petr Benařík，“Retribuční soudnictví a česky tisk”，in Vědecká Konference ‘Národní podoby antisemitismu’，Retribuce v ČSR a národní podoby antisemitismu（Prague：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2002），p.23。

[23] Staněk，Tomáš，Odsun Němců z Československa 1945-1947（Prague：Academia/Naše vojsko，1991），p.59。

[24] Law reproduced as Annex 1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276.

[25]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4 April 1988.另可参阅Sayer，Derek，The Coasts of Bohemia：A Czech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243。

[26] 如可参阅the website of the Zentrum gegen Vertreibungen，www.z-g-v.de/english/aktuelles/？id=56#sudeten，accessed 3 October 2011；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128；以及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159。Staněk有信心反驳这些过高的数字，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208-12。

[27] 如可参阅Nováček’s description of the “voluntary” deportation of Germans from Brno，p.31.

[28]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208-12.

[29] Staněk，Tomáš，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pp.24-5.官方数字是有6093人低于14岁，Staněk认为这个数字被低估了。

[30]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197.

[31]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on its activit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September 1，1939-June 30，1947），vol. I：General Activities（Geneva：ICRC，1948），pp.334，336，676；法国和美国当局关押的战俘也被迫清理地雷阵，但从未使用平民。另可参阅Staněk，Tomáš，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pp.28，37。

[32]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75，and eyewitness reports 27 and 59 on pp.392，441.

[33]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75，88，and eyewitness report of Dr Hermann Ebert，Report 66，p.450.

[34]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Report 24，pp.373-4.

[35] Deutsche的首字母，意为“德意志”。——译者注

[36] Adler，Hans Guenther，Theresienstadt 1941-1945：das Antlitz einer Zwangsgemeinschaft-Geschichte，Soziologie，Psychologie（Tübingen：Mohr，1955），p.214.

[37]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s 193 and 195，p.535.

[38] Poster reproduced from Anon.，Tragedy of a People：Racialism in Czecho-Slovakia（New York：American Friends of Democratic Sudetens，1946），p.2.

[39] 后来被改建为“劳动营”，但民族情绪并未改变。参阅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7。

[40]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42.

[41] Testimony by Jadwiga Sonsala，doc.35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15；另可参阅Henryk Grus testimony，doc.38 Testimony by Jadwiga Sonsala，doc.35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20。

[42] Testimony of Henryk Wowra，doc.47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46.

[43] According to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47.另可参阅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46。

[44] Arbeit macht frei，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标语。——译者注

[45] According to Edmund Kamiński，引自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33。

[46] Testimony of Jadwiga Sonsala，doc.35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15；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p.48-9，56.

[47]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p.55-6；and Nikodem Osmańczyk testimony，doc.39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123-4.

[48] 参阅Henryk Grus testimony，doc.38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121-2；以及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50。

[49]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27；and testimony by Józef Burda，doc.42，pp.130-31.

[50] Testimony of Henryk Wowra，doc.47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25-6.

[51] Doc.7，Świętochłowice statistical report，1 August 1945，doc.7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46-7.

[52]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21-5.

[53] Doc.6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45.

[54] Gerhard Gruschka testimony，doc.46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44.

[55]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59.

[56] Statement by R.W.F.Bashford，TNA：PRO FO 371/46990.

[57] Testimony by Günther Wollny，German Federal Archives Ost-Dok 2/236C/297，引自Sack，John，An Eye for an Eye：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against Germans in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93），pp.109，204。

[58] 参阅docs.9 and 10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49-50。

[59] Doc.21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78；另可参阅pp.17，31。

[60]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195，pp.537-8.

[61] Sack，John，An Eye for an Eye：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against Germans in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93），p.67.

[62]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192，p.532.

[63] According to eyewitness report by “P.L.” of Łódź，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Report 268，pp.270-78.

[64] Testimonies by Christa-Helene Gause von Shirach and E.Zindler in Bundesarchiv，Ost-Dok 2/148/103 and Ost-Dok 2/64/18，引自Sack，John，An Eye for an Eye：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against Germans in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93），p.110。

[65]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0。

[66]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1。

[67]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2。

[68]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43-5。

[69] Edmund Nowak，“Obóz Pracy w Łambinwicach（1945-1946）”，in Nowak，Edmund（ed.），Obozy w Lamsdorf/Łambinowicach（1870-1946）（Opole：Centralne Muzeum Jeńców Wojennych w Łambinowicach-Opolu，2006），pp.277-8.

[70]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8。

[71]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35，37。

[72]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6。

[73]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0。

[74]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9。

[75]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3。

[76] Nowak，Edmund（ed.），Obozy w Lamsdorf/Łambinowicach（1870-1946）（Opole：Centralne Muzeum Jeńców Wojennych w Łambinowicach-Opolu，2006），p.284.

[77]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9。

[78]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38，44。

[79]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51-61.

[80]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2；以及Polish Communist account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59。

[81]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2；以及Polish Communist account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26；cf.his testimony in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193，p.534，除数字外，其余相同。

[82]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prosecutors，Frantiszek Lewandowski，引自the Sunday Telegraph，3 December 2000。

[83] 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60，98.

[84] Nowak，Edmund（ed.），Obozy w Lamsdorf/Łambinowicach（1870-1946）（Opole：Centralne Muzeum Jeńców Wojennych w Łambinowicach-Opolu，2006），pp.283-4；Borodziej，Włodzimierz and Hans Lemberg（eds.），Die Deutschen östlich von Oder und Neiβe 1945-1950：Dokumente aus polnischen Archiven，4 vols.（Marburg：Herder Institut，2003-4），vol.II，p.379；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99-127.

[85] 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p.40.

[86] Borodziej，Włodzimierz and Hans Lemberg（eds.），Die Deutschen östlich von Oder und Neiβe 1945-1950：Dokumente aus polnischen Archiven，4 vols.（Marburg：Herder Institut，2003-4），vol.I，p.98.有趣的是，这份文件认为兹哥达/希维托赫洛维采的数字仅为30人死亡，而拉姆斯多夫/瓦姆比诺维采甚至没有数字.

[87] 如可参阅Ursula Haverbeck-Wetzel interview in Charlie Russell’s TV documentary for the BBC，The Last Nazis，Part II，Minnow Films，2009.

[88] Order no.19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risons and Camps of the Ministry for Public Security：in Borodziej，Włodzimierz and Hans Lemberg（eds.），Die Deutschen östlich von Oder und Neiβe 1945-1950：Dokumente aus polnischen Archiven，4 vols.（Marburg：Herder Institut，2003-4），vol.I，doc.25，pp.151-2.

[89]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93-100.另可参阅www.ipn.gov.pl/portal.php？serwis=en&dzial=2&id=71&search=10599，accessed 3 October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