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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如此，但超级大国的挫败绝不仅仅限于他们同亚洲和拉丁美洲盟国的关系之中。美国和苏联分别在北约和华约中掌握着绝对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即便如此，他们发现控制这些盟国也绝非易事。美国人和俄国人在与他们各自的德意志附庸国打交道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最好地说明这种模式。

战后德国可以说既强又弱。因为它在1945年以前曾是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所以现在美国和苏联都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即一个统一的德国同自己的首要敌人结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的分裂是由外部强加的，并且随着冷战的揭幕而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然而一旦他们的国家被分裂，德国的弱势本身就变成为一种强势。处在垮台边缘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表面上如此即可——东、西德国就可以加深这样一种担忧，即只要他们愿意，那么两大超级大国从前的劲敌将随时可能倒向未来强敌的掌控。34

华盛顿认为，在西德，危险在于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可能在民意测验中失败。自从1949年任职以来，阿登纳就清楚地表明他倾向于继续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而不是实现统一。因为似乎如果不使德国脱离北约并因此摆脱美国的防御保障，统一将是难以实现的。他声称，更好的发展是使一部分繁荣、民主的德国仅仅同美国和其他西欧民主国家紧密相连，而不是冒风险承担统一德国所必定带来的不确定性。阿登纳并不反对同苏联开展谈判以寻求统一——这样做他会有失去国内支持的风险——但是他确信这必定不会成功。正如他的一位助手所评论的，他愿意“为了能够自如地同西方打交道而假装（对苏联）富有灵活性”。35

阿登纳的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党魁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则强烈主张同苏联开展对话，尽管取得成功的代价是退出北约并在冷战中保持中立。这种发展态势足够引起美国人的警惕，这就让阿登纳为自己抓住了机会——到1955年，他已拥有了对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在关于整个德国问题和具体的柏林问题上所持谈判立场的事实上的否决权。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推测说，他或许能够同苏联领导人“达成交易”，“但是我们的盟友绝不会接受（我们）单边的做法……尽管我们想接受，但是我们连考虑一下都不能，因为这对阿登纳来说是死路一条”。36

同样的模式也在东德发展起来，尽管这里垮台的威胁不是来自某个政党——因为实际上只有一个政党——而是整个政权。1953年6月苏联的干涉挽救了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但适得其反，脆弱的展现却赋予了他力量，因为近乎垮台的事实极大地震惊了莫斯科，后斯大林（以及后贝利亚）时代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认为除了尽全力支撑乌布利希之外，别无选择。这位东德领导人于是获得了敲诈苏联同伴的能力，无论何时，只要他愿意。

早在1956年，乌布利希就开始打这张牌了。他利用波兰和匈牙利日益紧张的局势，对赫鲁晓夫警告说，缺乏苏联的经济援助“将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后果”，并“将……助长敌人的气焰”。乌布利希要求获得的原材料和消费品正是苏联很难提供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如愿以偿。37到1958年秋，他向赫鲁晓夫施压要求解决东德难民通过西柏林逃亡的问题，甚至援引并赞赏不久前毛泽东对中国沿海岛屿的炮轰事件：

金门和西柏林不仅仅是被目前在那里动武各方误用作挑衅的中心，同时它们还是被不公正地从其腹地割裂出去的……地区。……两者不仅有共同的目标，而且也同样脆弱。两者都是岛屿并不得不负担起在地理上作为岛屿的所有后果。38

已经为控制毛泽东而忧虑万分的赫鲁晓夫并不认为这种类比是有说服力的。尽管如此，他在1958年11月发出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很大程度上是对乌布利希请求的回应——或许还因为他担心若不能勒紧拴在柏林上的这条“绞索”，恐怕会受到愈发持批判态度的中国人的鄙视。毛泽东已经在发难了：如果赫鲁晓夫的导弹不能使西方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它们还有什么好的呢？39

乌布利希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为赫鲁晓夫随后不愿施行他自己提出的柏林方案感到十分恼火。“你就只会谈论和平条约，”他在1960年11月直率地告诉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却对它毫无作为。”40乌布利希此时已经开始单干了：他没有同莫斯科商量便抗议盎格鲁—美国—法国在西柏林的政策；单方面修改穿越东柏林的手续；并在1961年1月派出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中国——俄国人一直到东德人在莫斯科机场做中途停留时才发现此事。无论是否有意而为之，他还首次公开承认在东西柏林之间修建一堵墙的可能性——尽管他坚称没有任何人有意这么做，这一公开承认加剧了难民的逃亡。“我们的朋友……有时表现得缺乏耐心，采取一些单方面的行动，”苏联驻东柏林大使在柏林墙被建起前不久承认，“总是不能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或者特定时刻的国际局势。”41

结果，赫鲁晓夫认识到，他别无选择，只能在维也纳峰会上以新的有关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面对肯尼迪。而当肯尼迪同艾森豪威尔一样明白地表示准备好不惜冒核战争危险保卫西柏林后，赫鲁晓夫承认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放手让乌布利希去做东德领导人已承诺不会做的事：用墙把东德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隔离出来。赫鲁晓夫的希望本是把西柏林从西德分离出来，而不是把东德从西柏林分离。但现在已经无计可施：这堵墙戏剧化了苏联把自己拴在一个脆弱的盟友身上的程度，而这位盟友则可以利用自身的弱势为所欲为。

当然，使得德国的弱势能够变为德国的强势的，是主导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于信誉的考虑。在扶植了各自的附庸国并且将自己的信誉附着其上后，美国和苏联领导人都发现，当这些附庸国开始追求自己的核心利益时，脱身是何其之难。美国和苏联开始形成这样一种习惯，让他们的德国盟友们自行决定德国的利益以及他们的对德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