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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0月28日，星期天，下午
赫鲁晓夫致卡斯特罗的公函于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报后的几个小时送达哈瓦那的苏联大使馆。当阿列克谢耶夫试图转交公函时，他被告知菲德尔已经离开了城区，暂时“联系不上”。事实上，卡斯特罗根本不想和苏联大使见面。赫鲁晓夫在古巴和美国摊牌的关键时刻“抛弃”了古巴，这令他怒气难消。
菲德尔确实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短暂地拜访了埃尔奇克的苏联军事总部。普利耶夫将军向他证实，他确实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要拆除那些导弹。
“全部都要拆除？”[45]
“全部。”
“很好，”卡斯特罗一边努力忍住自己的怒火，一边站起身来，“很好，我现在要走了。”
菲德尔为了表明他对苏联决议的不满，列出了古巴的五项“要求”，作为美苏交易的先决条件。这些要求包括结束经济封锁，停止“所有颠覆行动”，以及美国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撤出。他还明确表示，古巴不会接受任何国际组织对其领土进行“视察”。
随着苏联收手的消息逐渐传开，古巴人拥入大街来宣泄怒火。那些宣称“古巴并不孤立无援”的海报都从墙上消失了。人们呼喊着“苏联人滚回家”和“赫鲁晓夫是个懦夫”。很快人群就编出了一首新的讽刺歌：
尼基塔，尼基塔，
已经给了，你不能又拿走。
尼基塔，尼基塔，
已经给了，你不能又拿走。[46]
身在古巴的苏联士兵们比他们的古巴地主还要困惑。很多士兵都出门买醉。一位身在比那尔德里奥省的中情局特工描述了许多事例，比如苏联士兵出售“手表、靴子，甚至是眼镜，换来了买酒钱”。[47]根据一位捷克驻哈瓦那大使的信件，许多人为终于能够回家而高兴不已，但也有许多人伤心难过、痛苦不已。“一些专家和技术员拒绝继续工作，哈瓦那城到处都是醉鬼。”[48]
最无所适从的人恐怕是运输核武器的指挥官了，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把这些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器运过半个地球，并用它们瞄准华盛顿和纽约等城市。导弹部队的指挥官斯塔岑科少将，发现他理解不了莫斯科到底想要干什么。当他的士兵辛苦劳作，为了完成赫鲁晓夫的命令而拆除导弹基地时，他向苏联总参谋部的一位代表诉说了自己的失意。
“一开始你催促我，越快完成发射基地的建设越好。而现在，你竟然因为我拆除速度过慢而批评我。”[49]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菲德尔为他的人民准备好了一个长期抗争的未来。他回到了la colina，即哈瓦那大学山顶上的校园，这里曾是他早期抗争巴蒂斯塔的舞台。这一次他来到这里敦促学生们，为了保卫国家，“你们要收紧腰带，甚至可能要为国捐躯”[50]。他警告大家，古巴甚至要冒被国际社会“遗弃的风险，成为一个断电断油的国家”。“但相比于失去主权，我们宁愿回到原始的农耕社会。”
尽管卡斯特罗炮轰了苏联人，但他仍然是一个着眼于实际的政客。“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错误上栽倒两次。”他这样告诉年轻的追随者们。古巴不会在“和美国人决裂”后这么快又“和苏联人决裂”。无论发生什么，都好过重新落入山姆大叔的手心里。为了保卫革命，菲德尔情愿做出巨大的牺牲：他绝不低下那骄傲的头颅。
再回到白宫，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已悉数离开，约翰·肯尼迪发现房间里就剩下他和博比了。他们一同回顾了过去的十三天里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最后一个“黑色星期六”。那一天，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核战的边缘摇摇欲坠。在过去的24小时里，就像他的前辈亚伯拉罕·林肯那样，肯尼迪有好几次都有理由扪心自问，到底是他控制着局势，还是局势控制着他。
肯尼迪明白，历史的走向不总是可以被人们预测到的。有时候，它会被形形色色的狂热分子、被长着大胡子的人、被生活在洞穴里的理论家、被手持步枪的刺客挟持。而在另外的时候，它也会被一系列偶然事件拖拽到正常路径之外，比如一架迷路的飞机、对导弹的错误识别，或者一名怒气冲冲的士兵。政治家们试图扭转历史的混沌力量，来实现他们各自的意愿，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则失败了。而在战争和危机的情况下，一切都处于流变之中，偶然事件改变历史轨迹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在被后世称为“古巴导弹危机”的事件中，这个世界面对的疑问是，到底是谁掌控了历史：是那些西装革履的人，还是那些大胡子，还是那些身披戎装的人，还是说谁都没能掌控历史。在这幕剧中，肯尼迪最终与他意识形态的宿敌尼基塔·赫鲁晓夫站到了同一边。他们谁都不想打仗。虽然说正是他们释放了那些具有毁灭性力量的黑暗恶魔，但他们都体会到自己身上背负着未来世代的责任，他们必须驾驭住那些恶魔。
肯尼迪在10月28日星期天下午之所以松了一口气，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和赫鲁晓夫成功地夺回了对历史事件的控制权。冷战一度险些演变成核战的熊熊大火，现在终于又回到了先前熟悉的节奏。拥有常识和理性的人打败了毁灭和混沌的力量。现在的问题在于，秩序和可预见性的胜利将会持之以恒还是转瞬即逝。
回顾历史中的相似事件，约翰·肯尼迪想起了他的一位前辈。在1865年4月14日，即内战中南方投降的5天后，林肯为了庆祝他的胜利，决定前往福特剧院，去看一场名为《我们美国人的亲戚》的演出（林肯在演出中被刺杀。——译者注）。
“这个夜晚，我应该去一趟剧院。”杰克说道。[51]
博比不知道自己该报以会心一笑，还是该提醒他小心为好。
“你要去的话，我也想跟你一块儿去。”
古巴导弹危机故事中的许多人物都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而有些人则注定要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有些人丧失名誉，有些人则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有些人幸福久远地活了下去，有些人则在悲剧中匆匆离世。但所有这些人，都在这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写下了各自永恒的一笔。
中情局的两位破坏行动人员米格尔·奥罗斯科和佩德罗·贝拉在被遣返美国之前，在古巴蹲了17年的监狱。而带领他们潜入古巴的欧亨尼奥·罗兰多·马丁内斯（Eugenio Rolando Martinez）则在1972年6月试图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时，在水门酒店被逮捕。
查尔斯·莫尔茨比被美国空军禁止飞至靠近北极以及楚科奇半岛附近的区域。他于1998年因肺癌病逝。
那位在为攻击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核弹做准备工作时丧生的苏联士兵，维克托·米赫耶夫，身着古巴军装被埋葬在圣地亚哥。他的遗骸后来被转移到埃尔奇克苏联军人墓地。他的家人仅仅被告知他是在“执行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的职责时”丧生的。
乔治·安德森于1963年8月被解除了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并被任命为驻葡萄牙大使。
威廉·哈维在导弹危机后被解除了猫鼬行动负责人的职务，并被派遣到罗马出任中情局情报站站长，他在那里酗酒成性。
德米特里·亚佐夫于1987年出任苏联国防部长，并于1991年8月发动了针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以失败告终。
约翰·斯卡利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柯蒂斯·李梅在《奇爱博士》中被丑化成那个疯狂的空军将军巴克·特吉德森。他在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担任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副总统候选人。
切·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继续追寻他在全世界进行革命的梦想。他于1967年被由中情局幕后支持的政府武装杀死在玻利维亚的群山之中。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继续担任国防部长直至1968年。他后来对自己在越南战争中煽风点火的行为表示忏悔，并继而相信古巴核战能够得以避免，完全是因为“运气”成分。
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被退休”。他的中央委员会同人指责他“狂妄自大”“冒险激进”“破坏了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并把世界推向“核战的边缘”。
罗伯特·F.肯尼迪于1968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总统时被刺杀。
约翰·F.肯尼迪于1963年11月被刺杀。刺杀他的刺客曾活跃于一个自称“公平对待古巴”的左翼抗议团体。
菲德尔·卡斯特罗继续执政了45年。2008年2月，他的弟弟劳尔继任，成为新一任古巴总统。
[1] Oleg Troyanovsky，Cherez Gody y Rastoyaniya（Moscow：Vagrius，1997），250。关于会议的时间，见谢尔盖·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351。
[2] 1993年9月对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的采访，引自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One Hell of a Gamble，284；关于马利诺夫斯基于1962年10月2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笔记，见富尔先科，Prezidium Ts.K.KPSS，624。
[3] 谢尔盖·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Krizisy I Rakety（Moscow：Novosti，1994），335。谢尔盖写道，他的父亲愤怒地质问马利诺夫斯基，身在古巴的苏联将军到底是为苏联军队效力，还是为古巴军队效力。“如果他们为苏联军队效力，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听从外国指挥官的指挥？”由于谢尔盖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对话，所以我并没有使用这一引述。但是其中表露的情感准确地反映了他父亲当时的观点。
[4] Oleg Troyanovsky，Cherez Gody y Rastoyaniya（Moscow：Vagrius，1997），251；阿纳托利·多勃雷宁，In Confide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95），88。多位作者都认为多勃雷宁关于他和罗伯特·肯尼迪会面的报告由于抵达时间过晚，没能够影响到赫鲁晓夫给约翰·肯尼迪的回复。见例子，富尔先科和纳夫塔利，Khrushchev’s Cold War，490，这一例子声称赫鲁晓夫“在他得知肯尼迪做出让步之前……口述了他的让步讲话”。这对10月28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是一种误读。会议记录确实表明，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一个小组在当天的晚些时候确实又开会讨论了多勃雷宁的报告，并对其做出了回复。然而当天的议程至少有九项，而多勃雷宁的报告只能位列第三，排在致信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致电普利耶夫（议程第五项）之前，而后两项都是初定的讨论内容。其他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显示数项议程的辩论“并没有按照顺序进行”。
所以，多勃雷宁的消息很有可能在会议的第一部分就已经抵达，在赫鲁晓夫口述他给约翰·肯尼迪和卡斯特罗的回信之前，然后在会议的第二部分成了细节讨论的主题。这和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录以及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回忆录相一致，而特罗扬诺夫斯基在会议的第一部分也在场。特罗扬诺夫斯基的描述结合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部分材料，是实际情况的最权威版本，我的写作严格地遵循了这些材料。
[5] 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的信，1962年10月30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6] 格里布科夫等著，U Kraya Yadernoi Bezdni，167。
[7] 尼基塔·赫鲁晓夫，Khrushchev Remembers（Boston：Little，Brown，1970），500.
[8] 《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279.
[9] 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的信，1962年10月30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由笔者翻译。
[10] 马利诺夫斯基给普利耶夫（假名为帕夫洛夫）的电报，1962年10月28日，莫斯科时间下午4点钟，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由笔者翻译。马利诺夫斯基又在莫斯科时间晚上6点30分发送了第二条消息，命令普利耶夫不得使用S-75萨姆防空导弹，且还命令地面的战斗机，“不得与美国的侦察机发生冲撞”。两份文档的翻译载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Winter 2003），389。
[11] CINCLANFLT消息272318Z，海军作战部古巴历史文件58～72号盒子，行动档案，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海军历史中心，美国陆军司令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2] 美国军舰“比尔号”“科尼号”“默里号”的日志书，见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备案的潜艇年表。
[13] 第16航空母舰师，古巴导弹危机档案，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4] Aleksandr Mozgovoi，Kubinskaya Samba Kvarteta Fokstrotov（Moscow：Voenni Parad，2002），94；对奥尔洛夫的采访。
[15] 杜比夫卡回忆录，“In the Depths of the Sargasso Sea”，萨夫兰斯卡娅翻译。
[16] Aleksandr Mozgovoi，Kubinskaya Samba Kvarteta Fokstrotov（Moscow：Voenni Parad，2002），109-110。
[17] 贺拉斯·韦德将军口述历史，空军历史研究部，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
[18] 未出版的莫尔茨比回忆录。
[19] Scott D.Sagan，The Limits of Safe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76。
[20] 莫尔茨比具体如何飞入了苏联领空以及他从北极出发后的准确线路，这些谜团在数十年内都将无法解开。尽管美国政府承认飞行员犯下了“严重的导航错误”，才飞向了苏联领土，但它还是尽可能地掩盖了这一场令人窘迫的事故。麦克纳马拉要求获得一份有关问题的“完整详细的报告”，但是空军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得到公布。（麦克纳马拉致空军秘书的备忘录，古巴导弹危机文件，1号盒子，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古巴文件，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笔者可以找到的和这一事故相关的官方文件，包括两张标明莫尔茨比飞越苏联领空的线路地图。这些地图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一张在国务院记录中，一张在约翰·肯尼迪图书馆。这表明它们可能是无意间被解密的。
把这些线路图和天体图相互参照阅读，可以确证莫尔茨比的记忆以及帮助他回到阿拉斯加州的导航员的记忆。但这些又与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官方口吻相左，后者把他飞到苏联的原因归结为他在北极的时候取道错误的方向。然而这些资料表明，莫尔茨比根本就没有到达北极，他所抵达的区域可能是格陵兰岛北部或是加拿大北部的伊丽莎白女王群岛。
官方版本的主要问题是，它解释不了额外1小时14分钟的飞行时间。在75000英尺的高空，U-2侦察机必须以大约420节的速度飞行。如果莫尔茨比真的以这样的速度飞到北极并转向错误，他会在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45分进入苏联领空，而不是实际上的11点59分。额外的飞行时间可以使他飞行600英里的距离。
这一数据偏差可能性最大的解释是指南针干扰了他的导航计算，指南针在北极附近无法指向。飞行员只能倚仗星辰和陀螺仪来保持自己朝固定的方向飞行，并帮助自己准确地计算时间和飞行距离。据另一名U-2侦察机飞行员罗杰·赫尔曼称，莫尔茨比告诉朋友们，他当时忘记把陀螺仪从指南针上解下来，这个失误会导致他被引向地球磁极的北极，这个磁极当时位于加拿大北部。
根据国务院的线路图，莫尔茨比并飞入苏联领空的方位不是从北部，而是从东北部。而他曾提到，曾在飞机鼻端的左侧看到猎户腰带，这两者是相互吻合的。如果他是从北极出发一路向南飞行，那么他将在飞机鼻端的右侧看到猎户腰带。
[21] 对贝拉的采访。
[22] 理查德·赫姆斯备忘录，1962年11月13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3] 马塔安布雷铜矿破坏行动时间表，1962年11月14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另见哈维对中情局的备忘录，1962年11月21日，约翰·F.肯尼迪刺杀记录资料集，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哈维在他的备忘录里表示，计划“仅安排了两次前后相接的碰面，分别是10月22日和23日”，即破坏人员出发后的第四天和第五天。如果这两次碰面都错失了，那么“最终搭救行动”定于11月19日。这份时间表毫无意义可言。因为任何人都明白，想要完成破坏行动，四五天的时间一般是不够的。也是在10月，即前一次以铜矿为破坏目标的、以失败告终的任务中，由奥罗斯科领队的破坏小队确实是在进入古巴后第五天撤回的。10月22日至23日的搭救计划可能是为另一项隐藏武器的行动安排的，或者一旦奥罗斯科和贝拉没能到达马塔安布雷的话，这一日期便是他们撤退的时机。没有理由怀疑贝拉的主张，他认为首先的碰面日期是10月28日和30日，而最终的撤退时间则是11月19日。
[24] 古巴审问报告，1962年11月8日，哈瓦那2002，古巴档案文件，对贝拉的采访。
[25] 蓝月任务5035，1962年11月2日，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
[26] 莫斯科致国务卿电报1115号，1962年10月28日，国务院行政秘书处记录，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27] Oleg Troyanovsky，Cherez Gody y Rastoyaniya（Moscow：Vagrius，1997），252；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New York，W.W.Norton，2003），575-576。
[28] 谢尔盖·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Krizisy I Rakety（Moscow：Novosti，1994），367。
[29] Oleg Troyanovsky，Cherez Gody y Rastoyaniya（Moscow：Vagrius，1997），253。
[30] 奥唐奈和鲍尔斯，Johnny，We Hardly Knew Ye，341；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541。
[31] Alsop和Bartlett，“In Time of Crisis”，Saturday Evening Post，1962年12月8日。
[32] 威尔逊口述历史，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波士顿。
[33] Abel，180.
[34] 索伦森，Kennedy，705。
[35] 参谋长联席会议普尔笔记。
[36] 国家安全档案馆，古巴资料集.
[37] Micheal Beschloss，The Crisis Years（New York：Haper Collins，1991），544.
[38] 卡洛斯·弗朗基，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New York：Random House，1984），194；Thomas，524。关于卡斯特罗的描述，见Blight等著，Cuba on the Brink，214。
[39] 对阿列克谢耶夫的采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冷战》系列节目（1998），伦敦国王学院采访文字记录。
[40] 有关这起事件的完整描述，见Scott D.Sagan，The Limits of Safe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127-133。Sagan以及其他作者给出的时间显然是错误的：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日志给出的时间是1608Z，或者说华盛顿时间上午11点08分。Sagan Collection，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41] 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记录，《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第11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283。
[42] 对索伦森的采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冷战》系列节目（1998），伦敦国王学院采访文字记录。
[43] Richard Reeves，President Kennedy：Profile of Pow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3），424.
[44] 给多勃雷宁的指令，1962年10月28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阿纳托利·多勃雷宁，In Confidence（New York：Random House，1995），89-90。
[45] 格里布科夫和史密斯，Operation ANADYR，72。
[46] Mario Vargas Llosa报告，Le Monde，1962年11月23日。
[47] 中情局备忘录，The Crisis：USSR/Cuba，1962年11月10日，中情局记录检索工具，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48] 致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电报，1962年10月31日，关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哈瓦那研讨会，研讨会简报手册由国家安全档案馆提供，Vol.2。
[49] 叶辛等著，Strategicheskaya Operatsiya Anadyr’，57。
[50] K.S.Karol，Guerrillas in Power（New York：Hill & Wang，1970），274.
[51] 罗伯特·F.肯尼迪，Thirteen Days，（New York：W.W.Norton，1969），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