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忆，在他54岁被政治局任命接替契尔年科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对妻子赖莎（Raisa）如是说。⁷⁸不仅对于戈尔巴乔夫，甚至对于那些推选他的奄奄一息的年迈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克里姆林宫不能再像个敬老院了。自斯大林之后，还没有人如此年轻就能攀登到苏联领导层的最高峰。自列宁之后，还没有过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苏联领导人。并且，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开放地看待自己国家的缺点，或如此坦率地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接受的教育是成为一名律师，而非演员，但是他像里根一样明白该如何利用人格魅力。代表美国出席契尔年科葬礼的副总统布什从苏联回来后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有着亲切的笑容，让人感到温暖的眼睛，和一种让人愉悦的交流方式，他若说出让人不快的观点，那么会紧接着同对话者建立起一种真正沟通”。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也一同出席了葬礼，描述他为：“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完全不同。”里根自己也在1985年的日内瓦峰会上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他发现“他的脸和说话的仪态都洋溢着热情，而不是我在当时所见过的大多数充满敌意的苏联高级领导人身上流露出的冷酷”。⁷⁹

自从冷战开始以来，苏联第一次拥有了这样一位统治者，他看上去并不邪恶、粗鲁、冷漠、老态龙钟，或危险。戈尔巴乔夫“有才智、受过良好的教育、精力充沛、诚实、富有思想和想象力”，他的一位亲密的顾问安纳托利·切尔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在私人日记中如是写道。“神话与禁忌（包括意识形态的那种）都与他无关。他可以把它们全部打碎。”当一位苏联公民于1987年初在信中祝贺他已经取代了一个“石面狮身人面像”的政权时，戈尔巴乔夫骄傲地公开了这封信。⁸⁰

但是，能够替代神话、禁忌和狮身人面像的将是什么，这个问题仍不清楚。戈尔巴乔夫清楚，苏联不能继续走它现在的老路，但是与约翰·保罗二世、邓小平、撒切尔、里根和瓦文萨不同，他不知道新的道路应该是什么。他一度精力旺盛、坚决果断且无所适从：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打破现状，却无法指明如何将它们重新组合。结果，他允许让外界以及更富远见的同辈人所持有的更坚定的看法来决定他自己的首要之务。在这个意义上，他类似于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西力传》（Zelig）中的同名英雄，主人公参与了他那个时代所有重大的事件，但只是扮成他身边那些不同身份的有很强个性的人，甚至是模仿他们的外表。⁸¹

戈尔巴乔夫的可塑性在同里根打交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里根一直坚称，如果他能够同苏联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便能够使他们明白自己的意思。但这对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而言都没有可能实现，这使得里根热切地希望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尝试一番。这位新的克里姆林宫老板，带着怀疑的心态，精神抖擞地来到日内瓦；他声称，总统试图“利用军备竞赛……来削弱苏联……但是我们能同任何挑战进行较量，尽管你们可能不这么认为”。里根回答说：“我们更倾向于坐下来谈，并且废除核武器，连同它们一起被除掉的还有战争的威胁。”星球大战计划可以使这成为可能，美国甚至愿意与苏联分享这种技术。里根情绪激昂，戈尔巴乔夫抗议道：星球大战计划只是“一个人的梦想”。里根反驳道：为什么“寻求发展这种针对可怕的威胁的防御系统，竟会令人如此恐惧呢”。⁸²峰会无果而终。

但是两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公开提议，美国和苏联共同承诺到2000年前使世界摆脱核武器。犬儒主义者认为这是在试探里根是否真心实意，但是切尔亚耶夫觉察到了一个更深刻的动机。他断定，戈尔巴乔夫“的确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结束军备竞赛。他之所以甘冒这个‘风险’，是因为他明白这根本没有风险——因为没有人会攻击我们，即便我们完全解除武装”。⁸³两年前，安德罗波夫还认为里根有能力发动一场突然袭击。而现在，戈尔巴乔夫自信美国永远不会这么做。里根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总是对苏联领导人说“相信我”。⁸⁴在同里根会面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这么做。

尽管如此，一场核危机还是发生了——不是因为战争，而是源自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Chernobly）核电站的一场爆炸。这一事件也改变了戈尔巴乔夫。它表明“我们体制的弊病……封锁或掩盖事故真相和其他坏消息、不负责任和麻痹大意、工作草率马虎、酗酒误事”。他严厉地责备政治局，几十年来，“科学家、专家和部长们一直告诉我们一切都安全……你们认为我们把你们当神来供奉。但是现在我们却遭此惨败”。所以，苏联自身内部要实行公开化（glasnost）和政治经济改革（perestroika）。“切尔诺贝利，”戈尔巴乔夫承认，“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重新思考了很多事情。”⁸⁵

里根—戈尔巴乔夫的下一次峰会于第二年10月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它显示出这种重新思考已经走得有多远。戈尔巴乔夫放弃了早先苏联方面的反对意见，接受了里根“零选择”的方案，即主张销毁部署在欧洲的全部中程核导弹。他接着提出将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武库分别削减50%，作为回报，美国需同意在未来十年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将星球大战计划限于仅在实验室进行测试。里根毫不犹豫地表示，他愿意在规定期限内逐渐废除所有洲际弹道导弹，并且重申愿与苏联分享星球大战计划。但戈尔巴乔夫仍持怀疑态度，这使得里根感到疑惑，人们怎么会反对这种“针对并不存在的武器部署的防御系统”呢？接着，这位总统提议，他和戈尔巴乔夫约定在1996年重返雷克雅未克：

他和戈尔巴乔夫将回到冰岛，并且每人带着各自国家的最后一枚核导弹。接着，他们将向全世界呈上一场精彩的聚会……总统……到那时会变得很老了，戈尔巴乔夫甚至认不出他。总统会说：“嗨，米哈伊尔。”而戈尔巴乔夫则应道：“罗，是你吗？”然后，他们将摧毁这最后的导弹。

这是里根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但是戈尔巴乔夫此刻仍然不为所动：美国必须放弃发展星球大战计划的权利。而这对里根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于是气愤地结束了峰会。⁸⁶

尽管如此，两个人很快意识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他们的助手和盟友们惊奇地发现，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如果这种共同利益不在于星球大战的技术，那么至少就是在销毁核武器的原则上。这么做的道理是里根提出的，但是戈尔巴乔夫后来表示接受。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雷克雅未克并不是一次失败，“它是一次突破，使得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⁸⁷

他们两人从未正式同意在他们任职期间销毁核武器，也没有正式认可建立导弹防御的现实性。但是在1987年12月于华盛顿举行的第三次峰会上，他们的确签署了一份条约，提出拆除部署在欧洲的所有中程核导弹。“信任，但要核查”（Dovorey no provorey），里根在签署仪式上如是坚称，这句话似乎穷尽了他的俄语知识。“你在每次会谈中都重复这句话，”戈尔巴乔夫笑着说道。“我喜欢它，”里根毫不掩饰地承认。⁸⁸不久之后，苏联和美国观察家们都见证了这些事件，即几年前曾经使冷战重新变得紧张的SS-20导弹、潘兴Ⅱ型导弹和巡航导弹真的被拆除了——它们像纪念品一样被一部分一部分地打包。⁸⁹如果不是绝对的“无用”，某些种类的核武器已经无疑变得完全“过时”。是里根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使之成为可能。

戈尔巴乔夫的敏感性还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就任领导职位前到外国旅行的经历使他认识到，“那里的人民……过得比我们国家的好很多”。似乎“我们年迈的领导人们不那么担心我们无可否认的低下的生活水平，我们令人不满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先进科技领域的落后”。⁹⁰但是他并不清楚对此应该做些什么。所以，国务卿舒尔茨——这位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仁不让地要对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教育一番。

早在1985年，舒尔茨就已经开始给戈尔巴乔夫讲解为何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人民必须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按自己的意愿到处流动、迁移和旅行……否则，他们就无法利用可以利用的机会。苏联的经济必须进行剧烈的改革以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应当由你来莫斯科掌管计划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开玩笑说，“因为你的点子比他们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的确是后来舒尔茨所做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利用去莫斯科的机会给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当起了辅导员，甚至带着圆形分格统计图来到克里姆林宫以说明他的论点，即只要继续实行计划经济，苏联就会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发达世界。⁹¹

出人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很愿意接受他的观点。在他1987年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Perestroika）中，他回应了舒尔茨的思想：“经济如何能发展，”他问道，“如果它为落后的企业提供了优惠的条件，却对最先进的企业予以处罚？”⁹²当里根在1988年5月访问苏联时，戈尔巴乔夫安排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进行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优点的演说。站在一座巨大的列宁头像下，总统谈起了电脑芯片、摇滚明星、电影和“手无寸铁的真理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学生们向他回以了热烈的掌声。⁹³不久，戈尔巴乔夫向里根的继任者乔治·H.W.布什重复着他所学到的：“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必须应对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欧洲经济……无论我们是否希望，日本是世界政治的又一个中心……中国……是［另一个］巨大的现实……我重申，所有这些都是世界力量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典型的重大事件。”⁹⁴

但是，这大部分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言辞：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像邓小平所做的那样，心甘情愿地直接倒向市场经济。他在1988年底提醒政治局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通过“借用社会主义的计划、国家管理以及……更多的社会公平的原则”来挽救美国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可以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挽救社会主义，只是还不确定该如何去做。“被反复重申的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十月纯净思想’的咒语，”数月之后切尔亚耶夫观察到，“在那些世故的听众中激起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应……他们觉察到在这些（口号）背后空洞无物。”⁹⁵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社会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它无法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为高效劳动力提供激励并鼓励个人的创造性相联系。实践表明，市场提供了这些最好的激励。”⁹⁶

但是，里根和他的顾问们试图教给戈尔巴乔夫一堂他并不需要学习的课程：其内容有关维持一个不受欢迎的、过分扩张的和落伍的帝国遇到的困难。从卡特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就开始向在东欧、阿富汗、中美洲和其他地方抵制苏联影响的各种势力提供秘密的、有时公开的援助。到1985年，在华盛顿已经出现这样一种说法——“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这场运动要使民族主义力量转向与苏联抗衡，它的理由是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变成最差劲的帝国主义大国。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增加了这种可能性：使一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相信，“邪恶帝国”正在解体，而这也正是在接下来几年中里根努力要做的事情。他的手段包括安静地劝说、持续不断地支援反苏抵抗运动和一如往常地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最为精彩绝伦的是1987年6月12日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的演说，总统那时没有听从国务院的建议，高声提出：“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面墙！”⁹⁷

里根的表演又一次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莫斯科的反应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谨慎。尽管这场演说挑战了苏联在欧洲权威的最显著的标志——柏林墙，但为筹备《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核武器条约》（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和当年晚些时间召开的华盛顿峰会的工作仍继续进行着。其中的原因现在已经清楚，这是因为当政治局在6年前做出反对入侵波兰的决定时，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从那时起，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依靠威胁使用武力来维持他们对东欧的控制，但是他们清楚他们不会真的动武。戈尔巴乔夫很明白这一点，并且试图在1985年向他的华约盟友们示意，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我感到他们根本没有把它认真当回事。”⁹⁸所以他开始更公开地表示了这一点。

人们可以总是“镇压、强制、贿赂、破坏或进攻”，他在自己《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写道，“但那只能在某一个时期。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在一流的政治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屈从于他人的淫威……让每个人自己做出选择，并且让我们都尊重这一选择。”⁹⁹接下来的决定是开始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并且削减对“第三世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支持。但东欧是另外一回事：在华盛顿和被冷战分隔于两个阵营的欧洲各首府，普遍的看法是苏联绝不会主动放弃它在这里的势力范围。“苏联在这里的丝毫让步，”一位西方分析家在1987年评论道，“将不仅削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诉求……贬低苏联作为一个自信的全球性大国的身份，而且还将严重破坏苏联内部的共识并且损害这个体系自身的国内安全。”¹⁰⁰

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任何出于道德的和对现实的考虑，通过使用武力维持控制不愿受摆布的人民的做法，都会因肆意挥霍资源、败坏意识形态的声誉、抵御席卷全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民主化力量而贬低苏联的体制。所以，他仿照里根的把戏，亲自作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说：1988年12月7日，他对联合国大会宣布，苏联将单方面削减50万派驻华约的地面部队。“显然，”他强调，“武力和武力威胁都不能成为对外政策的工具……选择的自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别无例外。”¹⁰¹

这次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对政治局吹嘘说：“它为（人们）理解我们的政策和完整的苏联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¹⁰²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当里根即将卸任之时，一切在突然之间豁然明了，“里根主义”一直在推撞着一扇开启的大门。但是戈尔巴乔夫也很明确，对于东欧人民和政府，这扇大门现在也已经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