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俄法同盟

在批准了与法国的和平及同盟条约后，亚历山大离开蒂尔西特返回彼得堡，并于1807年7月16日抵达目的地。在他返回首都的前一天，这座城市见证了二十一响礼炮和在喀山（Kazan/Казань）大教堂庆祝和平的祈祷仪式。在莫斯科也举行了类似的庆典，奥古斯丁（Augustin/Августин）主教告诉他的会众们，俄军官兵的英勇给拿破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其认为需要一个与他为友的俄国。奥古斯丁用这样的话语来掩饰实际的状况。东正教会的确需要做些解释工作，因为根据政府的命令，它曾经让人长年累月在讲道坛上慷慨陈词，抨击敌基督拿破仑。显然，这个故事传到许多俄国村子后就变成了沙皇为了洗清拿破仑的罪孽，与他在一条河中会面。[1]

亚历山大一时还可以忽略他的农民臣民们的困惑——沙皇突然和此前的敌基督成为朋友。但他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贵族阶层，以及精英阶层中的一个组成要素，亦即将军和近卫军军官们的意见就不能如此漫不经心了。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于1807年秋季成为外交大臣。他后来这样告知法国大使科兰古（Caulaincourt）侯爵：

就这个国家来说，拿破仑皇帝犯了一个错误，总体而言每个法国人都一样。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国度，觉得皇帝就像专制君主一样统治，他的一纸命令就足以改变公众舆论，或者至少能够决定一切……（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尽管亚历山大皇帝的善良与温和闻名于世，但他也许比之前任何一位君主都更能给公众舆论施加影响。叶卡捷琳娜女皇无疑是最专横的女性，也是有史以来最不受约束的君主，但她在这方面所做的却比他少得多。你可以确信这一点。她从未发觉自己身处他现在正面临的艰难环境之中。她极其了解这个国度，从而赢得了公众舆论所有要素的支持。正如叶卡捷琳娜本人曾经告诉我的那样，就连几个老太太的反对情绪她都会仔细处理。[2]

事实上鲁缅采夫正在进行转换阵营的说教，而彼得堡的法国使馆也对公众舆论十分在意。人们广泛认为，推翻了亚历山大的父亲和祖父的政变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他们所秉持的对外方针的抵制，尽管科兰古本人则强调这两位君主曾经侵犯过彼得堡贵族阶层中关键人物的个人利益。在科兰古发出的急件中，他告诉拿破仑，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帕维尔皇帝的记忆和对康斯坦丁大公的厌恶让推翻亚历山大一世的企图不致成真。当俄国君主于1808年9月赶赴埃尔福特（Erfurt）与拿破仑会面时，科兰古注意到作为彼得堡督军的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完全可靠，指挥近卫军的费奥多尔·乌瓦罗夫（Fedor Uvarov/Фёдор Уваров）也非常忠诚，因此即便当皇帝不在时，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麻烦事。然而大使后来注意到，皇帝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所培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小圈子代表了对皇位的潜在威胁。除了少数极其短暂的时刻外，1809年时科兰古总的来说还是这样强调：尽管只有少数俄国人希望发动战争，但亚历山大和鲁缅采夫对俄法同盟的支持却让他们在彼得堡成了孤立且不受欢迎的人物。[3]

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法国的敌意是出于自尊心受损的感受。18世纪的俄国曾赢得了它的战争，因此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是让人蒙羞的震撼。更不用说对骄傲的贵族们——他们被培养出了对荣誉和名声的敏感关切——而言，这样的公开侮辱就更难以接受了。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回忆说，他和禁卫骑兵团的年轻军官同伴们燃烧着为奥斯特利茨复仇的渴望，用砸毁法国大使馆窗户，然后在任何人能够抓住他们之前跑开的方式发泄挫败的情绪。[4]

军队高级军官中的状况也必然不会有太大不同。在蒂尔西特签订和约后，亚历山大派驻巴黎的第一任大使是中将彼得·托尔斯泰公爵。托尔斯泰是个有英雄般直率作风的使节：他事实上不是个外交官，而是位好战的将领，盼望着逃离位于巴黎的使馆——以托尔斯泰的看法，他只是在使馆里的徒劳差事上浪费时间。他反复告诉在彼得堡的上级，拿破仑（通常状况下他一直尖刻地称之为波拿巴）一心想要主宰全欧洲，并“希望把我们变成亚洲国家，把我们赶到旧日边界后方”。法国人的傲慢和虚荣给托尔斯泰带来了排斥和侮辱，大使在对俄军做了不合法国人口味又略微高调的颂扬并争辩说法军在1807年的胜利是源于好运气和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后，就几乎与米歇尔·奈伊发生了一场决斗。[5]

亚历山大的家人也有这样的感受。甚至早在皇帝去蒂尔西特谈判时，他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就写信告诉他，拿破仑是“狡诈、个人野心和虚伪的混合物”，这人应该为他能够与俄国君主交往倍感荣耀。她补充说：“我希望看到她（即俄国）受到实际上而非口头上的尊敬，因为她必定有办法、有权利做到这一点。”叶卡捷琳娜的母亲玛丽亚皇太后成了反对法俄同盟的彼得堡贵族的核心。科兰古抵达彼得堡之初，上流社会中的多数人都将他拒之门外，尽管这让亚历山大烦恼，但还是有些人在科兰古待在彼得堡期间始终对他大门紧锁。许多法国保王党流亡者居住在彼得堡，或者在俄军中服役。他们的行为方式、教养和格调为其赢得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强烈同情，也助长了他们对拿破仑的敌意。黎塞留（Richelieu）公爵是流亡者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成了新俄罗斯（即乌克兰南部）的督军，并在复辟后作为路易十八的首相返回法国。名列前茅的还有从1811年起担任俄国海军大臣的特拉韦塞（Traversay）侯爵，以及在1789年之前担任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圣普列斯特（Saint-Priest）伯爵的两个儿子。最广为人所知的则是约瑟夫·德·迈斯特，他在那些年里为流亡中的撒丁国王担任驻彼得堡使节，还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并列为欧洲最著名的反革命政治思想家。[6]

然而，彼得堡诸多客厅里的“正统主义”同情心并非仅仅出于对旧制度下法国的羡慕与怀旧。他们也有这样根深蒂固的感受：拿破仑的行动是对他们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所依靠的宗教与历史原则的挑战，也是对任何稳定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挑战。以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Grigorii Stroganov/Григорий Строганов）男爵为例，他曾多年担任俄国驻西班牙宫廷的使节。当亚历山大要求他继续在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的宫廷里担任同一职位时，斯特罗加诺夫却予以拒绝。斯特罗加诺夫致信皇帝，表示拿破仑废黜波旁王室侵犯了“最为神圣的权力”，这事实上正是亚历山大本人赖以统治的权力基础。拿破仑劫持并废黜了他自己的西班牙盟友，也以最粗鲁的方式侵犯了“条约的神圣性和诚信”。如果让斯特罗加诺夫继续在马德里代表俄国的话，他会在西班牙人民面前感到自己受到玷污，而且“在我准备好为陛下您的光荣和贡献做出的一切牺牲中，只有我的荣誉是在当下处境里无法提供的”。[7]

在这些感受之外，彼得堡上流社会中还存在强烈的亲英情绪。在他们看来，英国不仅十分强大，还是欧洲最自由的国度。和其他国家不同，英国的自由实际上似乎增强了它的力量，让政府能够以十分易于控制的代价维系庞大的债务水准。英国贵族阶层的财富、受到保障的权利和价值观被视为英国的自由与霸权的关键因素，较之拿破仑的官僚专制主义，它显得更为优越。如果说沃龙佐夫和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是彼得堡最突出的亲英派贵族的话，亚历山大的一些同辈密友也一样属于亲英派阵营。

除此之外，在那些决定了俄国经济与财政政策的要人当中，有许多人广泛阅读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十分羡慕英国经济。以决定俄国经济方针的年长国务活动家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Nikolai Mordvinov/Николай Мордвинов）为例，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斯密和李嘉图的门徒。财政大臣德米特里·古里耶夫（Dmitrii Gurev/Дмитрий Гурьев）将英国的公共财政体系称为“人类智慧最非凡的创造之一”。这一切仰慕都绝非抽象产物。这些人也认为俄国的利益与英国紧密相关。英国是俄国出口货物的主要市场和主要运输者。1808～1812年，莫尔德维诺夫感到尤为惊恐——如果俄国继续追随拿破仑对英国的经济封锁，它将永远丧失这些出口市场。他觉得与英国的互利贸易同选择性保护俄国的稚嫩工业并非不可调和。与此同时，不仅是这些亲英派人士，而且1808～1812年几乎所有俄国高级外交官都承认，拿破仑主宰欧洲的欲望是对俄国利益的主要威胁，英国则是俄国面对这一威胁时的天然盟友。如果说他们没有像彼得·托尔斯泰那样用这些主张轰击彼得堡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且时常赞同亚历山大本人的观点——尽可能延迟与法国不可避免的冲突是符合俄国利益的。[8]

作为1807年时的总司令，莱温·冯·本尼希森将军以其论述触及了此时俄国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和统治阶层精英里的大部分人一样，本尼希森支持在1807年缔结和约，但不喜欢对法同盟。在他的观点中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英国行使海上霸权时的方式间或会伤害俄国的自尊心，但法国对欧洲大陆的主宰却是对俄国关键利益的更大威胁。尤为重要的是，拿破仑的权力让他能够在俄国边境上重建一个拥有1500万人的波兰国家，这将会成为对俄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尼希森也认为如果让拿破仑压制俄国对外贸易的话，那么俄国经济将不再能够维系它的武装力量和精英阶层的欧洲文化。俄国将重归它在彼得[9]之前的半亚洲状况。

在本尼希森看来，英国的全球地位十分巩固，就算整个欧洲大陆都团结在拿破仑身后，他也难以将其打破。英国全球霸权的关键因素是它对印度的掌控，这在本尼希森看来是无懈可击的。他争辩说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了由当地纳税人提供资金的欧式军事体系。这支军队“组建的原则与我们的欧洲团一样，由英国军官指挥，装备极好，用我们掷弹兵那样的精确性展开机动”。亚洲的骑兵军队此前曾经越过印度西北边疆征服了次大陆，但这些骑兵在与英印步兵和炮兵对抗时毫无胜算。与此同时，没有任何一支与其敌对的欧洲军队能够抵达次大陆，因为英国人控制了海上通道，而让一支欧式军队越过波斯或阿富汗时所要遭遇的后勤问题则是无法克服的。本尼希森本人曾在波斯北部作战，他在这一点上的说法有权威性。本尼希森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俄国来说，与法国同盟对抗英国是自杀性的。首先，法国对英国的胜利与俄国利益极端相悖。其次，在（法国）取得与英国的任何经济战争胜利之前，俄国的财政和经济将会早早崩溃。[10]

与拿破仑的同盟在彼得堡的潜在敌人总比潜在朋友要多得多。虽然如此，这一同盟还是有可能获得支持。任何关心帝国内部事务的明智官员都知道俄国面临着众多内部问题，而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则十分有限。从这方面来看，开销巨大的外交政策和战争是个灾难。1808～1812年俄国内部事务的关键人物是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Михаил Сперанский），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刻画——在写作这部小说时他相当程度上还是个偏狭的外省贵族。斯佩兰斯基是几乎不可能在俄国政府顶层中找到的人物。他是个赤贫的外省教士之子，单单靠着能力进入了位于彼得堡的全俄第一的教会学院。他从那里开始的职业生涯本该是成为主教或东正教会的高级管理人员，不过却被亚历山大·库拉金的弟弟从这样的生活中拔擢出来，他让斯佩兰斯基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然后将其转入国家官僚体系，以此协助他处理公务。

斯佩兰斯基的出色智慧、作为法律和备忘录起草人的技能和惊人的职业道德先是为其赢得了一系列高级官员的赞赏，随后更是得到了亚历山大本人的青睐。尽管并没有理由去质疑亚历山大对斯佩兰斯基的热情，皇帝也将意识到，一位在彼得堡贵族阶层中毫无关系的主要顾问不会具备任何威胁，也可以在必要情况下轻易抛给狼群。1808～1812年，斯佩兰斯基实际上是皇帝在财政问题、重建中央政府和新近获得的芬兰相关事务上的主要顾问。1809～1812年，当亚历山大开始于鲁缅采夫背后处理俄国外交和谍报事务时，他把斯佩兰斯基当作传递秘密报告的渠道——那些报告本是被设计来只给君主过目的。亚历山大也与斯佩兰斯基秘密讨论了对俄国社会和政府的根本改革，包括解放农奴、在中央和地方上引入民选议会。

任何获得此等圣眷的个人都会在彼得堡招惹到无数的嫉妒与批评。斯佩兰斯基是个“新贵”，加之他缺乏构建有用关系的时间和技巧，这些事实让他变得越发易受伤害。关于斯佩兰斯基解放农奴的计划的各式谣言流传开来。一些出自他手、旨在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伤害了贵族阶层成员的利益。许多贵族视斯佩兰斯基为“雅各宾党”，是革命继承人拿破仑·波拿巴的崇拜者。这一点几乎毫无真实性可言。斯佩兰斯基的确钦慕拿破仑的一些行政和司法改革，但他在计划中设定的代议制机构更接近英国模式，而非拿破仑的官僚专制主义。此外，尽管斯佩兰斯基希望能够在不受外部问题打扰的情况下展开内部改革，但他并未幻想拿破仑会让俄国和平着手此事。[11]

就某种程度而言，海军大臣帕维尔·奇恰戈夫（Pavel Chichagov/Павел Чичагов）上将则是更为真切的“波拿巴分子”。在亚历山大时期的俄国政府里，这位海军上将的所属类型要比斯佩兰斯基令人熟悉得多。尽管出身于普通贵族家庭，但奇恰戈夫受过良好教育，他本人还是一位杰出海军上将的儿子。法国大使认为奇恰戈夫是法俄同盟最强烈的支持者之一，许多俄国人也这么想。仅举一例，上将在1807年8月致信亚历山大，指责英国的海上暴政，并为拿破仑的天才喝彩。海军上将时年40岁，对一位部级大臣而言这个年纪依然是相对年轻的，他是一位聪明又精力充沛的人，还有一颗活跃的头脑。有些人说他的话语要比行为更令人印象深刻，但科兰古和约瑟夫·德·迈斯特都认为奇恰戈夫是彼得堡最聪明、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上将的不足之处中有一点是，他倾向于被自己的机智牵着走，在交谈中往往会走得太远。像大部分俄国贵族一样，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尊严被冒犯的话，他会立刻采取报复。这可能会使他成为一位不佳的下属和傲慢的指挥官。让状况糟糕得多的是，奇恰戈夫大体来说对俄国的落后秉持着鄙视态度，他还倾向于将自己国家的不足之处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拿破仑的法国。一次在巴黎长期逗留时，他以骇人听闻的程度展开此类比较，这令那里的俄国外交官们十分不快。他们紧密监视着上将，防范他将俄国机密随口说出。亚历山大实际上赞同奇恰戈夫的许多观点，欣赏他，也原谅了他的发作。但到1812年为止，在彼得堡已经有许多把磨砺已久的匕首，正等待时机插进奇恰戈夫后背。[12]

然而，倘若要让俄法同盟幸存下来的话，拿破仑最需要在彼得堡培植的关键人群是科兰古所称的“老俄罗斯人”，人们可以将他们写实地称为俄罗斯孤立主义者。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他们都来自俄罗斯族，而且时常是老一辈人，这些人不觉得仅仅是因为亚历山大对普鲁士路易丝（Louise）王后的迷恋（这是他们口耳相传的说法），或是他对世界和平友好的幻想，俄国就有理由让自己卷入欧洲事务。在某些状况下，避免与欧洲发生外交和军事上纠缠的渴望是同对法国化的行为与价值观侵入俄国社会、“破坏”它传统的不快一起出现的。然而，许多贵族孤立主义者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用法语交谈就和用俄语一样轻松。孤立主义也时常有自己的战略进攻事项单。它把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向南扩张作为俄国真正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目标所在，回顾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胜利战争，将其视为未来俄国大战略的模板。孤立主义者也追忆着在叶卡捷琳娜治下领导俄罗斯向南扩张的伟大人物——彼得·鲁缅采夫元帅、格里戈里·波将金元帅和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Александр Суворов）元帅——他们都是俄罗斯人，这与拿破仑时代中亚历山大麾下军队的许多指挥官完全不同。

这些俄国孤立主义者和18世纪时的英国人在大战略的争论方面有相似之处。许多英国政治家要求奉行真正的“民族性”殖民与海外扩张政策，指责插手欧陆仅仅是对汉诺威王朝的迎合。那些在英国能够从屋顶上大声呼喊的议论在俄国只能以窃窃私语传播。罗曼诺夫王朝也不像汉诺威王朝那样明显来自外国。但当罗曼诺夫王朝男性世系于1730年绝嗣时，皇位就通过嫁入荷尔斯泰因王室的彼得大帝之女传承下去。对某些老俄罗斯人而言，彼得三世和他的儿子帕维尔一世对“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他麾下普鲁士军队的敬重反映出来自德意志的毒素已经明显渗入了罗曼诺夫家族的血脉。1809年8月，在对亚历山大的外交政策完全幻灭后，元帅普罗佐罗夫斯基（Prozorovsky/Прозоровский）公爵致信同为“老俄罗斯”贵族和叶卡捷琳娜时代战争宿将的谢尔盖·戈利岑（Serge Golitsyn/Сергей Голицын）公爵，信中称如果拿破仑继续戏耍、削弱俄国的话，那么普罗佐罗夫斯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无疑会以某种形式保留他们的庄园，但“荷尔斯泰因王室”将不会继续据有俄罗斯皇位。[13]

俄国和英国就战略而进行的辩论中的相似之处反映出了一个基本的共同地缘政治现实。英国和俄国是欧洲边缘的大国。对这两个国家而言，向欧洲之外投送力量是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在那里攫取胜果更为轻松，而其他欧洲大国也几乎无法予以干涉。在欧洲核心地带取得利益则要付出昂贵得多的代价，不管在获取还是防卫时都是如此。然而到1800年为止，如果说英国和俄国都能够从他们的边缘位置得利的话，那么主要的优势则在英国一方。就两大帝国核心领土的安全性而言，海洋是比波兰和白俄罗斯平原好得多的缓冲地带。某种程度上来说，爱尔兰之于英国恰如波兰之于俄国，换言之，那是一片居住着宗教对头和史上死敌的脆弱边境土地。然而，在把几乎整个土著精英阶层剥夺殆尽后，英国人已经能够确信通往不列颠的爱尔兰后门相当安稳——除非一支规模庞大的法军入侵这个国度，而皇家海军的力量却让这几乎无法成真。没有一位俄国国务活动家能够对波兰有类似的安全感。[14]

英国在欧洲外围获取利益的位置也要好得多。当俄国人的向南扩张让他们进入君士坦丁堡范围，甚至把舰队派入东地中海时，他们进入的是一块其他大国也认为十分重要，同时它们也能够有效干预以阻止俄国人的地方。此外，尽管向南扩张给俄国在“乌克兰”和黑海沿岸带来了十分重要的收获，但它们却无法与英国霸权在1793～1815年的大步推进相提并论。在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海军都几乎被歼灭的状况下，英国人可以夺取南非的大部分贸易，消灭他们在印度的关键敌手，开始利用印度的输出品打入中国市场，而且还巩固了对自己遍及全球的海军基地的控制，极大地增强了它们对国际贸易的掌控。拿破仑时代潜藏的基本地缘政治现实表明了英国未来会取得主导地位，而地缘政治现实又得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最初迹象的强化，这就使状况变得尤为突出。这一点曾让一些俄国人感到忐忑不安。另外，当时最主要的地缘政治重点则是，如果任何其他大国主宰了欧陆，俄国和英国的国家安全都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15]

1807～1812年，“老俄罗斯人”最突出的代表是尼古拉·鲁缅采夫伯爵，他也是这一时期的外交大臣。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前，鲁缅采夫家族只是个中等贵族，其地位远在沃尔孔斯基、洛巴诺夫或戈利岑公爵家族之下，但是尼古拉的祖父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是彼得的亲密伙伴，他俩的关系自童年时期就已开始，并贯穿了彼得的整个统治时期。亚历山大·鲁缅采夫以上将、伯爵和富人的身份去世，彼得确保了他能够通过婚姻进入旧莫斯科贵族核心。此举的一个结果是，他孙子尼古拉的关系网络十分强大：仅举一例，尼古拉是亚历山大·库拉金的表弟。

然而，真正重要的关系同尼古拉的父亲相关。他是叶卡捷琳娜治下的大英雄、元帅彼得·鲁缅采夫伯爵。正如外交大臣曾对科兰古所述，“只有为他的国家谋取巨大利益的希望才能让鲁缅采夫元帅的儿子”留在政府当中。尼古拉·鲁缅采夫敏锐地意识到了他所拥有的遗产，他是一位骄傲的俄罗斯爱国者，坚定地认为他的国家应当列于诸国之首。他对古代俄国手稿和其他古物的极大兴趣展现出了他爱国主义情感的一个方面。他不仅资助对这些珍宝的收集、刊行和展览，还热心地参与横跨俄国寻找古物的探险。当代俄国图书馆和博物馆里收藏的最伟大的罗斯和斯拉夫古物中，有许多件藏品的源头要归于这位杰出的人物，他在临终时把自己的珍藏赠予公众。[16]

在鲁缅采夫的少年时代，俄国不仅正在他父亲的指挥下向南进军，也是欧洲第一大产铁国。然而，正如鲁缅采夫清楚了解的那样，到1807年为止，它的相对经济地位正处于衰落之中。在鲁缅采夫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俄国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派往俄国的第一任公使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他是一位美国总统的儿子，自己也将在19世纪20年代担任总统。鲁缅采夫曾向亚当斯吐露秘密，“对一个大帝国而言，麻、牛油、蜂蜡和铁是最上等的出口产品，这并非得意之事”。他对经济事务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是个极为富裕的地主，对西欧的新耕作方法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关注。然而，他还曾多年执掌过帝国的运河和其他水道，并自1802年起担任贸易大臣。这对一位俄国外交大臣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背景。[17]

对鲁缅采夫来说，拿破仑一定程度上只是个穿插表演，或者说只是个机遇。他真正关心的是英国对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外交大臣欢迎拿破仑对英国实施经济封锁：“宁可让整个世界的贸易于10年内不复存在，也好过永远使其落入英国掌中。”正如他告诉亚当斯的那样，俄国不会走印度的道路。作为贸易大臣，他曾引入新的法令，以确保外国人不会夺占俄国国内贸易和生产份额。与此同时，英国对俄国海外贸易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种主宰，有点像他们在印度所做的那样”，而这一点是“不可容忍的”。鲁缅采夫既把美国培养为俄国贸易的另一个运输者，又将其作为对英国控制全球经济的潜在制约因素。他时常在美洲和中国为俄国商品寻找新的市场。[18]

然而，鲁缅采夫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即使拿破仑对欧洲贸易的扼杀为不少初生的俄国工业——如制糖业——提供了无限的保护，但俄国社会与俄国经济所处的地位能够让它们利用这一点吗？科兰古当然欢迎鲁缅采夫的想法，但即便是他也认为，中产阶级和大量熟练工匠的缺乏会严重限制俄国的经济潜力。就长远角度而言，工业革命还需要依靠煤与铁的结合，但是在俄国，只有铁路的出现才能够贯通庞大矿藏间的距离。在更为近期也更与政策相关的角度上，鲁缅采夫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感到绝望，皇帝希望用全欧洲对英国的贸易封锁迫使他的头号劲敌屈膝投降。在鲁缅采夫看来，这实际上是在伤害英国的竞争者，把全球贸易装在盘子上送给英国人。[19]

在政治层面上，鲁缅采夫战略的成败也系于拿破仑之手。如果拿破仑忍住不去威胁俄国安全，孤立主义就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在鲁缅采夫看来，不构成威胁首先意味着不去鼓励波兰人。任何被重建的波兰国家都注定希望恢复到它被瓜分前的边界，这就会让俄国失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土地。正如他告诉科兰古的那样，尽管他自己的所有政治资本都已经倾注到对法同盟当中，“但我本人也会第一个告诉皇帝，宁可牺牲一切都不能同意重建波兰，也不能同意做任何最终会间接导致其复国或传递任何与复国相关想法的安排”。[20]

如果说亚历山大本人在离开蒂尔西特时的确怀有对俄法同盟的些许幻想的话，那么这些幻想很快也就消散了。首先出现的是围绕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的争端，这是俄军于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占领的两个奥斯曼省份。俄国人希望吞并它们，以此抵偿战争费用——这是一场由奥斯曼帝国于1806年主动发起的战争。尼古拉·鲁缅采夫就任外交大臣一职也很可能加大了他们从土耳其身上索取补偿的胃口。由于这一吞并行动并没有被写入《蒂尔西特和约》之中，法国人声称他们也需要得到补偿，以平衡俄国的收益。亚历山大相信拿破仑曾在蒂尔西特会谈中鼓励他兼并这些省份，因此他被这一要求吓了一跳。然而，真正使其震惊的是法国要求得到西里西亚作为补偿。西里西亚不仅要比那两个土耳其省份有价值得多，而且是普鲁士残存省份里最富庶的一个。让普鲁士失去它既令亚历山大在弗里德里希·威廉面前蒙羞，也令普鲁士降为小小公国，完全不能防护俄国的西部边境。此外，西里西亚位于萨克森和华沙大公国之间，它们的君主都是萨克森国王。萨克森—波兰君主国是拿破仑在东欧最重要的前哨兼卫星国。如果拿破仑把西里西亚和它的大批波兰人口赠予萨克森—波兰君主国的话（这是很有可能的），俄国对波兰复活这一威胁的担忧就会急剧增长。

关于奥斯曼治下“公国”的争端是法俄之间就整个奥斯曼帝国未来所进行的谈判的附属品。这既反映了鲁缅采夫对奥斯曼领土的强烈欲望，也表现出法国毫不愿意将君士坦丁堡和通往地中海的通道交给俄国。这些讨论那时候却意外碰上了法国和俄国实现《蒂尔西特和约》条款时——这要求将大陆封锁体系施加到欧洲其余部分头上——所造成的危机。俄国人在这桩事中分摊的任务是迫使瑞典加入大陆封锁体系，他们在1808～1809年的战争中击败了瑞典，从而实现了这一目标（至少纸面上如此）。从俄国角度而言，这场花费高昂的战争的主要理由是它会导致俄国兼并芬兰，日后一旦发生冲突，这会让彼得堡在瑞典的进攻面前显得安全得多。和约于1809年9月在弗里德里希哈姆签订，亚历山大显得相当满意，他将鲁缅采夫晋升为首相[21]，给予了芬兰人堪称慷慨的自治程度。

与此同时，法国将大陆封锁体系强加到伊比利亚的尝试却发生了灾难性的错误。葡萄牙政府和王室在英国海军护送下逃到了巴西。他们现在完全依靠英国的善意生存，于是即刻让整个葡萄牙帝国向英国敞开贸易。拿破仑废黜西班牙波旁王室、试图接管西班牙的结果还要糟糕得多，这让亚历山大和鲁缅采夫因他们对拿破仑的支持而在彼得堡上流社会中遭到了更多的批评。拿破仑此举不仅让西班牙与英国展开贸易，还让整个西班牙帝国都与英国通商。西班牙的起义也让奥地利人相信，这也许是他们发起进攻的最后一次机会——拿破仑正被牵制在其他地方，而奥地利的财政还能够支撑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军队。

亚历山大曾指出：“我有理由希望这将成为加速欧洲实现整体和平的方法，那正是欧洲所急需的。只要英法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就不会有任何安宁。”他以此向弗里德里希·威廉解释为何要支持大陆封锁体系。亚历山大的一些顾问曾一直警告他，即便法俄联合施压，迫使英国谈判也只是幻想。现在亚历山大本人被迫承认，拿破仑的政策已经让俄国所需要的和平越发遥远。法国在西班牙的莽撞入侵已经给了英国“极大的优势”，还促使奥地利着手集结军队，可能引发欧洲大陆上规模更为庞大的战争。[22]

就在这危险的国际环境当中，亚历山大于1808年9月前往位于德意志中部的埃尔福特，这是蒂尔西特会谈之后让人等待良久的后续会晤。在盛大的庆祝活动和公共场合所表现出的一连串互相倾慕之外，两位君主间的关系却比前一年明显冷却下来。在一定程度上这只是反映了俄国的相对地位有所提高，因此就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和更少的对拿破仑无限服从的需求。俄国早已从弗里德兰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法国的军队不再威胁性地部署在它的边境上。与此相反，他们正在西班牙苦战，或者等待与奥地利发生新一场战争的可能状况。法国需要俄国，因而放弃了对俄国吞并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的反对意见。作为回报，亚历山大许诺在奥地利挑起进攻的状况下支持拿破仑，但是由于这一点已经暗含在《蒂尔西特和约》之中，俄国人事实上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比起在埃尔福特的无意义谈判和协定，亚历山大和他的家人之间与会晤拿破仑相关的书信要有意思得多，因为它们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许多想法。就在皇帝动身前一周，他母亲写给他一封长信，恳求他不要出发。由于拿破仑劫持了西班牙王室家庭，玛丽亚皇太后因而对她儿子的人身安全状况深感紧张——他身处由法军驻守的外国城镇，被一位毫无顾忌和限制的人控制着。尽管她承认在蒂尔西特达成的和平是必需品，但她也阐述了对法同盟的危险后果。拿破仑操纵俄国，使其发动一场针对瑞典的、昂贵且不道德的战争，与此同时还阻止它与奥斯曼议和，甚至试图让自己干涉俄国与波斯的关系。更加糟糕的则是与英国关系破裂和坚持大陆封锁体系给国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贸易崩溃，基本必需品价格狂涨，官员薪水的实际价值减半——这让他们只能以偷盗养活家庭。国家岁入的下降和政府官员的道德败坏与腐败预示着危机。然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艰难处境和奥地利的再武装给俄国提供了与法国的敌人团结一致、终结它对欧洲主宰的机会。皇太后指出，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亚历山大如朝圣般拜访拿破仑并巩固法俄同盟的话，那对他的声望和俄国的利益都将是灾难性的。[23]

玛丽亚的主张并不新鲜。亚历山大的许多外交官都能够提出同样的观点，托尔斯泰伯爵还时常在他发自巴黎的急件里强调这些论调。然而，让亚历山大忽略他手下官员们的意见要比让他忽略母亲的看法容易得多。尽管时常被玛丽亚激怒，但他在内心里不仅是个忠诚而礼貌的儿子，还是个深爱母亲的儿子。所以在动身前往埃尔福特之前，亚历山大在一封写给她的漫长手写书信中阐述了他的对外方针，并对其加以辩护。

亚历山大在书信开篇时表示，在这样一桩极为重要的事项上，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俄国的利益与福祉——这是他全部关心所倾注的地方。如果他让自己被无知、浅薄且漂浮不定的公众舆论所左右的话，那将是“罪恶”的。与之相反，他必须依靠自己的良心与理性，用眼睛径直观察真相，不屈服于虚假的希望或情感。此时的基本事实是，法国十分强大，它甚至要比俄奥两国合在一起都强大得多，处境也要好得多。连18世纪90年代被治理不当和内战削弱的法兰西共和国都能够击败全欧洲，那么人们对法兰西帝国又该说什么呢？统治它的专制君主同时是一位军事天才，它还有一支在15年战争锤炼过的老兵组成的军队作为支柱。认为在西班牙的少数几场失败就能严重影响这一霸权的想法是幻觉。

俄国此刻的救赎赖于避免和拿破仑发生冲突，只有让他相信俄国与其共享利益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必须投入到这一点上，以便让我们自由呼吸一段时间。在这段宝贵时间里，我们可以积累自身的资源与力量。但我们必须在完全沉默的状况下做到这一点，不把我们的军备和准备工作公之于众，也不能在公众面前高声指责我们不信任的这个人。”不去与拿破仑进行准备很久的会晤将激起他的猜疑，在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刻，这可能会是致命的。如果奥地利在这时发动战争，那是对自己的利益与缺点视而不见。必须尽一切手段把奥地利从这一愚行中拯救出来，保存它的资源，直至这些资源能够用于集体利益的时刻到来为止。但是这一时刻尚未来临，如果前往埃尔福特的远行结果是“阻止如此可悲的一场灾难”（亦即奥地利的战败与毁灭）的话，它带来的利益就足以抵消与拿破仑会面的一切不快之处。[24]

有充分理由相信亚历山大这封给母亲的信出自真心。然而，亚历山大了解她对拿破仑的厌恶，因此有可能夸大了他对法国君主的反感与不信任。亚历山大没有理由在给他妹妹叶卡捷琳娜写信时做出这种伪饰——她可能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信赖的人。在离开埃尔福特、与拿破仑虚情假意地告别后，他在给她的信中这样说：“波拿巴觉得我只是个白痴，‘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长久！’我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25]

在埃尔福特会晤后的6个月里，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避免法奥战争发生。亚历山大和鲁缅采夫都确信，一旦战争到来，奥地利将无望得到德意志的暴动或英军登陆的有效帮助。哈布斯堡的军队必定会被击败，而奥地利要么会被毁灭，要么就会被削弱到只能沦为法国卫星国的地步。那时俄国将是剩下的唯一能够抵抗拿破仑主宰全欧洲的独立大国。皇帝依然对法俄同盟保持忠诚，因为这是为俄国争取时间的唯一方法。如果彼得堡公开站到奥地利一边，拿破仑不仅将在俄国的援助到来之前就歼灭哈布斯堡军队，随后还会把他的全部力量都转向远未做好生死一战准备的俄国。

亚历山大拒绝了拿破仑让法俄两国联合对维也纳发出警告的要求，一部分原因是他不希望冒犯奥地利人，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担心俄国对法国太过强烈的支持甚至有可能鼓励拿破仑本人主动发起旨在消灭哈布斯堡君主国，或是单纯劫掠奥地利金库以供养他麾下规模膨胀的军队的战争。虽然如此，他还是向奥地利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对拿破仑发起进攻，《蒂尔西特和约》中规定的相关职责将迫使俄国加入法国一方作战。另外，由于亚历山大认为奥地利的军备工作只能用对法国入侵的担忧来解释，他也做出了许诺，如果奥地利人部分解除武装，俄国就会做出公开保证——在法国主动进攻的状况下前来援助奥地利。甚至直到1809年4月10日战争爆发时为止，亚历山大都无法相信奥地利会冒着近乎自杀的危险进攻拿破仑。当这一切真的发生后，皇帝指责哈布斯堡政府竟让自己被公众意见和它本身的情绪所裹挟。[26]

奥地利对拿破仑的进攻让亚历山大别无选择，只能对奥宣战。如果他没能履行条约上明确规定的职责，俄法同盟就将崩溃，俄国与法国可能会在数周内兵戎相见。尽管俄罗斯理论上是奥地利的敌人，但它最主要的战争目标则是让奥地利帝国尽可能少受削弱。俄国最不希望去做的事就是削弱奥军，因为它的存在是抵制拿破仑向哈布斯堡施加毁灭性和平条件的主要保障。此外，俄国人还强烈反对华沙大公国增添任何领土。因此，入侵奥属加利西亚（Galicia/Галиция）的俄军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避开哈布斯堡军队和妨碍大公国（它在名义上是俄国的盟友）的波兰军队推进上。这样的战术当然无法掩人耳目，在俄军的信件被波兰人截获、意图被公之于众后更是如此。拿破仑大为恼怒，他此后再未真正确信法俄同盟有效。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战争会以奥地利战败告终。在1809年10月签订的《申布伦（Schönbrunn）和约》中，拿破仑把加利西亚的一大部分交给了波兰人，以此完成了自己对亚历山大的复仇。

奥地利和法国间的战争标志着俄法同盟终结的开端，但1809～1810年冬季的两个新进展又在表面上让两国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同盟。拿破仑赞同他的驻俄大使阿尔芒·德·科兰古的意见，认为应当起草一份法俄协定，消除俄国对可能发生的波兰复国的恐惧。大约在同时，他还和妻子约瑟芬（Josephine）皇后离婚，转而向亚历山大的妹妹求婚。拿破仑正在追求一位俄国女大公的流言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早在1808年3月，异常忧心的玛丽亚皇太后就曾询问驻巴黎大使，探究这桩事是否有成真的危险。拿破仑此时的明显目标是叶卡捷琳娜女大公。要是这位精力极其充沛、意志十分坚强的少女与拿破仑结婚，日后的发展将是有趣且令人激动的。然而，不管叶卡捷琳娜有多少野心，她都受不了嫁给科西嘉歹徒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消除这桩婚姻的任何可能性，她在1809年转而嫁给了远房表亲奥尔登堡的格奥尔格（Georg）亲王。当拿破仑的求婚提议传到彼得堡时，唯一还有可能的俄国新娘就是刚刚年满16岁的安娜女大公。[27]

亚历山大很不欢迎拿破仑向安娜求婚。他既不愿意把妹妹嫁给波拿巴，也不愿意拒绝联姻，侮辱法国皇帝。帕维尔一世曾在他的遗嘱中声明，他女儿的婚姻应当由她们的母亲决定，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亚历山大回避此事的极好借口，不过他以屈从于区区一位妇女的方式为自己的无能辩护的做法，也证实了拿破仑对他性格弱点的怀疑。亚历山大担心皇太后会在这件事上大发雷霆，但事实上母亲和儿子对此看法却完全一致，这只是他们在政治问题上观点愈加一致的一个标志而已。玛丽亚当然被联姻的想法吓坏了，但她也完全理解惹恼拿破仑的危险性。她在给女儿叶卡捷琳娜的信中说，亚历山大已经告诉她俄国的西部边境十分脆弱，连能够控扼预期入侵路线的要塞都没有：“皇帝告诉我，如果上帝给他5年的和平，他会拥有十座要塞，财政状况也会变得良好。”皇太后承认这样的事实——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己是皇室的责任，但她无法忍受把还是个孩子的女儿送给拿破仑的想法。两个年纪较长的女儿早早出嫁、最终都死于难产的事实强化了她的反应。叶卡捷琳娜女大公最终提出了这样的折中回复：不要当即拒绝拿破仑，而是告诉他，皇太后在失去了两个女儿之后，已经决心不让最后一个女儿在18岁之前结婚。[28]

俄国的半拒绝回应于1810年2月送抵拿破仑手中，他在那时早就转向了第二候选者，已经在名义上与奥地利皇帝的女儿玛丽-路易丝（Marie-Louise）女大公结婚。亚历山大把对拿破仑同时与两国宫廷谈判的愤恨和对法国与奥地利联姻将加速法俄同盟崩溃、俄国孤立的深重担忧都埋藏起来。几乎与此同时，他还震惊地得知，拿破仑已经拒绝正式批准阻止波兰复国的协定。拿破仑向俄国人保证他无意恢复波兰王国，但他不能签署让法国阻止任何人——包括波兰人自己——如此行事的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关于协定辞令的争端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人能够让拿破仑遵守他签署过的任何协定，他忠实于条约的记录也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然而在俄国人眼中，拿破仑连在波兰问题上伪装迎合俄国意愿都不肯做，这就让他的行为显得越发可疑了。法俄关系从此刻开始急剧下降，一直持续到1812年6月战争爆发为止。绝非巧合的是，新任战争大臣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在1810年3月初起草了他关于俄国西部边境地区防御法军进攻方法的第一份备忘录。[29]

与此同时，大陆封锁体系开始给俄国造成巨大困难。亚历山大一直承认，俄国坚持加入拿破仑对英国的经济封锁是“我们（与法国）联盟的基石”。如果要恢复俄英关系，那么就会粉碎《蒂尔西特和约》的核心，让俄国与拿破仑的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出于这一理由，在1812年6月法军真的越过边界之前，他都忍住不去做这件事。然而到了1810年，他显然必须要有所作为，以此来减轻大陆封锁体系给俄国造成的损失了。[30]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纸卢布价值的崩溃，到1811年为止，它已经几乎是帝国的俄罗斯核心地带中唯一的一种通行货币。在1804年6月，纸卢布的价值一度相当于同面值银卢布的3/4还多，到1811年6月，它的价值就不足银卢布的1/4了。这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国家负担它在1805～1810年巨额军事开支的唯一方法就是印发越来越多的纸币。其次，大陆封锁体系与经济和政治上总体的不确定性导致商业信用崩溃，甚至连银卢布在1807～1812年都相对于英镑贬值了1/5，纸卢布对外币的汇率更是直线下跌。这对在芬兰、摩尔达维亚、高加索和波兰作战的俄军部队的维持费用有巨大影响：据科兰古估算，在（俄国）与瑞典的战争中，每名士兵每天要消耗亚历山大相当于15银法郎的费用，他评论说，“瑞典战争正在毁灭俄国”。到1809年为止，国家收入不足支出的一半，危机正在迫近。那一年政府税收的实际价值只是5年前的73%。在俄国需要准备对抗拿破仑帝国时，这简直就是潜在的灾难。[31]

政府针对这一危机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反应措施。它发出了响亮的声明，保证将纸卢布视为国债，届时可以兑取现金。不会再允许印刷纸币。所有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都会被裁掉，同时开征新税。最重要的是，所有奢侈品和非必需品的进口都将被立刻禁止或征收高额关税。与此同时，停泊在俄国港口、运输俄国出口货物的中立国船只将得到鼓励和保护。紧急开征的新税只带来了很少的现金，当战争于1812年再次爆发时，不再印刷纸币的保证也被忘记了。但进口禁令和对中立国船只的鼓励的确当即对俄国贸易和财政产生了影响。

不幸的是，它们也给拿破仑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声称这些措施针对的是俄国从法国进口的商品——这事实上是不确切的。他指出中立国船只被俄国当作对英贸易的掩护——这一点就要真实得多。由于他本人当时正在兼并北德意志的许多地区，以便收紧对贸易的控制，俄国与法国的政策可谓是截然相反。然而，哪怕是在法国的抗议面前，亚历山大也拒绝让步。他指出是必要的需求迫使他做出这些改变，而在不触及条约约束的前提下决定关税和贸易规则，也是他作为主权国家统治者的权利。

同他的倔强有关的是可怕的金融危机和俄国的自尊。大陆封锁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从针对英国的经济战争手段，变成了法国榨干欧洲其余部分以扩张自己的贸易与岁入的政策，倘若皇帝和鲁缅采夫没有正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们都会更倾向于妥协。当拿破仑要求基本断绝俄国对外贸易时，他却正在给法国商人颁发越来越多的对英贸易许可证。给俄国的伤口上撒盐的是，携带此类许可证的法国船只甚至时常试图在俄国境内出售英国货。正如科兰古告诉拿破仑的那样，当法国本身都越发回避对英经济战争时，法国是难以期望俄国接受这一战争代价的。许多俄国国务活动家早已开始指责大陆封锁体系的后果。然而到1812年年初时，就连鲁缅采夫都承认拿破仑的政策完全缺乏诚实和连续性，他告诉约翰·昆西·亚当斯，“许可证制度是建立在谎言和不道德基础上的”。[32]

然而到那时为止，关键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法国与俄国之间的具体分歧，而是拿破仑正在明确准备对沙皇的帝国发起大规模入侵。在1812年1月初，法国战争大臣吹嘘说，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拿破仑的军队已经达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良好装备、训练和补给程度：“我们已做了超过15个月的准备工作”。考虑到法国在1812年之前的安全水准，这种吹嘘是在俄国情报人员耳力范围之内的。俄国人事实上对法军的意图和准备工作异常了解。早在1810年夏天，一大批通常都十分能干的年轻军官就被派到俄国遍布在各个德意志宫廷里的使团中担任武官。他们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在德意志范围内，最大的情报来源是自1810年1月起由克里斯托夫·利芬领导的俄国驻柏林使团。准备入侵俄国的拿破仑军队中的大部分单位要么会越过普鲁士进军，要么就部署在普鲁士境内。由于普鲁士人厌恶法国人，因此可以毫无困难地获得大量与这些部队及其动向相关的消息。[33]

截至此时，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则是俄国驻巴黎外交与军事代表团。彼得·托尔斯泰在1808年10月被召回，与拿破仑打交道的大使换成了亚历山大·库拉金。虽然如此，到了1810年，库拉金也被拿破仑甚至亚历山大和鲁缅采夫都晾到一边去了。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位已经受尽痛风折磨的大使于1810年初在奥地利使馆举办的大型舞会上被严重烧伤——此次舞会是为了庆祝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女大公的婚礼。不过，这也是因为身处巴黎的两位年纪更小又极有能力的俄国外交官使他相形见绌。

这两人中的一位是卡尔·冯·内塞尔罗德伯爵，他先后在托尔斯泰和库拉金手下担任使团二把手。内塞尔罗德事实上通过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与亚历山大保持着直接联系。另一位俄国人则是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他不是外交官，而是禁卫骑兵团的军官、亚历山大一世的副官，也是皇帝此前的侍从。在被任命为驻巴黎使团副团长时，内塞尔罗德27岁。当切尔内绍夫受亚历山大派遣把私信转交给拿破仑时，他只有22岁。之所以两人的职业生涯变得十分出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关键的这几年里他们在巴黎的出色表现。内塞尔罗德和切尔内绍夫将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分别担任外交大臣和战争大臣。

这两个年轻人在某些方面截然不同。卡尔·内塞尔罗德来自莱茵兰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为普法尔茨选侯效力的事业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选侯因他妻子迷恋年轻的威廉伯爵而将其辞退。在为法国和普鲁士国王效力后，威廉·冯·内塞尔罗德成为俄国驻葡萄牙大使，他的儿子卡尔出生在那里，并在英国驻里斯本公使馆教堂受洗为圣公会（英国国教）教徒。卡尔·内塞尔罗德直到青春期末尾才体验到俄国的生活，但他后来娶了财政大臣德米特里·古里耶夫的女儿，这巩固了他在彼得堡上流社会中的地位。内塞尔罗德是一个冷静、圆滑，有时甚至是十分谦逊的人。这导致一些观察家未能注意到他出色的智力、敏锐与坚定。

没人会说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为人谦逊。与此相反，他是个自我鼓吹的天才。切尔内绍夫来自俄罗斯贵族阶层。他的舅舅亚历山大·兰斯科伊（Aleksandr Lanskoy/Александр Ланской）曾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之一。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最初是在库拉金公爵于1801年为庆祝沙皇加冕举办的舞会上博得了亚历山大皇帝的注意。他当时年仅15岁，却以自己的稳重、机智和自信打动了皇帝，让他成了一名皇家侍从。对一位在上流社会中光彩照人、总喜欢出风头的优雅帅气年轻人来说，这是个相当合适的起点。切尔内绍夫曾致信一位军官同伴，称其“充满了任何希望令自己知名的人都会有的高贵雄心”。这必然也是他的自我写照。但切尔内绍夫不仅有雄心和光辉外表，他还是个拥有杰出智慧、勇气和决心的人。尽管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但他和同时代的其他聪明贵族军官一样，洞察力远远超过狭窄的军事世界。就像内塞尔罗德的报告有时会讨论大战略一样，切尔内绍夫也深刻领会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政治环境。[34]

两位年轻人一起经营俄国在巴黎的谍报行动。这有助于他们对法国的意图达成共识，并成为坚定的朋友。总的来说，正如人们会预计到的那样，内塞尔罗德的资料主要是外交方面的，而切尔内绍夫的则大多在军事方面，但这些资料有许多重叠部分。例如，内塞尔罗德曾获得了关于华沙大公国军事资源的一份报告。他花了大笔金钱购买秘密文件，为得到某些备忘录支出了3000～4000法郎。有迹象表明，时任法国警务大臣的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和前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都曾是这些资料的提供者，但十分明智的内塞尔罗德并没有在他的报告中提到是否存在其他中间人，也没有表明酬金的具体安排和文件的获得方式。

他购买或以其他方式获取的信息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以其中一份报告为例，它关注了拿破仑在朗布依埃宫（Rambouillet）停留时期的怪癖、饮食习惯和越发健忘的表现。考虑到拿破仑帝国的存亡和欧洲的命运很大程度上都系于这个人的生命与健康，这样的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内塞尔罗德乞求斯佩兰斯基确保只有他和皇帝能够看到或提到这一资料。拿破仑的此类行为细节极其私密，任何泄漏都会导致他的情报来源暴露。关于买来的另一份备忘录，内塞尔罗德也提出了类似的完全保密请求，它详细列出了法国在俄国西部边境的情报活动，提到了许多姓名。内塞尔罗德补充说，他得到这份文件的源头极为宝贵，如果善加保护的话日后可以得到更多的此类文件。关键的一点是，俄国反间谍部门必须监视文件上提到的个人，但在逮捕时需要采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情报来源的方式。[35]

也许内塞尔罗德买到的最重要一份文件是法国外交大臣尚帕尼（Champagny）于1810年3月16日，换言之恰恰是在拿破仑迎娶俄国公主的计划失败、他拒绝批准关于波兰的协定、巴克莱·德·托利正在起草他关于俄国西部边境防御的第一份报告的决定性转折点上，应拿破仑要求呈递给皇帝的关于法国未来外交政策的绝密备忘录。尚帕尼写道，地缘政治和贸易意味着英国是俄国的天然盟友，这两个大国间的修好是可以预料的。法国必须回到它扶植土耳其、波兰和瑞典的传统政策上去。例如，必须确保土耳其准备好在未来与俄国发生战争时成为法国盟友。事实上，法国代表已经为此在奥斯曼帝国秘密展开工作。

至于波兰，哪怕连尚帕尼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都是把西里西亚交给兼任华沙大公的萨克森国王，以此增进他的实力。尚帕尼称之为“更宏大、更具有决定性，也许更适合陛下天才”的第二方案则设想在对俄战争取得胜利后全面重建波兰。这需要把俄国边界推到第聂伯河（Dnieper/Днепр）以外，让奥地利东进对付俄国，用伊利里亚（Illyria）补偿它交给新生波兰王国的波兰土地。无论如何，普鲁士都必须被毁灭，因为它是俄国在欧洲施加影响力的前哨。短短几周内，这份备忘录就出现在了亚历山大的书桌上。在当时的环境中，它的内容充满了爆炸性。[36]

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手下也有许多固定的、开支薪水的特工。其中一人在拿破仑政府心脏附近的国务委员会工作，另一人在军事行政部门工作，第三人则在战争部的某个关键部门工作。至少在某些偶然时刻，还有更多的特工为其效力。较之内塞尔罗德购买的大部分备忘录，刊印的文件提供了更多关于他们报告内容的细节。从关于国内政治状况、在西班牙处境的概要备忘录，到关于给步兵营重新配属火炮的细节信息，为未来战役组织的运输和后勤工作，关于新武器装备的报告，一切应有尽有。

其中一些文件口径明确地指出，法国即将与俄国发生战争。切尔内绍夫报告说，拿破仑正在迅速扩张他的骑兵规模，他的做法证明了“他有多么害怕我们的骑兵优势”。特别的马车——较之之前型号更大、更坚固——被建造来适应俄国的环境。切尔内绍夫曾化装进入一座生产马车的工场，并绘制了相关草图。他报告说自己的一个情报来源表示，拿破仑打算让他的中央纵队发动决定性一击，它将在皇帝本人率领下向维尔纳推进。拿破仑希望能够在俄国西部边境地区征募到大批波兰士兵。也许切尔内绍夫手下最有价值的特工是位于战争部核心的官员，他此前就在为俄国效力，但切尔内绍夫将其价值发挥到了极致。战争部每个月都会出版一本列出了军中每个团数目、行动和部署的秘密簿册。这一簿册的副本在每次出版后都会送到切尔内绍夫手上，他则在一夜之间将其复制完毕。俄国人因此可以了解到拿破仑大军向东重新部署的精确细节。正如切尔内绍夫本人评论的那样，考虑到此次重新部署的庞大规模和花费，说它不会以战争告终是难以想象的。[37]

切尔内绍夫和内塞尔罗德都远非仅仅购买秘密备忘录的人。他们在巴黎上流社会中活动，以此搜集了大量信息。其中一些信息是由厌恶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人提供的，但绝非所有信息都是这样获得的。尤其是切尔内绍夫，他被纳入了拿破仑家族和私人圈子的核心。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曾致信亚历山大，表示普鲁士外交官报告说切尔内绍夫“与许多要人的关系为他提供了其他人所没有的手段和机遇”。由于内塞尔罗德和切尔内绍夫所具备的才智与政治上的练达手腕，他们可以对收到的大量信息进行评估，并以十分精明的倾向将其压缩到在寄往彼得堡的报告中。例如，这两个人都煞费苦心地纠正亚历山大的幻想——只要西班牙战争还在继续，拿破仑就不会或不能进攻俄国。他们强调了拿破仑所掌控的庞大资源，也指出了他因准备俄国战局而产生的国内问题。两人都报告说，战争被拖得越久，拿破仑越深入俄国内地，他的处境就越绝望。[38]

切尔内绍夫从巴黎呈交给巴克莱·德·托利的最后一份报告体现了他总体看法与手法的特点，也表明了这位年轻上校致信在年龄和军阶上都远高于他的战争大臣时所拥有的贵族式自信心。他注意到，“我时常同拥有美德与广博知识而且不喜欢法国政府首脑的军官谈话。我曾询问过他们这样的问题：考虑到作战地区、对手的实力与特点，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采取怎样的战略才最好”。这些法国人一致告诉他，拿破仑渴望大会战和速胜，因此俄国人应当避免给予他想要的东西，转而以轻型部队骚扰他。法国军官告诉他，“我们（指俄国人）在此次战争中应当采用的战争方式是法比乌斯（Fabius），当然还有威灵顿勋爵已经提供了最好范例的方式。自然，我们的任务要艰巨得多，因为大部分作战区域都是开阔乡村”。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后方保持大规模后备部队、不至于让一场会战就导致战争失败是十分关键的。但是假如俄国人能够“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三次战役，那么即便我们没有赢得大胜，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欧洲将被从它的压迫者身下解救出来”。切尔内绍夫补充说，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他自己的观点。俄国必须动员它包括资源、宗教和爱国主义在内的一切，来维持一场漫长的战争。“拿破仑的目标和希望都直接指向集中足够的力量发起毁灭性打击，在一场战役中决定局势。他强烈感到自己无法远离巴黎超过一年，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两三年的话，他就会失败。”[39]

从1810年夏季开始，对亚历山大和他的大部分主要顾问来说，战争不可避免而且会很快到来就是清楚的事实。就最好状况而言，它的爆发也许能够拖延一年左右。在这一状况下，关键点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战备工作被分成了三个独立范围：纯粹的军事计划和准备（这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确保俄国在与拿破仑作战时盟友尽可能多、敌人尽可能少的外交努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果俄国要从拿破仑入侵的巨大震荡中生存下来的话，政府还需要创造尽可能大的内部团结与一致。尽管在理论上互相独立，但军事、外交和内政领域事实上存在重合的部分。例如，普鲁士到底是在俄国阵营还是敌方阵营作战，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亚历山大在军事上采取攻势还是守势战略。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由于战争的逼近，军队的影响力，尤其是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的影响力随之增长。例如，战争大臣坚持有必要立即终止与奥斯曼人的战争，从而入侵了外交领域。他也强调了提升人民士气和民族自豪感的关键性。在1812年2月初写给亚历山大的一封重要信件中，除了军事准备方面的单纯考虑外，巴克莱还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努力鼓舞俄罗斯本国人的士气和精神，唤起俄罗斯投入到一场战争之中，它的拯救和存在正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我在这里大胆补充一点，最近的20年中，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压制一切真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东西，但一个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传统习惯与价值观的伟大民族是要迅速走向衰落的——除非政府停止这一动作，并采取措施促使民族复兴。难道有什么会比对君主和国家的热爱、一种想到他自己是十足俄国人时的自豪感更能有助于这一（鼓舞）进程吗？只有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主导动作，才能带来这些情感。[40]

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自然不是一个民族学意义上的俄罗斯人。他的家族源自苏格兰，于17世纪中叶定居在波罗的海地区。对大部分俄罗斯人而言，他只不过是又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而已。在1812年战局中，这一点让他成了许多俄国人猛烈攻击和毁谤的目标。但在他于1812年2月给亚历山大的建议中，巴克莱却恰好附和了“老俄罗斯人”和“孤立主义者”阵营中的民族主义者曾反复叙说多年的话语。在彼得堡，“老俄罗斯人”阵营里最著名的公众人物是海军将领亚历山大·希什科夫（Aleksandr Shishkov/Александр Шишков），在莫斯科则是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Fedor Rostopchin/Фёдор Ростопчин）伯爵。俄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以及一份爱国主义刊物的主编谢尔盖·格林卡（Serge Glinka/Сергей Глинка）都与罗斯托普钦关系亲近。卡拉姆津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没有个人政治野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亚历山大·希什科夫是位海军将领，但他从1797年起就没有在海上服役，行为举止与其说像位军官还不如说像位教授。在个人关系中，希什科夫是个善良又慷慨的人，但在捍卫他投入了一生中许多时间的事业——保护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和它的古老斯拉夫根基，使其免遭外来的西方词汇与概念的腐蚀——时，他就成了一只老虎。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有与卡拉姆津和希什科夫一样的热忱，希望保护俄罗斯文化与价值观不受外来影响。他在1807～1812年出版的小说故事都指向这一目标，产生了显著效果。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西拉·博加特廖夫（Sila Bogatyrev/Сила Богатырев）是位代表俄国传统价值观、完全不信任所有外国人、严肃认真的乡绅。在他看来，法国家庭教师们正在腐蚀俄国年轻人。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正在被英国人操纵、被法国人戏弄，为了他们的利益牺牲自己的鲜血与财富。和卡拉姆津、希什科夫不同的是，罗斯托普钦极为野心勃勃，是一位老练的政客。作为帕维尔一世的宠臣，从帕维尔去世开始，他就被撵下了台。亚历山大不相信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他们的主张。他尤其讨厌罗斯托普钦。这位伯爵的确在许多方面是个无情又不讨人喜欢的人。他尽管是个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却缺乏卡拉姆津或格林卡那样对普通俄国人的慷慨或温暖情感。与此相反，在罗斯托普钦看来，“暴民们”永远不值得信任，必须通过压制和操纵加以管理。

罗斯托普钦是个敏锐而有趣的健谈者。他可以显得口无遮拦。据说罗斯托普钦曾谈到奥斯特利茨是上帝对亚历山大的惩罚，因为他曾参与推翻其父亲的行动。皇帝在表现高姿态时非常谨慎，对拿他开涮的愚蠢评论并不客气。父亲遭遇谋杀和他本人在奥斯特利茨灾难中的角色是他生命中最苦涩的回忆。但亚历山大也是个敏感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有时甚至要使用不喜欢的人，尤其是在极度危急的关头——例如即将与拿破仑展开的战争。不管他有多么不喜欢罗斯托普钦、多么不相信他的想法，亚历山大都知道这位伯爵是个能干且坚定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是个手腕娴熟的政客。最重要的是，他是个优秀的宣传家，绝对忠于政权，又能操纵大众的情感——在发生于俄国土地上的战争中，他们的举动关系重大。罗斯托普钦在1810年得到了宫廷中的高位，但是亚历山大却鼓励他不要过多出面。他被保留起来，以备需要时使用。[41]

让亚历山大和罗斯托普钦恢复联系的人是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叶卡捷琳娜出嫁之后，她的丈夫于1809年被任命为俄国中部三个省份的督军。他和他的妻子把住所设在距离莫斯科很近的特维尔（Tver/Тверь）。叶卡捷琳娜在特维尔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既聪明又有抱负的访客，其中就包括罗斯托普钦和卡拉姆津。她身为皇室中最“俄罗斯人”一员的名声广为人知。正是她委托尼古拉·卡拉姆津撰写《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这是对“老俄罗斯人”观点最有影响力也最著名的表述。札记并未对公众意见产生影响。这本著作是单单为了让亚历山大过目而设计的。考虑到札记中对政府政策的尖锐批评，在当时它是绝不可能刊行的。其后的数十年中，知道它的人也只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卡拉姆津于1811年2月把札记交给了叶卡捷琳娜。当亚历山大在下个月和他的妹妹一起待在特维尔时，叶卡捷琳娜召来卡拉姆津，让他与皇帝会面，向亚历山大朗诵札记中的段落，与君主讨论书中的思想。

卡拉姆津尖锐批评了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俄国外交政策。在他看来，帝国卷入了本不该关注的争端，时常无视自己的利益。诡诈的英国人总是敏锐地利用其他国家，让它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承担英国与宿敌法国间斗争的主要责任。至于法国和奥地利，不管其中哪个帝国主宰欧洲事务，都会嘲弄俄国，称其为“一个亚洲国度”。除了反映俄国这些根深蒂固的不安与怨恨外，卡拉姆津也做了许多具体批评。在1806～1807年冬季，俄国要么就该大举增援本尼希森所部，要么就该与拿破仑议和。在蒂尔西特签署的现行和约是个灾难。俄国最主要的利益是，波兰必须永远无法复活。允许创立华沙大公国是个重大错误。为了避免波兰复国，就无疑要把西里西亚留给拿破仑，还要放弃普鲁士。这是不幸的，但在外交事务中，人们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与法国的同盟有根本性的缺陷。

我们应当欺骗拿破仑吗？事实就是事实。他知道我们在内心憎恶他，因为我们害怕他；在上一次奥地利战争中，他有机会观察到我们过于可疑的热情。我们的矛盾心理不是一个新错误，而是《蒂尔西特和约》给我们所处的地位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难道可以轻易信守支持天然敌人、增加他权势的诺言吗？[42]

对亚历山大内政方针的总结甚至可能显得更富有批评性。亚历山大一直让叶卡捷琳娜了解到他与斯佩兰斯基的讨论，而她将其中一些转达给了卡拉姆津。《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的核心部分是对专制政体的辩护，认为它是唯一能够让俄罗斯帝国免于崩溃、确保有序发展的政体。然而对卡拉姆津而言，专制政体并不意味着暴政。专制君主在统治时必须与贵族和乡绅保持和睦，就像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做过的那样。国家和社会绝不能分离，绝不能让前者只是命令后者。卡拉姆津承认帕维尔事实上行事专横，但是在他过世后，亚历山大就应当回到叶卡捷琳娜的基本统治原则上去。与此相反，他却允许引入外国官僚制度模式，如果它继续发展下去，就会把俄国变成某种拿破仑式的官僚专制主义。植根于俄国统治阶层中的贵族在政府中的地位将被在上流社会毫无地位的普通官僚们所取代。此外，如果农民被解放的话，无政府状态将接踵而至，因为官僚制度在管理乡村时显得太过虚弱。[43]

卡拉姆津的论述很有意义。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统治时与“政治国民”亦即精英阶层关系融洽。此后数十年里却出现了一个在社会上甚至在传统精英中都没有坚固根基的官僚制君主政体，那将成为在此后更长一段时间内导致帝制孤立并最终衰亡的主要因素。另外，就卡拉姆津指向斯佩兰斯基的批评而言，它们大部分是不公平的。俄国的管制水平十分糟糕，它要是想实现繁荣，就需要大得多也专业得多的政府机构。社会是无法用让贵族从宫廷高位跃入政府顶级职位那样的老方法控制正在发展的官僚机器的，只有法治和代议机构有望实现这一目标，而斯佩兰斯基——可能卡拉姆津并不知道这一点——正在计划引入它们。

然而，即便卡拉姆津了解到斯佩兰斯基的全部计划，他也依然有可能反对它们。考虑到外省乡绅的文化水平，他很可能认为引入代议制议会过于早熟了。他必定会争辩说，在与拿破仑展开大战前夕的狂乱时刻，基本政体的改革会使俄国陷入动乱。与斯佩兰斯基的大部分敌人不同，卡拉姆津并不是由私仇或野心驱动的。虽然如此，他还是有可能向亚历山大指出，大部分俄国贵族视斯佩兰斯基为雅各宾派、拿破仑的崇拜者兼叛国者，在一场全国团结至关重要、战争努力将在极大程度上依靠俄国贵族和乡绅志愿奉献的战争前夕，这一事态是十分危险的。

事实上，皇帝作为政治人物的能力过于出色，以至于他不用旁人指点，就自己领会到了这一点。1812年3月，斯佩兰斯基惨遭免职和流放。在战争爆发前的若干个星期里，亚历山大工作得过分劳累，压力极大。他也厌恶像斯佩兰斯基去职之前两人进行的漫长私人会面那样的冲突。皇帝还被斯佩兰斯基关于他优柔寡断的讥讽评论——这是彼得堡的小道消息忠实传递出来的——激怒了。其结果是皇帝歇斯底里般的暴怒，并激化到威胁要枪毙斯佩兰斯基。由于亚历山大有时候相当喜欢表演，而这次他的听众是个极为愚蠢又深受其感染的德意志教授，我们可以把这一切歇斯底里的表现当成一位优秀演员的发泄演出。亚历山大在斯佩兰斯基倒台后的行为实际上体现出了一位政治家的冷酷理性主义。斯佩兰斯基在某种程度上被亚历山大·希什科夫取代了，他于次月被任命为皇帝秘书，在此后的战争年代中主要被用于起草呼吁俄罗斯人民做出爱国主义回应的文稿。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于5月被提名为莫斯科督军，负责管理这座城市，维持城中士气，莫斯科不仅是军队在后方的主要基地，也对维持帝国内陆地区的公众战争热情十分关键。

至于战争的外交准备工作，亚历山大并未努力与英国修补关系。这在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希望尽可能久地拖延战争爆发，不让拿破仑有合法借口入侵俄国。他也知道，一旦战争开始，英国就会自动成为他的热心盟友，所以准备工作是没有必要的。无论如何，英国不能给在俄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提供太多的直接帮助，尽管它在1812～1813年冬季提供的101000支步枪是十分有用的。然而就间接帮助层面而言，在西班牙的英国人做出了比他们1808年之前任何经营都大得多的工作。威灵顿和他麾下部队的表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英军及其指挥官的看法，也在1810年时体现出战略撤退、焦土抵抗和野战工事何以能令占据数量优势的法军精疲力竭，并最终使其毁灭。威灵顿于1812年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取得的大胜不仅鼓舞了所有拿破仑敌人的士气，也确保了上万名法军依然要被束缚在伊比利亚半岛。

然而，1812年之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将以何种方式行动，但俄国外交正是在此处遭遇了非常艰巨的斗争。的确，鲁缅采夫——甚至可能是亚历山大——顽固坚持保有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并无助于事态发展。在维也纳，有些影响力很大的人物视俄国为比法国更大的威胁——因为拿破仑的帝国很可能是短暂的，而俄罗斯帝国则将长期存在。无论如何，不管俄国做了什么，奥地利都很可能会加入拿破仑阵营。

弗朗茨（Francis）二世羞愧地承认存在针对俄国的法奥军事协定，更让他难堪的是，这份协定的条款是由在巴黎的俄国谍报人员发现的。但他告诉俄国公使施塔克尔贝格（Stackelberg）伯爵，他是出于保全奥地利帝国的“绝对必要”才被迫加入这一协定的；弗朗茨补充说，同样的必要性导致他把自己的女儿牺牲给了拿破仑。基本的一点是，奥地利在1810年做了一个和俄国在蒂尔西特时类似的决定。与拿破仑对抗实在太过危险。再一次失败便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和他们的帝国就此终结。奥地利以倒向拿破仑一边的方式保证它得以存续，等待更好的时机。如果法兰西帝国继续存在下去，奥地利就会成为它的头号卫星国。如果拿破仑的帝国反而崩溃的话，恢复实力后的奥地利所处的位置可以让它获取许多好处。1809年时俄国和1812年时奥地利的重要不同点在于，哈布斯堡王朝处于虚弱得多也更加危险的地位。因此，哈布斯堡在1812年支持拿破仑的战争努力要比俄国在1809年对抗奥地利的战役中认真得多。无论如何，两个帝国1812年时仍然自始至终悄悄保持着外交关系，奥地利人也坚守了他们在战争前夕做出的许诺，绝不把他们派出的辅助部队规模扩大到3万人以上，而且将会让部队经过华沙大公国进入俄国，以此确保俄奥两国在加利西亚的边界中立化。[44]

普鲁士的处境就更为明确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厌恶拿破仑，也害怕拿破仑。如果双方的其他状况都均等的话，他显然会倾向于同俄国结盟，但实际状况并不均等。普鲁士被法军部队包围着，他们能够在俄国援军从涅曼河另一边赶来之前早早横扫整个国家。在国王看来，普鲁士与俄罗斯结盟的唯一可行方法是俄军入侵华沙大公国，先发制人对拿破仑发起奇袭。若想有效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奥地利的协助和波兰的赞同。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力劝亚历山大支持重建由波兰人君主统治的独立波兰王国。[45]

如果俄国人被拿破仑击败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但他们不可能在战争爆发前这么做。皇帝当时事实上正和他的老朋友兼波兰事务主要顾问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公爵讨论波兰复国事宜。可想而知，假若他对波兰人的试探得到热情的回应，他也许会计划先发制人占据华沙大公国、赢得普鲁士的支持，但是俄国外交或军事档案中并没有任何同1810年或1811年时准备进攻有关的证据。不管怎样亚历山大还是坚信，考虑到俄国的国家安全和公众舆论，无论哪个复国后的波兰都需要由俄国皇帝兼任国王。在1811～1812年，这个主张无法与波兰人心中恢复到完整旧边界、得到征服一切的拿破仑保证的波兰复国希望相竞争。俄罗斯与波兰两国的合并对奥地利人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46]

到1811年夏季为止，亚历山大已经决定采取防守战略。他向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从而排除了这两个国家和他一起抵抗拿破仑的最后一线希望。1811年8月，皇帝告诉奥地利公使圣朱利安（Saint-Julien）伯爵，尽管他理解采取进攻战略的军事理论依据，但在当前环境中，只有防守战略才是有效的。如果遭遇进攻的话，他就会向自己帝国内部退却，把所放弃的地区变成一片荒漠。尽管这对平民来说是悲剧性的，但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他正在安排补给基地梯队和新的后备兵力，以便让他的野战军得以后撤。法军会发现他们在远离基地、离家乡更加遥远的地方作战：“在必要情况下，只有准备好坚持十年的战争，才能令他（拿破仑）的部队精疲力竭，耗尽他的资源。”圣朱利安把这一切都报告给了维也纳，但是补充说，他显然怀疑亚历山大在入侵真的发生时能否沉住气，能否坚持这一战略。[47]

亚历山大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就更直白了。他于1811年5月致信国王：

我们必须采用最有可能成功的战略。在我看来，它必须是个小心翼翼地避免大会战，并组织漫长的补给线，维持向筑垒营地退却的战略。那里的天然条件和人工工程会增强我们的实力，使之能够与敌军的作战技能相抗衡。这是曾削弱法军、带给威灵顿胜利的作战体系，也是我决心遵照的作战体系。

亚历山大建议弗里德里希·威廉设立自己的筑垒营地，其中一些营地应当设立在海岸上，以便由英国海军提供补给。令人毫不吃惊的是，这一前景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并无吸引力，他的国家将先被俄国人抛弃，接着被法军当作敌国领土作战并加以破坏。在他于战争爆发前给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封信里，弗里德里希·威廉解释说，他看到除了屈从于拿破仑的压力、与法国结盟外别无其他原则。“陛下忠实于你不采取攻势的战略，从而剥夺了我得到任何激励或实际援助的希望，让我身处窘境——普鲁士的毁灭将成为对俄战争的开端。”[48]

尽管俄国对奥普两国的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但俄国外交却以结束对土战争和消除来自瑞典的威胁实现了其他重要目标。

在奥斯特利茨战后，奥斯曼帝国于1806年向俄国宣战。这看上去是夺回帝国在过去40年里丢给俄国的领土和消除其他对俄让步的良机。但俄国人反而迅速横扫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以获得这两个公国为俄国的主要战争目标。鲁缅采夫无疑对他父亲的成就印象太过深刻，因而尤其执着于吞并这些地区，过于乐观地认为土耳其人会轻易放弃它们。随着与拿破仑的战争渐渐逼近，大部分俄国外交官和将军都渴望终结在巴尔干的附带事件，鲁缅采夫的顽固让他与许多人为敌，不过事实上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亚历山大比他的外交大臣更愿意放弃战果。

土耳其人表现得如此顽强的一个因素在于，先是英国人鼓励他们拒绝俄国的要求，后是法国人力劝他们反抗。因为自1810年起，他们就很清楚拿破仑与俄国正在酝酿一场战争，因此他们完全有动机继续坚持，等到俄国人变得拼命想要减少损失、把他们的部队向北调动与法军作战为止。

这场战争之所以会拖延下去也有军事因素。奥斯曼军队在会战战场上是无可救药的。要在那个时代赢得会战，就必须有接受过快速齐射、在战场上以队形机动等训练的部队。部队必须能够根据周边状况在纵队、横队和方阵间迅速且秩序良好地进行转换。步兵需要得到机动炮兵和受过以密集队形展开冲锋、抓住敌军中任何一点动摇加以利用相关训练的骑兵支援。尽管这些听上去都很简单，在战场上的恐怖之中，它们却绝不简单。军队为此需要良好的训练、强大的老兵核心、经验丰富的军官与军士。在军队后方还要有能够提供可靠军官，承担人员、武器、食物和装备庞大开支总和的国家与社会。欧洲主要国家的军队都能做到这一点，英国在印度的军队也是如此。奥斯曼军队却由于诸多原因无法达成上述要求，其中奥斯曼帝国财政资源短缺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到18世纪70年代为止，他们征召来的未经训练、纪律低劣的士兵已经很难在正面会战中挡住俄军了。

然而，奥斯曼军队在守城战中依然是令人生畏的。拿破仑在由他指挥的埃及战局中发现，虽然他在会战战场上没遇到什么困难就把穆斯林军队打散了，但他却在阿克要塞前面停了下来。巴尔干是奥斯曼人的主要战略地区，这里的要塞要比阿克坚固得多。守军通常都会逐房逐屋地坚持抵抗，不仅具备相当的战斗技能，而且极为坚忍。也许拿破仑战争中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是萨拉戈萨围城战，法军最终在遭遇剧烈抵抗、付出大量伤亡后才夺下此城。巴尔干的地形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这一地区盛行围城战。与西欧不同的是，那里缺乏良好的道路，人口密度低下。一座优良要塞可以挡住通往一个地区的唯一一条可行的入侵路线。奥斯曼人也是破坏乡村、袭扰、伏击的行家。一支停顿下来围攻要塞的军队会发现它的补给纵列遭到袭击，粮秣征集队被迫分散到广阔距离内搜寻给养。1806～1812年，俄国人面临着上述所有问题。在亚历山大要求终结战争的压力下，俄军指挥官有时会尝试仓促对要塞发起突击，从而蒙受惨重伤亡。以1810年的鲁斯丘克（Rushchuk/Рущук，土耳其文名为Rusçuk）攻城战为例，在一次突击城市的不成功尝试中，一支仅有20000人的军队里有8000人非死即伤。[49]

最后，在1811～1812年的冬天，狡猾的俄军新任司令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包围了试图与其展开运动战的奥斯曼主力军，并迫使其投降。在开战之前，库图佐夫就这样为1812年战局做出了他最大的贡献之一。苏丹的主力军业已覆灭，国库已经空虚，君士坦丁堡阴谋成风，他只得同意议和，最终于1812年6月签订和约。和平来得太晚，以至于无法让多瑙河（Danube/Дунай）军团北上迎击拿破仑的入侵，不过却足够让这些部队在秋季抵达白俄罗斯，对拿破仑的交通线和后撤军队构成巨大威胁。

在俄国战线另一端亦即北端，明显的威胁在于，随着法国霸权的抬头，瑞典将恢复它作为法国仆从国的传统角色。当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元帅在1810年8月被选为瑞典王储时，这一威胁似乎已被确认。贝纳多特既是约瑟夫·波拿巴的连襟，又是拿破仑手下的元帅，因此他表面上很可能是个忠实的法国附庸。事实上，他已经积攒了对拿破仑的诸多怨恨，并且很快就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他对俄国怀有和平意图。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早在关于瑞典王位继承的任何问题出现之前就与贝纳多特建立了紧密联系，在贝纳多特刚被选为瑞典王储、两人都身处巴黎时和他于1810年冬季前往斯德哥尔摩承担重要的特别使命时，切尔内绍夫都可以作为他与亚历山大之间的可靠中间渠道，这对双方的沟通有极大帮助。在贝纳多特最终被选为瑞典王储之前，切尔内绍夫就能够向彼得堡保证，他已经十分了解这位元帅，贝纳多特对俄国态度良好，也必定不是拿破仑的仰慕者。[50]

尽管有个人因素的影响，但冷静的算计也指导着作为瑞典实际统治者的贝纳多特的相关行动。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加入拿破仑一方，协助他打败俄国，就会给欧洲和瑞典带来“对杜伊勒里（Tuileries）宫命令的盲从”。俄国的胜利会更好地确保瑞典的独立，考虑到“这位君主拥有的巨大资源和他所具备的以良好计划展开抵抗的手段”，他也感到亚历山大有望获胜。此外，即便瑞典成功地从俄国手中夺回了芬兰，这也不会意味着故事就此结束。俄国不会走远，它总会比瑞典强大，为了增强彼得堡的安全性，它将不断试图夺回芬兰。因此，从丹麦手中夺取挪威来弥补丢失芬兰的损失要好得多。

英国的立场也必定是贝纳多特想法中的关键因素。如果拿破仑攻击俄国，英国和俄国将成为盟友。由于瑞典的主要外贸完全处于英国掌控之中，加入拿破仑对俄国的进攻就意味着灾难。与此相反，如果瑞典夺走拿破仑忠实盟友丹麦王国的挪威领土，伦敦和彼得堡都不会太过介意。出于上述考虑，俄国和瑞典于1812年4月签署同盟条约。这份条约许诺向贝纳多特提供一支俄国辅助部队，帮助他打败丹麦人，并将此任务的优先级排到了在拿破仑位于德意志的后方组织联合登陆之前，这就为未来埋下了一些隐患。然而在1812年春天，让俄国人真正关心的是他们不需要抵抗瑞典针对芬兰或彼得堡的入侵。[51]

对蒂尔西特和拿破仑入侵俄国之间这些年的任何概述都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论：法俄同盟的崩溃和走向战争是并不令人吃惊的。拿破仑意欲在欧洲建立帝国，或者至少实现一定程度上的霸权，这就不会容许不服从法国秩序的独立大国存在。那些年里俄罗斯帝国太过强大，它的精英们也太过骄傲，以至于不能在进行猛烈抵抗之前就屈从于法国的管辖。1812年（的战争）就是最终的结果。

某种程度来说，解释这些年（的历史）时要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拿破仑“跌跌撞撞地走向帝国”。换言之，他并不总能搞清楚处理事情时的优先级或关键点，且经常使用损害了他自身事业的欺凌和恐吓战术。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的著名表述，拿破仑一看到致命之处就要冲过去。此外，他对经济的看法时常不够成熟，对海军事务的掌握也比较有限。尽管上述说法是正确的，却并非事实的全部。[52]

最重要的一点是，拿破仑帝国是1789年革命带来的法国势力骤增的产物。这个增长的霸权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法国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是由军队对劫掠的渴望和法国政府让其他国家负担军费开支的希望驱动的，拿破仑的个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法国的大战略必须在其他大国政策的背景下加以判断，尤其是法国和英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争斗。1793年之后，英国的海上优势或多或少地将法兰西帝国主义限制在欧洲大陆范围之内。英国自1793年起在欧洲之外取得了巨大收获，更不用说他们始终处于增长中的经济实力，这都意味着除非拿破仑能够在欧洲范围内创建某种形式的法兰西帝国，否则他就要输掉与英国的斗争。拿破仑从未制订过创建和保持这一帝国的连贯可行计划，这的确损害了他自己的事业。另外，整个“拿破仑插曲”的时间十分短暂，所以没有连贯可行计划也并不全然令人吃惊。[53]

拿破仑的最大敌人——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并非渴望待在家里照料园圃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它们本身就是扩张主义的掠食性帝国。例如，针对拿破仑帝国的许多批评可以用到这一时期英国在印度的扩张上。可以举来作为案例的有英国通过次大陆上的英国统治者把印度的财富运回本国，还有印度被并入不列颠帝国后其制造业遭到伦敦所设条款的影响。1793～1815年，英国在印度领土扩张的主要发动机也是一支强大但昂贵的欧式军队，它需要征服新的土地，以证明其自身存在价值，并负担其开支——后者本身就得益于掠夺。尤其是在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管理时期，英国的领土扩张是以拿破仑式的一心一意执行的，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确保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不受法国威胁的必要性来加以辩护。[54]

基本的一点是，在欧洲创建帝国要比在海外困难得多。意识形态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欧洲范围内，法国大革命已经颂扬了独立国家和主权在民的概念，这原则上是帝国的对立面。拿破仑战争的体验——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也无助于使欧洲帝国的概念在欧洲人心目中合法化。然而与此同时，欧洲的总体看法与过去相比，则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欧洲相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文明教化的使命和固有文化优越性的主张。法国人不无理由地视他们自己为欧洲文明的领导者，特别是将大洲东半部视为半开化的地方。然而，甚至连他们都很难把一位英国高级官员的看法——“印度土著总体上的堕落”——用到欧洲人身上。就算有人做出此类评价，也不会有许多欧洲人相信它们。[55]

更直接的重要因素则是，英国人事实上是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继承者。帝国在印度并非新鲜事物，英国人所推翻的政权绝大多数既不十分古老，也没有在它们所处地区深深扎根。尽管后来的民族主义神话制造者们做出了一些断言，但拿破仑通常情况下在欧洲遇到的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过他面对的许多政权是在它们所统治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历史与古代神话、共同的宗教和本国的高等文化是统治者与治下社会的联系方式。[56]

最重要的是，欧洲的地缘政治是（与印度）不同的。莱温·冯·本尼希森将军的评论触及了英国在印度地缘政治上无懈可击的核心。若有人要成为欧洲皇帝，他将面临艰巨得多的任务。任何试图支配大陆的尝试都会给他惹来大国同盟，它们有保存自己独立的共同利益并处于技术和组织的最前沿、在连续若干代战争中磨砺出来的军事机器。即便那位即将成为皇帝的人像拿破仑一样能够征服欧洲的核心地带，他也要面临两个强大的外围权力中心——分别位于英国和俄国。让状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征服这些外围地区需要征服者同时动员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形式。就英国而言，这意味着海权，就俄国而言，这意味着足以击穿俄国直至乌拉尔山并一路自我维持的军事后勤力量。这一挑战——德国人后来在20世纪也面临此种挑战——十分困难。

创建帝国这一过程中通常会有三个阶段，不过这些阶段时常出现重合。首先是完成帝国的征服，并消除其外部威胁。这大体上是个军事力量、外交诡诈和地缘政治背景的问题。然而帝国要想存续的话，它就需要相应的帝国体制，不然就会在征服者和他的个人魅力消逝后崩溃。建立这些体制是创建帝国的第二阶段，它时常比第一阶段还要困难，在短期内实现广大征服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第三阶段则需要巩固臣属人民对帝国的忠诚和身份意识，在前现代世界里，这主要意味着人民中的精英阶层。[57]

拿破仑在建立帝国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极大进展，也采取了一些创建帝国体制的步骤，但在使自己权力合法化方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得为拿破仑说句公道话，他面临的是一个令人气馁的任务。查理曼（Charlemagne）已经死了1000年，恢复全欧帝国的梦想在那时已经太晚了。在开始用本国文字印刷《圣经》后的300年，强迫法语成为整个欧洲的帝国通行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在创建欧洲帝国方面，一项有普适学说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支撑的帝国事业也许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有所进展。但拿破仑绝非极权统治者，他的帝国也并未受到多少意识形态推动。与之相反，他已经终结了法国大革命，并竭尽全力将意识形态从法国政治生活中剔除出去。在被征服的欧洲地区根除地方精英的工作进展甚至远远超出了拿破仑的预期和权力范围。但在1812年，他的帝国仍然十分依赖他的个人魅力。[58]

许多欧洲政治家理解了这一点，并据此行事。在第一任俄国驻美公使特奥多尔·冯·德·帕伦[59]伯爵于1809年前往美洲时，他这样写道：

虽然法国取得了胜利，虽然它目前处于支配地位，但在不到50年里，除了打倒和压迫欧洲的空虚光荣，它什么都不会剩下。对法兰西民族而言，它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一旦它无法再从邻国征收人员和财物，它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两方面也陷于枯竭。法国目前的巨大影响力完全依靠一个人的存在。他的伟大才干、令人惊讶的精力和冲动的性格永远不会让他限制自己的野心，因此他要么在今天死去，要么就会在30年的时间里把事情弄得比现在更混乱。

此外，帕伦还补充说，当欧洲正继续进行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的时候，美洲人的实力会剧烈增长。在欧洲大国中，只有英国人将处于能够从中得利的位置。[60]

这一评论的含义是：在历史眼中，拿破仑时代的胜利与灾难看起来都不过是充满了喧哗与躁动的众所周知的故事，（但愿）它不会由白痴来讲述，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点的确有些道理，从各方面来看，拿破仑时代英雄传说的壮观度都胜过重要性。虽然如此，对那些年里欧洲国务活动家们的担心与努力太过轻蔑还是不对的。

和所有政治领导人一样，俄国统治者需要面对紧迫的当代实际状况。他们无法依靠对遥远未来的希望过活。他们也许会怀有和特奥多尔·帕伦一样的长远看法，相信如果他们能够争取时间，推延与拿破仑的冲突，就真的有可能与战争擦肩而过。（法国）皇帝本人可能会死亡或不再动怒。这终究是内塞尔罗德的间谍们勤勉地报告拿破仑依然在享用丰盛早餐的理论依据所在。然而，除非运气干预事态发展，俄国的领导人从1810年年中开始就不得不面临拿破仑正准备入侵他们帝国的现实。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屈从于他的要求，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战争发生。但服从于拿破仑当下的大陆封锁体系就会削弱俄国作为独立大国的财政与经济基础。由于其自身特点，这会让拿破仑毫无阻碍地建立强大的波兰仆从国，把俄国关在欧洲大门之外。

拿破仑建立横跨欧洲的持久帝国的概率可能并不高，尽管在1812年时这远非不言自明。他的政权必然深深扎根在莱茵河以西与北意大利。实现尚帕尼1810年备忘录——俄国谍报人员为亚历山大弄到了这份文件——中的战略也在他权力所及范围之内。在1812年是有理由担心拿破仑击败俄军、迫使亚历山大一世接受和平的。这会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卫星国——波兰王国，而这个王国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怀有野心。奥地利在1812年后可以轻易成为拿破仑的忠诚附庸国，就像它在1866年之后成为普鲁士的第一副手那样。在将它的野心转向巴尔干并与俄国敌对后，奥地利会成为法兰西帝国对抗来自东方威胁的得力助手。在德意志范围内，拿破仑大旗一挥就能彻底消灭普鲁士，用普鲁士补偿萨克森国王失去（大体只在理论上存在的）波兰统治权的损失。与此同时，在至少一代人时间内，法国的霸权和地区忠诚会让莱茵同盟处于巴黎掌握之中。俄国将永久处于根据上述原则组织起来的欧洲威胁之下，任其宰割。此外，战败的后果很可能还包括惩罚性的赔偿和获胜的拿破仑迫使俄国去承担的牺牲——加入他正在与英国展开的战争。在1812年，俄罗斯国家有许多需要以战斗争取的事物。[61]

[1] N.F.Dubrovin，‘Russkaia zhizn’ v nachale XIX v.’，Russkaia Starina，29/96，1898，pp.481-516（Дубровин Н.Ф.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 в начале XX в.//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98.№ 12.С.481-516）.

[2] Relations diplomatiques，4，no.334，科兰古致尚帕尼，1809年10月3日，pp.110-16。

[3] 例如Relations diplomatiques，1，no.52，科兰古致尚帕尼，1808年2月25日，pp.161-74；2，no.165，科兰古致拿破仑，1808年9月8日，pp.344-6；3，no.187，科兰古致尚帕尼，1809年1月15日，pp.27-32。

[4] Zapiski Sergeia Grigorovicha Volkonskago（dekabrista），St Petersburg，1902，pp.60-62.

[5] A.Vandal，Napoléon et Alexandre Premier，3 vols.，Paris，1891，vol.1，pp.196-7.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89，1893，no.15，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7年10月26日/11月7日，pp.183-5；no.86，托尔斯泰致亚历山大，1807年12月，pp.312-13；no.111，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8年4月25日/5月7日，pp.519-27。

[6]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no.12，Catherine to Alexander，25 June 1807，pp.18-19.关于在俄国的法国流亡者，见André Ratchinski，Napoléon et Alexandre Ier，Paris，2002。

[7]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219，斯特罗加诺夫致亚历山大，1809年2月1/13日，pp.490-91。

[8] 关于莫尔德维诺夫，可见：Arkhiv grafov Mordvinovykh，4，pp.xliv-xlv：尤见他落款日期为1811年9月25日（旧历）的关于大陆封锁体系的备忘录pp.479-86。关于古里耶夫的表述，见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277。因为在拿破仑越过边境之前，表面上的官方政策依然是与法国维持同盟，所以外交官们通常会掩饰这一看法。主要但决非唯一的例外是彼得·托尔斯泰，他早在1808年夏天就已主张接近英国，可参阅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89，1893，no.111，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8年4月25日/5月7日，pp.519-27；no.176，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8年7月26日/8月7日，pp.631-5。也可参阅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101，阿洛佩乌斯致鲁缅采夫，1808年4月18/30日，pp.233-5，了解另一些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托尔斯泰式”观点的俄国外交官中的一个代表。

[9] 彼得大帝。——译者注

[10] Mémoires du Général Bennigsen，3 vols.，Paris，n.d.，vol.1，4th letter，pp.33-52；vol.3，annex 53，pp.377-95.

[11] 关于斯佩兰斯基的主要英文资料依然是Marc Raeff的经典之作Mikhail Speransky：Statesman of Imperial Russia，The Hague，1969，但是至少英语读者也应当注意到John Gooding，‘The Liberalism of Michael Speransky’，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64/3，1986，pp.401-24。

[12] 关于德·迈斯特的观点，见D.V.Solov’eva（ed.），Graf Zhozef de Mestr：Peterburgskie pis’ma，St Petersburg，1995，no.72，德·迈斯特致德·罗西，1808年1月20日/2月1日，pp.98-101（Де Местр Ж.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исьма.№ 72.С.98-101）。关于科兰古，见Relations diplomatiques，1，no.18，科兰古致拿破仑，1808年1月13日，pp.48-51。Count A.de Nesselro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e Nesselrode 1760-1850，Paris，n.d.，vol.3，内塞尔罗德致斯佩兰斯基，1810年4月2/14日，pp.251-2。也可见Joanna Woods，The Commissioner’s Daughter：The Story of Elizabeth Proby and Admiral Chichagov，Witney，2000。

[13] Russkii arkhiv，2，1876，普罗佐罗夫斯基致戈利岑，1807年7月23日/8月4日，pp.157-9。关于英国的视角，见Brendan Simms，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1714-1783，London，2007。

[14] 关于爱尔兰，见S.J.Connolly，Religion，Law and Power：The Making of Protestant Ireland 1660-1760，Oxford，1992，pp.249-50。

[15] 就全球范围内而言，见Christopher 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Oxford，2004，part 1，chs.1-3，pp.27-120；John Darwin，After Tamerlane：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London，2007，ch.4，‘The Eurasian Revolution’，pp.158-217。

[16] Relations diplomatiques，5，no.563，科兰古致尚帕尼，1810年12月14日，pp.235-43。

[17]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209.

[18]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p.87，432.

[19] 在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争论中，几乎没有人把俄国作为潜在的可能对象。除了在文中指出的原因外，通常还认为工业化起步需要密集的人口。可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2000 中的有趣讨论。

[20] Relations diplomatiques，4，no.334，科兰古致尚帕尼，1809年10月3日，pp.110-16；no.423，1810年3月11日，pp.325-8。

[21] 俄国文官体系中的最高职位，канцлер，也译作“一等文官”。——译者注

[22] P.Bailleu（ed.），Briefwechsel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s und der Königin Luise mit Kaiser Alexander I，Leipzig，1900，no.157，亚历山大致弗里德里希·威廉，1807年11月2日，pp.167-8.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146，库拉金致鲁缅采夫，1808年8月16/28日，pp.320-21，这仅仅是俄国人对拿破仑在西班牙遭遇的困境可能会损害和平前景的评价之一，另一个类似评价是no.198，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08年12月16/28日，p.441。

[23] N.Shil’der：‘Nakanune Erfurtskago svidaniia 1808 goda’，Russkaia Starina，98/2，1899，pp.3-24（Шильдер Н.К.Накануне Эрфуртского свидания 1808 года//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1899.Т.98.№ 2.С.3-24），玛丽亚致亚历山大，1808年8月25日（旧历），pp.4-17。埃尔福特协定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161，pp.359-61。

[24] Russkaia Starina，98/2，1899，亚历山大致玛丽亚，日期不明但肯定在1808年8月末，pp.17-24。

[25]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19，亚历山大致叶卡捷琳娜，1808年9月26日，p.20。

[26] 这一段是在阅读了这6个月中的所有俄国外交信件基础上总结而成，因而不可能列出所有相关信件。关键信件是：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131，库拉金致亚历山大，1808年7月2/14日，pp.291-8；no.143，亚历山大致库拉金，1808年8月14/26日，pp.316-17；no.144，鲁缅采夫致库拉金，1808年8月14/26日，pp.317-19；no.150，亚历山大致库拉金，1808年8月27日/9月8日，pp.331-2；no.174，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08年10月26日/11月7日，pp.387-9；no.186，安施泰特（Anstedt）致萨尔特科夫，1808年11月22日/12月4日，pp.410-12；no.217，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09年1月30日/2月11日，pp.485-7；no.220，亚历山大致鲁缅采夫，1809年2月2/14日；no.224，亚历山大致鲁缅采夫，1809年2月10/22日，pp.502-4；no.246，鲁缅采夫致安施泰特，1809年3月11/23日，pp.543-5。

[27]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89，1893，no.94，鲁缅采夫致托尔斯泰，1808年3月，pp.496-7；no.112，托尔斯泰致鲁缅采夫，1808年4月26日/5月8日，pp.525-7。

[28]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玛丽亚致叶卡捷琳娜，1809年12月23日（旧历），pp.251-7；叶卡捷琳娜致玛丽亚，1809年12月26日（旧历），pp.259-60。

[29] 关于拒绝批准协定，见Relations diplomatiques，4，no.410，科兰古致尚帕尼，1810年2月26日，pp.296-9；巴克莱·德·托利的备忘录复写件被收录在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2，pp.1-6。

[30]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4，no.221，鲁缅采夫致库拉金，1809年2月2/14日，pp.496-7。

[31] 统计数据来自A.A.Podmazo，‘Kontinental’naia blokada kak ekonomicheskaia prichina voiny 1812 g.’，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137，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2003，vol.2，pp.248-66（Подмазо А.А.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блокада ка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ричина войны 1812 г.//Эпоха 1812 года：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Источники.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М.，2003.Т.2.С.248-266）和M.F.Zlotnikov，Kontinental’naia blokada i Rossiia，Moscow，1966，ch.IX，pp.335 ff（Злотников М.Ф.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блокада и Россия.М.，1966.С.335 и далее）。关于科兰古的评论，见Relations diplomatiques，2，no.179，科兰古致拿破仑，1808年12月9日，pp.387-8。

[32] C.F.Adams（ed.），John Quincy Adams in Russia，New York，1970，pp.236-8，364；关于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就大陆封锁体系撰写的备忘录，见J.Hanoteau（ed.），Mémoires du Général de Caulaincourt，Duc de Vicenze，3 vols.，Paris，1933，vol.1，pp.282-3. Arkhiv grafov Mordvinovykh，vol.4，no.1050，1811年9月25日，pp.479-86。

[33]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切尔内绍夫致巴克莱·德·托利，1811年12月31日/1812年1月12日，pp.196-202.V.M Bezotosnyi，Razvedka i plany storon v 1812 godu，Moscow，2005，pp.51-5（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Разведка и планы сторон в 1812 году.М.，2005.С.51-55）。

[34] 引用部分来自切尔内绍夫给鲁缅采夫的信，落款日期为6月6日/18日：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no.7，pp.55-8。

[35] Nesselrode（ed.），Nesselrode，vol.3，5/17 July 1811，pp.375-9.

[36] 这份备忘录被重印收录在N.K.Shil’der，Imperator Aleksandr pervyi：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4 vols.，St Petersburg，1897，vol.3，pp.471-83，但要注意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5，note 246，pp.692-3上的评论，它纠正了希尔德（Shil’der/Шильдер）关于亚历山大何时收到这份报告的错误。

[37] 这些都取自切尔内绍夫向亚历山大、巴克莱·德·托利和鲁缅采夫递交的报告，它们刊布在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parts 2，parts 4，pp.32-108，114-204.引用部分来自pp.178-87给巴克莱的第6份报告，落款时间为1811年11月。切尔内绍夫的一个失误是在1812年离开巴黎时出现了短暂疏忽，导致他安排在战争部里的间谍被破获。Vandal，Napoléon et Alexandre，vol.3，pp.306-18，377，393，讨论了切尔内绍夫的活动。其中有一些细节存在差异：例如，他提到战争部的“簿册”每两周发行一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低估了切尔内绍夫所扮演角色的规模和影响，更不用说他和内塞尔罗德两人的信息合在一起所产生的重要性了。

[38] Briefwechsel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s und der Königin Luise mit Kaiser Alexander I，ed：P.Bailleu，Leipzig，1900，no.192，弗里德里希·威廉致亚历山大，1809年10月19/31日，pp.204-5.Nesselrode，Count A de（ed.），Lettres et papiers du Chancelier Comte de Nesselrode 1760-1850，vol.3，内塞尔罗德致斯佩兰斯基，1811年8月6/18日，pp.382-5。关于切尔内绍夫的活动，最为详尽的描述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将军A.Mikhailovskii-Danilevskii，Zhizneopisanie kniazia Aleksandra Ivanovicha Chernysheva ot 1801 do 1815 goda（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Данилевский А.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княз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Ивановича Чернышева：От 1801 до 1815 года）一书第2章，这部分重印在Rossiiskii arkhiv，7，Moscow，1996，pp.13-40（Российский архив.М.，1996.Т.7.С.13-40）上。

[39]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no.12，切尔内绍夫致巴克莱，收信日期为1812年3月3日，pp.204-10。

[40]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巴克莱·德·托利致亚历山大，1812年1月22日/2月3日，pp.267-9.

[41] 迄今为止，关于这些人和事的最好英文资料是Alexander Martin，Romantics，Reformers，Reactionaries：Russian Conservative Thought and Politics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De Kalb，Ill.，1997.在A.Kondratenko，Zhizn’ Rostopchina，Orel，2002（Кондратенко А.Жизнь Ростопчина.Орел，2002）中也有关于罗斯托普钦的有用传记细节。

[42] 所有这些讨论都来自理查德·派普斯对卡拉姆津著作的出色翻译和分析，见 R.Pipes，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ed. and trans. R.Pipes，Ann Arbor，2005；引用部分来自第146页。

[43] R.Pipes，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ed. and trans. R.Pipes，Ann Arbor，2005，pp.147-67.

[44]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37，鲁缅采夫致施塔克尔贝格，1812年3月28日/4月9日，pp.341-3；no.158，施塔克尔贝格致鲁缅采夫，1812年4月29日/5月11日，pp.393-4。

[45] Briefwechsel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s und der Königin Luise mit Kaiser Alexander I，ed：P.Bailleu，Leipzig，1900，no.196，弗里德里希·威廉致亚历山大，1812年4月30日/5月12日，pp.214-8。

[46] W.H.Zawadski，A Man of Honour：Adam Czartoryski as a Statesman of Russia and Poland 1795-1831，Oxford，1993，pp.188-205.关于旺达尔（Vandal）的俄国计划在1811年先行发起进攻的说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p.693，n.98 上有详尽的驳斥。

[47] W.Oncken，Österreich und Preussen in Befreiungskriege，2 vols.，Berlin，1878，vol.2，appendices，no.30，圣朱利安致梅特涅，1813年8月13日，pp.611-4。

[48] Briefwechsel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II’s und der Königin Luise mit Kaiser Alexander I，ed：P.Bailleu，Leipzig，1900，no.198，亚历山大致弗里德里希·威廉，1811年5月14日，pp.219-22；no.208，弗里德里希·威廉致亚历山大，1812年3月19/31日，pp.238-9。

[49] I.G.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7，St Petersburg，1902，pp.733-58.弗吉尼亚·阿克桑写了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战争的新鲜而有趣的书：Virginia 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London，2007要是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关于实战和战术提得太少了。

[50] 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1906，no.13，切尔内绍夫致鲁缅采夫，1810年7月13/25日和no.15，1810年9月5日/17日，pp.75-80 and 88-95。关于他对自己出使瑞典的记载，见Sbornik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istoricheskago obshchestva，121，pp.22-48。

[51] 引用部分出自贝纳多特给勒文耶尔姆（Löwenhielm）伯爵的落款日期为1812年3月7/19日的信，伯爵是派到亚历山大那里的瑞典特使，这封信被刊布在La Suède et la Russie：Documents et matériaux 1809-1818，Uppsala，1985，pp.96-8。俄瑞同盟条约的文本位于此书no.66，pp.105-11。

[52] “跌跌撞撞走向帝国”（blundered towards empire）这个短语让人想起欧文·康奈利对拿破仑各次战役的描述：Owen Connelly，Blundering to Glory：Napoleon’s Military Campaigns，Wilmington，Del.，1987。

[53] 关于拿破仑帝国的文献极为丰富，无论如何都无法在这里列出相关参考书目。在我看来包含了最新观点的通史是Thierry Lentz，Nouvelle histoire du Premier Empire，3 vols.，Paris，2004-7。在英文文献中，最好的近作包括P.Dwyer（ed.），Napoleon and Europe，Harlow，2001；M.Broers，Europe under Napoleon，London，1996；S.Wolff，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London，1991。

[54] 首先参阅Christopher Bayly，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88，ch.3，和Michael Duffy，Patrick O’Brien and Rajat Kanta Ray 在P.J.Marshall（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1998.中撰写的章节。

[55] Rajat Kanta Ray，‘Indian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British Supremacy，1765-1818’，in Marshall，P.J.（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1998，pp.509-29，at p.525.关于欧洲人对海外帝国的观点变化，尤其要参阅Jennifer Pitts，A Turn to Empire：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Princeton，2005。关于法国（及其他国家）关于东欧的看法，见Larry Wolff，Inventing Eastern Europe：The Map of Civilization on the Mind of the Enlightenment，Stanford，Calif.，1994。

[56] 这让我冒险卷入了关于民族起源的众多文献当中：可参阅例如A.D.Smith，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London，1986。拿破仑时代提供了检验民族认同强度和构成要素的良机，这不仅存在于欧洲，也有全球范围内的比较：R.G.S.Cooper，The Anglo-Maratha Campaign and the Contest for India，Cambridge，2003 描绘了英国在印度最顽强的敌对政体的内在弱点。可以将这一点和M.Rowe（ed.），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Basingstoke，2003 等书相比较。

[57] 帝国征服者的完美模板是中国皇帝秦始皇，萨姆·芬纳（Sam Finer）称这位统治者给政府留下了最庞大也最持久的印记。和他相比，拿破仑的雄心和影响显得相当可怜：S.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3 vols.，Oxford，1997，vol.1，pp.472-3.关于（中国）第一位皇帝的更全面的研究，见D.Bodde，‘The State and Empire of Ch’in’，in D.Twitchett and M.Loew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Cambridge，1986，ch.1.Michael Doyle，Empires，Ithaca，NY，1986，在制度化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洞察力。

[58] 关于在这一节中讨论的各个方面，见伦茨（Lentz）的优秀著作，Nouvelle histoire，vol.3：La France et l’Europe de Napoléon 1804-1814，Paris，2007。从上文中显而易见的是，我在思想体系问题上赞同伦茨的看法：见前书pp.671-5。

[59] Theodor von der Pahlen，即后文注释中的费奥多尔·帕伦。——译者注

[60]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5，no.142，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帕伦（费奥多尔是特奥多尔的俄化形式。——译者注）备忘录，不晚于1809年11月14/26日，pp.294-5。

[61] 关于拿破仑的“印度计划”以及俄国人对他们可能会被迫为之效劳的担忧，见V.Bezotosnyi，‘Indiiskie proekty Napoleona i Rossiia v 1812 g.’，in 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161，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2006，vol.5，pp.7-22（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Индийские проекты Наполеона и Россия в 1812 г.//Эпоха 1812 года：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Источники.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М.，2006.Т.5.С.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