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国官员们最初理性地相信，在遏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同时，他们能够不放弃从本土经验中总结出的行为准则。¹²他们坚定地相信侵略与独裁统治紧密相连，并且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最好是建立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经营自由和政治选择自由的原则之上。“美苏关系问题在实质上是对美国作为众国之中的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的考验，”凯南在1947年夏写道，“为了避免灭亡，美国只需要遵循自己最好的传统并且证明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是值得延续的。当然，没有……比这更公平的竞赛了。”¹³

它或许是一个公平的竞赛，但也并不简单：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必须允许在国外开展那些在国内不被接受的行动的压力日益增加。《马歇尔计划》本身——初看起来它成功地将美国本土价值观映射入冷战——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在欧洲其余的非共产党国家恢复经济的手段来保障政治自由：计划的设计者们认为，只有饥饿和丧失信心的人才会给共产党投上台票。但是自信心的重建和恢复需要时间；与此同时，投票已经开始。这个问题在意大利非常严峻；在那里，一个规模大且得到莫斯科慷慨的资金支持的共产主义政党很有可能赢得1948年4月的大选。在捷克斯洛伐克刚刚爆发二月政变之后，如果这个共产主义政党获得成功，它在心理上产生的影响将是摧毁性的。“如果意大利赤化，”一位国务院顾问警告说，“共产主义在欧洲就很难被遏抑了。”¹⁴而美国的援助刚刚开始输入，《马歇尔计划》带来的还只不过是难以指望能发挥作用的承诺。

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在当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授权去开展秘密行动：这是那个时代相对比较单纯之处。但是在国务院的鼓励下，它终于拔刀相助。它迅速组织起对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和意大利其他非共产党党派提供秘密资金，同时赞助了一场鼓励美籍意大利人向他们在意大利的亲朋写信的运动。这些即兴措施发挥了效用：意大利共产党在4月18至19日的民意测验中被压倒。凯南后来回忆说，他在当时总结道：“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偶尔有需要由美国政府采取那些不适合它公开运作的行动，并且政府无法对这些行动承担正式的责任。”¹⁵不久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扩展了中央情报局的角色，包括：

宣传、经济战；防御性的直接行动，包括蓄意破坏、反破坏、摧毁和疏散等措施；颠覆敌对国家，包括支援地下抵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集团，并且援助自由世界里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的本土反共力量。

所有这些活动都以这样的方式执行，即“如果暴露，则美国政府能够有理由否认对其负有任何责任”。¹⁶总之，美国官员们得学会撒谎。

那么，这种做法如何与凯南早先声称的美国只需要“遵循自己最好的传统”以“证明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是值得延续的”说法相符合呢？凯南坚持认为，由国务院监控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以保证“合理的否认”，并不意味着取消了所有的限制：他个人期待“清楚了解每项行动的目标以及实施的程序和方法，而这些都包含着政治性的决定”。他承认，这种主动行动必须拥有“管理着普通行动的规则和行政准则所允许的最大的灵活性和自由”。¹⁷但是，这些主动行动应当是不多的：只有在“当发生某种情况需要采取这种行动时”，才可选择这种行动，“可能我们许多年都不必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凯南后来承认：“它并没有按照我所设想的那种方式去运作。”¹⁸

中央情报局从事秘密行动的雇员数量，从1949年的302人增加到1952年的2812人，并且在海外还有3142名“合同制”人员。他们在当时被派驻在海外47个地点，而在1949年只有7处，并且每年秘密行动的预算从470万美元增加到了8200万美元。¹⁹这些行动也并非很少开展。自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职以来，中央情报局经常性地向苏联、东欧和中国渗透间谍、破坏者以及抵抗运动领导者。它还资助那些向这些国家开放的名义上独立的广播电台，以及工会、学术会议、学术期刊和学生组织，其中一些在美国国内活动。它同美国空军合作开展空中侦察任务，这些活动经常性地侵犯了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领空。它研制毒素和控制思想的药物。它在菲律宾组织开展反叛乱行动。并且，通过与当地支持者和流亡组织合作，它成功地推翻了有左倾倾向的政府，1953年在伊朗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54年在危地马拉推翻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他们两人都在本国将外国资产国有化，引起了华盛顿的猜测，认为他们同情共产主义。²⁰秘密行动的范围愈益扩大，胆大妄为与日俱增，使得凯南在多年后承认当初的建议是“我犯下的最大的错误”。²¹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却少有人有这样的看法。对于他们而言，这件事非常简单：苏联已经开展间谍、资助“阵线”组织、推翻外国政府的活动，并且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一直试图进行思想控制。它根本不遵守道德或法律的约束。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这份绝密的国家安全战略评估报告在1950年指出：“克里姆林宫能够选择实施任何权宜之计以实现其根本计划。”这份文件的首要执笔人是继凯南之后接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的保罗·尼采（Paul Nitze）。面对这样的危险，尼采坚持认为自由世界若要保卫自身，则必须暂停他们秉持的价值观念：

我们体制的完善性不会遭到任何旨在挫败克里姆林宫计划的公开或秘密、暴力或非暴力行动的破坏，我们自身在行为上对我们价值观的遵循也不必禁止这类行动，只要这类行动是为了实现目的而精心策划的，并且不要太过分或者产生误导以使我们而不是那些奴役人民的恶人成为人民的敌人。²²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首要目的是支持“灵活反应”战略：这是一个要求当侵略行为无论何时发生都予以回应，不扩大冲突或退缩的战略。由于其花费高昂，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这一方案，转而依赖于核报复威胁。²³但是他和其后的历任总统直至尼克松，仍然持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中清楚阐述的观点，即在国内限制政府行为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必要依然遵循：在更广阔的环境中，美国必须如它的顾问们所建议的那样，能够自由行动。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残暴无情的敌人，其所宣称的目标是统治世界，”《杜立德报告》（The Doolittle Report）——一份高度机密的中央情报局对秘密行动的评估报告——在1954年总结道，“在这个游戏中，不存在规则。迄今为止，人类行为的准则并不适用。”²⁴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赞同。1955年他在私下里写道：“我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一些关于国际体育家精神的传统观念丝毫不能适用于当今困境重重的世界。”“真理、荣誉、正义、为他人着想、所有人的自由——问题是……当那群对这些价值……观嗤之以鼻的人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保存它们。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他在他的句子下画了线以表示强调，“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价值观同纯粹的程序相混淆，即便后者或许会一度拥有与道德观念相同的地位。”²⁵

就这样，冷战将美国领导人变成了马基雅维利。面对着“如此众多不善之人”，他们决心自己“要学会能够做不善之事”，并且如这位伟大的意大利政治权术家——也是一位爱国者——所说的，“根据需要”决定是否使用这种技巧。