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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一章 德国战俘
战时最为恶劣的暴行，通常并非发生在战斗期间，而是发生在战斗之后。一名士兵可能会因为替战友报仇而勇猛作战，但面对已被打败的、解除武装的、任人发落的敌人，他可能会更加凶残。当一名士兵负责看管战俘时，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他的敌人只能坐以待毙。
为了防止士兵滥用权力，国际社会于1929年草拟了《第三次日内瓦公约》（Third Geneva Convention），公约不仅禁止虐待和羞辱战俘，而且规定战俘应被收容、喂养、照顾。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冲突各方都对这些规定置若罔闻，以至于公约成为一纸空文。德国军队处决、羞辱、饿死战俘，在东线更是如此，而当攻守形势逆转时，对方渴望以同样的手法对待德国战俘，就不足为怪了。
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多卷本战争回忆录里，他提到的一段往事能够说明当时对待战俘的普遍心态，由此可知复仇倾向甚至触及最高领导层。这件事情发生在1943年年底，“三巨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面时。会议第二天，丘吉尔与斯大林和罗斯福共进午餐，斯大林提出祝酒，预祝铲除“至少5万名，也许10万名德国军官团成员”。丘吉尔清楚地知道，战争初期，苏联曾经在卡廷（Katyn）集体枪决波兰军官，丘吉尔对这句祝酒词感到恶心，因此直言不讳地提出英国人从不容忍集体处决。当斯大林再三坚持“必须枪毙”5万人时，丘吉尔终于忍无可忍，他说：“我宁愿自己被拖出花园枪决，也不愿意我自己以及我的国家为此蒙羞。”
罗斯福试图缓和气氛，但明显不得要领，罗斯福插话道，或许可以少枪决一些人，例如只枪决4.9万人。很明显，罗斯福以为这只是个笑话，但考虑到罗斯福同样知道斯大林的斑斑劣迹，这句插话显得很不得体。丘吉尔还未回答，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Elliot）马上接过了话头。埃利奥特当晚也出席了晚宴，他急于打圆场。埃利奥特对斯大林说：“您看，我们的军队开始从西线推进，而你们的军队正在从东线推进，我们终究会解决所有问题，不是吗？俄国、美国、英国的士兵将会在战场上解决这5万人，而且我希望，不仅这5万战犯会被解决掉，而且数十万纳粹党徒都会被解决掉。”
听到这句话，斯大林显得兴高采烈，拥抱了埃利奥特，并且与他碰杯。丘吉尔面露不悦，他说道：“埃利奥特，我也同样爱你，但我无法原谅你发出如此懦弱的声明。你怎么能说这番话呢！”丘吉尔起身告辞并大步走出房间，把斯大林及其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托洛夫（Vyacheslav Molotov）晾在那儿，丘吉尔以此表明自己太过较真，而在座诸君都“太过儿戏”。[1]
这段轶事被许多历史学家反复传诵，并且从中引出各种解读，比如斯大林的冷酷无情、罗斯福的天真幼稚，以及丘吉尔与另外两位领袖相比愈益软弱无力。[2]罗斯福总统的言论最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最为漫不经心。罗斯福似乎真的被处决5万名德国俘虏的念头迷住了，因为一年以后，当三巨头在雅尔塔再次聚首时，正是他首先提出这段旧话。[3]如果人们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罗斯福的言论，再考虑到众所周知的总统对德国人的偏见，那么他已经开始表现得与斯大林一样冷酷无情了。
1945年对德国战俘的处理方案始终具有极大争议，因为它动摇了盟国声称为之而战斗牺牲的那些价值观念。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讨论的话题与所谓的解放完全背道而驰：数百万的欧洲人不是被释放，而是被禁锢；成千上万的欧洲人不是被拯救，而是被引向死亡。丘吉尔总是高瞻远瞩，深知此事不可轻率。这个决定，不仅对于被释放的、要复仇的奴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袖同样至关重要。
战争结束后，德国俘虏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谁将他们俘虏。无论他们的无助是会博得同情、招致轻视，还是换来冷眼，都不只是运气的问题，它取决于不同盟军、不同军阶的普遍态度。
美军管辖的战俘
战争期间，超过1100万名德军士兵成为盟军的俘虏。考虑到俄国战线一系列战役的巨大规模，人们可能会以为，绝大多数俘虏都是苏联抓获的，实际上，苏联红军抓获的俘虏只占1/3，即315.5万人。更多俘虏是被美军（大约抓获380万人）和英军（抓获370万人）抓获的。甚至法国军队都抓获了将近25万人，尽管法国军队参与抓俘虏还不到一年，而且法国军队的规模相对较小。[4]
这些悬殊的俘虏数字，与其说是因为苏军不够英勇，不如说是因为德军害怕苏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军士兵想方设法避免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许多作战单位在本该投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作战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落在苏军手中，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其他作战单位则是竭尽全力逃离东线，只求向英军或者美军投降。对于德国军队来说，就连投降都有优先选择，已是全军上下的共识：德军总参谋长阿尔佛雷德·奥古斯特·约德尔（Alfred August Jodl）将军在抵达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签署投降协议时，他还故意拖延了两天，好让德军部队抓紧时间向西杀出一条血路。[5]在南斯拉夫，德国人和克罗地亚人拒绝了于5月8日投降的指令，向奥地利边境边打边退，又坚持了一个星期之久。[6]于是，在战争末期，有数量惊人的士兵向西方盟军投降，仅仅在1945年4月和5月，美军就俘虏了大约180万人，而在东线，俘虏人数并没有相应地增长。[7]
大批德军士兵向西方盟军投降，让英军和美军感到极为意外。作为临时措施，英美盟军把这些俘虏收容在德国西部的16个大型关押区，统称为“莱茵牧场营地”（Rheinwiesenlager）。绝大多数营地都可以容纳10万人，但在当时，由于俘虏太多，许多营地都被迫严重超员。例如，超过11.8万人勉强被塞入辛齐希（Sinzig）关押区，而雷马根（Remagen）关押区的人数很快超过13.4万人，某些规模更小的营地就更加拥挤了。例如，波尔（Böhl）关押区能够容纳1万人，但收容了超过3万人。[8]显而易见的是，盟军必须尽力应对，盟军指挥官之间大批的往来备忘录都提到需要尽快提供额外资源。[9]
学术机构和德国政府于战后收集的老照片和口述史，让我们得知这些俘虏的状况。[10]这些营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营地”，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帐篷或者棚屋：那里只是带刺铁丝网环绕的荒郊野地。俘虏没有栖身之所，而且只能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野外。一名俘虏在莱茵堡（Rheinberg）关押区用厕纸写下了大量日记，他写道：“我通常就躺在地面上。”
天热的时候，我就爬进地洞。我穿着大衣和靴子，并把便帽拉下来遮住耳朵；我的战地背包里装着汤匙和叉子，并把背包当枕头用。在一次暴风雨期间，地洞边的土墙倒在我身上。我的大衣和袜子都湿透了……我们在这种没有住所、没有毛毯、没有帐篷的日子里还要过多久呢？曾经，每名德军士兵都有遮风挡雨的住所。就算是狗，下雨时也有个狗窝可以爬进去吧。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在被关押了六个星期之后，能够有瓦片遮头。就算是原始人都比我们住得好。[11]
在缺乏住所的同时，他们还缺乏毛毯或衣物。俘虏只能穿着他们被俘虏时的衣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被剥夺了标准的随军装备。他们通常“身无长物，没有大衣，没有帽子，没有夹克，在许多情况下，只穿着平民的衣服和普通鞋子”。在海德斯海姆（Heidesheim），有许多14岁的孩子，只能穿着睡衣。他们也曾经在半夜被抓去充当“狼人”（Werewolves），即最后的狂热抵抗者，然后还穿着睡衣就被送进了营地。[12]
如果说缺乏衣物和住所已经足够可怕，那么，缺乏卫生设施也同样可怕。俘虏没有地方洗漱，只有少数地沟用来充当厕所。按照那些被关押在莱茵堡的俘虏的说法，营地“只有一条大阴沟，大家都蹲在阴沟旁边拉屎”。巴德-克罗兹纳赫（Bad Kreuznach）营地有些角落是“名副其实的小便海洋”，德军士兵还被迫在那里睡觉。厕纸如此短缺，以至于俘虏经常使用德国钞票来擦屁股，对于这种做法，没有多少俘虏会大惊小怪，因为已有传言说德国货币将不再流通。[13]
他们最担心的是缺乏食物。俘虏过分集中意味着如果按照雷马根营地最初的每日定量，那么每25个人才能分得一条面包。这个定量后来提高到每10个人一条面包，但还是不足以维持生命。在巴德-克罗兹纳赫，面包断供长达六个星期，所以当面包最终运抵时引发了一场骚动。在此之前，那里的每日定量只是“三匙蔬菜、一匙鱼、一到两片西梅干、一匙果酱、四到六片饼干”。在巴德-赫斯菲尔德（Bad Hersfeld），俘虏每天只靠800卡路里的热量维持生命，最后每5个人就有1个人“骨瘦如柴”。为了补充这点可怜兮兮的热量，俘虏被迫在营区里寻找可以食用的杂草，还有人借助营区里随处可见的点点营火焚烧荨麻和蒲公英来熬汤。许多人靠罐头壳在地里挖芜菁，他们挖出来就生吃，结果营区里爆发了痢疾。[14]
缺乏水源才是更大的问题。坦克修理工乔治·韦斯（George Weiss）说道：“在长达三天半的时间里，我们完全没水用。”
我们只好喝自己的尿。味道很难闻，但那又怎样？有些人趴在地上舔地面，就是为了湿润一下喉咙。当我们得到一点点饮用水时，我已经太过虚弱，跪在地上起不来了。我想，如果没有那点水，我可能已经死了。但是，莱茵河就在铁丝网外面。[15]
在巴德-克罗兹纳赫，只有一个水龙头，却要供5.6万人饮用，盟军只好每天用卡车把水运到营地各处。在布德瑞（Büderich），五个水龙头供7.5万名俘虏饮用，但只在每天晚上放水一小时。当营地的美军指挥官被人问道，为何俘虏要承受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时，据说他如此回答：“这样他们就会永远失去当兵的乐趣。”[16]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营地里死亡率甚高，尤其是那些在战斗中受伤未愈、筋疲力尽的人死亡率更高。但至于死亡率到底有多高，则始终充满争议。在极具争议的著作《其他损失》（Other Losses）中，詹姆斯·巴盖（James Bacque）认为罗斯福那个无聊又无趣的、杀死德国人的玩笑，表明了充斥美国行政当局的复仇风气。巴盖声称，有80万名德军俘虏死于美军关押期间，这个数字足以让美军的复仇行为与苏联和纳粹的战争暴行相提并论。与巴盖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由于数字高得惊人，好几个国家的学术机构都不予采信。[17]官方数字只不过是巴盖数字的1/160：按照埃里希·马施克（Erich Maschke）为主席的德国政府委员会的说法，估计只有4537人死于莱茵牧场营地。[18]其他学术机构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尤其是在考虑到时局混乱根本不可能有精确记录的情况下。但人们普遍同意，死亡人数不可能超过5万～6万人。[19]
这并不意味着巴盖描述的大范围死亡从未发生，而只能说明巴盖在错误的舞台上展现了这些数字。一如既往，真正恐怖的事情，不是发生在西方，而是发生在东方。
苏军管辖的战俘
如果说被西方盟军关押的俘虏处境糟糕，那么，在东线被关押的俘虏处境简直糟糕透顶，实际上，糟糕到东西方之间的对照几乎毫无意义。关押在莱茵牧场营地的战俘经历过的一切，在苏联建立的战俘营里也同样发生，只是范围更大、时间更长。此外，德国俘虏通常被迫走向关押地。这种“死亡行军”经常持续一周甚至几周，在此期间，俘虏通常得不到食物和水。
苏联在战时抓获了300万名俘虏，超过1/3死于关押期间。在南斯拉夫，情况还要更糟糕：大约8万名俘虏被处决、被饿死，或者因为缺医少药和强迫行军而死，大约每5名俘虏就会死掉2名。只要看看表1（见本书第140页），就能明白，为何德军士兵如此害怕落入苏联红军或者红军游击队手中。在东线被抓获的俘虏与在西线被抓获的俘虏，前者比后者死亡率高出90倍。
东线战俘死亡率如此之高，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资源更为短缺。战争期间，苏联及其盟友严重依赖西方国家供应的食物和物资，可想而知，他们会把这些紧缺资源用于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自己的军队，最后才会把剩余的少量物资用于喂养俘虏。若论交通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东线也比西线严重得多，而且在东线，行进距离也要遥远得多。数以万计的轴心国俘虏就死在穿越辽阔的苏联和东欧土地的路上。只要人们想想俄国的冬季多么严寒，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营地里死于露天的俘虏会比西线营地多得多。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如此众多的德军俘虏死于苏联关押期间，主要原因是看管他们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对德国以及德国人的绝对仇恨，已经成为战时苏联社会的一大特色。早在1945年春天，苏军士兵就已接受最为尖锐的仇恨宣传，这种宣传极尽所能妖魔化德国以及德国人。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刊发了阿列克谢·苏尔科夫（Alexei Surkov）的诗歌，标题为《我恨》，最后一行写着“我想勒死每个德国人”。[20]《真理报》印发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的诗歌，标题为《杀死他！》。这首诗发表在攻陷伏罗希洛夫格勒[21]当天，它劝告俄国士兵：
……杀死一个德国人，尽快杀死德国人，只要看见德国人，就去杀死德国人。[22]
其他作者如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和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也都写过尖刻辛辣的故事和报告，以求增长苏联国内对德国所有事物的仇恨。但在苏军士兵心目中，正是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占据了特殊位置。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发表的颂歌被反复印行，以至于绝大多数士兵都能熟记于心。
德国人，非人类。于我而言，从此时起，“德国人”，如同诅咒。从此时起，“德国人”，伤我至深。我们不应振奋。我们应行杀戮。如果你一天未能杀死至少一个德国人，那么你就浪费了这一天……如果你不能用子弹杀死德国人，请你用刺刀杀死德国人。如果你的战线沉寂，如果你在等待战斗，请你杀死德国人……如果你已杀死一个德国人，请你再杀死一个德国人——人生最痛快之事，莫过于让德国人的积尸成山。[23]
在爱伦堡笔下，德国人并非人类，是永恒的主题。早在1942年夏天，他就写道：
人类可以承受任何痛苦：瘟疫、饥饿、死亡。但人类受不了德国人……只要这些灰绿色爬虫还活着，我们就无法生存。今日，世上无书；今夜，天上无星；今天，只存一念：杀死德国人。杀光德国人，埋入地底下。[24]
这里所说的“灰绿色爬虫”，有时会指蝎子、传播瘟疫的老鼠、疯狗甚至细菌。[25]正如纳粹宣传曾经把斯拉夫人贬斥为“劣等种族”一样，苏联宣传也把所有德国人贬斥为害虫。[26]
这种作品的嗜血腔调，与其他国家的类似作品并无明显差异，如菲利普·维阿内（Philippe Viannay）也极力催促人们在沦陷的法国杀死德国人、通敌者、伪警察。[27]但与绝大多数法国人不同，苏联人有能力将自己的言语大举付诸实行。经常有人指出，这种宣传是苏联红军进入德国后“杀戮狂欢”的主要原因。[28]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应该归咎于被俘德军士兵在战时的所作所为。因为德国人对待俘虏毫无人性，俄国人就认为自己有权“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无数德国人刚刚投降就被射杀，尽管上级下达的命令是禁止射杀俘虏，但还是有无数德国人被醉酒的苏联红军士兵杀死，他们认为复仇也是庆祝胜利的方式。有时候，苏军士兵随手射击德军俘虏以取乐，一如德军在1941年对待苏军俘虏的做法。[29]在南斯拉夫，德军俘虏同样会因为微小过失而被射杀，杀人的理由还包括想要俘虏的衣服和装备，想要复仇，或者想要练练手。[30]
我们应该记住，不仅德军士兵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德军俘虏肯定数量最多，苏联红军还俘虏了7万名意大利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有去无回。[31]在东线，超过30.9万名罗马尼亚士兵下落不明，至于有多少人活下来最终成为俘虏，至今不得而知。[32]并非所有俘虏都是战斗人员，实际上，官方统计经常分不清平民与士兵。战争结束后，至少60万名匈牙利人被苏联红军掳走，其中既有平民又有士兵，而理由仅仅是他们生不逢地，他们都被送到了遍布苏联各地的劳动营。[33]
这些无助的俘虏承受的屈辱，与纳粹德国的强迫劳工经历的屈辱同样糟糕。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被抢劫。苏军士兵最看重手表、结婚戒指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但成群结队的抢劫者夺走了俘虏的装备甚至军装。托特·佐尔坦（Zoltan Toth）是一名匈牙利医生，1945年2月，布达佩斯被攻陷后他成为俘虏，他写道：“穿马靴的人最倒霉，如果俄国人发现俘虏穿着有用的靴子，他们就会让俘虏站出队列，向俘虏头部开枪，然后扒下俘虏的靴子。”[34]
抢劫俘虏仅有的财物只不过意味着剥夺时期的开始，他们最终会有1/3的人死于非命。更有甚者，这种剥夺经常是刻意为之。如果说美军管辖的俘虏得不到足够食品定量通常是因为供应不力，那么，恰成对照的是，苏军管辖的俘虏经常被故意断供食物和水，无论是虏获他们的作战部队、转送他们的看守人员，还是管理他们的营务人员，做法都相差无几。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斯·舒尔茨（Hans Schuetz）的经历，他是战争最后阶段在德国东部被苏军俘虏的士兵。在前往东方的路上，许多当地人给他们带来一盒盒面包和一罐罐牛奶。“然而，看守严令我们不得触碰任何东西。他们向坛坛罐罐和三明治开枪。牛奶和水渗入地面，三明治被烧成灰烬。我们不敢触碰任何东西。”[35]
如果说美军管辖的俘虏不得不排队取水，那么苏军管辖的俘虏有时不得不偷水，在冬季还得设法吃雪。[36]当美军无法提供足够的药物以应对疾病暴发时，苏联医生有时会拒绝为俘虏提供药物，有人甚至指出，苏联医生把提供药物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37]在美军管辖的营地，俘虏至少不需要捕食猫狗，但在苏联的古拉格，俘虏甚至用面包为诱饵捕食老鼠。[38]苏军管辖的营地的饥饿状况，比任何美军管辖的营地都要严重得多，而且这种饥饿不是持续数日、数周，而是持续数月之久。1946年，托特·佐尔坦在一座临时古拉格的医务中心工作，他经常看见停尸间的尸体被切开，内脏被偷走，估计是被偷去吃掉，一如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当他向主管医生报告此事时，他的热心只换来冷言冷语，主管医生说道：“要是你看见一年前在这儿发生的一切……”[39]
有些幸运的战俘早在1947年就被遣送回家了，但绝大多数战俘在苏联的古拉格被关押到1950年，当时斯大林发布“大赦令”，让那些堪称“劳动模范”的德国人可以回家。[40]然而，有些人还是未能摆脱麻烦，那些被认定为政治犯的俘虏，一直被关押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再次发布大赦令为止。最后被赦免的俘虏直至1957年才返回德国，那时战争已经过去12年了。在苏联偏远的矿山、森林、铁路、皮革厂以及集体农庄和工厂劳动多年以后，许多人已经熬成老弱病残。海因里希·冯·爱因西德尔（Heinrich von Einsiedel）伯爵后来提起与他一同回国的最早一批人，他说道：“那些火车装载的货物啊！都是些饥饿、瘦弱的骷髅；人们因为食物不足而患上痢疾：骨瘦如柴、手脚发抖、面如土色、眼神模糊，只有在看到面包和纸烟时，才会两眼放光。”爱因西德尔曾经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但当他看见这番景象时，他的信仰严重动摇了。他说道：这里每一名俘虏，都是“对苏联的生动控诉，对共产主义的死刑判决”。[41]
劣迹之代价
苏军管辖下的德国战俘，比美军管辖下的德国战俘，其处境要糟糕得多，这不仅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伤亡人数所证明，而且被数以百计俘虏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然而，这并不足以阻止某些作家发表不同意见。1989年，詹姆斯·巴盖出版《其他损失》，他试图向全世界证明，是美国人而非俄国人，要对数十万名德军俘虏的死亡负责。巴盖坚信美国领导层要为这些所谓的死亡数字负责，巴盖指责美国领导层执行故意复仇的政策，然后再以捏造的统计数字隐瞒“真相”。巴盖的言论，不仅让美国人关于道义战争的坚固信念成为疑问，实际上也是控诉美国领导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这是典型的阴谋论，更加不要提此书出版时引起的争议了。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竞相贬损巴盖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错误引用文献，他的研究方法杂乱无章，最重要的是，他完全误解了统计数字。[42]与此同时，某些曾经在战后担任监狱看守的美国退役老兵却为巴盖辩护。他们指出，在他们驻守的营地，状况一度非常糟糕，而且在他们中间，的确存在过不问生死甚至坐等复仇的风气。即使是巴盖的贬低者，也不能否认这种状况的真实存在。
如果这种论战气氛持续下去，数十年后，这将成为一段历史公案，因为巴盖的言论总是包含着真相的种子。或许巴盖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地方，不是他误读真相，而是他转移了人们对真相的注意力。巴盖发掘的往事也许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耸人听闻，但仍然使人震惊。
1962年，德国政府建立马施克委员会，以调查德国战俘的命运。根据马施克委员会提供的官方数字，美国军政府以及法国军政府的确需要对此做出解释。美军管辖的营地的死亡率，虽然不像苏军管辖的营地的死亡率那么高，但还是比英军管辖的战俘营的死亡率高出4倍。法军管辖的营地更加糟糕，尽管关押人数比英军管辖的营地的关押人数少1/3，但死亡记录却几乎高出20倍（共24178人）。我们必须记住，这些都是保守数字：即使是官方历史学家，都承认可能有数以千计的死者未被记录在案。
表1 战俘死亡情况[43]
法军管辖的营地的高死亡率，起码还可以用法国当时的食品短缺危机来解释。及至1945年秋天，食品供应状况是如此恶劣，以至于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警告说，如果状况再无改善，俘虏当中可能要饿死20万人。于是，救济行动得以展开：美军提供的给养被转送到法军管辖的营地，提高食品定量，以免出现饥饿，更为严重的灾难由此得以避免。[44]
然而，英军管辖的营地与美军管辖的营地的死亡率差异，更加难以解释。就连英军都能为战俘提供给养，美军不可能做不到。实际上，在所有的盟国军队中，美军在实施补给方面最为得心应手。有人认为，美军管辖的营地有更多俘虏死亡，是因为美军负责管理那些条件更差的莱茵牧场营地，但这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营地比其他营地更难完成补给，而且某些营地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移交给英军管辖。[45]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关键时期，美军比英军看管更多的俘虏，但比例并不悬殊：美军看管259万人，英军看管212万人。如果再比较英美两军的相对规模，人们就会发现，按照士兵与俘虏的平均比例，英军还要看管更多的俘虏。[46]
英美两军唯一的实质差异是释放俘虏的速度。1945年秋天，当英军已经释放超过80%的俘虏时，美军还关押着绝大多数的俘虏，直至当年冬季才开始放人。[47]原因在于罗斯福曾经坚持，想方设法审讯德军士兵的战争罪行，就连基层士兵也不放过：美军关押的俘虏不得不在营地里停留更久以接受审查。[48]
或许我们发现了为何美军看管的俘虏的死亡率高于英军看管的俘虏。我们曾经提到，美国政府对待德国人的态度比英国政府对待德国人的态度更为严厉。在德黑兰会议上，当英国提出把战败的德国分为三个行政区时，罗斯福还想进一步瓜分德国。罗斯福说道：“如果把德国分成107个省，德国对文明世界造成的危险会小得多。”[49]在1944年英美魁北克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提出拆卸德国所有的工业设施的计划，这实际上是要把德国赶回中世纪。罗斯福赞成这个计划，迫于美国的压力，英国只能随声附和。[50]英美两国一致同意，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把俘虏当成强迫劳工，其实英国提出的期限比美国提出的期限更长，但美国（以及法国）还提出让俘虏去清理雷区。[51]
这种政策当然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但绝大多数相关政策其实从未实施：最后，英美两国对待俘虏的政策非常接近。然而，官方立场与官方政策一样，都会影响战俘的状况。从上文的尖锐字句中可以得出如下印象，越是基层官兵，对虐待俘虏就越是纵容甚至鼓励。如果任由敌视俘虏的风气蔓延开来，俘虏最终必然会被虐待。在极端的环境中，这种风气能够导致暴行，但即使是在温和的环境中，这种风气同样能够导致苦难，毕竟由于战败，俘虏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了。
美军对待德军俘虏的态度与德军俘虏的死亡率是否相关，至今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同样适用于法军。如果詹姆斯·巴盖仅仅致力于调查研究，而非虚构投机取巧的理论，他的著作可能更能得到学术界的接受。在这种研究得以展开之前，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罗斯福关于杀死战俘的笑话，尽管似乎是个玩笑，但可能引发了实际后果。
[1] Churchill，Winston，The Second World War，6 vols.（London：Cassell，1948-54），vol.V，p.330；Roosevelt，Elliott，As He Saw It（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6），pp.188-90.
[2] 关于这段时期的各种读物可参阅，如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p.229-32；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p.26-8；Burleigh，Michael，Moral Combat（London：Harper Press，2010），pp.351-2；Sebag-Montefiore，Simon，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3），pp.415-16。
[3] 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179.
[4] 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208.
[5] 参阅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112；Eisenhower，Dwight D.，Crusade in Europe（London：Heinemann，1948），p.464；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43。
[6]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56.
[7]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11.另可参阅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3，147，155。
[8]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15.
[9] 如可参阅General Lee’s memo to SHAEF，2 June 1945，in NARA，引自Bacque，James，Other Losses：The Shocking Truth behind the Mass Deaths of Disarmed Germ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under General Eisenhower’s Command（Toronto：Stoddart，1989），p.51。
[10] 如可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assim；and 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assim。
[11] Anonymous diary of a German sergeant，entries for 17 and 20 May 1945，援引自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309-13。
[12]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150.
[13]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148.
[14]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151-2，154.
[15] 引自Bacque，James，Other Losses：The Shocking Truth behind the Mass Deaths of Disarmed Germ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under General Eisenhower’s Command（Toronto：Stoddart，1989），p.40。
[16] 援引自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152，154。
[17] 参阅Bacque，James，Other Losses：The Shocking Truth behind the Mass Deaths of Disarmed Germ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under General Eisenhower’s Command（Toronto：Stoddart，1989），passim；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assim。
[18] 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207，224-6.根据地方的记录，另有来自小营地的774人死亡可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204-5。
[19] 如可参阅Albert E.Cowdrey，“A Question of Numbers”，in 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91；以及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69。
[20]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413.
[21] 如今的卢甘斯克。——译者注
[22] 引自Service，Robert，A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London：Penguin，2003），p.284。另可参阅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417，他对这首诗的引文略有不同。
[23] 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40。关于这段话的其他译文，另可参阅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414，以及Tolstoy，Nikolai，Stalin’s Secret War（New York：Holt，Reinhart and Winston，1981），pp.267-8。
[24] Krasnaya Zvezda，13 August 1942，引自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414。
[25]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40.
[26] Beevor，Antony，Berlin：The Downfall 1945（London：Penguin，2003），p.199.
[27] Défense de la France，no.44（15 March 1944）.
[28] Von Einsiedel，Count Heinrich，The Shadow of Stalingrad：Being the Diary of a Temptation（London：Alan Wingate，1953），p.168.
[29] 如可参阅Von Einsiedel，Count Heinrich，The Shadow of Stalingrad：Being the Diary of a Temptation（London：Alan Wingate，1953），p.164；Beevor，Antony，Stalingrad（London：Viking，1998），pp.386，408。
[30]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s.10 and 60（pp.60，171）；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p.104-34.
[31] 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Morti e Dispersi per Cause Belliche Negli Anni 1940-45（Rome：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1957），p.10.
[32] 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157.
[33]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I，Hungary，p.46.Glanz，Susan，‘Economic Platform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lections of 1945’，in Nándor Dreisziger（ed.），Hung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1938-194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69，提供了介乎85万至90万之间的更高数字。
[34] 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p.5.
[35] Schuetz，Hans A. D.，Davai，Davai！：Memoir of a German Prisoner of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Jefferson，NC，and London：McFarland & Co.，1997），p.21.
[36] 如可参阅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pp.73-4；以及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p.7。南斯拉夫游击队抓获的俘虏也经常没水喝，如可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218-19。
[37] Beevor，Antony，Stalingrad（London：Viking，1998），pp.408-9；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pp.77-81.
[38] 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p.87；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p.48.
[39] 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p.48.
[40] 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p.184.
[41] Von Einsiedel，Count Heinrich，The Shadow of Stalingrad：Being the Diary of a Temptation（London：Alan Wingate，1953），p.206.
[42] 参阅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assim。
[43] 来源：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207，224-26。20世纪90年代，Rüdiger Overmans把上述数字与其他相关数字作对照，发现其他数字更为准确，可参阅他的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6-63。
[44] 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52.
[45] 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48.
[46] 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194-5.
[47] 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194-7.
[48] Brian Loring Villa，“The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POW Camps Tragedy”，in 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p.67-8.
[49] Roosevelt，引自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28。
[50] 关于原始档案，参阅Morgenthau，Henry，Jr，Germany Is Our Problem（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and Bros，1945），prelim.pages；关于讨论和共识，参阅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p.125-31；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p.302-8。
[51]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on its activit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September 1，1939-June 30，1947），vol. I：General Activities（Geneva：ICRC，1948），pp.3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