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莱比锡会战

登讷维茨会战标志着秋季战局第一阶段的结束，9月的剩余时间则属于间歇期。秋季战局的第二阶段，即决定性阶段在10月初开始，最终以莱比锡会战结束。拿破仑原本有可能在9月打破僵局，随后按照习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敌人身上。然而他的战略处境，尤其是他的损失使得这无法实现。在秋季战局之初，拿破仑曾经希望指挥他的近卫军和后备军北上攻击柏林，来给联军毁灭性的一击。这样的举动现在看来已经不可想象了：监视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就已经让他腾不出人手。拿破仑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麦克唐纳所部的秩序，并试图向布吕歇尔方向前进。但后者只是向后撤退，赌拿破仑不敢一路追过萨克森东部和西里西亚，因为这样就会把德累斯顿让给施瓦岑贝格。

拿破仑在9月中旬沿着特普利茨大道南进，怀着击败联军主力军团的目标深入厄尔士山脉之中。无论如何，追击施瓦岑贝格的强大军团和试图深入波希米亚迫使其展开会战是不可能成功的。施瓦岑贝格可以找到足够多的良好防御阵地，与此同时，拿破仑与后方的交通线也会在蜂拥而至的联军骑兵面前变得十分脆弱，而布吕歇尔甚至贝纳多特也将出现在德累斯顿城门前，摧毁他的萨克森基地。到目前为止，除非拿破仑决心放弃德意志中部，他唯一实际的选择就是等待联军入侵萨克森，而后努力利用他们的错误。

主动权落入了联军手中。然而，只有当波希米亚军团再次越过厄尔士山脉时，联军才有可能发动对萨克森的入侵，但施瓦岑贝格还不愿意再次尝试。这部分是由于他需要时间接收并训练奥地利军队，以便补充德累斯顿会战留下的部队空缺。在8月底越过群山的混乱撤退中，联军丢失了许多大车和更多的物资与弹药。在计划发动一场新攻势之前，这些损失也需要得到弥补。许多马匹也在山路的烂泥和石子里，尤其是在进入特普利茨河谷的陡峭斜坡上失去了马蹄铁。在1813年9月，波希米亚的马蹄铁供应极为短缺，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运补充。

总体而言，对波希米亚北部的联军部队进行补给是相当困难的，这也导致奥军、俄军和普军之间产生了许多分歧。奥地利人指责俄罗斯人的劫掠行为，俄罗斯人则回复说，原本两国政府间的协定已经包含了俄军驻扎在奥地利境内时的维持费用，而奥地利人不能根据这一协定养活俄军部队，所以俄军不得不去自行搜寻食物。坎克林后来说，奥俄协定理论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唯一的替代方法是利用私人承包商，而这要昂贵得多。但奥地利人却没能有效履行协定条款。最后，一个部分解决补给问题的办法是把许多骑兵移到饲料充足的波希米亚中部地区，让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联军做好恢复进攻的准备为止。[1]

战略考量也延迟了联军的军事行动。8月下旬发生的近乎灾难的事件，证实了奥地利人对沿着横穿厄尔士山脉的道路前进的危险性的恐惧，它也为奥地利人对拿破仑会利用联军深入厄尔士山脉的时机攻入（波希米亚军团）右翼和波希米亚后方的担忧提供了充分的证明。除非施瓦岑贝格确信，他已经对此类威胁采取了良好的防范措施，否则他便不会向萨克森前进。若米尼在9月3日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对该问题做了详尽阐述。主力军团需要至少170000兵力才能攻入萨克森，而其中必须有20000人监视德累斯顿方向。拿破仑曾计划从德累斯顿以南的易北河一线发起攻击，而旺达姆事实上在8月进行过此类尝试，但联军主力军团将不能同时在这一线投入足够兵力进行防御。若米尼的解决方案得到了施瓦岑贝格的欣赏，也被三国君主批准：布吕歇尔军团必须向波希米亚进军，以便在主力军团进入厄尔士山脉向前推进期间保护它的右翼。要是拿破仑并未在右翼构成威胁，西里西亚军团可以自行沿着特普利茨大道向德累斯顿及其他地区推进，加入对萨克森的入侵。[2]

登讷维茨的胜利和援军赶赴波希米亚军团改变了若米尼方案中的一些数字，但并未调整方案的战略核心。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布吕歇尔极不愿意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仅仅成为施瓦岑贝格麾下笨重军队的一部分。他致信克内泽贝克，内容如下：为了“共同利益，不要让我（的军团）和主力军团合为一体；这么庞大的一群人在那种地形条件下能做成什么事？”另一封布吕歇尔书信由格奈泽瑙起草，标明日期为9月11日，直接传给了亚历山大。这封信强调，如果布吕歇尔远离贝纳多特转而进军波希米亚，会给贝纳多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9月6日的会战（即登讷维茨会战）肯定已经改变了该战区的战线，但是假若瑞典王储发现西里西亚军团正在远离他，他就可能有充分理由陷入毫无动作的状态。”[3]

在写下上述得体的语句时，写信人需要谨慎从事。和这封信一起抵达亚历山大与弗里德里希·威廉那里的还有布吕歇尔的优秀参谋，吕勒·冯·利林贝格（Rühle von Lilienberg），以便将布吕歇尔的观点口头表述给他们。吕勒强调了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的看法，“只要王储被独立部署在一个单独战区里，由于他的政治立场，我们就无法期待他采取任何行动”。书信和口头请求的联合力量说服了君主们，也对战役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布吕歇尔被允许继续独立作战，并准备跨过易北河与贝纳多特会合。内塞尔罗德致信波佐，让他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确保王储与联军保持一致。与此同时，本尼希森的波兰军团将改变原来穿越西里西亚的行军路线，转而南下波希米亚，保护施瓦岑贝格的右翼和后方。[4]

亚历山大在9月13日致信布吕歇尔，告诉他冯·德姆·克内泽贝克将军正带着指令赶往他那里，在制订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计划时，这些指令将给予布吕歇尔广阔的回旋余地。他同一天还写信给本尼希森，命令他向波希米亚进军。皇帝直白地告诉本尼希森，“我认为让他（布吕歇尔）改变已经选好的方向是困难的”，并告知波兰军团司令进入波希米亚的行军路线。他强调了这一行动的紧迫性，本尼希森必须每天向他报告。9月17日，本尼希森在海瑙接到了亚历山大的命令，他立刻催促下属各军军长加速前进，只让托尔斯泰伯爵的民兵在利格尼茨休整了一天，告诉将军们把任何不能上战场的部队都留在身后。然而，本尼希森的部队沿着糟糕的道路开进，在已经被过路部队吃得一干二净的地区行军，又赶上了恶劣天气，最终还是花了至少两个星期才抵达波希米亚。尽管存在上述问题，本尼希森此后还是坚持每天向亚历山大提交报告，他还补充说，为了确保部队吃饱，奥地利军需官们在这种状况下做得很不错。[5]

就在本尼希森所部不停行军的同时，大部分联军部队则处于休整之中。军事行动大多数状况下仅仅局限于轻型部队，他们现在已经涌入拿破仑的后方，对他的补给造成了巨大破坏。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轻骑兵和哥萨克迫使拿破仑不管在莱比锡以东还是以西，都投入规模越来越大的护送部队保护补给车队。9月11日，一支由4000名步兵和1500名骑兵护送的补给车队在莱比锡以西被一支联军部队击败。亚历山大命令布吕歇尔抽出6个哥萨克团，他希望把这些部队部署到萨克森西部的敌军战线后方。亚历山大通过彼得·沃尔孔斯基要求普拉托夫指挥他们，他给普拉托夫的信里充满了优雅的礼貌用语，仿佛顿河哥萨克的阿塔曼还是独立君主一样。普拉托夫接受了这一职位，以行动证明他不负亚历山大的信任。9月28日，他和其他联军轻骑兵部队一起在彭尼格（Pennig）附近击溃了勒费弗-德努埃特（Lefebvre-Desnouettes）将军的第二近卫骑兵师，这个师是拿破仑专门派到后方对付联军游击队的。[6]

由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指挥的北方军团俄军轻型部队的军事行动更加出色。切尔内绍夫写道，他劝说贝纳多特同意给他10天时间在易北河以西的敌军战线后方自行其是。他的部队由5个哥萨克团、6个薄弱的正规骑兵中队和4门火炮组成。在9月14日夜间渡过易北河之后，切尔内绍夫决心径直西进卡塞尔（Kassel），它也是热罗姆·波拿巴摇摇欲坠的威斯特伐利亚傀儡王国的首都。他的日记还说，攻击这一目标而非莱比锡，部分是因为后者附近法军数量众多、组织良好。切尔内绍夫指出，对卡塞尔的成功进攻能够在整个地区引起暴动。

切尔内绍夫行动得快速而隐秘，仅仅在一天内就行军85公里，于9月29日拂晓时分展开了对卡塞尔的攻击。奇袭、勇气和虚张声势的结合，以及法军深知他们在当地毫无民心，这些最终导致热罗姆国王出逃，他的首都也随之投降，俄军还夺取了庞大的仓库和内含79000塔勒军费的金库。切尔内绍夫并非盗匪：他在撤出卡塞尔之前将其中的15000塔勒分给部下，剩余部分则上交给温岑格罗德。他在日记中认为，如果他在城里找到了足够的武器，他会武装平民志愿者，奋力坚守卡塞尔直到援军到来。他的奇袭战果极为辉煌，这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无畏和领导才能。另外，与前几次具备重大的战略意义的袭击不同，暂时夺取卡塞尔在1813年秋季对联军事业并没有明显贡献。真正侵蚀拿破仑在德意志西部根基的是梅特涅正在与莱茵同盟各国进行的秘密谈判，这场谈判已经渐渐把巴伐利亚带到了倒向联军阵营的边缘。意义最为重大的则是将在莱比锡发生的大会战，这将决定德意志甚至也许是欧洲的命运。和普拉托夫及其他萨克森境内的游击队指挥官不一样，切尔内绍夫并没有迫使拿破仑分派部队削弱主力，也没有阻断拿破仑主力的补给。他此时诚然是一颗明星，很大程度上却不过是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7]

与此同时，本尼希森军团正赶往波希米亚。一位名叫安德烈·拉耶夫斯基的年轻民兵军官正在军团队列中行进，作为民兵军官，拉耶夫斯基的视角与正规军军官多少有些不同。他的回忆录盛赞了志愿离开家乡的贵族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在为国效力多年后已经得到了安度晚年的机会。他虽然满怀自豪地指出地方精英正为国做出牺牲，却没有为他们指挥的农民士兵说一句话。在这方面拉耶夫斯基的回忆录同亚历山大·奇切林的日记形成强烈反差，奇切林的日记里包含着对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士兵细腻而富有人道关怀的评论。

然而就大多数层面而言，在那些经过波兰、西里西亚长途进军到波希米亚的俄国军官们的著作中，拉耶夫斯基的回忆录是有代表性的。他把波兰的肮脏和贫穷同西里西亚的整洁和富裕加以对比。进入波希米亚之后，他注意到当地居民同样也是斯拉夫人，并补充说和西里西亚的德意志人比起来，他们要不快活得多。他们不仅非常贫穷、不够干净，对待远道而来的俄军也不够热情，还格外吝啬。和他的许多同类一样，拉耶夫斯基因俄国的权力、声望和慷慨而振奋。他为俄国人不仅打败了拿破仑，还要把欧洲从他的轭下解放感到自豪。一定程度上来说，他的回忆录也是一部浪漫游记。以在洛伊特梅里茨（Leutmeritz）的经历为例，他回忆说俄军民兵遇见了主力军团的马车队：“一长排大车，马匹不计其数，到处是巴什基尔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营火烟雾，他们聚集在车队周围，让人想起漫步在乌拉尔草原和狂暴的叶尼塞河（Enisei/Енисей）两岸的野蛮游牧部落。”[8]

本尼希森在洛伊特梅里茨收到了亚历山大关于即将展开的战役的命令。他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主力军团在波希米亚的基地和交通线。如果拿破仑入侵这一省份，本尼希森将退到埃格河后方的坚固防御阵地上去。如果法军并未入侵，反而迎击主力军团，本尼希森将沿着特普利茨大道攻入他们后方。9月30日，多赫图罗夫将军的部队抵达特普利茨河谷，开始占用波希米亚军团此前留下的露营地。莱比锡战役即将开始。[9]

施瓦岑贝格的前卫部队于9月27日开始北进，波希米亚军团这次只使用了两条穿过厄尔士山脉的大道中的一条，换句话说就是从科莫陶经过开姆尼茨前往莱比锡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地延缓了部队前进的速度，施瓦岑贝格和巴克莱都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队从山中涌出时遭到拿破仑的突袭，它将极易被击溃。由于许多轻骑兵已经被派到了莱比锡附近的袭击分队，侦察也成了一个问题。维特根施泰因和克勒瑙指挥联军先头部队：前者手下没有哥萨克，后者手下仅有1200名轻骑兵。尽管巴克莱很担心补给，但开姆尼茨和阿尔滕贝格之间的地区从未被战火波及，当地的食物和草料被证明是相对充足的。施瓦岑贝格带着160000人走出了厄尔士山脉，他面前仅有若阿基姆·缪拉麾下的40000人。但是联军的行动十分缓慢且缺乏协作，因此缪拉能够轻松地拖慢联军前进的速度，甚至在前哨战中赢得了许多小胜。缪拉所部身上要承载的压力非常轻微，这让缪拉相信他面对的仅仅是波希米亚军团的一部分而已，施瓦岑贝格和军团主力可能还会试图向德累斯顿开进。缪拉带有这一想法的报告误导了拿破仑，但施瓦岑贝格谨慎行为的主要后果则是拿破仑能够摆脱束缚，带着绝大部分军队对付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10]

布吕歇尔的军队于9月29日开始北进，意在与贝纳多特会合。10月3日，布吕歇尔的俄国舟桥连让他手下的普军在瓦滕堡（Wartenburg）跨过了易北河。瓦滕堡的法军尽管数量上处于劣势，却占有十分有利的防御阵地，约克手下的步兵则怀着极大的勇气对阵地展开突击。与此同时，贝纳多特履行了他越过易北河与西里西亚军团会师的诺言：他的3个军于10月4日在罗斯劳（Rosslau）和阿肯（Aken）渡河。温岑格罗德收到贝纳多特的命令：如果法军前进与布吕歇尔交战，就攻击奈伊的后方。西里西亚军团则向东南方向的迪本（Düben）前进，先头部队是约克，朗热隆紧随其后，萨肯军则走在最后面。在放弃了易北河以东的基地后，朗热隆的士兵已经开始从附近乡村搜刮食物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陷入饥饿。拉多日茨基上尉抱怨说，跟在普军后面行军总是让人不快的，因为他们把乡村掠夺得干干净净，比起俄军在同年早些时候行经华沙大公国时对待波兰人的做法，普军对待萨克森人的行径要恶劣得多。[11]

从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的自身安全出发，也为了能够赢得战役的胜利，这两个军团应当同时行动。实际上贝纳多特和布吕歇尔都不能向另一个军团司令下达命令：他们必须在战略上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布吕歇尔的大胆和贝纳多特的谨慎，一致意见注定是很难达成的。布吕歇尔的目标是拽着贝纳多特和他一起行动，在莱比锡附近与施瓦岑贝格会合，进而使3个联军军团合起来同拿破仑展开一场决定性会战。贝纳多特理论上并不反对这一战略。如果拿破仑向莱比锡前进并与施瓦岑贝格展开会战，贝纳多特完全愿意像特拉亨贝格计划要求的那样攻入拿破仑的后方。然而贝纳多特很有理由担心，如果他和布吕歇尔在波希米亚军团来到他们附近之前就向莱比锡进军，他们将会暴露在拿破仑全部军队的攻击之下。在展开这样冒险的行动之前，他们至少需要清楚了解到施瓦岑贝格的下落和拿破仑的动向。此外，贝纳多特相信拿破仑可能会充分依靠施瓦岑贝格的迟缓，在波希米亚军团来得及加入战斗之前就亲自北上摧毁其他两个联军军团。贝纳多特的这一预见完全正确，他的谨慎也是有足够根据的。

莱比锡战役打响时，拿破仑还在德累斯顿。他起初发现联军的动向难以掌握，这部分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骑兵，但也是因为他不能轻易相信布吕歇尔居然会胆大到放弃他在西里西亚的基地和补给，带着全部军团越过易北河，深入拿破仑的巢穴。皇帝直到10月7日才离开德累斯顿前往迈森（Meissen）和武尔岑（Wurzen），并于次日抵达两地。不管他是要前往莱比锡迎战施瓦岑贝格，还是要北上对付布吕歇尔，这都是合情合理的路线。他只有在抵达迈森之后才必须摊牌，到底是西进莱比锡，还是沿着穆尔德河（Mulde）东岸朝东北方向开往迪本。

然而，拿破仑就在这时犯下了他在这场战役中可能最严重的错误。他起初命令圣西尔放弃德累斯顿，带着他的军和主力部队会合。在皇帝改变心意下令圣西尔应当留在德累斯顿保卫城市的时候，圣西尔已经撤走了他在厄尔士山脉的前哨部队。现在德累斯顿的补给已经被耗尽，它几乎毫无作为基地的用处。由于这座城市并没有进行适当的要塞化处理，它作为渡河点的价值也要比易北河上如托尔高、维滕贝格和马格德堡之类的其他渡河点小得多。无论如何，联军对萨克森西部的入侵给了拿破仑赢得1813年战局、保住他在德意志地位的最好机会，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他需要为决定性会战集中全部兵力。在这种状况下，本尼希森能够动用托尔斯泰伯爵的民兵部队将圣西尔堵在萨克森——在野战战场上民兵几乎是无用的——同时带着他手下的大部分正规军及时与联军大部队会合，加入莱比锡会战。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之后，圣西尔在德累斯顿的饥饿守军已经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他们最终于1813年11月投降：35000名原本足以令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取得优势的士兵沦为战俘，他们在关键的10月对拿破仑的事业毫无贡献。[12]

布吕歇尔和朗热隆在10月9日抵达迪本，朗热隆军在村庄内部和周边驻扎下来休息。午后不久警报声就响起了。拿破仑从武尔岑率领大军出发，正在赶往迪本的途中，而他的前卫部队已经十分危险地接近了联军。朗热隆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布吕歇尔原本可能会轻易被俘虏。显然，朗热隆的骑兵在侦察中一败涂地。这可能和从布吕歇尔军团抽调哥萨克团加入普拉托夫在莱比锡附近的袭击分队有关。附近地区的森林也的确妨碍了情报搜集工作。然而，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解释为何会遭遇如此重大的挫折。尽管朗热隆和布吕歇尔都十分尊重通常情况下指挥俄军前卫的鲁德泽维奇和埃马努埃尔将军，但他们对朗热隆兵团大部分高级骑兵指挥官的评价都很低。朗热隆写道，“在整场战役中，我手下的骑兵都因为他们的指挥官的疏忽、懒惰和缺乏信念而陷于瘫痪”，他指的首先是骑兵军总指挥、中将科尔夫男爵，迄今为止他都在战役里沉溺于绅士生活方式，安于舒适的生活。[13]

由于卡普采维奇将军的冷静和他手下第十军展开的娴熟后卫作战，朗热隆把他所有的部队都安全带出了迪本，退往西北方向，在耶斯尼茨（Jessnitz）渡过了穆尔德河：但拿破仑的前进将萨肯兵团和西里西亚军团其他部队分割开来。在此后递交给巴克莱·德·托利的报告里，萨肯描述他的兵团于10月4日越过易北河，在随后几天里，他麾下的骑兵，包括一个卡尔梅克团，同法军展开了许多次成功的前哨战。突然，在10月9日，“（我的）军发现它正处于整场战争里所遭遇的最危险的处境中”。由兰斯科伊少将指挥的萨肯所部前卫发现“数量很大”的敌军正挡在它的前进道路上。与此同时，优素福维奇少将手下的后卫部队遭到法军猛攻，攻击后卫部队的包括塞巴斯蒂亚尼的全部骑兵、6000名步兵和从托尔高方向赶来的18门火炮，法军似乎出现在四面八方。

幸运的是，萨肯从来都不是一个会惊慌失措的人，而他麾下以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为首的骑兵指挥官们也非常能干。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挡住了法军，使得萨肯能够让步兵沿着乡村小道穿过森林，赶往挡住法军的北面。在10个小时的行军之后，萨肯于午夜时分抵达了普雷斯尔（Presl）村，他在那里找到了部分骑兵，而塞巴斯蒂亚尼就在不远处。然而，法军骑兵指挥官容许自己被这样的事实欺骗了，“我们的辎重车队正在赶往易北河畔的埃尔斯特：他认为我们军也会向相同方向前进”。事实上，萨肯把他的部队派往相反方向，换句话说就是跟随军团其他部队的脚步向西北方向前进。塞巴斯蒂亚尼最后跟丢了绝大部分辎重车队，和所有萨肯的部队。对萨肯而言，他的下一段行军——“从迪本延伸到维滕贝格的主干道”——是最危险的时刻。他的士兵在夜间通过主干道，“我们把我们的猎兵部署在这条道路两旁，我们在他们中间通过，敌军的露营地就在视野之内，但敌人并未注意到我们的行动”。[14]

朗热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道：

一个不如萨肯大胆的将军会急忙经过斯米德贝格（Smiedeberg）赶往瓦滕堡的桥头堡，但萨肯坚持不与我们分离，他同时也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将军，行军十分娴熟：他在夜间距离拿破仑不到1里[15]的状况下，成功从侧翼越过了他，从他的主力和前卫部队之间杀出，展开强行军，在拉贡（Raguhn）渡过穆尔德河，最终与我们再次会合。他从未被拖入战斗行动，也没有损失哪怕一个辎重部队的士兵。几乎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大胆、执行得更好的机动作战了。[16]

萨肯的壮举避免了联军立刻陷入灾难之中，但是他们的处境依然危险。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一致认为，北方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都应该向西进军，在萨勒河（Saale）另一边（也就是西岸）占据阵地。联合起来的两个军团与拿破仑之间还隔着一条河流，他们可以在寻找施瓦岑贝格下落、打探拿破仑意向的同时安全地等待。如果状况像布吕歇尔预测的那样，皇帝赶往莱比锡与波希米亚军团作战，那么他和贝纳多特就可以安全地沿着萨勒河西岸南下，从北面攻击莱比锡。如果状况像贝纳多特担忧的那样，拿破仑试图越过萨勒河撤退，或者赶往马格德堡和元帅达武（守卫的汉堡），那么联合起来的两个军团也将处于阻拦拿破仑前进的良好阵地上。如果拿破仑试图攻击柏林或者俄普联军的交通线，这两个军团也不难到达位于罗斯劳和阿肯的易北河渡口。

然而，布吕歇尔和所有普鲁士将领到目前为止已经对贝纳多特极不信任，他们越来越确信他将成为联军事业的潜在叛徒。普鲁士人原先相信王储为约克军在韦廷（Wettin）搭建跨过萨勒河的浮桥的诺言，但是当他们在10月11日抵达那里时，却并没有发现任何桥梁。他们将这解释为迫使普军沿萨勒河向北退往易北河渡口的卑鄙手段，换句话说也就是优先服从于贝纳多特的考虑。布吕歇尔则转而南进，在上游的哈雷（Halle）渡河。对这位普鲁士指挥官来说十分幸运的是，拿破仑麾下骑兵的侦察能力低下，而拿破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北面的易北河方向上，他相信萨肯和联军的许多剩余部队都在向那里撤退。如果拿破仑把注意力向西转移到萨勒河上，他就会有抓住孤立的约克军，把它钉在河岸上最终加以歼灭的良机。

到10月12日为止，西里西亚军团和北方军团都已经位于萨勒河西岸，它们的指挥官则试图弄清楚令人困惑且互相矛盾的各类信息。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都不可避免地按照他们预先的想法去解释这些迹象。考虑到拿破仑此时也正待在迪本，不能决定究竟是集中兵力在莱比锡迎战施瓦岑贝格，还是越过萨勒河西进或向易北河北进，他们的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令人吃惊。从这一点来看，实际上是联军总司令替拿破仑下了决心。如果施瓦岑贝格利用他4∶1的兵力优势击退缪拉，后者将不得不放弃莱比锡，向北退往拿破仑那里。那时皇帝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依照贝纳多特的预计，渡过萨勒河杀出一条退路或者继续北进前往马格德堡。与此相反，施瓦岑贝格既缺乏速度，又没有决心，这使得拿破仑在10月12日接近黄昏时做出决定，他最好的机会将是在莱比锡集中兵力，抢在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能够干扰之前粉碎波希米亚军团。然而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拿破仑于10月11日派出两个军向易北河畔的德绍（Dessau）和维滕贝格展开袭击。

在高度紧张、不确定性盛行的气氛中，不仅贝纳多特把此次袭击解释成拿破仑意图攻击柏林的证据，连易北河以北的普鲁士指挥官冯·陶恩钦中将也这样认为。陶恩钦向贝纳多特提交的报告称，拿破仑本人和4个完整的军正在北上，准备渡过易北河。这增强了王储退到易北河后方保护他的交通线和普鲁士首都的决心。对联军事业来说幸运的是，拿破仑军队的接近使得阿肯和罗斯劳的联军指挥官拆除了浮桥，而贝纳多特原本希望通过那里的浮桥撤退。

因此，贝纳多特军团沿着易北河向南进军，路程长得足够让来自布吕歇尔的新消息到达，这些消息为“拿破仑正在赶往莱比锡”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贝纳多特不仅受到普鲁士人的强大压力，也被他总部里的俄国使节和英国使节（波佐·迪·博尔戈和查尔斯·斯图尔特）施压，他再次转向南方。即便如此，展开行动时贝纳多特也十分犹豫，他并没有直接赶往莱比锡，而是前往布吕歇尔在哈雷的后方。连这样的行动也在10月15日暂时中止下来，越来越迷惑的贝纳多特对“法军纵队正从东面赶来”的报告做出了过激反应，他将纵队展开成横队，对抗这个新的却是虚构的威胁。这一切混乱的最终结果是北方军团距离莱比锡太远，没能赶上10月16日的第一天会战。

最好将莱比锡战场看作3个明确区域。北面是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所部部署的区域，帕尔特河自东向西在联军和拿破仑大军之间流过，河岸附近是默肯（Möckern）村、奥伊特里奇（Eutritzsch）村和舍讷费尔德（Schönefeld）村，这3座村庄中都将发生激烈的战斗。在帕尔特河（Parthe）汇入普莱瑟河（Pleisse）的莱比锡正北面哈雷门附近地区，战况也将同样激烈。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最近200年间被并入了扩张中的莱比锡城，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战地遗迹留存下来。

莱比锡以西的第二区域也没有战地遗迹保留，原因则略有不同。这一地区受到埃尔斯特河（Elster）和普莱瑟河的支配，这两条河相距很近、平行流淌，直到在莱比锡附近交汇到一起。1813年时这片地方遍布着如迷宫般大大小小的河道，河道间的大部分区域是沼泽地，在下了几个星期雨后的10月尤其如此，该地区的少数村庄和更稀少的道路几乎就是沼泽和河道间的孤岛。现在整个地区已经被打扫干净，沼泽被排干，河道上也加筑了堤坝。除了德利茨（Dölitz）还能让人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体会到当年的地形之外，今天的地形根本无法让人感受到1813年时任何试图在该区域部署大量部队的将领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莱比锡南面和东面的第三区域保存状况则非常不同。直到很晚近的时候，它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原状。[17]在关键的第一天会战中，发生在这一区域的战斗局限于莱比锡南面，战线从普莱瑟河畔的马克克莱贝格（Markkleeberg）延展到利伯特沃尔克维茨（Liebertwollkwitz），从那里又延伸到赛费尔茨海恩（Seifertshain）。这一区域的主要特征是山脊从普莱瑟河岸一路延伸到利伯特沃尔克维茨，长约5.5公里。

亲临战斗现场的乔治·卡思卡特写道，利伯特沃尔克维茨位于

小丘顶端，而小丘为它组成了一道整齐的斜堤。一条山脊从利伯特沃尔克维茨所在的隆起高地经过瓦豪（Wachau）后方一路延伸到普莱瑟河，从山脊上可以俯瞰瓦豪。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必定能够发现这个地点，它是这片乏味乡村中唯一能够用来掩护莱比锡免受南面进攻的地方。[18]

利伯特沃尔克维茨的山脊给了拿破仑许多优势。它提供了观察东面和南面大部分区域的良好视野，也给集群炮兵提供了完美的射击线。在它的斜坡后方的部队可以不被敌军观察到。对设法攻击山脊的敌人而言，卡思卡特用来描述地形的“斜堤”一词极为准确。从南面的戈萨（Gossa）到利伯特沃尔克维茨与瓦豪之间山脊的斜坡尤其如此，这是一块光秃而开阔的杀戮地带，没有任何地物可供掩护。

最好的莱比锡会战历史学家之一注意到，“地形对拿破仑的目标十分有利”。拿破仑在南面拥有极好的防御阵地，这一防御阵地也有作为反攻跳板的良好潜力，当联军部队正被他们上面的炮兵密集火力攻击压制的时候，可以从利伯特沃尔克维茨的山脊后方突然出其不意地发起反攻。普莱瑟河以外城市西面地区的地形使得任何从那个方向发起的攻击都会面临巨大困难。规模相对较小的守备部队就能堵住少数几条通往城市的狭窄道路，可以在几乎无限的时间内挡住数量优势极大的敌军。此外，整个普莱瑟河以东的地区都点缀着村庄，村里的房屋通常情况下都是用石头建造、被结实的菜园围墙环绕的大房子。越接近城市，房屋就越密集、越结实，而莱比锡的老城门、老城墙以及郊区仍然能够给防御者提供令人满意的保护。

与之相对的是，拿破仑的防御阵地也存在不利条件，普莱瑟河以东的地区能够让一支大军完全展开。如果联军得到了动用全部人力和火力优势的机会，皇帝将难以挡住联军。如果拿破仑被迫撤退，他的整支军队就需要沿着莱比锡的狭窄街道退却，跨过莱比锡唯一一条位于埃尔斯特河上的桥梁，沿着经过林德瑙（Lindenau）的漫长堤道向西撤退，这样才能进入安全地带并最终抵达莱茵河。如果联军占据了林德瑙，法军就要大难临头了，但这个村庄和通向它的道路都十分易于防守，因此只有出现了极大的疏忽，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然而，即便联军没有占领林德瑙，让一支大军和它的伤员、辎重通过莱比锡和林德瑙也注定是令人棘手的事情，在法军失败后尤其如此。[19]

然而，施瓦岑贝格亲王关于这场会战的行动计划似乎是要确保拿破仑不用担心失败。总司令不该因贝纳多特或本尼希森未能在10月16日赶到战场的事实而受到责备，贝纳多特的谨慎已经得到了解释，而本尼希森的波兰军团正在尽可能快地从德累斯顿赶来。无论如何，施瓦岑贝格把布吕歇尔所部和大部分波希米亚军团部署在莱比锡西面的计划是错误的，那里的地形保证了大部分部队都不可能与敌军交手。奥军核心部队按照计划应当在孔内维茨（Connewitz）和德利茨渡过普莱瑟河，而后席卷拿破仑在河流东岸的右翼战线，切断它通往莱比锡的退路。这毫无意义，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渡过普莱瑟河也代价高昂、极费时间。即使奥军最终依靠数量优势取胜，一些奥军部队得以渡河，他们也将很快撞上不远处的拿破仑预备队，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他们起初的胜利。

无论如何，施瓦岑贝格将康斯坦丁大公包括了俄国和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军部署在埃尔斯特河以西以便协助奥军进攻的计划都是十分怪异的。此外，他打算利用布吕歇尔军团和久洛伊（Gyulai）将军的奥地利“军”攻击林德瑙，在那种地形上部署数以万计的部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施瓦岑贝格最初的计划得到执行，54000名士兵将汇集到对孔内维茨的攻击中去，75000人会试图攻入林德瑙，另外72000人则留在河东迎战拿破仑的主力。[20]

这个计划错得实在太明显了，亚历山大的所有高级顾问都对此提出了抗议，皇帝本人也被鼓动起来，去与施瓦岑贝格展开较量。亚历山大对待总司令的态度通常是十分谨慎的，而施瓦岑贝格也是对这位君主保持礼貌尊重的典型。然而，那个奥地利人这次顽固地为他的计划辩护，两人发生了一场大声争吵。最终结果是布吕歇尔战线的前进方向被移回埃尔斯特河东岸，他将从哈雷沿主干道向莱比锡前进。康斯坦丁大公的后备军也被调回东岸，尽管近卫军只被移动到正好位于一座跨普莱瑟河桥梁附近的勒塔（Rotha），仍然在各个一线俄军师后面10公里。但是，任何争吵都不能改变施瓦岑贝格的基本想法：在埃尔斯特河西岸使用奥军部队。[21]

在这个问题上总司令听从了他的参谋长冯·朗格瑙（von Langenau）将军的意见，他原本是个萨克森军官，在1813年才转入奥军。奥地利资料承认，作为当地人，朗格瑙对地形的了解被寄予了过高的信任。但他们毫无说服力地声称，仅仅是由于最近的暴雨才使得埃尔斯特河以西确实无法通行。他们还宣称法军骑兵阻止了施瓦岑贝格亲自对这一地区进行彻底侦察。近来有位作者甚至怀疑朗格瑙实际上是联军的叛徒，尽管这一说法并无实据。也许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朗格瑙制订会战计划时更多地参考了地图，而非任何实际观察过地形的人。在地图上，他冲过埃尔斯特河攻入拿破仑侧翼和后方的计划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计划取得成功，胜利的主要荣誉总体上将归于奥军，特别是朗格瑙本人。为联军在莱比锡的怪诞部署寻找解释时可能并不用偏得太远。[22]

施瓦岑贝格喜欢这一计划的一个理由是，他起初从未打算在莱比锡展开一场大会战。他贯穿10月战役始终的目标是堵住拿破仑向西撤退的道路，迫使皇帝攻击挡路的联军。尽管这作为战略理念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他将这一理念付诸莱比锡附近的战术部署时就引发了灾难。奥军的计划无论如何都有一个基本问题：拿破仑把部队集中在莱比锡不是为了向西撤退，他是打算粉碎波希米亚军团，进而赢得这场战役。

拿破仑想当然地认为敌军主力将会部署在唯一合理的地方，换句话说也就是埃尔斯特河和普莱瑟河以东。他的作战计划是从利伯特沃尔克维茨以东包抄联军右翼，粉碎联军中央，将施瓦岑贝格的军队赶下普莱瑟河。即使贝纳多特和本尼希森未能赶到，联军在10月16日也有205000兵力可供调用，他们面对的则是拿破仑的190000大军。但即使在为了安抚，亚历山大做出调整之后，施瓦岑贝格的计划也意味着在关键的南部战场将是138000法军面对100000联军，其中康斯坦丁的24000名预备队在几个小时内都无法抵达战场。联军当然在其他战场上对拿破仑拥有数量优势，但那里的地形使得联军无法运用这一优势。因此，施瓦岑贝格在莱比锡会战的第一天给了拿破仑一个毫无来由的胜机，让他能够从联军手中夺取胜利，扭转秋季战局此前的态势。[23]

10月16日，布吕歇尔军团从北面开往莱比锡。朗热隆占领了奥伊特里奇村，约克军在一场持续到傍晚的凶残死斗后最终强攻拿下了默肯村。然而，要点在于布吕歇尔成功地压制住了法军位于北部的两个规模较大的军，其中包括马尔蒙军，拿破仑原本准备依靠这个军对施瓦岑贝格发起攻击。布吕歇尔在莱比锡的成就和他在滑铁卢之战中的影响类似，他抵达战场的时间比拿破仑预计得要早很多，以此迫使一部分关键的法军战略预备队进行转移，而皇帝原本打算依靠他们去决定主战场的成败。

在莱比锡西面，久洛伊的奥军向林德瑙前进，迫使拿破仑让贝特朗的第四军全体出动过河，以确保村庄和向西撤退路线的安全。在更南方，奥军在孔内维茨和德利茨附近渡过普莱瑟河的所有尝试都未能成功，这让施瓦岑贝格越来越沮丧。到近午时分为止，他已经准备屈服于亚历山大的要求，同意朗格瑙计划已经失败。他因此下令让奥军预备队渡过普莱瑟河协助打退拿破仑的进攻。联军在普莱瑟河以东的处境如今已经越来越凄惨。关键问题在于，奥军预备队到底能否及时赶到支撑联军的战线。

符腾堡的欧根麾下的俄军第二军被部署在普莱瑟河以东的联军战线中央附近，戈萨村前方。欧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0月15日可以从戈萨看到拿破仑正在瓦豪附近的高地上检阅部队并颁发奖章。欧根和他的军官们预计，他们自己会在次日遭到攻击，但“当我军第二天就会得到北方军团、波兰军团和科洛雷多伯爵的军一共130000兵力增援的时候，我们无法理解为何施瓦岑贝格要决定在16日发起总攻”。看上去联军高层指挥官希望能够压制拿破仑，害怕他会转而袭击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甚至可能向北逃跑。[24]

为了避免这一状况，普莱瑟河以东的联军部队奉命在10月16日早晨以四路纵队发起进攻。左边是克莱斯特的普鲁士军和黑尔弗里希的俄军第14师，他们将向马克克莱贝格前进。克莱斯特右侧是向瓦豪发起攻击的欧根第二军，克吕克斯（Klüx）的普鲁士旅为其提供支援。第三纵队由安德烈·戈尔恰科夫中将指挥，下辖戈尔恰科夫的第一军和皮尔希（Pirch）的普鲁士旅。戈尔恰科夫将从西南方向攻击利伯特沃尔克维茨村，与此同时，由克勒瑙将军的奥军组成的第四纵队将从东南方向对这个村庄发起攻击。

10月15～16日的夜间是寒冷的，风也很大，树木被连根拔起，屋顶也被损毁了。第二天早晨，克勒瑙的部队延误了攻击时间，戈尔恰科夫不得不在自己的部队已经展开攻击队形、暴露在法军炮火下的时候继续等待他们。在这个寒风依然凛冽的10月清晨，克莱斯特和欧根无论如何还是按时在天没大亮之前就发起攻击。到9点30分为止，克莱斯特已经占据了马克克莱贝格，欧根也攻入了瓦豪。然而，事态很快起了变化：法军步兵向瓦豪和马克克莱贝格发起反攻，山脊上法军炮兵集群凶猛的火力开始倾泻到俄军和普军头上。但联军不管怎样还是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向前攻击。在瓦豪的法军炮兵上校让-尼古拉·诺埃尔（Jean-Nicolas Noël）回忆说，俄军和普军“以我在敌军中此前未曾见到的坚定发起攻击”。[25]

双方的伤亡数字迅速上升，欧根在瓦豪以东光秃斜坡上的俄军损失尤为严重。欧根的大部分火炮早在11点前就被打哑了，俄军找不到隐蔽物，而部署在瓦豪以东的法军骑兵也是阵型被打乱的任何步兵的额外威胁。普鲁士总参谋部历史学家鲁道夫·冯·弗里德里希评论说，“这需要俄军士兵的全部韧性和蔑视死亡的品质，以及欧根公爵的全部英雄勇气，才能在那样的阵地上岿然不动”。到当天战斗结束为止，欧根已经损失了2/3的部下，他所有的团长非死即伤。欧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博罗季诺，他的部队也遇到了类似处境，被炮火覆盖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莱比锡的第一天里，他们的煎熬“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26]

由于仅仅几个星期前，欧根下属各团已经在库尔姆蒙受了惨重损失，因此他手下步兵的英雄主义就越发令人印象深刻了。以穆罗姆和雷瓦尔团为例，这两个团先是在1812年损失了许多士兵，然后在库尔姆和莱比锡作为伊万·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第3步兵师的一部分参加战斗。在库尔姆战后，这两个团需要从其他单位抽调军官和军士填补死伤导致的空缺。无论如何，莱比锡会战时团里的许多老前辈依然在队列中，其中包括了雷瓦尔团的大部分军士长。雷瓦尔步兵团在1813年事实上将数目罕见的虽不识字却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士提升为军士长，其中包括军士长阿列克谢·费奥多罗夫（Aleksei Fedorov/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米哈伊尔·拉什宾（Mikhail Lashbin/Михаил Лашбин）和米纳·阿法纳西耶夫（Mina Afanasev/Мина Афанасьев），他们3人在这个团里服役的时间加起来长达70年。拉什宾是个来自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的国有农民，阿法纳西耶夫是个来自斯摩棱斯克的农奴，而费奥多罗夫实际上是个楚瓦什人，楚瓦什是一个位于伏尔加地区的小民族，并不信仰基督教，不过费奥多罗夫的家人已经成为基督徒。3个人全都拥有军事奖章，总计10位军士长里也有7个人拥有军事奖章。我曾见过的其他团的记录中没有一个团能够与之媲美。[27]

伊利亚·沙托夫（Ilia Shatov/Илья Шатов）中尉和伊万·德米特里耶夫（Ivan Dmitrev/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中尉都是在莱比锡作战的穆罗姆团军官。这两人都在20多年前以列兵身份进入穆罗姆团，后来升为军士长，并在1812年得到军官委任。这两人都曾于1807年和穆罗姆团一起在东普鲁士作战，但沙托夫甚至曾在1799年作为该团士兵参加了瑞士作战。穆罗姆团在莱比锡幸存下来的最高级别军官是彼得·克拉季谢夫（Petr Kladishchev/Пётр Кладищев），他来自梁赞省的一个普通贵族家庭，年仅29岁就成为上校。克拉季谢夫在16岁时加入穆罗姆团，此后从未离开。1807年他在东普鲁士由于表现英勇被授予勋章，在1812年的维捷布斯克和1813年的包岑也同样得到了勋章。他是许多因为英勇和领导才能的记录而得到快速战时提拔的年轻军官中的一员。同切尔内绍夫将军和迪比奇将军那样的精彩案例比起来，这些人要不引人注目得多，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为军队的表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28]

在法军轰击之下，欧根下属各团坚守阵地，保持联军战线完整，他们不仅挺过了10月16日的整个上午，还一直坚持到午后时分。法军炮兵指挥官们后来也向俄军步兵的坚定勇气致敬，他们在令人惊骇的损失面前依然收紧队列坚守阵地。到上午晚些时候为止，这场会战已经变成了一场竞赛。如果拿破仑能够在联军预备队抵达之前集中兵力进攻，欧根和克莱斯特麾下那些越来越薄弱的步兵营将不能抵挡他突破联军战线，也无法阻止他把波希米亚军团赶到普莱瑟河畔碾碎。

亚历山大、巴克莱和迪比奇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亚历山大刚抵达战场，就能看到两支军队在10月的昏暗光线中排兵布阵，他当即下令，让近卫军全速从勒塔赶来，但他们接到命令后需要3个小时才能抵达战场。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的掷弹兵军距离战场更近，但他的两个师不足以支撑整条联军战线。与此同时，即使施瓦岑贝格午后不久就抽调奥军预备队上前增援，他们也需要沿着普莱瑟河西岸南进抵达克罗伯恩（Crobern），在那里渡过涨水的河段，然后才能北上援救位于马克克莱贝格的克莱斯特军，这段路程需要奥地利步兵行军4个小时。十分幸运的是，亚历山大坚持把他的近卫军部署在普莱瑟河东岸，这意味着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近卫军将不会与奥军争抢渡口。[29]

对联军而言同样幸运的是，拿破仑组织并发起反攻的时间要比他预想得长一些。他在等待马尔蒙，但后者南下时却被迫停下来折返北上，赶往默肯村堵住布吕歇尔。最为重要的则是，拿破仑展开行动的前提是麦克唐纳元帅的整个军出现在他的左翼并向赛费尔茨海恩方向攻击奥军。只有当麦克唐纳在东面对联军形成足够威胁后，皇帝才会投入他的主力部队攻击克莱斯特和欧根。麦克唐纳抵达预定阵地并做好攻击准备时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尽管他随后将克勒瑙的奥军一路撵到赛费尔茨海恩为止，奥军在那里展开了坚定抵抗，麦克唐纳的攻势也暂时停顿了。马特维·普拉托夫率领数以千计的哥萨克突然出现在麦克唐纳东面，这也转移了麦克唐纳的注意力，对延缓他的前进做出了贡献。普拉托夫拖走了正在麦克唐纳东翼活动的塞巴斯蒂亚尼骑兵军，失去了塞巴斯蒂亚尼后，麦克唐纳既缺少包抄克勒瑙的手段，又缺乏击穿奥军赛费尔茨海恩阵地的数量。

到下午早些时候为止，拿破仑的注意力已经向西转移到克莱斯特和欧根麾下各个不断收缩的营上。他出动了近卫军、大部分骑兵、德鲁奥的预备炮兵以及他手上所有能够调遣的步兵对他们发起进攻。

到下午3点为止，克莱斯特下属各旅依然在拼命守卫马克克莱贝格，但已经被赶出奥恩海恩（Auenhain），处于法军骑兵追击之中。俄军第2掷弹兵师出现在奥恩海恩后方，但无法阻挡法军前进的步伐。对联军来说幸运的是，诺斯蒂茨伯爵胸甲骑兵军的6个优秀胸甲骑兵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抵达战场，他们驱散了法军骑兵，扭转了战局。诺斯蒂茨下属各团是从普莱瑟河西岸出发的奥军预备队中第一批到达战场的，他们身后还跟着更多的骑兵，再后面则是比安基和魏森沃尔夫（Weissenwolf）的步兵师。魏森沃尔夫伯爵麾下的掷弹兵营是奥军中最好的步兵之一。他们只要出现在战场，拿破仑击穿克莱斯特阵地的机会就消失了。到夜幕降临、战事告一段落时，魏森沃尔夫的掷弹兵已经夺回了奥恩海恩，拿破仑非但没能击穿阵地，甚至还不得不投入一部分老近卫军阻挡奥军向马克克莱贝格前进。[30]

10月16日下午，当克莱斯特麾下的普军和俄军正在马克克莱贝格和奥恩海恩为自己的性命奋战时，一场甚至更为惨烈的战斗正在他们右侧戈萨村附近疯狂展开。那里是联军普莱瑟河以东战线的中央部位，联军的3位君主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位于戈萨村后的一座小丘上。法军的步兵先锋是洛里斯东的第五军和乌迪诺元帅的青年近卫军，协助他们一起从山脊上杀下来的还有大批法军预备炮兵，其中包括德鲁奥将军指挥的全部近卫炮兵，德鲁奥完全可以被称为欧洲最好的炮兵指挥官。

这是经典的拿破仑式战术。在对敌军两翼发起攻击之后，皇帝现在部署了大量机动火力意图粉碎敌军已被削弱的中央部位。在戈萨前方唯一能够看到的步兵是欧根那些已经被撕成碎片的步兵营，在亲王被迫把他位于二线的旅移动到左翼去对付奥恩海恩方向越来越大的威胁后，他们的行列已经越发单薄了。迪比奇将军对这次战斗有如下描述，“此前从未在战争中遭遇到的炮兵密集火力风暴”现在降临到欧根所部头上。看出联军步兵的弱点后，缪拉指挥他的骑兵发起冲锋，意图横扫联军中央战线，夺取守卫戈萨村和通往村后小丘的道路上的火炮，现在3位同盟君主和新来的施瓦岑贝格正在那座小丘上指挥战斗。这次冲锋的结果可能是莱比锡会战第一天里最重要的事件，也无疑是最著名的事件。[31]

弄清楚在一次骑兵攻击中发生了什么，甚至要比把某种秩序强加到对战局的总体描述上还要困难得多。在事态发展所带来的激动情绪、尘土和高速移动当中，参战者几乎不能成为可靠的目击者。由于缪拉在10月16日的骑兵攻击就许多方面而言都是这一天战局发展的顶点，让同盟君主和联军中央阵线处于危险之中，这也产生了击退缪拉麾下骑手的功勋到底该归于谁的争议。在所有语言中，最好的目击记录是由乔治·卡思卡特提供的。他是一位职业骑兵军官，当时就站在戈萨村后君主们所在的小丘上，由于他本人不用卷入混战，所以对事态发展有良好的观察视野。同样重要的是，因为没有英军部队参加战斗，卡思卡特是一位相对中立的观察者。

卡思卡特回忆说，大约5000名法军骑兵参与了此次攻击。从戈萨村后联军总部所在的小丘上可以看到，他们在利伯特沃尔克维茨山脊上列队准备攻击。除了欧根的步兵之外，法军骑兵前进道路上唯一可见的联军部队是俄军近卫龙骑兵团和近卫枪骑兵团。欧根的步兵营尽管已经大为缩小，但大部分步兵营还是组成了所谓的“密集阵”对抗骑兵，士兵们背对背地站立，以良好的秩序向后撤退，右翼则退入戈萨村中，这为他们赢得了极大的赞扬。不过俄军近卫轻骑兵却在展开队形之前就遭到攻击，这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的指挥官舍维奇（Shevich/Шевич）将军在行动即将开始时被一发实心弹打死。无论如何，这两个团永远不可能挡住相当于一整个骑兵军的敌军骑兵。枪骑兵被赶往西南方向，龙骑兵直接退往南方。法军骑兵夺取了部分联军火炮，越过戈萨村，距离正在村后小丘上观战的同盟君主仅有几百米远。

就在这时，这些骑手出现了停顿，卡思卡特描述了导致停顿的原因：

一条小溪或者说排水渠从戈萨村流向普莱瑟河……它的河岸恰好如同沼泽一般，除非经过农民出于农业目的修筑的两三处堤道，其他情况下要么只能艰难前行，要么就得跃过宽阔的水渠。这个障碍物是不完全的，它仅仅向右延伸几百码到戈萨村附近，并不足以拦住敌军……但敌军……出乎意料地停在这个并未预见到的障碍物面前，他们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维特根施泰因派出的俄军近卫骠骑兵团……出现在他们后方，这造成了恐慌。笨拙的骑兵集群开始喧闹起来，打算向后撤退，俄军轻骑兵立刻展开追击。站在小丘上的亚历山大皇帝抓住这个机会出动了他自己多达数个中队的近卫哥萨克护卫，在奥尔洛夫-杰尼索夫伯爵的指挥下，他们在戈萨村附近的有利地点越过小溪，攻入撤退中的骑兵集群侧翼。这使敌军完全陷入恐慌之中，他们随即开始溃退，那些逃命的家伙直到再次得到步兵的保护后才收紧了缰绳。[32]

卡思卡特并未提到两个普军骑兵团对战局的干预，而大部分德语资料都认为它们是击败法军进攻的重要角色。尽管卡思卡特赞扬了俄军近卫骑兵，但他描述的要点是这次骑兵进攻组织得并不好。法军骑兵似乎是以纵队队形紧紧挤在一起向前开进的，并且“肯定只是挤作一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形式的二线部队或预备队”。缺乏纪律和领导使得法军骑兵“被一个微不足道的障碍”弄得陷入混乱之中，此后被“恐惧所支配”，在“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有2000人的轻骑兵部队面前逃窜了”。大部分法军骑手是重骑兵，这一事实使哥萨克、枪骑兵和骠骑兵对法军骑兵的胜利变得越发令人印象深刻。卡思卡特将法军的溃败首先归因于“缺乏用以重整队形并展开一次新出击的第二条战线，没有这一预防措施，任何骑兵进攻都不应当展开”。[33]

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热爱骑兵分子”，就某种程度而言，卡思卡特显然在记载这一他口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骑兵事件”时略有偏颇，他忘记了俄军炮兵的贡献。就在法军骑兵接近亚历山大所在小丘的时候，亚历山大转向他的炮兵司令伊万·苏霍扎涅特少将，说：“看，哪一边让它的部队抢先占据这里，哪一边就会获胜。你的预备炮兵很远吗？”苏霍扎涅特当时只有25岁，在1805～1813年的战争中有大批优秀青年军官依靠军事业绩被擢升到关键职位上，他是其中的一个范例。作为一个波兰军官的儿子，苏霍扎涅特本身没有任何财富或关系，他在1806～1807年表现良好，因此赢得了上级的注意，被转入近卫炮兵。他1812年在维特根施泰因麾下和1813年在包岑的表现使其获得了圣格奥尔基十字和两次晋升。维特根施泰因被升为总司令一事对他身边的军官很有好处，以苏霍扎涅特为例，他因此被任命为俄军新任炮兵司令亚什维利公爵的副手。当亚什维利在秋季战局中病倒之后，苏霍扎涅特接替了他的职位，莱比锡会战则给了他在皇帝眼前展现自己的机会。[34]

苏霍扎涅特抓住了这个机会，证明他有资格赢得亚历山大的信任。他这样答复皇帝“预备炮兵很远吗”的问题：“两分钟之内就会到达这里。”苏霍扎涅特的行动比他的言辞还要好，两个骑炮连当即抵达：一个骑炮连直接上前支援近卫哥萨克团向戈萨村后方小溪东岸的攻击，苏霍扎涅特报称，“敌军纵队猝不及防遭到轰击，炮兵猛烈开火，迫使他们停顿下来”。与此同时，另一个炮兵连移动到小溪西岸，赶往法军侧翼展开，从那里猛烈轰击法军骑兵的拥挤队形，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对苏霍扎涅特和俄军炮兵而言，最大的考验尚未到来。就在法军骑兵如同退潮般涌向利伯特沃尔克维茨的时候，法军步兵在德鲁奥的集群炮兵支援下对戈萨展开攻击。然而和在博罗季诺时不同，俄军预备炮兵这次得到了良好的管理。苏霍扎涅特从预备队中抽出了80门火炮，将它们补充到已经就位的炮兵连那里，在戈萨后方组成了100多门火炮的战线。这次大规模密集火力攻击落到了德鲁奥下属各个炮兵连头上，最终迫使法军炮兵撤退。米洛拉多维奇将军曾经参加过博罗季诺会战，但他后来回忆说，戈萨附近的炮战是他一生中听到的声音最响的战斗。[35]

地形同时也捉弄了法军，这对俄军有利。拿破仑站在利伯特沃尔克维茨西面的高地上，从那里不可能看到同盟君主所在的小丘后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就在法军步兵接近戈萨的同时，俄国和普鲁士近卫步兵也正在抵达联军中央战线后方。他们的指挥官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和他的副官马特维·穆罗姆采夫（Matvei Muromtsev/Матвей Муромцев）一起骑行侦察戈萨附近的地形，在法军骑兵发起攻击时几乎被生擒。幸运的是，俄国马要比追击他们的法国骑兵的战马跑得更快，但这也只是侥幸脱险罢了。穆罗姆采夫此前曾经在打赌中输给了叶尔莫洛夫，他所受的惩罚则是：不管叶尔莫洛夫在什么时候唱起咏叹调的第一小节，穆罗姆采夫都必须立刻跟唱，还必须唱完一整段。重新回到俄军战线后，叶尔莫洛夫开始歌咏起来，穆罗姆采夫则唱起了《唐·乔瓦尼》（Don Giovanni）中莱波雷洛（Leporello）的一段著名咏叹调。他回忆说，叶尔莫洛夫“刚刚逃过战死或被俘的命运，在此刻却完全保持了沉着，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反应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同等的冷静”。[36]

叶尔莫洛夫在任何时候都是富有魅力且能鼓舞人心的人物。他在军事行动中表现超群，他在战场上的功勋和妙语传遍了整个俄军。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的举动也广为流传，意义却大不一样。当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在亚历山大所在的小丘后方列队时，阿拉克切耶夫骑行过去跟他的一个旧相识帕维尔·普辛上校聊天。就在这时法军炮兵开始炮击到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头上，一发榴弹在距离普辛和阿拉克切耶夫谈话处仅仅50米的地方爆炸。伯爵是一位行政管理者，却并非战地指挥官，普辛评论说这是阿拉克切耶夫在整场拿破仑战争中距离法军炮兵最近的一次。阿拉克切耶夫完全被爆炸吓着了，当他从普辛那里得知这是一发榴弹后，他的脸“变了颜色，调转马头，以跑步速度远离危险地带”。俄军军官视胆怯为最大的恶行。虽然大部分近卫军军官不管怎样都讨厌阿拉克切耶夫，但缺乏血气之勇对他的声誉来说仍然是决定性的、不可饶恕的污点。[37]

试图突击戈萨的法军步兵包括洛里斯东第五军的迈松师。俄方资料和就在戈萨后方指挥德鲁奥的一些炮兵连的格里瓦（Griois）将军都认为乌迪诺的两个青年近卫军师也参加了村庄争夺战。联军最初在戈萨的“守军”是由欧根的几个营和皮尔希旅的3个普鲁士营组成的：这两批部队都已经激战了几个小时，数量极为不足。圣彼得堡掷弹兵团、塔夫里亚（Tauride/Таврия）掷弹兵团和近卫猎兵团也进入村庄展开防御。对戈萨的争夺持续了3个小时，进攻与反攻一次接着一次。根据俄方资料，每当法军被逐出村庄，就又有一波敌军步兵生力军投入战斗，强行冲入村庄。最后解决这场战斗的是俄军第2近卫步兵师，他们一枪不发，以营纵队从西南方向突入村庄。近卫军正如字面意义上那样在“皇帝眼皮底下”作战，他们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勇气。芬兰近卫团一半以上军官非死即伤，该团长马克西姆·克雷扎诺夫斯基（Maksim Kryzhanovsky/Максим Крыжановский）少将在允许自己被运出战场之前已经4次受伤。[38]

然而，在戈萨争夺战中最负盛名的却并非军官，而是一名列兵。列昂季·科连诺伊（Leontii Korennoi/Леонтий Коренной）是芬兰近卫团第三营的一名掷弹兵。和大部分近卫军中的掷弹兵一样，他个子高，肩膀宽。他是一名老兵，先是在喀琅施塔得卫戍团服役，从芬兰近卫团成立起就一直在这个团里。科连诺伊是个结了婚的人，在芬兰近卫团中被称为“大叔”。在博罗季诺，他因在散兵线上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赢得了一枚军事奖章。现在他超越了自己，戈萨是一个拥有石质房屋、结实菜园围墙和许多小路的村庄。在战斗态势的起伏变化中，芬兰近卫团第三营营长热尔韦（Gervais）上校和其他一些军官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法军反攻中被切断了与其他部队间的联系，科连诺伊起先带着几个战友抵抗，后来竟独自挡住了法军，军官们趁机翻过围墙与该营其余部队会合。

让法军备受赞扬的是，他们不仅将科连诺伊作为战俘对待，还把他送到拿破仑本人面前，拿破仑褒奖了他的勇气，确保他得到良好的看护。由于法军并不缺乏英雄，科连诺伊能赢得这样的待遇就必定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在会战结束前，他返回了自己的团，战友们将他视为几乎从死地复生的人。在1917年之前，科连诺伊的半身像一直在芬兰近卫团军营中占据头等地位，团歌（《我们记得科连诺伊大叔》）也是为了纪念他而谱写的。[39]

就在列昂季·科连诺伊赢得美名的同时，帕姆菲尔·纳扎罗夫正在芬兰近卫团中参加他的第一场战斗。他回忆说在他们团向戈萨开进之前，康斯坦丁大公骑行来到该团队列之中，他吩咐近卫军士兵们给步枪装填子弹，随后下令他们前进。和他的许多战友一样，帕姆菲尔甚至在抵达村庄前就在进攻中受了伤，他的受伤部位是右膝上方，他也记得他的外套被子弹撕碎了。帕姆菲尔倒了下来，失血很多，他回忆说自己的血看上去是那样热。他设法硬撑着走了2公里抵达医疗点，途中又倒下了一次，路上还不断遭到呼啸而来的实心弹的威胁。当他抵达伤兵收容点时，他发现了团里的弹药、军旗、乐手和医生。他在包扎后蹒跚走到一个火堆旁边度过这个寒冷的雨夜。团里的一个战友给了他两根盐腌黄瓜，这可谓巨大的恩惠。

帕姆菲尔在晚上流了许多血，他自己重新包扎了一下，然后背着背包用步枪当拐杖前往后方。他的腿由于连日行军肿了起来，后来他不得不找了辆大车把自己送到医院。他最终在10月28日抵达了一所位于普劳恩（Plauen）的野战医院，那里伤员人数太多，因此他被安排在礼拜堂里，另外，那里也有许多德意志医护人员。这已经是帕姆菲尔包扎后的第12天，而他的伤口已经感染了。接下来的日子是极度痛苦的，绷带被换掉了，药膏则每天两次通过附在一根巨针上的棉绒直接注入伤口。直到1814年初他才返回团里。[40]

然而，帕姆菲尔和他的战友们的牺牲最终达成了目标。戈萨被守住了，而拿破仑的大反攻也停下了。当夜，叶尔莫洛夫的年轻参谋们在戈萨的废墟上即兴表演拉辛（Racine）的《费德尔》（Phèdre）。从战术层面来说，莱比锡会战的第一天是一场平局。除布吕歇尔夺取了莱比锡以北的村庄外，两支军队在战斗结束时仍然占据着和当天战斗开始时几乎完全相同的阵地。然而平局事实上就意味着联军取胜。如果拿破仑要保住德意志，他就必须在会战第一天决定性地击败联军，否则，因为在附近的生力军超过100000人，联军此后的军力将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这一点拿破仑在10月16日日落时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当然回顾时总是比会战当晚要看得清晰许多。最明智的对策应当是立刻组织起有秩序的撤退，尽可能快地运走辎重，在埃尔斯特河上修建新的渡河点，以避免仅仅依靠一座桥梁的危险局面。事实上，拿破仑直到10月17日晚上才开始组织撤退，甚至直到那时还没有采取任何能够缓解部队撤出莱比锡越过埃尔斯特河时的交通压力的措施。与之相反，他浪费时间去和被俘的默费尔特（Meerveldt）将军谈话，随后他将默费尔特交还给弗朗茨二世，似乎天真地希望联军也许会展开谈判，让他离开。

10月17日，星期日，这一天发生的战斗很少。贝纳多特和本尼希森都没有抵达战场，由于拿破仑并未表露出离开的迹象，同盟君主们愿意让他们的士兵稍作休整，等待援军的到来。当天唯一重要的战斗是伊拉里翁·瓦西里奇科夫的骠骑兵师发起的精彩冲锋，这次冲锋让身为老骠骑兵的布吕歇尔兴奋不已，令法军不仅损失了许多士兵和火炮，还在城市西北方向退缩到哈雷门前方的郊区，从那里开始，他们已经不能考虑继续退缩了：如果俄军从哈雷门攻入莱比锡，拿破仑本人和整个法军的退路将被切断。然而，当布吕歇尔得到波希米亚军团不会在这天发起攻击的消息后，他被迫将萨肯从北面突入莱比锡的尝试推迟到10月18日。[41]

莱比锡会战的最后两天——10月18日和19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虎头蛇尾的，其间没有大胆的军事行动，也找不出鼓舞人心的军事领导才能的例子。以娴熟的战斗技能和勇气战斗着的法军，时常在发生于莱比锡城内和附近的许多结实建筑里的遭遇战中取得较好的结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当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丧失性命的时候，称一场会战“无聊”是不正确的，但对军事学者而言，当把莱比锡与奥斯特利茨或坎尼（Cannae）对比时，它的确是一场“无聊”的会战。然而关键的一点是，这种“无聊”的会战正是联军所需要的。考虑到联军难以管理的庞大规模、多民族的部队组成和混乱的指挥结构，任何展开灵巧或者说精细复杂行动的尝试都注定会以灾难告终。联军所需的是把拿破仑牵制在某一地点，在那里它可以让拿破仑军队面临联军人数和火炮优势的重压。这就是联军在莱比锡会战最后两天里所完成的事情。到10月18日下午为止，他们已经在战场上集结了所有部队和1360门火炮。

10月18日的上午明亮而晴朗。这一天，联军在莱比锡东、北、南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包围圈。也许10月18日最著名的事件是一些萨克森团倒向联军一边，但区区几千人的叛逃在一场500000士兵参与的会战里实际上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则是贝纳多特接近60000之众的北方军团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战场的事实，这反过来迫使本尼希森将他的部队分布得更为稀疏，也降低了他从东面包抄普罗布斯泰达（Probstheida）村迫使法军放弃这一据点的可能性。普罗布斯泰达是拿破仑在莱比锡以南阵地的关键据点，由于村庄房屋的坚固和联军记载中盛赞的法军守卫者的英雄气概，拿破仑得以坚守该据点一整天。联军方面，在代价高昂的试图夺取村庄的战斗中，普军首当其冲，但甚至连欧根军残部也加入了战斗，尽管他们此前蒙受了令人惊骇的损失。与此同时，俄军第1近卫师和整个普鲁士近卫军无所事事地站在不足1公里外的地方，尽管他们即使在会战第一天也一枪未开。

某种程度上来说，君主们又一次保护了他们的近卫军，但这也不过是拿破仑时代战争的逻辑：尽可能保留精锐部队单位作为预备队，直到战役或会战危急时刻才将他们投入。萨肯手下没有任何近卫军，但事实上他在试图突入哈雷郊区时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他投入了涅韦罗夫斯基的第27师和利芬的两个猎兵团，但第10师的3个久经沙场的步兵团却在整场战斗中都被保留下来作为预备队，哪怕萨肯军的其他部队在奋力攻入莱比锡北郊时遭遇了惊人的伤亡。

即便没有法军修筑的野战工事，哈雷门外的郊区也是难以克服的障碍。普莱瑟河就在郊区前方流过，而普法芬多夫（Pfaffendorf）小村和村里坚固的建筑物形成了强大的前出据点，可以阻击任何企图冲入莱比锡的作战行动。通往哈雷门的道路是狭窄的，而俄军步兵在侧射火力面前也显得脆弱，威胁不仅来自普法芬多夫，也来自他们西面的罗森塔尔（Rosenthal）公园围墙。绝不会怀有亲俄思想的奥地利官方历史评论说，“俄军士兵以惊人的勇气展开战斗，他们的军官也拼尽全力”。[42]

勇敢且极为聪明的前《军事杂志》编辑、涅韦罗夫斯基麾下旅长之一帕维尔·拉赫曼诺夫上校在这里战死，同时战死的还有第27师炮兵指挥官许纳（Huene）上校。我们上次遇到德米特里·杜申克维奇是在1812年8月的克拉斯内，他那时是个正参加第一场战斗的15岁准尉。到1813年10月，他已经成了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的一名副官，他回忆说10月18日的涅韦罗夫斯基和往常一样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周围的房屋都在燃烧，在残酷的逐房逐屋争夺战中，攻击和反攻快速交替进行。在激励试图向哈雷门突击的拉赫曼诺夫所部时，涅韦罗夫斯基被一发子弹击中左腿。他被哥萨克护卫带离战场，几天后死去。作为百年纪念的一部分，他的遗体于1912年被迁回俄国，改葬在他的师当年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守卫的阵地附近。[43]

到10月18日战斗结束为止，俄军已经蒙受了惨重伤亡，但他们距离哈雷门并没有比当天早上近多少。无论如何，与一些记载相反，他们的牺牲绝非虚掷。东布罗夫斯基的波兰师是哈雷郊区最初的守军，就像当波兰人遭遇俄国人时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之间的战斗异常激烈。但随着俄军压力逐步增大，越来越多的法国援军也被投入防守这一关键地区的战斗中，其中包括布拉耶尔的第8师，还有青年近卫军的12个步兵营和3个炮兵连。正如朗热隆所言，萨肯的攻击转移了上述部队的注意力，避免了他们前去增援舍讷费尔德的守军，而朗热隆正试图攻占这个关键村落。[44]

舍讷费尔德和莱比锡南面的普罗布斯泰达一样，是拿破仑在北面的关键阵地。它也是由大部分两层高的坚固石质房屋和菜园所组成的村庄，整个村庄外面还环绕着一条坚固的围墙。让俄军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就在村庄以南有一片筑有围墙的公墓，这给防御者提供了极好的保护。由于村庄距离普莱瑟河的沼泽河岸很近，从北面包抄舍讷费尔德也很困难。此外，对舍讷费尔德的进攻还会遭遇到任何试图攻占这些萨克森村庄的军队通常要面临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人数和勇气，尽管会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发起进攻的步兵还是能够攻入村庄的。但他们随后就将成为集结在村后、处于火力范围之外的新锐敌军和支援他们的敌方集群炮兵的反击目标。如果进攻方要携带自己的火炮穿越或绕过村庄，形成足够数量的炮群与上述敌军炮兵对抗的话，这就会极为困难。拉多日茨基上尉在舍讷费尔德正是打算这么做，却发现他的几个炮组遭到了敌军近距离压倒性霰弹火力的覆盖。只有在贝纳多特让他的所有炮兵就位、从南面炮击村庄之后，舍讷费尔德才最终在下午6点被攻陷。即便到那时，朗热隆的部队为了守住村庄，也还必须抵抗法军持续到夜间的凶猛反击。[45]

舍讷费尔德的陷落产生了这样的风险：联军部队将会攻入正在莱比锡南面作战的拿破仑军队后方，并切断他们的退路。然而，拿破仑事实上已经在10月18日凌晨决定放弃莱比锡。唯一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让大部分军队和辎重安然离开。早在10月17日，贝特朗军就奉命沿林德瑙以外的大道前进，以确保魏森费尔斯和拿破仑西撤路线的安全，奈伊元帅则派出部队接手林德瑙的防务，法军的辎重车队也开始穿过莱比锡后撤。拿破仑收紧防御外围，利用坚固的萨克森建筑物作为据点，成功地令联军在10月18日既未攻入他后方，也没有切断他的退路。

最大的考验将在10月19日到来，那时拿破仑的后卫需要阻击联军足够长时间，来让他把大部分士兵、火炮和数量依然可观的辎重挤过莱比锡的街道，跨过那座桥梁——这是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路径。不可避免的是，拿破仑的许多炮兵连被尽可能久地留在战场上，以保护后卫部队免遭联军占压倒优势的炮兵火力打击。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会极大地加剧10月19日莱比锡的交通堵塞。最重要的是，拿破仑没能在埃尔斯特河上架设更多的桥梁，这个举动毫无必要地恶化了交通状况。俄国官方历史将拿破仑的失败归咎于“那时法军管理中惯常出现的无序”。[46]

联军纵队在10月19日早晨7时开始向莱比锡前进。与此同时，拿破仑将组建后卫的任务交给了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军和麦克唐纳由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师混编成的军。如果拿破仑退到莱茵河后方，可能这些非法国人部队将设法背离他的事业，这也许是值得注意的现实因素。然而，后卫部队在莱比锡城墙外战斗得颇有成效，他们利用许多建筑物和其他障碍物拖延联军的前进。即便如此，到上午11点为止，联军已经开始突破四座城门攻入内城。截至正午时分，尽管后卫部队的战斗已经让拿破仑的大部分部队撤过了埃尔斯特河，数以万计的士兵和大量火炮却依然在莱比锡的街道上奋力强行前进。在这种状况下，就算发生一场大灾难也并不令人吃惊。

在莱比锡北面，联军战线右翼远端，利芬第10师的第39猎兵团最终突破哈雷门攻入城内。第39猎兵团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部队单位，它由布良斯克步兵团在1810年改编而成，大部分军官和每个军士都在团里度过了整个军事生涯。第39猎兵团在1809～1812年与奥斯曼人作战，1812年和1813上半年则在萨肯手下表现出色。该团惯于对付坚固的奥斯曼要塞，在1813年3月以精准的射术迅速制服了波兰要塞城镇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的守军，为他们自己赢得了礼仪银号角，也令约翰·冯·利芬被晋升为中将。第39猎兵团在莱比锡由米哈伊尔·阿赫列斯特舍夫（Mikhail Akhlestyshev/Михаил Ахлестышев）指挥，他是一位优秀的军官，在最后一次攻击哈雷门时受了重伤。[47]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德·朗热隆的步兵正在上前支援萨肯。他的两个猎兵团——第29、45猎兵团——向西前进，越过罗森塔尔花园，沿北城墙行动，跨过埃尔斯特河一条小支流上无人防守的桥梁，经过雅各布（Jakob）医院攻入城内。第29、45猎兵团都参与了最近一次同奥斯曼人进行的战争中的所有重大行动，从1806年的霍京（Khotin/Хотин）围城战，到强攻布拉伊洛夫（Brailov/Браилов）和茹尔扎（Jurja/Журжа，罗马尼亚文名为Giurgiu，即久尔久），一直到库图佐夫最后在1811～1812年冬季歼灭奥斯曼主力军。1812年和1813年春季他们在萨肯军中服役，赢得了许多赞美，但并没有像那些在博罗季诺作战或是从塔鲁季诺追击拿破仑直到维尔纳的团那样损失惨重。当这两个团抵达莱比锡时，团里依然满是拥有多年狙击、巷战和小分队袭击经验的老兵。[48]

午后不久，第29、45猎兵团越过雅各布医院向前推进，从而接近了埃尔斯特河干流上唯一一座桥梁，拿破仑的军队正从那座桥上撤退，炸药已经被安放在桥底下。在撤退时的混乱状况中，负责炸桥的军官已经离开岗位去弄清楚到底何时起爆，而军官不在岗时临时负责指挥的仅仅是一名军士。炸桥部队遭到了第29、45猎兵团准确的步枪射击，而他们拿到的指示又要求在敌军接近时摧毁桥梁，这名军士非常可以理解地起爆了炸药。因为桥梁被炸毁，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数以百计的火炮被困在了城内。此后不仅拿破仑把这样重大的损失归咎于那名军士，还有许多回忆录作者也这样认为。不过当一支大军的命运仅仅取决于一座桥梁和一个孤单的军士时，责任显然要归于更高层的军方人士。[49]

联军在莱比锡会战中损失了52000人，其中最大一部分——22000人——是俄军损失的。尽管经过了3天的激战、面临着如此巨大的伤亡，联军在攻入莱比锡时很少出现劫掠和混乱，这有力地说明了联军的军纪。法军的损失当然会更大，也许正如法方资料声称的那样，他们损失了仅仅60000人，另外，当抵达埃尔福特时，法军已经只剩下70000名尚有武装的士兵和30000名徒手掉队者，因此法军在莱比锡会战及其后几天内的总损失必然更接近100000人。300门火炮和900辆弹药车也被丢在莱比锡。因此联军明白无误地取得了胜利，这也导致拿破仑丧失了莱茵河以东的整个德意志。[50]

考虑到他们的数量优势，这场会战联军本来就该取胜，而他们几乎在第一天就输掉了会战，这主要是因为施瓦岑贝格犯了错误。莱比锡会战是拿破仑保住德意志的最后一次机会，施瓦岑贝格的错误在会战第一天给了他这个机会，拿破仑也正确地把握住了。拿破仑未能在10月16日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更应归因于联军部队的英勇和坚韧，而非他本人犯下的任何错误。然而，一旦丧失了在第一天取胜的机会，拿破仑的胜利就近乎无望。此外，他拖延撤退太久，又没能为撤退做好充分准备。

联军领导人中最主要的英雄是布吕歇尔，如果没有他，联军三大军团就永远不可能在莱比锡会合。不可否认，布吕歇尔冒了很大的风险，而运气恰好在他一边。迫使马尔蒙军未能参加10月16日对波希米亚军团的进攻，以及两天后最终将贝纳多特拖上战场，这也应归功于布吕歇尔。亚历山大不管怎样也应得到巨大的褒扬，只有他的干涉能够迫使施瓦岑贝格改变原定联军战斗部署。没有他的坚持，俄军预备队就不可能在10月16日及时抵达戈萨后方。他的唠叨也为施瓦岑贝格及时动用奥军预备队做出了贡献。公允地说，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话，联军是有可能输掉莱比锡会战的。皇帝最终在战场上为奥斯特利茨的灾难做出了补偿。

拿破仑从莱比锡的撤退和他从莫斯科的撤退多少有些相似之处。法军都处于快速运动之中，都付出了许多人掉队和发生大面积无纪律现象的代价。俄军哥萨克和轻骑兵都在骚扰撤退中的法军纵队，抓获了数以千计的俘虏。施瓦岑贝格追击拿破仑的速度并不比库图佐夫快。哪怕布吕歇尔也先是被远远抛在后面，后来又因为误判法军撤退路线向北拐得太远了。奇恰戈夫的角色则由指挥巴伐利亚—奥地利联军的弗雷德元帅扮演，他试图在海瑙（Haynau）阻截拿破仑，却被击败。由于巴伐利亚刚刚改换阵营，法军尤其喜欢这场击败“叛徒”的胜利。和别列津纳一样，拿破仑的军队在处境极其艰难、自身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韧性。然而，拿破仑难以负担在海瑙蒙受的15000人的额外损失，11月2日，他跨过莱茵河返回法国。

和正好一年前从莫斯科退到俄国边境的行军相比，从莱比锡撤退无疑少了许多恐怖色彩，撤退途中只有很少的雪和少得多的复仇农民，并且没有吃人的传说。然而，路上依然发生了严重的斑疹伤寒疫情：拿破仑带回莱茵河畔的大约有85000人，但其中上千人在此后几天内死于这种疾病。与此同时，联军占领了法兰克福，神圣罗马帝国的“旧都”，向莱茵河前进。这条河流以东的德意志土地已经在联军手中。欧洲的权力平衡已经恢复，俄普奥联盟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1813年战局至此结束。

[1] 协定文本收录在F.Martens（ed.），Sobranie traktatov i konventsii，zakliuchennykh Rossiei s inostrannymi derzhavami，vol.3：Traktaty s Avsrtieiu，St Petersburg，1876，no.71，pp.126-38。坎克林的评论位于Upravlenie General-Intendanta Kankrina：General’nyi sokrashchennyi otchet po armiiam（krome Pol’skoi i Rezervnoi）za pokhody protiv Frantsuzov，1812，1813 i 1814 godov，Warsaw，1815，pp.72-6。

[2] L.G.Beskrovnyi（ed.），Pokhod russkoi armii protiv Napoleona v 1813 g.i osvobozhdenie Germani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64，no.214，若米尼致亚历山大，1813年8月21日/9月2日，pp.241-2。

[3] 给克内泽贝克的信被引用在Rudolph von Friederich，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214-15；给亚历山大的信被刊布在Beskrovnyi（ed.），Pokhod，no.232，布吕歇尔致亚历山大，1813年8月30日/9月11日，pp.268-9。

[4] 吕勒的话被弗里德里希引用在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215：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no.162，内塞尔罗德致波佐，1813年9月21日/10月3日，pp.393-4。

[5]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nos.50 and 51，沃尔孔斯基致布吕歇尔，沃尔孔斯基致本尼希森，1813年9月1/13日，fos.21ii-22ii；Delo 3416，‘Zhurnal voennykh deistvii Pol’skoi armii’，fos.12i-14i。

[6] M.I.Bogdanovich，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2 vols.，St Petersburg，1863，vol.2，pp.336-41；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沃尔孔斯基致普拉托夫，1813年9月4日（旧历），fos.24ii-25i。

[7] 切尔内绍夫涵盖了此次袭击的日记保存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6，fos.26-31.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p.342-55 提供了一份叙述，尽管我的结论和他差异很大。

[8] A.Raevskii，Vospominaniia o pokhodakh 1813 i 1814 godov，Moscow，1822，pp.1-77（Раевский 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походах 1813 и 1814 годов.Ч.1-2.СПб.，1822.С.1-77）.

[9]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16，fos.16i-17ii.

[10] 最好也最详细的叙述位于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vol.5：M.von Hoen，Feldzug von Leipzig，Vienna，1913；关于施瓦岑贝格的担忧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99，沃尔孔斯基致奥珀曼，no.97，1813年9月24日（旧历），fos.38i-39i；关于食物见A.A.Eiler，‘Zapiski A.A.Eilera’，Russkaia Starina，1/11，1880，p.367和Pokhod，no.254，巴克莱致维特根施泰因，1813年9月20日/10月2日，pp.296-7。

[11]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385，贝纳多特致温岑格罗德，1813年10月2日，fo.57i；I.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2，p.246。

[12] 这35000人当中的确有一部分是病员，不过基本论点依然是有效的：关于本尼希森所部在德累斯顿的部署状况，见Feldzug der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Armee von Polen in den Jahren 1813 und 1814，Hamburg，1843，pp.33-6。

[13] 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222，298.

[14]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03，fos.27i-28ii，萨肯致巴克莱，1813年10月1日（旧历）。

[15] 朗热隆在回忆录中使用的单位Mille，即俄国长度单位Мили或德意志里Meile，1 Мили折合7468米，1帝国里折合7500米，1萨克森里折合9062米，1普鲁士里折合7532米。——译者注

[16]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299-300.

[17] 我在莱比锡开始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之前曾两次到访过战场，高速公路给莱比锡提供了一条分流道路，在修建过程中对南部战场造成了严重破坏。

[18]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298.

[19]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294.

[20]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295.

[21] 波格丹诺维奇引用了亚历山大的话：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439。

[22] 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5 vols. vol.5：Hoen，Max von，Feldzug von Leipzig，Vienna，1913，pp.402-10.朗格瑙是叛徒的可能性是由迪格比·史密斯提出的（1813-Leipzig，Napoleon and the Battle of the Nations，London，2001，p.69），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自己的解释一定程度上来自Ludwig von Wolzogen，Mémoires d’un Général d’Infanterie au service de la Prusse et de la Russie（1792-1836），Paris，2002，pp.179-82。

[23] 这一统计数字来自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296-300。

[24]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230.

[25] J.-N.Noel，With Napoleon’s Guns，London，2005，pp.180-81.

[26] 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232；Mémoires du Général Griois，Paris，n.d.，p.202；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3，p.232.Smith，Leipzig，p.86认为欧根应当把他的军移动到火线之外，或者至少让他们趴下来，但是亲王不能就此在联军战线上留下一个缺口。此外，俄军（普军和奥军也是如此）并未接受过在敌军火炮面前趴下的训练。即便是威灵顿的步兵，在处于开阔斜堤上又有大群敌军骑兵位于附近时，也可能会不愿这么做。

[27]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754，fos.38 ff.

[28] 所有这些信息都来自穆罗姆团个人服役记录（posluzhnye spiski/послужные списки），档案收录在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517：从fo.2开始，每一级军阶都有属于它的服役记录档案（posluzhnoi spisok/послужной список）。

[29] 例如迪比奇在10月16日上午8时给巴克莱的一份报告，当时前者正在催促近卫军立刻前进，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距离勒塔实在太远，决不会及时到达”：Beskrovnyi（ed.），Pokhod，no.283，迪比奇致巴克莱，1813年10月4/16日，p.329。

[30] 正如人们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奥地利官方历史对会战的这一部分最为关注，但它的记载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波格丹诺维奇的确认：就算在1813年，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也并不十分欣赏对方，着手撰写官方历史的时候观感就更差了。总的来说，相信俄国官方历史赞扬奥军时的话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法则，反过来也是如此。在怀有疑问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常常是个极为公平和中立的仲裁者。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5 vols. vol.5：Hoen，Max von，Feldzug von Leipzig，Vienna，1913，pp.471-82；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p.461-4；Friederich，R.von，Die Befreiungskriege 1813-1815，vol.2：Der Herbstfeldzug 1813，Berlin，1912，pp.308-12。

[31] Beskrovnyi（ed.），Pokhod，no.300，迪比奇对莱比锡会战的记载，1813年，pp.360-81，at pp.363-5。

[32]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p.306-7.

[33]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p.307-8.

[34]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308；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271-2；A.Mikaberidze，The Russian Officer Corps in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1795-1815，Staplehurst，2005，p.382.

[35] 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p.460；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pp.270-73.Beskrovnyi（ed.），Pokhod，no.299，苏霍扎涅特致亚什维利，1813年12月29日/1814年1月10日，pp.358-60；no.300，迪比奇对莱比锡的记载，1813年，pp.365-7。

[36] ‘Vospominaniia Matveia Matveevicha Muromtseva’，Russkii arkhiv，27/3，1890，pp.366-94，at p.378.

[37] Bortnevskii，V.G.（ed.），Bortnevskii，V.G.（ed.），Dnevnik Pavla Pushchina，Leningrad，1987，p.128.

[38] S.Gulevich，Istoriia leib gvardii Finliandskago polka 1806-1906，St Petersburg，1896，pp.303-13；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906，pp.144-50；Griois，Mémoires，pp.202-3.

[39] Gulevich，Istoriia leib gvardii Finliandskago polka，pp.312-15.

[40] ‘Zapiski soldata Pamfila Nazarova’，Russkaia Starina，9/8，1878，pp.536-7.

[41] 在Digby Smith，1813-Leipzig.Napoleon and the Battle of the Nations（London，2001），pp.166-8中对瓦西里奇科夫的攻击有良好的描述。

[42] 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5 vols. vol.5：Hoen，Max von，Feldzug von Leipzig，Vienna，1913，pp.619-27.

[43] D.V.Dushenkovich，‘Iz moikh vospominanii ot 1812 goda’，in 1812 god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1995，pp.124-6.

[44]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330.

[45]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326-34；Radozhitski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vol.2，pp.269-74.

[46] Bogdanovich，M.I.，Istoriia voiny 1813 g.za nezavisimost’ Germanii，vol.2，pp.550-51.

[47] 关于第39猎兵团，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1802，passim，但也要参阅萨肯在攻克琴斯托霍瓦后的报告（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846，Opis 16，Delo 3403，fos.8ii-9i：萨肯致库图佐夫，1813年3月25日（旧历））以及萨肯在莱比锡会战后的报告：Beskrovnyi（ed.），Pokhod，no.293，pp.349-51：萨肯致巴克莱，1813年10月18/30日。

[48] 关于第45猎兵团（‘Spisok… 45go Egerskago polka’，标注日期为1813年7月1日）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855，fos.2 ff.，关于第29猎兵团（‘29-go egerskago polka… o sluzhbe ikh i po prochim’，标注日期为1814年1月1日），见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Delo 1794，fos.2 ff..Beskrovnyi（ed.），Pokhod，no.300，迪比奇的记载，pp.379-82；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343。

[49] Digby Smith，1813-Leipzig.Napoleon and the Battle of the Nations（London，2001），p.272论述了推卸责任的企图。

[50] 关于联军损失，可参阅Digby Smith，1813-Leipzig.Napoleon and the Battle of the Nations（London，2001），p.298；关于法军方面的统计，见J.Tulard（ed.），Dictionnaire Napoléon，Paris，1987，p.354；关于（法军）丢失的火炮，见Geschichte der Kämpfe österreichs：Kriege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Kaisers Franz.Befreiungskrieg 1813 und 1814，5 vols. vol.5：Hoen，Max von，Feldzug von Leipzig，Vienna，1913，pp.6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