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重建军队

1813年夏季休战期间，俄国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秋季战局开始时，俄军不仅休息充分、补给良好、组织完备，规模也比5月时扩大了许多。为了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我们需要略微向前追溯一点，看看在前线后方发生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指理解在1812～1814年征集、训练和装备数十万补充野战部队的新兵的复杂过程。仅仅把新兵从俄罗斯心脏地带输送到德意志战场就已经是个挑战。在1812年秋季，后备军的主要训练地区是下诺夫哥罗德（Nizhnii Novgorod/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省，那里光是距离俄国和华沙大公国的边界就有约1840公里，战争部则估计从下诺夫哥罗德省出发，需要15周时间才能走到边界。[1]

进入波兰和德意志后，俄军就要在远离国内补给基地的情况下养活自己并补充军需。把这点放到全局中去看的方法之一，是记住在1813～1814年有超过500000俄罗斯士兵在帝国边界以外服役，而此时欧洲仅有两座城市人口超过500000。回忆俄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的经历对理解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当时俄军和1813年一样在德意志地区作战。俄军在“七年战争”中的努力常被年复一年的向东撤退所抵消，因为俄军无法在普鲁士土地上获得补给，他们每年秋季都需要向东撤退数百公里。对1813～1814年的俄军而言，击败拿破仑只是问题的一半，为战争而集结处于战斗状态的大军是同样艰巨的挑战，也是同样伟大的成就。[2]

根据巴克莱·德·托利颁布的1812年1月（旧历）野战部队法典，在俄军部队西进的同时，要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一个军用道路网络。道路网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状况良好，此后一路延伸到前线。大部分补充兵、弹药和其他各类维持俄军野战部队运转的补给都在道路上川流不息。沿路每隔一定距离设有食品仓库和医院，沿途城镇则设有守备司令，每个守备司令手上有多达100名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骑兵可供调遣，如果管理得当的话，这些骑兵将是令人生畏的军事警察。守备司令的职责是确保道路和桥梁状况良好，医院和仓库补给充足、管理得当，他需要记录所有在他负责路段来往的部队单位，每10天向总部报告一切行动。军用道路系统大大便于确保部队在开往前线时得到恰当的照顾、供养和关心，这一系统也能够抑制部队的逃亡和劫掠。[3]

1812年1月法典也规定了俄国士兵出国作战时的一些补给和供养细节。在盟友领土上行动时，补给和供养事务由两国签订的条约约束，这和在敌方领土上时差别巨大。法典没有留下中立的空间：中立国领土应当被作为敌方领土对待。在敌对或中立土地上，军队必须通过征收来对自己进行补给，它的日常维持将不需要由俄国财政负担。然而，为了保持部队的纪律、保护当地的居民和经济，征收应当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也应当尽量通过军需官监督下的当地行政机关来完成。野战军后勤总监实际上就是整个占领区的总督，在后勤总监对不服从者施加严厉处罚的威胁下，全部地方官员都注定要服从他的命令。所有征收的食物和军用物资都打了收条以避免混乱，地方行政机关也被允许减免收条持有者的税收，以此来均衡他们的负担。[4]

1813年上半年，俄军主要在普鲁士和波兰进行军事行动。早在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结成同盟之前，亚历山大就签发命令，同意在普鲁士境内为征用食物付款。1/5的款项将直接当面以俄国纸卢布支付，其余将先打收据，随后逐步支付。这一政策的倡导者是施泰因，他在政治层面上为此呼吁，指出破坏未来盟友人民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普鲁士人民的所有资源很快都可以被用于战争。当俄军在萨克森和法国领土上作战时，他们从未重复过在普鲁士所做的让步。[5]

俄普同盟条约签订之后，两国政府达成了关于在普鲁士领土上行动的俄军部队维持费用的协议。配属于俄军的普鲁士军需官负责以收条征用必需的食物，此后他们给俄军准备好分配食物的仓库，或者直接让部队在驻地居民家派饭。关于驻普鲁士俄军总体维持费用的条款是慷慨的，食物价格以6个月内全普鲁士的平均价格计算，而非大批军队在某地运动后当地急速膨胀的物价。3/8的金额以从俄罗斯海运到普鲁士港口的谷物折价——就算只是为了供养俄国自己的军队，俄国人仍然会运来谷物。另外3/8将以收条的形式记账，直到战后才开始付账。剩余2/8以纸卢布支付。俄国完全不用损失它现有的少量金银货币。[6]

因为华沙大公国是被俄国征服的敌国领土，它那里的状况就大不相同了。波兰的食物对俄国在1813年的战争动员至关重要，没有它俄军就不可能在这一年的夏季和秋季出现在战场上。所有在波兰征用的食物都是免费的，这一事实对俄国财政来说极为重要。尽管不可能精确估计，但从1813年春季开始，华沙大公国给驻扎在波兰土地上的俄国野战部队和后备部队提供的供养和补给，累计价值可达数千万卢布。[7]

然而，俄国在波兰的政策是含糊不定的。一方面，当俄国需要为战争展开动员时，波兰人就不得不受到压榨；另一方面，皇帝渴望获得波兰人的忠诚，他希望波兰人成为未来的臣民。库图佐夫在1813年3月宣布建立波兰临时政府，他许诺，“所有阶层都应当感受到皇帝陛下对他们的关心，通过废除征兵制度，他们也会感受到皇帝陛下父亲般的统治和此前统治的巨大不同，从前的统治者强迫波兰人遭受劫掠，以满足自己永不知足的征服渴望，却还把自己称为波兰的同盟者”。在向华沙大公国官员许诺发放全薪、全面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严厉惩罚任何部队的不良行为后，大部分波兰官员都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这对俄军十分有益，他们不可能找出人手来管理波兰。无论如何，这也意味着大部分波兰官员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和职业生涯远离威胁后，才会积极为俄国人征收食物和补给。[8]

新的波兰临时政府由两个俄国人领导：临时政府副手是亚历山大的老朋友，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Nikolai Novosiltsev/Николай Новосильцев），一个精明而老练的政治人物，他的任命体现了赢得波兰人心在皇帝心中占有多么高的优先级。政府首脑兼华沙大公国总督则是库图佐夫所部的前任后勤总监瓦西里·兰斯科伊，后勤总监一职现在由格奥尔格·坎克林出任。兰斯科伊的任命强调了“利用波兰供养俄军”这一打算所具备的更高优先级，尽管大部分将领很快开始相信他已经“变得当地化”了，与其说兰斯科伊是在为俄国服务，还不如说他在给波兰效劳。然而，对俄国人而言，大问题不在华沙，而在各个地方行省。虽然军队法典中早有规定，但已经超负荷工作的俄军监察机构不可能腾出多少官员来监察波兰地方行政，军队也不可能抽出一线军官来从事此类工作。库图佐夫不得不向亚历山大请求从俄国内部派出官员前往波兰，俄皇的做法一如库图佐夫所愿，但这些官员的数量和质量都远低于实际需要。[9]

从1813年1月到5月中旬，俄军的食物供给状况总体而言运行良好，因此导致的冲突也很少。在波兰境内的普鲁士移民点和普鲁士王国境内，当地居民厌弃拿破仑，视俄军为解放者，供给状况就更加好了。即使是在波兰人居住的地方，供养部队的工作通常也进行得比较顺利，不过库图佐夫的前卫部队在行经华沙大公国中央时还是遭遇到一些困难，在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只能以饼干为食，直到2月初才收到战时的肉类和伏特加配给。波兰人无疑受到伤害，但他们所受的创伤并不像被拿破仑或是“七年战争”中的弗里德里希所征服的平民那么严重。俄国人并没有强制征兵，也没有索取战争赔款。俄国领导人约束部队纪律、保护平民的尝试获得了部分成功。例如，坎克林在1813年2月18日发布声明，阐述了如何从波兰仓库或俄军驻地家庭获取食物补给。在规定了俄军士兵的适宜补给份额，亦即境外作战时每周得到三次肉酒配给后，他也鼓励当地居民报告俄军士兵的任何过分要求和不良行为。考虑到俄军士兵的疲劳和因1812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而强化的对波兰人的传统不信任感，俄军正规部队表现之好令人印象深刻。库图佐夫于3月23日在卡利什写信告诉妻子，“我们士兵的行为令这里所有人震惊，而部队表现出来的士气更是让我都惊讶了”。[10]

然而，在1813年5月中旬后的6个星期里，俄军在食物供给方面面临着危机。巴克莱在一份关键性备忘录里向亚历山大解释了危机的起因。他表示军队的补给问题是一年来在广大地域中来回作战的后果，而这一作战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因此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军队已经把在俄国境内准备的补给扔下去很远，而各支部队却几乎没有任何食物储备。”根据协定条款，普鲁士政府本应供养普鲁士土地上的俄军，然而在1813年5月的西里西亚，普鲁士人并没有在仓库里准备足够的补给，他们连自己的军队都无法供应。如果准备好用银币购买补给，可能会稍微缓解一下这种困难状况，但俄军的金库几乎是空的。到那时为止，俄军从财政部获取的经费仅为1813全年经费的不到1/4。不过从长远角度来看，俄国有限的资金不应当被用到购买食物上，军队的需求应当通过对华沙大公国进行有效率的征用来满足。巴克莱备忘录的主要焦点在于让亚历山大强迫财政大臣德米特里·古里耶夫立刻发放资金，并要求华沙总督瓦西里·兰斯科伊着手在大公国境内为俄军展开大规模征用。巴克莱以这样的话语作为总结，除非亚历山大按照要求去做，否则“我不能保证我们将不会面对灾难性的后果，这会对我们的士兵和军事行动造成致命影响”。[11]

在报告中，巴克莱告知亚历山大，在6月初唯一让俄军士兵免于饥饿的是移动仓库的及时到来，它此前属于奇恰戈夫指挥过的多瑙河军团，仓库带来的大量饼干库存让部队熬过了好几个星期。移动仓库的农民大车原先在1812年夏天被部署到波多利耶（Podolia/Подолье）和沃伦，尽管那些重载的大车被认为应当只能在150公里的距离内行动，但是还有2340辆属于移动仓库的大车最终抵达前线，它们在冰雪和泥淖中行进了至少1000公里。这些大车中有许多是由未曾干燥过的木料匆忙制成的，大部分车辆是轻型结构，所有大车都是低悬架、小车轮的。在春秋两季的泥淖中，马匹几乎拖不动大车。移动仓库指挥官此后注意到，与奥地利大车相比，他仓库中的俄国民用大车载货更少、更易损坏、用马更多。

许多大车起初是由牛拉的，这个事实也对俄军的实际状况毫无帮助。考虑到牛的贪婪胃口，牛拉大车是不能在冬季行动的。因此，在1813年1、2月间，移动仓库不得不停了下来，拉车的牛则变成了食物配给。在库图佐夫的催促下，开春后移动仓库便可上路，原先的牛车则换上了征用来的马匹，但是几乎所有这些马匹都不得不去拉原先作为牛车设计的大车，这一事实让大车的外表显得更加古怪而无用。许多车夫此前从未赶过马车，自从出发后也没领到薪水，有些车夫其实是他们的地主想要打发走的人。在这种状况下，移动仓库能够启程已经是一个奇迹了。[12]

移动仓库的到来为普鲁士人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向俄军输送补给的普鲁士系统在此期间恢复了正常秩序。在休战将持续数个星期的事实变得明确后，将军队分散驻扎也就有可能了。俄军骑兵指挥官总是极其关注他们的马匹是否能够得到合适的给养，现在他们的骑兵团可以部署在战线大后方燕麦充足的地方了。与此同时，普鲁士地方政府协助坎克林和普鲁士私人承包商达成协议，后者将供应55000日份的面粉和面包，俄方则部分赊账，部分以纸卢布支付。在战区中最为缺乏的总是大车，主力部队的移动仓库在7月中旬抵达战区，带来的4000辆大车因此成了巨额财富。坎克林将一部分移动仓库的大车编成梯队，分段从波兰运出补给，其他车辆则被利用起来运送从普鲁士人手中购买或直接获取的食物，这些食物此前由于缺乏运力而无法运输。[13]

在主力部队仓库到达时，亚历山大已经有效地回应了巴克莱的金钱要求。亚历山大立刻将财政部在德意志境内的250万纸卢布交由军队总部使用，[14]并下令古里耶夫立刻交付剩余部分拨款，亚历山大评论说，他本人也是军队急需资金这个情况的目击者之一。面对皇帝本人的直接指令，古里耶夫在7月13日写信给巴克莱，表示他已经向巴克莱拨出了480万银卢布和400万纸卢布的款项，而且更多的拨款即将到来。[15]

从总部的角度而言，古里耶夫拖延交付已经被批准的军事预算是无可辩解的。财政大臣对此事的看法必然有所不同。早在拿破仑入侵之前，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以加印纸币来弥补，对俄国经济崩溃的恐惧则广泛存在。作为战争后果之一，财政支出急剧增长，而收入却有所缩减。接近25%的1812年度预计财政收入未能到位。在1813年的第一季度，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到4月下旬为止，仅有54%的预计财政收入到账。古里耶夫将此归咎于“国家在1812年受到了全面冲击，除了传统税种和当年新确立的普通税种之外，人民还需要承担民兵动员、征集新兵、军事需求、责任和贡献的重负，根据一项非常保守的估计，以上这些总计折合超过两亿卢布”。面对猛烈膨胀的赤字，古里耶夫所能做的只有尽量到处缩减开支，并通过加印纸卢布填补亏空。在1813年4月，他预言说如果战争延续到1814年全年，而财政状况却一如既往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的财政系统最终免于崩溃”。[16]

尽管古里耶夫担心俄国国内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不过他倾向于相信在修复拿破仑入侵所造成的破坏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数量巨大的经济活动，进而能够消化相当一部分新发行的纸币，在大陆封锁体系已经永久崩溃之后，俄国的海外贸易也会增长。令财政大臣真正感到恐惧的是野战部队在境外花费的大量俄国纸币，没有哪个外国人会打算攥着俄国纸币不放，也没有德意志平民会用这种货币购买其他德意志人的货物或服务。因此全部纸卢布将有可能回流俄国，这会造成卢布对外贬值的可怕后果。

古里耶夫警告说，如果纸卢布汇率崩溃，野战部队的财政将毫无可能维系下去。为了避免这一点，他故意拖延向军队总部交付资金，并使得大臣委员会同意一系列建议，包括官兵发放半薪，另一半则在他们返回俄国时发放。古里耶夫的主张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境外服役的官兵很大程度上依靠就地取食过活，并不需要很多现款。然而，如果他的建议最终生效，这对部队士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按欧洲标准来看，俄军的薪水已经很低了，而他们现在还要在异国领土上展开令人精疲力竭的战役，就连许多军官都不理解他们为何而战。[17]

面对皇帝的专横命令，古里耶夫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为军队发放拨款，但他同时也深受“大笔英国补助金即将到来”这一消息的鼓舞，此前他曾一度对英国补助金绝望。在1812年，亚历山大没有要求英国提供哪怕一次补助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尊心考虑。除此之外，因为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亚历山大筹措资金的难度不大。可能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事实上在俄英外交关系恢复几个月后，亚历山大才派出大使前往伦敦。然而，一旦俄军跨过俄罗斯帝国边界，财政状况就变得非常紧张，皇帝提名克里斯托夫·利芬担任驻英大使，于1813年1月派他前往伦敦，同时给英国政府带信，“在目前的状况下，每次派遣部队出境作战对我而言都是十分昂贵的。它所需要花费的金属货币完全破坏了我们的汇率。我国财政最后必然无力承担花费，由于一些省份遭到完全破坏，国家今年的收入势必大为收缩，这会给我国财政造成严重影响”。利芬奉命既要向英国政府请求补助金，又要向他们展示“联合纸币”计划。纸币将负担利息且在战后即可赎回，它由英国、俄国、普鲁士三国政府联合担保，并被用于俄普战时动员。这一计划是在彼得堡制订的，协助制订计划的除了施泰因，还有英国金融家弗朗西斯·德伊韦尔努瓦（Francis d’Ivernois）爵士。[18]

考虑到1806～1807年时英国对向俄国发放补助金十分抵触，亚历山大可能预计到在伦敦进行的谈判将会很艰苦。事实上，利芬发现英国愿意给予俄国133万英镑补助金，此外还将330万英镑作为英国在联合纸币计划中的股份。在英国海外支付和补助金的大背景下，这笔资金相对而言只是中等水平。（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仅在1811年就消耗了英国1100万英镑，而所有英国海外补助金加在一起，还不到英国本国武装力量所消耗经费的8个百分点。不过如果把这460万英镑折算成纸卢布，那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巨款，这大体上相当于1813年剩余7个月里俄军预计在德意志境内作战的全部开销。当然，英国的现款来得并不快，兑换和贴现也会造成损耗，一些关于开支的预计也被证明是过于乐观的，但英国补助金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多少缓解了古里耶夫的担忧。[19]

如果说亚历山大给古里耶夫的命令是专横的，那么他给华沙总督瓦西里·兰斯科伊的指令就是极其残酷的。6月12日，坎克林阐明了军队对大公国的需求：300万千克面粉，40万千克去壳谷物，25万升伏特加，33万千克肉类，1000头活牛，此外还有大量用于喂马的燕麦。巴克莱次日写信给兰斯科伊，“所有分配给华沙大公国各省的补给任务都应当即刻完成，因为唯一能够保障军队食品需求的就是这些补给……最轻微的延误或亏空都会导致军队陷入严重饥荒，还会破坏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的状况和能力”。当兰斯科伊以大公国的贫穷现状和军队已经在此前征用了粮食为由恳请减少征收时，他收到了皇帝在1812～1814年整场战争中态度最为凶恶的一封信。皇帝告诉总督，军队、战争乃至欧洲的命运都取决于这次征收，亚历山大警告总督，如果征收不到足够的补给，或者不能用征集的波兰民用大车把补给按时送到军队，总督个人就必须承担责任。[20]

兰斯科伊收到亚历山大的指令后当然完全屈服了，他告诉地方官员，“任何人都不能接受任何逃避征收的借口”，但巴克莱仍然不相信波兰地方行政官员会及时而严格地展开征收。他因此派出两位特派员前去监督，两人携带了野战部队法典所能允许的全部武装随从，以防被征服土地上的地方官员阻挠或抵抗征收。在给这些特派员的一封公开信中，巴克莱给全体地方官员下令，“在执行关于征收或输送补给的命令时，必须不带任何偏差。任何延误、错误或是更糟糕的不服从……将必然导致执行人以叛国罪名受到指控，并送上适用野战部队军法的军事法庭”。与此同时，命令也被下达到大公国境内的俄军部队指挥官多赫图罗夫将军手上，要求他使用军队强制征收。同法国人作战的时候，乌克兰民兵骑兵在某些场合几乎毫无用处，但在征用波兰农民的大车运送补给时，他们却表现极好。[21]

休战协定刚一签字，巴克莱就投入重新整顿、装备、训练部队的事业当中，他在这方面是完美的领导人。6月10日，他向士兵和指挥官们发布公报。他告诉部队，他们并没有被击败，他们在撤退中也没有给敌人留下一门火炮或是一个未受伤的战俘。休战并不意味着和平，而是意味着俄军和联军有机会集中兵力，为一场新的、胜利的战役做必要的准备。指挥官们收到指示，“他们在休战期间的任务是全力以赴保障武器、装备和其他事务状态良好，保证士兵的健康状况，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训练新兵的军事技能，总之，确保每个部队单位都处于完全准备就绪的状态，以争取新的胜利”。[22]

在两个月的休战中，此前给部队重新配置军服的努力收到了成效。6月16日，坎克林报告说已经收到足够为全军制作夏装长裤的帆布和足够装备全军的靴子。早在3月，亚历山大就授权支出350万卢布，给大部分正规部队购买新的外套和紧身短上衣。这些衣物由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的私人承包商提供，在休战期间运抵军队。起初预计的服装开支比这还要多，但巴克莱·德·托利2月份在波森发现了一个存有大量优质布料的仓库，布料上原先已经打了拿破仑军队的标记，他便征用了这个仓库。这不仅足够巴克莱自己部队使用，还满足了近卫军的需求，更好的是，这部分布料是由波兰纳税人付账的。[23]

与此同时，就在休战协定签署后不久，巴克莱下令检查全部现存步枪，以便减少各营内部不同武器和口径的数目，这是当务之急。拉多日茨基上尉是被分派去执行这个任务的炮兵军官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0天内他检查了30000支步枪，随后得出结论，主要问题是当伤病员出院后，在返回所属团之前他们会从现有的步枪中随手拿走一支。他也指出战列步兵团中许多士兵所使用的步枪老旧无用，尽管事实上这一现象仅在几个师中存在。由于拉多日茨基和他的同伴们的努力，步枪在各营间进行交换，从而保证了武器统一化程度大为提升，也使得弹药补充效率得到了提高。[24]

如果巴克莱没有立刻整顿一定程度上由维特根施泰因留下的混乱管理，那么他所做的各种努力都不会有多少成效。如果总部不知道各个部队单位在哪里，或者不知道实际上有多少士兵还在军队中，那么供养或重新装备士兵终究都会很困难。如果师和它们应属的军分离，团和它们所在的旅、师分离，那么层层传递命令也是不可能的。军队维持任何秩序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让分遣出去的部队和它们的母团会合，并解散临时混合而成的部队。也是时候把已经收缩的预备营（也就是各团的第二营）和它们所属团的其他部分合并在一起了。在休战生效以后，巴克莱立刻向这些积弊开战。一个星期之内，他就建立了列有每个团应从属的旅、师、军并标注了这些单位所应该部署、驻扎地点的表格。到6月底为止，在为军队重新建立明确、合理结构的战斗中，巴克莱已经赢得了95%的胜利。考虑到游击部队的存在和大部分哥萨克部队中都配属有一定数量的正规骑兵中队，100%的胜利是不可能达到的。[25]

还剩下一个重要任务：将休战期间抵达的数以万计的补充兵并入野战部队。一些补充兵是从医院或分遣任务岗位上返回的人，他们是特别宝贵的老兵。然而，大部分新到的补充兵来自1812～1813年冬季在俄国境内由新兵组建的200000后备部队。每个作战中的步兵团都在俄国境内组建了一个1000人规模的四连制后备营。当这些新步兵营准备就绪后，亚历山大计划将一部分步兵连派往战场增援部队，但还要留下足够的骨干部队训练下一波新兵。这将会确保后备营再次被补充到满员，并使得前线部队及时得到更多的补充兵。炮兵和骑兵部队也有类似的部署，以后者为例，每个作战中的骑兵团都在帝国境内组建了两个201人规模的预备骑兵中队。[26]

总体而言，超过650000人在1812～1814年被征入军队。他们中大部分是在1812年8月到1813年8月的三次遍及全国各省的大规模征兵（第83、84、85次征兵）中入伍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特殊省份为目标的小规模征兵。由于贵族庄园承担了组建民兵的任务，这些征兵的主要目标是生活在国有土地上的农民，他们占到了农民总数的40%。当局意识到如果不放宽现有的征兵要求，就不能征集到足够数额的新兵，因此年龄限制上调到40岁，最低身高要求则降到稍高于1.5米，有轻微身体缺陷的人也在征兵范围之中。对征兵的巨大需求意味着年纪较大的、结过婚的男子也被大量征召，即使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还要在和平时期继续服役几十年。上万妇女因此再也见不到她们的丈夫，却没有权利改嫁，许多年轻的家庭丧失了顶梁柱。[27]

1810版《国有农民条例》规定征兵记录必须保管完好，以便确保兵役义务在家庭间公平分配，主要征兵负担将落在成年男子较多的大家庭，而非一旦被征兵便面临毁灭的小家庭。[28]在1812年，征兵委员会奉战争部命令前往各地检查征兵记录，至少在记录资源异常丰富的梁赞省，征集新兵的同时也会提交征兵记录，以显示法定程序已经完成。[29]

帕姆菲尔·纳扎罗夫（Pamfil Nazarov/Памфил Назаров）是在1812年9月被征召入伍的国有农民。他的回忆录是唯一自下而上观察征兵过程的记录。在回忆录中，纳扎罗夫从不认为自己被征召入伍是不公平的。考虑到他家庭此前的服役记录和男丁数量，纳扎罗夫一家符合提供一名新兵的要求。一如既往地，农民社区政府在征兵时找上的是各户而非个人，送谁入伍由每一户自行决定。在这个时代，大部分农户都是家庭的延伸，其中包括数名已经结过婚的兄弟和他们的孩子。臭名昭著的一点是，农户户主一般宁可把他的侄子甚至兄弟送进军队，也不让儿子入伍。但在纳扎罗夫的家庭中，帕姆菲尔的两个哥哥都已经结婚了，一个有孩子，一个身体很弱，他的弟弟还没到征兵年龄，显然他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同兄弟们相反，帕姆菲尔是一个20岁的未婚健壮小伙。他家里没有一个人希望失去他。痛苦的氛围在家里笼罩了好几天，帕姆菲尔和他的母亲尤其如此，他们有时甚至会控制不住泪水。1812年9月拿破仑正在向俄国核心地带进军，帕姆菲尔自己所处的特维尔省也遭到了威胁，莫斯科在他参军过程中陷落了。然而帕姆菲尔并没有受到任何爱国主义或更广泛政治层面上的情感的触动。与之相反，被拖出熟悉的家庭和村庄，塞入陌生而残酷的士兵生活，因此对前景毫无知觉的痛苦和恐惧占据着他的心灵。逆来顺受的坚韧、祈祷和对上帝意志的服从是帕姆菲尔的唯一支柱，那些年里的绝大部分农民新兵也是如此。

帕姆菲尔由他的兄弟和祖父陪同前往特维尔的征兵委员会，特维尔省省长依照职权主持征兵委员会，他本人也简短地检查了帕姆菲尔。医学检查并不深入，当帕姆菲尔声明自己健康状况良好之后，检查就局限于敲击牙齿并简单打量一下身体。随后就是俄国征兵过程中的两大重要仪式：帕姆菲尔的额头被剃光了，他还进行了军事宣誓。几天后，新兵被送往彼得堡，出于速度考虑，他们乘坐大车前行。一旦被分配到自己的团里，帕姆菲尔·纳扎罗夫就感受到了青年新兵入伍仪式的另外一些典型方面。突然被推进陌生而残酷的世界，这种震撼让他病得很厉害，在长达两个星期的发烧中，他的钱和衣服都被偷了。当帕姆菲尔拒绝服从一个军士的非法要求时，他脸上被打了一拳；当第一次用火药和铅弹进行射击时，帕姆菲尔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此被处以鞭刑，这些也都是典型事件。

无论如何，帕姆菲尔·纳扎罗夫的军事生涯并不完全是痛苦和灾难。康斯坦丁大公亲自检查新兵，并亲自把他们分配到位于圣彼得堡的各个团里。1.6米高的帕姆菲尔其实够不上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或者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标准，但康斯坦丁把他分配到了近卫军轻步兵里，在这种情况下指的就是芬兰近卫团。作为一名近卫军士兵，帕姆菲尔得到了更高的薪水，还有一套货真价实的制服，而非大部分新兵在1812～1813年所穿的劣质新兵制服。在近卫军中服役并非儿戏：芬兰近卫团在博罗季诺和莱比锡都遭受了惨重损失。无论如何，近卫军各团总体而言是作为预备队存在的，他们在战争中并不像某些战列步兵团一样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投入绞肉机当中。尽管帕姆菲尔·纳扎罗夫在莱比锡受了伤，他依然在攻克巴黎之前回到队伍中，他和他的战友都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和绝大部分在1812年被征召入伍的人不一样，帕姆菲尔能够再次见到他的家人：作为一个可靠且堪为模范的近卫军士兵，他在战争结束后的11年中得到了三次探亲假期。更不寻常的是，帕姆菲尔在芬兰近卫团服役期间学会了读写文字。当结束了23年的近卫军服役生涯后，帕姆菲尔成了一名修士，这一时期能够写下回忆录的俄军普通士兵仅有两人，他就是其中之一。[30]

只要私人庄园选送的新兵符合身高和健康要求，政府就让地主自己负责选送农奴。富裕农奴和他们的大部分中农邻居倾向于将征兵负担转移到贫农身上，这些贫农在村庄集体纳税中承担较少。地主们也许和农村公社意见一致，也就是说征兵应当被用于去除村庄中边缘的或是“不经济的”家庭。另外，一些贵族地主确实尝试维护公平的征兵程序，并保护脆弱的农奴家庭。他们的这些尝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庄园实际管理者的做法，因为富裕的贵族拥有许多地产，贵族本人大部分情况下却生活在彼得堡、莫斯科，或者正在服役。这些尝试成功与否也取决于该庄园中农奴社区的性质，特别是在更加商业化的并不纯粹的农业庄园里，身处远方的地主可能难以控制较为富裕的农奴。

位于科斯特罗马省、面积超过7万公顷的巴基（Baki/Баки）庄园是夏洛塔·利芬的十处地产之一。[31]巴基庄园位于莫斯科以北数百公里，它并不适合农耕。4000多名农奴生活在这一庄园里，在食物方面庄园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但庄园的财富主要来自它的广袤森林。富裕的农奴实际上已是商人：他们拥有自己的驳船，驾船沿伏尔加河运输森林的物产，有时甚至会一直运到里海沿岸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Астрахани）。作为巴基最富裕的农奴之一，瓦西里·沃罗宁（Vasili Voronin/Василий Воронин）拥有许多驳船，雇用了成群的农奴。农奴社区政府办事员彼得·波诺马廖夫（Petr Ponomarev/Петр Пономарев）则是他的女婿。作为庄园中唯一真正识字的农奴，波诺马廖夫是庄园管理者和农奴这两个世界间的强大中介。在1800～1813年，波诺马廖夫利用他的权力确保征兵未曾波及他的家庭、他的受庇人和为他工作的农奴。庄园管家伊万·奥别鲁切夫（Ivan Oberuchev/Иван Обручев）承认了沃罗宁一家的权力，这也许是由于存在腐败因素，也可能是因为他只想过安宁的生活。可能奥别鲁切夫会这样辩白，他正在以确认庄园现实权力的做法保护雇主的利益。[32]

夏洛塔·利芬的指令则要求农奴社区全体成员召开大会，决定哪些农户足以承担征兵义务，然后在这些农户中抽签决定征兵次序，她也下令小农户应当免服兵役。在1812～1813年，这些原则全部被忽略了，许多负担家中生计的唯一男丁被征召入伍，这给他们留在家中的妻儿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因为一个没有成年男丁的家庭就丧失了土地权利。在庄园里众多村庄中的斯塔罗斯特（Staroust/Староуст）村，6个人被征入军队，其中两个人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同样恶劣的案例是费奥法诺夫（Feofanov/Феофанов）兄弟，兄弟三人中有两人在1812年被征召入伍。与此同时，村长马卡罗夫（Makarov/Макаров）一家有7个适宜服役的男丁，他们家不仅没有在1812～1814年向国家提供一个新兵，而且在庄园兵役记录存在的50年里都没人服过兵役。[33]

在1813年，夏洛塔·利芬免除了庄园管家的职务，让伊万·克列梅涅茨基（Ivan Kremenetsky/Иван Кременецкий）接替，他此前曾是巴克莱·德·托利在战争部长任上的私人秘书。克列梅涅茨基此后调查发现，庄园里有50户农奴在征兵记录存在的30多年里从未提供过兵役人员。科斯特罗马是第三类民兵地区的一部分，和前两类地区不同，只有一部分民兵会被征集起来，因此政府要求巴基庄园向军队提供40名新兵，以便平衡国有农民和私有农奴在征兵负担上的比例。

夏洛塔·冯·利芬下令，这40名新兵将全部以购买豁免兵役证明的方式免于服役，每份证明需要2000卢布，此前未提供兵役人员的农户将支付这笔款项。有17户农奴每户出资2000卢布，而2000卢布大约相当于一个俄国少将的年收入。这件事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中令人困惑的一些现实，来自科斯特罗马边远地区的17户目不识丁的农奴居然可以支付这样一笔巨款，而且还不至于毁灭自身。尽管短期内某种正义得到了伸张，但长远看来，克列梅涅茨基的战术使得富裕农奴团结起来一起对抗他，也使得庄园难以经营并破产。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没有贵族的支持，皇帝就不可能统治19世纪的俄国，而巴基也许是帝国的一个缩影，没有富裕农奴的合作，庄园主就没有办法管理或者说至少没有办法有效利用庄园。[34]

皇帝和阿拉克切耶夫清醒地看到向野战部队增援的急迫性。战争大臣本人被皇帝施压，而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又被战争大臣烦扰，因此在1813年3月初，诺夫哥罗德省省长报告说他正在极为严厉地推进征兵进程，但在他的省份里，有些村庄和省城间的距离超过700公里，更何况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道路”实际上就是泥浆的海洋。[35]而坦波夫省的省长则由于他在征兵进程中的迟缓和无能，于1812年12月被免职，没有什么理由能够使他保住职位。

省长们自己则向下属（首当其冲的是内卫部队）施加压力，让他们尽快完成新兵征集工作。这些部队通常质量低下，而且工作负担严重过量。在被拿破仑入侵影响到的省份，内部安全是一个关键问题，农民有时会威胁发动“暴动”，劫掠者们则在村庄和森林间游荡。许多内卫部队前去押送战俘，内卫部队中最好的一些军官则被派往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团里。除此之外，内卫部队还要护送数量大为增长的新兵前往通常与新兵家乡省份相隔数百公里的训练营地。里加内卫营在1813年2月2日抵达利沃尼亚省的文登（Wenden/Венден）镇，以帮助护送新征集到的士兵。在抵达文登时，这个营由25名军官和585士兵组成，由于派出许多分遣队从事护送或其他任务，在离开时营里却只剩下9名军官和195名士兵。这些部队被在乡间扫荡、捕捉逃避兵役的新兵的工作弄得太过疲倦和沮丧，因此有时会捕捉在路边遇到的任何男子，以便给他们的新兵份额充数。[36]

官僚机构和首席贵族们竭尽全力推进征兵工作，不过为战争进行强制性大规模动员在许多方面是沙皇政府存在的目的，早在设计征兵系统时，政府就已经考虑到了征兵时将会面临的挑战。替规模大为扩张的军队找到足够的军官常常是更加困难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忠诚且受过教育的候补军官并不多，但问题首先在于潜在的军官很少能够被强制征入军队。在1812～1814年，战场上的将军们对缺乏军官的抱怨比对缺乏士兵的抱怨还多。

在1812～1814年，新军官的最大来源是贵族军士，他们在步兵团中通常被称为候补准尉，而在骑兵团中被称为“容克”。[37]这些人相当于英国海军中的军官候补生，换句话说，是在接受军官委任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军官学员。和平年代里绝大部分步骑兵军官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委任的。因此，在1812年6月开战时，俄国军队里一大批年轻的军官学员已经做好了填补因战争伤亡或军队规模扩张而空出的军官职务的准备。当军官出现空缺时，贵族军士几乎总是第一选择。以近卫猎兵团为例，有31个年轻人在1812～1814年被任命为该团候补准尉，其中的18人在战前就作为贵族军士服役，这18人中仅有1人未在1812年被委任为军官。此后，近卫猎兵团需要依靠其他资源来补充新军官。整支军队里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38]

新军官的第二大来源是既非贵族之子，也非军官之子的军士。[39]早在和平时期，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就已经在他们所服役的团里被任命为军士，虽然近卫军军士经常被转入常规部队当中。由军士提升为军官的两大关键因素一是在行动中表现出的勇气与领导能力，二是此人的读写能力。在18世纪和亚历山大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里，有一些军士被直接任命为军官，但在战争时期，对军官的需求使得此类事件的数目大为增长。关键时刻在1812年11月初到来，面对军官极其短缺的状况，亚历山大给他的指挥官下令，“要将步兵、骑兵和炮兵中尽可能多的‘容克’和军士提升为军官，不论他们是不是贵族，只要通过实战、行为举止、优良素质和勇气体现出了军官的品质就行。”[40]

在耗尽了每个团内部的储备军官供应后，军队就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军官了。其中一个主要来源是通常所说的“贵胄团”，这是军官武备学校的折扣速成版，也是战争部在战前几年里为规模不断扩张的军队寻找新军官的主要创新举措之一。在1808～1811年，这个“团”为军队提供了1683名军官学员。在1812年，有1139名军官学员从该团毕业，但许多年轻军官直到1813年初才抵达他们所属的团。由于毕业人数过多，再加上许多“贵胄团”的教官在1812年末被派去指挥后备部队，“贵胄团”随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是在1812～1813年冬天，新一波年轻人进入“团”里，其中许多人在1814年毕业。不过军队中军官学员的数量在那时已经被转入军队的青年文官超过，他们有时候是在上级压力下被迫加入军队的。少数从军文官在担任文官前已经有过服役经历，也有许多民兵军官在1813～1814年被转入正规部队。[41]

在1812年冬季到1813年早春期间建立的新后备部队主要在四个中心集中并训练。在俄国西北部是圣彼得堡和雅罗斯拉夫尔，那里为近卫军、掷弹兵和维特根施泰因军准备后援。库图佐夫主力部队的77000名步兵和18000名骑兵后备军在莫斯科以东440公里的下诺夫哥罗德附近集中。拿破仑入侵之后，亚历山大立刻下令组建后备团，安德烈亚斯·克莱因米歇尔和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则负责此事。现在，皇帝派两人分别指挥雅罗斯拉夫尔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后备部队。在给克莱因米歇尔下达指令后7个多星期，亚历山大命令彼得·冯·埃森中将为奇恰戈夫军团训练48000名补充兵。埃森的总部设在白俄罗斯的要塞城市，位于明斯克东南150公里的博布鲁伊斯克。埃森那里十分缺乏训练并指挥新兵的军官，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拖延现象。他的部队最终比其他后备部队晚到了3个月，只赶上了莱比锡会战。如果其他后备部队中也发生类似拖延现象的话，俄军在秋季战局中扮演的角色将会小得多，拿破仑也很有可能在1813年8、9月间击败联军。[42]

1812年晚秋和冬季，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莫斯科陷落后产生的一片混乱之中奋力展开了后备营的组建工作。亚历山大和库图佐夫相距数百公里远，中间还隔着拿破仑，因此经常给他下发互相矛盾的命令。他和许多原本应当前来帮助训练新营的军官甚至将军失去了联系。装备也是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由于莫斯科军需仓库被摧毁，给后备部队士兵准备合适的制服、马车或者煮东西的铜壶都变得难以想象，对没什么找食经验的新兵而言，后者是个尤为严重的问题。[43]

到1812年冬季，俄军也开始面临步枪短缺的问题。图拉的生产遭到了干扰，而从英国进口的枪支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抵达，更何况就算是后来运到的英国步枪也不能完全满足需求。亚历山大于11月初命令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仅向他正在组建中的每个1000人规模后备步兵营提供776支步枪。考虑到新兵中因疾病和疲劳而产生的较高掉队率，在与野战部队会合的长途行军过程中，剩余的224人被认为应当从掉队的战友那里获得步枪。尽管这一政策可能很现实也很有必要，但它无益于新兵的士气。[44]

考虑到洛巴诺夫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战争部必然会因供养和装备新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迟缓而遭到严厉批评。然而在这种状况下，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和他的下属们在1812～1813年冬季表现得相当不错：战争部的高级军需官和补给官以个人身份前往下诺夫哥罗德帮助洛巴诺夫。当洛巴诺夫的部队在12月离开下诺夫哥罗德，开始1000多公里的长途行军，前往新部署地点白俄罗斯别利察（Belitsa/Белица）时，他们的任务就变得更加艰难。这场长途行军意义明显，当战场转移到德意志境内时，后备部队需要集中到西部边境。然而，在奋力将武器装备输送到下诺夫哥罗德后，现在战争部又不得不在隆冬时节行经被战争弄得天翻地覆的乡村，为部队输送装备。[45]

安排数万毫无经验的部队行军也并非易事。正当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埋头于需要他注意的各类细节安排中时，他突然收到了紧急命令，要求他“以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的名义”，“时间上不得有任何延误”，“以最严厉的手段”派出部分军队镇压奔萨民兵兵变。尽管将兵变镇压下去并不困难，但萨尔特科夫伯爵下令时的语气反映出了中央政府的强烈担忧——一群武装农民和哥萨克民兵可能会在40年前普加乔夫曾经出没过的地方掀起动乱。[46]

1813年2月1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向亚历山大报告他已经抵达别利察。从这时起，他开始面临最棘手的麻烦，他手下军队的部署区域横跨三个省：切尔尼戈夫（Chernigov/Чернигов）省北部、莫吉廖夫省南部和明斯克省西南部，也就是今天乌克兰中北部和白俄罗斯东南部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Чернобыль）地区。这一地区在1812年是非常贫困的，比起大俄罗斯中部地区来要穷得多，人口也稀疏得多。突然于隆冬季节在别利察周边地区建立起一座8万人的城市是个巨大的挑战，建造房屋、养活并训练士兵、提供医疗服务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47]

然而，当洛巴诺夫于3月1日接到亚历山大新发下的两条命令时，这些工作依然未能就绪。这两条命令中散发出的急躁和无情有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的印记，他是皇帝的助手，负责处理后备军队和后方动员方面的一切事务。第一波增援部队需要立刻出发支援野战部队，洛巴诺夫需要亲自检查所有出发的部队是否装备整齐、补给充足。随后他应当带着剩余部队移动到西北方向数百公里外，位于俄波边境上的别洛斯托克（Belostok/Белосток）。皇帝已经决定建立统一的后备军团，负责训练并分派将来向野战部队输送的所有补充兵，并将其部署在别洛斯托克地区。后备军团即使在最初也有超过200000人，洛巴诺夫则被任命为后备军团指挥官，并被要求立刻提供关于新后备军团应如何部署的计划。[48]

在3月1日给亚历山大的回复中，洛巴诺夫声称他担心自己的体力会无法负担这样的重任，这些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接下来的几个月肯定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洛巴诺夫一个星期内就要向亚历山大提交组织新后备军团并安排其驻地的计划，收到亚历山大的命令后，他必须立刻派出补充兵。洛巴诺夫答复说，“陛下可以对我为所欲为，我已经把脑袋放在了砧板上”，但执行这个命令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他还是许诺将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快部队出发速度，事实证明，洛巴诺夫实现了诺言。到3月中旬为止，他已经向野战部队派出了37484名补充兵。[49]

无论如何，因野战部队对补充兵的急切需求而受害的不只洛巴诺夫一人。在这37000名补充兵中，2350人在抵达华沙前死亡，一路上还有9593人因为疾病或疲劳掉队。从彼得堡和雅罗斯拉夫尔发出的补充兵也蒙受了类似的损失。洛巴诺夫后来将大部分这类损失归咎于疲劳：这些人几乎全是新兵，过去几个月里他们中许多人在冰雪和泥沼中行军3000多公里，后来又穿过斑疹伤寒肆虐、深受战争破坏的地区。尽管9000名掉队人员中的大部分在康复后及时赶往他们所在的营，但是无论如何，如此大规模的损失证明了俄国在这几个关键月份中向前线增援部队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50]

尽管洛巴诺夫和他的同僚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在1812～1813年面临最艰巨挑战的却是安德烈·科洛格里沃夫（Andrei Kologrivov/Андрей Кологривов）将军，他的任务是组建骑兵后备军。他将完成难以解决的工作，训练骑兵要比把新兵练成能够有效作战的步兵复杂得多。只要有足够的“原材料”和高效率的训练核心，三个月内练出的步兵就能够令人接受。骑兵训练则要花至少3倍于步兵的时间，骑兵新兵所需要的初始训练和步兵相同，农民新兵必须学会站直、分辨左右和齐步走。简而言之，他必须先成为一个士兵。骑兵新兵还需要掌握冷兵器和火器的使用方法。在战争时期匆忙训练新兵的浪潮中，胸甲骑兵团和龙骑兵团里的散兵战任务可以留给老兵去执行。但不知道如何展开散兵战、不会使用火器、对前哨勤务一无所知的轻骑兵新兵对他的战友来说是危险的。[51]

最大的挑战出现在农民新兵第一次遭遇战马的时候。和在马鞍上长大的哥萨克不同，很少有农民骑过马，不过最初接收的20000名骑兵新兵大部分来自奥廖尔（Orel/Орёл）、沃罗涅日、坦波夫、基辅等南方省份，那里马匹数量众多，有的地方甚至连马场都很多，这有助于科洛格里沃夫训练骑兵。俄国轻骑兵和龙骑兵战马是从草原牧群征集而来的，它们是脾气很坏的动物。简短却凶残的驯马过程常常使得战马起初难以控制。与和平时期较多使用牡马不同，战时马匹需求的增长迫使骑兵不得不接收较多的牝马，这也不会让新兵的生活变得轻松。在一个牡马集中的骑兵中队里，牝马的存在无助于维持秩序。尽管存在上述问题，骑兵新兵必须迅速学会控马。他必须首先学会独自骑行，此后学会列队骑行，其后逐步提高骑行速度，并学习越来越复杂的操作。他也必须学会让战马饮水的正确方法，能够恰当地喂养、照顾战马，否则骑兵团会在紧张的战役中很快陷入崩溃状态。[52]

在1813～1814年，俄国骑兵有许多战马来源。野战部队会在行经之处征用一些马匹，有时也会购买马匹：最好的意外收获则是夺取了萨克森国王马场中的部分马匹。然而，在1813年春季，亚历山大下令禁止在国外继续购买战马，因为俄国国内的马价要便宜得多。野战部队中所有失去战马的骑兵都被派回到科洛格里沃夫那里，一方面接收新战马，一方面协助建立各个后备骑兵中队。[53]

在1812～1813年冬季和此后的时间里，有一小部分从俄国境内获得的战马来自国有马场。这些马匹是优秀的战马，但大部分都预留给了近卫胸甲骑兵和近卫龙骑兵。[54]各个骑兵团负责补充马匹的军官所购买的战马远多于国有马场的提供量，这也是和平时期补充战马的正常途径。无论如何，这些负责补充马匹的军官永远无法满足战争时期对马匹的庞大需求。除此之外，俄国的马价也在急剧上升。[55]1812年9月，亚历山大派遣内卫部队负责人叶夫格拉夫·科马罗夫斯基前往沃伦省和波多利耶省征收替代征兵的马匹。科马罗夫斯基从这两个省得到了超过10000匹骑兵战马，足够配备50个满员的骑兵中队。在这一结果的鼓舞下，征收战马的方案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推行开来，此事仍然由科马罗夫斯基主持，他最终又及时向科洛格里沃夫将军提供了37810匹战马。此外，从1812～1813年冬季开始，各省省长为科洛格里沃夫的骑兵购买了14185匹战马。这些巨大的数字描绘出了俄国马匹资源的丰富，如果有人记起这些数字尚不包括数目众多的用于炮兵和辎重车队的挽马的话，俄国马匹之多就更显惊人了。[56]

除了获取新的战马之外，军队也为保养已有战马做出了很大努力。1812年12月，库图佐夫下令骑兵指挥官“将骑兵部队中所有得病、受伤或者非常瘦弱的战马淘汰下来，一旦打通了与切尔尼戈夫省的联系，就把这些淘汰下来的战马送到那里休养”。[57]这种在战线后方建立骑兵兵站让战马休养、恢复的做法一直持续到俄军1814年攻入巴黎为止。第一批送到后方休养的战马数量与当时骑兵部队战马总数相比，占到几个百分点已经难以估计，但比例势必非常可观。仅仅第二胸甲骑兵师就送回去164匹战马，而该师战马总数远不足1000匹，没有理由认为第二胸甲骑兵师的状况是不典型的。[58]

1813年初夏，一位年轻的枪骑兵军官杜罗娃中尉结束病假返回岗位。杜罗娃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军官，因为她是女性，在军中长年服役，还能保住她的性别秘密。和所有身体康复后重新转入现役的俄军军官一样，杜罗娃被分配到后备军团当中，这一政策在让后备军团充满老兵方面很有帮助。她被派往已经前移到斯洛尼姆（Slonim/Слоним）的骑兵兵站，和其他3名军官一起负责“来自全部枪骑兵团的战马，将这些疲惫、受伤、消瘦的马匹育肥”。她还补充说，“在我这部分，有40名枪骑兵负责照顾150匹战马”，这段话提示我们照顾骑兵战马的工作需要投入多么密集的劳动力。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后：

我前去检查我的畜群是否还在马厩里。从它们欢乐而轻快的跳跃中，我看到我的枪骑兵们……没有盗窃或倒卖燕麦，而是把它们全部喂给了这些优良而顺从的牲畜。我看到战马们此前由于憔悴而变形的身体恢复了旧日的美丽和饱满；它们的毛皮变得柔顺光滑；它们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它们原本总是耷拉着的耳朵，现在迅速抖动起来指向前方。[59]

科洛格里沃夫最需要的是战马和受过训练的核心部队。到1812年冬季为止，野战部队的骑兵团中已经有许多严重缺编的骑兵中队，这些中队里的军官和军士的数量通常都不成比例。根据亚历山大的建议，库图佐夫在大部分骑兵团中建立了三个、两个，必要情况下甚至仅仅一个满员的骑兵中队准备作战，而把其他的军官、军士和老兵派回去作为核心部队协助科洛格里沃夫组建后备骑兵。在1813春季战局中，以斯摩棱斯克龙骑兵团为例，该团在野战部队中部署了两个骑兵中队，由13名军官和332名军士、士兵组成。与此同时，该团中的18名军官和89名军士、士兵被派往斯洛尼姆加入科洛格里沃夫的后备骑兵。[60]洛巴诺夫于战争结束时提交的后备军团详细报告中堆满了统计数字，报告指出后备军团骑兵中的老兵多于步兵，而骑兵中军官和士官的比例则远高于步兵。考虑到骑兵训练和服役的实际状况，这种做法是必要的。[61]

为何科洛格里沃夫在建立后备骑兵上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前线部队慷慨地提供战马、军官和老兵很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但这远非事情的全部。根据科洛格里沃夫的副官、诗人亚历山大·格里博耶多夫（Aleksandr Griboedov/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боедов）的说法，科洛格里沃夫不仅为骑兵兵站组织了马匹医院、铁匠铺和其他应有的附属机构，还从新兵中选拔出有一技之长的人，利用这批人训练其他新兵，建立了制造马具、马鞍和制服的工场。这不仅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资金，也将科洛格里沃夫本人从对战争部军需官的过分依赖中解放出来。[62]

1813年3月到9月间，科洛格里沃夫向野战部队输送了106个骑兵中队。在11月他又输送了63个骑兵中队，此外还有几乎同等数量的骑兵中队已经准备就绪。在后备军团各部开往野战部队之前，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花费了许多时间检查部队。他对骑兵的各方面评价都一直充满了赞美之词，一般情况下他也对后备步兵和后备炮兵感到满意，但他却经常抱怨炮兵挽马和步兵装备。尽管他认为大部分前往野战部队的步兵都已经训练良好，但是也存在例外。以1813年12月为例，洛巴诺夫在评论中指出：增援维特根施泰因军的后备部队过于缺乏经验，需要更多时间才能为战斗做好准备。[63]

最公正的评价者可能是外国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最无足轻重的评价者，因为他们总倾向于做出见识广博的比较。1813年6月8日，在亚历山大检阅刚刚从彼得堡和雅罗斯拉夫尔赶来的近卫军和掷弹兵后备部队时，罗伯特·威尔逊爵士也观察了这批部队。了解到过去3个月中俄军后备部队都在行军后，他被俄军的表现震惊了：

这些步兵……和他们的装备看上去就像走过的路程还没有从军营到阅兵场远一样。骑兵的人员和战马都表现出了同样的饱满精神。俄国的人和牲畜一定产出了最令人惊讶的战争原材料。如果英国的步兵营行进1/10的路程，英国步兵们就会跛上几个星期，几乎什么装备都剩不下来。我们的马匹到时候都会跛脚，马背会痛得连马鞍都驮不动。[64]

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上校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历史局局长，他认为休战期间抵达的俄国后备部队质量无疑要优于大部分前来增援野战部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补充兵。俄国士兵是“优秀的士兵，当然没有任何才智，却勇敢、服从、要求很低。他们的武器、服装和装备都非常不错，总体而言，他们训练良好”。这些在长达数月、繁重而累人的行军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尤为坚韧。至于骑兵，他们“总的来说骑术优秀、训练良好，制服和装备无懈可击”。弗里德里希对俄军补充兵的唯一批评是，“只有猎兵团需要去学习怎么展开散兵战”。[65]

至于训练，大部分后备部队抵达野战部队宿营地是在6月底，这对提高训练水平十分有益。大部分后备单位都被解散分配到军队各营、各中队。7月份天气良好，野战部队各团利用空余时间在老兵协助下完成后备部队训练，其中包括强化射击训练。弗里德里希·冯·舒伯特是朗热隆军科尔夫男爵所部骑兵参谋长，在回忆录中，舒伯特写道：

从俄国出发的后备骑兵中队、新兵和补充的战马最终抵达各个骑兵团，这些人马从早到晚展开训练和演习：这是非常忙碌、活跃而欢乐的工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步兵和炮兵当中……我们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在休战结束时，俄国军队的状况比战争爆发时还要好：人员完全达到编制人数，装备良好，身体健康，充满了投入战争的勇气和热情，拥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经受过考验的将军、军官和士兵——他们的数量前所未有。[66]

在春夏两季向西运动的俄国补充兵不仅使得俄军野战部队得到补充，也充实了联军战略预备部队，也就是亚历山大下令本尼希森将军于6月初组建的、通常所称的“波兰军团”。[67]本尼希森的四个步兵师从春季开始封锁莫德林（Modlin）和扎莫希奇（Zamość）要塞，其中的一些部队也被作为治安部队在波兰使用。在某个时间点上，本尼希森麾下的总兵力仅有不到8000人。然而，在休战结束时，仅仅这四个师加起来就有27000人之多。9月，包括彼得·托尔斯泰伯爵率领的民兵在内的本尼希森所部横穿西里西亚，准备与野战部队会合。[68]

但本尼格森的部队并不能够立即启程前往萨克森，包围莫德林和扎莫希奇的法国驻军以及维持华沙大公国稳定的任务削弱了部队实力。当秋季战局开始时，拿破仑正对西里西亚蓄势待发，从那里只需一次跃进便能跨过波兰边界，许多波兰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到来。如果拿破仑纵贯西里西亚展开进军，那么他在但泽、莫德林和扎莫希奇的要塞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当亚历山大命令本尼希森所部前进时，他因此指示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后备军团穿过华沙大公国，接替本尼希森所部扮演封锁莫德林和扎莫希奇、监视华沙和卢布林、威慑波兰居民的角色。与此同时，洛巴诺夫将继续对部队展开训练，并准备向野战部队进一步输送补充兵。[69]

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后备军团在亚历山大的战略中扮演了关键而成功的角色。皇帝将洛巴诺夫的军队部署到华沙大公国境内，从而使本尼希森的部队免于卫戍工作，这被证明是对1813秋季战局的主要贡献之一。后备军团对莫德林和扎莫希奇的封锁导致这两座要塞在1813年冬季最终陷落。在这一阶段中，后备军团仍然继续向位于德意志和法兰西境内的野战部队输送补充兵。战争结束时，加上攻克但泽后腾出来的部队和在第85次征兵中征召的新兵，后备军团达到空前规模，部队花名册上共有7000多名军官和325000名士兵。纸面数字一如既往地不能准确反映军队的实际人数。此外，许多士兵也尚未被充分训练或武装，其中还有近1/4是病员。无论如何，如果与拿破仑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俄国无疑能够尽力将军队投入战场。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在其他大国有可能质疑亚历山大对波兰主张的权利时，他不仅拥有令人生畏的军队在战场上吓阻它们，也可以指出他还在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部署了远远超过250000的生力军。[70]

[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2，Delo 2888，fos.11-13.

[2] John Keep，‘The Russian Army in the Seven Years’ War’，in E.Lohr and M.Poe（eds.），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Russia，1450-1917，Leiden，2002，pp.197-221.关于七年战争中各个战役的总体后勤看法，见F.Szabo，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1756-1763，Harlow，2008。

[3]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1，pp.119-20.军队的一月条令确立了军事道路的基本管理准则：见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2，no.24975，1812年1月27日（旧历），pp.116-18. Kutuzov，vol.5，no.461，1812年3月15日（旧历）作战公报，pp.416-17。

[4]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2，no.24975，1812年1月27日（旧历），第三部分，pp.107-58。

[5] Kutuzov，vol.5，no.255，库图佐夫致施泰因，1813年1月31日（旧历），pp.214-15；L.G.Beskrovnyi（ed.），Pokhod russkoi armii protiv Napoleona v 1813 g.i osvobozhdenie Germani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4，no.7，施泰因给亚历山大的备忘录，1812年12月6/18日，pp.6-8和no.53，施泰因致库图佐夫，1813年1月25日/2月6日，pp.47-8。

[6] 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7：Traktaty s Germaniei 1811-1824，St Petersburg，1885，no.258，pp.88-96.也见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 Kankrina：General’nyi sokrashchennyi otchet po armiiam（krome Pol’skoi i Rezervnoi）za pokhody protiv Frantsuzov，1812，1813 i 1814 godov，Warsaw，1815一书第123页。

[7] 以1813年下半年为例，俄国战争部推算在下半年的前四个月中，它花费了390万卢布供养部署在帝国境内的后备军团，却只花了110万卢布供养数量上大得多的位于大公国境内的部队。即便这110万卢布，也是亚历山大命令后备军团的肉、酒配给应当由俄国财政而非波兰人承担后才支付的：战争大臣阿列克谢·戈尔恰科夫公爵备忘录，1813年12月30日（旧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41，fos.100-101。

[8] Kutuzov，vol.5，no.370，关于华沙大公国临时政府的法令，1813年3月1日/13日，pp.329-35；引用部分位于p.332。

[9] Kutuzov，vol.5，no.34，库图佐夫向波兰人发出的公告，1812年12月27日，p.29，以及 no.326，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2月18日（旧历），p.291.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vol.2，no.96，沃龙佐夫致奇恰戈夫，1813年2月1日（旧历），p.70。

[10] 关于坎克林的说明，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74，Opis 1，Ed.Khr.1204，fos.4i-ii. Kutuzov，vol.5，no.442，库图佐夫致他的妻子，1813年3月11日（旧历），p.400.Adamovich，B.，Sbornik voenno-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leib-gvardii Keksgol’mskago imperatora Avstrii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0，III，pp.302-5，有关于前卫部队中的凯克斯霍尔姆团在一月到四月间食物储备的有趣统计资料。关于弗里德里希对萨克森的伤害，见Szabo，Seven Years War，pp.119-20。

[1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08a，Sv.28，Delo 31，fos.161-7，Barclay to Alexander，18 June 1813（OS）.这封信的一份副本位于Opis 4/210，Sv.17，Delo 34，fos.100-106。

[12] 有两份关于奇恰戈夫的移动仓库的重要报告：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8，Delo 76，fos.20-25：利萨列维奇给坎克林的报告，1813年12月5日（旧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s.184-7：阿列克谢耶夫少校给坎克林的报告，1813年6月25日（旧历）。也见Kutuzov，vol.5，库图佐夫致奇恰戈夫，1813年1月31日（旧历），pp.212-13。

[13] 关于和阿德尔松（Adelsohn）及其他人的交易，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s.240-41，317-18.第一份文件是一位普鲁士高级法官贝图西（Bethusy）伯爵的报告，落款日期为6月25日。第二份文件是阿德尔松本人在11月8日递交的报告。关于主力军团的仓库，尤其见坎克林在1813年7月6、10、16日（均为旧历）向巴克莱递交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s.207-8，226，251-3.关于农民大车的行动极限，见Keep，‘Russian Army’，p.215。

[14] 这大部分是位于所谓汇兑局中的纸币，设立汇兑局的目的是让希望将收到的纸卢布换成本国货币的外国人兑换货币，并把纸卢布汇回俄国。

[15] 亚历山大给古里耶夫的命令收录在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3，no.136，亚历山大致古里耶夫，1813年1月14日（旧历），pp.100-101.古里耶夫给巴克莱的落款日期为6月28日和7月1日（均为旧历）的两封信很有意思，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08a，Sv.28，Delo 31，fos.125 and 219。

[16]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section B，‘Sekretnyia ofitsial’nyiia svedeniia o polozhenii nashikh finansov v 1813g i ob izyskanii sredstv k prodolzheniiu voennykh deistvii v chuzhikh kraiakh’：no.1，1813年4月24日（旧历）古里耶夫备忘录，pp.47-50 and 54。

[17]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section B，‘Sekretnyia ofitsial’nyiia svedeniia o polozhenii nashikh finansov v 1813g i ob izyskanii sredstv k prodolzheniiu voennykh deistvii v chuzhikh kraiakh’：no.1，1813年4月24日（旧历）古里耶夫备忘录，pp.55-63.

[18]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s.13 and 14，亚历山大致利芬，1813年1月20日/2月1日，pp.36-9.

[1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7，no.55，利芬致亚历山大，1813年3月25日/4月6日，pp.132-7；no.84，古里耶夫致内塞尔罗德，1813年5月5/17日，pp.203-6.E.Botzenhart（ed.），Freiherr vom Stein：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 und Aufzeichnungen，8 vols.，Berlin，1957-70，施泰因致科丘别伊（Kochubei/Кочубей），1813年5月31日，pp.350-51.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在欧洲大陆上兑换英国国库券的开支。

[20] 坎克林的列表位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fos.64-5：坎克林致巴克莱，1813年5月30日（旧历）；巴克莱给兰斯科伊的落款日期是5月31日（旧历）的信位于同一Delo，fo.66.亚历山大给兰斯科伊的命令收录在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3，no.140，14 June 1813，pp.102-3。

[2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10，Sv.17，Delo 34：兰斯科伊致巴克莱，1813年6月22日（旧历），fos.167-8；给维诺库罗夫（Vinokurov/Винокуров）少校的公开命令，1813年6月18日（旧历），fo.135；维诺库罗夫致巴克莱，1813年8月23日，fos.311-12；Lieutenant-Colonel Lekarsky to Barclay，27 July 1813（OS），fos.313-14。

[22] Beskrovnyi（ed.），Pokhod，no.184，1813年5月29日/6月10日作战公报，pp.195-6。

[23] Kutuzov，vol.5，no.300，库图佐夫致巴克莱，1813年2月9日（旧历），pp.259-60；no.258，库图佐夫致柯尼希斯贝格守备司令（少将西弗斯伯爵），1813年2月2日（旧历），pp.216-18；no.441，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3月11日（旧历），pp.398-9。

[24]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3/209b，Sv.10，Delo 117，fo.6：坎克林关于靴子和裤子的报告。Radozhitsky，Pokhodnyia，vol.2，pp.156-9.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209b，Sv.11，Delo 2，fos.104-10：少将古里亚洛夫（Gurialov/Гурьялов）公爵关于步枪给多夫雷的报告，1813年7月13日（旧历）。

[25]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1，pp.97-132.

[26] Kutuzov，vol.4ii，pp.575-7.亚历山大在一封落款日期为1812年11月29日（旧历）的信中向库图佐夫阐述了他的计划：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2，no.367，pp.211-13。

[27] V.V.Shchepetil’nikov，Komplektovanie voisk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1/2，St Petersburg，1904，pp.55-62.莫斯科龙骑兵团在1813年的新兵平均年龄是28岁——比和平时期的新兵平均年龄大了4岁。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2442，fos.94-119：注意，尽管这份文件认为这些人在1812年入伍，实际上有相当多的人在1813年才入伍。1812年末和1813年时进入赫尔松掷弹兵团的新兵有40%已经结婚：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1263.页码数字已经无法辨识，但新兵的名单位于fos.43 ff的士官服役记录档案（formuliarnyi spisok/формулярный список）之后。

[28] V.A.Aleksandrov，Sel’skaia obshchina v Rossii（XVII-nachalo XIX v.），Moscow，1976，pp.244-5（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А.Сельская община в России（XVII-начало XIX в.）.М.，1976.С.244-245）.

[29] I.I.Prokhodtsov，Riazanskaia guberniia v 1812 godu，Riazan，1913，p.119.关于战争部送达给征兵委员会的检查国有农民管理部门提交的记录的紧急通知，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2，Delo 2636，fo.11。

[30] V.Lestvitsyn（ed.），‘Zapiski soldata Pamfila Nazarova’，Russkaia Starina，9/8，1878，pp.529-43.

[31] 这些记录保存在不列颠图书馆，被列为利芬文件集（Lieven papers）编号47427的其他手稿（Additional Manuscript 47427）。

[32] 关于庄园，见Edgar Melton，‘Household Economies and Communal Conflicts on a Russian Serf Estate，1800-1817’，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26/3，1993，pp.559-86。

[33] 关于斯塔罗斯特村，见British Library Add.MSS.47424，fos.47-53.关于列昂季耶夫（Leontev）的案例——庄园管家试图让一位军役人员的妻子成为家中顶梁柱，并保有她丈夫土地的努力遭到了庄园社区的拒绝，见Melton，‘Household Economies’，p.569。其他所有个别案例都是我从Add.MSS.47427中摘录的。

[34] 夏洛塔关于“财富税”的命令被收录在British Library Add.MSS.47427：这些款项和从各个家族中收取资金总数的列表收录在fos.122-41.也见Melton，‘Household Economies’，p.569。

[3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2，Delo 2636，fo.53.

[36] S.E.Charnetskii，Istoriia 179-go pekhotnago Ust-Dvinskago polka：1711-1811-1911，St Petersburg，1911，p.26.

[37] 我使用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中的所有上述服役记录。记录所包含的团是：赫尔松（Ed.Khr.1263）、小俄罗斯（Ed.Khr.1190）掷弹兵团；穆罗姆（Ed.Khr.517）、库尔斯克（Ed.Khr.425）、切尔尼戈夫（Ed.Khr.1039）、雷瓦尔（Ed.Khr.754）、色楞格斯克（Ed.Khr.831）、别洛斯托克（Ed.Khr.105）步兵团；第29（Ed.Khr.1794）、39（Ed.Khr.1802）、45（Ed.Khr.1855）猎兵团；皇帝陛下近卫胸甲骑兵团（Ed.Khr.2114），亚姆堡（Ed.Khr.2631）、西伯利亚（Ed.Khr.2670）、莫斯科（Ed.Khr.2442）、鲍里索格列布斯克（Ed.Khr.2337）、普斯科夫（Ed.Khr.212）龙骑兵团和沃伦枪骑兵团（Ed.Khr.2648）。此外，有三部团史的附录中包括了军官得到委任时间的列表。这些团史是近卫猎兵团团史（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896，prilozheniia，pp.56 ff.）；近卫枪骑兵团团史（P.Bobrovskii，Istoriia leib-gvardii ulanskago E.I.V.gosudarnyi Imperatritsy Aleksandry Fedorovny polka，St Petersburg，1903，prilozheniia，pp.140 ff.（Бобровский П.История лейб-гвардии уланского полка Е.И.В.государын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Александры Федоровны полка.СПб.，1903.С.140 и далее））；皇后陛下胸甲骑兵团团史（Colonel Markov，Istoriia leib-gvardii kirasirskago Eia Velichestva polka，St Petersburg，1884，prilozheniia，pp.73 ff.）。新军官总计有341名，其中43%是此前的候补准尉或容克。不过这个数字并未包括以上团里所有新近得到委任的军官，因为其中一些服役记录是从1813年1月或7月开始的。这也使得统计结果偏向于曾作为贵族军士服役的人。

[38] 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prilozheniia，pp.56 ff.，这是一个信息宝库。

[39] 在所调查的新军官当中，有20%之前是非贵族军士。事实上（近卫团）当中有少数人是尚未被提拔到候补准尉或容克军衔的贵族。但这些人远少于转到其他团里、被提拔为军官的12名非贵族军士，所以1/5的统计依然成立。与各阶层间所认定的鲜明法律差异相比，俄国社会实际上要模糊得多。一个中间案例是，在一些于1813年由龙骑兵团改编成的俄国枪骑兵团里，许多波兰小贵族军士得到了军官委任。

[40]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2，no.249，亚历山大致维特根施泰因，1812年10月26日（旧历），pp.119-21。

[41] 在我的调查中，有8.5%的军官来自贵族团，7%原先是文官，但偏重于战争前半段的统计结果无疑低估了他们的重要性。另一个军官来源是军队孤儿院，战死军官的儿子们在那里接受教育。关于贵族团，见M.Gol’mdorf，Materialy dlia istorii byvshego Dvorian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882；该统计数字来自第137页。亚历山大在1812年12月18日（旧历）写给萨尔特科夫伯爵的信中说，文官数量已经过剩，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军官，因此不愿意转入军队的人应当被解职：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2，no.417，pp.253-4.在1812年12月29日，他下令“重新启动”贵族团，这反映了在1812年的紧急时期，贵族团事实上多少出现了停滞状况：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2，no.412，亚历山大致维亚济米季诺夫（Viazmitinov/Вязмитинов），1812年12月17日（旧历），p.250。

[42] Mémoires du Général Bennigsen，3 vols.，Paris，n.d.，vol.3，pp.278-9（亚历山大一世6月24日（旧历）的来信）.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70：埃森关于他的部队离开训练营地时状况的报告位于fo.4，出发人员的名单位于fo.5。

[43]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1，no.13，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致亚历山大一世，1812年11月16日（旧历），pp.109-11。

[44] Kutuzov，vol.4ii，pp.578-80.这出自炮兵总监米勒-扎科梅利斯基的一份报告，标注日期为1813年1月3日（旧历）。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1，no.12，1812年11月14日（旧历），洛巴诺夫向亚历山大确认他已收到了这一命令。V.N.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 podgotovka Rossii k bor’be s Napoleonom v 1812-1814 godakh，candidate’s dissertation，Gorky，1967，pp.385-454是关于1812～1814年间轻兵器生产的优秀资料。

[4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163，fos.31-2：戈尔恰科夫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1813年3月31日（旧历）。

[46]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1，萨尔特科夫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1812年12月19日（旧历），p.199。

[47] 关于这一阶段后备军团的两份关键资料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从1813年1月7日到8月6日间给亚历山大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47）和洛巴诺夫司令部1813年1月1日到4月1日间关于往来信函的记录（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42）。

[48] 亚历山大的命令被收录在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3，no.52，亚历山大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1813年2月5日（旧历），pp.39-43.洛巴诺夫对这一行动命令的最初反应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147，fos.17-18：标注日期为1813年2月15日（旧历）的信件。

[49]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41，fos.31-2：洛巴诺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2月17日（旧历）。

[50] 关于洛巴诺夫的报告，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47，fos.26-9.关于涅韦罗夫斯基给皇帝的报告，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39，fos.28-9.统计数字来自同一Delo，见于fos.31-2.洛巴诺夫在1813年5月9日（旧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47，fos.62-4）和7月18日旧历）（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47，fos.104-5）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表示，在留在别利察的9000名伤员中，有7000人已经返回原单位，预期还有人能够继续归队。以近卫猎兵团的后备连为例，从彼得堡出发时共有704人，抵达西里西亚的有481人，见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p.113。

[51] 就连禁卫骑兵团在库尔姆也投入了散兵：见S.Panchulidzev，Istoriia kavalergardov，St Petersburg，1903，vol.3，p.314。

[52] 关于这一时期俄国骑兵的最佳入门资料（包括了有用的绘图，如马具、如何控制缰绳、如何用剑、如何展开成散兵阵型、如何部署冲锋等）是Alla Begunova，Sabli ostry，koni bystry，Moscow，1992。

[53] 例如阿拉克切耶夫在1813年3月31日（旧历）给库图佐夫的信件和亚历山大在同一天给康斯坦丁大公的信：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03，Opis 4/20，Sv.3，Delo 22，fos.42 and 43。

[54] 例如，科洛格里沃夫在1812年12月从国有马场得到了269匹好马：所有这些马匹都是给近卫军的，但就连近卫枪骑兵都只得到了一匹马：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20，科洛格里沃夫致戈尔恰科夫，1812年12月12日（旧历），p.153。

[55] V.V.Ermolov and M.M.Ryndin，Upravlenie general-inspektora kavalerii o remontirovanii kavalerii，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13，St Petersburg，1906，pp.126-7.

[56]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42专门收录与这一使命相关的材料。也见科马罗夫斯基的回忆录：Zapiski Grafa E.F.Komarovskago，St Petersburg，1914，pp.200 ff.Ermolov and Ryndin，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13，pp.134-6。

[57] Kutuzov，vol.4ii，no.513，备忘录，pp.488-90：并未标注日期，但可能是11月末。

[58] A.Grigorovich，Istoriia 13-go dragunskago voennago ordena general-fel’dmarshala Grafa Minikha polka，2 vols.，St Petersburg，1907 and 1912，vol.2，pp.32-3.即便在旧历10月末，这个师的5个胸甲骑兵团一共也只有1000名士兵。

[59] N.Durova，The Cavalry Maiden：Journals of a Female Russian Officer in the Napoleonic Wars，ed. and trans. Mary Fleming Zirin，Bloomington，Ill.，1989，p.168.

[60] V.Godunov，Istoriia 3-go ulanskago Smolenskago Imperatora Aleksandra III-go polka 1708-1908，Libava，1908，pp.133-4（Королев А.Н.История 3-го Уланского Смолен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I-го полка.1708-1908 г.Либава，1908.С.133-134）.他们在斯洛尼姆与原先的后备中队亦即第7中队的8名军官、155名老兵会合，这个中队在1812年被部署到位于后方的奥利维奥波尔。

[61] 这份报告题为‘Otnoshenie Generala ot Infanterii kniaz’ia Lobanova-Rostovskago s otchetami o raspredelenii v rezervy voinov i loshadei’.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2，Delo 3230中可以找到这份报告和洛巴诺夫写给戈尔恰科夫、落款日期为1815年4月14日（旧历）的说明信。后备军团骑兵军向野战军派出了543名军官和21699名士兵。自组建后备军团起，共有1749名军官、33423名老兵、38620名新兵曾在骑兵军中服役。后备军团步兵军向野战军派出了635名军官和61843名士兵，后备军团存在期间，共有3662名军官、116904名老兵和174148名新兵曾在步兵军中服役。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这些统计并未包括科洛格里沃夫和洛巴诺夫在1813年春季预备军团组建前派出的“第一波”补充兵。

[62] A.S.Griboedov，Sochineniia，Moscow，1953：‘O kavaleriiskikh rezervakh’，pp.363-7.

[63] 关于这一统计数字，见Ermolov and Ryndin，Upravlenie，p.136.关于洛巴诺夫对骑兵训练的评论，可见他在1814年2月4日（旧历）给亚历山大的报告，这份报告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153，fo.21.关于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47，no.135：洛巴诺夫致亚历山大，1813年11月29日（旧历）。

[64] A.Brett-James（ed.），General Wilson’s Journal，1812-1814，London，1964，p.147.

[65] Rudolph 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 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18-26.

[66] Friedrich 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311.

[67]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3，no.131，亚历山大致本尼希森，1813年5月25日（旧历），pp.96-8。

[68]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3，1，巴克莱致本尼希森，1813年6月14日（旧历），p.123.关于部队实力，见M.I.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2 vols.，St Petersburg，1863，vol.1，pp.722-7.计划分配给萨肯和朗热隆下属各团的埃森下属各营实际上被配属给了本尼希森的军团，没有被并入萨肯和朗热隆所部，这是为了让这些部队依然属于原先的团：可参阅Lieutenant Lakhtionov，Istoriia 147-go Samarskago polka 1798-1898，St Petersburg，1898，pp.66-7（Лахтионов С.В.История 147-го Самарского полка.1798—1898 г.СПб.，1898.С.66—67）。

[69] 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3，no.150，亚历山大致本尼希森，1813年7月10日（旧历），pp.107-9.洛巴诺夫在签发日期为1813年7月16日（旧历）的作战公报中传达了上述训令：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149，fo.35。

[70] 这一数字来自洛巴诺夫给戈尔恰科夫的信，其中包括了对后备军团的最终报告和统计，并附带了一份说明，落款日期为1815年4月14日（旧历）。325000这个数据包括了45783名额外的士兵，换句话说就是尚未被正式分配到各个部队单位的人。理论数字一如既往地会比军队实际见在人数大得多。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Opis 1/2，Delo 3230各处。关于病员，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88a，Delo 144，fo.12，埃森致洛巴诺夫，1814年5月8日（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