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尼亚危机

贝希托尔德伯爵在布赫劳的乡间住宅其实是一座宫殿，配备有精美的会客室、富丽的两层画廊。更有趣的是，家族原有的庄园宅邸位于附近的山上，里面收藏有珍贵的历史服装及家具等物品。若是换作其他场合，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会沉溺其中，但他在布赫劳的逗留短暂且充满压力。双方仅用一天便达成协议，就在当晚，筋疲力尽的伊兹沃利斯基给副手尼古拉·恰雷科夫（Nikolai Charykov）写信，和他说了此事。[68]

从那以后，关于两人在布赫劳达成了什么协议以及哪些地方没有达成一致，坊间流传着各种猜测。为了在俄国公众舆论中挽救自己，伊兹沃利斯基假装这是一次理论探讨，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或承诺。伊兹沃利斯基说谎了，他担心奥地利公开发布的文件可能戳穿他的谎言，大大加剧此后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紧张关系。布赫劳会议没有正式会议记录，双方甚至没有形成任何文字性记录。尽管如此，根据会议之后不久奥地利和俄国的说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猜到发生了什么。不出所料，俄国同意奥地利吞并波黑，奥地利支持俄国军舰获得海峡通行权。双方又多了一些事后考虑：俄国盼着吞并行为让奥地利在巴尔干国家变得不受欢迎，而维也纳认为它做了一个轻松让步，因为英国和土耳其很可能会封锁海峡。虽然伊兹沃利斯基提出请求，但埃伦塔尔不愿向塞尔维亚提供任何领土补偿，不过双方的确在针对保加利亚的政策以及很多更次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69]

关键在于，尽管双方或多或少同意了未来协议的条款，但他们几乎没有提到时间表以及达成目的的手段。然而，从埃伦塔尔的书信来看，伊兹沃利斯基提出需要组织某种形式的会议，从而让1878年《柏林条约》的所有签署国达成一致。埃伦塔尔显然接受了他的意见。奥地利外交大臣唯一（且未说出）的条件是，他想先取得土耳其对吞并的同意，再出席征得大国同意的会议。哪怕是在与埃伦塔尔谈判时，伊兹沃利斯基也十分清楚，他达成的交易可能在伦敦和俄国公众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从布赫劳致信恰雷科夫，说凭借运气与技巧，现在有机会取得自由通行权，即便还无法取得英国的正式同意，与奥地利的正式协议（以及可能衍生出的与德国的正式协议）对未来的情势仍有价值。他也警告恰雷科夫，想让俄国公众舆论接受这笔交易可谓“困难重重”，需要立刻着手谨慎地引导民意。[70]

1908年10月4日，伊兹沃利斯基到达巴黎，和法国政府谈判，然后他会去伦敦。巴黎的一位外交官同僚回顾了这幕场景：“在大沙龙一端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伊兹沃利斯基先生，他和善地向那天巴黎最漂亮、最有魅力的几位参政女性解释他的外交政策和形势，她们是让·德·卡斯特拉内（Jean de Castellane）伯爵夫人、让·德·蒙特贝洛（Jean de Montebello）伯爵夫人、格雷菲勒伯爵夫人。”[71]光鲜景象之外，严峻且可能致命的问题正处于紧要关头。到达巴黎后，伊兹沃利斯基发现埃伦塔尔的来信已经在等他了。这封信告诉他，奥地利会在三天内宣布吞并波黑。此后，埃伦塔尔似乎在吹嘘，关于声明的确切时间表他骗了伊兹沃利斯基。[72]若果真如此，那也只差了几天，因为俄国大臣离开布赫劳时已然知道10月末奥地利会宣布吞并一事。然而，伊兹沃利斯基尚未来得及同法英两国商谈此事，哪怕再拖几天，这份声明也会免于给他造成爆炸性影响。更糟的是，奥地利大使把消息透露给了法国，还强调说圣彼得堡与维也纳达成了共识。伊兹沃利斯基立刻发现，此时巴黎和伦敦都不会支持他和埃伦塔尔达成的交易。爱德华·格雷爵士容忍了此事，他告诉伊兹沃利斯基，时机恰当时，他先前做出的支持俄军获得海峡通行权的保证仍然有效，但是奥地利吞并波黑、打击新生的土耳其“自由”政权违反了国际法，激怒了英国公众，目前英国人民绝不会容忍给君士坦丁堡施加额外压力。伊兹沃利斯基优雅地让步，与伦敦和巴黎一致，他同意推出一项政策，其核心是呼吁《柏林条约》签约国开会解决吞并问题，并补偿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73]

这项政策或许满足国际法的要求以及俄国境内斯拉夫主义者的意见，但在维也纳和柏林遭到断然反对。埃伦塔尔从一开始就拒绝给予塞尔维亚人任何有意义的补偿。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后，柏林再也不愿参加国际会议，它认为自己在会议上总是被投票否决。德国十分清楚自身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态，决定在此问题上完全支持它唯一的盟国奥地利。更重要的是，1905年俄国没有支持柏林，而是支持伦敦，德国人很高兴能有机会让它明白它要为此付出何等代价。伊兹沃利斯基与法国和英国达成了一致政策，然后才把政策呈给德国，供其讨论，这使德国更愤怒。此外，当俄国外交大臣声称圣彼得堡没有在英德对立中支持英国时，德国也可以当面冲他抱怨。从1908年10月到1909年3月“波黑危机”最终解决，欧洲外交一波三折，但本质问题很简单。英国和法国不会为它们达成的政策而战，俄国军力太弱，无力作战。相反，如有必要，奥地利会为挫败英法俄三国的政策而战，德国也已准备好支援它。然而，德国和奥地利都清楚现实情势，认为不需要真的诉诸武力便可达成目的。[74]

对于伊兹沃利斯基与埃伦塔尔的交易，如果说英国的反应令俄国外交大臣失望，那么圣彼得堡的反应则是更大的打击。布赫劳谈判前，伊兹沃利斯基与尼古拉二世在策略上达成一致，但是斯托雷平首相和其他大臣都不知情。从宪法角度说，这是正确的，但从政治角度看，它是愚蠢的。1908年2月，斯托雷平与财政大臣科科夫佐夫已然愤怒地指出，俄国外交官和将军会瞒着政府秘密实施骇人又危险的政策。2月，两人阻止了总参谋部让俄国参与对土耳其发动潜在战争的计划，现在他们面临由于外交大臣同奥地利商谈秘密交易而引起的危机。伊兹沃利斯基处理谈判的方式以及他同埃伦塔尔达成交易的条件令斯托雷平大为光火。斯托雷平指出，对大臣会议与公众意见来说，为了与奥地利达成交易而牺牲斯拉夫利益是无法接受的。国务会议和公众意见听说了吞并“斯拉夫领土”的消息，还听到奥地利声称它与俄国政府已就此事达成协议，于是他们出现骚动。斯托雷平很快使尼古拉二世相信，公众的愤慨让伊兹沃利斯基的政策无法推行。

大臣会议想立刻召回外交大臣，听取解释，但是沙皇坚称，应该允许伊兹沃利斯基造访柏林，完成在欧洲的谈判。这次访问让外交大臣高兴不起来。德国毫不动摇地支持奥地利。或许更糟的是，伊兹沃利斯基在柏林与《新时代报》高级记者A.A.皮连科（A.A.Pilenko）长谈。自从上任后，外交大臣一直勤恳地致力于与这份有影响力的报纸结好。事到如今，他的政策能否推销给俄国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时代报》采取的路线。然而面谈之后，皮连科公然嘲讽伊兹沃利斯基。他告诉一位俄国外交官：“别费心多说了，你的论证统统没用。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摧毁外交部，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这样做。”[75]

对伊兹沃利斯基来说，这是历时数月的媒体与公众舆论对其抨击的开始。由于很多原因，在此时承认外交大臣背叛斯拉夫利益，时机会显得尤为不对。1908年6月，四十多年来的首届全员斯拉夫人代表大会（All-Slav Congress）在布拉格召开。这场会议的推动力与其说来自俄国，不如说来自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奥地利境内，斯拉夫与德意志社群之间蔓延的紧张态势要求斯拉夫人团结一致，这种呼声在布拉格格外响亮。1907年奥地利实行全民普选，这让斯拉夫联盟首次有机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就此而言，关键在于同波兰人达成协议。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呼吁俄国和波兰为了斯拉夫团结的事业和解，这符合波兰对谢尔盖·萨佐诺夫、格里戈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等俄国斯拉夫主义者的强烈忠诚感。布拉格会议让一些俄国人产生了恢复斯拉夫人团结的巨大希望。在东亚的失败让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重新关注巴尔干地区，至于那些一直强调俄国是斯拉夫人领袖的人，他们的威信也因此增长。于是，吞并引起了超常的愤怒。斯拉夫社群委员会主席P.D.帕连索夫（P.D.Parensov）将军写了本小册子，提醒俄国人别忘了他们对斯拉夫人和自身历史所肩负的使命。如果日耳曼政权试图强迫俄国承认波斯尼亚的政变，他们就应该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俄军不是在远东作战，而是在俄国土地上为俄国事业而战。1908年11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报告称：“各界对巴尔干问题反应很强烈，只要它影响到斯拉夫利益和塞尔维亚的命运，所有阶级和各个党派都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每天都有关于巴尔干问题的演讲以及讨论此情势的集会。”[76]

巴尔干危机期间，俄国公众舆论风暴不只出于对斯拉夫事业的单纯热情。关键一个因素是，以《新时代报》为首的俄国媒体极其不负责任。英国大使馆严肃地指出：“比起维持和平的重要性，俄国媒体显然更专注于捍卫斯拉夫利益。”[77]报纸对公众传播幻想，使政府面临采取危险政策的巨大压力。因为此事，英国在俄国问题上的最杰出专家唐纳德·麦肯齐·华莱士（Donald Mackenzie Wallace）爵士与《新时代报》的所有者阿列克谢·苏沃林交涉，苏沃林仅仅回答，他已把对编辑的控制权交给年轻一代，政府如此软弱，只有媒体才能为俄国事业做主。亚历山大·吉尔斯此时已是圣彼得堡电报局局长，波斯尼亚危机期间，他在伊兹沃利斯基指导媒体的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事后，他写了一篇颇具洞察力的备忘录，解释他为何失败。在他看来，在远东的惨败已让俄国人民深感耻辱，他们身为大国的自豪感受损，因此怨恨并怀疑政府。除此之外，俄国人普遍有危机感与失望情绪，比起内政事务，这种情绪在对外政策上往往能更轻易地找到发泄口。媒体反映了这些情绪，它们太强大了，无法被转移或压制。[78]

俄国境内当然有更理智的声音，但它们很少有机会盖过意见激流，被人听取。前远东总司令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将军写道：“社会陷入紧张情绪，不能冷静地思考。”俄国人和巴尔干斯拉夫人在性格、价值观和利益上存在很大不同。这体现了一个事实：数世纪来他们各自生活，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库罗帕特金写道，事实上，“就心理而言，兴奋又狂热的塞尔维亚人与安静的俄国居民的相似处还不及俄国人与德国人的相似处多”。俄国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放了那些斯拉夫人，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没有义务从德国的文化霸权下进一步解救他们，无论如何，德国的文化霸权往往对他们有利。俄国必须顾及它自己的利益和身份特性。俄国的利益与亚洲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俄国的身份特性需要包括非斯拉夫人臣民，他们在沙皇的臣民中占三分之一，但他们对俄国来说远比外国人重要。俄国在欧洲没有多少真正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与奥地利和德国的核心利益也不冲突。斯拉夫主义者描绘的幻象会轻易地把俄国人民拖入与德国、奥地利的战争。库罗帕特金激烈地质问，倘若爆发战争，一开始就会有700万俄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作战，这会导致俄国毁灭，为了斯拉夫梦想，这样做值得吗？这些都是睿智的观点。遗憾的是，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未能从远东战场凯旋，因此他的话缺乏共鸣和正当性。[79]

1908年11月7日，大臣会议决定了俄国对此后的波斯尼亚危机采取的策略。伊兹沃利斯基承认，他低估了吞并对俄国舆论的影响，尽管舆论的激动在很多方面毫无道理，但它仍是政府需要尊重的现实。外交大臣的坦白需要用粗体字强调，因为它直指对公众意见在俄国外交中作用的争论的核心。伊兹沃利斯基说，既然公众不同意与奥地利达成交易，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坚持他同法国和英国达成的会议协议。他补充说，尽管此举存在危险，但至少比正面抗议吞并安全得多，它也的确蕴含着俄国未被孤立的意思。大臣会议同意了他的路线，希望可以避免承认吞并，稳住势态。大臣们几乎都没有外交经验。正如人们预想到的那样，他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何应对危机的国内影响，如何避免与杜马正面冲突。在这方面，事实证明，他们的策略相当成功。1908年12月25日，伊兹沃利斯基在杜马发言，他的话得到了惊人的支持，这让政府大大松了口气。伊兹沃利斯基没有说出他和奥地利谈判的全部真相，并声称始于19世纪70和80年代的奥俄协议承认奥地利有权吞并这些地区，这束缚了他的手脚。这些话帮助他赢得支持。[80]

可想而知，政府路线在对外事务上的成果要小得多。俄国希望与土耳其一起反对吞并理论上的土耳其省份。对土耳其的支持也在英国针对埃伦塔尔的抗议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1909年1月，土耳其原则上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补偿。比起徒劳地追求早已丢失的省份，新的土耳其政权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此外，尽管新政权一开始亲英，并怀疑德国（因为德国曾支持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但它很快认清潜在的地缘政治和历史的真相，对俄国的恐惧和厌恶在其认识中上升到突出地位。土耳其驻圣彼得堡大使对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说，海峡是最重要的问题。俄军军舰自由通过海峡的主意“触及土耳其的心脏”。[81]

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政策也未收获更好效果。每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都认为祖国有权拥有波黑，因为塞尔维亚人是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中世纪时当地曾属于塞尔维亚的领土。吞并波黑的图谋无疑激起了塞尔维亚的民族情绪，没有哪个政党或政客能压制这种感情。只要有俄国、英国和法国打算召开会议并补偿塞尔维亚的希望，塞尔维亚人自己就不可能放弃这类希望。无论俄国政府给予塞尔维亚什么样的保持克制的建议，俄国媒体和公众都用对立的高声支持将这些建议淹没了。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瓦西里·谢尔盖耶夫（Vasili Sergeev）恐怕不是应对这种挑战的恰当人选，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称，谢尔盖耶夫是个“讨人喜欢、受认可的同事，但他胆小寡言”，渴望逃到慕尼黑或斯德哥尔摩的清闲职位上去。[82]

塞尔维亚人越发愤怒，与此同时，俄国驻维也纳武官马尔琴科上校报称，整个秋季和冬季，越来越多令人担心的证据表明，奥军在塞尔维亚边境集结。这些报告不但上交给陆军部，也传给斯托雷平，有时甚至也传给尼古拉二世。马尔琴科准确地报称，奥军领导层强烈支持现在就毁灭塞尔维亚。国际形势也极为有利：俄国尚未从1904～1905年的战败中复原；意大利的注意力和资源都集中于对近日墨西拿（Messina）地震的善后。摧毁塞尔维亚，既能消灭巨大的未来风险，也能让哈布斯堡帝国的内敌与外敌相信维也纳仍然强大。11月，据马尔琴科说，军工厂夜以继日地生产，以填充弹药库。1909年2月，奥地利忙于为炮兵旅重新装配新大炮。马尔琴科报称，奥地利计划集中五个军对付塞尔维亚，但它相信俄国不会干涉，甚至未在加利西亚边境做任何准备。12月，奥地利在南部边境展开第一轮大规模兵力部署，第二轮和第三轮预计将于3月展开。马尔琴科越发坚持己见，他强调，奥地利的全部军事准备都是为了在1909年3月上旬以后随时对塞尔维亚发动压倒性的强大攻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方将领一致认为这是最佳进攻时机。奥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f）将军想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他认为持久战是危险的。[83]

面对奥地利这些令人警觉的迹象，俄国请求柏林约束其盟友。伊兹沃利斯基与尼古拉二世都努力了，但劳而无功。1909年2月5日，奥斯滕-萨肯伯爵递交了一份关于德国能力和意图的分析报告。此时，俄国在柏林部署的人员不仅有大使馆外交官，还有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及财务专员，以及尼古拉二世在威廉二世的宫廷私人代表伊利亚·塔季谢夫（Ilia Tatishchev）将军。奥斯滕-萨肯充分地融合了他们的智慧与眼光。

奥斯滕-萨肯提交的文件中，两份最全面的报告来自财务专员和陆军武官亚历山大·米赫尔松（Aleksandr Mikhelson）上校。米赫尔松的报告格外详细、消息灵通、富含智慧，任何总结都无法很好地概括它。米赫尔松写道，德军的人员素质超过所有军队。就士兵的训练、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指挥官和参谋官的专业性和素养而言，此言不虚。军事交通、军事组织以及重炮的数量和质量德军也很优越。1905年摩洛哥危机时，德军甚至没有足够的滑膛枪，这对俄国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当时德军野战炮甚至比俄军的还差，更别提法军了。这是前任陆军大臣海因里希·冯·戈斯勒（Heinrich von Gossler）犯下的错误。可是现在，这些装备上的劣势不仅得到弥补，而且德军已用新武器训练了一年多。米赫尔松提醒读者，18个月来他一直指出，在1909年春天，德军会做好对法俄开战的最充分准备。

是否会爆发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问题，米赫尔松把这个政治问题留给了大使奥斯滕-萨肯。他指出，大部分军官只谈论战争的来临，并满心地期待战争。他复述了和一位高级将领的谈话，此人渴望为被乏味的物质主义主导的德国社会恢复“新鲜空气”。米赫尔松也指出了取胜的显著优势：摧毁作为大国的法国；打破“泛斯拉夫”迷梦；在长期和平后重振军队自身的荣耀。他也指出了现在进攻的不利之处：“德国人很清楚，在欧洲大陆，时间对他们不利，却对俄国和斯拉夫民族有利。”站在军事角度，米赫尔松认为，维护和平还是发动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对英国行动的预测。如果柏林真的认为英国会参战，它就会担心皇家海军对德军造成损害，这很可能会导致德国人“平静地坐下，不敢同任何欧陆国家开战”。[84]

财务专员的报告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德国的能力，另一部分是德国的意图。他指出，很难判断任何一个国家在财政上对现代战争所做准备的充分程度，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的税收和信贷，其他因素包括政治和财政机关应对现代战争给贸易和工业造成的重大打击的能力。他指出，德国最近费了很多工夫使其财政体系为战争做准备。德国有众多未开发的税收和信贷来源，他估计政府能在战争第一年募集10亿马克以上的资金，并在第二年募集7亿马克以上的资金：“这些数字表明，德国会尽一切可能速战速决。”此外，哪怕只是考虑对俄国开战，由于德国的贸易和工业与俄国经济存在密切联系，“只要战争延长”，德国的贸易和工业“就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面临崩溃危险”。至于德国的意图，财务专员指出，金融圈认为，日俄战争时德国给予俄国慷慨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但俄国恩将仇报。德国资本家当然明白媒体并不总能准确反映社会的感受，但是俄国媒体对德国的敌意如此持久广泛，这必然反映俄国读者想听到什么。除此之外，还有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在奥地利君主国和东欧的冲突。因此德国金融界认为，“俄国社会支持激进的斯拉夫运动，它正威胁每个德意志人都为之骄傲的历史悠久的德意志文化”。[85]

2月5日，奥斯滕-萨肯伯爵写了两封信，内容涵盖上述备忘录。此前，他在报告中说，俄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的行为和此后的行为让威廉二世感到不公平与背叛。奥斯滕-萨肯在信中指出，他不会重复这些话。波斯尼亚危机中，柏林如此明确地表示愿意支持维也纳，这对俄德关系来说当然是新的深层担忧。武官描述的军事筹备或许只是德国针对恼人的孤立与不安全感采取的防御措施，但也可能预示更危险之事。1908年秋天，皇帝接受英国报纸《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现得不谨慎，奥斯滕-萨肯强调了此事在德国境内引起的强烈攻击对皇帝的影响。德国境内普遍认为君主说话不靠谱，威廉二世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透露情报，这更强化了他们的看法。更糟的是，威廉声称，1899～1902年战争期间，他向伦敦提供了关于打败布尔人的最佳方式的建议，这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奥斯滕-萨肯写道，贝恩哈德·冯·比洛未能保护威廉不受攻击，与君主关系密切的圈子认为此举几乎等同于叛国。一些高级将领认为，只有战场胜绩才能稳固君主国动摇的威信，并转移要求国内政治改革的巨大压力。大使补充道，国际环境也鼓励德国入侵，因为在德国存在一种诱惑：趁俄国仍处于虚弱状态，应一劳永逸地“摆脱斯拉夫问题的噩梦”。俄国要么战斗，要么放弃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立场，在二者间游走需要极大的谨慎。[86]

尼古拉二世公正地评价说，奥斯滕-萨肯收集的报告“全面且有趣”。它们也令人警觉。1909年2月下旬，奥地利完成了军事筹备，其外交大臣遂采取攻势。埃伦塔尔致信比洛，声称他的目标是粉碎一切关于未来的、更伟大的塞尔维亚的梦想。有时候战争或许是达成这种目标的必要手段，但就此事而言，还没到如此地步。奥地利情愿和平地实现目标，它应该存在轻易达成的可行性——现在光给塞尔维亚一个严厉的教训，日后再利用保加利亚对付塞尔维亚。3月，埃伦塔尔打算告诉塞尔维亚政府，奥地利不再接受它对于吞并的抱怨，贝尔格莱德必须裁减军备，并保证日后同君主国保持和睦友邻关系。与此同时，维也纳会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大国，虽然不会特意请求它们干涉贝尔格莱德，但埃伦塔尔认为其他大国会力劝塞尔维亚保持理智。除非塞尔维亚人不接受奥地利的条件，并放弃关于赔偿和波斯尼亚自治的一切主张，奥地利才会下达最后通牒。埃伦塔尔补充道，他不希望挑起同俄国的战争，也相信俄国渴望和平。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人如何利用他们在圣彼得堡的分量。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事态的控制，埃伦塔尔指示驻圣彼得堡大使向斯托雷平递交一些书信，它们能证明伊兹沃利斯基率先就吞并问题与奥地利接洽，并明确承诺会支持吞并。此举意在提醒俄国，维也纳掌握的文件能够颠覆伊兹沃利斯基在俄国的形象，让他在俄国和斯拉夫公众面前成为十足的骗子。[87]

势态的演变如埃伦塔尔所愿，很可能也如他所料。俄国请求比洛介入维也纳，阻止埃伦塔尔披露这些文件。比洛承诺，倘若俄国介入贝尔格莱德，努力让塞尔维亚人安静下来，他就介入维也纳。如果伊兹沃利斯基愿意如此承诺，比洛就乐于讨论危机解决步骤，让俄国可以避免因被迫太过公然地放弃此前的政策而受辱。比如，最近土耳其对吞并的认可，或许可以被视作其他大国对维也纳行为的一种书面承认。然而，除非圣彼得堡对德国做出将有力地干涉贝尔格莱德的“有约束力的承诺”，否则柏林会让盟国奥地利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行动。奥军在南部边境集结，威胁显而易见。比洛将这封信交给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普塔莱斯（Friedrich Pourtalès）伯爵。1909年3月14日，普塔莱斯将它转交给伊兹沃利斯基。[88]

3月19日（周五）晚6点，尼古拉二世在皇村的郊区宫殿召集大臣会议，讨论德国的提议。会议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然而，最终的决策是事先定好的。会议开始时，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的报告解释了最近的外交交换，并强调，如果爆发战争，俄国不能指望法国的支持，更不用说英国的。他补充说，德皇威廉二世渴望有机会进攻俄国，无论如何，俄国都无法从“设法摧毁塞尔维亚民族”的奥地利手中挽救塞尔维亚。不出所料，在伊兹沃利斯基请求大臣同僚决定俄国应如何行动后，会议陷入了“令人不安的长久停顿”。俄国大臣会议并非基于对政策集体负责的意识凝聚成的内阁。俄国大臣们对外交事务既无经验也无责任，让他们当着沙皇的面就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发表意见，是史无前例之举。更尴尬的是，唯一负责任的答案还得承认军队的虚弱，并导致俄国蒙受屈辱，而沙皇讨厌这两点。更糟的是，会议没有主持人，因为斯托雷平身患重病。出席会议的资深大臣是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他（照例）率先说了长长一段话。然而，他的发言是久经考验的俄国官僚主义风格的说辞——换言之，他只说了战争的财政后果，这属于他作为财政大臣的责任范围。当然了，出席者都清楚战争对国内政治的威胁，但对此负责的大臣，也就是内政大臣斯托雷平不在，于是无人提出这个问题。

关键人物必然是陆军大臣亚历山大·勒迪格将军。同僚们请他解释军队状态以及俄国军备。勒迪格“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说俄国缺少士兵、火炮和要塞！因此俄军完全无法作战”。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个疑问——这些年陆军大臣拿着拨给陆军的巨额经费干啥去了？勒迪格解释道，自1905年战败后这笔钱便被用于恢复军力。文职大臣不大可能在纯军事问题上质疑将军的话，何况他传达坏消息时要负全责。最后，沙皇询问军队是否如勒迪格所述一般完全缺乏准备。陆军大臣在职的日子已经没几天了，但他的发言体现了一贯的诚实和道德勇气。[89]

大臣会议基本上做出了决定，尽管仍存在一些外交障碍。会议后，伊兹沃利斯基回复比洛，称俄国会尽可能友好地答复维也纳的请求，从而正式认可吞并，但他仍旧对奥军似乎还是一心求战表示抗议。他也没有明确放弃此前同意举行欧洲会议的承诺。[90]后来，一些俄国人说，柏林对此的回应是德国的最后通牒。3月22日，柏林承诺，它会建议奥地利向其他大国递交希望其正式许可吞并的请求，该请求会提到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同意转让主权。然而，在德国采取这一行动前，比洛有一个要求：一旦奥地利的请求送达，俄国“必须坚决”给予其肯定的、“无保留”的回应。

德国的正式通知被呈给伊兹沃利斯基，并被尼古拉二世阅读，通知的语气坚定但有礼貌。[91]比洛发给大使的电报口吻却严厉得多。普塔莱斯告诉伊兹沃利斯基，德国需要“明确答复——是或否……任何回避性的、不清楚的或者不合格的回答都会被视为回绝”。“回避”的范围包括国际会议的问题，比洛认为此事与答复没有关联。俄国破解了德国的外交密码，伊兹沃利斯基和尼古拉二世都读到了比洛给普塔莱斯的指示，所以他们可能更觉得被冒犯了。在生活中，不撕下交谈对象的礼貌外衣、不刺探其真实想法，结果往往更好。[92]

（3月23日）周二晚上7点，伊兹沃利斯基将比洛的要求呈给尼古拉二世。[93]在那之后，俄国同意了比洛的提议，随后正式承认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由于俄国退让，塞尔维亚政府只得同意奥地利的要求。表面上，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不战而胜，但他的胜利其实是皮洛士式的。他的对手受辱，但未在实际意义上被削弱或被毁灭。俄国方面，在这次危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尼古拉二世，这不仅因为沙皇在制定政策时的关键作用，也因为他的反应代表了俄国上层阶级普遍意见。他写信给母亲玛丽皇太后，声称一旦俄国面临承认吞并或旁观奥地利侵略塞尔维亚的直接选择，压抑自身的骄傲是更好的做法。“诚然，”他补充道，“德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和做法很粗鲁，我们不会忘记的。我想，他们又一次想让我们疏远法国和英国，这回他们又失败了。这种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94]

[1] 今沈阳。——译者注

[2] Corbett的著作是1914年之前作品的重印本，但它仍是研究这场海战的最佳英语著作，参见：J. S. Corbett，Maritime Operation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Annapolis，Md.，1994）。关于整场战争，可参见2005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百年会议后呈现的两卷本论文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这是我参加过的组织得最好的会议，就学术争议和用三种语言书写的出版物来说，它也是我参加过的最有价值的会议，参见：Steinberg et al.，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

[3] W. Mommsen，Grossmachtstellung und Weltpolitik，1870-1914：Die Aussen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Frankfurt，1993），pp. 162-163. 这个时期德国对俄国的基本政策，参见：B. Vogel，Deutsche Russlandpolitik：Das Scheitern der deutschen Weltpolitik unter Bülow，1900-1906（Düsseldorf，1973）。另见关于那几年有关德国想法的有益讨论：S. Neitzel，“Das Revolutionsjahr 1905 i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der Grossmachte，” in Das Zarenreich，das Jahr 1905 und seine Wirkungen，ed. J. Kusber and A. Frings （Berlin，2007），pp. 17-56。

[4] A. J. P.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71），pp. 417-426；Mommsen，Grossmachtstellung，pp. 168-172；A. V. Ignatev，“Gody voiny s Iaponiei i pervoi russkoi revoluitsii，” in Istoriia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Konets XIX-nachalo XX veka，ed. V. A. Emets et al. （Moscow，1997），pp. 163-222. 这些“经典的”英语、德语、俄语著作对1904～1906年德国政策的阐释没有根本区别。关键的俄国文献，参见：KA，5 （1924），pp. 5-49。

[5] 威廉很大程度上是自主行动，违背了比洛的意图，此事也说明德国政策前后不一。

[6] 主要见：Lambsdorff to Osten-Sacken，Oct. 28，1904 （OS），and Lambsdorff to Nelidov，Sept. 26/Oct. 9，1905，in KA，5 （1924），pp. 14-15，35-36。

[7] 关于这一点的关键书信是：Nelidov to Lambsdorff，Nov. 2/15，1905，in KA，5 （1924），pp. 40-42。此外，可参见涅利多夫与俄方在贷款事宜上的关键谈判人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的大量通信：KA，10 （1925），pp. 3-35，and 11/12 （1925），pp. 421-32。关于法俄金融关系，最完整的表述仍是Girault 的著作，参见：R. Girault，Emprunts russes et investissements français en Russie，1887-1914（Paris，1973）。

[8] 比如，H. Afflerbach，Der Dreibund：Europaische Grossmacht-und Allianzpolitik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Vienna，2002），pp. 538ff。意大利的立场及对这些事件的释读与俄国极为相似。

[9] 这些指示复现于：“Rossiia i Alzhesirasskaia konferentsiia，” KA，41/42 （1930），pp. 7-15。

[10] 出自尼古拉向兰布斯多夫描述的比约克会谈，参见：GARF，Fond 568，Opis 1，Delo 66，listy 33-35 （July 12，1905，OS）。

[11] Prince IvanKudashev to Izvolsky，April 8/21，1906，list. 43ii，GARF，Fond 559，Opis 1，Delo 86.

[12] Osten-Sacken to Lambsdorff，Nov. 4/17，1904，in KA，5 （1924），p. 16.

[13]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27，list. 3，Osten-Sacken to Lambsdorff，March 16/29，1906.

[14] 关于杜尔诺沃以及政府的镇压机制负责人眼中的国内危机，见：Lieven，Russia’s Rulers，chap. 6，but esp. pp. 214-216。参见这一章有关1905年作品的注释，尤其是关于Bushell的注释：J. Bushnell，Mutiny and Repression：Russian Soldiers in the Revolution of 1905 （Bloomington，Ind.，1988）。我在档案馆读了基列耶夫的日记，他的评论见：RGB OR，Fond 126，Opis 1，K 14，list. 153i。不过，这份日记后来出版了，见：A. A. Kireev：Dnevnik，p. 150。就连外交官的日记也是数量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在未出版的日记中，比如克诺林男爵的日记，1906年春夏克诺林是伊兹沃利斯基的大臣办公厅主任，哪怕是在1906年6月，他的日记也流露了很多恐惧。参见：“Ma nomination auprès de M. Iswolsky，” in Extraits de mon journal intime（Vevey，1926），pp. 33，35，43。我的表亲Serge de Pahlen向我提供了这些没出版的匿名日记。

[15]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758/817，Backhouse reports，Jan. 16/29，1906 （listy 11ff.），and Feb. 7，1906 （listy 28ff.）. 这封信及很多其他外交通信被俄方拦截，必要时俄方会破译信件。

[16] 关于大使馆，见：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758/817，for example，Backhouse’s comments，listy 28ff。关于柏林与圣彼得堡大使馆及德国领事的通信，见：AVPRI，Fond 133，Opis 470，Ed. Khr. 48，list. 44 （Richthofen to Miquel，Nov. 12，1905），list. 80 （Miquel to consuls in Rostov，Kovno，Odessa，and Riga，No. 17，1906），list. 145 （Miquel to Richthofen，Dec. 26，1905）。关于德国与1905年革命，见：B. Vogel，“Die deutsche Regierung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von 1905，” in Deutschland und der Weltpolitik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ed. P.-C. Witt （Düsseldorf，1973），pp. 221-236。

[17] ME，no. 15，July 1，1906，pp. 6-9. R. C. Williams，“Russians in Germany，1900-1914，” in Laqueur and Mosse，1914，pp. 254-282.

[18] Benckendorff to Izvolsky，July 12/25，1906，no. 17，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2，pp. 335-338.

[19] 介绍伊兹沃利斯基的最好文章是：V. E. Avdeev，“Aleksandr Petrovich Izvol’skii，” Voprosy istorii，5 （2008），pp. 64-79。伊兹沃利斯基的回忆录（由C. L. Seeger翻译成英文——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Iswolsky［London，n.d.］）不如他的书信有趣。不幸的是，他的日记只有一小部分尚存，见：GARF，Fond 559，Opis 1，Delo 86。很多同时代的外交官的回忆录与日记都曾刻画伊兹沃利斯基，但是萨佐诺夫和他十分相熟，我认为他的评价格外贴切，见：Sazonov，Vospominaniia，p. 13。

[20] GARF，Fond 559，Opis 1，Delo 86，listy 20-27ii. Knorring，“Ma nomination，” pp. 28-29，40-41，60. M. Krichevskii，ed.，Dnevnik A.S.Suvorina（Moscow，1923），pp. 372，376-377.

[21] RGVIA，Fond 830，Opis 1，Delo 170，listy 7i-8ii.

[22] RGVIA，Fond 830，Opis 1，Delo 170，listy 3ii-6ii.

[23] 代表是特奥多尔·马滕斯，见他的日记：Sept. 22，1905 （OS）：AVPRI，Fond 340，Opis 787，Delo 6，list 78ii。

[24] 关于战后与日本关系，主要俄国著作为：Ia. A. Shulatov，Na puti k sotrudnichestvu：Rossiisko-iasponskie otnosheniia v 1905-1914 gg.（Moscow，2008）。

[25] 对阿穆尔（Amur）铁路以及俄国远东政策的更多介绍，见：S. S. Grigortsevich，“Dal’nevostochnaia politika Rossii，” in Emets et al.，Istoriia，pp. 277-294。1907年、1910年和1912年的协议可在此书附录中找到：P. Berton，Russo-Japanese Relations，1905-1917（Abingdon，2012），pp. 130-140。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见：Schoen to Bülow，May 17，1907，GP，vol. 25i，pp. 53-56。

[26] 关于伊兹沃利斯基上任前与本肯多夫的对话，参见他的日记：GARF，Fond 559，Opis 1，Delo 86，listy 34i-ii。摩洛哥危机期间，本肯多夫致兰布斯多夫的私人书信已体现了对权力均衡的强烈关心，见：GARF，Fond 568，Opis 1，Delo 326，listy 113ff.，Benckendorff to Lambsdorff，Jan. 13/26，1905。

[27] 介绍本肯多夫的主要著作为：M. Soroka，Britain，Russia，and the Road to the First World War：The Fateful Embassy of Count Aleksandr Benckendorff（Farnham，2011）。这本著作十分有趣，包含很多新材料，但在我看来，对这位大使批判得太过。

[28] GARF，Fond 568，Opis 1，Delo 326，listy 13ff.，Benckendorff to Lambsdorff，July 27/Aug. 9，1900.

[29] Benckendorff to Neratov，July 2/June 19，1911，in MOEI，vol. 18i，no. 147.

[30] Benckendorff to Izvolsky，Jan. 23/Feb. 5，1908，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2，pp. 120-24.

[31] Benckendorff to Izvolsky，Aug. 23/Sept. 5，1906，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1，pp. 358-363.

[32] Benckendorff to Izvolsky，Nov. 8/Nov. 21，1907，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2，no. 35，pp. 92-94.

[33] 旧时波斯国王称号。——译者注

[34] 关于英俄协议的最佳研究，见：J. Siegel，Endgame：Britain，Russia，and the Final Struggle for Central Asia（London，2002）。介绍促成协议的俄国想法的关键文件，见：“K istorii anglo-russkogo soglasheniia 1907g，” KA，69/70 （1935），pp. 3-39，and “Instruktsiia A. N. Shpeieru，” KA 53 （1932），pp. 3-37。

[35] 比如，他对亚历山大·涅利多夫描述1806年他在柏林的会谈，见：Izvolsky to Nelidov，Oct. 26/Nov. 8，1906，no. 13，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2，pp. 215-217；以及他与德国大使的谈话，可见：Bülow，May 20，1906，in GP，vol. 25i，no. 8508，p. 13。

[36] AVPRI，Fond 340，Opis 787，Delo 7，listy 17ii，30i.

[37] 除了注释34引用的信件，还可参见他在1906年8月21日致波克列夫斯基（Poklevsky）和本肯多夫的信：nos. 34 and 41，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1，pp. 382-385 and 394-395。

[38] S Angliei ili s Germaniei？，pp. 7-8.

[39] NA FO 371，512，no. 28438，Bayley to O’Beirne，Dec. 8，1908，p. 294.

[40] NA FO 371，412，no. 19622，O’Beirne to Grey，June 2，1908，p. 412.

[41] NA FO 371，517，no. 23176，pp. 345-346，Memorandum by Sir Charles Hardinge，June 12，1908.

[42] 相关例子太多，比如可见：Pourtalès tel.，Feb. 18，1908，in GP，vol. 25ii，pp. 321-322。

[43] 相关例子也有很多，可见：Osten-Sacken to Izvolsky，April 6/19，1907，listy 111-112，in AVPRI，Fond 133，Opis 1，Delo 17。

[44] AVPRI，Fond 133，Opis 1，Delo 17，listy 232-234，Bulatsel to Gubastov，Oct. 5/18，1907.

[45] 伦敦和圣彼得堡就海峡问题的相关讨论，可参见：BD，vol. 4，nos. 257，258，259，265，268，pp. 279-282，287-288，290-291，from March 15 to May 1，1907。

[46] Memorandum dated May 27，1908 （NS），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75/276，listy 9ff.

[47] NA FO 371，3642，Annual Report，Nicolson to Grey，Jan. 29，1908，p. 18.

[48] 今希维诺乌伊希切（Świnoujście）。——译者注

[49] Osten-Sacken to Izvolsky，Aug. 4/17，1907，in Izvolsky，Au service，vol. 1，pp. 98-100.

[50] Brockdorff-Rantzau to Bülow，Sept. 29，1907，no. 7381，in GP，vol. 22，pp. 76-77.

[51]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75/276，Memorandum of Osten-Sacken，May 27，1908，listy 9ff.

[52] Nicolson to Grey，March 25，1907，no. 259，and March 27，1908，no. 261，in BD，vol. 4，pp. 281-282，283-284.

[53] 关于帕利岑的观点，见：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66/267，listy 2-4，Palitsyn to Izvolsky，Jan. 17，1908 （OS）；list. 6，Palitsyn to Izvolsky，Jan. 25，1908；listy 8-9，Grand Duke Nicholas to Izvolsky，Feb. 3，1908 （OS）。关于他对1908年1月21日斯托雷平主持的特别会议的评价以及1908年2月25日（儒略历）国防会议的讨论，分别见：listy 13ff.，listy 3ff.，in RGVIA，Fond 830，Opis 1，Delo 181。

[54] 比如，见：B. Dignas and E. Winter，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Neighbours and Rivals（Cambridge，U.K.，2007）。

[55] “Sluzhebnaia zapiska direktora dep. Politsii ot 15 avgusta 1908g，” KA，35 （1929），pp. 141-150.

[56] 斯托雷平的观点，见：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66/267，listy 17ff.，and RGVIA，Fond 830，Opis 1，Delo 181，listy 3ff。关于济诺韦伊，见：Lieven，Russia’s Rulers，pp. 62-64。

[57] RGIA，Fond 1276，Opis 4，Delo 626，listy 2-5，Zinovev to Izvolsky，Jan. 8/21，1908.并参见随附的有关更广泛问题的历史备忘录：（listy 6-9，Jan. 19，1908）。

[58] GARF，Fond 568，Opis 1，Delo 74，listy 1-16：list. 1，undated letter of Lambsdorff toUrusov，copied to Nicholas Ⅱ；listy 2-4，Osten-Sacken to Muravev，Dec. 10/22，1899；listy 5-8，Urusov to Muravev，April 27/May 10，1900；listy 9-10，Muravev to Urusov，n.d.；listy 11-16，Urusov to Muravev，May 9/22，1900.

[59]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17 （pt. 2），listy 488i-502ii.

[60] 写作本段的基础是阅读了AVPRI 中1905～1908年俄国外交大臣与维也纳使馆的全部通信。（儒略历）1908年1月19日，外交部向斯托雷平提交了关于巴尔干问题的有趣的长篇备忘录，它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德国意见的正确性，参见：RGIA，Fond 1276，Opis 4，Delo 628，listy 10-19。关于奥地利与土耳其的看法，见：F. R. Bridge，From Sadowa to Saraevo：The Foreign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1866-1914（London，1972），pp. 211-309，and M. Hakan Yavuz，ed.，The Russo-Turkish War of 1877-1878 and the Treaty of Berlin（Salt Lake City，2011），esp. G. Tokay，“A Reassessment of the Macedonian Question，1878-1908，” and Yavuz，“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ire’ Through War and Reform。”

[61] 见注释56，另见：I. Yosmaoglu，Blood Ties：Religion，Violence，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hood in Ottoman Macedonia，1878-1908（Ithaca，N.Y.，2014）。

[62]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17 （pt. 1），Urusov to Lambsdorff，April 21/May 4，1905 （list. 190）；Dec. 27，1905/Jan. 9，1906 （listy 161ff.）；Dec. 29，1905/Jan. 11，1906 （listy 230ff.）；Delo 117 （pt. 2），Urusov to Lambsdorff，Jan. 11/24，1906 （listy 3ff.）；Feb. 23/March 8，1906 （listy 43ff.）.

[63] 领事利沃夫将军说他的观点反映了见识广博的匈牙利人的意见。关于他的观点，参见：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40，listy 329ff.，Lvov to Urusov，Dec. 7/20，1906。

[64] Oct. 31，1907，no. 7383；Bülow to Aehrenthal，Dec. 8，1907，no. 7384；Marschall to Bülow，Dec. 14，1907，no. 7385，in GP，vol. 22，pp. 79-81，81-83，83-88.

[65] AVPRI，Fond 133，Opis 470，Delo 15，Izvolsky to Osten-Sacken，listy 28ff.，Feb. 14，1908 （OS）.

[66] 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670，Marchenko to General Staff，Jan. 17，1908，listy 1-2.

[67] 布赫劳会议前的四篇关键备忘录，参见：nos. 2，3，9，and 32 （pp. 3-6，9-11，25-34），in OUA，vol. 1。关于君主国的联合政府会议的讨论，另见no. 75，pp. 78-83。

[68] B. E. Schmitt，Interviewing the Authors of the War（Chicago，1930），pp. 26-29.

[69] 关于俄方，关键文件载于：I. V. Bestuzhev，“Bor’ba v praviashchikh krugakh Rossii po voprosam vneshnei politiki vo vremia Bosniiskogo krizisa，” Istoricheskii Arkhiv，no. 5 （1962），pp. 113-147。关于会议本身，关键文件是会议当晚伊兹沃利斯基致恰雷科夫的信，见：no. 5，Sept. 3/16，1908，pp. 122-24。关于奥方，参见埃伦塔尔的备忘录：OUA，vol. 1，no. 79，pp. 87-90；and Aehrenthal to Bülow，Sept. 26，1908，no. 8934，以及Aehrenthal to Bülow，Oct. 15，1908，no. 9055，in GP，vol. 26i，pp. 39，186-195。

[70] “Bor’ba，” no. 5，Izvolsky to Charykov，Sept. 3/16，1908，in Istoricheskii Arkhiv，pp. 123-124.

[71] A.Nekliudoff，Diplomatic Reminiscences（London，1920），p. 292.

[72] B. E. Schmitt，The Annexation of Bosnia，1908-1990（Cambridge，Mass.，1937），p. 24.

[73] 关于伊兹沃利斯基的讨论及达成的计划，见：BD，vol. 5，no. 368，Izvolsky’s memo，Oct. 12，1908，pp. 427-428；no. 364，Grey to Nicolson，Oct. 12，1908，pp. 429-430；no. 377，Grey’s Memorandum，Oct. 14，1908，p. 441；no. 387，Grey to Izvolsky，Oct. 15，1908，pp. 451-452。

[74] 关键德国文献，见：GP，vol. 26i，Bülow to Tschirschky，no. 9033，Oct. 13，1908，pp. 160-163，它列出了德国的基本政策路线。齐默尔曼（Zimmermann）的备忘录提供了补充内容，见：no. 9057，Oct. 19，1908，pp. 196-198。德国对俄国的怨言被详细列出，比如可参见：Pourtalès to Bülow，Nov. 1，1908，no. 9085，pp. 235-239，and William Ⅱ’s letter to Nicholas Ⅱ，Jan. 5，1909，no. 9188，in GP，vol. 26ii，pp. 388-391。

[75] 尤其是恰雷科夫致伊兹沃利斯基的关于大臣们对吞并消息反应的电报，见：“Bor’ba，” Sept. 20，1908 （OS），no. 10，in Istoricheskii Arkhiv，pp. 133-134。关于斯托雷平的观点，与皮连科的访谈以及对国内环境的精彩分析，见：E. G. Kostrikova，“Bosniiskii Krizis 1908 goda i obshchestvennoe mnenie Rossii，” Rossiiskaia Istoriia，2 （2009），pp. 42-54 （皮连科的话引自p. 49）。

[76] P. D.Parensov，Bosniia i Gertsegovina（St. Petersburg，1909），p. 14. 关于奥地利的背景，见：P. Vysny，Neo-Slavism and the Czechs（Cambridge，U.K.，1977）。关于此事在俄国斯拉夫主义者中的热烈反响，见：Bobrinsky，Prazhskii s’ezd. NA FO 371，513，no. 38892，Nicolson to Grey，Nov. 5，1908，p. 335。

[77] NA FO 371，726，no. 2214，Nicolson to Grey，Dec. 31，1908，p. 3.

[78] 关于在伦敦与门斯多夫伯爵的对话，见：Mensdorff to Aehrenthal，Feb. 12，1908，no. 990，in OUA，vol. 1，pp. 822-823。12月，尼科尔森写道，《新时代报》对德国的攻击太猛烈了，甚至被其他媒体批评，见：NA FO 371，513，no. 44389，Dec. 16，1908，p. 385。备忘录被Kostrikova 引用，见：E. G. Kostrikova，Rossiiskoe obshchestvo i vneshnaia politika nakanune pervoi mirovoi voiny，1908-1914（Moscow，2007），pp. 50-51。

[79] A. N.Kuropatkin，Zadachi russkoi armii，3 vols. （St. Petersburg，1910），vol. 3，pp. 193-217.

[80] “Bor’ba，” no. 15，“Protokol zasedaniia Soveta ministrov，” Oct. 25，1908 （OS），in Istoricheskii Arkhiv，pp. 136-140. A.A.吉尔斯的私人文件，包括伊兹沃利斯基的演讲文本以及传送给俄国大使馆并制订俄国路线的通告，见：GARF，Fond 892，Opis 1，Delo 34，listy 11ff。

[81] Miquel to Bülow，Oct. 10，1908，no. 9004，in GP，vol. 26i，pp. 124-125.

[82] Forgach to Aehrenthal，Jan. 26，1909，no. 925，in OUA，vol. 1，pp. 770-771.

[83] GARF，Fond 601，Opis 1，Ed. Khr. 755，listy 20ff.，“Sekretnyi doklad voennogo agenta v Vene polkovnika Marchenko”.需要注意，Fond 601包括致沙皇的文件。RGVIA，Fond 2000，Opis 1，Delo 670：list. 39，telegram，Nov. 20，1908 （OS）；list. 41，telegram，Nov. 12，1908 （OS），listy 52ff.，Report，Dec. 2，1908；listy 56ff.，telegram，Dec. 16，1908 （OS）. RGIA，Fond 1276，Opis 4，Delo 641，举个例子，见：listy 43-46，Chief of General Staff to Stolypin，Nov. 7，1908 （OS）。除了这里引用的文件，还有很多别的电报和报告。

[84]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80/281，Mikhelson to Osten-Sacken，Jan. 20，1909 （NS），listy 4-13.

[85]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80/281，Memorandum for Osten-Sacken，Jan. 21，1909 （NS），pp. 14-21. 比如，德国金融圈指出，俄国浮动利率贷款在德国市场上的浮动条件比在法国市场的更好。

[86]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80/281，Letters of Osten-Sacken to Izvolsky，Jan. 23/Feb. 5，1909，listy 22-25.

[87] Aehrenthal to Bülow，Feb. 20，1909，no. 1022，and Aehrenthal to Berchtold，Feb. 26，1909，no. 1068，in OUA，vol. 1，pp. 852-857，893-895.

[88] Bülow toPourtalès，March 14，1909，no. 9437，in GP，vol. 26ii，pp. 669-670.

[89] AVPRI，Fond 340，Opis 787，Delo 7，listy 162-166. 马滕斯在日记中称，有理有据、逐字逐句地向他描述了会议上的讨论。另见下列这本书中的简洁描写：Roediger，Istoriia moei zhizni，vol. 2，pp. 276-277。

[90]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79/280，listy 6i-6ii，“Confidential，Verbal Communication to the German Ambassador，” March 7，1909 （OS），sent to Berlin on March 8 （OS）.

[91]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79/280，list. 8. 德国的通知标注的日期为1909年3月9日/22日，且档案中有尼古拉二世的标记。

[92] AVPRI，Fond 138，Opis 467，Delo 279/280，list. 9：比洛致普塔莱斯的电报副本是用德文写的，上面的标记几乎可以确定是尼古拉二世的。AVPRI保存了大量破译文件，说明沙皇刻苦地钻研过这些破译后的外交通信文件。

[93] RGIA，Fond 516，Opis 1，Delo 28，list 233.

[94] Nicholas to Empress Marie，March 18/19，1909 （OS），KA，50/51 （1932），pp. 18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