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备战

1808年1月25日，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将军被任命为战争大臣。约瑟夫·德·迈斯特评论说“反对任命阿拉克切耶夫的只有皇太后与皇后、利芬伯爵、乌瓦罗夫将军、皇帝的所有副官、托尔斯泰家族——换句话说，所有在这里有影响力的人”。此外，皇帝对阿拉克切耶夫的任命也打破了他本人关于政府的第一准则——永远不让任何一位顾问在任何一个关键领域享有完整的权力。以前战争大臣会受到强有力的皇帝军事内阁处首领制约，阿拉克切耶夫成为战争大臣的代价是让战争部对军队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因而削弱了军事内阁处的功能。克里斯托夫·冯·利芬转入了外交生涯。他的副手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已经前往巴黎学习法国的总参谋部体系。在撒丁王国驻彼得堡特使约瑟夫·德·迈斯特看来，亚历山大如此行事是因为1806～1807年军需和粮秣部门暴露出来的“可怕混乱”。此外，为了应对彼得堡精英阶层内部的反对情绪，也需要一位绝对忠诚的“铁手”位于军队顶端。[1]

阿拉克切耶夫在38岁时被任命为战争大臣。他个子高于常人，圆肩膀，长脖子，有许多彼得堡贵族是他的仇敌，其中一个人曾回忆说，阿拉克切耶夫就像一只穿着制服的特大号猴子。他泥土般的脸色、又大又肉感的耳朵和凹陷的面颊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要是他总是微笑或者开玩笑，状况也许会有所改善，但是他很少这么做。与此相反，大部分人碰到他的时候，看到的总是一副冷淡、阴郁、尖刻的模样。在奢侈又喜欢享乐的彼得堡社会和帝国宫廷的辉煌庆典中，他的形象奇怪而格格不入。阿拉克切耶夫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先是快速处理个人和庄园的事务，然后从六点开始处理国事。他有时会和少数几位朋友拿几个小钱玩纸牌，但从不去剧院，也不参加舞会，吃喝都非常谨慎。

阿拉克切耶夫的简朴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出身。和那时候大部分普通贵族家庭的男孩一样，年轻时的阿拉克切耶夫是由他父亲小庄园里的村庄教堂司事进行启蒙教育的。他的父亲只有20个男性农奴，即使阿拉克切耶夫得到了补助金，但为了凑出让儿子就读军官武备学校的费用，他还是只得勒紧裤腰带。他的母亲严厉、朴素又十分坚定，她塑造了长子的性格，也燃起了他的雄心。阿拉克切耶夫起初要远远落后于许多同辈人，但他很快就凭着优秀的脑力、惊人的工作效率、雄心、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在第二军官武备学校崭露头角。这些品质为他赢得了一系列庇护人，其中最后一位是帕维尔大公，后来的皇帝。[2]

阿拉克切耶夫在很大程度上是帕维尔的理想属下。他盲目服从于上司，效率极高，有学究式的一丝不苟，不管难以管教的下属是什么社会出身、有什么贵族关系，在对待他们时他都坚持严格的态度。阿拉克切耶夫本人从未属于任何一个彼得堡派系，完全依靠君主的欣赏和支持。对一位俄国专制君主而言，这自然也是个令人欣慰的想法。尽管军官武备学校曾教授过他法语和德语，但阿拉克切耶夫并没有彼得堡精英的文化或知识兴趣，也没有诙谐的谈话技巧。他对数学和技术着了迷，思维是完全实用主义的。用现代的行话说，他是一个问题解决能手和打手。对一位试图通过一个极度不堪重负、薪水低下又腐败的官僚机构统治俄国的皇帝来说，像阿拉克切耶夫这样的人可以被视为宝贵的资产。约瑟夫·德·迈斯特写道，“我认为他是邪恶的，甚至是十分邪恶的……但当下也许真的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恢复秩序”。[3]

阿拉克切耶夫是受过训练的炮兵军官，自从1803年起担任俄军炮兵总监，甚至连他的仇敌日后也通常会承认他在这一职位上的成就。1800年时俄军炮兵有劣质的火炮和装备、腐败的行政系统、令人困惑的条令、秩序紊乱的车夫（他们通常是平民）与车队。到1813年为止，它已经解决了上述几乎所有问题，也超过了它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同行，这首先要归功于阿拉克切耶夫。在成为战争大臣时，阿拉克切耶夫已经改进了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马匹的质量和保养能力，并对车夫和弹药车队进行了军事化组织。他仔细地研读1805～1807年的战斗报告，以便理解是什么让炮兵在拿破仑时代的战场上如此有效。尽管对俄军炮兵进行的主要改革在1807年之前已经出现了，但阿拉克切耶夫在担任战争大臣时也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武器、弹药改进工作。[4]

作为战争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也鼓励创办《炮兵期刊》（Artilleriiskii zhurnal/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 журнал），因而出现了有助于俄军炮兵现代化和炮兵军官教育的理性公开辩论。他引入了严格的考试制度，考核那些希望进入近卫炮兵的军官，而后以近卫军作为所有炮兵军官的训练场和模范。他每年安排60名军校生和近卫炮兵一起训练，还时常给他们发放津贴，又将来自普通炮兵部队的军官和炮手短期内抽调到近卫炮兵当中，以便让他们学会最好的炮术实践。在1812年战争前夕，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奈德哈特·冯·格奈泽瑙给亚历山大一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在许多方面对俄军提出了批评。然而，甚至连格奈泽瑙都承认，“俄军炮兵状况极好……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马队”。[5]

在被任命为战争大臣后，阿拉克切耶夫通知战争部，他会于次日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并希望所有官员届时穿上合适的制服前来迎接。这定下了他此后两年在职时的基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他的信条。战争部官员与皇帝间的交流必须经由战争大臣中转。上级官员必须在下属的档案上记录下后者的全部过失。他就向军队及时准确地提供制服和装备颁布了严格的规则：迟缓的官员受到了罚金和免职的威胁。阿拉克切耶夫上任时各个军火库都是空的，但不到两年内所有的新兵就都得到了武器，仓库里还多出了162000支步枪，这一事实让他相当引以为傲。限制图拉兵工场生产的一些瓶颈问题也被解决了。战争大臣坚持官员必须根据已经制订的预算付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拿到财政部提供的现金就随手把它施舍给要求得最急切的地方。[6]

阿拉克切耶夫推广的新式步枪要比它的前身轻便，也没有原先那么笨拙。他相信如果假以时日，这种步枪可以成为所有步兵团的通用枪械。1805～1807年（的战争）的一个清晰教训就是，俄军的步枪射击能力远逊于法军。新枪械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射击能力，不过阿拉克切耶夫也一再下达训令，要求部队必须接受瞄准和准确射击的训练。他还印发了一套非常有用的关于枪械组件、保养、清理的小册子。与此同时也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火药和制服布料的生产。到1810年阿拉克切耶夫离任时，他可以宣称：现在不用再像他成为战争部长之初那样紧急禁止向平民出售衣料了，俄国本身的产量就足以满足未来的军服衣料需求。[7]

阿拉克切耶夫的经营的确令状况改善了。他的继任者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将军也对军事行政管理中的过失态度极为严苛。然而，巴克莱在上任后不久就注意到军需部门正以出色的效率运转，并且“秩序十分好”，补给和制服也开始涌入仓库。在阿拉克切耶夫离任前夕，法国大使注意到：“军事行政管理中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水准的秩序，在炮兵和粮秣部门尤其如此。总的来说，军事行政管理状况很好。”[8]

然而，军事行政管理上依旧还存在许多问题，尽管这并非阿拉克切耶夫的过失。俄国的纺织业要满足军事需求实际上还很困难。新纺织工场和绵羊牧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一个破产了的政府也很难发放补贴促进纺织业的发展。阿拉克切耶夫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延长现有制服使用寿命来“解决”制服短缺的。此外，他还采取诸如要求地方行政机关为所有新兵穿上能够在入伍第一年里继续使用的所谓“新兵制服”等手段来减少布料需求。“新兵制服”通常是灰色的，总是由劣质的“农民布料”制成，这些制服不如正规步兵墨绿色羊毛质地的外衣耐用，质量上也要差得多。1809～1812年战争部努力为规模正在膨胀的军队提供制服。尽管亚历山大曾试图鼓励为战时需求储存大批备用布料，但做到这一点实在是毫无可能。当战争最终于1812年降临时，军需部门余下的制服和装备只能满足现存野战军需求的1/4。当士兵们在行军作战中穿着所谓的“新兵制服”时，它们很快就坏掉了。[9]

类似的问题也影响着俄军的火器。新式步枪的确是个进步，但是准确射击仍然受到厚薄不一的俄国子弹用纸的影响。为了适应这些子弹，步枪口径就不得不比原先的设计更大一些。尽管新式步枪设计得很好，但俄国的劳工和机械并不能大规模生产高质量、可互换的步枪配件。[10]有的子弹依然会在枪膛里砰砰打转。此外，在俄国，铅的供应相当短缺，这些年来的价格也很昂贵，一部分铅是以极大代价从英国秘密进口的。其结果是俄国步兵平均每年只能有6发实弹用于射击训练，不得不以黏土子弹作为代用品。普通英国步兵每年可以得到30发训练实弹，轻步兵则有50发。也许最重要的是，促进步枪产量增长的努力实际上失败了，这首先是由于缺乏熟练劳工。也正是这一点对阿拉克切耶夫于1807年在乌拉尔地区伊热夫斯克附近设立新兵工场提高产量的努力阻碍最大。吸引外国熟练劳工来到西伯利亚边陲是困难而昂贵的事情。劳动力和机械不足，以及缺乏为机器提供动力的水源极大地影响了战前数年里为提高图拉兵工场产量而做的努力。尽管战争部努力尝试在图拉引进合适的蒸汽动力机器，但俄国在开战时依然只有数量少到危险的步枪储备可以用于武装新部队、补充现有部队的步枪损失。[11]

阿拉克切耶夫在作为战争大臣的两年内所做的最激进的改革也许是关于新兵待遇的。在他接手的兵役系统里，新兵会被直接送到他们所属的团，在团里接受全部军事训练。这一做法在战时尤为困难，但是即便在平时，突然陷入团里也会给农民新兵带来过大的震撼，因而导致了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了避免这一点，一套新的后备新兵兵站系统在1808年10月被创建起来。士兵会在这些兵站中接受9个月的初级军事训练，新兵兵站的训练速度相当慢，纪律相对宽松，而且训练骨干无论如何都是专职从事新兵训练的，不会屈从于团里其他人的压力。正如阿拉克切耶夫所说，当一个农民脱离他熟悉的乡村生活，转而被置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和军队纪律约束下时，他希望这种做法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可避免产生的心理压力。[12]

1810年1月，一个重要的新机构出现在俄国政府的核心。新成立的国务会议是斯佩兰斯基的脑力产物。它被设计来就一切立法和预算事务展开辩论并向皇帝提出建议，还要监视各个部。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视国务会议为对中央政府展开彻底变革的第一步。彻底的变革从未发生，但是这些年里各个部的结构和权责都正在发生大量变化。在上述环境下，难以预计大部分权力会落入哪个机构手中。亚历山大给了阿拉克切耶夫选择权，要么继续留任战争大臣，要么担任新成立的国务会议军事委员会主席。阿拉克切耶夫选择了后者，解释说他与其受人监督还不如去监督别人。由于新任战争部长巴克莱·德·托利在级别上低于阿拉克切耶夫，他的晋升也要部分归因于阿拉克切耶夫，因此阿拉克切耶夫也许认为他会对战争部保持某种程度上的间接控制。然而，巴克莱事实上很快就表现出他不会俯首听命，也迅速成为亚历山大的主要军事顾问，因而遭到了阿拉克切耶夫的憎恶，他强烈地嫉妒一切与他争夺皇帝恩宠的人。[13]

尽管巴克莱的家族源自苏格兰，但他实际上是专业化的德意志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他的祖辈在波罗的海省份定居下来，但巴克莱本人是由彼得堡德意志社区里的亲戚抚养长大的。笼罩在他儿童时代家中的路德宗价值观是服从、责任、道德心和努力工作。正如那个时代时常发生的那样，他以与表妹结婚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上述价值观和他本人在俄国的德意志社群内的地位。他15岁时以军士身份参军，两年后被提拔为军官。他所受的教育要比来自普通俄国贵族家庭的军官更好，凭借自己立下的功绩以适中的速度晋升。从骑兵准尉晋升到少将花了巴克莱整整21年时间。他在1806年的东普鲁士战局中表现出的指挥技艺和勇气为他赢得了中将军衔，也让亚历山大注意到他，确保了他在下一场与瑞典的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阿拉克切耶夫的敦促下，巴克莱于1809年3月从芬兰出发，跨过波的尼亚（Bothnia）湾冰面侵入瑞典南部，从而对终结瑞典的抵抗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对巴克莱十分感激的君主将他提拔为上将，任命他为驻芬兰俄军总司令兼芬兰督军。[14]

军队的新首领身材高大、体格壮硕、仪态正直、威风凛凛。由于受过伤，他的腿有点跛，右臂也是僵直的，这为他平添了荣誉。但在彼得堡充满嫉妒的世界里，巴克莱快速晋升为上将兼战争部长这件事就为他惹来了许多仇敌。从秉性、背景和经历来看，他都不能很好地融入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和帝国宫廷，不过这位战争部长对他所处的危险环境却不管不顾。他在宫廷中的行事令人尊重，然而他笨拙、木讷、缺乏信心。认真、自尊而又敏感的巴克莱知道他缺乏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赢得尊重的文化、机智或全面教育。彼得堡贵族们将他蔑视为板着脸的无趣德意志佬兼暴发户，这当中还有许多人占据了军方的高层职位。巴克莱不会轻易交朋友，尽管在他身边效力的人时常会对他大为仰慕。像所有俄国高级将领和重臣一样，他在职业生涯中也培养了许多门生，其中不少是德意志人，这也无助于他的声望。然而，无论巴克莱做了什么，在充斥着嫉妒和吹毛求疵的世界里遭到批评总是不可避免的：当他后来任命伊万·萨巴涅耶夫（Ivan Sabaneev/Иван Сабанеев）担任他的参谋长时，他又被批评为对往日身处同一团的战友有所偏爱，而对其他更有能力的参谋（这些人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不公。[15]

巴克莱·德·托利有阿拉克切耶夫的优点，却没有他的缺点。他是一位能干、不可腐蚀、勤奋工作而又细致的行政管理人员，却从不是卖弄学问的人。他可以在有必要的时候表现得十分严苛乃至无情：考虑到俄军军需官的惯常行事作风，这是有必要的。然而，和阿拉克切耶夫不一样，巴克莱从未沉迷于过度的残暴、粗鲁或仇杀。较之本尼希森，巴克莱既是一位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是对纪律维持更为严格的人，饥荒、无纪律和盗匪行为于1806～1807年在本尼希森的军队里肆虐。作为战争大臣和俄军总司令，巴克莱竭尽所能阻止军官虐待士兵，他发出的公告谴责那些利用恐惧来训练士兵、培养纪律性的军官：“俄国士兵拥有一切最优秀的军事品质：他勇敢、热忱、服从、虔诚、从不任性；因此存在不进行虐待就训练士兵、维持纪律的方法。”[16]

考虑到皇帝在操纵人事上的娴熟技巧，亚历山大很可能推动了阿拉克切耶夫在1810年1月放弃战争大臣职位进入国务会议。1808年时需要一位能够在必要情况下以恐怖手段恢复军事行政管理秩序的战争大臣，没有人比阿拉克切耶夫更适合承担这个任务了。然而，到1810年时这一职位的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高效率又勤奋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必要但不足够的。随着与拿破仑冲突的阴影自地平线上迫近，军队需要一位能够准备战争、制订战争计划的领导人。阿拉克切耶夫从未上过战场，几乎不能参与战略或战争计划的讨论。与其相反，巴克莱·德·托利是一位来自一线的军人，拥有出色的战时记录。虽说巴克莱可能缺乏作为杰出统帅应当具备的勇敢和想象力，他却无疑对战术掌握得十分扎实，能够迅速发现战场上可能发生的状况和危险所在。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对战略有现实主义的领会，也有直面许多障碍和猛烈批评来维持这一战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决心和道德勇气。巴克莱会把“军队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和宿怨之上，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十分稀有的。1812年时俄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些品质。

在他被任命为战争大臣到拿破仑入侵的两年半时间里，巴克莱表现得十分活跃。在立法方面，野战部队的新法典极为重要。它十分详尽，收集的法令汇编数量空前、令人震惊，全书均为双栏页面，共计121页。由于封皮的颜色，这部法典人称“黄皮书”，它适用于野战部队的所有部门、机关和重要军官，规定了它们的权责。然而，这本书的内容远非如此，它实际上是军官应当怎样完成任务的指导手册。[17]

这样一本庞杂的法律文献当中自然会有一些失误。参谋长同时从属于将官和上一级参谋长，这就造成了问题。普鲁士评论者声称，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所有部门在与负责指挥的将领沟通时，都要由其参谋长经手，从而减少了部门间的内部纷争，将高级将领从恼人的琐事中解放出来。法典将医院的责任分割给军需（负责补给和管理）和卫生（负责医疗和护理人员）部门，这在1812～1814年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效率低下。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条令有时候还不得不根据战争实际加以调整。试举一例：法典中设想了俄军总司令指挥俄军在皇帝缺席的状况下前往境外作战的情况，但实际上在1812～1814年这一状况从未发生过，军队要么是在俄国土地上作战，要么就是在亚历山大到场的情况下在境外作战，还时常处于外国将领的指挥之下。

然而，上述这些都没有太大关系。这是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颁布军队在战时应当怎样运营的清晰法规。巴克莱确立的大部分准则在1812～1814年都运作良好。当有必要的时候，这些法规也能够轻易地根据实地状况调整。以1812年初军队法典发行后6周为例，那时候未来的战争将在俄国土地上进行已经相当明确。考虑到军队的供养和补给，一条修正案便立刻得以颁布，该修正案规定，法典也将适用于皇帝宣布处于战争状态的任何俄国省份。在这些省份里，所有官员都要因此从属于军队的后勤总监，他届时将有权力自由征用食物、草料和运输工具并开具收据。法典因此在相当大的层面上解释了俄国财政部是怎样以如此小的代价维持1812年战局的——至少在短暂的战时紧急状况期间的确如此。法典所建立的清晰指挥和责任界限也为军队和省长们在1812年大体良好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18]

另一部重要的战前立法则改变了俄国内卫部队的组织架构。这部关于内卫部队的法律于1811年7月颁布，某种程度上是从军队后备梯队中抽调人力，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进入野战部队行列中的尝试的额外产物。这首先意味着从许多不均匀地分布在帝国的城市和要塞当中的所谓卫戍团里爬梳出能够在野战部队服役的士兵。这样在不需要借助额外征兵的情况下，就为野战部队提供了13个新组建的团、大约40000名受过训练的士兵。从卫戍部队中抽出的大部分士兵都具备成为优秀士兵的潜力。然而，许多原卫戍部队军官却并非如此，因为倘若一名军官被分配到卫戍团（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前线要塞除外），就意味着他要么生理上不能在前线服役，要么就是有不良记录。[19]

大约17000名卫戍团士兵被认为不适宜在战场上服役。他们形成了新的内卫部队核心，在帝国的每个省会都部署了一个“半营”（也就是两个连）。此外还有各省现存的小规模内卫部队和部署在行省小城市、数目更多但机动能力更低的老兵（invalidy/инвалиды）连，上述所有部队现在都被并入了覆盖整个俄国欧洲部分的单一指挥体系中。让内卫部队从属于亚历山大·巴拉绍夫（Aleksandr Balashev/Александр Балашëв）看上去合情合理，作为警务大臣，他肩负保持俄国国内安全的全部职责。但是亚历山大不信任他的警察头子日益增长的权势，不情愿把帝国的内卫部队再交给他。他因此把内卫部队建成独立组织，由他的侍从将军叶夫格拉夫·科马罗夫斯基（Evgraf Komarovsky/Евграф Комаровский）伯爵统领，伯爵则直接向君主负责。[20]

内卫部队负责看守公共建筑，协助强制执行司法判决以及维持公共秩序，不过在骚乱蔓延的情况下还需要正规部队提供援助。然而1812～1814年真正要紧的事情是，他们要负责看守，不仅看守战俘，更重要的是看守征集来的新兵，把他们押送到组建后备部队的营地里去。正如有人预计到的那样，指挥押运队的许多内卫部队军官素质低下。在1813～1814年指挥预备军团的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时常抱怨他们，也无疑曾有许多新兵在他们手上受苦。然而从俄国战争努力的角度来看，新的内卫部队是天赐的意外幸运。在1811年之前，各个团得派出军官和士兵赶回省里搜集并押运新兵。即使在和平时期，这也是桩很占用人手的事情。在1812～1814年一支规模大大扩张的军队远离帝国内地活动的情况下，继续这么做会转移大量人手，令战争努力陷于瘫痪。[21]

估算野战部队和内卫部队的新近立法所造成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对巴克莱提升军事训练的努力成果做出确定的结论就要困难得多。在距离彼得堡数百公里，有时甚至数千公里的地方，即便是最明智、最善意的通告也可能毫无效果。1808～1812年，的确有聪敏的年轻普通部队军官被配属到彼得堡城外的近卫军训练营，希望他们能够把学到的战术课程带回团里，教授给他们的士兵。在这些年里，大部分师长也尽力确保下属士兵能够得到有效的训练。然而，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里，就连一个步兵师也会分散在广阔地区内宿营，更不用说骑兵师了，因此训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团长。[22]有的团长是野兽般残暴又墨守成规的人，只有在相当少的情况下，当团长的暴行看上去会威胁到军队效能时，他们才会因此受到惩罚。以凯克斯霍尔姆（Kexholm/Кексгольм）步兵团的团长为例，他因为虐待士兵程度剧烈，几乎引发了兵变，最终在1810年上了军事法庭，继而遭到解职。[23]

不过，大部分团长并不残暴，还有一些相当出色。以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为例，他在这段时间里是纳尔瓦步兵团的名誉团长。他附和了巴克莱对使用鞭笞训练俄国士兵并灌输纪律的谴责。沃龙佐夫曾经评论说，禁止使用鞭刑的纳尔瓦团的纪律要比邻近的第6猎兵团好得多，后者的团长格列博夫（Glebov/Глебов）上校认为俄国士兵只能用棍棒控制。和其他一些团长一样，沃龙佐夫给他手下的军官们分发了概述他们如何在战场上作战的指示。彼得·巴格拉季翁认为这些指示堪称模板，就把它们下发到他的整个军团里。

沃龙佐夫一再强调，军官们有必要起到榜样作用。他指出，在一些团里可以发现和平时期行事严苛，但战时却软弱、优柔寡断的军官：“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军官了。”在阅兵时表现优秀是没用的，真正重要的是在战时的表现。在和平时期以得体行为赢得士兵信任的军官能够在战场上将信任转化为良好的效果。领导能力就是一切。在纳尔瓦团里，只要一名军官的勇气引发了一丝怀疑，他就不会被该团容纳。当这个团正在前进时，连长必须走在他们士兵的前方以作为表率。但一位军官必须要把勇气和冷静、良好的判断力结合在一起。当敌军在该团进攻面前逃跑时——因为“俄军在过去和未来总是要勇敢得多”，所以这一状况也是可以预期的——军官必须保持冷静，集合收拢他的士兵。只有从第三列抽出的分遣队才应当投入追击中。当指挥散兵时，军官必须在地形允许的范围内隐蔽他的士兵，但军官本人必须不停地在散兵线上来回移动，以鼓舞他的士兵，留意未曾预计到的危险。

团在炮火下必须坚持挺立。任何躲避都会迅速被敌军发现，从而助长他们的信心。如果邻近地区有更好的掩蔽，可以允许这个团移动到那里去，但在任何情形下团都不能退却。在战斗开始前，每个士兵都应当有两块后备火石和60发子弹，所有这些物件都要处于良好状态。不允许任何并未受伤的士兵陪伴受伤的战友前往后方救护站。当团正在进攻有村庄或者破碎地形保护的敌军时，胜利的关键是依靠刺刀展开冲锋，因为防御者在交火中会占据全面优势。当向敌军射击时，士兵必须仔细瞄准，记住曾经教给他们如何判断距离的方法，不要向目标头顶上方射击。1806～1807年，俄军中的团有时会在敌军进攻它们的侧翼或后方时因恐慌的叫声而陷入混乱。对这种行为的任何重复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军官看到敌军试图从侧翼包抄该团后，必须冷静地向团长报告这一状况，必须牢记一支像纳尔瓦团这样训练有素的部队，在向它的侧翼和后方重新展开（成横队）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最后，军官必须注意到他们麾下士兵的功绩，以此来鼓励士兵，让他们获得团长的关注，在适当的场合推荐他们得到晋升，甚至成为军官。“不论此人来自什么背景，得到一位真正勇敢的人总是对军官团有益的。”[24]

另一位出色的指挥官是德米特里·涅韦罗夫斯基（Dmitrii Neverovsky/Дмитрий Неверовский），他在1807年11月被任命为精锐的帕夫洛夫斯克（Pavlovsk/Павловск）掷弹兵团名誉团长。涅韦罗夫斯基是那种受到俄军喜爱的将领，他的背景在军官中堪称典型。他父亲拥有30名男性农奴，被和他同一阶层的贵族们选为行省中层官员。由于有不下14个孩子需要照顾，家中的生活是清苦的。尽管涅韦罗夫斯基来自位于现今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Полтава），但是在1812年的世界上，他被当作俄罗斯人（他实际上也是俄罗斯人）。和许多乌克兰居民一样，他是一位优秀的骑手。他实际上接受了比普通行省贵族更好的教育，不仅能够读写俄文，还学习了拉丁文和数学。也许这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位地方显贵彼得·扎瓦多夫斯基（Petr Zavadovsky/Пётр Завадовский）伯爵的帮助，后者欣赏他的父亲，把涅韦罗夫斯基带到自己家里，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中提供了帮助。然而，年轻的涅韦罗夫斯基还是享受了行省贵族艰苦、自由、充满冒险的青年生活。在领导能力方面，涅韦罗夫斯基的洪亮声音、笔直姿势和自信为他赢得了尊重，他的体型也是如此，涅韦罗夫斯基有接近两米高，这超出了他麾下的绝大部分掷弹兵。

最重要的是，涅韦罗夫斯基诚实、坦率、慷慨又好客，他也非常勇猛。这些对一位俄国团长而言都是传奇般的品质。涅韦罗夫斯基对他麾下士兵的食物和健康状况也保持密切关注。当他接管这个团时，他发现其中两个连逃亡率较高。和其他许多高级军官一样，他相信如果俄军士兵都被迫逃亡的话，那么就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军官无能、残暴或是腐败。这两个连的连长很快就被赶走了。与此同时，他设立了一座团属学校训练士官，教授他们如何读写。他尤其强调对士兵们进行枪法训练，亲自检查步枪的保养状况，和他的士兵一起参加射击练习。[25]

如果说好枪法对帕夫洛夫斯克掷弹兵团这样的战列步兵相当重要的话，它对职责在于展开散兵战并以准确火力消灭敌军军官和炮兵的轻步兵（他们在俄国被称为猎兵）就更加重要了。然而，我们在这里有必要稍微小心一点。拿破仑时代的轻步兵历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涂抹了神话和意识形态的色彩。考虑到当时所能得到的武器的特性，在拿破仑时代的战场上，大部分情况下仍然只有列成紧密队形的步兵集群才能带来赢得胜利的火力和冲击力。而且并非每个猎兵都是热爱自由的武装公民。轻步兵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军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1812～1814年，欧洲最好的轻步兵可能是威灵顿麾下轻步兵师里坚韧不拔的职业士兵，他们和武装公民之间的差距已经到了能够想象的极限。[26]

乔治·卡思卡特（George Cathcart）将军曾随同俄军作战，也能够很好地对各国情况加以比较。他对俄军猎兵的评论是公平又现实的。关于轻步兵，卡思卡特认为：

个人才智是主要的必需品，法国人无疑从天性而言是世界上最机敏的轻步兵……俄国人像英国人一样，在阵地战中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要优秀，但在所有方面都表现突出是很困难的。俄英两国所希望的大目标终究是在队列中保持坚定，和前述的驯服行为一样，较之更加活跃的民族，他们自然不大能够适应轻步兵的要求；然而这两个国家都有专门从事轻步兵战斗的部队，都在这个特殊领域得到了恰当的训练，都证明他们能够凭借训练和与其战斗的任何人达到同一水准。[27]

俄军的猎兵团自七年战争起就已经存在。到1786年为止，俄军中已有近30000名猎兵。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指挥过猎兵团，事实上他还为猎兵撰写过基本条令。训练猎兵的1789年条令强调了枪法、机动性和娴熟利用地形进行隐蔽的重要性。例如：猎兵必须学会仰面倒地装填子弹，从障碍物和地面褶皱后方射击，也必须掌握以装死或者伸出高筒军帽作为目标的方法诱敌。猎兵和格里戈里·波将金以及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紧密相关。波将金引入了适合南方草原和巴尔干地区的气候与自然环境的舒适、实用的制服。猎兵条令要求士兵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擦拭步枪上。

这一切都没有让猎兵得到帕维尔一世的喜爱，他将轻步兵的数目削减了2/3。尽管有必要警惕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历史编纂学上对德意志学究的攻讦，但这一回俄国历史学家认为帕维尔对阅兵场上精密复杂训练的痴迷影响到了俄军整体、对猎兵影响尤为恶劣的看法是正确的。乔治·卡思卡特认为农奴制并非轻步兵的理想背景，这无疑也是正确的。施加在新兵身上、意图将他们从农民转变为士兵的纪律惩戒也对轻步兵无益。在1807年之后，军队上层广泛认为有必要扩张猎兵规模，重新训练猎兵。以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和彼得·巴格拉季翁为例，这两人都曾担任猎兵团长。然而一些高级军官认为，很难相信俄国农民会成为优秀的轻步兵。这可以轻易作为他们未能明智地训练士兵的托词。正如格奈泽瑙在1812年春季注意到的那样，俄军猎兵的训练时常过于死板、复杂、形式主义。[28]

虽然如此，却也不能夸大俄军猎兵团的不足。总体而言，猎兵在向莫斯科退却过程中的后卫作战里表现良好，在博罗季诺表现也不错。关键的一点是，俄军到1812年已经有超过50个猎兵团，这在理论上意味着猎兵人数远远超过100000人。各个团之间的质量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在1810年10月，有14个战列步兵团被改编成轻步兵团，由于所有资料都认为俄军中的真正猎兵部队要比战列步兵更擅长独立行动，人们会料想他们起初是质量低劣的散兵。另外，那些曾于1807～1812年在芬兰、高加索作战或者与奥斯曼人交战的猎兵可能是最优秀的。[29]

在实战中有足够的目标，也没有对实弹使用的限制。第2猎兵团的团史作者写道，轻步兵的枪法、对地形的运用能力和小规模作战技能在芬兰森林中的战争里得到了绝佳的训练。朗热隆将军回忆说，第12、22猎兵团具备在高加索地区和切尔克斯神枪手战斗多年的经验，因而居于他军中最优秀的射手之列。根据第10猎兵团团史作者的看法，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是如此，在此期间这个团有时需要一边在巴尔干的丘陵地带不断展开前哨战和伏击战的“小战争”，一边在5天内行军超过130公里。奥斯曼的袭击分队时常拥有比俄国猎兵更好的枪支，也是更为优秀的射手，至少在后者吸取了足够经验之前确实如此。[30]

1812年俄军猎兵团之间的质量差异在敌军看来时常相当明显。萨克森军队入侵俄国后遇到的第一批俄军散兵是厄特尔（Oertel）[31]将军的军里经验不足的部队。一位萨克森军官记录说：“俄军当时还不是1813年那样的俄军……他们还不能理解如何以疏开队形展开散兵战”。几个星期之后，当萨克森人第一次遭遇到来自多瑙河军团经历诸多战役后刚刚离开巴尔干的猎兵老手时，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震撼。这些人是“萨肯军中的优秀俄国猎兵。他们运动十分老练，射击也同样相当准确，他们的枪支比我们好得多，有效射程相当于我们两倍，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32]

如何训练并使用轻步兵是《军事期刊》（Voennyi zhurnal/Военный журнал）上的讨论话题之一，这份期刊在1810～1812年首次出版，主编是聪明过人的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拉赫曼诺夫（P. A. Rakhmanov/П. А. Рахманов）上校。《军事期刊》意在鼓励军官思考与专业相关的事务，里面的一些文章是从外国“经典”著作中翻译过来的。它们向俄国军官介绍了诸如安托万·德·若米尼（Antoine de Jomini）、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比洛（Friedrich Wilhelm von Bülow）、亨利·劳埃德（Henry Lloyd）等主要外国军事思想家的思想，另一些文章则关注军事历史或者近来俄国战争中的轶事。然而，还有相当多的关注当代关键问题的文章，它们时常是由匿名的现役军官撰写的。《军事期刊》上当然不能公开讨论即将与法国发生的战争状况，不过从里面关于要塞的作用、进攻与防御战争的相对优势等问题的文章中却能轻易读出此类隐含意味。《军事期刊》上也讨论了如何在战场上恰当部署炮兵、总参谋部的角色、军事教育应当给军官团灌输怎样的价值观和军事技能等问题。《军事期刊》的订阅名单令人印象深刻，一些团长给下属军官们买了很多份，但也有许多个人订阅者，这些人当然主要来自所谓的新兴军事知识阶层。[33]

这一知识阶层的核心是总参谋部，这些年里它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提高。事实上可以确信不疑地说，真正的俄国总参谋部是在1807～1812年首次出现的。俄国在1805～1807年遭遇的惨败明确意味着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参谋机构。1805年时引导俄军奔赴战场的参谋人数太过稀少，他们所受的参谋勤务教育也很差。库图佐夫的俄国参谋长是一位有德意志血统的优秀水道测量家，他事实上没有战时军事行动的经验。从各个方面来看，格哈特（Gerhardt）少将都的确是当时典型的俄军参谋——这些人当中最优秀的是制图学家、工程专家甚至天文学家，但是很少有完全符合军人定义的人。甚至那一小部分有过军事经验的参谋通常也只参加过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与土耳其人的战争并不能使参谋们做好在1805～1814年对抗拿破仑的准备，他们需要面临的诸多重要任务中包括：选择有利战场，使俄军部队能够借此对抗欧洲最优秀军队的战术机动性、集群炮兵和娴熟散兵战术。[34]

库图佐夫的随从中，最为人所知的两位俄军参谋是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伯爵和卡尔·冯·托尔。这两个人从1805年学到了教训，是在其后数年里创建能够有效开展工作的总参谋部的关键人物。沃尔孔斯基是一个矮小敦实的人，作为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一名军官，他在少年时期就认识了亚历山大。虽然如此，他在君主面前仍然多少有些敬畏，也对君主保持绝对的忠诚，对君主的意愿毫无怀疑。沃尔孔斯基和蔼、谨慎又温和，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工作得也异常努力。他是一位直入问题核心的高效行政管理人员。沃尔孔斯基冷静、耐心的良好举止使他1813～1814年在联军总部里成了一名有用的外交官，由于对立的自我意识和不同的国家视角引发的争吵在那儿已经发展到了有失控危险的地步。没有人曾声称沃尔孔斯基有一个杰出的头脑，他更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但是他选择了第一流的下属——尤其是卡尔·冯·托尔和约翰·冯·迪比奇——还有信任并支持他们的判断的良好直觉。倘若没有沃尔孔斯基的辛勤工作、政治技巧和关系纽带，1812～1814年的俄军总参谋部地位会削弱很多，效能也会低不少。即便在他做出一切努力后，当战争于1812年开始时，参谋人数也依然太少，其中的太多人又过于年轻、缺乏经验。[35]

沃尔孔斯基从巴黎——他在那里对法军的参谋机构展开了研究——回国后，就和巴克莱·德·托利建立了贯穿这一阶段始终的良好工作关系。在拿破仑入侵前的两年里，他让俄军总参谋部走上了正轨。作为沃尔孔斯基的助手，托尔制订了一份指导参谋的手册，其中规定参谋的主要责任同军队部署、运动以及选择战场的一切事务有关。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伊里奇·哈托夫（A. I. Khatov/А. И. Хатов）正在从事对人数日渐增长的聪明少年军校生的教育工作，他们将成为日后的基层参谋，沃尔孔斯基自己则在诱使一些十分能干的军官转入总参谋部，这些人中还有一位来自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名叫迪比奇的军官，他后来将成为其中最著名的人。让许多有过前线军事经历的军官和一些年轻的俄国贵族进入参谋机关，有助于减少初生的总参谋部和军长、师长间的分歧与猜疑。参谋在1805～1812年获得的战争经验对此也有益。

虽然如此，不信任感依然存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1810年到来，那时亚历山大宣布，司令部里的所有参谋职位此后都应当留给受过训练的总参军官。传统上指挥官会通过勤务总监和一群副官运作司令部，副官里的许多人都是他的亲属、朋友和受庇人。按照俄国军队和官僚体制的特有习惯，司令部就像一个大家族。现在职业主义正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出一条道路，扰乱这个安逸又传统的安排。指挥官或许会发现这一原则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或许也会怀疑安插到身边的未知的、年轻的而且时常并非俄罗斯人的参谋是否真正具备实战能力，这和组织行军、画地图可谓截然不同。

此外，使用朋友和受庇人运营司令部的传统方法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这些人会忠诚于他们的庇护人。难道按照没有人情味的职业背景安排的未知参谋可以保证这一点吗？托尔在给参谋的手册中强调说，对指挥官的忠诚是最重要的。但那并没有阻止亚历山大要求巴克莱军团和巴格拉季翁军团的参谋长直接向他报告司令部里一切他感兴趣的事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俄军的指挥架构在1812～1813年里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最终安稳下来。总参谋部的历史学家认为，托尔马索夫（Tormasov/Тормасов）的第三军团之所以要比巴克莱的第一军团或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更快地安定下来，是因为托尔马索夫本人和他的所有主要参谋都来自陆军元帅列普宁（Repnin/Репнин）公爵的旧人际网络。[36]

正如这一事实表明的那样，如果说1807～1812年俄军在某些方面得以焕然一新的话，那么它在其他方面却依然保留着旧有的习惯和问题。总体而言，1812年6月时的俄军要比拿破仑此前在1805年遭遇的俄军规模更庞大，质量也更好。除了1807～1812年采取的特别改革措施之外，俄军也得益于它较之7年前大大增加的欧洲战争经验。这一点在近卫军中最为明显，帕维尔一世开始将他们从帝国宫廷装饰品转变成精锐部队，但是当近卫军下属各团在1805年参战时，他们还只有极少的作战经验。以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为例，所有军衔低于上校的军官、所有军士长和大部分军士都没有参加过战斗。[37]在1805～1807年见过血并在此后数年里补充了来自各个常规团的老兵后，近卫军如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精锐的作战预备队，它的投入能够决定会战的命运。虽然如此，军队最基本的优缺点自1805年以来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它的优势在于轻骑兵的数量、质量和步兵的巨大勇气、纪律与忍耐力。与之相对的缺点则是指挥层的问题，这主要意味着将领间的对立和难以找到一位既有能力又有权威的总司令。

一旦开始探究应对入侵威胁的俄军部署细节，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了。因此将俄军原则上分成三条防线的想法是有用的。

第一线由近卫军、掷弹兵和大部分常规部队组成。它起初分为巴克莱·德·托利的第一军团和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彼得堡在得知法奥同盟后，便于1812年5月组建了由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将军指挥的第三军团，以保卫通往乌克兰北部的道路。这3个军团及其所属哥萨克团合在一起仅有242000人，这大约略多于拿破仑第一波入侵军队的一半。如果他们被歼灭的话，这场战争会就此结束。倘若没有这些部队的训练核心，就不能在战时重建一支足以挑战拿破仑的军队。

理论上1812年6月时俄军的花名册上应当有近600000人，但它实际上只能把人数不到一半的部队投入到对抗拿破仑的第一线，这看上去相当令人惊讶。一定程度上这不过反映了俄军花名册上的人头和队列中实足士兵之间通常会有的差距。总会有许多人要么得病，要么被分派执行各种任务，或者甚至已经死亡却没有被从花名册上除名。然而，此外还有许多部队被部署到了其他战线上，这包括42000名在高加索的士兵，其中许多人正在参加对波斯的战争。最重要的是在芬兰的31000人和在克里米亚（Crimea/Крым）与南乌克兰的17000人，以及接近60000名多瑙河军团的士兵，最近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和约刚刚让他们腾出手来。这些部队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虽然他们距离战场太过遥远，因而无法加入1812年夏季的争斗，但是如果战争能够进一步延长的话，这些人的影响也许会是决定性的。[38]

第二条防线是由后备部队守卫的。这支部队中一部分人来自常规部队的后备步兵营和骑兵中队。这一阶段的俄军步兵团由3个营组成，每个营理论上有750人左右。在战时第一营和第三营会一起征战，第二营则被指派为“后备营”，留在后方。胸甲骑兵团和龙骑兵团由5个中队组成，其中一个中队被留在后方作为后备部队。轻骑兵团的10个中队中有两个被称为“后备中队”，留在后方。这些后备单位的功能是补充一线部队、守卫团属仓库、训练新兵以及收集并分配补充的新马（这是骑兵所要做的）。[39]

不幸的是，实际状况要比这个简单的描绘复杂一些。正如时常发生的那样，对这些规则来说，近卫军是个例外。它们的步兵团以整整3个营的兵力奔赴战场。[40]此外，所有俄军步兵营——包括近卫军、战列步兵和轻步兵——都是由4个连组成的。这4个连中的精锐连被称为“掷弹兵连”，其他3个通常被称为“火枪兵连”。尽管战列步兵的第二营会被留作后备部队，但它们的掷弹兵连会前往前线。这些连通常会被并入所谓的“混合”掷弹兵营、旅和师。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中有两个这样的师，它们都参与了博罗季诺之战。

一连几位里加总督［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马格努斯·冯·埃森（Magnus von Essen）］都在1812年和俄军总部关于组成里加守军的后备营质量有过激烈的争论。不仅是总督，就连俄军首席军事工程师卡尔·奥珀曼将军都抱怨这些后备营原本人数就严重不足，训练也时常十分低劣。亚历山大否认了这一点，认为优秀的团就有优秀的后备营，反之亦然。常识表明洛巴诺夫、埃森和奥珀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任何把部队带上战场的明智团长都可能会把他打算摆脱的较弱部队留到在后方服役的后备营里。根据定义来看，一个让出了精锐掷弹兵连的营也会在规模和质量上有所下降。然而亚历山大坚持认为，许多在巴格拉季翁麾下服役或者加入了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伯爵第一军的后备营在1812年打得很好，这也是对的。[41]

俄军“第二线”的另一半部队是由阿拉克切耶夫在1808年创立的意在缓和农民转入军役过渡时期的后备新兵兵站所组成的营。1811年时，随着战争的逼近，俄国决定把已经在所谓“一线”兵站里基本完成训练的新兵编成后备营。这些营被官方称为它们所属团的第四营。它们的训练核心是由母团派来在兵站训练新兵的军官、军士和老兵。第四营后来被并入了后备旅和后备师里。1812年3月时出炉了将“第二线”的所有后备单位都并入3个后备军团里的计划。这3个军团将能够及时增援巴克莱、巴格拉季翁和托尔马索夫。如果一线军团被击败或被迫撤退，他们将能够在这3支后备部队掩护下撤退。[42]

这一计划从未实现，事实上后备军团在1812年并不存在。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拿破仑推进得远比预期快，俄军后备单位因而被迫在组成这样的军团前就拔营撤退。更重要的是，1812年时许多后备营必须重新部署以增强一线防御。当托尔马索夫的第三军团在1812年5月创建，以应对来自奥地利的新威胁时，它就包括了许多后备营（即第二营）。18500人的里加守军中，大部分部队是后备营，分派去守卫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Бобруйск）、基辅和迪纳堡（Dünaburg/Динабург）的规模相对较小的部队也是如此。在放弃迪纳堡后，它的守军与守卫通往彼得堡道路的维特根施泰因军会合。

与此同时，在新兵兵站建立的87个第四营（新兵组成的后备营）中，有12个加入了里加守军，6个在维特根施泰因麾下作战，但其余部队都被并入了退却行军途中的第一、二军团。博罗季诺会战前夕，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Mikhail Miloradovich/Михаил Милорадович）将军率领余下的最后一批后备营集群部队和库图佐夫会合，这批部队约有13500人。第四营都被解散了，它们的士兵则被补充到库图佐夫下属各团里。此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第四营里的新兵从未见过他们的母团，因此对团只有很少的归属感。此外，充斥着从未参战士兵的营也是无法在会战里依靠的。但是这些人都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被分配给库图佐夫麾下经验丰富的部队之后，他们会成为稳定且有价值的补充力量。此外，这一政策也让第四营的军官和士官们能够去指导战时征兵动员起来的大群新兵。[43]

俄国的第三条防线理论上是帝国的所有壮劳力。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开战时已经加入军队的数十万士兵外，还有超过100万人被动员进入武装力量。然而这100万人中很少有人在1812年参加了实战，而且既然有这么多可以支配的资源，亚历山大却让自己延缓了对潜在人力的动员，因而使自己开战时在兵力数量上严重低于拿破仑，这看上去也令人奇怪。

关于这一点存在不少看似有理的解释。拿破仑麾下入侵部队的全部规模要到1812年初才变得明显，亚历山大也不打算以招摇地扩张俄军规模来激怒拿破仑。也许更重要的是训练核心和财政问题。除非有足够的军官和军士来训练并率领新兵，不然动员大群新兵还让政府负责出钱填饱他们的肚子是毫无意义的。政府竭尽所能在1807～1812年创建有效的军事训练核心：各个团奉命去培训低级军士；建立了3个所谓的掷弹兵训练营，将合乎要求的年轻士兵训练成军士长和军需军士；还为潜在的军官提供了一系列诱惑，例如战死军官的遗孀会得到军官的全薪作为抚恤金。最重要的是，战争部创建了所谓的贵胄团（Noble Regiment/Дворянский полк），它附属于第二军官学校，提供了免费的速成军官培训课程。1807年到1812年底的这段时间里，超过3000名年轻人在该团毕业，得到了军官委任，其中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常规步兵部队。即便如此，在战前和战时找到可靠的军官和军士训练核心总是比网罗新兵更大的问题。[44]

亚历山大在拿破仑入侵时的行动和言辞提供了关于他想法的一些线索。他在1812年8月告诉一位芬兰官员，唯一团结俄国社会、使其为击败拿破仑所需的巨大牺牲提供支持的方法就是让拿破仑被看作侵略者，让他入侵俄国领土。皇帝明确感到，在俄国土地上作战时，他能够呼吁俄国社会为扩张军事实力提供“志愿”捐献，如果像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其他战争那样主动发起战争或在境外作战，他就无法奢望采取这一方式。在拿破仑入侵前夕，亚历山大已经开始呼吁俄国社会做出上述捐献。因而对一个已经破产了的政府而言，将全面动员一直拖延到战争已经近在眼前、可以向全社会乞求捐献的时候是符合政治和财政上的逻辑的。俄国政府在1812年始终继续执行这一政策。[45]

战争计划的制订早在1810年就开始了。巴克莱·德·托利在当年3月向亚历山大呈递了一份名为《俄罗斯西部边境防御》的备忘录。这份文件之所以重要，既是因为它提到的东西，也是因为它没有提到的东西。其中大部分主张都成了巴克莱和亚历山大制订的一切后续计划的基础，最终也只有这两个人能够真正决定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巴克莱强调，俄国的所有边境中，西部边境是最脆弱的。这条边境线十分漫长，自然和人工形成的防御设施又很薄弱。和俄罗斯的其他边境不一样，西部边境在卡尔十二（Karl XII）兵败波尔塔瓦以来的一个世纪里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这说明了为何它会缺乏防御工事。战争大臣指出，如果数量上处于明显优势的敌军入侵俄国自1772年以来从波兰兼并的土地，俄军将难以守卫这些领土。能够守住这一地区的要塞网络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和至少25年时间才能建成。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必须在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展开一场战斗撤退，它必须吃掉、移掉或者毁掉行经地区的一切食物和草料，让敌军在一片荒芜中勉力维持。

关键的工作重点是，沿着俄军必须坚守的德维纳河（Dvina/Двина）和第聂伯河一线建立一道坚固防线。必须修建相当数量的要塞和筑垒营地以加强防线。巴克莱认为，敌军“最有可能”的主攻方向是朝向基辅的东南方向，尽管朝向库尔兰（Courland/Курляндия）和利沃尼亚（Livonia/Ливония）的东北方向也是有可能的。在这两种状况下，俄军面临敌军推进时都必须努力以战斗撤退延缓敌军速度，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冒险展开大会战。随着受到敌军威胁的军队退入筑垒营地，位于防线另一端的俄军部队就会攻入敌军后方。巴克莱补充说，“我们不能期望敌军胆敢在中央方向上推进”——也就是朝向明斯克（Minsk/Минск）和斯摩棱斯克（Smolensk/Смоленск）方向——但如果敌军真的这么做的话，部署在那里的规模不大的“后备军团”会在前方拖住敌军，而两个俄军主力军团则会攻入它的侧翼和后方。

在俄军现存的23个师中，巴克莱认为需要把8个师留在芬兰、高加索和奥斯曼边境守卫这些地区，这还是建立在假定芬兰境内已经修筑了一些要塞、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处于和平状态、奥地利也没有入侵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基础上的。即便在这种乐观状况下，也只有15个师——仅有200000人——能够用于西部战线。其中7个师会被部署到南方，换句话说就是俄军防线左翼，它们要挡住敌军向基辅的推进。4个师会被集中到防线右翼的库尔兰，它们之间的庞大空隙里是仅有4个师的后备军团，它们要被部署在维尔纳和明斯克之间。

不知出于何种理由，巴克莱对如果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一线的防线被突破会发生什么不置一词。他也没有冒昧地指出到底这200000人是否足够。那时巴克莱刚刚上任数周，也许他觉得在和君主第一次讨论战略时鼓吹放弃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就已经足够冒险了。[46]

巴克莱写下这份备忘录后的两年时间里，在面临拿破仑的威胁时到底应当采取防御战略还是进攻战略，俄军将领们展开了辩论。考虑到由巴克莱在1810年3月最早提出的防御战略是俄军后来接受的战略并最终也被证明为成功战略的这一事实，防御战略看上去是个不言自明的正确选择。事实上这一点在当时却没那么明显。重要将领们为进攻战略提出了许多明智的计划。需要注意的一点是，1810年3月～1812年4月，巴克莱·德·托利和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都主张至少要对普鲁士和华沙大公国抢先发起有限度的进攻。纯粹防御战略的首要鼓吹人是卡尔·冯·普菲尔（Karl von Pfühl）中将，他此前是普鲁士高级参谋，在1806年12月被纳入俄军。普菲尔的主要助手是路德维希·冯·沃尔措根（Ludwig von Wolzogen）中校，他将负责选择普菲尔的防御战略所依靠的著名筑垒营地位置——德里萨（Drissa/Дрисса）。但是在1811年10月，就连沃尔措根也认为进攻战略会更有效。[47]

这一主张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每个人都明确知道，除非俄军能够在战争开始时前进，不然就没有机会将普鲁士维系为盟友。直到1811～1812年的冬天，这个问题都悬而未决，俄普两国签订了一份协定，要求俄国保证发起攻势，但是它从没有被普方批准生效。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与法国争夺波兰人的效忠。正如本尼希森在1811年2月主张的那样，俄军攻入华沙大公国境内会阻碍拿破仑在俄国西部边境地带动员波兰人支持他的愿望。如果俄军攻势的精神影响和对波兰人做出有吸引力的政治让步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许很大一部分波兰军队会加入俄国一方战斗。[48]

发起攻势也有强有力的军事理由。入侵华沙大公国就意味着是波兰土地而非俄罗斯土地要承担战争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如果拿破仑入侵俄国的话，华沙大公国和东普鲁士将是他的主要基地，就需要在那里预先聚拢庞大的仓储物资，以负担侵略大军的消耗。在这支大军横穿欧洲赶往俄国边境地区占据出发阵地时，他们的仓库和在大公国里的食物、草料资源在俄军抢先发起的攻势面前会是相当脆弱的。对明智的入侵者而言，在俄国境内的作战时期会相当短暂。在6月初之前入侵是愚蠢的，因为那时的原野里还没有足够的草料来喂养马匹。又因为在11月会开始降雪，这就让作战时期减少到不足5个月。一场先发制人的俄军攻势至少会延缓拿破仑的进攻计划，为俄国多争取一年准备防御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俄军将领们鼓吹进攻是因为他们理解纯粹防御战略会有多危险、多困难。西部边境极为漫长。如果俄国继续和土耳其作战的话，法国或奥地利军队就可以入侵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Бессарабия），继而威胁到黑海北岸的整个俄军防御区域，拿破仑的主力军则会同时把大部分俄军牵制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1812年春季，与奥斯曼帝国缔结的和约以及奥地利不会从加利西亚入侵俄国的许诺暂时终结了这些担忧。

即便如此，俄国与东普鲁士和华沙大公国的边境本身就已经很漫长了，俄军必须要守卫通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道路，后者可以被西面的斯摩棱斯克或西南面的卡卢加（Kaluga/Калуга）直接威胁到。对基辅和乌克兰的防御也是头等要务。俄军因而会分散得很单薄。通过庞大的普里皮亚季（Pripet/Припять）沼泽的交通线也是极为薄弱的。保卫乌克兰的俄军南方部队只能孤军奋战。拿破仑完全能够堵住跨过沼泽的两条干道，将他的大部分军队转向俄军的这一半或那一半防御区域。

将主动权交给敌军是防御战略的特性。再加上西部边境的地理特征，这会给拿破仑击穿、分割俄军并将其各个击破的良机。穿过俄军防线中央地域以后，他届时会拥有处于俄军各部之间、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巴格拉季翁、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和皇帝的舅父符腾堡的亚历山大公爵都在1812年最初几个月里强调了这一危险。[49]

让状况更糟糕的是，贫穷的西部边境地带难以供养集中起来一连数周不动的大军——除非在收获之后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一旦军队集中起来，发病率也会迅速上升。此外，将某一地区的食物供给吃干净、不留给法军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把俄军分散部署在广阔区域内，以军队征用补给来替代收税。俄国政府在4月底宣布边境省份进入战争状态，这有助于进行征用，但俄军总部不希望过早把军队集中在太过狭窄的区域内。无论如何，拿破仑离开巴黎后，俄国的情报来源就在一定程度上枯竭了。拿破仑本人期望着俄军发起攻势，他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最终决定了入侵计划。此后他当然尽最大努力去隐藏计划中的主攻方向。直到1812年5月底，俄国人才开始对敌军主攻区域有了清晰的认识。[50]

在巴克莱的1810年3月备忘录中，他曾表示俄国的西部边境无论人工防御条件还是自然防御条件都很薄弱。其他许多军官从那时到1812年6月之间撰写的报告对这一主题做了补充。俄国的军事工程师在那些年里疲于奔命。1807～1811年，规模很小的工程师队伍既要被部署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港要塞，防御可能发生的英军攻击，又要部署到高加索，还要去巴尔干奋力加固从奥斯曼人手里夺取的防御据点。从1810年3月起，它又被加上了以快到危险的速度在西部边境修建要塞的庞大任务。正如许多备忘录中曾经指出的那样，被拿破仑绕过的要塞会给他脆弱的交通线造成巨大威胁，这会减缓他的推进速度。更重要的是，一支在后方没有要塞又处于撤退中的军队就没有地方安置它的补给与辎重车队，因此总要受到保护它们的需求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就会倾向于快速撤退，因为只有距离能够提供保护。[51]

然而不管要塞是多么必要，它们都难以在两年内拔地而起。在防线南翼，俄国人成功地在基辅准备好了抵御围困的防御设施，在博布鲁伊斯克修建了一座坚固要塞。在北翼，里加得到了加固，尽管工程师部队指挥官奥珀曼将军对它提出了质疑，认为除非有一支庞大的守军，不然里加可能会无法长期抵御正式攻城战。德维纳河上的迪纳堡新要塞完工以后，奥珀曼就希望把里加的所有补给和仓储物资都移动到那里去，因为他担心如果里加落入法军手中，就会对俄军主力军团的后勤构成威胁。

然而不幸的是，迪纳堡不可能在1812年夏天完工。这意味着俄军防线的整个中央地段都是敞开的。正如本尼希森指出的那样，中央地段提供了通向俄罗斯帝国核心领土的通道，核心领土中包括了军队可能在莫斯科省和斯摩棱斯克省设立的补给基地。让状况更糟糕的是，庞大的中央地段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天然屏障。沃尔措根曾经奉命去德维纳河沿岸选择防御阵地，并最终把筑垒营地选在了德里萨。即便如此，他也警告说德维纳河上游的2/3河段相当浅，在夏季很容易徒涉。此外，德维纳河上的多数地段西岸要比东岸高，这对守军相当不利。巴克莱还从更加权威的声音那里得到了同样的建议，奥珀曼将军在1811年8月告诉他，“不管个别阵地可能有多好”，德维纳河都无法用来挡住敌军真正认真的推进。这一论断的理由则是，“这条河在夏季很容易跨过，接近河岸的地区几乎处处空旷而易于通过，在河岸或者河岸附近的任何阵地都能够被包抄”。[52]

在波罗的海海岸线上的里加和远在南方的博布鲁伊斯克之间，1812年6月时唯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是在1812年春季开始修建的位于德里萨的筑垒营地，从那里可以沿德维纳河上溯到维捷布斯克（Vitebsk/Витебск）。亚历山大的非官方顾问普菲尔将军把德里萨营地作为他计划中对帝国核心地带防御的关键。普菲尔预计，等到拿破仑的军队接近德里萨时，在穿过已经荒芜的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后他们会精疲力竭，数量上也会大为减少。如果法军试图突击第一军团主力遁入的筑垒营地，他们就会面临严重的战术劣势。如果他们试图越过德里萨河，第一军团就可以攻击他们的侧翼，巴格拉季翁和普拉托夫（Platov/Платов）的部队与此同时则会深入拿破仑的后方。

普菲尔的计划和巴克莱在1810年3月的提议理论上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同样依赖战略退却和对弃守领土的破坏，在最终挡住法军时也都依赖筑垒营地作为强化守军的手段，在其他俄军部队的角色上，也都依赖他们去攻入拿破仑的侧翼和后方。普菲尔仅仅是把巴克莱对俄军防线两翼的概念转移到中央地段上来，巴克莱当时认为两翼会面临最大的威胁，而现在看来拿破仑最可能的主要打击目标则是中央地段。但是巴克莱的筑垒营地需要依靠要塞的支撑——北翼是里加，南翼则是博布鲁伊斯克。由于迪纳堡要塞并不存在，德里萨就只能独自坚持了。此外，巴克莱在1810年并未预计到俄国会遭到一支多达500000人的大军的入侵。

即使在1812年，普菲尔也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拿破仑侵略军的规模。能够接触到俄国获得的情报材料的人只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里。到1812年3月为止，亚历山大、巴克莱和他们实际上的情报主管官员彼得·崔克维奇（Petr Chuikevich/Пётр Чуйкевич）已经了解到，拿破仑的第一波军队就会有450000人之多。这么大规模的一支军队能够毫无危险地同时困住并包抄德里萨。它也能够毫无困难地挡住巴格拉季翁和马特维·普拉托夫发起的任何攻击。如果第一军团遁入德里萨的话，它可能会像1805年战局之初马克在乌尔姆（Ulm）的军队一样，在被包围后轻易束手就擒。

虽然如此，亚历山大对1812年战局的计划至少在表面上是围绕德里萨筑垒营地展开的。俄军要在战争爆发后战略撤退到德里萨，接着试图在德维纳河一线挡住法军。也许亚历山大确实相信普菲尔的计划。他对自己麾下本国将领的能力通常没有什么信心，因而总是倾向于把外国军人的意见置于本国将领的意见之上。此外，普菲尔做出的诸如拿破仑的补给何时会耗尽的“科学”预言可能也迎合了亚历山大对清晰、抽象想法的爱好。皇帝无疑相信，普菲尔的计划与巴克莱此前的提议是基于同一观念上的。他可能也会想起，本尼希森在1806～1807年挡住了数量上两倍于己的敌军长达6个月之久。无论如何，对这一决策还有相当的讽刺空间。尽管亚历山大担心拿破仑可能会深入俄国核心地区，但他并不希望拿破仑这么去做。对拿破仑可能会在战局开始时攻入大俄罗斯的任何公开承认都会毁掉皇帝的信用，更不用说围绕这一想法制订计划了。如果要把拿破仑挡在大俄罗斯边界之外，当时看上去唯一可行的就是普菲尔的计划。要是这一计划失败的话，亚历山大知道普菲尔将成为理想的替罪羊。作为一个毫无庇护的外国人，他也会被俄国将领们蔑视为对战争一无所知却又卖弄学问的德意志参谋的一个缩影。[53]

尽管亚历山大甚至可能在1812年6月都对普菲尔的计划保持着信心，但考虑到巴克莱从军队的工程主官那里得到的建议，很难相信经验丰富的他会让这一计划影响到自己关于战争应当如何进行的思考。然而从巴克莱的角度来看，德里萨营地终究没有坏处。因为它是由当地劳动力修建的，所以几乎没有消耗掉他的资源。在军队撤退途中，它也是一个有用的歇脚点，还是几乎唯一可以为撤退中的军队修建得到了一定保护的仓库的地方。无论如何，俄军战略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皇帝而非巴克莱手上。关于巴克莱在战争前夕想法的最好向导却是崔克维奇于1812年4月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它无论对筑垒营地整体还是对德里萨营地个体都不置一词。

崔克维奇的分析和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此前表达的想法很接近。他指出拿破仑的整个战争体系依靠的是大会战和快速取胜。对俄军而言，胜利的关键是“计划并实施一场完全与敌军希望相反的战争”。他们必须撤退，以占据相当优势的骑兵袭扰敌军交通线，拖垮拿破仑的军队。“除非我们已经退到了补给基地，不然都必须避免大会战”。在此前的战争中，当拿破仑遇到阻碍时，他曾经犯过相当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的敌人没能利用它们。俄军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在追击战败之敌时，它的骑兵能够被证明是致命的。下定决心在取得胜利之前拒不和谈并将战争一直进行下去也相当重要，但同时也要谨慎。应当以通过拒绝会战挫败了汉尼拔的罗马将领法比乌斯作为指导，还要效法威灵顿在半岛的战略撤退政策。“不管这个建立在谨慎基础上的战略有多么不适合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我们必须记住，在一线部队后方没有任何已经组织起来的后备单位，第一、二军团的全军覆不可能对祖国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被损失一些省份吓住，因为国家的存续取决于军队的存续。”崔克维奇也主张采取多种手段在拿破仑后方的欧洲掀起暴动。尽管这并不现实，却可以作为对他、巴克莱和亚历山大的一个有用提醒：在俄国进行的1812年战局仅仅是旨在摧毁拿破仑在欧洲主导地位的长期战争中的第一步。[54]

崔克维奇的备忘录并没有涉及细节。它并没有特别指出拿破仑的前进将在哪里停下。和普菲尔不一样，崔克维奇是一位讲求实用的军人，他了解战争的不确定性。但是读过这份备忘录的人都不会相信，拿破仑的推进会在西部边境地区就停顿下来。战争将会蔓延到俄国腹地，这个危险显而易见。事实上巴克莱和亚历山大一直以来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任何一位俄国领导人都知道卡尔十二是怎样深入帝国内部，而后又是怎样被彼得大帝歼灭的。这两次入侵的相似之处足够明显。就在拿破仑入侵的前夜，罗斯托普钦伯爵致信亚历山大，“倘若不幸的状况让我们决定要在得胜的敌军面前撤退，即便如此，俄罗斯皇帝在莫斯科仍是有威胁的，在喀山会令人恐惧，在托博尔斯克（Tobolsk/Тобольск）就不可战胜”。巴克莱本人1807年在疗伤时做了长时间发言，表明有必要诱使拿破仑深入俄罗斯，给他一场新的波尔塔瓦会战。1812年之前，亚历山大和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已经私下谈论了战争状况下拿破仑占据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可能性。早在1812年初，皇帝就悄悄安排在必要情况下将他的情妇和孩子转移到伏尔加。[55]

这一切都和诱使拿破仑深入俄国内地、准备在那里将其毁灭的具体计划相去甚远。事实上这样的计划或准备并不存在，这一点是明智的。巴克莱的兄长是总参谋部的一位上校。他在1811年写道，制订任何超出战争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计划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一次战役中包含的不确定性都太大。就1812年的情形来看，这话说得尤为正确，因为俄国采取的防御战略已经把主动权交到了拿破仑手中。如果拿破仑越过德维纳河的话，他可能会直奔莫斯科。另外，他也可以前往彼得堡，或者甚至像他的波兰顾问们建议的那样，将战争主要方向转向南面的乌克兰。他更有可能以征服白俄罗斯终结战局，将精力投入到重建波兰王国、为1813年向俄国腹地推进的战局组织补给基地当中去。战争开始之前，拿破仑告诉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至少一位俄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相信，如果拿破仑坚持这一想法，对俄国来说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56]

对俄国领导层而言，他们自己的臣民对法军入侵将做出怎样的反应是极为重要又极不确定的事。波兰人在其中尤为重要，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掌控着俄军战略打算丢给入侵者的地区。俄国将领和政治家在战前就波兰人会怎样应对法军入侵有过相当多的争论。有人认为许多大地主更喜欢俄国的统治，因为他们不喜欢在华沙大公国废除农奴制的举措，也担心法军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至于这一地区的农民，他们也许会沉溺在对财产和秩序的无政府主义攻击当中，但是俄国领导层确信，他们既不懂也不关心民族主义和雅各宾思想。大威胁则是波兰乡绅群体。大部分俄军将领一致认为，如果拿破仑入侵俄国并宣布重建波兰的话，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境内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波兰人都会支持他，这一部分是出于民族主义热情，另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们相信拿破仑会胜利。这当然会强化将领们不愿从边境地带撤退的观点，拿破仑会把边境地带转变为其后对俄国腹地的军事行动的有价值基地，对此的恐惧并非没有根据。亚历山大和巴克莱都无法否认这一可能性，但认为拿破仑占压倒优势的兵力让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波兰王国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重建的。拿破仑的气质以及他政权和军事体系的特性让他不大可能采用一个需要持久耐心的战略，而这一点正是亚历山大和巴克莱所要依赖的。[57]

至于皇帝的俄罗斯臣民，最重要的“选民”是军队本身。对任何一支军队而言，在长途退却中保持纪律和士气都是极为困难的。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后土崩瓦解，法军在1812年从莫斯科开始和1813年秋季从莱比锡开始的大撤退中也没好到哪里去。英军在1808年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退到科伦纳[58]途中纪律崩溃，在1812年从布尔戈斯（Burgos）退往葡萄牙期间再度崩溃。正如一位研究半岛战争的历史学家评论的那样，“退却并非英军所长”。尽管俄军以其纪律驰名，但一场不仅横跨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还要深入俄罗斯本身的退却注定会考验团里的士气和纪律极限。巴格拉季翁公爵在战前强调了退却会给他的部队士气造成的影响，这当然另有企图，因为他极端厌恶在敌军面前撤退。虽然如此，他的担忧却并非毫无根据。[59]

对军事史学家而言，军队只能根据其在战前岁月里详尽阐述的“军事学说”作战，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19世纪初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成型军事学说，这要等到参谋学院、与现代军事教育和训练相关的全部事物出现为止。然而在某种非正式的意义上，1812年时俄军确实有一套“军事学说”，而它却是完全致力于进攻战略和战术的。从年轻军官进入他所在的团的第一刻起，就有人鼓励他表现得大胆、无畏、自信和富有攻击性。每一个尉官都被要求相信1个俄国兵抵得上5个法国兵。要在夺取诸如军旗之类的战利品和将敌军逐出战场的“比赛”胜负关头表现出富有男子气概的骄傲感。1812年时许多俄军将领也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在敌军面前退却几乎就和在对方要求决斗时未能捍卫自己的荣誉一样令人震惊。此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俄军所经历的只有胜利。它对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奥斯曼人的大胜都是在攻势中取得、在敌人的土地上赢得的。18世纪俄国最优秀的将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和彼得·鲁缅采夫都强调速度、攻击性、出其不意和冲击力。让一支由这样的思想和传统哺育出的军队在“德意志”参谋对后勤和数量的估算基础上被迫深入俄国土地退却上百公里，这注定会激起抱怨。[60]

如果拿破仑进入大俄罗斯省份，俄国平民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也是难以预料的。毕竟一个大国的军队本应去保护其同胞的财产，而不是未经一战就退却上百公里，让国家的核心地带陷入荒芜。最重要的是，精英阶层需要担心他们的农奴会对拿破仑做出怎样的反应，尤其是在拿破仑倘若承诺了解放农奴的情况下。战前的军事文件里关于这个话题提得很少。一份有趣（虽然是唯一）的战争部文件中提到了对俄国农民骚乱的忧虑，指出普加乔夫叛乱的经验表明家务农奴和在工场做工的农民是最不可靠的人。[61]

随着拿破仑在1812年7月接近（大）俄罗斯边界，这样的担心不可避免地滋长起来。亚历山大的妻子叶丽萨维塔皇后的私人秘书，尼古拉·隆吉诺夫（Nikolai Longinov/Николай Лонгинов）在7月写道，“尽管我确信我们的人民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怪兽的自由赠礼，但不担心也是不可能的”。在危机过去后的1812年12月，约翰·昆西·亚当斯写道，彼得堡精英阶层对“农民并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利用这一场合为自己争取自由的倾向”深感宽慰，亚当斯指出，“我认为这最能触动和我就这一话题交谈的所有俄国人的感情。这是他们最恐惧的一点，也是他们最高兴看到危险已经过去的一点”。然而，这样的担忧对战前计划或战时军事行动的影响不应当被夸大。彼得堡的沙龙也许会在“普加乔夫”这个词面前颤抖，但对农民暴动的担心很少会出现在亚历山大、巴克莱或库图佐夫的信件里。[62]

1812年4月初，随着俄军将领们奋力组织军队做好迎击入侵的准备，他们有了比农奴叛乱更为紧迫的忧心事。巴克莱此时依然希望抢先对华沙大公国和东普鲁士发起攻击，尽管他意识到如今此次攻击只可能是一场快速而有限的破坏行动。他不耐烦地等待着皇帝抵达总部并允许他发起进攻。然而亚历山大事实上延迟了行程，展开攻击的许可也一直没有发放下来。皇帝总是倾向于等待（敌军）进攻，采取防御战略。法奥同盟的消息巩固了他执行这一路线的决心。如果俄军向华沙大公国推进的话，奥地利就完全有可能在这一条约驱使下动员全部军事力量，从加利西亚向前推进，攻入前进中的俄军后方。[63]

由于先发制人的机会已经完全丧失，而奥地利军队现在也要计入敌军，俄军被迫立即重新部署部队。正如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在5月11日所写的那样，现在巴克莱最右侧的军位于沙韦尔（Schawel/Шавли）的司令部和巴格拉季翁位于卢茨克（Lutsk/Луцк）的司令部之间相隔超过800公里。这些军团是为了向华沙大公国推进才这样部署的，它们首先要位于能够充分利用乡村为自己提供给养的地方，但是这种部署在抵抗敌军入侵面前就显得很糟糕了。沃尔孔斯基承认，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曾经是最好的选择，但它现在即使在军事层面上也没有可能了，因为拿破仑已经将他的仓储物资集中到要塞当中，且沿着边界部署了220000名敌军士兵。一个新的军团随之建立起来，它是在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指挥下的“第三”军团，负责守卫通往乌克兰的道路。巴格拉季翁要把第二军团的部分部队派去增援托尔马索夫，并带着由他指挥的其余部队北上与巴克莱会合。沃尔孔斯基认为，巴格拉季翁的部队需要进行连续15天的行军才能抵达新的部署地点。即便到了那时候，第一、二军团也依然要守卫一道接近200公里长的防线。[64]

到6月6日为止，实际上比一个军大不了多少的巴格拉季翁军团已经部署在普鲁扎内（Pruzhany/Пружаны）周边地区。俄军正从附近地区运走现金、食物、运输工具和档案。他们也试图“疏散”将为敌军所用的当地波兰官员。抵达普鲁扎内之后，巴格拉季翁很快就得到了继续向北移动的命令，因为俄国情报部门现在正确地认为，拿破仑的主攻方向会比此前预计得更偏北，主攻将从东普鲁士开始，意图在维尔纳方向上击穿第一军团的中央防御地段。这份命令是在6月18日发出的，那时距离拿破仑越过边界仅有6天。[65]

巴格拉季翁无疑变得不高兴了。他的军团被拖得距离托尔马索夫所部越来越远。他给巴克莱写信说，沃伦（Volhynia/Волынь，亦即乌克兰西部）是法军有利可图的进攻目标，因为它有大量食物和马匹储备，而此处的波兰贵族一旦有机会也一定会与拿破仑合作。随着第二、三军团现在已经远得无法互相支持，（敌军）通往乌克兰最富庶省份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了。与此同时，在让第二军团靠近第一军团的努力当中，他手下兵力大为削弱的部队还要分散在1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也无法有效执行他毁坏或带走地方上一切食物补给的命令。地方上的多数大车已经被军队征用了，如果他把当地所有的马和牛都赶到后方的话，它们就会吃干净他自己军团的马匹所依靠的草地。[66]

上述所有抱怨里无疑存在拖后腿的成分。巴格拉季翁讨厌不经一战就退却的想法，在6月18日向亚历山大请求让他展开先发制人的攻击。他在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中阐述了退却的一切不利后果。公平而论，亚历山大事实上并没有把俄国情报部门对拿破仑大军规模的估算传达给巴格拉季翁，这无助于他理解现实状况。巴格拉季翁对拿破仑在边界另一侧的部署也没有清晰的整体了解。在他能够从皇帝那里得到回复之前，拿破仑已经于6月24日越过了边界，战争已经开始了。[67]

[1] D.V.Solov’eva（ed.），Graf Zhozef de Mestr：Peterburgskie pis’ma，St Petersburg，1995，no.72，1808年1月20日/2月1日，pp.98-9。

[2] 关于阿拉克切耶夫，见E.Davydova，E.Liatina and A.Peskov（eds.），Rossiia v memuarakh：Arakcheev.Svidetel’stva sovremennikov，Moscow，2000（Россия в мемуарах：Аракчее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М.，2000），这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同时代人关于阿拉克切耶夫的回忆汇编。也见K.M.Iachmenikov，‘Aleksei Andreevich Arakcheev’ 第一章，此文收录在Russkie konservatory，Moscow，1997，pp.17-62（Ячменихин К.М.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ракчеев//Русские консерваторы.М.，1997.С.17-62）。

[3] Solov’eva，D.V.（ed.），Graf Zhozef de Mestr：Peterburgskie pis’ma，St Petersburg，1995，no.72，20 Jan./1 Feb.1808，p.99.

[4] 这首先是更优良的霰弹弹药和更好的瞄准装置。

[5] 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chs.VI and VIII，pp.99-153是关于阿拉克切耶夫角色的最好资料。在V.N.Stroev，Stoletie sobstvennoi Ego Imperatorskago Velichestva kantseliarii，St Petersburg，1912，pp.98-129（Строев В.Н.Столет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анцелярии.СПб.，1912.С.98-129）中也有一个有用的章节。关于回忆录，首先应参阅‘Zapiski A.A.Eilera’，Russkii arkhiv，11，1880，pp.333-99，at pp.342-3，348-50（Записки А.А.Эйлера//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1880.Кн.2.С.333-399）.F.Lange（ed.），Neithardt von Gneisenau：Schriften von und über Gneisenau，Berlin，1954：‘Denkschrift Gneisenaus an Kaiser Alexander I’，pp.119-34，at p.133。

[6] 见在这些年里颁布的诸多法律和法令：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0，22756，17 Jan.1808，p.27（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阿拉克切耶夫之手向亚历山大报告的）；22777，25 Jan.1808，pp.42-3（账簿）；22809，5 Feb.1808，p.58（非私人信件）；23052，2 June 1808，p.284（准确的服役记录）；23205，5 Aug.1808，pp.486-508（关于验收衣料的规定）。

[7] 关于衣料供应见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0，23923，1809年10月21日，pp.1223-7；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2，no.8，阿拉克切耶夫致巴克莱，1810年1月26日，pp.21-3.团史是关于阿拉克切耶夫就射击训练和武器保养下达训令的最好资料：例如V.V.Rantsov，Istoriia 96-go pekhotnago Om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2，pp.114-17（Ранцов В.В.История 96-го пехотного Омского полка.СПб.，1902.С.114-117）。

[8]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no.116，巴克莱致军需总监，1810年6月4日，p.53；Relations diplomatiques，4，no.332，科兰古致尚帕尼，1809年10月2日，pp.106-8。

[9] 关于新兵的制服，见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0，20036，23 May 1808，pp.272-4等。关于起初对布料供应采取的紧急措施，见23121，26 June 1808，pp.357-68.S.V.Gavrilo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ia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candidate’s dissertation，St Petersburg，2003，pp.117-20，124。

[10] 在法国状况也是如此，关于引入可互换配件的失败努力，所有参考来源见K.Alder，Engineering the Revolution：Arms and Enlightenment in France，1763-1815，Princeton，1997，p.466。

[11] 首先见V.N.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 podgotovka Rossii k bor’be s Napoleonom v 1812-1814 godakh，Gorky，1967，pp.82-135中关于轻兵器生产的出色章节。关于新步枪和它的口径，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0，23580，13 April 1809，pp.908-11。关于铅，22827，16 Feb.1808，pp.71-7，也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4，no.11，克雷默（Kremer）致巴克莱·德·托利，1811年7月25日，pp.82-5；no.12，巴克莱致古里耶夫，草稿，pp.85-6.P.Haythornthwaite，Weapons and Equipment of the Napoleonic Wars，London，1996，p.21。

[12] 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0，23297，1808年10月10日，pp.603-38。

[13] ‘Dvenadtsatyi god：Pis’ma N.M.Longinova k grafu S.R.Vorontsovu’，Russkii arkhiv，4，1912，pp.381-547，1812年10月13日，pp.534-5（Двенадцатый год：Письма Н.М.Лонгинова к графу С.Р.Воронцову//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1912.Кн.4.С.534-535）。I.P.Liprandi，Materialy dl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Sobranie statei，St Petersburg，1867，ch.10，pp.199-211（Липранди И.П.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812 года：Собрание статей.СПб.，1867.С.199-211）.

[14] 关于巴克莱的背景、价值观和早年生活，大体而言最好的资料是Michael and Diana Josselson，The Commander：A Life of Barclay de Tolly，Oxford，1980。

[15] 例如符腾堡的欧根的评论：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1，pp.274-7。

[16] Josselson，Commander，pp.81-2.V.P.Totfalushin，M.V.Barklai de Tolli v otechestvennoi voine 1812 goda，Saratov，1991，ch.1（Тотфалушин В.П.М.Б.Барклай де Толли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ода.Саратов，1991.Гл.1）.

[17] 法典收录在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1，no.24975，1812年1月27日（旧历），pp.43-164.Gavrilov，Organizatsiia，pp.61 ff.对其做了详细探讨。

[18] 修正案收录在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1，no.25035，1812年3月13日（旧历），pp.228-9。关于法典，见P.A.Geisman，Svita Ego Imperatorskago Velichestva po kvartirmeisterskoi chasti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2/1，St Petersburg，1902，pp.284 ff。

[19] 组建13个新团的法令在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0，no.24505，1811年1月，pp.537-43；关于内卫部队的法令在vol.30，no.24704，pp.783-802.关于这些新团的质量，可见F.G.Popov，Istoriia 48-go pekhotnago Odesskago polka，2 vols.，Moscow，1911，vol.1，pp.7-52（Попов Ф.Г.История 48-го пехотного Одесского полка.Т.1.М.，1911.С.7-52）；S.A.Gulevich，Istoriia 8-go pekhotnago Estliand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1，pp.117-21（Гулевич С.А.История 8-го пехотного Эстляндского полка.СПб.，1911.С.117-121）等。

[20] 一本关于内卫部队的文件合辑于2002年在莫斯科出版：Vnutrenniaia i konvoinaia strazha Rossii：Dokumenty i materialy（Внутренняя и конвойная стража России：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2002）。对英文读者而言，约翰·勒多内在John LeDonne，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Oxford，1991，pp.132-9提供了简短的指南。P.E.Shchegoleva（ed.），Zapiski grafa E.F.Komarovskgogo，St Petersburg，1914，pp.183-7（Комаровский Е.Ф.Записки графа Е.Ф.Комаровского.СПб.，1914.С.183-187）就内卫部队的组建和亚历山大对他们的态度提供了相当多的内情。关于亚历山大对巴拉绍夫的看法，见‘Zapiski Iakova Ivanovicha de Sanglena：1776-1831 gg.’，Russkaia Starina，37，1883，pp.1-46，at pp.20-5（Записки Якова Ивановича Санглена：1776-1831 гг.//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83.Т.37.№ 1.С.20-25）。

[21] 尤其见洛巴诺夫在1814年5月8日（旧历）写给亚历山大的信：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53，fo.65。出于公允，需要补充说明洛巴诺夫指出其中一些军官还是优秀的。

[22] 在这一阶段，所有团都有所谓的“荣誉团长”，他们的军衔可能位于上校到高级将领之间，掌管该团的训练、资金和行政管理。如果荣誉团长没有其他职位的话，他就会实际负责指挥这个团。在各种状况下，他们都对下属军官的行为有强烈影响。

[23] Colonel Markov，Istoriia leib-gvardii kirasirskago Eia Velichestva polka，St Petersburg，1884，pp.199-201（Марков М.И.История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кирасирского Ее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лка.СПб.，1884.С.199-201）；E.K.Wirtschafter，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Princeton，1990，pp.97-8.

[24] M.A.Rossiiskii，Ocherk istorii 3-go pekhotnago Narvskago general-fel’dmarshala kniazia Mikhaila Golitsyna polka，Moscow，1904，pp.291-302（Российский м.А.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3-го пехотного Нарв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а князя Михаила Голицына полка.М.，1904.С.291-302）.

[25] P.Voronov and V.Butovskii，Istoriia leib-gvardii Pavlovskago polka 1790-1890，St Petersburg，1890，pp.46-73；Popov，F.G.，Istoriia 48-go pekhotnago Odesskago polka，vol.1，pp.26-8（Воронов П.，Бутовский В.История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Павловского полка，1790-1890.СПб.，1890.С.46-73）.关于水平低下的领导使得个别中队逃亡状况加剧的案例，见Lt.Krestovskii，Istoriia 14-go Ulanskago Iamburgskago E.I.V.velikoi kniagini Marii Aleksandrovny polka，St Petersburg，1873，pp.327-33。

[26] 关于威灵顿的第95团的最新英国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论点，见Mark Urban，Rifles，London，2003。

[27] Hon.George Cathcart，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London，1850，p.7.

[28] 关于猎兵和新兵的训练条令，见A.I.Gippius，Obrazovanie（Obuchenie）voisk，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book 2，St Petersburg，1903，pp.76-7，81-2（Гиппиус А.И.Образование（обучение）войск//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4.Кн.2.Отд.1.СПб.，1903.С.76-77，81-82）。关于猎兵的历史，见Rantsov，V.，Istoriia 96-go pekhotnago Om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2，pp.1-36等。伊利亚·乌里扬诺夫撰写的三卷本俄国步兵史I.Ulianov，Reguliarnaia pekhota 1801-1855，Moscow，1995-8，是对条令、制服、武器和战术诸方面十分有益的总结，幸运的是，这本书也涵盖了猎兵。Lange，Gneisenau，pp.130-31.

[29] 近卫军中的两个轻步兵团有优秀的团史，它们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猎兵的大量信息：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896（История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Егерского полка за сто лет，1796-1896.СПБ.，1896）和S.Gulevich，Istoriia leib gvardii Finliandskago polka 1806-1906，St Petersburg，1906（Гулевич С.А.История лейб-гвардии Финляндского полка，1806-1906.СПб.，1906）。

[30] 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p.74-5.关于第2猎兵团，见Rantsov，Istoriia 96-go，pp.81-3。关于第10猎兵团，见N.Nevezhin，112-i pekhotnyi Ural’skii polk：Istoriia polka 1797-1897，Vilna，1899，pp.35-8（Невежин Н.112-й пехотный Уральский полк：История полка，1797-1897.Вильна，1899.С.35-38）。

[31] 亦作埃特尔（Ertel）。

[32] Digby Smith，Napoleon against Russia：A Concise History of 1812，Barnsley，2004，p.92.M.I.Bogdanovich，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3 vols.，St Petersburg，1859-60，vol.2，p.456（Богданович M.И.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812 года.Т.2.СПб.，1859.С.456）.

[33] 我阅读了1810～1812年《军事期刊》上的所有文章，列出全部引用出处是不可能的。

[34] 关于总参谋部起源的两本重要著作是Geisman，Svita，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和N.Glinoetskii，‘Russkii general’nyi shtab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Voennyi sbornik，17/10，1874年10月，pp.187-250 和17/11，1874年11月，pp.5-43（Гейсман П.А.Указ.соч.；Глиноецкий Н.П.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1874.№1 0.С.187-250；№ 11.С.5-43）。

[35] 沃尔孔斯基此前的下属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以无力的赞美批评他：A.I.Mikhailovskii-Danilevskii，Memuary 1814-1815，St Petersburg，2001，pp.156-7（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И.Мемуары，1814-1815 гг.СПб.，2001.С.156-157）。

[36] Glinoetskii，‘Russkii general’nyi shtab’，Voennyi sbornik，17/11，1874年11月，p.11。

[37]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489，Opis 1，Ed.Khr.1，fos.215 ff.

[38] 所有这些统计数据都取自S.V.Shvedov，‘Komplektovanie，chislennost’ i poteri russkoi armii v 1812 godu’，in K 175-letiiu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Moscow，1987，pp.120-39（Шведов С.В.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потери русской армии в 1812 году//К 175-лет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812 г.М.，1987.С.120-139）。Geisman，Vozniknov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p.298中提供的较老的统计数据要更高一些。正如亚当·恰尔托雷斯基评论的那样，“在俄国，我时常看见纸面上的100000名士兵实际上只代表65000人”：A.Gielgud（ed.），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2 vols.，London，1888，vol.2，p.221。

[39] 关于各团架构和战时部署的基本法规在Polnoe Sobranie Zakonov Rossiiskoi Imperii，31，nos.24400 and 24526，pp.420-24 and 553-8。

[40] 关于这一点，最有可能的理由是近卫军的老兵连、水兵团和位于彼得堡的其他许多军事单位与机构提供了充足的后方训练核心，因而没有必要把第二营留在后方。

[41] 关于亚历山大的看法，见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no.56，亚历山大致埃森，1812年8月3日（旧历），pp.46-7。当冯·施泰因黑尔将军抵达里加后，他赞同了埃森的观点，“这里的部队是后备营，人数较少，在战备上也劣于一线部队”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3，no.3，施泰因黑尔致阿拉克切耶夫，1812年9月7日（旧历），pp.205-7。

[42] 要从政策和命名法的复杂变化中对新兵兵站和后备部队加以探究的话，关于1812年的出色著作Entsiklopediia是十分有用的。

[43] 关于第四营分配问题的关键文件是亚历山大给维特根施泰因的落款日期为1812年8月3日（旧历）的信中所附备忘录：Sbornik istoricheskikh materialov izvlechennykh iz arkhiva S.E.I.V.kantseliarii，1，no.58，pp.47-9。

[44] 关于贵胄团，见M.Gol’mdorf，Materialy dlia istorii byvshego Dvorian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882（Гольмдорф М.Г.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бывшего Дворянского полка.СПб.，1882）统计数据来自p.137。关于吸引军官的问题，也见A.N.Andronikov and V.P.Fedorov，Prokhozhdenie sluzhby，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4/1/3，St Petersburg，1903，pp.2-9，100-82。

[45] N.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pp.98-102.本书第七章会更为细致地论述这一点。下达给洛巴诺夫的，要求他在志愿捐献基础上组建12个新团的命令是附在巴克莱于1812年5月10日（旧历）给洛巴诺夫的信中的：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5，fos.2-10。关于费用的估计位于沃罗涅日省长1812年6月24日（旧历）给巴拉绍夫的一封信中：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Fond 125，Opis 1/188a，Delo 16，fos.92-3。

[46]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2，no.1，pp.1-6.

[47] 关于沃尔措根的观点，见他于1811年10月13日（旧历）撰写的备忘录：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5，no.139，沃尔措根致巴克莱，pp.273-9.关于战争大臣本人认为进攻战略是更好选择的看法，见他在1811年1月撰写的备忘录等文献：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7，no.16（additional），pp.187-9。

[48]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2，no.56，军事行动计划，1811年2月，pp.83-93。

[49] 符腾堡的亚历山大撰写的有用备忘录位于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0，no.143，pp.253-75；关于巴格拉季翁，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2，no.103，巴格拉季翁致巴克莱，1812年6月12日（旧历），pp.107-9等文献；关于沃尔孔斯基，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1，no.260，1812年4月29日（旧历），pp.324-33。

[50] 有许多关于部队供给面临困难的文件，例如巴克莱于1812年4月4日（旧历）给亚历山大递交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食物是一个大问题，草料问题尤为严重，道路难以通行，由于并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他也无法展开征用，但是又缺乏购买食物的资金，并表示只要部队充分分散开来，就能够保持患病率较低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1，no.41，1812年4月4日（旧历），pp.54-5。

[51] 关于这一问题，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中又有很多相关文献，但最好的总结出现在I.G.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7，St Petersburg，1902。

[52] 关于沃尔措根的观点，见上文提到的他的备忘录（本章注释6）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1，pp.407-11，较好地描述了当地地形。奥珀曼给巴克莱的报告落款日期为1811年8月10日（旧历）：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4，no.56，pp.207-9。

[53] 关于俄国整体战争规划，尤其是普菲尔计划的两部重要著作是V.M.Bezotosnyi，Razvedka i plany storon v 1812 godu，Moscow，2005，pp.85-108（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Разведка и планы сторон в 1812 году.С.85-108）和V.V.Pugachev，‘K voprosu o pervonachal’nom plane voiny 1812 goda’，in K stopiatidesiatiletiiu otechestvennoi voiny，Moscow，1962，pp.31-46（Пугачев В.В.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м плане войны 1812 года//К сто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Сб.статей.М.，1962.С.31-46）。我从这两部著作中受益良多。

[54] ‘Analiticheskii proekt voennykh deistvii v 1812 P.A.Chuikevicha’，in Rossiiskii arkhiv，7，1996，pp.41-57（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1812 г.П.А.Чуйкевича//Российский архив.Т.7.М.，1996.С.41-57）.

[55] Josselson，Commander，pp.41-2；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73，亚历山大致叶卡捷琳娜，1812年9月18日（旧历），pp.86-93；Comte de Rochechouart，Souvenirs de la Révolution，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Paris，1889，pp.167-8。罗斯托普钦的信被引用在A.G.Tartakovskii，Nerazgadannyi Barklai，Moscow，1996，p.73（Тартаковский А.Г.Неразгаданный Барклай.М.，1996.С.73）。

[56] F.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p.212-13：“俄国将会不可挽回地战败”。Metternich：The Autobiography 1773-1815，London，2004，p.153.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7，prilozheniia，no.21，‘Plan voennykh deistvii’，约翰·巴克莱·德·托利，1811年，pp.217-42，at p.218。

[57] 引用所有相关信件是不可能的，可参阅巴戈武特中将于1812年2月9日（旧历）写给巴克莱的一封典型信函：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9，no.50，p.128。

[58] Corunna，西班牙语名为La Coruña（拉科鲁尼亚）。——译者注

[59] 这些退却中的绝大部分都太过著名，因而不需要提供参考资料，但关于从布尔戈斯撤退给英军纪律造成的影响（“许多部队行军途中分崩离析”），可参阅C.Esdaile，The Peninsular War，London，2002，p.412。正文中所引用的文字来自Gordon Corrigan，Wellington：A Military Life，London，2001，p.227。关于巴格拉季翁，见他在1812年6月6日（旧历）写给亚历山大的信：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57，pp.48-50。

[60] 例如亚姆堡枪骑兵团团史作者的评论：Lieutenant Krestovskii，Istoriia… Iamburgskago… polka，pp.102-3。英文读者会从P.Longworth，The Art of Victory，London，1965中对苏沃洛夫的“理论”有所感悟。Christopher Duffy，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 West，London，1981，是关于18世纪俄军历史的优秀介绍，其中也提到了它的“军事理论”演化过程。

[61]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2，no.60，迪比奇致巴克莱，1810年5月9日，pp.87-91；这份匿名报告没有落款日期，但它显然是在1811～1812年冬天写成的：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7，no.13，pp.175-83。

[62]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426.隆吉诺夫给谢苗·罗曼诺维奇·沃龙佐夫的信落款日期为1812年6月28日：Russkii arkhiv，4，1912，pp.481-547，at p.490。

[63] 关于（法奥）同盟的重要性，以及先发制人的进攻已无法实现，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6，no.2，亚历山大致巴克莱，1812年4月7日（旧历），pp.180-81；13，no.190，阿伦席尔特（Arenschildt）致明斯特尔（Münster），1812年5月22日（6月3日），pp.189-94。

[64]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2，no.260，沃尔孔斯基备忘录，1812年4月29日（旧历），pp.324-33。

[65]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65，巴克莱致巴格拉季翁，1812年6月6日（旧历），p.56。

[66]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94，pp.96-7，and no.103，pp.107-9：巴格拉季翁致巴克莱。

[67]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57，巴格拉季翁致亚历山大，1812年6月6日（旧历），pp.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