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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俄罗斯帝国
帝国本土
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俄罗斯帝国铸就了非凡业绩。莫斯科的14个小公国所辖领土不断扩大，直至占有全世界地表面积的六分之一。作为欧洲最东端的国度，俄国成了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传统上，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大都认为俄国人是蛮夷，但是到19世纪时，俄国文学、音乐与绘画已成为欧洲和全球文明中最璀璨的装饰品之一。
倘若我们回顾这一庞大国度面临的重重困难，俄国人的业绩就更显不凡。在如此高纬度的北纬地区，在如此远离全球贸易和文明中心的地区，只有俄国人创立了大帝国。贸易需要城市、读写能力与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这三个要素俄国都缺。1763年“七年战争”接近尾声时，俄国首次被公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大国，此时，它下辖16500名官吏，这个数字只比普鲁士的多一点儿，而普鲁士领土面积仅为俄国欧洲部分领土的百分之一左右。这批官僚的质量也成问题。普鲁士君主国可以从一系列德意志大学中招募官吏，其中很多大学已有数百年历史，而俄国只有177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在此情势下，令人惊叹的不是俄国官僚机构效率低下，而是它竟然还能运作。[1]
历史学家常常把俄罗斯帝国划为农业帝国，这意味着它需要资源来支持国力，它的辉煌也是靠压榨农民得来的。这一过程很难算得上光彩：有些帝国靠开发有利可图的贸易线路获取收益，相对而言，它们不需要那么残忍地剥削臣民。历史上，农业帝国的臣民大都是集中在肥沃河谷的比较密集的农业人口，然而，俄国农民散布在地域辽阔、（在帝国初期）往往贫困的农业区，而且这些地区的交通方式原始落后。俄国的欧洲领土远超其他欧洲国家，即便如此，直到18世纪下半叶，它的人口才超过法国。绵长开放的边境线进一步激励农民逃避国家征税和征兵。在此背景下，用农奴制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做法体现了残忍的理智。俄国的地理特征迫切呼唤美国式的最大分权，但美国自诞生以来很少在自己所属的整个半球遇上有威胁性的地缘政治对手。沙皇俄国必须极尽一切手段应对地理上的严酷现实，这大大加剧了该国臣民的沉重负担。[2]
从帝国诞生到19世纪初期，掌管俄国政权的都是专制君主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同盟。在俄国，缺乏劳动力的土地派不上用场，而农奴制保障了劳动力。沙皇和地主分享从农民手中榨取的收入。在所辖土地上，俄国贵族同时扮演国家征税和征兵代理人的角色。
国家军队和官僚机构向贵族提供额外收入，并保护他们免遭农奴起义的侵扰。宫廷贵族中的大家族是罗曼诺夫王朝最亲密的盟友，他们享有帝国发展带来的大部分财富。然而，君主国从未令自己陷入上层阶级的罗网。它仍给予出身于贫困绅士家庭的人加封贵族的机会。对一些幸运的人才来说，为沙皇效力让他们有望获得灿烂前程、卓著名望与无尽财富。
从16世纪开始，俄国领土扩展至其他民族的居住地。俄国靠征服来扩张，然后罗曼诺夫王朝与贵族地主结盟，从而巩固统治。此举不仅让国家税收与征兵系统延伸至新吞并的地区，也让罗曼诺夫王朝能招募更多人才为己效力。扶持非俄罗斯上层阶级也减轻了君主国对俄国贵族及其恩庇-侍从网络的依赖。俄国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专制的关键盟友，前者赋予后者合法性，并谴责后者的敌人。1700年时，君主已严密控制东正教会。欧洲境内，在早期现代新教区，教会土地常常落入贵族之手；在天主教区，即便在18世纪，教会也一直持有巨额财富。在俄国，君主没收教会土地，但大多留作自用。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就连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一半以上的俄国农民也不是农奴，反倒生活在国有土地或罗曼诺夫家族的土地上，并向国家和该家族缴纳全部税金、提供全部劳役。倘若对比现代化之前很多农业帝国的历史，俄国能让如此大的帝国得以存续的管理与制衡技巧便显得出类拔萃。[3]
当然了，我们万不能太乐观。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非常成功，亦非常残忍。贵族对待农奴的方式不存在任何切实约束，农奴的地位比奴隶好不了多少。1700～1874年，军事征募强迫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终身服役，继而打造了一支强大军队。直到成千上万的悲惨新兵死于震动和不幸后，其余的人才变成真正的军人。很少有新兵再见到家人或再返回乡村老家。然而这只是历史的一面。俄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军事力量是维系它的关键。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的东面和南面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它从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里是游牧武士的世界，到1700年，他们统治草原、威胁邻近农业社会的历史已达千年或更久。13～15世纪，俄国被成吉思汗的后代统治，这不过是一个更广泛主题下的最极端个例。从16世纪开始，来自游牧草原的威胁逐渐减弱，俄国人自己的扩张开始了，他们走出森林区，穿过肥沃草原，到达南部，直抵黑海。对这片广大地域的征服和殖民为俄国日后的国力与财富奠定了基础，但是面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此过程必须有强大军力的支持。
西边同样如此。威胁潜藏于更富裕的欧洲国家，它们的经济更发达、行政机关更完备、军队更先进。来自东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减弱后，来自西边的威胁随之增加。农业帝国中，奥斯曼是俄国在欧洲最近的邻居。为了维系罗曼诺夫王朝创造的庞大战争机器，俄国人民苦不堪言。因为其统治者未能维持这样的机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至少和俄国人一样痛苦，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奥斯曼帝国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穆斯林遭杀戮或种族清洗；欧洲人渗透进穆斯林居住的部分核心地带，甚至在当地殖民。同为大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在18～19世纪一成一败，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关键在于俄国实施无情的农奴制，并且上层阶级完成了西化。1917年，俄国为这一成功付出了高昂代价：俄国革命异常血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记得曾经的剥削，而且他们觉得帝国上层阶级不只是剥削者，在文化上也完全是外国人。[4]
帝国的成功建立也带来了挑战，哪怕依据帝国标准，俄罗斯也是个庞大国度。距离以及北方的严酷气候给政府运作施加了沉重压力。18世纪，俄国信使送信的速度仍然是两千年前波斯信使的五分之一。一年中很多时间，他们都冒着在暴风雪和泥海中消失的危险。即便在1914年，80%以上的人口依然居住于乡村。俄国的欧洲领土内散布着超过50万座村庄，让它们获得现代交通、教育和福利服务是项艰巨挑战。[5]
某种意义上，俄国统治力常年不足。甚至在1900年，俄国公务员数量也不及一些更发达的西欧和中欧国家。此外，俄国政府试图做的事远远超过大部分欧洲行政机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财政部的责任是有限的，其信条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而俄国财政部已经大举干涉经济发展，其触角延伸至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领域。[6]1914年之前的十年，俄国政府自己控制的铁路与伏特加垄断企业的收入在国家岁入中占一半以上。1906年，俄国政府启动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以图转变农民农业和乡村社会。然而，最能体现俄国统治矛盾性的是警察。一方面，秘密政治警察——可怕的保卫部（Okhrana）——凭借其独裁权力和复杂技术在欧洲臭名昭著。另一方面，1900年，不足9000人的国家警察要在地方省份的100多万农民中“维持秩序”。英国政府仅在爱尔兰乡村和小镇中设置人数格外多的警力。作为“警察国度”，俄国的警察人数如此短缺，该国在其他方面欠缺统治力也就不太令人奇怪了。这解释了为何传统上政府恐惧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失控。[7]
涉及外部安全时，疆域也是个重大问题。1900年，俄国边境线长度超过18000公里。俄国人的邻居有日本人、中国人、阿富汗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罗马尼亚人、奥地利-匈牙利人、德国人和瑞典人，这导致其很容易做潜在敌人组成可怕同盟的噩梦。更糟的是，很多这类梦魇的变体太有可能实现了。19世纪90年代，大国角力的主要焦点转移到亚太地区。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工程是俄国的最大投资，此举旨在确保自己不在这场竞争中掉队。甚至在1903年，尚未竣工的铁路总共就已耗资10亿卢布，这导致其年度建设费用增至1亿卢布。
相形之下，1900年，政府投到司法系统中的资金不足4600万卢布，投到教育中的资金不足3400万卢布。俄国政府年度支出只有20亿卢布。批评政府者称，这反映了执着于帝国荣耀的专制政权本末倒置，远离人民的需求。此言不无道理。然而，俄国在战略、政治、经济上有充足理由尽快联通西伯利亚以及帝国在欧洲的核心地带。俄国既是第二欧洲世界边缘的贫穷国家，同时也是太平洋沿岸的欧洲大国，政府支出生动说明了这一双重属性意味着什么。[8]
管理和保卫广袤领土是帝国的一个古老问题。另一个则是统治很多不同民族。1550年，沙皇统治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因为帝国扩张，到1900年时，尼古拉二世（Nikolai Ⅱ）的臣民中只有44%的人口是俄罗斯人。正如我们所见，历史上沙皇之所以能够统治非俄罗斯民族的臣民，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吸纳地方贵族进入帝国统治阶级。这项策略在波兰人身上遭遇重大挫败。波兰天主教贵族是俄国和东正教的传统敌人。他们对国家原有的力量和独立怀有光荣记忆，直到1815年这一记忆才最终消散。1830年和1863年，波兰人想靠反对俄国统治的广泛起义恢复独立。反叛被镇压下去，但直到1914年，大多数俄国政客还是相信波兰人会抓住一切俄国力量薄弱的时机再度叛乱。这一点很是严重，因为波兰的地理位置处于从西部侵入俄国的主要路径上，何况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1879年奥德两国又结盟。
1914年，圣彼得堡仍然认为，除了犹太人，波兰人在帝国民族中最不忠、最危险。犹太人大多住在被俄国吞并的原波兰领土上，所以圣彼得堡觉得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威胁相互叠加。然而，与其他地区一样，在俄罗斯帝国境内，此前不曾流露出一丝不忠迹象的国民之中正在诞生新民族主义，在芬兰、巴尔干省、乌克兰、高加索地区以及沙皇的很多穆斯林臣民中都有这类事例。诚然，哪怕在1914年，这些新民族主义的发展程度也大都不及哈布斯堡君主国和西欧的新民族主义。俄国的现代化水平更低，所以沙皇的大部分臣民仍然是对民族主义呼吁无感的半文盲。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宣传的限制也减缓了民族主义的传播速度。随着社会走向现代化，地主阶级的实力逐渐输给商人、执业团体和知识分子，而新民族主义常能吸引这些人的支持。顺应民族主义潮流很可能让帝国走向联邦制。俄国政客大都相信，倘若实施此制度，帝国必定被削弱，而且日后很可能毁灭。关于不断弱化的政府放任民族冲突后会发生什么，奥匈帝国的结局为俄国政客提供了前车之鉴：统治陷于瘫痪，军力下滑，帝国开始被很多敌人和潜在捕食者包围，他们越发渴望灭掉它。[9]
从俄国立场看，新兴民族之中，乌克兰人的运动是最大的潜在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1914年，乌克兰的八个省（面积比今天的乌克兰共和国小）产出了帝国1/3的小麦、大部分出口谷物以及80%的糖。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有赖于帝国贸易盈余，没有乌克兰的这些产出，盈余很难维持。如何给产出水平低得多的俄罗斯北部城市提供供应也是个问题。乌克兰在重工业和采矿业中的地位更关键：1914年，帝国70%的煤炭、68%的铸铁、58%的钢材以及很多工业产品产自乌克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开发了乌拉尔工业区和西西伯利亚工业区，在此之前，倘若俄国失去乌克兰，它将失去大国地位。[10]
独立的乌克兰民族身份意识既动摇了沙皇民族政策推行的基础，也削弱了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祖国的理解。1897年，虽说俄罗斯人在帝国人口中仅占44%，但另外22.5%的人口至少是东斯拉夫人，即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这些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中，绝大部分信仰东正教，就认同感和政治忠诚度而言，历史上该教派是远比语言重要的标志。乌克兰人口是白俄罗斯人口的四倍以上，他们所处区域也更富裕、更发达。所以说，如果乌克兰民族主义未能发展，那么白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不会发展。假如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政治意义上可被算作俄国人，那么三分之二的帝国人口就是“俄国人”。在这个帝国主义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少的民族既不能保卫自己，也不能维持自身的高级文化，于是它们的选择仅限于对立的帝国之间。俄国政府正确地意识到，比起德意志皇帝或奥斯曼帝国苏丹，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与巴尔干地区的“少数民族”更乐意接受沙皇的统治。另外，很多穆斯林人口被认为太落后了，以至于不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
考虑到这些情况，俄国人可以认为自己的民族帝国的未来有保障，并稍感宽慰。俄国上层阶级认为，帝国之所以强大光荣，恰恰是因为它与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一样体现了核心民族的民族精神，并给予俄罗斯民族重要的全球和历史影响力。然而，如果乌克兰人的确是独立民族，这番思量就要发人警醒得多。那样的话，俄罗斯帝国看起来就更像另一个对手——比以前更虚弱的、多语言的、遭到鄙视的哈布斯堡帝国。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和所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都认为这难以置信。正如1911年基辅市重要的亲政府派报纸所强调的那样，“俄罗斯人民靠伟大壮举和重大牺牲建立了俄国，如今俄国境内三分之二的人口是俄罗斯人……由此我们看出俄国相对于哈布斯堡帝国的伟大和制胜优势，在哈布斯堡，统治阶级德意志人在全国人口中占不到四分之一”。[11]
1900年，大部分俄国上层阶级对乌克兰的看法同英国上层阶级对约克郡（Yorkshire）的看法十分相似。也就是说，他们觉得那不过是个习俗迷人、地方口音奇怪的地区。俄国上层阶级认为乌克兰是俄国的一部分，这种认知根植于其对俄国历史的解读：一千年前，古老的留里克王朝的基辅统治者建立俄罗斯君主国，让俄国人改信东正教，而俄国上层阶级认为留里克王朝的莫斯科亲王是那些基辅统治者的直接继承人。所以，基辅是俄国城市、俄国国家地位与俄国宗教特性之母。乌克兰上层阶级——贵族与知识分子——大都持此观点。这些所谓的“小俄罗斯人”为自己独特的宗教属性感到自豪。他们一点儿也不认为这威胁自身的俄罗斯人身份，反倒觉得自己和自己信仰的宗教是沙皇治下最符合俄罗斯人要求的。这一点自然反映了基辅作为留里克王朝和东正教摇篮的地位，但它也源自一个事实：乌克兰上层阶级与波兰上层阶级就地区属性以及谁有资格掌控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争斗，这激发了前者对东正教和俄罗斯人的强烈认同感。19世纪上半叶，俄国政府非常信任乌克兰人的政治忠诚，甚至鼓励这种“小俄罗斯”文化特性和历史怀旧感，以便对抗波兰高级文化与自由主义的诱惑。[12]
19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欧洲传播，大众政治也开始浮出水面，于是乌克兰的势态改变了。欧洲出现了一种模式：初始时对民族文化、传说、语言的纯粹兴趣演变成对政治权力甚至独立国家地位的要求。为了应对此威胁，帝国政府差不多全面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更不用说乌克兰语教学了。比起圣彼得堡对待几乎所有其他非俄罗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方式，这项政策要激进得多。一篇为在1876年进一步收紧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政策辩护的备忘录，阐明了政策背后的考量。备忘录称，尽管乌克兰人的很多要求看起来似乎只涉及文化，不会妨害政治，但是“说和写的不同最能分化民族。允许说乌克兰方言的民众创造独特文学，意味着与人合谋将乌克兰从整个俄国分离出去……任由1300万‘小俄罗斯人’分离将是最大政治疏忽，何况我们身边的德意志部族正在统一”。[13]
政府面临艰难窘境。一方面，圣彼得堡正确地判断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潜在威胁根植于其地方语言。限制乌克兰语和乌克兰市民社会的措施的确阻止了俄罗斯帝国境内出现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1905年后这些限制放宽了，即便如此，因为缺乏讲乌克兰语的教师、记者等执业人员，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也受到制约。在乌克兰大城镇里，俄罗斯或犹太文化往往占上风。从1917年君主国倒台到1920年苏维埃最终确立统治，在关键的这几年里，乌克兰民众的整体民族认同感非常淡薄，这一点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圣彼得堡钳制了当时很多无害的文化活动，导致一部分新兴乌克兰知识分子疏远了它。
“小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对乌克兰民族身份的不同诠释，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70年代。直到1905年革命和宪法施行，只有对内讧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区别明显。1905年之后，乌克兰市民社会的呼吸空间增大了许多，针对大众的公开选举政治也随之开始，这导致两派阵营越发激进化。重要的长期回报是乌克兰民众的效忠。1914年，此事悬而未决。乌克兰农民大都保留着地方和宗教上的认同感。然而，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小俄罗斯”阵营都设法取得了一些群众的支持。民族主义阵营之所以成功，常常靠的是自己的奔走呼号以及对开发非农民所有的一切土地的支持。因为大部分大地主是波兰或俄国贵族，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吁请可以轻易结合。然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煽动民众反犹仇恨的敌对阵营更成功。当时，犹太人在当地资本主义工业、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首要作用。1914年，这些问题酝酿待发。等战争与革命摧毁一切有效制约后，问题旋即爆发，带来灾难。[14]
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重要官员和公众意见领袖敏锐地关注乌克兰属性和日益崛起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抗争。其中最重要的人是米哈伊尔·缅希科夫（Mikhail Menshikov），他为俄国最重要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报纸《新时代报》（Novoe Vremia）撰稿，是该报读者最多的专栏作家。1914年，缅希科夫甚至持有该报股份。与此同时，他是新成立的民族党中最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到1911年，该党已是俄国杜马（Duma）中的最大党，也最亲近政府。缅希科夫同基辅的“小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群体关系也不错，他密切注视乌克兰的动向，1914年，此事越发令他忧郁。缅希科夫承认大部分乌克兰农民仍然对民族主义无感的事实。另外，“不管承认这一点多么伤人，但是相当广泛的‘小俄罗斯’社会圈子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在情绪上十分倾向于分裂主义，在政治意识上也不可靠”。缅希科夫承认，很多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似乎仍忠于俄国，但他高声质问这种忠诚是否发自真心，或者说，当战争爆发、当奥德试图颠覆俄国时，这种忠诚是否会迅速瓦解。[15]
欲理解缅希科夫对乌克兰民族主义威胁的看法，就需考虑他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定义。他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这既因为他完全认为自己是俄国人，也因为他相信血缘、文化和语言决定的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中唯一可以存续的政治实体。只有民族可以让个体产生归属感和目标感，把他们同社会和国家结合在一起。1914年以前，俄国境内正在上演关于帝国和民族国家的有趣争论，缅希科夫也参加了。他非常讨厌帝国无论如何都会变成超民族国家的观点。缅希科夫认为，多民族帝国是注定衰弱瓦解的人造产物，更别提联邦制帝国了。他引用古今帝国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在他看来，公元212年罗马帝国授予所有居民公民权，导致该国内部衰退，最终崩溃。缅希科夫也指出，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政坛存在类似弱点，在这些地区，外敌经常利用民族之间的内斗。1914年3月，他写道，自己这一代人正目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而“同样的命运无疑正威胁奥地利帝国”。“在史上最大帝国大不列颠”，类似过程也在进行之中，“每过十年，该国就变得越发像幽灵了”。缅希科夫认为，哪怕没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少数民族的不忠也威胁俄国。他补充道：“倘若那些原先被视为俄国核心人口的数千万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加入其他向心力中……俄国还能存续多久？”
当代意义上的乌克兰人中，四分之三人口在1900年居于俄罗斯帝国境内，其余四分之一当时居于奥匈帝国，这让乌克兰问题大大复杂化了。那四分之一人口中，350万人住在奥属加利西亚，超过40万人住在匈牙利。历史学家常称“乌克兰裔”奥地利人为卢森尼亚人，但他们往往自称“俄罗斯人”，并认为自己虽有地方特色，却是单一俄罗斯社会的成员。正如混乱的名称所示，当时对乌克兰民族身份并无一致意见。围绕这一身份的争斗同时在三个环境相异的不同国家上演。不管怎么说，这场斗争被公认为——持此观点的多是俄国人——将决定整个乌克兰地区未来命运，所以其潜在危险很大。因为这一重要原因，俄国议员弗拉基米尔·博布林斯基（Vladimir Bobrinsky）伯爵建立了喀尔巴阡山俄罗斯社群，并集中支持力量保卫匈牙利的小卢森尼亚社会，以防止其认同自己为俄罗斯人的意识被削弱。[16]
博布林斯基对卢森尼亚人的支持导致奥俄关系更加紧张，但是该群体人数太少，不能在当地发挥关键作用。当时一般被称作鲁塞尼亚人的350万乌克兰裔奥地利人重要得多，因为1914年时奥属加利西亚已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中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奥地利政府和俄国政府、匈牙利政府不同，它不约束市民社会的自由，也不限制在奥地利的很多人口中民族身份意识的演化。事实上，维也纳鼓励乌克兰民族特性发展，从而遏制君主国境内波兰力量的发展，并阻挠俄国称霸斯拉夫世界的企图。加利西亚庇护了逃出俄国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奥地利政府帮助下，这些人创造了一种文学语言和民族历史叙述，它同俄国文学完全背道而驰，有悖于俄国人对祖国历史关键方面的理解。1867年，奥地利政治生活越来越民主化，1907年该国引入男性普选制。乌克兰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组织自己，深深根植于加利西亚社会。即便在加利西亚，到1914年时乌克兰民族身份之争也未结束：人数相当多的少数派依旧认为自己是幸存的“小俄罗斯人”。无论如何，乌克兰民族主义显然已达到高潮，信奉该主义的很多民众领袖梦想有一天，所有乌克兰人能在俄国帝国外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实现统一。[17]
乌克兰问题损害了奥地利和俄罗斯这两大帝国间的关系，两国的一些外交官对此感到遗憾。然而，20世纪两国市民社会都强大到政府无法驾驭。奥地利和俄国的公众意见强烈地憎恨彼此，这是两大帝国政府需要考虑的事实。1905年，时任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未来的外交大臣埃伦塔尔男爵坚决支持奥俄缔结保守同盟，该同盟德国也会加入。他认为此举可镇压革命，威慑激进民族主义者，消除只利于社会主义者的欧洲战争的威胁。19世纪，三个东欧王朝（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的同盟保障了这一片地区的长期稳定，而埃伦塔尔想重建这一同盟。大使在奥地利外交部的同事们认真考虑了他的计划，并列出完全反对亲近沙皇政权的国内说客，如大部分德裔奥地利人、大部分自由派与天主教徒、几乎所有犹太人，以及所有社会主义者，当然，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上层阶级也在其中。[18]
1908～1914年，随着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化，奥地利和俄国社会的相互憎恶明显加深。乌克兰问题也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举个例子，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巴尔干或斯拉夫事业无甚兴趣。他也明白，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很少接触的方式进行欧洲战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尽管如此，为了避开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威胁，他情愿战斗到死。1914年7月前的几个月，缅希科夫认为，即便现在可以避免巴尔干半岛的冲突，俄国未来也无法回避对奥战争。他之所以这样想，关键是因为奥地利支持乌克兰事业。[19]
然而，到1914年，人们再看待俄国帝国时可能乐观得多。从乌拉尔山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海岸线的广袤西伯利亚地区展现在俄国面前，此地蕴藏财富与机遇。现代技术特别是铁路终于让这个宝藏可以被殖民和开发。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铁路对于闭锁在陆地上的俄国来说更重要，聪明的俄国人相当清楚这一点。连接欧洲与太平洋的铁路网有可能改变社会，因为它将触角延伸至资源富饶的西伯利亚，使俄国在欧洲领土上的过剩人口得以大批迁居至亚洲。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imitri Mendeleev）极尽热情地理解并宣传这一事实。门捷列夫自己是西伯利亚人，他出身于教师家庭，是享誉世界的学者、化学家，也是博学者和公众知识分子，致力于让政府和公众意见拥护他制定的俄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战略。门捷列夫大力支持谢尔盖·威特（Serge Witte）。1892～1903年，威特担任俄国财政大臣，他表现出众，设计并实施了迅速发展工业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20]
门捷列夫深刻认识到西伯利亚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他认为俄国的最大优势在人口。俄国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欧洲国家，俄国的亚洲领土可以利用这些人口。1906年门捷列夫预测，到1950年，帝国人口将从1910年的1.55亿增至2.82亿，而到2000年时人口将达近6亿。门捷列夫预估的数字过高，但人们都相信人口将迅猛增长，且新增人口可被西伯利亚容纳。相形之下，德国和意大利的过剩人口最后只能去另一个国家，即美国。就连英国也输送人口去美国，它也发现散在全球各地的白人统治区难以转变成可存续政治实体。[21]
迁徙至西伯利亚亦有内政优势。因为人口大规模增长，到1900年时，俄国某些核心农业区土地紧缺，租金飞涨，导致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关系非常紧张。大规模迁居西伯利亚可解决此问题。大片深受过剩人口困扰的地区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乌克兰。1905年，切尔尼希夫（Chernigov）、哈尔科夫（Kharkov）、波尔塔瓦（Poltava）、叶卡捷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这些省份的农民起义最严重。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迁至西伯利亚的做法，或许不仅能缓解社会危机，还能缓和民族危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有时甚至包括爱尔兰人）移民白人统治区，在一定程度上为英国人创造了新的独特身份。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移民甚至能更轻易地变成“新俄罗斯人”。1900年，西伯利亚被从俄国分割出来的可能性极小，不过当地的确存在不同于俄罗斯特性的独特“前沿”。哪怕是西伯利亚西部也没有贵族地主，可是1914年的西伯利亚已有不少富农。举个例子，他们是丹麦人在英国市场出口谷物的强大竞争对手。西伯利亚远远不只是大米产地、罪犯流放地以及西方难以想象的拉斯普京的家乡。事实上，西伯利亚是“新俄罗斯”，面临诸多危机的俄国统治者在为它勾画未来时也振作起来。[22]
当然了，俄国的竞争者对该国的巨大潜力就没那么热情了。正如第一章所说，英国地缘政治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曾预言，铁路的到来将改变全球力量，终结海权统治世界的悠长哥伦布时代，未来属于利用铁路连通并开发内陆腹地的国家。1914年，英国外交大臣阿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认为，俄国很快会变得非常强大，如果英国还想保住在亚洲的地位，它必须保住同俄国的友谊。正如人们料到的那样，俄国的德国邻居最害怕它。最应该为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负责的是德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战争开始前几个月，俄国未来可能拥有的压倒性实力越发令他烦忧。此人曾说，在普鲁士的地上种树很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成熟时俄国人已经来了。战争前三周，贝特曼·霍尔韦格对自己非常信任的一名顾问说：“未来属于俄国，它就像越来越可怕的噩梦，不断蔓延，压在我们身上。”[23]
1914年，俄国的未来预期既可能是一片灿烂，也可能是一场灾难。一切都取决于这个政权能否克服20世纪头十年萦绕不去的政治危机。正如第一章所言明，这次危机的关键在现代帝国，难以克服。有必要重复一遍：所有欧洲帝国都面临同样的民族主义威胁，它们无一幸免。此外，俄国不仅是帝国，还是贫穷和不稳定的欧洲边缘第二世界国家。于是，俄国经历了欧洲第二世界国家在20世纪被大众政治攻击时常常面临的困难。很少有第二世界国家和平过渡至民主政体，战争期间，绝大部分国家都被右派或左派独裁政权统治。
哪怕和1900年第二世界国家的平均水平比，俄国也有些落后。举个例子，教师在意大利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2.2‰，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见，事实证明这一比例不能承载把农民变成忠诚的意大利人的任务。而1912年俄国人口中教师所占比例却只有意大利的一半多（1.2‰）。教育的情况充分说明，俄国不仅仅面临资源匮乏的麻烦。问题不仅仅是教师人数太少：当这些人向农家学生宣扬自己心中的俄罗斯爱国主义特征时，政府无法信任他们。秘密警察报告说，1913年12月俄国教师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普遍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其中有些人就像某位英籍俄国专家去特维尔省乡间访友时碰上的乡村教师。那位年轻人用马克思主义书本填充图书馆，鼓励农民烧毁邻近的绅士的庄园，并教育学生鄙视“沙皇尼古拉末世”。[24]
这让人意识到1900年旧政权面临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即受教育社群中有很多人疏远政府。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俄国政权甚至未对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成员开放公民权和政治代表权，这种情况甚至不如西班牙和意大利，更不用说欧洲核心地区了。[25]尽管俄罗斯受教育社群是农民人海中规模相对较小的少数派，但其绝对人数却不少，而且增长迅速。工业蓬勃发展，一些报纸的发行量已超10万份。受教育社群不仅日益壮大，而且往往有复杂化倾向。这里是马列维奇（Malevich）、安德烈·别雷（Andrey Bely）、斯特拉温斯基（Stravinsky）、斯克里亚宾（Scriabin）等举世闻名的前卫画家、作家、音乐家的王国，这是实现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之前常被视为后现代的俄国。这个社群无法容忍根植于18世纪君主专制的政权统治。就此而言，1905年的俄国在欧洲是个特例。就连波斯人和中国人也开始修宪，这让俄国的形势变得更加难堪、颜面尽失。[26]
专制之所以存在，既因为传统与惰性，也因为有人害怕自由化将引发阶级与民族冲突，导致国家四分五裂。捍卫君主制者，用更肯定的语气说，可公平裁断利益冲突，推行虽不受欢迎但必要的现代化政策。照国际标准看，1861年，由地主阶级自上而下实施的农奴解放进程非常和平，农民所获利益远胜于从绅士统治的议会处得到的。作为财政大臣，谢尔盖·威特支持专制，因为专制政体下他能施行否认既得利益以及很多公众意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计划。支持者称，专制政体是适应俄国需要的俄国制度。这些人利用了民族主义者对照搬西方制度的憎恶以及某个有时会合乎情理的观点——从西方移植的思想和制度对俄国现实来说是不适用的，或者说至少是超前的。
从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遇刺到1905年革命，政府中大部分人持保守或民族主义思想。1855年，亚历山大于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受辱时登基，他引入了符合维多利亚时代潮流的重大现代化与自由化改革。亚历山大解放农奴，建立西式司法体系，引进代议制地方政府制度——郡县议会（zemstvos），放松审查制度。他的改革既得罪了保守派，又不能满足激进派。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面对的不只有波兰起义，还有致力于推翻君主制、私有财产和婚姻制度的俄国革命运动。维多利亚女王不会容许这些事发生，但是俄国形势催生极端主义者。从那时起，政权就同革命社会主义争夺俄国民众的支持。19世纪70年代，革命派毅然煽动农民起事反抗政权，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事实证明，一旦工业化在19世纪80年代起步，接触并说服开始在城中聚集的新型农民工（Peasant-worker）就要容易得多。正当一些革命者试图激起民众起义时，另一些人试图靠暗杀重要官员使政府陷入瘫痪。1881年，他们终于设法刺死沙皇，讽刺的是，当时亚历山大二世刚好同意了采取谨慎的初步措施，从而让社会选出的代表进入中央政府。
亚历山大二世打算让郡县议会中的代表加入国务会议，即奉命给予君主立法建议的机关。因为君主可以否决国务会议的提议，这一改革的确是保守的。无论如何，它开辟了未来的可能性。尽管大部分郡县议会被贵族把持，但农民有代表，而且参政权日后可以扩大。1900年，郡县议会已经开始在乡村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乡村上层阶级和群众可在这一事业中有效合作。假以时日，亚历山大的改革或可缩小贵族与农民、俄国社会与俄国国家的差距。当然了，我们不应夸大改革的作用。乡村社会内部分化严重，得付出大量时间和努力才能削弱传统上农民对上层阶级和政府的怀疑。此外，不只社会主义者，就连很多自由派人士也认为，任何不及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形式，其作用都有限。然而，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口是半文盲农民的多民族帝国，人民主权和民主原则多半会变成通往社会与民族革命的捷径。事实证明，通过间接选举连接社会与国家的体系很可能更持久，特别是能为帝国和现代性所面临的矛盾性挑战提供俄国特色答案的体系。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在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治下，保守势力开始反攻倒算。1894年亚历山大本人去世，但其子尼古拉二世年轻且缺乏经验，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父亲的计划，直到1905年革命才被迫做出改变。此计划的核心思想是，罗曼诺夫帝国是俄国，必须依照俄国的传统、需要与利益统治它。驱动政府政策的当然有实际需要和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确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所谓的亲斯拉夫思想家奠定的理念。归根到底，这些理念认为俄国是不同于欧洲的独特文明，只有不折不扣地坚持源自历史、对其特性来说有关键意义的价值与原则，俄国才能和平和谐地发展。所有主要亲斯拉夫思想家都来自莫斯科，这并非巧合。他们认为莫斯科与帝国的国际大都市和位于欧洲的首都圣彼得堡不同，能够代表俄罗斯民族身份。圣彼得堡以其创建者沙皇彼得一世（Pyotr I）命名，代表他引入俄国的西化制度与思想。亲斯拉夫思想家认为这些思想与彼得建立的官僚国度是外来植入物，几乎相当于殖民输入。19世纪，亲斯拉夫主义是俄国境内最活跃、最有望推广的一种保守思想，所以它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含糊态度严重削弱了政权。[27]
1881～1905年，政府中盛行如下观念：只有专制制度才能凝聚帝国，克服内部利益冲突，确保俄国在面临强大外在威胁时得以维系。为防止帝国分裂，俄语必须被提升为学校和行政机关的唯一用语。保守主义者认为，维持民众对沙皇专制忠诚的是典型的俄罗斯制度——东正教会。他们声称，东正教会既是国家教会，又宣扬团结和忠于传统，它同罗马天主教或新教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为了支持农民公社，有俄国特色的集体忠诚和团结信念也得以被提倡。1905年，农民拥有的土地是地主的三倍多，可耕作土地中归农民所有的比例还要更高。可是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大都不是个人，而是乡村公社。公社据信是根基很深的俄国制度，可使农民避免失去土地、贫穷与社会主义。国家保险制度旨在保障大部分人口免受早期资本主义的最恶劣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乡村公社就是一种保守和初级的国家保险制度。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大规模涌现，俄国政权便试图对他们采取类似政策。它担心，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公正与俄国农民的集体主义传统的结合会把新的城市工人推入革命者怀抱。于是警察国度自身建立工会，并通过仲裁工人与雇主的矛盾努力满足工人的需求。[28]
君主制与宗教
尼古拉二世与其他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运送萨罗夫的圣塞拉芬（Saint Seraphim of Sarov）的遗骨
1905年革命中，保守派的希望和幻想破灭了。置身事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制君主制成功地暂时联合了几乎所有俄国社会派系对付保守派，支持政治代表权和公民权。1903～1905年，就连很多地主绅士也加入反对派阵营。作为保守力量与秩序代表的东正教失败了，重要原因之一是它长期服从政府，沾染了后者的普遍恶习，而且缺乏进行独立政治斗争的经验。相形之下，在20世纪的西欧与中欧，长期以来，罗马天主教会都是保守主义与反革命强大且隐秘的堡垒。至于警察工会，不仅没能履职，后来还支持革命事业。1905年革命爆发的标志往往被认为是当年1月的“血色星期天”：大群工人举行示威，试图向沙皇递交请愿书，而士兵朝他们开枪。请愿书包括以革命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计划的关键部分，但示威的组织和领导者是一位神父，内政部曾支持此人组建警察工会。
然而，1905年革命背后还有另一个关键原因，即日本战胜了俄国。日俄战争是欧洲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分。对于俄国等国来说，欧洲之外的帝国主义扩张可能失败，继而摧毁政权合法性，导致内部混乱。然而，就对外政策的选择、地缘政治威胁与野心、俄国人对国家未来和特性的更广泛观感而言，俄国在远东的灾难有其独特根基。只要谁想了解1914年以前那些年俄国的对外政策或国内环境，他就绝对有必要理解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