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一系列的事件可以追溯到1972年峰会上达成的另一份协定，它比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更复杂。在一系列“基本原则”的联合声明中，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承诺，他们的国家将避免“做出以对方为代价从而寻求获得单方面优势的行动”。²¹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意味着用来形容超级大国在欧洲和东北亚关系特征的“稳定”，现在也可以扩展到用于形容亚洲其他地区、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华盛顿和莫斯科会竭力阻遏任何可能改变世界上这些地区现状的事态。但是，事情的发展很快表明，“基本原则”并不能按字面去理解。像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一样，它们不过是用来掩盖分歧的。

俄国人欢迎“基本原则”，不过是为了获得另一种对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承认。但是，勃列日涅夫谨慎地坚称，阶级斗争应继续下去：“这是应当被期待的，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阶级目标是相反且不可调和的。”²²美国人将“基本原则”视为限制俄国人的一种手段。“当然［它们］不是一种法律契约，”基辛格解释说，它们“建立了一种行为准则，以之来判断是否取得了真正的进步……降低核战争危险的努力……必须同终结苏联无休止地向全球均势施压相联系”。²³无论表象如何，莫斯科对于管理在“第三世界”的势力范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如果说达成了某种共识，那就是在随后几年中，人们目睹了苏联在“第三世界”单方面加紧开展谋求占据优势地位的行动。

第一个机会倒向了美国人。莫斯科峰会对埃及总统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Anwar el-Sadat）而言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在1967年“六日战争”（Six Day War）时，苏联袖手旁观，未能阻止以色列夺取西奈半岛（Sinai Peninsula）和加沙地带（Gaza Strip），而现在勃列日涅夫似乎也放弃了在未来帮助埃及夺回这些领土的考虑。²⁴鉴于此，萨达特决定结束长久以来他的国家同苏联建立的友好关系，并且寻求同美国建立一种新的友谊，因为美国作为以色列的盟友，或许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获得以色列的让步。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忽视了萨达特改善关系的意愿，甚至在他从埃及驱逐了1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后，他终于寻找到一种能够引起他们关注的方式，即在1973年10月跨过苏伊士运河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这是一场萨达特希望输掉的战争，他为赢得自己精心设计的政治目标而战。料想，美国人会让以色列羞辱一位已经大大削弱了苏联在中东影响的领导人吗？

他们不会的。以色列在大批美国军火的援助下抵御了埃及的进攻，之后，基辛格拒绝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实现共同强制停火的要求，甚至下令发出一份简短的核警报以强化拒绝的姿态。他随后亲自开展斡旋，结束了敌对状态，赢得了开罗和特拉维夫的感激，而俄国人却一无所获。五年之后，在卡特总统调和下，萨达特通过同以色列人展开谈判，收回了西奈半岛，并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基辛格总结道，这位埃及领导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看起来“不拘泥于琐事，而那些平庸的领导人却认为纠缠于这些琐事就是在控制事件的进程，但这只不过是庸人自扰”。²⁵

这或许是一种含蓄的自我批评，因为的确是萨达特巧妙地抓住了机会，把苏联赶出了中东，而尼克松和基辛格不过是吞饵上钩。“当我们试图以苏联为代价拉近中东同我们的关系时，”基辛格后来声称，缓和政策“对于莫斯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剂止痛药”。²⁶但这却是带有回顾性理由的意味：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萨达特开展行动前，他或者尼克松的胸中有这样的目的。相反，这个插曲表现出缓和政策的不稳定性：如果一个地区性大国可以操纵一个超级大国以另一个超级大国为代价寻求单方面的优势，并因此违背了它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明确的承诺，那么正如多勃雷宁注意到的，缓和政策“是非常微妙和脆弱的”。1973年战争及其余波“显然破坏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信任”。²⁷

多勃雷宁的上级在抵制诱惑方面也并不在行。在随后几年中，苏联对于阶级斗争的信奉使它卷入了世界诸多地区，而若以实际利益计算，这对苏联而言根本算不上至关重要。至少在中东，基辛格试图将俄国人排挤出去，这对于美国而言具有战略重要性。但是对苏联而言，越南、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莫斯科寻求扩张其势力影响的所有国家，又有什么重要性呢？

多勃雷宁回忆说，唯一与这些干涉活动相关的，是“一种简单而原始的关于国际团结的思想，即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恪守我们的责任”。这种模式最初发生在越南，河内以“兄弟般的团结”相号召，屡屡抵制苏联要求北越与美国停止战争的压力，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对这场战争却不太热心。但是1975年北越的胜利以及美国国会对干涉安哥拉颁布的禁令，改变了莫斯科对自身利益的盘算：如果美国可以在东南亚被打败、在非洲南部被威慑，那么在其他地方，美国的实力还有多少可信度呢？或许“第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确有效用。多勃雷宁强调，这种认识在苏联共产党国际部最为根深蒂固：“因为深信第三世界的所有斗争都有着意识形态的根基”，所以党的领导人们“设法使政治局在第三世界卷入了许多场冒险行动”。军方的当权派也紧密跟随：“我们的一些最高指挥官……在情感上为美国人抗议我们的旗帜飘扬在遥远的地方而自鸣得意。”²⁸

但这是一种不明智的战略，因为它使得政治局放弃了对在何地、何时以及如何配置资源的权力：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何时争夺权力时，它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做出反应。多勃雷宁注意到，这种政策远远超过了对“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相反，它相当于“以意识形态为根据，干涉那些内部存在多种势力争夺权力的国家的内政”。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束缚”（ideological bondage）。²⁹而它很快成为在越南和安哥拉取得的胜利的俘虏。“正如在政坛上经常发生的那样，”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你侥幸做冒险之事且看似取得了成功，你笃定会重复这种政策。你会继续这么做，直到一不小心犯下大错。”³⁰

这些失误是从1977年开始的，苏联是索马里的一个施惠者，后者对其邻邦埃塞俄比亚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发动了进攻。正如在安哥拉受到来自古巴的好战分子的压力一样，俄国人转换了立场，让卡特政府同索马里结盟并且控制了红海沿岸有利的军事设施。除了获得来自一个内陆贫穷国家的残忍独裁者的感谢、巩固了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关系之外，仍不清楚莫斯科通过对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到底斩获为何。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的确进一步破坏了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多勃雷宁后来承认：

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深陷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以及安哥拉战争中。我们向这些地区提供军事装备、古巴部队在那儿开展行动，特别是我们把他们空运到那里，这些活动使得美国人相信，莫斯科为了控制非洲而对他们展开大范围的进攻。尽管这并非事实，但这些事件强烈影响了缓和政策。

但是，它们丝毫未能扭转冷战的进程。多勃雷宁在20世纪90年代总结道，70年代期间超级大国们在非洲大举扩张的活动，“大多数是徒劳无益的……20年后，没有人（除了历史学家）能够记得起它们”。³¹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种说法当然并不确切。1978年4月，令莫斯科大为惊讶的是，在阿富汗发生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政变，推翻了该国的亲美政权。利用这个机会的诱惑实在太大，令苏联无法拒绝，它很快向喀布尔的新政权送去了援助，以开展一项雄心勃勃的支持土地改革、妇女权利和世俗教育的项目。但是，这种做法正如在其近邻伊朗酝酿的那场革命一样，在1979年1月迫使美国长久以来的同盟者伊朗王礼萨汗·巴列维（Reza Khan Pahlavi）流亡，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取而代之，这对美国而言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对于在阿富汗发生的这种进展，俄国人和他们新的阿富汗受惠者并不比美国人有更多的准备。3月中旬，在阿富汗靠近伊朗边境的哈拉德（Herat）发生了一场暴力叛乱，造成包括55名苏联顾问及其家属在内共约5000人死亡。阿富汗人归咎于霍梅尼，但是在莫斯科看来，不受欢迎的喀布尔政权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³²

“你们拥有工人、城市居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吗？”在一次绝密的电话交谈中，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质问阿富汗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mmed Taraki）：“还有任何人站在你们一边吗？”塔拉基的回答令人心寒：“在这部分人民中已经没有任何积极的支持。他们几乎完全处于什叶派教徒口号下——不要跟随异教徒，追随我们。”³³在马列主义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这一意识形态宣称，它找到了通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当它面对着一场地区性宗教的革命时，它发现自己的分析工具完全不再适用。

苏联领导人曾考虑进行军事干预，但很快否决了这种选择。随着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的维也纳峰会日益临近、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尚待签署、北约尚未作出部署潘兴和巡航导弹的决定、莫斯科正在准备198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缓和政策尚有生气之时，入侵一个以勇敢反抗如亚历山大大帝等入侵者而闻名的国家似乎不合时宜。“若在阿富汗部署我们的军队，则将会很快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柯西金向塔拉基解释说，“我们的军队将不只与外国侵略者开战，还有一些你们的人民。而人民是不会宽恕这种事情的。”³⁴

但是在9个月之后，政治局出尔反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入侵，其结果比柯西金预料到的更严重。造成这一事态的原因说明了“意识形态束缚”如何导致了战略性的灾难。既然失去了阿富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喀布尔的领导人在1979年夏几近陷入内战。塔拉基在9月刚从莫斯科返回后，就试图暗杀他的主要对手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但不幸失败，他自己被阿明逮捕并处决。这使得勃列日涅夫大为失望，他曾私下保证给予塔拉基支持；这件事还惊动了苏联情报界，他们得知阿明曾经在美国学习过，并且目前正在主动与华盛顿悄悄联络。一名克格勃官员指出，他们担心阿明“用萨达特那一套对付我们”——如果让他掌权，他会把俄国人赶出阿富汗，让美国人进来，并且邀请他们“在靠近我们的最敏感的边境上布置他们的控制和情报中心”。³⁵尽管似乎没有其他人选可以出任新阿富汗领导人，但是苏联国防部却坚称，还有另外唯一的方法，那就是派遣7.5万人的军队镇压内部的反抗或可能的来自国外的干涉。

对这样一种行动，国际社会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维也纳峰会现在已经召开，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被搁置在美国参议院尚未通过，并且12月初北约盟国已经投票同意部署潘兴Ⅱ型和巡航导弹。对于所有这些，苏联最高领导人心知肚明，如同他们授权部署SS-20导弹一样，事前未同美国进行太多协商就下令全面入侵阿富汗。军事行动即将展开，时间定在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日子——圣诞节。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中的所有人，都未曾被问及美国会做出何种反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宽慰多勃雷宁，不管美国人做出什么反应，都不必计较。勃列日涅夫亲自许诺，整件事会在“三或四个星期”内结束。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