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博罗季诺与莫斯科的陷落

就在拿破仑的主力军于1812年8月后半月向俄国中部推进的同时，南北两翼的局面开始对法军不利了。这部分地反映出拿破仑的军队被迫在多么广袤的地域中作战。在北线，苏格兰詹姆士党流亡者后裔麦克唐纳（MacDonald）元帅的任务是掩护拿破仑的左翼，清剿库尔兰并夺取里加。在南线，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要面对的是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将军位于乌克兰边境上的第三军团。这些部队之间相隔超过1000公里。已越过斯摩棱斯克的拿破仑先头部队和他位于东普鲁士与波兰的基地间的距离就更遥远了。随着距离和疾病让军队不可避免地付出代价，拿破仑的部队开始逐步削弱，他不可能做到处处都强大。

麦克唐纳元帅的第十军有32500人，其中接近2/3是普鲁士人，他们在战局之初战斗得很努力。普鲁士人的指挥官冯·格拉瓦特（von Gräwert）中将强调，需要恢复普鲁士军人的自豪感，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重新赢得法国人的敬意。在帕伦家族位于大埃考（Gross Eckau/Гросс-Экау）的主要庄园附近，普军于1812年7月19日挫败了俄军阻挡他们前进的意图。战争开始后不到一个月内，普军就已经抵达了里加附近，它是一个巨大的俄军补给基地，也是俄国波罗的海行省中最大的城市、德维纳河上的锁钥。

里加不是一个坚固的要塞。里加要塞的维护费用并非由俄国政府承担，而是出自里加市政府，这在俄国可谓独一无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由于这座城市并未受到严重威胁，人们便听任城防设施破败倾颓。只是到了1810年6月，俄国政府才重新开始负责里加要塞。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俄国政府为里加围城战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城防的主要弱点依然存在。许多关键要塞已经过时了，城堡非常狭窄，还让居民区围了起来。里加的郊区在18世纪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挤占了许多原本位于城市外墙前的开阔地。

19000名里加守军由马格努斯·冯·埃森中将指挥。守军中大部分人来自后备营，许多人训练水平很差。甚至就在围城开始之前，疾病已经在守军中肆虐。埃森刚听到拿破仑越过涅曼河的消息就宣布里加进入围城状态：每户人家都被要求储备4个月的食品补给，任何离开城市的平民都要留下家中至少两个壮丁协助守城。在7月第四周，随着敌军逼近里加，埃森下令烧光城市西面和南面的郊区，以便让守军能够向城墙外自由射击。超过750栋建筑物被焚毁，据估算经济损失多达1700万卢布。即便如此，多数人都认为如果法军展开正式攻城战，里加就毫无坚持两个月以上的希望。

如果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甚至斯摩棱斯克停留下来，再抽出一部分主力部队协助麦克唐纳，里加就必定会陷落。然而，在没有得到额外帮助的状况下，法军指挥官无法夺取这座城市。伸展到德维纳河两岸、彻底围住里加的封锁线会长达50多公里，仅仅依靠麦克唐纳自己手下的32500人永远不能维持这样一条封锁线。此外，俄军炮艇控制了河流，英国海军主宰了波罗的海，还不断袭扰麦克唐纳沿海岸延伸的交通线。原本要前往迪纳堡的法军攻城炮兵最终抵达了里加附近，但等到它能够用于正式攻城战时，拿破仑大军北翼的实力对比已经开始对法军不利了。

实力对比的变化首先源于驻扎在芬兰的俄军的干预，亚历山大于8月最后一周前往芬兰的奥博（Åbo）与瑞典王储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会晤。两位领导人不仅确认了他们间的同盟，还约定了将来在北德意志和丹麦的军事合作。更直接的重要影响则在于这样的事实：贝纳多特让亚历山大免于履行在1812年出动驻芬兰俄军参加俄瑞联合登陆丹麦作战行动的诺言，还催促他把这些部队转而运送到里加。其结果是俄国海军将多达21000人的芬兰军主力运输到了波罗的海行省。这些部队由法比安·冯·施泰因黑尔（Fabian von Steinhe）统率，大部分都久经沙场。他们于9月后半月抵达里加，将有望终结北方战线的僵局。[1]

尽管里加是麦克唐纳元帅的主要关注点，他也被迫留心位于迪纳堡和波洛茨克（Polotsk/Полоцк）方向的右翼，这是中将彼得·冯·维特根施泰因伯爵麾下俄军第一军的行动区域。当巴克莱军团放弃德里萨营地赶往维捷布斯克后，维特根施泰因军则被派去堵塞朝东北方向延伸到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Novgorod/Новгород），最终抵达彼得堡的道路。维特根施泰因的主要对手是乌迪诺（Oudinot）元帅，他得到的命令是推进到德维纳河之外，把俄军赶回普斯科夫。从原则上讲，这个任务并没有超出乌迪诺的能力范畴，他的军在进入俄国领土时有40000多人。相比之下维特根施泰因的第一军只有23000人，尽管他得到了其他两支小规模分遣队的增援，但他还要负责遏制麦克唐纳右翼的师从迪纳堡向前推进的企图。[2]

然而，作为一支独立部队的指挥官，乌迪诺的表现事实上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他竟任凭自己被维特根施泰因压制甚至震慑。俄军轻骑兵时常越过德维纳河展开袭击，骚扰法军的交通和补给。当乌迪诺于7月底向维特根施泰因所部推进时，在7月30日到8月1日这三天发生在克利亚斯季齐（Kliastitsy/Клястицы）与戈洛夫希纳（Golovshchina/Годовщина）会战，他却听任俄军前来奇袭，让己方惨遭溃败。乌迪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他没能将麾下全部部队集中到战场上。根据俄方记载，他在克利亚斯季齐附近的8000多人从未投入战斗。

此外，俄军无论如何都打得超乎寻常地好。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尽管规模不大，但它的核心却拥有1808～1809年战争中在芬兰森林里作战的新鲜经验。在俄国西北部的类似地形里作战时，不仅维特根施泰因的猎兵被证明十分擅长散兵战，就连他的一些（普通）步兵也是如此。也许正是这些人的示范鼓舞了维特根施泰因下属各师中许多后备营和由卫戍部队改编的新团，让他们表现得比任何有权从战局开始时预测的人估计得都要好。维特根施泰因立即采取攻势，赢得会战，将他的意志强加到敌军身上，其结果是他的士兵士气高昂，也没有人再去挑剔他的德意志血统了。[3]

和巴克莱·德·托利不一样，维特根施泰因来自一个贵族——虽然是相当贫穷的贵族——家庭，这可能也对他有益。维特根施泰因出生于俄国，是一位在俄军中服役的将军的儿子，比起笨拙的巴克莱，他融入俄国贵族圈子要有把握得多。此外，彼得·维特根施泰因是一位骑兵，也多少有些漂亮刀手（beau sabreur）风范。他马术良好，为人无畏、慷慨，时常表现出骑士风度，这些价值标准很大程度上同俄罗斯军事贵族的传统相契合。而且维特根施泰因为人谦逊和蔼，在认可并上报部下业绩时非常慷慨。上述品质与一连串胜利结合在一起，确保了维特根施泰因的司令部在1812年笼罩在极为和谐的气氛中。[4]

司令部里的和谐是同职业技艺结合在一起的。维特根施泰因的参谋长是弗里德里克·多夫雷（Friedrich d’Auvray），一位聪明、忠诚并接受了优良教育的法国血统参谋，他出生于德累斯顿，在波兰军队中开始军事生涯。第一军的炮兵主任是格鲁吉亚人列夫·亚什维利公爵，他的副手则是24岁的伊万·苏霍扎涅特，一位波兰军官的儿子。这两人都在1806～1807年的东普鲁士战局中表现良好。[5]

然而，这群人中最为优异的却是27岁的维特根施泰因军军需总监约翰·冯·迪比奇上校。他是一位普鲁士高级参谋（在1798年转而为俄军效力）的儿子。少年迪比奇在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开始从军，另一位出自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军官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将他提拔到总参谋部。迪比奇身形矮小、眼球突出、面貌丑陋，他的外貌曾让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团长大为吃惊，竟使团长试图让这位年轻军官远离在宫廷和阅兵场上的工作。迪比奇以“茶炊”之名为许多朋友所知，因为当他激动时就会急不可耐，让言辞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从嘴里溢出来。尽管具备这一切古怪特点，但迪比奇可能是1812～1814年最有能力的俄军参谋。在指挥分遣队的场合，他也表现出了充沛的精力、主动性和判断力。迪比奇雄心勃勃、为人坚决，他也对所效力的军队和事业忠心耿耿。到1814年为止，尽管迪比奇当时只有28岁，却已经成为中将，远远超过了他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团的前同事们。尽管如此，他和老战友们仍然保持着良好关系，这让他们都备受赞誉。[6]

在克利亚斯季齐会战后，乌迪诺向拿破仑抱怨说，他面临着数量上远过于己的俄军。皇帝在1812～1814年时常低估下属面对的敌军兵力规模，这让他的下属感到颇为困扰。然而，拿破仑这次对乌迪诺的尖酸评论是准确而公正的：

你不在追击维特根施泰因……你让这个将军能够自由攻击塔兰托（Tarento）公爵（即麦克唐纳）或者越过德维纳河袭扰我们的后方。你对维特根施泰因兵力的概念极其夸张：他只有2个或至多3个常规师、列普宁公爵的6个后备营，还有一些不值得计数的民兵。你绝不能让自己这么轻易地被蒙蔽了。俄国人正到处宣称他们从你这里取得了一场大胜。[7]

尽管做出了上述批评，拿破仑还是把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aint-Cyr）第六军（巴伐利亚军）的全部步兵和炮兵都增援给了乌迪诺。第六军是在拿破仑大军的第一梯队之后进军的，该军在越过涅曼河时有25000人，可仅仅5个星期后，他们与乌迪诺在波洛茨克会合时就已经只剩下13000人了。的确巴伐利亚骑兵已经被派去与拿破仑的主力部队会合，但大部分损失是疾病、掉队和逃亡造成的。巴伐利亚军在这一阶段中并未对敌军开过一枪。

尽管维特根施泰因知道，当圣西尔军来到后他会在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但他还是决心保持主动权，将自己的意志施加到敌人身上。怀着这一目标，他于8月17日在波洛茨克攻击乌迪诺和圣西尔的联合部队。对维特根施泰因而言不幸的是，尽管会战第一天他成功地把法军赶回了波洛茨克镇，乌迪诺却在战斗中受伤了，指挥权落到了才干远强于乌迪诺的圣西尔头上。法军新指挥官在次日集中了许多炮兵和两个新锐步兵师对俄军中央地段发起反击。圣西尔以这一时期十分常见的手法描述会战，声称他的部队在数量上有相当大的劣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31000名法军当中有1/4正外出“征集粮秣”，而维特根施泰因手上有超过30000人。事实上，正如维特根施泰因向亚历山大报告的那样，频繁的会战加上有必要留心麦克唐纳，意味着他手上可以用于进攻的兵力减少到仅有18000人。[8]

（法军的）突袭和数量优势意味着俄军只能被迫撤退，但是他们以极大的镇静和勇气展开退却。以爱斯特兰团为例，该团是在1811年由卫戍部队士兵改编成的。波洛茨克会战是这个团的首次正式作战行动。作为戈特哈德·黑尔弗里希（Gothard Helfreich）少将第14师的一部分，爱斯特兰团的士兵正好挡在法军反击的路上。即便如此，尽管损失了14名军官和超过400名士兵，爱斯特兰团依然于8月18日击退了敌军的不断攻击，在丛林里有效地展开散兵战，最终打开一条道路安全撤退。该团团长卡尔·乌尔里欣（Karl Ulrikhin/Карл Ульрихсен）两次受伤，因而此后不得不退役。但他在退却途中坚持和他的士兵们待在一起，率领部队发起了多次反击，将敌军逐退到安全距离以外。爱斯特兰团的43名士兵因为他们在8月18日的表现获得了军事奖章，这个团本身则被授予一面军旗以纪念它的业绩。[9]

用一部团史去证明该团士兵的勇气也许在可信度上要打些折扣，但这一回俄方的故事得到了圣西尔本人的赞同，他写道：

这场会战中俄军所表现出的持久英勇和个人无畏，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很少能找到类似的例子。他们遭遇了奇袭，被打散，我们刚刚实际发起进攻就几乎把他们的营孤立起来（因为我们已经击穿了他们的防线），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仓皇失措，而是十分缓慢地且战且退，以英勇和坚定——我要重复一遍，这是这个国家的士兵所独有的——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攻击。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武，但他们不能击退4个集中起来、秩序良好的师的同时攻击。[10]

从技术角度来说，波洛茨克会战是维特根施泰因的失败，但事实上此战有利于他实现战略目标——削弱并压制敌军，使其不能沿着道路向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和彼得堡推进。此战结束后，维特根施泰因向后退却了大约40公里，进入锡沃申（Sivoshin/Сивошин）附近的筑垒阵地，之后两个月里法军没有打扰他的安宁。这一阶段中西北战线全面陷入僵局，战争退化成袭扰和两军间的补给、重组竞赛。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后发生的事情正像普菲尔在德里萨所计划的那样。在越过西部边境的推进过程中受到了削弱后，圣西尔的部队数量已经不足，既不能攻击位于防御工事后方的维特根施泰因，也无法绕过他的侧翼。法军被牵制在固定的位置上，身处贫穷且被毁坏了的乡村，在疾病和饥饿面前渐渐走向崩溃。

与此同时，维特根施泰因军则得到了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普斯科夫省——的俄国行政部门和居民提供的充足补给。正如维特根施泰因以其一贯的慷慨所承认的那样，这里真正的英雄是普斯科夫省省长彼得·沙霍夫斯科伊（Petr Shakhovskoy/Пётр Шаховской）公爵。维特根施泰因于8月中旬致信亚历山大，“从第一军在德维纳河上坚持的第一刻起，它就从普斯科夫省那里得到了一切食物。由于省长沙霍夫斯科伊公爵不知疲倦的努力、效率和关怀，这些食物都以出色的效率及时补给过来，因此部队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根本没有经受任何哪怕最为轻微的匮乏”。沙霍夫斯科伊从他的行省里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大车给维特根施泰因输送食物。省长的努力贯穿了整个1812年战局，根据估算，到战局结束时仅普斯科夫省就为战争志愿捐献了1400万卢布。来自一个省（俄国一共有50多个省）的志愿捐献就相当于俄国战争部1811年供养整支军队总预算的1/3。[11]

随着施泰因黑尔的部队迫近里加，乌迪诺和圣西尔饥饿且精疲力竭的部队在维特根施泰因面前逐渐消失，拿破仑到9月时已经在他的北翼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更为巨大的威胁则正在逼近南翼，奇恰戈夫海军上将的多瑙河军团将在那里和托尔马索夫位于西北乌克兰卢茨克附近的第三军团会师。

在战局的前几周里，拿破仑曾经低估了托尔马索夫军团的规模。尽管托尔马索夫的45000人不得不在他们所守卫的乌克兰北部边境上散得很开，但他们无论如何还是要比起初得到保护拿破仑南翼这一任务的雷尼耶（Reynier）的19000名萨克森人多得多。在亚历山大和巴格拉季翁的催促下，托尔马索夫挥师北进，于7月27日在科布林（Kobrin/Кобрин）歼灭了一支萨克森分遣队，捕获了超过2000名战俘。托尔马索夫更适合充当军政管理者和外交官，而非富有攻击性的战地指挥官。他在科布林之战后未能利用优势继续施压，继而歼灭雷尼耶军余部，这让他广受批评。拿破仑因而有时间派出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亲王率领整个奥地利军南下救援雷尼埃。在兵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军面前，托尔马索夫被迫退到斯特里河（Styr/Стырь）上的一处坚固防御阵地。

尽管在那时看来，这似乎是科布林之战胜利后令人失望的结果，但事实上托尔马索夫却已经实现了他的主要目标。在1812年7月让一支俄军侧翼部队深入拿破仑的后方，这种做法为时过早。然而，在科布林的胜利不仅鼓舞了俄军的士气，也将30000名奥军从主战场上调走，使其深入南方。

只要俄奥边界维持中立化，托尔马索夫的左翼就得到了安全保障，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守住位于水流湍急的斯特里河后方的阵地。俄军坚守的河流南岸林木茂密，高度上也超过北岸，俄军可以隐藏他们自己的部队，却能够清楚地看到敌人在做什么，俄军的后方是肥沃的沃伦省，他们可以比敌人轻松得多地养活自己。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的补给状况要比在贫瘠的俄国西北部的乌迪诺军和圣西尔军好得多，即便如此他们也受到饥饿的困扰，还遭到了第三军团轻骑兵的袭击。与此同时，托尔马索夫的士兵则好好地休息了一下。[12]

直到奇恰戈夫的多瑙河军团抵达后，斯特里河上的僵局才被打破。尽管奇恰戈夫不管怎样都得留下一部分军队守卫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但他还是能够率领50000多人北上与托尔马索夫会合。这些坚韧而且久经沙场的士兵在俄军中可以说是最优秀的。[13]

在与土耳其人的和约得到确认之前，奇恰戈夫的军团是不能北进的。奇恰戈夫前来接过多瑙河军团指挥权之前，库图佐夫于5月28日签署了和约。从那时算起，整整7个令人精神紧张的星期过去后，亚历山大才最终得到了苏丹批准和约的消息。在此期间，由于担心奥斯曼人会拒不批准和约，奇恰戈夫制订了一个向君士坦丁堡推进、煽动苏丹的基督徒臣民暴动、复兴一个大拜占庭—斯拉夫帝国的计划。这种计划是非常危险的：控制一位距离彼得堡如此遥远的总督相当困难，而亚历山大本人又很容易被宏大的梦想迷住。幸运的是，奥斯曼人最终还是批准了和约，俄国人的计划也终于恢复了正常。[14]

在听闻土耳其人已经批准了和约后，亚历山大致信奇恰戈夫，“让我们暂停针对‘波特’[15]的计划，动用我们的全部力量迎战正面临的大敌”。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想法只会拖得奇恰戈夫远离“真正的行动中心——拿破仑的后方”。虽然如此，这些想法却只是被搁置下来，并未完全被放弃：“只要我们抵抗拿破仑的战争顺利进行，我们就可以立刻回到你与土耳其人作战的计划上来，然后宣布成立斯拉夫帝国或希腊帝国。但在我们已经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和数目如此众多的敌人的时刻，再去忙于这一计划在我看来是危险且不明智的。”亚历山大了解这么做会冒疏远受俄国庇护的巴尔干人的危险，但在当前环境下必须告诉他们，俄罗斯的存亡才是全体斯拉夫人的头等大事：“你可以秘密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一旦我们了结了拿破仑，就会重新上路，继而创建斯拉夫帝国。”亚历山大同时还许诺将奇恰戈夫军团和托尔马索夫军团的总指挥权交给奇恰戈夫，这满足了他对荣誉的渴求。[16]

在1812年整个春季和初夏，关于奥地利将会在战争中扮演何种角色的担心和怀疑对使用奇恰戈夫军团的所有计划都产生了影响。正如我们所见，《法奥条约》的消息终结了俄国对华沙大公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意图。在皇帝写于4月19日，通报巴克莱法奥同盟的消息并告知他取消俄军攻势的同一封信中，皇帝也描绘了他消除奥地利威胁的计划：

我们必须采取一个能够破坏奥地利人针对我们的敌对行动的大计划。我们必须给予斯拉夫各民族援助，把他们发动起来与奥地利人为敌，还要让他们和匈牙利的不满分子联合起来。我们需要一个有智慧的人（un homme de tête）来指挥这一重要行动，我已经选择了海军上将奇恰戈夫担当此任，他热情地支持这一计划。他的能力和精力让我期待他能够取得这一关键行动的胜利，我正为他准备一切必要的行动指示。[17]

这些指示于4月21日签发。它们以告诫奇恰戈夫“奥地利与法国同盟，这一背叛行为迫使俄国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挫败这两个大国的有害计划”开篇。奇恰戈夫必须运用他的军队在巴尔干地区煽动并支持一场大规模斯拉夫暴动，以威胁奥地利，削弱它的力量，并摧毁拿破仑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据点。亚历山大相信这场暴动会一直爆发到伊利里亚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他命令奇恰戈夫和亚得里亚海的英国海上力量与金融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支持远达蒂罗尔（Tyrol）和瑞士的暴动，给暴动者提供补助金。鼓励在拿破仑后方造反是亚历山大1812～1814年大战略的重要部分。它最终会在德意志和法兰西本土动员抵抗拿破仑时取得重大胜利，发动大规模斯拉夫暴动的计划是这个大战略最早、最宏大也最不现实的一部分。[18]

这一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知法奥同盟后的惊慌与愤怒的产物，但它也反映了尼古拉·鲁缅采夫根深蒂固的观点，甚至在拿破仑迫近斯摩棱斯克的时候，鲁缅采夫依然关注着南方，关注着俄国能够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取得的战利品。他于7月17日致信亚历山大，“我一贯相信英国内阁视它的利益在于削弱你的帝国：连同维也纳内阁也是如此，它这么做是因为对你自己的领土构成了严重威胁。陛下不应该让对土战争给予你的巨大优势从手中溜走”。至于奥地利，“我相信陛下的利益需要（你）不向维也纳宫廷显示任何慈悲。只有尽可能给它制造困难，你才有可能驱使它和陛下单独媾和，这也不会立刻实现”。作为亚历山大大战略的一部分，他必须向斯拉夫人发出呼吁，强调“那个征服德意志人的拿破仑皇帝现在正计划奴役斯拉夫人。因为上帝已经让你成为这个伟大斯拉夫民族的君主，而斯拉夫人中的其他所有部族只不过是分支而已（souches），他最终毫无正当性地向陛下发动战争，阻止你给予他们（即斯拉夫人）保护”。亚历山大必须在他的宣言中强调：奇恰戈夫正在通过南斯拉夫人的土地向亚得里亚海前进，以便为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提供来自俄国的领导。[19]

对俄国而言幸运的是，鲁缅采夫的计划最终夭折了。驻维也纳的俄国武官特奥多尔·特伊尔·凡·塞罗斯克肯（Theodor Tuyll van Serooskerken）在给巴克莱的信中说，考虑到拿破仑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把这么多部队和资金投入这样一个边缘地区的冒险计划实属疯狂。然而最重要的是，对奥地利所做反应的担忧注定了奇恰戈夫计划的失败。俄国和奥地利外交官之间的私下会谈显示，除非俄国采取额外行动，不然维也纳对战争的投入将受到严格限制。施瓦岑贝格军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30000人，俄奥边界也会中立化。施瓦岑贝格此后信守了这一诺言，他率军北上进入华沙大公国，随后越过波兰边界进入俄国。亚历山大到7月时已经越发相信维也纳将会遵守承诺，这让奇恰戈夫所计划的向亚得里亚海推进显得不仅没有必要，在政治上也十分危险。[20]

因此到7月底为止，所有政治上的困难都已经被清除了，多瑙河军团踏上了与托尔马索夫会合的征程。奇恰戈夫的士兵花了52天才从布加勒斯特走到斯特里河。只有在多瑙河军团于9月14日开始与托尔马索夫的部队会合后，对拿破仑的交通线展开的决定性行动才能开始。[21]

拿破仑的前卫部队就在这一天进入了莫斯科。事后想来，来自奇恰戈夫的威胁花了许多时间才显露出来，这一事实对俄国人是有利的。它鼓励拿破仑越来越深地陷入俄国，然而这并非当时绝大部分俄国将领对事态的看法。随着他们从斯摩棱斯克退往莫斯科，大部分将领越来越倾向于拼命保护俄罗斯的古都。

尽管巴克莱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保卫莫斯科，他却不寻常地向副官解释清楚，这并非他最为优先的事务，“他会把莫斯科和帝国地图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对待，不会为了这座城市展开任何额外行动，因为需要拯救的是帝国和欧洲，而不是城市和行省”。巴克莱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传开了，让这位愿意为了欧洲牺牲俄罗斯心脏的“德意志人”越发不受欢迎。尽管巴克莱冷静而诚实的军事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钦佩的，但人们也能理解苦心经营大后方士气和政治的亚历山大的愤怒。正如他曾写信告诉过巴克莱的那样，漫长的退却注定是不受欢迎的，但也应当避免做出或说出可能会加剧公众愤怒的事情。[22]

从撤出斯摩棱斯克到博罗季诺会战的19天里，巴克莱在部队里的声望达到了最低点。士兵们曾被告知他们将在德维纳河上埋葬拿破仑，之后又说将为了维捷布斯克和后来的斯摩棱斯克战斗至死。每一次承诺都被背弃了，令人憎恶的退却仍在继续。斯摩棱斯克战后，同样的格局仍在继续，士兵们先是被命令去在选定的战场上挖掘防御工事，然后在巴克莱或巴格拉季翁认为这个阵地并不适合防御作战后继续撤退。他们给总司令起了“只会唠叨”（Boltai da Tol’ko/Болтай да и Только）的别名，这是巴克莱·德·托利的双关语。撰写禁卫骑兵团团史的史学家写道，巴克莱误解了俄罗斯士兵的天性，他们会接受不加掩饰的事实，但在失信面前却会牢骚满腹。这一评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却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库图佐夫后来的言语与行动方式和巴克莱十分类似。[23]

随着抱怨的滋生，一些部队中出现了纪律下滑的状况。在亚历山大的催促下，巴克莱下令处决了一些在斯摩棱斯克劫掠的士兵。根据一位年轻炮兵军官尼古拉·孔申（Nikolai Konshin/Николай Коншин）的说法，所谓“劫掠者”中有一个是他炮兵连里完全无辜的勤务兵，他只是奉命去给军官找一些黄油罢了。队伍里对巴克莱的憎恨日益滋长，尽管有处决的惩罚，但劫掠现象仍在继续，库图佐夫致信亚历山大说，在他抵达军队接过指挥权后的几天里，军事警察就抓捕了近2000名掉队者。然而，我们也许不应该完全相信这位新总司令的悲观评论，因为在向皇帝报告时把自己的新指挥岗位描述得愁云惨雾对他自己有明显好处。就在几天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示部队的士气状况极好。[24]

事实上，在撤退了如此之远又一路奉命破坏一切食物和住所以避免它们落入法军手中的情况下，士兵当中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得到了鼓励，这种破坏的习惯就难以控制了。燃烧的俄国城镇和不幸的难民景象也对士气造成了不利影响。在处于类似情形下的其他大部分军队当中，纪律的恶化状况将会更加严重。正如朗热隆将军略带夸张地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一支从涅曼河到莫斯科退却超过1200俄里，经受了两次会战，没有损失一门火炮、一箱弹药，甚至连一辆大车、一个伤员都没丢掉的军队，是一支不容轻视的军队”。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士兵们渴望战斗，一旦得到了把怒气和挫败感倾泻到法军头上的机会，大部分关于士气和纪律的问题就会消失。[25]

在退却的俄军队列中有一位中校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他将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军事思想家。作为一位热烈的普鲁士爱国者，他不能忍受国王和拿破仑的同盟，因此辞去军职加入俄军。克劳塞维茨不会说俄语，因身处俄军统帅部的大量内斗之中而茫然失措，有时还卷入了排外主义和猜疑氛围，他感到这几周对他个人来说是极大的煎熬。也许这是他评论俄军退却时并不大方的原因之一：

除了在斯摩棱斯克的停顿之外，从维捷布斯克到莫斯科的退却事实上是不间断的运动，从斯摩棱斯克开始，行动方向总是还算直接指向后方，整个退却是非常简明的行动……当一支军队总是在退却、总是不停地沿着一条直线退却的时候，追击者是很难包抄它或者迫使它远离（预定退却）路线的：而在这一情形下，道路很稀少，河谷也罕见，战争的场所因此局限在少数地域组合范围内……在一场退却中，这种简明性极大地节约了人力和马力。这里没有长距离安排的集合点，没有来回行军，没有兜大圈子，没有警报：简而言之，这几乎不需要展现出战术技能，也基本不用消耗实力。[26]

这一时代的另一位大军事思想家安托万·德·若米尼也参与了1812年战局，而他位于法军一边。比起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对俄军的成就要欣赏得多。他写道，“毫无疑问，退却是一切战争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种行动”。最重要的是，它们对部队的纪律和士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他看来，俄军在组织这类退却时要远远优于任何其他欧洲军队。“它在所有退却中都表现得非常坚定，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具有出色的纪律条令”。俄军的确享有许多有利条件，例如他们在轻骑兵上的极大优势，例如法军的两位关键指挥官缪拉元帅和达武元帅互相攻讦。即便如此，俄军进行的规整撤退还是“值得高度赞赏，不仅是由于指挥第一阶段退却的将领展现出了才干，还因为执行退却的部队具有令人钦佩的坚毅和军人风范”。[27]

正如可能会预计到的那样，在后卫行动中作战的俄军将领们的回忆更接近若米尼而非克劳塞维茨。符腾堡的欧根批评克劳塞维茨在提到俄军时的误判和不公。他评论说，“我们的退却是军事秩序和纪律的最好典范之一。我们没有留给敌人任何掉队者、任何仓库、任何大车；部队没有因为强行军而感到疲惫，领导十分得力的后卫部队（尤其是在科诺夫尼岑指挥之下）只参与小规模战斗行动，而且一般情况下都会取胜”。指挥官挑选良好的防御阵地以便消耗、迟滞敌军，迫使敌人将步兵展开成横队，把更多火炮运送到前线。只有当敌军以大量兵力发动进攻时，后卫部队才会在给敌人造成杀伤后撤退。“总的来说，退却是由以梯队方式向后移动的骑炮兵执行的，他们在开阔地带由无数骑兵掩护，在破碎地形上由轻步兵掩护……任何绕过阵地的企图都会被哥萨克无一遗漏地迅速上报”。[28]

在这几周里，法军前卫部队通常是由那不勒斯国王若阿基姆·缪拉率领的。俄军后卫的指挥官则是彼得·科诺夫尼岑。一位俄军军官回忆说：

和缪拉考究的外表完全不同，（此人）是个并不张扬的将军，骑着一匹不起眼的小马……身处俄军队列前方。他穿着一件已经磨损了的简朴灰大衣，略有些漫不经心地围着一条围巾。你可以瞥见他制式军帽下方的睡帽。他面色平静、已过中年，这表明他是一个冷淡的人，这副冷淡的外表下却有许多温暖和活力。他的灰大衣下蕴藏着大量的勇气，睡帽下方活跃着明智、充满活力且高效的头脑。[29]

彼得·科诺夫尼岑是1812年最吸引人的俄军高级将领之一。他谦虚、慷慨，并非利己主义者，也远不像许多同事那样热衷名誉和奖赏。他极其英勇，也十分虔诚，在战斗中总是处于战况激烈的地方。在社交聚会上他也是如此，尽管小提琴拉得很差，却总是兴致勃勃地演奏。即便如此，科诺夫尼岑总体而言仍然是一个冷静的人，他在紧张时刻会用烟斗吞云吐雾、向圣母玛利亚恳求，很少大发脾气。在控制任性的下属时，他多用讽刺而非发怒。

科诺夫尼岑也以职业技能赢得了下属的尊敬。作为一位后卫指挥官，他准确地知道该怎样合成运用他的骑兵、步兵和炮兵，怎样收到最好的效果。选择让前进中的法军纵队陷入交叉火网里的阵地是一个诀窍，努力确保己方的晚间露营地点靠近新鲜水源、迫使敌军缺水则是另一个。在1812年8月的酷暑里，水成了一个主要问题。成千上万的人员和马匹在未铺（砖石）的路面上扬起了巨大的尘暴，士兵脸上被灰尘弄黑了，喉咙干透了，眼睛也半闭着，在队列里日复一日地迷迷糊糊前进。在这种状况下，哪一边通往水源的途径更好就关系很大了。[30]

8月29日，俄军的新任总司令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察列沃-宰米谢（Tsarevo-Zaimishche/Царево-Займище）与俄军会合。年轻的拉多日茨基中尉在回忆中指出，士气大为高涨：

这个欢乐的时刻是难以描述的：司令的名字让士兵的士气普遍得到了新生……立刻就出现了一支小调《库图佐夫来击败法国人》……老兵们回忆起他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战役，他的许多过往业绩，例如克雷姆斯附近的会战和最近在多瑙河上歼灭土耳其军队：对许多人而言，这还是新鲜的记忆。他们也记得一颗子弹打穿他两侧太阳穴的神奇伤口。据说拿破仑本人长期以来称库图佐夫为老狐狸，苏沃洛夫则曾经说过，“库图佐夫……永远不可能被欺骗”。这样的故事口口相传，越发增强了士兵们对新司令的希望，一个有俄罗斯名字、头脑和心脏的人，一个来自著名贵族家庭的人，一个因为许多业绩而知名的人。[31]

自从第一、二军团在斯摩棱斯克城下会合后，俄军就迫切需要一位最高指挥官。缺乏这样一位指挥官导致俄军陷入混乱，在撤出这座城市时更是近乎灾难。然而事实上早在听说斯摩棱斯克的状况之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决心任命一位总司令。总司令只有很少几个候选者，他需要在军阶上明确高于所有下属将领，否则有人就会在一怒之下辞职，其他人会表面服从命令，实际却暗地掣肘。由于拿破仑正在向莫斯科挺进，激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义愤，因此这位新总司令也必须是一个俄罗斯人。他当然也有必要是一名拥有足够智慧和经验的士兵，能够与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将领较量。尽管由亚历山大委托进行初步筛选的6位显贵原则上讨论了许多候选者，但实际上——正如皇帝所承认的那样——只能选择库图佐夫。[32]

在俄国精英阶层内部，亚历山大不喜欢库图佐夫并非秘密。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帕维尔·普辛上尉在日记中写道，新任最高指挥官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被招来指挥野战军的，几乎与君主的愿望相违背”。亚历山大本人在给他妹妹的信中说，除了库图佐夫之外别无选择。巴克莱在斯摩棱斯克表现很差，在军队和彼得堡都丧尽了信用。库图佐夫是彼得堡和莫斯科贵族大声呼吁的人选，这两地贵族都希望由他来统率当地民兵。皇帝评论说，尽管候选者众多，但所有人在他看来都不适合指挥，“我别无选择……只能把我的选择定在那个表现出得到了压倒性支持的人身上”。在给他妹妹的另一封信中，他补充说，“选择库图佐夫作为高于其他所有人（的统帅），这让本尼希森在他手下效力，因为他们也是好朋友”。亚历山大并没有明说，但他可能相信，在1812年的氛围中忽视上流社会的愿望将是危险的。此外，如果灾难降临到了军队身上，由于它的司令众所周知是根据公众意见而非君主意愿选择的，也许这对皇帝而言甚至是个省心事。[33]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1812年后成了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一个标志，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列夫·托尔斯泰。此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编纂学把他提升到超越拿破仑的军事天才的高度。这一切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重要的是不要在另一个方向——忽视库图佐夫的才能——上反向运动得太远。新任总司令是一位充满魅力的领袖，他知道如何赢得士兵的信心和热爱。他是一位狡诈而有远见的政客兼谈判能手，也是一位技艺出众、英勇无畏、经验丰富的士兵。他在1811～1812年冬季给奥斯曼主力军设下陷阱将其歼灭，这暴露了之前1806～1811年那些俄军指挥官们的成果（与他的差距）。1805年时，俄军由于奥军在乌尔姆投降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他以指挥技能和沉着将俄军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如果亚历山大在奥斯特利茨之前听从了他的建议，将有可能避免那场大灾难，1805年战局也可能以（俄军）的胜利告终。[34]

库图佐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的年龄。1812年时他已经65岁了，他这一生都完全谈不上安宁。尽管他依然能够骑行，他还是偏爱自己的马车。他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到处骑行、以威灵顿的方式扮演他自己的麻烦解决者。1812年战局让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极为疲惫，库图佐夫的精力有时也令人怀疑。他偶尔会表现出老人常有的对冒险和费力的厌恶。他后来也明显不赞同亚历山大对俄国大战略和解放欧洲的观点，这并不影响1812年战局的第一阶段，但是在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途中就变得很重要了。

尽管任命库图佐夫必然是俄军指挥架构的一次大幅改进，但它也不会解决其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它还导致了一些新问题。面对库图佐夫的任命，巴克莱·德·托利表现得相当忠诚，他理解此举的必要性，但他受到的大量批评让他对来自新上司的怠慢十分敏感，而这些怠慢来得并不慢，它们主要源自新任参谋长莱温·冯·本尼希森。与此同时，尽管用库图佐夫取代巴克莱是对俄罗斯民族感情的重大让步，但它并没有让总部里的“俄国派”领袖彼得·巴格拉季翁和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感到满意。也许巴格拉季翁本人梦想得到最高指挥权，尽管很难相信他不知道亚历山大有多么不欣赏他。这两位将军必然都对库图佐夫的能力评价不高。至于新任总司令，他尊重巴格拉季翁作为战地指挥官的才能。和巴克莱十分类似，他赏识叶尔莫洛夫的能力，但对他的忠诚有正当的怀疑。[35]

然而，在个人问题之外，还有结构问题。如果新任总司令废除第一、二军团，使他们的7个步兵军和4个骑兵军直接从属于他本人和参谋长本尼希森的话，那么这一做法是合理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对巴克莱、巴格拉季翁以及他们手下参谋人员的公开降级和侮辱。这与沙皇时代精英的处理方式相悖，也需要征求皇帝的许可，因为是他任命这两位将军并创建他们下属军团的。然而，依旧保存下来的两个军团导致了累赘的指挥架构，这也使得总司令的参谋人员和巴克莱、巴格拉季翁的参谋人员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巴克莱尤其如此，他很快发现总司令部“偷拿”了他的一些参谋，还直接向他下属的一些部队发布命令。

在这种情形下，结构因素和个人因素也纠缠在一起。经过一番艰难的劝说和在库图佐夫强调皇帝希望他上任后，新任参谋长本尼希森才接受了这一职务。亚历山大可能希望以传统方式利用本尼希森监督库图佐夫。他无疑对本尼希森的能力和精力有更多的信任。不过也需要为亚历山大公平地说一句，库图佐夫和本尼希森在1812年之前是多年老友，因此皇帝并不能预见他们在这一年的战争进程中成为死敌。库图佐夫总是对任何可能试图夺走他胜利桂冠的下属有猜疑。另外，本尼希森极为骄傲，坚定地相信自己作为将领的指挥艺术远比库图佐夫高超，更不用说巴克莱了。感到自己十分孤立后，库图佐夫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他的旧门生卡尔·冯·托尔的建议和支持，这一做法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对本尼希森来说，其他人的建议竟比参谋长还要优先，这是不可容忍的。而用一位轻微自夸的上校取代本尼希森，这也是愤怒的一个源头。[36]

从军队撤出斯摩棱斯克开始，一队接力工作的参谋就被派往后方，沿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寻找可以让俄军与拿破仑交战的良好阵地。对几乎所有高级军官而言，不经一战就放弃俄罗斯古都是难以想象的。克劳塞维茨充分描述了这些参谋所面临的困难：

就选择阵地而言，俄国的状况极其糟糕。在这个国家里大面积沼泽普遍存在的地方（即白俄罗斯大部），林木也十分茂盛，因此想找到足够容纳相当数量部队的地方会很麻烦。在林木较为稀疏的地方，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地面相当平坦——没有任何明显的山脊——没有任何深长的凹陷，原野没有边际，因此所有地方都易于通过，村庄（的建筑）是木制的，并不适于防守。关于这一点还必须补充的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由于小丛树木不断出现，甚至连勘察都经常会受到阻碍，因此只有很少的阵地可供选择。如果一个指挥官那时候希望抓紧时间展开战斗的话——就像库图佐夫的情况，显然他就必须将就所能得到的防御阵地。[37]

库图佐夫得到的是邻近博罗季诺村的一块阵地，那里距离莫斯科124公里。对起初从主干道上——通常所称的新斯摩棱斯克大道——观察这块阵地的俄军参谋来说，他们得到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位于大道两旁的部队右翼可以由莫斯科河（Moskva/Москва）确保安全，前方则获得了科洛恰河（Kolocha/Колоча）陡峭河岸的保护。如果有人仔细观察大道南侧的阵地左翼，他可能会发现问题大了很多。俄军起初沿着从大道北侧的马斯洛沃（Maslovo/Маслово）经过大道上的博罗季诺抵达左翼位于舍瓦尔季诺（Shevardino/Шевардино）的小丘一线设防。阵地中央部分可以通过在博罗季诺村西南附近堆土加强——这里后来成了著名的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同时左翼也可以依靠巴格拉季翁开始着手设防的舍瓦尔季诺村。

更细致的检查很快向巴格拉季翁表明，分配给他麾下军团的左翼阵地是十分脆弱的。位于他后方的一条河谷妨碍了交通。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条大道——通常所称的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在他后方猛然向西折去，和主干道在俄军阵地后面交会。一支沿着这条大道推进的敌军可以轻松包抄巴格拉季翁的侧翼，堵住军团往莫斯科方向的撤退路线。面临着这一危险，巴格拉季翁军团开始放弃舍瓦尔季诺，从博罗季诺急转南下，直线赶往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乌季察（Utitsa/Утица）村，撤退到新的防御阵地。为了掩护主力重新部署到新战线，巴格拉季翁留在舍瓦尔季诺的部队于9月5日击退了凶猛的法军攻击，损失了5000～6000人，给敌军造成了可能略少于此的损失。[38]

因为新战线塞住了旧斯摩棱斯克大道，所以它必定要更安全一些。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不得不放弃位于舍瓦尔季诺的坚固阵地，转而横跨在博罗季诺和乌季察之间的地带上，这没有给防守新战线的部队提供任何帮助。此外，由于俄军战线现在从博罗季诺和拉耶夫斯基多面堡附近急转向南，它就形成了突出部，这让从博罗季诺到位于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外的巴格拉季翁战线左翼之间的所有部队都很容易遭到法军交叉火力的伤害。

在9月7日的博罗季诺会战中，绝大部分俄军部队都拥挤在这个小突出部里，其中包括7个俄军步兵军里的5个，单这5个军总计就有70000人。此外，这个“突出部”里还有超过10000名骑兵。甚至就连其他两个步兵军——巴戈武特的第二军和图奇科夫的第三军——也分派了一半部队去防守这一地区。俄军不仅部署在一个十分狭窄的正面上，也排布得极为密集。步兵师被排成三条战线，位于前方的是猎兵，他们后方是两条步兵战线，列成所谓的“营纵队”。这些纵队正面是一个连，前后排列着4个连。在步兵师后方不远处是骑兵，骑兵后方是俄军的各个预备单位，但他们依然时常位于拿破仑的重炮射程范围之内，6道（有时甚至7道）俄军战线给重炮提供了良好的射击对象。[39]

为了向一位英语读者介绍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把博罗季诺和滑铁卢的类似景象做个比较也许是有益的。拿破仑把246门火炮带到了滑铁卢，其中一些甚至在战斗开始时就得部署到右翼对付普军。1815年6月18日下午轰击威灵顿麾下步兵方阵的所谓“大炮群”是由80门火炮组成的。拿破仑的炮兵就排列在威灵顿军队的对面。几乎所有战斗都局限在乌古蒙（Hougoumont）庄园以东长约3500米的战线上，威灵顿在这条战线上堆积了73000人。滑铁卢事实上可能是拿破仑战争几大主要战场里挤得最密集的一个——博罗季诺除外。英军指挥官将部队安排在背坡上，这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他的部下，尽管泥淖减少了跳弹次数，从而削弱了拿破仑的火炮杀伤力这一事实也对他有利。[40]

拿破仑在博罗季诺排开了587门火炮，其中绝大部分瞄准的都是保卫从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北侧到巴格拉季翁所部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外修建的三座野战工事之间战线的俄军部队，这些野战工事将以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flèches）的名字载入史册。箭头堡是箭头状的土质工事，它向后方敞开，摇摇欲坠的土质胸墙不能给防御者提供多少保护。这些箭头堡陷落之后，俄军战线转向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周边，那就更加急转向南了。从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到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距离只有1700米，箭头堡就在村外几百米处。俄军超过90000人被塞进了这一区域。从巴克莱的战后报告来看，他位于突出部内部的战线显然不仅仅是交叉火力的目标。靠近博罗季诺的法军炮群有时还会出现在俄军战线侧翼，从而能够直接沿着俄军战线射击，造成最大的杀伤。[41]

在使用背坡或其他自然障碍掩护部队方面，威灵顿的确要比任何俄军或普军将领都巧妙得多。但巴克莱确实也在许多状况下命令他的将军们让士兵保持隐蔽，却被告知并没有什么能够用来遮蔽部队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个依然未被破坏的战场上由俄军守卫的阵地周围漫步的话，那么他会轻易证实这些将军们的说法。与传统相悖的是，一些俄军指挥官也告诉他们的士兵躺下来避免受到炮击伤害，不过并非所有部队单位都会服从此举。指责俄军把他们的部队挤得太紧、没有至少让预备队和一部分骑兵远离拿破仑火炮射程是公允的。另外，在出现跳弹的时候，坚硬而多石的地面对俄军没有好处。木材建造的俄国村庄也没有给予守军帮助，反而会起火威胁他们。出于这一原因，俄军在会战开始前就摧毁了谢苗诺夫斯科耶村。这一点和乌古蒙、拉艾圣（La Haye Sainte）的石质建筑物给予威灵顿的巨大帮助反差十分明显。[42]

俄军的密集部署是被设计来迫使拿破仑进行一场消耗战的。狭窄的战场只给了他的部队用来运动或扩张战术胜利的很小空间。拿破仑本人的天才在这里遭遇了最接近字面意义上的“限制”。正如俄军指挥官所了解的那样，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是非常大的损失。此外，将自身投入一场消耗战中，这也或多或少地排除了俄军取得一场显著大胜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拿破仑本人亲临战场，而他的军队在受过训练的部队人数方面明显多于俄军，这样一场大胜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博罗季诺会战在许多方面都是1812年整体战局的一个缩影，在这场会战中俄军统帅部迫使拿破仑进行那种适于俄军却不适合他的战争。

历史已经让俄军惯于在没有给他们多少自然优势的地形上作战。因此根据传统，他们要比大部分欧洲军队都更倾向于修筑野战工事以加固阵地。俄军在博罗季诺确实这么做了，但是只取得了有限度的成功。最坚固也最专业的工事位于俄军战线北翼远端的戈尔基（Gorki/Горки）村之外，这一区域中没有发生任何战斗，所以这里的工事很大程度上被浪费了。在战斗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薄弱得多的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和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尽管多面堡在俄军防线中是格外关键的要素，但是在采用关于这些在想象中坚不可摧的工事的方法描述时，还是要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待其字面意义。[43]

不管箭头堡还是拉耶夫斯基多面堡都不是由工兵军官修建的。仅有的一小队军队工程师核心都已经被分配了其他任务，工兵连中的多数人——无论如何，他们即使按照理论编制也仅有500人——也是如此。莫斯科民兵承担了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大部分修建工作，他们对如何修建工事毫无头绪，也受到了石质地面和缺乏工具的阻碍。托尔和本尼希森之间关于怎样才能最好地在这座土岗上修筑工事的争吵也对事态毫无帮助。军队中资历最老也最为权威的工程师卡尔·奥珀曼在1812年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到了要塞上，没有及时返回主力军赶上这场会战。然而在为民兵寻找锹、镐时也出现了延误，因此多面堡的建筑工作直到9月6日傍晚才开始，一直持续了一整夜。杰缅季·波格丹诺夫（Dementii Bogdanov/Дементий Богданов）准尉和由他指挥的一小队工兵直到午夜前不久才赶来帮忙。9月7日早晨会战开始时，多面堡远没有完工。[44]

根据工程兵部队的官方历史，其结果就是甚至连多面堡都存在各种低级错误，更不用说各个箭头堡了。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所处的土岗不管怎样都是低矮细小的，最终只能把18门火炮和作为掩护部队的一个营硬塞了进去。当人们走过这座土岗时，会觉得哪怕就在上面塞这么多人，对俄军来说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了。多面堡前方的斜坡非常平缓，后方的斜坡也只是稍微陡峭一点儿。民兵已经尽其所能弥补这些缺点，但他们只取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一个问题在于，“外岸要比内岸低得多，而且多面堡前方的壕沟完全不够”。民兵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柴捆、堡篮或其他工程技术工具施工。由于时间紧张，只为10门火炮修建了炮眼，其结果之一是多面堡内部的炮兵无法对一部分敌军攻击路线展开火力覆盖。位于多面堡前方的区域被北面俄军第一军团的炮兵和南面第二军团的炮兵加以扫射，但几乎所有这些火炮都被部署在开阔地带，遭受了敌军反炮兵火力的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切再加上9月7日多面堡本身经受的大规模炮击，可以有助于解释它最终是怎样被骑兵攻占的。[45]

最初监督修建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军官是伊万·利普兰季中尉，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第六军的高级军需官。区区一个中尉就成了一个军的二号参谋，这也暗示着高级参谋的短缺。而他所做的工作也应当属于军事工程师才对，这不仅是因为工程军官的短缺，也是因为这一事实：第一军团的工程师们已经被投入修建位于俄军右翼戈尔基村以北坚固得多的工事当中。尽管俄军于9月4、5、6日3天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在北翼修筑工事，但直到战斗前夜拉耶夫斯基多面堡都尚未开工。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俄军统帅部的优先考虑所在，也表明了他们对最重要的战斗将发生在哪里的预计。[46]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库图佐夫起初对俄军的部署。5个被部署到前线的步兵军当中，有两个——巴戈武特的第二军和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第四军——位于戈尔基以北，在那里还有一个正规骑兵军和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多赫图罗夫的第六军位于博罗季诺对面，戈尔基村和拉耶夫斯基多面堡中间。从多面堡以南远达箭头堡的整条防线由巴格拉季翁第二军团的两个军把守：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的第七军位于多面堡旁边，米哈伊尔·博罗兹金（Mikhail Borozdin/Михаил Бороздин）的第八军守卫战线左翼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外的地域。第一军团剩余的两个军，尼古拉·图奇科夫的第三军和第五军（近卫军）组成了总预备队。因而俄军的部署和它的工事一样，都反映了库图佐夫对他的右翼和新斯摩棱斯克大道的首要关注，那里是他与莫斯科基地之间的交通线和补给线所在。

会战前的两天里，库图佐夫麾下的许多高级将领指出了俄军左翼存在的弱点。看来拿破仑对舍瓦尔季诺的进攻预示着他对库图佐夫这段防线的攻击，哪怕是级别很低的军官也知道敌军有可能在南翼发起攻击。库图佐夫做出了一些变动以便应对这一威胁。他首先把尼古拉·图奇科夫的军移出预备队，部署到旧斯摩棱斯克大道上，阻挡任何试图包抄俄军左翼的企图。但是他不顾包括巴克莱·德·托利在内的其他人的请求，依然坚持让巴戈武特军和奥斯特曼军位于戈尔基之外的右翼。[47]

对这个做法的一个苛刻解释或许只是顽固而已，库图佐夫的主要顾问卡尔·冯·托尔就提到了这一点。考虑到统帅部中存在的敌意，根据竞争对手的建议变更军队部署可能会带有屈辱意味。更有可能的是，库图佐夫和托尔都不情愿削弱保护他们至关重要的后方交通线的部队——除非确信拿破仑不会在这一方向发起攻击。采取防御战术的代价就是：部队的部署必须建立在对敌军将会攻击哪里的估计和担心的基础上。考虑到拿破仑擅长奇袭和猛烈攻击的名声，这会导致许多部队被浪费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和滑铁卢再次比较一下也许是有益的。威灵顿非常担心他同海上力量间的联系被切断（这种威胁此后被证明并不存在），在会战期间坚持把尼德兰的弗雷德里克亲王下属的17000人留在距离战场数公里的阿尔（Hal）无所作为。而奥斯特曼和巴戈武特的23000人尽管来得很晚，甚至晚得可能引发了危险，至少还是参加了博罗季诺会战。

虽然如此，第二军和第四军的错误部署还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这两个军缺阵的状况下，库图佐夫被迫在9月7日早早将军队原定的大部分预备队投入战斗，这违背了一切正常实践，让巴克莱大为愤慨。近卫军甚至没有通知巴克莱就开往前线，这一事实表明了俄军指挥架构中存在的混乱和分裂。两个位于右翼的军最终实际上扮演了代理预备队的角色，在巴格拉季翁不顾一切地发出了动用巴戈武特所部的请求后，他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抵达军队遭遇威胁的南翼。奥斯特曼的第四军行动得还要晚。等到上述所有增援部队都就绪之后，巴格拉季翁第二军团在众寡悬殊的状况下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48]

自从1812年起，关于双方到底在博罗季诺投入了多少部队的争议就一直在持续，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学家十足孩子气的努力：通过证明己方处于数量劣势来吹嘘己方的英勇。只有在算入来自莫斯科省和斯摩棱斯克省的31000名大部分装备长矛和斧头、毫无军事训练的民兵时，俄军才的确拥有更多的部队。民兵并非全然无用，因为它负担了收集伤员、充当军事警察等辅助任务。但这些民兵部队不能参与战斗，事实上也并未投入任何战斗。如果完全不将民兵计入的话，拿破仑可能在数量上拥有轻微优势：他的130000名士兵面对不到125000名俄军。如果不计算俄军中的8600名哥萨克的话，拿破仑必然拥有数量优势。尽管要比民兵有用得多，但并不能期望多数哥萨克部队能够在战场上抵挡正规骑兵，更不用说步兵了。[49]

至于两军的正规部队质量，甚至连那些在战争开始时还是新兵的人现在也几乎可以被视为经验丰富的士兵了。在长达10周令人精疲力竭的行军和战斗当中，怯弱者早就脱离了队列。关于这一点的例外是由米哈伊尔·米罗拉多维奇将军指挥的13500名第四营（即新兵兵站）士兵，他们在会战前一个星期与库图佐夫会合，被分配到第一、二军团下属各团里。这些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训练，但正如和平时期的通常状况那样，射击训练受到了缺乏铅弹的限制，他们中甚至没有人此前曾经在敌对行动中放过一枪。另外，两支军队的精英部分都出现在战场上，在俄军中这意味着近卫团和掷弹兵团，而在法军中意味着近卫军、达武第一军以及许多优秀的德意志和法兰西重骑兵团。[50]

两支军队准备会战的方式反映了他们全然不同的天性，但双方都有强烈的作战动机，都渴望在几个星期令人疲惫的行军后展开战斗。随着频繁延迟、拖延了这么多周的决定性会战的逼近，双方都了解他们正冒着很大的风险作战。

库图佐夫下令把从斯摩棱斯克转移出来的著名的斯摩棱斯克圣母像运到军队战线前方。塞居尔回忆说，从拿破仑的总部都可以看到这个宗教仪式：他们可以看到“被各种宗教和军事盛况环绕着的库图佐夫位于仪式中央。他让他的牧首和修道院长们戴上从希腊人那里继承来的灿烂雄伟的标志。他们在他面前走过，带着宗教的崇拜象征”的状况。库图佐夫是以士兵能够理解的词语同麾下士兵们交流的高手，但在目睹了斯摩棱斯克和许多其他俄国城镇被烧毁后，他们几乎都不用库图佐夫来呼吁保卫祖国和信仰直到最后一刻了。[51]

与此相反，1812年的法军是完全世俗的，它还保留了许多18世纪90年代共和国时期的做法。此外，这支在博罗季诺作战的部队中包括数以万计的波兰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由各部指挥官向下属士兵宣读拿破仑当天下发的命令，因此根本没有提到宗教或爱国主义。它呼吁士兵们应当从过往的胜利中获取骄傲和自信，提到他们将通过赢得一场“在莫斯科城墙下”的会战获得后人眼中的光荣。它还更加枯燥却非常切合实际地强调胜利的必要性：“它会给予你们富足和舒适的冬营，并使你们能够早日回国。”[52]

9月6日下午邻近傍晚时分，正当拿破仑审视博罗季诺附近的俄军阵地时，达武元帅带着一份请求靠近了他，希望他放弃对巴格拉季翁军团展开正面攻击的计划，转而授权他和波尼亚托夫斯基（Poniatowski）率领下属两个军40000人沿旧斯摩棱斯克大道而下，展开侧翼行军以包抄卷击俄军左翼。这在原则上是个好主意。拿破仑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而正面攻击能否获得决定性胜利是有疑问的。俄军的坚韧和顽强闻名遐迩，侧翼机动也许会带来一场运动战而非消耗战，这只会对拿破仑有利。

虽然如此，皇帝拒绝达武的建议还是正确的。考虑到轻骑兵的质量，俄军不可能遭遇法军侧翼机动的奇袭，但是对库图佐夫侧翼的威胁无论如何都只会鼓励他拔营撤退，拿破仑在经历如此漫长的追击后必定会对此深感担忧。这时如果要把达武军重新部署到侧翼机动中，还需要在黑暗中穿越法军右翼处的森林展开大规模行动，这会造成混乱。此外，俄军逐步削弱拿破仑大军的战略现在已经奏效了，在这场战局之初，他可以轻松腾出40000人展开这一行动，但他现在能够允许冒险、犯错的余地已经很紧张了。[53]

在9月7日的第一道曙光出现后不久，博罗季诺会战开始了。早晨6时许，俄军近卫猎兵团蒙受了惨重损失，被逐出博罗季诺村、赶过科洛恰河。法军在晨雾的掩护下以压倒优势兵力发起攻击。出现这种状况要么是由于这个团就不该被留在这样一个暴露而孤立的地方，要么就是它没能采取适当的预警措施。巴克莱相信前者，催促库图佐夫下令让猎兵撤退。但军队中的传言经常把它的失败归咎于团长。占据了博罗季诺的法军部队对近卫猎兵团展开追击，一直追过了科洛恰河，然后遭遇了俄军的伏击，遭受惨重损失后被击退，所以从战术层面来看，这场战斗是一次平局。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此战让法军能够将炮兵向前推进，使其可以轰击拉耶夫斯基多面堡，也给了法军炮兵纵向射击俄军战线的优良阵地。起初对俄军战线北端的打击可能让库图佐夫认为，拿破仑也许还是要攻击他的右翼。如果确系如此的话，它只会增加库图佐夫派遣奥斯特曼和巴戈武特南下时的犹豫。[54]

在进攻博罗季诺后不久，针对巴格拉季翁箭头堡群的规模远大于此的攻击开始了。尽管这次攻击起初是由达武的士兵完成的，很快奈伊元帅也把他的军投入了战斗。俄方资料宣称，在战斗末期敌军投入了400门火炮支援（步兵）向箭头堡群推进。这一点听上去相当夸张，但起初部署在这片区域的唯一俄军步兵——博罗兹金第八军的3个师，无疑在数量上远处于下风，也遭遇了猛烈的炮击。三座箭头堡——它们的土墙很快就被法军的炮击粉碎了——是由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的第2混合掷弹兵师守卫的，这个师在战斗过程中遭遇毁灭性打击，随后被解散。沃龙佐夫本人受了重伤，第二军团的大部分其他将领也是如此，他们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到3个小时，彼得·巴格拉季翁、他的参谋长埃马纽埃尔·德·圣普列斯特和米哈伊尔·博罗兹金就都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了。[55]

法军和俄军都使用大体相近的战术。进攻会在大群散兵身后展开，得到强有力的炮火支援，而步兵主力则会部署成纵队。正如若米尼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如果进攻部队有足够的数量和决心，多数人员部署成纵队的部队是不可能被敌军步兵的射击阻挡住的。然而，进攻者在冲入前方战线后，就会遭遇尚未经过战斗并且已经部署成营纵队准备好展开反击的敌军生力军，在它的即刻反扑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如果双方同样战意高昂的话，反击之后会紧跟着攻击，在其中一方率先耗尽预备队从而失败撤退之前，战斗会像钟摆一样在两边之间摇动。俄国历史学家花费了极大的努力去探究一波波法军步兵到底对箭头堡群发起了多少次攻击，但这一数量几乎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也没那么重要。不管数量处于劣势的俄军有多么巨大的勇气，他们最终还是被迫退过谢苗诺夫斯基（Semenovsky/Семеновский）溪，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附近重新展开（阵型）。[56]

在箭头堡群的激烈争夺战中，巴格拉季翁从他的左右两翼抽调了援军。从右翼抽调的援军就是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第七军的一些步兵，他们原本部署在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左侧，这些人朝着谢苗诺夫斯科耶方向往南重新部署。与此同时，位于俄军左翼远端的尼古拉·图奇科夫被迫派出他麾下两个步兵师中的一个在彼得·科诺夫尼岑指挥下前去帮助巴格拉季翁。

其结果是，当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的波兰军开始沿着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前往乌季察村时，图奇科夫的状况相当艰难。对俄军而言幸运的是，波尼亚托夫斯基被迫绕了一个大圈子以免在森林中迷路，这表明达武规模大得多的部队在尝试的侧翼攻击时会遭遇何种命运。当波尼亚托夫斯基最终推进过来时，他的10000人迫使数量处于劣势的图奇科夫退到更为坚固的阵地上，那里有乌季察东侧的一座小丘作为支撑。

在这一天的剩余时间内，激烈但并非决定性的战斗在乌季察和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周围持续展开。朱诺的大部分威斯特伐利亚军前来增援波兰人，在另一边，卡尔·巴戈武特的第二军也赶来救援图奇科夫。与此同时，在旧斯摩棱斯克大道和建有箭头堡的开阔地带之间的乌季察森林里，伊万·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几个猎兵团进行了精彩的战斗，拖住了一支规模大过自身的敌军，用一位德意志历史学家的话说，“不仅”展现了“他们勇敢的忍耐力，还有俄军轻步兵并不能随时随地表现出的战斗技能”。[57]

巴戈武特抵达之后，俄军左翼远端的战斗就多少成了一段小插曲。考虑到这一区域相对平衡的力量对比，波尼亚托夫斯基很不可能沿旧斯摩棱斯克大道深入而后攻入俄军后方。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状况相比而言要危险得多。如果法军在这里成功突破，他们将会把俄军战线截为两段，也会进入轻松打击库图佐夫通往后方的关键交通线——新斯摩棱斯克大道的范围内。

在攻陷博罗季诺后的两个多小时内，敌军的炮兵和散兵向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守卫者倾泻火力，但指挥拿破仑大军左翼的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并未让他的步兵发起任何大规模进攻。当攻击的命令最终下达时，这次攻击的分量是多面堡守军无法承受的，他们被逐出了土岗。俄军的一个问题在于，他们留在多面堡内部的炮兵正缺乏弹药。此外，稠密的烟雾在无风的上午空气中紧紧围绕在多面堡四周，而前进中的法军纵队得到了它的掩护。法军步兵突然从烟雾中杀出、涌向多面堡，导致了俄军的溃逃。博罗季诺会战当中许多事件的精确发生时间已经十分难以确定。至于对多面堡的这次攻击，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发生在彼得·巴格拉季翁受伤后不久，也发生在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军离开多面堡区域前去增援他之后。[58]

听到巴格拉季翁受伤的消息后，库图佐夫派遣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前往第二军团协助残存的指挥官，并发回关于战场状况的报告。和叶尔莫洛夫一起骑行前去的还有炮兵总指挥、少将亚历山大·库泰索夫伯爵。库泰索夫是一位有能力的年轻炮兵专家，他热情地投入这一职业中。同时他英俊、和蔼、富有魅力、文化教养颇佳，这有助于他在军中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祖父第一代库泰索夫伯爵是一位受到普遍厌恶、几乎一字不识的前土耳其战俘，此人成为帕维尔一世的密友并被封为伯爵时，一定程度上还激起了俄国贵族的愤怒，现在的状况看起来多少有些戏剧性反讽。[59]

正当叶尔莫洛夫和库泰索夫在前往第二军团的路上骑行经过拉耶夫斯基多面堡时，他们看到附近的俄军部队正处于全面溃逃当中。对俄军而言，赶在敌军能够巩固对多面堡的掌控之前立刻发起反击至关重要。

阿列克谢·叶尔莫洛夫是应对这样的紧急状况的合适人选。他立刻指挥还在附近的部队，领着他们发起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就在叶尔莫洛夫的部队——大部分来自多赫图罗夫第六军的乌法（Ufa/Уфа）团——杀回多面堡时，他们发现来自第六军的其他部队正在巴克莱的副官弗拉基米尔·勒文施特恩率领下从土岗其他方向冲入阵地。与此同时，伊万·帕斯克维奇重整了他自己的第26师余部，向多面堡左面推进，支援勒文施特恩和叶尔莫洛夫。俄军的反击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在场的俄军军官没有等待上级命令就主动采取了行动，立刻坚决果断地发起反击。此外，作为此次攻击箭头的莫朗（Morand）将军的师已经走到了欧仁·德·博阿尔内下属其他师的前头，从而处于孤立状态。[60]

对俄军而言，此次反击中最重要的伤亡人员是亚历山大·库泰索夫，他在夺回多面堡的战斗中阵亡，遗体从未被找到。军队的炮兵主官无疑不该这样以身犯险，后来库泰索夫的阵亡也被用来解释会战过程中俄军炮兵的错误使用方式。俄军炮兵必然需要解释，因为俄军在战场上有624门火炮，特别是12磅重炮的数量远多于法军，然而他们发射的炮弹数量只和法军炮兵相当。向炮兵连补充弹药时出了问题。更糟糕的是，尽管单个俄军炮兵连以极高的作战技能和勇气奋战，但俄军并没能集中他们的炮兵火力。在战场的关键区域上，俄军炮兵连就数量而言远逊于敌军，遭到了敌军火力的压制。在俄军炮兵连被摧毁或被迫撤退后，从预备炮兵中三三两两抽出来的新炮兵连此后也时常会遭遇类似的命运。根据伊万·利普兰季的说法，俄军炮兵的失败和库泰索夫之死关系不大。在他看来，1812年时俄军总是没能集中他们的炮兵，尽管到1813年他们已经补上了这一课，有时候的表现还要优于法军。[61]

在通常情况下，莫朗师被击退后欧仁军的其他部队应当即刻重新展开攻击。然而事实上，下一次总攻要在几个小时后才发生，那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这一延迟被证明是关键性的。帕斯克维奇的第26师已经伤亡了一半以上，巴克莱把这个师派到后方休整并自行重组部队。巴克莱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此时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第四军已经全部抵达战场，他们可以被用来填补位于拉耶夫斯基多面堡和谢苗诺夫斯科耶村之间的空缺，俄军部队正在该村附近展开激战。多面堡周围的“平静”只是相对而言。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部队遭到了毁灭性的炮击，但是近午时分并未发生全面的步兵攻击，这种攻击本可能击穿俄军在多面堡附近的虚弱防守。[62]

此次延迟的原因是欧仁被从北面而来、威胁到他后方的一次俄军骑兵袭击转移了注意力。这次袭击是由马特维·普拉托夫发动的，他手下的哥萨克部队位于俄军战线右翼远端。9月7日清晨，他派出的巡逻兵报告前方已经没有法军，骑兵可以渡过科洛恰河，向南攻入法军战线后方。其结果是奉命前去骚扰欧仁的不仅有普拉托夫的哥萨克，还有费奥多尔·乌瓦罗夫的第一骑兵军。实际上区区几千名没有步兵支援、只带了两个骑炮连的骑兵是不可能取得太多战果的。普拉托夫的哥萨克袭击了欧仁的辎重车队，而乌瓦罗夫的正规骑兵则对他麾下的步兵发动了若干次并不很坚决的攻击。库图佐夫当时把此次袭击当成失败，对乌瓦罗夫缺乏亮点的表现感到恼怒。只有到了很晚的时候，俄军才理解这场袭击取得了多大的成效。

与此同时，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内部和周边的俄军左翼，激烈的战斗在中午前后一直持续着。位于村庄内部和右侧的是巴格拉季翁第二军团的余部和从预备队中赶来帮助他们的格里戈里·坎塔库济诺[63]公爵规模很小的掷弹兵旅。位于村庄左侧的是彼得·科诺夫尼岑的步兵师和3个近卫团：伊斯梅洛沃团、立陶宛团和芬兰团。在这些步兵后方一段距离处部署着卡尔·西弗斯（Karl Sievers）第四骑兵军的6个龙骑兵团与骠骑兵团，但到白天结束时，大部分俄军重骑兵也被投入谢苗诺夫斯科耶附近的战斗中。

谢苗诺夫斯科耶附近的所有俄军步兵都面临着法军的反复进攻和毁灭性炮火，伤亡极大。近卫军所处的位置最为恶劣，因为村庄左侧没有任何遮蔽物。另外，达武和奈伊将许多炮兵连向前部署到俯瞰着近卫军所处地域的谢苗诺夫斯科耶溪另一岸。炮兵和步兵间的距离非常近，法军火炮有时甚至向俄军近卫军队列中射击霰弹。后者处于大群法军骑兵的反复攻击之下，因此被迫依然结成方阵，成为炮兵最有利可图的目标。正如在滑铁卢时一样，敌军骑兵的进攻成了炮火之余令人欢迎的喘息。近卫军也被迫展开了许多散兵，迎战试图从他们左侧森林中杀出的法军步兵。虽然如此，这3个团坚决地对抗上述所有威胁，他们挡住了法军骑兵和步兵，他们的坚定是将俄军防线黏合在自身四周的磐石。

伊斯梅洛沃和立陶宛近卫团合计损失了超过1600人。以立陶宛团为例，所有少校和上校都非死即伤，其中一些人尽管身被数创依然坚守岗位。前去增援近卫军步兵团的近卫炮兵连被远多于自身的法军火炮压制住了，损失也很惨重。以死伤者中的17岁准尉阿夫拉姆·诺罗夫（Avram Norov/Аврам Норов）为例，他在博罗季诺丢了一条腿，虽然如此，他此后依然有辉煌的职业生涯，最终成了教育大臣。他的炮兵连长“在看到诺罗夫时无法抑制他的伤感，这个英俊的优秀青年——事实上只是个男孩——的外形被终身性地损毁了。但是诺罗夫以他惯有的轻微口吃说道，‘哦，老兄，但（我）还没做过什么呢！上帝是仁慈的，我终会康复，然后靠着拐杖返回战场。’”库图佐夫向亚历山大报称，近卫团“在这场会战中，在全军面前赢得了满身的荣誉”。事实上，俄国近卫军在拿破仑战争中成为始终可靠、其投入足以扭转会战命运的精锐部队的起始之地就是博罗季诺。[64]

俄军最终被迫放弃谢苗诺夫斯科耶，向东面撤退了几百米，但他们保持了纪律，继续在敌军面前形成一道稳固防线。法军骑兵对方阵展开了进攻，但还是无法破坏方阵。当他们试图冲入俄军战线后方时，他们发现自己机动空间很小，并遭到了俄军胸甲骑兵和西弗斯第四骑兵军的反击，这两支部队都不仅能够坚守战线，还有余力发起反击。达武军和奈伊军到午后时分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如果拿破仑想要击穿谢苗诺夫斯科耶之外的俄军战线的话，他就得投入生力军。他手上还剩下的部队就是近卫军。一个近卫步兵师已经留在了格扎茨克（Gzhatsk/Гжатск），但另外两个近卫步兵师都在场，他们大约有10000人之多。奈伊和达武请求拿破仑动用这批部队。

从1812年9月开始，就皇帝拒绝投入预备队是否让他丧失了在博罗季诺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进而赢得1812年战局的机会的争议就一直持续着。关于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拿破仑投入他的近卫军可能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而言，俄国人自己的看法都不一致。19世纪最好的俄国历史学家之一波格丹诺维奇（Bogdanovich/Богданович）将军相信，他会确保自己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严重伤害俄军士气。另外，符腾堡的欧根写道，投入近卫军将会把一场几乎战平的会战转变成法军的明确胜利，但库图佐夫的军队依然会沿着新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这场会战的最终战略结果不会因此而改变。[65]

我自己凭直觉认为欧根可能是正确的。在俄军方面，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近卫团和谢苗诺夫斯科耶近卫团的6个营依然作为预备队存在，他们仅仅在炮火下损失了300人。第2近卫步兵旅已经展示了近卫团的抵抗能力，第1近卫步兵旅不可能做得比前者差。正如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时那样，其他部队会在近卫军周围集结起来。以伊万·帕斯克维奇的师为例，这个师被送到后方重整之后已经能够在紧急状况中重新投入战斗，许多从前线退下来的炮兵连也得到了休整并补充了弹药。俄军的顽强、战线后方的丛林和凹凸不平的地形、军队和大道之间的距离，这些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俄军能够拖延法军的推进，争取到足够长的时间让己方部队撤出战场。只要有时间，库图佐夫也能用4个尚未参战的猎兵团和一些位于博罗季诺之外的炮兵连组成后卫。巴克莱依然相信他的军团还有相当的战斗力，期望在次日继续展开会战。[66]

由于拿破仑拒绝冒险投入他的近卫军，整个争论自然只是假设而已。战斗掀起的烟尘让人无法看清俄军战线后方正在发生什么。俄军以极大的顽强展开战斗，没有表现出任何懈怠的迹象。拿破仑派上前侦察状况的近卫军指挥官贝西埃（Bessières）元帅报告说，俄军的抵抗依然强劲。考虑到在抵达莫斯科之前还可能发生另一场会战，再加上拿破仑深入俄罗斯中部的危险性，他希望保留最终的战略预备队并不令人吃惊。近卫军依然完好的事实的确被证明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途中具有重大价值。[67]

由于皇帝拒绝将他的近卫军投入谢苗诺夫斯科耶的战斗当中，胜利的最后希望就是欧仁·德·博阿尔内对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第二次攻击，这是在3点多钟展开的。多面堡到那时已经近乎一片废墟。它是由第六军彼得·利哈乔夫（Petr Likhachev/Пётр Лихачёв）的第24师守卫的，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第四军则在左边协助防守。此次攻击由重骑兵打头阵，这是夺取野战工事的非正统方法。在多面堡内相当有限的空间中展开的肉搏战非常严酷，死者和伤员堆成了小丘。利哈乔夫本人被俘，但大部分俄国守军都惨遭杀戮，不过有些火炮还是及时撤出了多面堡。欧仁剩余的20000名步兵此刻足以前来巩固法军对多面堡的掌握。[68]

巴克莱·德·托利一整天里都位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冷静地重整下属各团，将它们重新部署，应对接踵而来的紧急状况。巴克莱身着全套制服，戴上了所有勋章，他看上去——事实上就是——在寻死，他的大部分副官非死即伤。巴克莱在这个极度紧张而危险的时刻表现出来的勇气、冷静和能力为他重新赢得了尊敬。他这时又一次在多面堡以东1公里左右的地方集结起——但这是他在9月7日的最后一次集结——他的步兵和炮兵，将他们部署在位于隆起地面的良好防御阵地上，并动用他的骑兵阻止敌军扩大夺取多面堡的战果。拿破仑自己的骑兵在强攻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战斗中遭受了惨重的伤亡，马匹状况也要比他们的俄国对手差得多。另外，拿破仑的正规骑兵要远远多于俄军。巴克莱甚至被迫动用了他的最后一支预备队——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但这些精锐部队确实击退了敌军骑兵，他的战线也得以维系。当拿破仑再次拒绝投入近卫军以扩张攻克多面堡的战果后，博罗季诺会战就此结束。

那天晚上，伊斯梅洛沃近卫团的卢卡·西曼斯基中尉在日记中回忆了这一天的事件。斯摩棱斯克圣母的圣像就在距离伊斯梅洛沃团露营地不远的地方，在装填他们的步枪之前，这个团转过来向圣像祈祷。在他们位于谢苗诺夫斯科耶附近的方阵里，这个团被涌来的实心弹和霰弹淹没了。相比之下，敌军骑兵的进攻却令人放松。视野范围内似乎就没有俄军炮兵。伊斯梅洛沃团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倒下了。一位参谋上尉就指挥了一个营，而这个营的散兵仅仅是由一位准尉指挥的。西曼斯基本人由于某些奇迹未受伤害，当他的勤务兵看到他毫发无损地从战场返回时，这个勤务兵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西曼斯基以这样的话为日记结尾：“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了这样的事实：我保持着冷静，没有从我的岗位上离开一步；想到了我怎样鼓舞我的士兵，怎样在每发炮弹从我身边飞过时向上帝祈祷，感谢上帝。全能的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饶过了我。祈祷上帝，愿他也将以慈悲拯救垂死的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为她的罪孽受到了足够的惩罚。”[69]

库图佐夫在他位于右翼戈尔基村附近的指挥所度过了一整天。他在战前已经部署好了下属各军，在9月7日动用预备队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然而总体来说，他把执行战斗的任务留给了巴克莱和巴格拉季翁。当巴格拉季翁受伤之后，库图佐夫派遣德米特里·多赫图罗夫接替他，但他本人从未离开戈尔基的小丘。这一做法很有道理。巴克莱、巴格拉季翁和多赫图罗夫完全能够维持这样一种防御作战——俄军没有尝试进行任何大规模机动。他们也比库图佐夫年轻得多、灵活得多。更重要的是，库图佐夫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库图佐夫战死，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就会崩溃。在得到部队的信任和服从方面，没有其他任何指挥官能够接近库图佐夫的程度。正如伊万·拉多日茨基所述：“只有元帅库图佐夫公爵，真正的俄罗斯之子，她的乳房滋养长大的儿子，才能不经一战放弃帝国的古都。”[70]

战斗刚刚结束后，放弃莫斯科的想法似乎还离库图佐夫的脑海很远。与此相反，他告诉下属们他打算在次日发起进攻。拿破仑尚未投入近卫军、俄军损失极大的消息说服他改变了心意。俄国估计俄军在舍瓦尔季诺和博罗季诺的总损失在45000～50000人，而法军的损失大约在35000人。尤其是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近乎被歼灭。即使在几个星期后——那时掉队者已经返回了队列，第二军团据测算在9月7日还是损失了超过16000人，这还没有算上两天前在舍瓦尔季诺损失的5000人。此外，高级军官的伤亡状况已使军队遭到了严重削弱。[71]

库图佐夫因此下令退却。在整场战局中，俄军的后卫几乎只有这一次表现低劣。这一点被归咎于它的指挥官马特维·普拉托夫，此事也被正规军官视为他们长期以来秉持的“哥萨克将领没有指挥步兵和炮兵的能力”这一观点的证明。主要问题在于，普拉托夫的后卫并没能像科诺夫尼岑总是以高超的技能完成的那样，迫使法军拖延前进步伐，也没能将法军保持在距离撤退中的俄军主力部队足够远的地方。其结果是已经精疲力竭的部队没能得到所需要的休整。俄军过早地离开莫扎伊斯克（Mozhaisk/Можайск），这意味着扔下数以千计的伤员，与此前撤退中发生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库图佐夫加强了后卫部队并用米哈伊尔·米洛拉多维奇取代普拉托夫之后，战况大有改观，但这一事件使得正规军和哥萨克指挥官间的紧张局面越发严重。[72]

然而基本的一点是，俄军已经用尽了空间。博罗季诺会战过去6天后，库图佐夫的军队就已经位于莫斯科郊外。现在的大问题是，到底是否要为这座城市而战。库图佐夫会发现和巴克莱相比，他更难放弃莫斯科。这两位将军都是在许多战场上以身犯险的爱国者，但他们为之而战的俄罗斯并不完全一样。巴克莱对俄国士兵怀有极大的忠诚和仰慕，但他是一位生长在彼得堡的新教徒波罗的海人。对他而言，俄国首先意味着皇帝、军队和国家。出于感情和利益因素，这也是库图佐夫的俄国的一部分，但它们并非全部。对老俄罗斯贵族阶层中任何尚未丢掉根基的人来说，还有另一个俄国，一块在罗曼诺夫王朝和帝国之前就存在的、定都于莫斯科的东正教土地。

库图佐夫离开彼得堡就任总司令时给亚历山大的最后几句话是，他宁死也不会放弃莫斯科。在抵达总部后不久，他致信莫斯科总督罗斯科普钦，“损失军队更重要还是丢失莫斯科更重要，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在我看来，丢失莫斯科就会连带丢失俄罗斯本身。”然而，当军事会议于9月13日在菲利（Fili/Фили）召开时，库图佐夫意识到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如果他继续坚持战斗，就很可能会一并葬送军队和古都。总司令无疑在下午4点召开会议前就已经做出了放弃城市的决定。但落实这样一个重大步骤之前，他不能不征询手下高级将领们的意见。此外，在做出这样一个注定会招致巨大的愤怒和谴责的决定时，库图佐夫也渴望让其他人分担他的责任。[73]

军事会议上的主角是本尼希森和巴克莱。前者已经在莫斯科城外选择了军队正准备展开战斗的阵地。按照经久不衰的习惯，光是自尊心就足以让他拒不承认已经犯下了错误。从他后来和亚历山大的通信来看，他显然急于把丢失城市的责任推到库图佐夫和巴克莱身上。在军事会议上巴克莱列出了俄军在这一阵地上坚持防守必定会失败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俄军在数量上严重处于劣势，也是因为他们的阵地被河谷分割开来，这让协同抵抗变得十分困难。一场失败的会战将导致穿过莫斯科火速撤退的结果，这会轻易地使军队瓦解。唯一可能的做法是主动去进攻拿破仑的军队，但在博罗季诺遭受的惨重军官损失使运动战的风险极大。托尔和叶尔莫洛夫赞同巴克莱的观点，尽管叶尔莫洛夫缺乏说出观点、在他的上级面前承担责任的道义勇气。与此相反，巴克莱不仅表现出了道德上的勇气，也以决定性的劝说分担了继任者的责任，表现出慷慨的精神。[74]

剩下的就是让一支疲倦而且某种程度上士气低落的军队、它的全部辎重以及一些伤员穿过一座巨城的街道的艰巨任务了。由于敌军正紧随其后，这可能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莫斯科将被放弃的消息向平民透露得非常晚，这一事实也无助于事态的发展。就在军队于9月14日通过莫斯科时，市民们仍然在大群大群地逃出城市。一位参谋将这一景象描述为“不是军队在通行，而是整个部落从地球一端转移到另一端”。巴克莱以他惯有的不知疲倦尽力给这种混乱强加某种秩序。军官被安排到重要的十字路口指挥部队，骑兵在纵队两边骑行以阻止逃亡和劫掠，巴克莱本人则在监督安排状况。[75]

然而，这时的真正英雄是米洛拉多维奇，他当时正在指挥俄军后卫。法军前卫中与他相当的人物通常是若阿基姆·缪拉，这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两位将军都是喜爱华丽服饰和豪爽举动的炫耀者。但说这二人都不够聪明就太过低估他们了，米洛拉多维奇不仅大方而有荣誉感，而且时常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谦虚和精明。他必定总结出了当前危险状况的本质所在，并多少有些大胆地派他的副官前往缪拉那里提议与他休战一天，以便让俄军能够离开莫斯科，将这座城市保全下来。这一请求被拒绝之后，米洛拉多维奇便威胁要展开巷战，将莫斯科化为一片废墟。缪拉比大部分法军将领都更渴望舒适的宿营地、和平与回国。也许是被拿破仑自己的幻想蒙蔽了，他将莫斯科的陷落视为和平的前奏。这一切使他不仅接受了米洛拉多维奇的休战请求，后来还将休战额外延长了12个小时。米洛拉多维奇既厚颜又莽撞地当机立断让俄军几乎毫发无损地离开了莫斯科。[76]

库图佐夫原则上可以从多个方向撤出莫斯科。以他转向西北方向为例，他可以堵住前往特维尔和彼得堡的道路，那里的居民注定会因莫斯科沦陷的消息而喧嚣不已。事实上他沿着通往梁赞（Riazan/Рязан）的道路朝东南方向撤退。在面对从西面进入莫斯科的敌军时，这条路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最安全的退路。然而，当他于9月17日在博罗夫斯克（Borovsk/Боровск）渡过莫斯科河后，库图佐夫就急转向西，快速行军越过了前往卡希拉（Kashira/Кашира）和图拉的道路，而后沿着从莫斯科朝西南方向延伸的旧卡卢加大道南进。

与此同时，拿破仑于9月15日进入莫斯科，将他的总部设在克里姆林宫。就在这一天，大火在城市的许多部分燃烧起来。莫斯科烧了整整6天，它3/4的建筑物都被摧毁。总的来说，在1812年夏季和秋季，莫斯科城和整个莫斯科省有价值2.7亿卢布的私人财产被毁，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笔天文数字。绝大部分平民早已逃离了城市，但那些留下来的人们被赶出了家门，变得一贫如洗，有时就此丧命。主要得益于能干的军队卫生勤务主管詹姆斯·怀利（James Wylie）的努力，30000多名曾经待在莫斯科的伤兵中仅有6000人未能及时转移。那些被留在莫斯科的伤员中有很多葬身火海。在俄军收复莫斯科后，他们发现并焚化了12000具尸体。[77]

甚至早在大火开始前，俄军就被迫放弃城市里储藏的大量军事物资，其中包括70000多支步枪，尽管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步枪里有一半需要修理。莫斯科原本是库图佐夫大军的后方基地，等到这座城市将被放弃的消息传来时，要运走所有军事贮藏是十分困难的。在这个最后关头不可能找到足够的大车，所以大部分武器、装备以及其他军事物资将被23条驳船运走。前3条驳船成功离开了莫斯科，但第4条船被炮兵部门装上了严重超载的物资，在莫斯科河里动弹不得，从而堵住了余下19条船的通道。这些驳船装载了价值500万卢布的武器、服装和装备，迫于无奈这些物资都被焚烧，以免落入拿破仑之手。[78]

谁或者什么导致了这场大火一直都是个争议的源头。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亚历山大与拿破仑都没有下令焚烧这座城市。罗斯托普钦在莫斯科陷落前说法国人只会征服它的灰烬，他将莫斯科救火队的2000人和所有装备都转移出城。来自库图佐夫大军的哥萨克分遣队至少烧毁了一处城市里的住所，紧接着就是自从拿破仑通过斯摩棱斯克、侵入俄国核心地带以来俄军一直采取的摧毁所有房屋的焦土政策。库图佐夫也下令应当在留下来的众多军事仓库里放火。尽管法国人的草率和劫掠可能有助于城市的毁灭，但俄国人无疑最该为发生的状况负责。然而在当时，要紧的是这样的看法：拿破仑应当对此负责，城市的毁灭是为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欧洲解放所做出的巨大牺牲。[79]

也许大火有助于分散法军对库图佐夫从梁赞大道到卡卢加大道的侧敌行军的注意力。在通常状况下，由于侧敌行军让俄军纵队在拿破仑位于莫斯科的大军前方通过，它会是一个危险的举动。然而事实上，法军的疲惫和哥萨克的后卫技艺的结合意味着即使在拿破仑了解到他的敌人正前往梁赞之前，俄军也已经不再位于梁赞大道上了。

在旧卡卢加大道上的塔鲁季诺（Tarutino/Тарутино）附近设立营地后，库图佐夫就处于强势地位了。他可以掩护位于布良斯克省的兵工场和仓库，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图拉兵工场及工坊。在莫斯科陷落的消息传来后，图拉兵工场的许多工匠逃回了他们的家乡。图拉兵工场的守备司令沃罗诺夫（Voronov/Воронов）少将报称，如果他被迫撤出图拉的话，以后要花6个月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这将是俄国战争努力进程中的灾难。元帅能够向他保证，图拉现已处于俄军保护之下，当前不会面临任何危险。[80]

塔鲁季诺对库图佐夫而言是极好的营地，这里有利于他派出袭击分队骚扰从莫斯科一路向西伸展到斯摩棱斯克的漫长法军交通线，他也处于和托尔马索夫、奇恰戈夫保持联系的最佳位置。由于他的食物补给和援军大部分是从肥沃而人口众多的南方省份通过卡卢加运来的，因此库图佐夫的新部署给了他为士兵和马匹提供粮草、恢复他们实力的一切机会。然而，为了理解这是怎样做到的，我们必须把视线从军事行动上移开一段时间，转而观察俄国后方的动员状况。

[1] 关于里加城防的最好资料是I.G.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7，St Petersburg，1902，pp.355-9。M.I.Bogdanovich，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3 vols.，St Petersburg，1859-60（关于里加的城防见vol.1，pp.340-3）和 Entsiklopediia中的许多相关条目也一如既往地有价值。关于里加要塞守备司令埃梅（Emme）将军的回忆录，见Voennyi sbornik，53/11，1910，pp.30-38，这些回忆很有意思，不过也许对埃森将军有些不公平。

[2] 除非另行表述，不然我关于1812年的所有部队实力数字都取自Entsiklopediia的相关条目。关于维特根施泰因得到的命令，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巴克莱致维特根施泰因，1812年7月4日（旧历），pp.134-5。

[3] 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1，pp.351-2提出了关于芬兰战争中经验的看法，也可参考如下两本团史：Captain Geniev，Istoriia Pskovskago pekhotnago general-fel’dmarshala kniazia Kutuzova-Smolenskago polka：1730-1831，Moscow，1883，pp.178-82（Гениев Н.И.История Псковского пехотного，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а князя Кутузова Смоленского полка.1700-1881.М.，1883.С.178-182）；S.A.Gulevich，Istoriia 8-go pekhotnago Estliand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1，pp.128-41.关于维特根施泰因所部的士气和胜利的影响，见V.Kharkevich（ed.），1812 god v dnevnikakh，zapiskakh i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4 vols.，Vilna，1900-1907，‘Zapiski A.I.Antonovskago’，vol.3，pp.72-3。

[4] 例如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评论，收录在A.G.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p.333，345。

[5] 关于多夫雷，可参阅F.von Schubert，Unter dem Doppeladler，Stuttgart，1962，p.58；关于苏霍扎涅特，可参阅N.M.Zatvornitskii，Pamiat’ o chlenakh voennago soveta，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3/4，St Petersburg，1906，pp.141 ff（Затворницкий Н.М.Память о членах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Столетие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Т.3.Кн.4.СПб.，1906.С.144 и далее）。

[6] 关于迪比奇，可参阅亚历山大·奇切林的评论：L.G.Beskrovnyi（ed.），Dnevnik Aleksandra Chicherina，1812-1813，Moscow，1966，p.135. Dnevnik Pavla Pushchina，St Petersburg，1896，p.111（Дневник Павла Пущина.СПб.，1896.С.111）。

[7]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32 vols.，Paris，1858-70，vol.24，no.19100，Napoleon to Berthier，19 Aug.1812，pp.158-9.

[8] Marshal Gouvion Saint-Cyr，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Paris，1831，vol.3，pp.79-81；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Wittgenstein to Alexander，6 Aug.1812（OS），pp.284-5.

[9] Gulevich，S.，Istoriia 8-go pekhotnago Estliand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11，pp.137-41.

[10] Saint-Cyr，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sous le Directoire，le Consulat et l’Empire，vol.3，p.87.

[11]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7，no.32，p.295：维特根施泰因致亚历山大：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8月25日（旧历），但这些递交给皇帝的报告上的日期明显是亚历山大收到时的日期，而非撰写日期。1400万的总数来自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p.72.1811年度财政预算的数据来自F.P.Shelekhov，Glavnoe intendantskoe upravlenie，Stoletie voennago ministerstva，5/1，St Petersburg，1903，p.373。在1812年的俄国，由于对“行省”一词的定义较为复杂，因此在省份数目上产生了轻微的模糊。一些边疆地区和亚洲地区并不被称作行省。

[12] 可参阅少将瓦西里·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评论，他在托尔马索夫的军团里指挥一个旅：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pp.199-215。

[13] 朗热隆称这个军团为“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之一”。作为这支部队的副司令，他的看法是偏颇的，但这一点会被多瑙河军团的表现所证明。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7。

[14]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64，俄土和约，pp.406-17。

[15] 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称呼。——译者注

[16] 亚历山大给奇恰戈夫的两封关键信件分别写于7月6日和22日（均为旧历）：Voenno-istoricheskii sbornik，2/3，1912，pp.201-6。

[17]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6，亚历山大致巴克莱，1812年4月7日（旧历），pp.181-2。

[18] 这些指示收录在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45，1812年4月21日，pp.363-5。

[19] 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97，鲁缅采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7月5/17日，pp.486-90。

[20] 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13，no.321，特伊尔致巴克莱，1812年6月26日/7月8日，pp.329-30. Voenno-istoricheskii sbornik，2/3，1912，亚历山大致奇恰戈夫，1812年6月13日（旧历），pp.196-8.关于奥地利的许诺，尤其要注意弗朗茨二世和施塔克尔贝格的谈话：Vneshniaia politika Rossii，6，no.158，施塔克尔贝格致鲁缅采夫，1812年4月29日/5月11日，pp.393-6。

[21] 关于行军路线和时间，见Materialy voenno-uchenago arkhiva 1812，vol.17，pp.197-8。

[22] V.von Löwenster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2 vols.，Paris，1903，vol.1，p.250. Voennyi sbornik，47/1，1904，no.19，亚历山大致巴克莱，1812年11月24日（旧历），pp.231-6.

[23] S.Panchulidzev，Istoriia kavalergardov，St Petersburg，1903，vol.3，p.180（Панчулидзев C.A.История кавалергардов.СПб.，1903.T.3.C.180）.

[24] N.M.Konshin，‘Zapiski o 1812 gode’，IV，8，1884，pp.263-86，at pp.281-2.A.M.Valkovich and A.P.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Moscow，2004，no.27，库图佐夫致亚历山大，1812年8月19日（旧历），pp.24-5. Kutuzov，vol.4i，Moscow，1954，no.125，库图佐夫致叶卡捷琳娜·伊利尼奇娜·库图佐娃（E.I.Kutuzova/Е.И.Кутузова），1812年8月19日（旧历），p.108。

[25] Langeron，A de，Mémoires de Langeron，Général d’Infanterie dans l’Armée Russe：Campagnes de 1812，1813，1814，Paris，1902，p.28.事实上俄军在莫扎伊斯克遗弃了许多伤员，不过那时的状况很特殊。

[26] Carl von 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2 in Russia，London，1992，pp.175-6.

[27] Antoine de Jomini，The Art of War，London，1992，pp.64-5，230，233-8.

[28]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p.70-2.

[29] F.Glinka，Pis’ma russkogo ofitsera，Moscow，1987，p.293.

[30] 科诺夫尼岑和克罗伊茨（Kreutz）将军（他指挥一部分后卫骑兵）所作的评论收录在Kharkevich（ed.），1812 god，vol.2，pp.70-2，124-5；也参阅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关于科诺夫尼岑的回忆，收录在Tartakovskii（ed.），Voennye dnevniki，pp.313-6.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pp.129-36。

[31] Ivan Radozhitsk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3 vols.，Moscow，1835，vol.1，pp.131-2.

[32] 关于这一委员会的记录，见KutuzovL.G.Beskrovnyi（ed.），M.I.Kutuzov：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54，vol.4i，no.82，pp.71-3.关于这一选择背后的争议，见A.G.Tartakovskii，Nerazgadannyi Barklai，Moscow，1996，pp.130-7.A.A.Podmazo，‘K voprosu o edinom glavnokomanduiushchem v 1812 godu’，in Otechestvennaia voina 1812 goda：Istochniki，pamiatniki，problemy.Materialy X vserossiiskoi nauchnoi konferentsii.Borodino，3-5 sentiabria 2001 g.，Moscow，2002，pp.140-6（Подмазо А.А.К вопросу о едином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м в 1812 году//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812 года；Источники，памятники，проблемы.С.140-146）。

[33] Dnevnik Pavla Pushchina，1812年8月19日（旧历），p.59. Correspondance de l’Empereur Alexandre Ier avec sa sœur la Grande Duchesse Cathérine 1805-1818，nos.70 and 73，亚历山大致叶卡捷琳娜，8月8日、9月18日（均为旧历），pp.81-2，86-93。

[34] 关于库图佐夫的文献是极为丰富的。也许最好的概述是N.A.Troitskii，Fel’dmarshal Kutuzov：Mify i fakty，Moscow，2002（Троицкий Н.А.Фельдмаршал Кутузов；Мифы и факты.М.，2002）。

[35] 关于主要将领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文献是V.Bezotosnyi，‘Bor’ba general’skikh gruppirovok’，in 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2002，vol.1（Безотосный В.М.Борьба генераль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ок//Эпоха 1812 года…Т.1.М.，2002），另外也可见Lidiia Ivchenko，Borodino：Legenda i deistvitel’nost’，Moscow，2002，pp.6-18（Ивченко Л.Л.Бородино；Легенда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М.，2002.С.6-18）。

[36] 除了在上一条注释中列出的资料之外，另见Mémoires du Général Bennigsen，3 vols.，Paris，n.d.，vol.3，pp.77-84。关于他们之间就拉耶夫斯基炮垒的设计产生的争执，见I.P.Liprandi，Materialy dl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Sobranie statei，St Petersburg，1867，176-8。

[37] Carl von Clausewitz，The Campaign of 1812 in Russia，London，1992，p.148.

[38] 关于博罗季诺的二手文献是非常多的：英文读者应当从A.Mikaberidze，The Battle of Borodino，Barnsley，2007一书开始，它提供了清晰而公平的说明，来自俄国视角的部分尤其如此。Duffy，Borodino依然是优秀、简要的介绍。和几乎所有时候一样，俄文著作中的起始点是Entsiklopediia中的条目［在这一情况下是‘Borodinskoe srazhenie’（Бороди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第80-92页］，它给出了当代俄文著作对这场会战的最好诠释的良好总结。关于1812年的军事行动的俄文文献数目众多、细节详尽而且时常质量很高。其中的一个范例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米尔诺夫（A.A.Smirnov/А.А.Смирнов）给9月5日舍瓦尔季诺战斗撰写的三篇长文，它们分别概述了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的史料编纂学。见Epokha 1812 goda：Issledovaniia，istochniki，istoriografiia，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Moscow，vol.3，2004，pp.320-51；vol.4，2005，pp.239-71；vol.5，2006，pp.353-68：‘Chto zhe takoi Shevardinskii redut？’（Эпоха 1812 года…Т.3.М.，2004.С.320-351；Т.4.М.，2005.С.239-271；Т.5.М.，2006.С.353-368）。

[39] 关于这一部署及其相关影响，年轻的第五军参谋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回忆录中有很好的说明：见‘Zapiski Nikolaia Nikolaevicha Murav’eva’，Russkii arkhiv，3，1885，pp.225-62，at p.250。关于炮火所造成伤亡的讨论，见：A.A.Smirnov，‘Somnitel’nye vystrely’，in Problemy izucheniia istorii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Saratov，2002，pp.150-4（Смирнов А.А.Сомнительные выстрелы//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812 года.Саратов，2002.С.150-154）。

[40] Mark Adkin，The Waterloo Companion，London，2001，pp.120-1，284-301.

[41] 距离数据来自Entsiklopediia，pp.80-3.巴克莱向库图佐夫递交的报告收录在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no.331，26 Sept.1812（OS），pp.249-51（Бородин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хроника.М.，2004.С.249-251）。在罗里·缪尔（Rory Muir）的优秀著作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London，1998中，他于第15页指出，俄军的战线平均每英里部署了36000人，与之相比，威灵顿的部队每英里部署了24000人。这些推算总是很难进行的，但我猜测，如果有人采用俄军实际战线长度代替起初部署位置距离的话，那么这个部队密度数据会变得更高。

[42] 例如，巴克莱通过勒文施特恩要求近卫骑兵指挥官尽力确保他的部队——俄军最后的精锐预备队——保持隐蔽。舍维奇将军则回复说根本找不到掩蔽物。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1，p.264。以格拉贝为例，他指出叶尔莫洛夫让他命令保卫拉耶夫斯基多面堡的部队躺下来，以此削弱炮火影响，但他们拒绝如此行事：P.Grabbe，Iz pamiatnykh zapisok：Otechestvennaia voina，Moscow，1873，p.77。

[43] 来自俄方视角的最好描述是关于这一时期俄军工程部队的官方历史：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该书第760～765页提到了博罗季诺，但关于1812年的其他围城战和这一时期工程部队的结构、任务，就需要阅读前后文了。波格丹诺维奇对这些工事做出了合理的描述，他在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pp.142-3中称之为“非常脆弱”。英文二手著作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径直重复源自法国方面的神话。因而最近出版的Fighting Techniques of the Napoleonic Age，London，2008（edited by Robert Bruce et al.），p.113如此描述，“巨大的俄军多面堡……防御设施令人心悸”。

[44] 波格丹诺夫的回忆录复写本刊布在Borodino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St Petersburg，2001，pp.169-71（Бородино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СПб.，2001.С.169-171）。

[45] Fabritsius，Glavnoe inzhenernoe upravlenie，pp.762-4.Clausewitz，Campaign，p.151.

[46] Liprandi，Materialy，pp.177-80.

[47] Alexander Mikaberidze，The Battle of Borodino（Barnsley，2007），pp.75-6很好地处理了相关争议。就连年轻的格林卡中尉（当时已经退役）也记录说，他从博罗季诺教堂钟楼上看到拿破仑的部队在9月6日傍晚集中到（俄军）左翼，并回忆说他那天遇到的俄军军官的“普遍意见”是拿破仑会攻击俄军左翼：Pis’ma glavneishikh deiatelei v tsarstvovanie Imperatora Aleksandra I，ed. N.Dubrovin，Moscow，2006，pp.18，299。

[48] Löwenstern，V.von，Mémoires du Général-Major Russe Baron de Löwenstern，vol.1，pp.261-2。

[49] Alexander Mikaberidze，The Battle of Borodino（Barnsley，2007），pp.49-53讨论了兵力数字，并提供了一张表格，列出了历史学家和同时代的人所做的许多不同估计。

[50] 关于米洛拉多维奇的援军，见他在1812年8月18日（旧历）给亚历山大的报告，收录在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pp.21-2.

[51] Philippe de Ségur，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Russia，1812，2 vols.，Stroud，2005，vol.1，p.255.

[52]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vol.24，no.19182，p.207.

[53] Count P.de Ségur，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to Russia，1812，vol.1，pp.251-2.这一次，古尔戈将军的Napoléon et la Grande Armée en Russie ou Examen critique de l’ouvrage de M.le Comte de Ségur，Paris，1826，pp.213-15在为拿破仑所作决定辩护时是完全正确的。

[54] 近卫猎兵团团长卡尔·比斯特罗姆的官方报告和该团团史一样，以细节描述令读者感到相当迷惑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no.293，比斯特罗姆致拉夫罗夫，1812年8月31日（旧历），pp.168-70；Istoriia leib-gvardii egerskago polka za sto let 1796-1896，St Petersburg，1896，pp.84-6。关于巴克莱，见Grabbe，P.，Iz pamiatnykh zapisok：Otechestvennaia voina，Moscow，1873，p.74.关于传言，可参阅Tartakovskii，A.G.（ed.），Voennye dnevniki，Moscow，1990，p.107，伊万·杜尔诺沃日记。

[55] 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pp.332-54的附录（prilozhenie/приложение）4中提供了其他军阶人员的完整伤亡数据。关于法军炮兵，见A.P.Larionov，‘Izpol’zovanie artillerii v Borodinskom srazhenii’，in K stopiatidesiatiletiiu otechestvennoi voiny，Moscow，1962，pp.116-31 at p.127。

[56] Jomini，Art of War，pp.202-3.

[57] T.von Bernhardi，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kaiserlichen russischen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Carl Friedrich Grafen von Toll，5 vols.，Leipzig，1858，vol.4，p.74.

[58] I.Ul’ianov，1812：Russkaia pekhota v boiu，Moscow，2008，pp.164-5（Ульянов И.Э.1812；Русская пехота в бою.М.，2008.С.164-165）.

[59] 关于库泰索夫，见A.A.Smirnov，General Aleksandr Kutaisov，Moscow，2002（Смирнов А.А.Генерал Александр Кутайсов.М.，2002）。

[60] 得益于叶尔莫洛夫回忆录的翻译者兼编辑亚历山大·米卡贝里泽（Alexander Mikaberidze），这本回忆录现在出现了英文版本：The Czar’s General，Welwyn Garden City，2007.他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位于第159～161页。勒文施特恩的记述在Mémoires，vol.1，pp.257-9。

[61] 关于炮兵在博罗季诺的部署，见Larionov，‘Izpol’zovanie’，各处。P.Pototskii，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p.181-2将这些不足之处解释为库泰索夫之死的后果。关于利普兰季的观点，见Kharkevich（ed.），1812 god，vol.2，‘Zamechaniia I.P.Liprandi’，pp.28-9。

[62] 关于帕斯克维奇的记述，见I.F.Paskevich，‘Pokhodnyia zapiski’，in 1812 god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1995，pp.72-105，at pp.102-3（Паскевич И.Ф.Походные записки//1812 год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С.102-103）。

[63] Grigorii Cantacuzene/Григорий Кантакузены，其罗马尼亚文拼写为Cantacuzino。——译者注

[64] 关于诺罗夫的评论，见Pototskii，P.，Istoriia gvardeiskoi artillerii，St Petersburg，1896，p.178.关于立陶宛团中校瓦西里·季莫费耶夫（Vasilii Timofeev/Василий Тимофеев）的精彩回忆，见Kharkevich（ed.），1812 god，vol.2，pp.176-84。关于芬兰团，见S.Gulevich，Istoriia leib gvardii Finliandskago polka 1806-1906，St Petersburg，1906，pp.204-20（Гулевич С.А.История лейб-гвардии Финляндского полка，1806-1906.С.204-220）。关于立陶宛团，见N.S.Pestreikov，Istoriia leib-gvardii Moskovskago polka，St Petersburg，1903，vol.1，pp.59-83（Пестряков Н.С.История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олка.СПб.，1903.Т.1.С.59-83）。

[65] Eugen，Memoiren Memoiren des Herzogs Eugen von Württemberg，vol.2，pp.110-11；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2，pp.219，226.

[66]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夫斯科耶团在9月7日一共损失了不到300人：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p.342。

[67] D.Chandler，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London，1993，p.807指出拿破仑的决定可能是正确的。

[68] 关于第二次进攻多面堡的最近分析是V.N.Zentsov，‘Borodinskoe srazhenie：Padenie “bol’shogo reduta”’，in Borodinskoe pole：Istoriia，kul’tura，ekologiia，Moscow，2000，pp.31-55（Земцов В.Н.Бородинское сражение；Падение «большого редута»//Бородинское поле；История，культура，экология.М.，2000.С.31-55）。

[69] ‘Zhurnal uchastnika voiny 1812 goda’，Voenno-istoricheskii sbornik，3/2，1913，pp.163-4.

[70] Radozhitskii，I.，Pokhodnyia zapiski artillerista s 1812 po 1816 god，vol.1，p.168.

[71] Valkovich and Kapitonov（eds.），Borodino：Dokumental’naia khronika，pp.332-5.Mikaberidze，Borodino，p.209.

[72] V.M.Bezotosnyi，Donskoi generalitet i ataman Platov v 1812 godu，Moscow，1999，pp.33-4，62-4，75-83.米洛拉多维奇的副官，费奥多尔·阿金福夫（Fedor Akinfov/Фёдор Акинфов）的回忆录对了解这一时期很有用：‘Iz vospominanii Akinfova’，in Kharkevich（ed.），1812 god，vol.2，pp.205-12。

[73] 关于库图佐夫给亚历山大的话，见埃德林（Edling）伯爵夫人的回忆录，收录在A.Libermann（ed.），Derzhavnyi sfinks，Moscow，1999，p.177（Державный сфинкс.М.，1999.С.177）. Kutuzov，vol.4i，no.105，库图佐夫致罗斯托普钦，1812年8月17日（旧历），pp.90-91。

[74] 和通常情况下一样，关于军事会议的最佳概述依然是Entsiklopediia，pp.666-7。米卡贝里泽对叶尔莫洛夫回忆录的翻译让人明确领悟到他和库图佐夫就放弃莫斯科的责任所进行的博弈：The Czar’s General，pp.168-72。本尼希森在1813年1月19日（旧历）给亚历山大的信中表达了他在争论中的立场，这封信收录在Voennyi sbornik，1，1903，pp.235-8。

[75] S.I.Maevskii，‘Moi vek ili istoriia generala Maevskago，1779-1848’，Russkaia Starina，8，1873，pp.135-67，at p.143.

[76] ‘Iz vospominanii Akinfova’，in Kharkevich（ed.），1812 god，vol.1，pp.205-12.Maevskii，‘Moi vek’，pp.143-4.

[77] 和通常情况下一样，最新的综述位于Entsiklopediia当中，尤其见关于莫斯科（第476～479页）和大火（第482～484页）的部分。关于被毁的私人财产数据，见Bogdanovich，M.I.，Istoriia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oda，vol.3，p.28。关于伤员的疏散，见Mikhailovskii-Danilevskii，Memuary 1814-1815，St Petersburg，2001，p.189作者后来与怀利的交谈。也见S.Gavrilov，Organizatsiia i snabzheniia russkoi armii nakanune i v khode otechestvennoi voiny 1812 g.i zagranichnykh pokhodov 1813-1815 gg.：Istoricheskie aspekty，St Petersburg，2003，pp.143-4。

[78] 关于驳船，见战后调查记录，收录在Kutuzov，vol.4ii，prilozhenie no.20，pp.717-8。

[79] A.I.Popov，Velikaia armiia v Rossii：Pogonia za mirazhom，Samara，2002，pp.178 ff.（Попов А.И.Великая армия в России：Погоня за миражом.Самара，2002.С.178 и далее）一如既往地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80] V.N.Speranskii，Voenno-ekonomicheskaia podgotovka Rossii k bor’be s Napoleonom v 1812-1814 godakh，candidate’s dissertation，Gorky，1967，pp.386-8. Kutuzov，vol.4i，no.294，库图佐夫致沃罗诺夫，1812年9月7日（旧历），p.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