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星期六，凌晨5∶00

（莫斯科，正午）

在比阿拉斯加州早11个小时的莫斯科，尼基塔·赫鲁晓夫刚刚又召集了一次苏联领导人会议。赫鲁晓夫告诉中央委员会：“他们现在还不会入侵。”当然，万事没有“一定”。可是美国人正在和联合国协商解决这个危机，他们“不像”会在这种时候入侵古巴。肯尼迪对吴丹——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提议做出回应的事实，也表明他暂时不打算入侵古巴。赫鲁晓夫开始怀疑这位总统是不是真的有“勇气”。

“他们本已经决定要和古巴解决好这个问题，然后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现在，他们似乎在重新考虑这个决定。”[26]

赫鲁晓夫的心情在这一个星期中已经来回变换了许多次。在他办公室门前走廊尽头的木质嵌板会议室里，他已经和中央委员会进行过多次会面，似乎每次就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性都会提出不同的观点。美方已经发现导弹的事实令他警觉不已。肯尼迪放弃空袭而采取封锁的决定让他排解了最糟糕的担忧。战略空军司令部宣布战备状态上升至二级——离核战只有一步之遥——的报告又令他产生了新一轮的焦虑。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现在觉得稍微放松一些了。最直接的压力已然缓解。

他对危机的反应也体现了他的情绪变化，而这些情绪变化又受到来自华盛顿官方和非官方消息的影响。星期五早上的情报文件夹里有一份令人沮丧的消息，这个消息说肯尼迪决定与卡斯特罗“做个了断”。[27]这个报告所依据的证据并不确凿，不过是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窃听到的片段，以及一位苏联外交官与美国记者午餐时的对谈。但这个报告说服了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发出听起来像是和解的信息，表示要解开“战争的结”。

对自己的决策思考了一整夜后，他相信还有协商的余地。星期五的那条消息措辞很模糊，仅仅是暗示美方的一项非入侵行动将确保“我们的军事专家出现在古巴”变得不再必要。他明白自己最后很可能会撤回导弹，但他想在撤回中捞上一笔，而最明显的交换条件就是让美方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

赫鲁晓夫相信肯尼迪可能会认真考虑这个让步条件，他显然是有道理的。在危机早期，苏联军事情报人员就报告说“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圈子”愿意用美国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基地交换苏联在古巴的基地。[28]他们认为这条情报信息真实可靠，因为它来自一位名叫格奥尔基·波尔夏科夫（Georgi Bolshakov）的特工，他曾担任博比·肯尼迪在克里姆林宫的眼线。而最近，赫鲁晓夫则对一篇由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撰写并在多家媒体发表的专栏文章产生了兴趣，这篇文章呼吁美苏双方各退一步，撤回各自在土耳其和古巴的导弹部署。苏联人知道这位专栏作家对肯尼迪政府的消息很是灵通，他的口吻听起来不像是在仅仅表达自己的观点。赫鲁晓夫认为，李普曼的专栏文章实际上是华盛顿未署名的探针。[29]

“除非我们满足美国人，告诉他们我们的R-12火箭确实都部署在古巴，不然我们可没法解决这场冲突，”他这样告诉与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如果我们成功地让他们撤回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导弹基地，那么我们就胜利了。”

赫鲁晓夫口述了另外一条将要发给肯尼迪的消息，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像往常一样，他用强硬的性格控制了会议。如果其他人对于他处理危机的方式有意见，他们会把自己的反对意见藏在心里。和他前一天的闲聊不同，赫鲁晓夫的这条最新消息清晰地表明了做交易的口吻。

您很担心古巴。您说您的担心是因为它和美国隔海相望，只有90英里的距离。然而，土耳其离我们也很近。我们的哨岗来回巡逻，夜以继日地监视对方。您认为自己是否有权利，一边要求自己国度的安全，并移除任何您觉得能给美国带来威胁的武器，而一边又忽视我们同样的权利？……

这便是我做出这一提议的原因：我们同意把那些您认为会威胁到美国安全的武器从古巴撤走。我们同意在联合国陈述这一承诺。作为交换，您的代表也将做出陈述，承诺美国也会顾及苏联的焦虑和担忧，并由此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类似武器。[30]

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联合国将负责监督现场情况来确保交易的实施。美国将承诺不入侵古巴，而苏联也会对土耳其做出类似的承诺。

这一次，赫鲁晓夫不愿再将这条消息的传递交付给耗费时间的外交渠道。他想尽快把它传到华盛顿。他的计算还包括：把这样一份听起来很合理的提议交付给媒体，能够为他争取一些额外的时间，因为这样做可以把肯尼迪置于这一场国际公共关系争论的辩方位置。这条消息将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星期六早晨10点）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外发布。

同时，赫鲁晓夫也想要确保战争不会因为意外而发生。对于普利耶夫将军昨天晚上采取的、并连夜报告给莫斯科的措施（其中包括激活防空系统），他只能同意。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强化了克里姆林宫对核弹头的控制。他下达命令要求把R-14 弹头通过“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运回苏联。他还让国防部长给普利耶夫发了一份紧急电报，明确了任何关于核武器指挥系统的含糊之处：

此处明确确认，除非得到莫斯科的许可，否则任何通过导弹、前线巡航导弹、“月神”导弹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都被严格禁止。请确认接收。[31]

但还剩下一个重大问题：怎么把古巴-土耳其的交易卖给卡斯特罗。任何在他背后做出的关于从古巴撤回苏联导弹的协商，都会让骄傲又极度敏感的菲德尔暴跳如雷，而最糟糕的就是让他从广播上获取这条消息，仿佛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这项交易的人。赫鲁晓夫把安抚卡斯特罗的工作交付给阿列克谢耶夫。这位大使被告知要对赫鲁晓夫的决定进行包装，让它听上去仿佛是一项狡猾的举措，试图先发制人地排除美国入侵古巴的威胁。美国人“清楚地明白，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强硬干涉，他们就为自己打上侵略者的烙印。他们将在整个世界面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世界和平的敌人，竟然毫不犹豫地以希特勒的野蛮行径为榜样”。[32]

一边是赫鲁晓夫正在口述要发给肯尼迪的消息，另一边则是数以千计、群情激昂的莫斯科居民在美国大使馆外的大街上抗议。他们挥舞的旗帜上书写着官方认可的口号，比如“无耻的美国佬侵略者！”“带着你们的封锁滚开吧！”以及“古巴正义，美国佬邪恶！”等等。一些抗议者甚至爬到了停在萨德沃耶环形公路边的无轨电车上，他们对着大使馆挥动着拳头，甚至投掷石块和墨水瓶，砸坏了几扇窗户。

“是谁给你们权力在公海上拦截船只？”[33]一位穿梭于人群中的美国记者被一位游行示威者这样质问道。“你们就不能不插手古巴的事务吗？”一位二战老兵建议双方干脆放弃他们所有的军事基地，“那我们就能够成为朋友了，就像在二战时那样。”一位愁眉苦脸的女士抱怨美国人不理解战争的真正内涵，因为他们的国家从未遭受过侵略。“如果你们像我们一样经历过战争，你就不会一直用战争威胁我们了。”她这样认为。

像莫斯科所有这样“自发”的游行示威一样，这次抗议是一场有组织的活动。一位美国外交官注意到，一辆辆卡车运来了学生，并把他们卸在了邻近的一条街道上，还给他们分发了谴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标语。数百名军人潜入大使馆周围的小巷，确保游行示威不会失控。4个小时后，抗议人群收到了来自警方的命令，他们很快就解散了，随后有洒水车来清扫大使馆前的街道。

在卡斯特罗掌权之前，恐怕大部分俄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古巴。而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个遥远的加勒比海岛国就在苏联公众的脑海中变成了冷战的前线。苏联的宣传喉舌把古巴称作“自由之岛”。报纸上刊登着激昂的文章，谈论着正在古巴进行的社会革命，和那些试图复辟腐败的巴蒂斯塔政权的邪恶帝国主义力量。千家万户都挂着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肖像。即便是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的俄国人，也知道“Patria o muerte”（誓死保卫祖国）的意思，拥有着与他们的父辈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对“No pasarán”（别让法西斯通过）这句话一样的情怀。

卡斯特罗的革命抓住了许多俄国人的想象力，因为这使他们回想起自己国家的革命。在苏联知识分子眼中，古巴是“一个训练场，我们可以在那里重演我们的过去”。[34]卡斯特罗和他的“胡子党”显然比那些在红场俯视苏联民众的年长官僚要更有吸引力。但是，官方对于像切·格瓦拉这样的长发革命分子的赞颂里有一层美妙的嘲讽，因为当时苏联官员对留长发的年轻人是不屑的。在古巴，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官越高，胡子就越长。卡斯特罗不用任何稿子就能演讲6个小时的习惯也令苏联人印象深刻。在苏联，最高级别官员的公开露面都要按照严格的剧本进行。

苏联政府的“喉舌们”试图挖掘古巴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把它引向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官方媒体赞颂了卡斯特罗的功绩，以及他对美国佬的奋起反抗。大部分苏联人都知道《古巴，我的爱》（Kuba，lyubov’ moya）的歌词，这是一首赞美“胡子党”的歌，军乐演奏，并配以加勒比风格的鼓点。

古巴，我的爱

拥有紫色黎明的岛屿

歌声响亮，飞越寰球

古巴，我的爱

你听到那坚定的脚步声了吗？

胡子党们正在行军

天空是火一般的旗帜

你听到那坚定的脚步声了吗？

然而，大众对古巴的赞赏中也不乏警觉和怀疑的声音。数十年的政治宣传令俄国大众对任何印在报纸上的内容都心存疑虑。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俄国学生对核战争的威胁漠不关心，这令他们的美国留学生朋友觉得“非常可笑、令人不安、目瞪口呆”。[35]莫斯科官员对帝国主义的罪孽总是大呼小叫，而习惯这种口吻并对其置之不理的俄国学生则认为导弹危机并没有那么严重。如果古巴学生领袖在大学集会中用俄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们可能会予以热烈的掌声。但对他们自己教授空泛、陈腐的评论，他们几乎充耳不闻。

一群数量不多但有增长态势的俄国人私下里质疑，为那些遥远的地方提供“兄弟援助”是否值当。而在那个星期六的早晨，苏联国防部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底层民众的抱怨甚至扩散到军队里去了。北冰洋一艘鱼雷艇上的水手就曾表达过他们的疑虑，他们怀疑在古巴的冒险是否能为苏联赢来任何“国家利益”。[36]一位新入伍的空军士兵也曾问道：“我们和古巴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我们会被卷入到这场冲突中去？”而防空部队的一名士兵则抱怨，古巴危机中断了正常的退伍程序。

而此时遭到军队残酷镇压的新切尔卡斯克粮食暴乱（1962年6月，新切尔卡斯克民众因面包价格上涨上街游行，后来遭到镇压，26人丧生，87人受伤。——译者注）才过去四个月，这就带来了更多的不安定因素，一些民众质疑为什么他们的俄国母亲要“给别人饭吃”。商店里堆满了来自古巴的蔗糖，而俄国的面包却出现了短缺。在苏联贫瘠的餐桌上，人们又唱起了令人振奋的《古巴，我的爱》，但他们重写了歌词：

古巴，把面包还给我们！

古巴，把蔗糖拿回去！

我们讨厌毛茸茸的菲德尔。

古巴，去死吧！[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