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古巴导弹危机在事发之初便迅速被打造成一个神话。肯尼迪的拥趸想要利用这个机会，通过解除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为约翰·F.肯尼迪“和平使者”和“实干家”的形象添砖加瓦。正如在此类场合通常都会使用的策略，他们突出了正面因素，并弱化了负面因素，强调了总统在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意志博弈中所表现出来的决心与技巧。官方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为这个历史事件确立了自负满满的基调，他认为肯尼迪通过“强硬与克制的组合拳，通过意志、胆识和智慧的齐头并进”，“震惊了整个世界，他所达到的控制如此耀眼，他行动的精准无可匹敌”。[1]博比·肯尼迪、西奥多·索伦森以及其他幕后助手也都得出了类似的崇拜式结论。

肯尼迪自己对打造这一神话也是身体力行。在危机过去后不久，他就以非官方的身份，接受了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的长篇采访。巴特利特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随后在《周六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总统是如何应对来自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压力，拒绝以撤除美军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英国的军事基地为条件，来换取苏联撤除古巴导弹。该文章引用了一位肯尼迪副官的言论：“阿德莱还想要个慕尼黑（指二战前英、法、德、意四国签订的带有绥靖主义色彩的《慕尼黑协定》。——译者注）。”[2]与史蒂文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肯尼迪被描绘成一个意志坚定的领袖，即便跟赫鲁晓夫“针锋相对”，也绝不会丧失胆识。执行委员会“首席鸽派分子”博比·肯尼迪激昂地指出，对古巴进行秘而不宣的空袭将会酿成“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珍珠港事件，并与一切美国的传统理念背道而驰”。

官方版本的历史忽略了一些不便公开的史实。执行委员会的录音材料表明罗伯特·F.肯尼迪的立场要远比上述的声明模糊和矛盾。他“一开始基本不是个鸽派”，施莱辛格在为他写的传记《罗伯特·肯尼迪与他的时代》中这样写道。[3]在危机开始的第一天，他是鼓吹入侵古巴的一员，甚至叫嚣要发动类似“沉没缅因号”的事件来借机除掉卡斯特罗。他基于来自其兄长和莫斯科的信号，在各个阵营之间摇摆不定。至于约翰·肯尼迪，历史资料显示他甚至到“黑色星期六”都竭尽全力避免和赫鲁晓夫最后摊牌。肯尼迪与史蒂文森的主要区别在于，总统想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亮出各让一步、互相拆除导弹的策略，而外交官史蒂文森则愿意一开始就把这个策略摆到谈判桌上。

对这场危机的亲肯尼迪描述还略过了大部分的背景知识，这些背景知识解释了为什么赫鲁晓夫一开始要决定采用导弹博弈。根据这一描述，苏联的导弹仿佛是突然地出现在古巴，完全不是由美方挑衅所致。在美国参议院因为“水门事件”而开始调查中情局在20世纪70年代犯下的罪行之前，人们对猫鼬行动所知甚少。之后的解密档案显示，卡斯特罗和苏联确实有理由担心，美国颠覆古巴政权的尝试最后可能会升级为对古巴的军事入侵。美方的破坏活动甚至在导弹危机期间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至于赫鲁晓夫，他把苏联导弹部署在古巴的动机非常复杂，涉及多个层面。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这一举动可以制衡美国的核优势，然而他也确实诚心想要保护古巴革命，不让古巴北方的这位强大邻居熄灭革命之火。古巴和苏联确实害怕美国会干涉，但潜藏在这份害怕背后的并非仅仅是共产主义的偏执。

而夜以继日的外交角力所“达成的控制”也远远没有肯尼迪阵营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么“耀眼”。为了将赫鲁晓夫于10月28日的突然转向归功于自己，肯尼迪的副官们想出了一个“特罗洛普手法”，来描述美方在“黑色星期六”使用的外交手腕。这一手法的名字来自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片段。在这个片段中，维多利亚时代相思成疾的少女选择把别人无心的伸手解读成求婚。多年以来，这样的解释都让导弹危机学者们把这个手法安到博比身上。因为他暗示说他的兄长直接忽略了赫鲁晓夫星期六早上的呼吁——在那个呼吁中赫鲁晓夫提议两国互相解除各自在古巴和土耳其的导弹部署——而选择接受赫鲁晓夫在星期五提出的措辞模糊的提议，这个提议似乎声明只要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苏联就拆除导弹。正如施莱辛格写道，这真是一个“天才且简单到令人叹为观止的想法”。[4]

“特罗洛普手法”包含一个真相。在索伦森的帮助下，罗伯特·肯尼迪确实重写了给赫鲁晓夫的答复，更加着重于第一封信函中意图调停的部分。而另一方面，这份答复出自多人之手。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忽略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函，他命令博比告知多勃雷宁，美国将会在“四到五个月内”撤回它在土耳其的导弹。他也开始为公开土耳其—古巴交易做外交铺垫，如果这种公开交易具备可能性的话。总的来说，“特罗洛普手法”版本的历史比任何其他当事人的回忆，都更能给星期六下午执行委员会的激烈辩论梳理出逻辑和连贯性。这次会议可以作为对一个已经疲惫不堪的政府的研究案例，其中身心俱疲的政策制定者不堪责任的重负，在辩论中蹒跚地走向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妥协。

数十年后再来回顾这一场危机，如果让那些曾身处危机之中的人指认那些使世界濒临核战的瞬间的话，他们会挑出两个特别的时刻。第一个时刻发生在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这时的肯尼迪和副官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在封锁线处和苏联船只正面冲突。巴特利特和艾尔索普把它形容为“眼球对眼球”时刻，在这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肯尼迪态度强硬，而赫鲁晓夫则“退了一步”。那种紧张的气氛，即便是第十六大街上的苏联大使馆都能感受到。多勃雷宁大使后来回忆：“当我们目睹美国电视上拍摄的苏联邮轮，一步步地靠近着那条假想线……4英里、3英里、2英里，最后只剩下1英里，这艘船会停下来吗？这种紧张的气氛震慑住了大使馆里的每一个人。”[5]

第二个时刻发生在“黑色星期六”，一系列古怪事件连续发生，其中任何一件都可能导致核战争的爆发。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意志博弈，而在于他们两人是否能够联手控制住那个由他们亲手释放出来的战争机器。修改一下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事件居于权位并掌控着人类。危机自生出动力。在没有赫鲁晓夫授权的情况下，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苏联防空部队击落，而另一架U-2侦察机却在肯尼迪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了苏联的领空。这正是约翰·肯尼迪的发泄时刻，“总有些狗娘养的听不懂人话”。

美国和苏联的档案记录显示，那个“眼球对眼球”时刻并没有真正发生过，至少这个事件并非是肯尼迪和副官们所想象的那样，也不是形形色色的书籍和电影所描绘的那样。赫鲁晓夫早在24小时之前就决定，不会冒险与美国海军在公海发生冲突。但这一事件却轻易地抓住了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的想象，最后便自然地得到了戏剧性的再创作。它成了公众理解的导弹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更危险的“狗娘养的时刻”却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大部分关于导弹危机的书籍甚至都没有提及查克·莫尔茨比这个名字；其他则仅仅用一两段文字就概括了飞入楚科奇半岛领空一事。[6]

学者们的忽视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数据的匮乏。尽管《信息自由法案》规定的档案请求年份已经过去了两年多，美国空军却没有公开过任何档案，来帮助我们了解这起战略空军司令部历史上最难堪的事故。在莫尔茨比所属的第4080战略联队的官方历史中，1962年10月的记录却几乎都是滑稽的托词。它将他的出航任务列入当月42项高空空气样本采集任务清单之中，全部任务都“百分之百的成功”。[7]只有一位获益于机密保护的政府记录员，才敢用无任何实际意义的官僚胡扯来形容这起飞机偏离900英里、按响了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的警报的事件，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它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整个世界都注目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意志较量，为此不惜付出把历史引入混沌歧途的代价，这令人深感不幸。后来，古巴导弹危机被人们看作国家危机处理的典范。据巴特利特和艾尔索普所言，古巴危机的和平解决在“那些手握几近无限权责的一些人心中点燃了内在的自信”。[8]总统的手下们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历史版本，但这种自信却变成了自大。约翰·肯尼迪尽管漠视了军事专家的建议，却仍然通过给敌对的超级大国领导人传达谨慎的信号而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谁也没有想过这些信息实际上被莫斯科误读了，或者赫鲁晓夫会对臆想的信号做出回应，比如他曾经就错误地相信肯尼迪会很快上电视宣布入侵古巴。只要战略取得了成功，它就足以证明战略的合理性。

这一新的外交政策心态——认为只要通过一系列周密的“强硬与克制”，美国便可以迫使全世界唯其马首是瞻——所带来的最致命的结果发生在了越南。麦克纳马拉麾下的优等生想出了一个“渐进式挤压和谈话”策略，要让北越共产党人清醒一下头脑。[9]这一策略的目标并不是击败北越，而是通过使用美国的制空权给河内送去信号，正如约翰·肯尼迪通过封锁古巴给赫鲁晓夫送去了信号一样。五角大楼的国防智囊团设计出了一系列的行动和对抗行动，试图证明河内对美国超级力量的不断挑战是徒劳无功的。一项被称作“滚雷”的轰炸行动于1965年3月开始实施。但北越领导人对由哈佛大学传授，并由兰德公司推广的博弈理论并不熟悉。他们没有按“逻辑”行事，而且完全忽视了来自华盛顿的信号。他们没有退却，反而和美国针锋相对，使得事态一步步升级。

据继麦克纳马拉之后成为美国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称，越南战争的缔造者们“深受古巴导弹危机教训的影响”。[10]他们认为正是“灵活反应”和“受控的事态升级”等概念帮助肯尼迪战胜了赫鲁晓夫，而这些概念也将同样帮助他们战胜越南。“他们在核武器方面和苏联一决雌雄，成功地控制了事态发展，这样的经验给他们带来一种错觉，那就是认为像北越这样落后的弹丸国家是没法抵抗美国的实力的，”克利福德解释道，“他们盲信美国的实力，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成功叫板美国。”

前美国驻西贡大使弗里茨·诺尔廷（Fritz Nolting）用类似的措辞评价了麦克纳马拉及其同侪的自负。“一帮雄心壮志的家伙，”他在为一本1978年出版的图书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想要立即把事情都摆平，收拾好残局。我们有的是实力，我们知道诀窍，我们能够做到。我记得我曾警告过鲍勃·麦克纳马拉一次，告诉他想把一台福特发动机装到一辆越南老牛车里，就算不是不可能，也会非常困难。”[11]

“他怎么回答？”采访人想要知道。

“他表示了同意，但他仍然表示‘我们能够做到’。”

现今的新保守派则从古巴导弹危机中得出了一个尽管有所不同，但同样南辕北辙的教训。在为伊拉克战争备战的过程中，他们持有同样的自负，认为美国总统的政治意愿高于其他一切考量。他们是“眼球对眼球”版历史的狂热信徒。而他们的观点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的2002年10月，在辛辛那提的一场演讲中，乔治·W.布什总统称赞了约翰·肯尼迪，因为他敢于诉诸武力，清除本土萌生的一种新险境（“蘑菇云”）。他带着赞许引用了肯尼迪在1962年10月22日的讲话——“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已经不同，并非只有实际发射核武器才充分构成对国家安全的挑战，才对国家构成最大的威胁。”实际上，小布什把约翰·肯尼迪当作一名战术权威，他想要抛弃自冷战以来几近半个世纪的“克制”策略。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情，他的这位前辈曾固执地拒绝了一些最亲密副官的呼吁，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从威慑变成了先发制人，这一转变显现于伊拉克的舞台上。

小布什政府官员在伊拉克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狂妄自大，令人想起了导弹危机后的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出自戴维·哈尔伯斯坦的同名著作《出类拔萃之辈：聪明人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译者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认为传统战争的规则已经被技术进步和“震撼与威慑”改写。当巴格达街头出现无政府行为的早期迹象时，他只是居高临下地评论说“在所难免”（典出戴维·黑尔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同名戏剧。——译者注）。拉姆斯菲尔德深信美国的军事优势没有人可以叫板，他不耐烦地认为，“某些狗娘养的”根本不可能把事情搞砸。他就像越战时期的前辈那样，是一个“雄心壮志的家伙”，总是认为“我们能够做到”。

阿瑟·施莱辛格说，书写过去是书写现在的一种方式。我们通过当前的事件和争议的棱镜重新阐释历史。当回顾1962年10月那混乱的十三天时，我们的观点受到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影响：越南战争、冷战结束、苏联解体、“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未来的历史学家检视导弹危机时则会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再考虑输赢的问题。在危机刚刚结束后，大部分人（特别是美国人）可能会认为肯尼迪是最大的赢家。他达成了自己的基本目标，移除了古巴的苏联导弹，而且没有把这个世界带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去。而最大的输家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至少卡斯特罗本人是这样认为的，但他的观点对大局无关紧要。他从广播里听到了赫鲁晓夫撤出导弹的决定，气愤地砸碎了一面镜子。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古巴不过是一枚棋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导弹危机却保证卡斯特罗稳坐古巴领导人的位置超过40年。肯尼迪则在取得这场外交胜利的一年多后，被一名“公平对待古巴”的活跃分子射杀了。又一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他的这场古巴冒险也是导致其下台的部分原因。卡斯特罗是最成功的幸存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清楚，肯尼迪导弹危机的胜利招致了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其一是冷战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因为苏联领导人试图抹除在古巴受辱的记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在撤回苏联导弹不久后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这次就放过你们，下一次绝不会放过。”[12]苏联绝不会再一次让自己跌入战略低谷中。为了在军事上和美国平起平坐，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开启了一个庞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

在另一场历史剧变中，苏联庞大的军事产业成了它最终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即便是一个资源丰富、国力雄厚的国家，也不可能承受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所带来的负担。美国所引领的自由世界最终战胜了苏联领衔的集权世界，但最终的获胜方法却与许多人预料的不同。

导弹危机对于是否有可能打赢一场核战争的辩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1962年10月之前，由柯蒂斯·李梅领头的一群很有影响力的将军们，支持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但是在导弹危机之后，即便是这些将军都开始重新考虑冷战胜利的前景。要消灭所有的共产主义分子，不付出数百万美国人的性命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国和苏联都绝不会再陷入像古巴导弹危机这般规模和强度的直接军事冲突中去。代理人战争还会在越南、中东、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继续发生，但美国部队绝不会和苏联部队直接作战，连形似战争的冲突都不会再有。

当军事胜利失去可能性后，它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把超级大国的竞争转移到了其他领域，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美国都享有相对优势。即便是成功抵御美国军事力量的国家——越南是最明显的例子——都最终采纳了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并向外部世界开放。古巴是这一潮流中显著的反例。在卡斯特罗看来，光是能够掌权这么久，他就已经战胜了美国佬。但实际上，他把这座加勒比海中最繁荣的岛屿变成了一个破败、贫瘠的国家，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间隧道中无法脱身。你只需从迈阿密到哈瓦那走一遭，就会明白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中，最历久弥新的便是在这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中，传统的军事胜利已经不再现实了。共产主义并不是靠军事挫败的，它是被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挫败的。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既不能给他们的人民提供基本的物质繁荣，也不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他们打输了意识形态的战争。最终，正如我在《打倒老大哥：苏维埃帝国的灭亡》（Down with Big Brother：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中的观点，打败共产主义的是它本身。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并非10月24日那场布满疑云的“眼球对眼球”冲突。事实证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这两个死对头都在寻找解决之道。他们都有炸毁整个世界的力量，但一想到核武器决战，他们都心惊胆战。尽管他们之间横亘着误解、恐惧和意识形态上的猜忌，但他们都是理性、聪明、正派的人。尽管世俗的一切在他们之间产生裂隙，但他们都对彼此抱有一份含蓄的恻隐之情，这在杰姬·肯尼迪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杰姬在丈夫被暗杀后给赫鲁晓夫手写下了这封私人信件：

尽管您和他是死对头，但你们彼此的盟约在于你们决心不让这个世界被炸毁。我丈夫心中对核战威胁的顾虑在于，不仅大人物有可能引发核战，小人物更有可能引发核战。大人物知道自控和克制的必要性，小人物有时候会被恐惧和傲慢驱使。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1962年10月真正的核战威胁并不是来自“大人物”，而是来自“小人物”，典型事例就是“黑色星期六”的“狗娘养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种种事件迅速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掌控。用拉姆斯的话来说，“在所难免”的事件到处发生。没人能预测下一个事件会在哪里发生，也没人清楚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约翰·肯尼迪和乔治·W.布什之间本质的不同在于，肯尼迪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他能够本能地鉴别出历史的混沌力量。二战中海军尉官的经历教会他要考虑到会有搞砸事情的人出现。他知道总司令不可能掌控战场上发生的一切，无论白宫接收多少情报都无济于事。

冲突双方都装备有核武器的这一事实，实际上给肯尼迪增添了额外的约束。即便是一场小冲突，比如美国军舰与苏联潜艇交火，都有可能导致数千万美国人丧命，这样的噩梦一直萦绕于约翰·肯尼迪的脑海中。即便只有一枚苏联核弹头击中美国城市，也会导致至少50万人的伤亡，这一伤亡数字是美国内战的两倍，光是想一想就足够令人清醒了。

俾斯麦对政治直觉的定义是，在所有人之前听到“远方历史的脚步声”的能力。在“黑色星期六”的内阁会议室中，肯尼迪的周围正激烈地讨论着，放弃土耳其的“木星”导弹究竟会给北约带来多大的损伤，他必然在聆听着这阵脚步声。副官们的思绪落脚于政治和军事的术语，然而他的思绪却落脚于历史的术语。他明白自己必须与赫鲁晓夫摊牌，否则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力量平衡将会被永久改变。他也同样明白，如果他没有力所能及地去避免核战的爆发，未来的世世代代将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古巴导弹危机证明些许个人会在政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品性非常重要。如果1962年10月时任总统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么这场危机的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博比·肯尼迪后来记录道，当时参加执行委员会讨论的十几位高级顾问都“无比聪明、精力充沛……是这个国家最有能力的一批人”。然而在罗伯特·肯尼迪看来，“他们中将近一半的人如果时任总统，那么这个世界就很可能卷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去”[13]。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依照的根据在于，执行委员会将近一半的成员都赞同对古巴导弹基地进行轰炸，而走到这一步，就很可能会促成美国对这座岛屿的入侵。

即便是具备了今天的后见之明，我们也无法弄清，如果约翰·肯尼迪采纳了鹰派的建议，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赫鲁晓夫大约会对这一羞辱忍气吞声，但他也可能对柏林或其他地方施加报复。我们也可以想象，身在古巴的苏联指挥官可能会使用战略核武器进行防卫，而对莫斯科的指令不管不顾。如果军事通信出现故障，这些武器的控制权也将被迫移交给指挥各个导弹部队的将领手中。我们都知道发射一枚搭载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去打击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如果遭受这样的攻击，肯尼迪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以至于不得不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回应，进而想要把这场核战局限于古巴将变得非常困难。

对于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实力，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有很多盲区。他们夸大了一部分威胁却低估了另一部分威胁。情报工作有很多失误，也有很多成绩。在低估风险之后，中情局及时发现了导弹基地的建筑工事，并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各个基地进入运作状态的时间。但是，这座岛屿存放有战略核武器的秘密却被克里姆林宫保守了30年之久。中情局认为岛上约有6000～8000名苏联“顾问”。而事实上古巴的苏联士兵多达40000人，其中包括至少10000名训练有素的作战人员。

回顾这段记录，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传统观念的腐蚀作用。解读和分析情报比搜集情报更关键。从苏联船只上卸下大型管道的目击报告没有被采纳，因为它与中情局官方观点不相符，中情局认为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与“苏联迄今为止的行动相互矛盾”。[14]事后调查把这“情报上的奇袭”怪罪到“分析过程的失误”上。而对贝胡卡尔的核弹头掩体，美国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有多幅照片都拍摄到了核弹头掩体，以及停靠在近旁装有核弹头的运载卡车和起重机。然而，分析师却认为不必对这个基地进行严肃的考量，因为它仅有一道安全护栏，相比之下，苏联类似的设施都配备多道护栏和多处哨站。

肯尼迪当时选择对古巴进行封锁，而没有选择空袭和入侵。他的这一决定，即使在具备我们当前所掌握的情况后再分析，也是难以辩驳的。他并没有冒险挑衅苏联人，使他们做出麦克纳马拉所称的“狗急跳墙”，这么做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对他的克制感恩。尽管他有诸多缺点，在政治上犯过诸多错误，但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缺点和错误，才使得杰克·肯尼迪显露出一种特别光辉的人性形象。在那个时代，政客们通常会妖魔化自己的对手，但肯尼迪却提醒美国人，他们与苏联人有着相同之处且休戚相关——“我们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我们都珍视孩子的未来。我们都是凡人。”[15]肯尼迪的人性是他的恩典，也是我们的恩典。

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肯尼迪。其中最振振有词的是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他参加过事件早期的执行委员会讨论会。这位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元老震惊于会议的松散，与其说是总统的军事会议，不如说是随心所欲的学术研讨会。他支持对导弹基地进行定向空袭以排除威胁，并且认为对空袭会导致数以千计的苏联技术人员伤亡的担忧不过是“情感上的狡辩”。艾奇逊把危机的和平化解解释为“瞎猫碰到死耗子”。[16]

这不公平。关于导弹危机的故事充满着误解和误算。光靠“瞎猫碰到死耗子”是无法躲过核末日的。我们真正的好运在于，1962年10月执掌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是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样理智而又清醒的人。

[1] 小阿瑟·M.施莱辛格，A Thousand Day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851。

[2] Alsop和Bartlett，“In Time of Crisis”，Saturday Evening Post，1962年12月8日。

[3] 施莱辛格，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529。

[4] 施莱辛格，A Thousand Days，828。

[5]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In Confide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95），83。

[6] 唯一的例外是Scott Sagan，The Limits of Safety（1993），这是一项关于牵涉核武器事故的研究。

[7] 第4080战略联队历史，1962年10月，对《信息自由法》依法请求的回应。

[8] Alsop和Bartlett，“In Time of Crisis”.

[9] Fred Kaplan，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New York：Simon &Schuster，1983），334.

[10] Clark M.Clifford，Counsel to the President（New York：Random House，1991），411.

[11] Michael Charlton和Anthony Moncrieff，Many Reasons Why：The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Vietnam（New York：Hill & Wang，1978），82。摘自Eliot A.Cohen，“Why We Should Stop Study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1985-1986）。

[12]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424.

[13] 施莱辛格，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548。

[14] 国家情报总监 85-3-62，1962年9月19日；关于事后记录，见1963年2月4日，总统外交情报咨询委员会关于麦考利夫的备忘录，362-371。

[15] 约翰·肯尼迪致美洲大学的开学致辞，1963年6月10日。

[16]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425；另见“Acheson Says Luck Saved JFK on Cuba”，WP，1969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